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第一节 永嘉学派渊源
  南宋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永嘉人口激增，农业、手工业迅速兴起，城乡商业日渐繁荣，导致永嘉文化学术大放异彩，永嘉学派进入黄金时代。
  永嘉学派可溯源于北宋中期，当时有王开祖、丁昌期两人在永嘉从事学术活动，同时瑞安还有林石在讲学授徒，学术活动大约都在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称为“皇祐三先生”。其中以王开祖影响较大。
  王开祖，字景山，永嘉县人，生卒年不详，皇祐五年（1053）进士，第二年授试秘书省校书郎继任丽水县主簿。后辞官回家，在永嘉县城东山之麓讲学授徒，从学者常数百人（后人于其地建东山书院）。以后以贤良方正召，未赴而卒，终年三十二岁。著作有《儒志编》一书传世，是他与众弟子论学由门人默记而成，因而后人称为儒志先生。王开祖曾和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交游。王安石《答王景山书》说：“闻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观。不图不遗而惠赐之，又语以见存之意，幸甚！幸甚！”王开祖大概受到王安石推崇《国礼》，而对《春秋》有所批评的影响，重视史学研究，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重视实践。其影响所致，南宋永嘉学者重史学，更重实践，而重视实践，其发展必然重视事功。永嘉著名学者陈谦，尊王开祖为“永嘉理学开山祖”，可知王开祖对以后永嘉学派有重大影响。
  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哲宗元祐年间（1078～1094），永嘉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煇、蒋元中，先后在京师（今河南省开封市）太学读书，人称永嘉元丰九先生。九先生以后全部接受洛学，据全祖望说，其中周、许、二刘、戴述、沈躬行六人是亲自赴洛阳向程颐学习的；蒋元中、赵霄、张煇三人则是私淑。这些人中以周行己对南宋永嘉学派形成影响较大。
  周行己，字恭权，学者称为浮沚先生，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太学博士，曾两次在永嘉县城谢池坊筑浮沚书院讲学。北宋中期，我国思想界主要有四个学派，即王安石的新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轼、苏辙的蜀学。周行己开始是学王安石的新学；稍后，从张载弟子吕大临问学；最后赴洛阳从程颐学，正因为周氏学习新学，又学关学，再受洛学，所以其思想学说与正统洛学思想在政治、经济、哲学等等以及学风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
  首先，从政治思想看，程颢、程颐猛烈反对王安石的新学。他们说：“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却是（王）介甫之学”。周行己曾于徽宗大观三年以“师事程氏”被御史毛某参劾，免去齐州教授，政治上似属洛党，但他政治态度又与程门弟子不同。现存《浮沚集》中未见有攻击诋毁王安石及新党的文章。反之文集中有《上宰相书》，这个宰相就是新党人物蔡京。他在信中希望蔡京“益广贤路，以收实才；再定法度，以救时弊。”以合作的态度提出意见，并不是如程门弟子杨时那样，专力攻击王安石和新党。由此可见周行己对新学仍是尊重的，政治态度比较开明。
  其次，在哲学思想方面，世界观继承洛学“理”或“道”是万物本原说法，但又揉杂关学“气”说。他认为“道”是“万物莫不由之”本体，但又认为“气”起着“氤氲相荡”运动作用。“气”有阴阳两体，两体相反，叫做“二端”。“气”的“二端”经营“氤氲相荡，升降沉浮，动静屈伸”的运动变化，相反相成，终归于一。他将先验性的“道”置之于物质性的“气”上，这是洛学唯心主义观点。不是关学“气”在“道”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可是他主张“气”的运动说，对叶适影响颇大，以后叶适接受他所传关学“气”的运动说，认为“气”是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叶适说：“夫天地以大用付与阴阳（物质），阴阳之气运而成四时。”又说：“道原于一而成为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耦、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唯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
  其三，周行己在学风方面注重学以致用，与洛学不同，而与关学相似。关学重视学以致用，注意研究天文、兵法、医学以及礼制等等，张载本人就对天文学很有研究，发展地动说，而洛学则专重修心养性，“涵泳义理”。张载曾对二程说过：“学贵于有用。”而程门大弟子谢良佐却批评张门弟子“溺于刑名度数之间”。周行己对实际问题颇为注意，他曾说过“学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他曾对当时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大钱引起物价上升，使国家财政发生困难提出解决办法。并指出朝廷任意规定金属货币名义价值，如高于其金属内容价值，必然不能维持，会在流通中自动地趋于与其真实价值相等。他在《皇帝书》（第二书）中说：“然而当十（钱）必至于当三（指当十大钱的含铜量只等于三小钱），然后可平。”他还指出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大钱，势必产生许多恶果。第一是引起物价上涨，第二是引起私铸，第三是使人民遭受损失。周行己在永嘉讲学数年，在传洛学兼传关学过程中，使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在政论、哲理、学风等方面，与正统洛学有差异。特别是注重实用之学这方面，更有明显区别，这对以后永嘉事功学派有积极作用。近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说：“永嘉诸子重视实用之学的风气，实由周行己开其先河。”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二节 永嘉事功之学兴起
  薛季宣是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创始人。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中说：“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溉）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今人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谈及永嘉学派时，也认为“它真正获得独立的思想体系而自为门庭，当作一个异端学派而与理学、心学两派称‘鼎足’，实由薛季宣作为转变的中介。”同时，吕振羽在《叶适集》序言中也说：“叶适思想的若干基本论旨，《艮斋学案》所收《艮斋浪语集》及其他部分，已大都有了发端。”这些论述说明薛季宣在永嘉事功学派以及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谥文宪，南宋永嘉县人，《宋史·儒林》有传。出身官宦世家，父徽言，曾任起居舍人，以坚决反对秦桧和议而著名。薛季宣六岁时，父母双亡，为三伯父薛弼收养。薛弼是个颇有军事才能的官员，曾任岳飞的参谋官，季宣随弼宦游各地，因而得识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旧部，在老校退卒爱国主义熏陶下，成为主张抗金人士。十七岁时，薛弼亡故，往依其岳父荆湖北路安抚使孙汝翼，抄写机密文字，受学湖湘程门学者袁溉。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薛季宣以二伯父昌言恩荫，出任鄂州武昌县令。第二年秋天，金主完颜亮分兵四路，大举伐宋，深入蕲黄（州）以南，薛季宣动员人民守住武昌。以后历任婺州司理参军，除大理正、湖州知州，孝宗乾道九年（1173）病死。薛季宣学问渊博。陈傅良称赞他：“公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隐形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薛季宣著述丰富，于《诗》、《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皆有训义，其杂著曰《浪语集》。现存有《书古文训》16卷，《浪语集》35卷。
  薛季宣的事功思想体现如下：
  主张义利一致性。薛季宣《大学解》“生财有大道”一段话的解释是：“《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务民之义，则天下一家，而财不可胜用，藏之于下，犹在君也。以财发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为财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为上有节，为下敦本，财用之出，庸有穷乎？……聚敛之臣，不知义之所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于民也。民争利而至于乱，则不可救药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养其大者之人也。所见之小，恶知利义之和哉！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财之道。”薛季宣在这里提出义和利的一致性，告诫统治者必须“为上有节”，剥削要有一定限度，不可与民争利。“为下敦本”，人民务农经商，生产致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财不可胜用”。这就是“义利之和”。这与以后叶适所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是相一致的。而和朱熹所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完全相反的。
  依靠民兵防边。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天，金主完颜亮大举伐宋，薛季宣守住武昌。武昌是个小县，“户三千五百，弓给财（才）五十人，土军十有九人”。薛季宣用保甲法组织人民，农闲时教习人民击刺、驰射，每五日轮流校阅。加强防御工作，战力大增。
  反对隆兴和议。孝宗隆兴元年（1163）五月，张浚北伐失败，投降派积极求和。第二年，宋金双方进行谈判，由于秦桧余党汤思退自坏边备，金人重占海、泗、唐、邓等州，以后双方达成和议，宋向金岁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在这次和议商谈时，薛季宣极力反对，明确指出妥协求和之害。曾上书给中书舍人胡铨说：“示弱求和，……无厌之求，必将纵于我矣。一辞其请，则和不可就；举从其命，必将有所不给。……然则今日之和，是为坐困之策。”提出目前保国之计，“和不若守”，“上策莫如自治”。他的“自治”，是要南宋政府加强守备，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达到国家富强，“则恢复之计在其中矣”。
  裁减冗官冗兵。孝宗乾道四年（1168）薛季宣被召对时，向孝宗说：“臣窃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县，皇皇财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给，百姓睃肌及髓，而日以益甚。虽有卓荦之士，……终无以救其万分，详求其故，则冗官、冗兵二事，实有以困之也。”最后说：“与其张无职之官而紊政，养无用之兵而虚骄蠹国，人情不恤，固当图之。”希望孝宗加以整顿改革。薛季宣的意见切中时弊，可是积重难返，一直到南宋灭亡，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革除吏胥舞弊。一向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希望能为人民减轻一些负担，特别是革除吏胥舞弊。他针对当时吏胥在税收中舞弊情况提出各种解决办法，特别是州县要将每户科折（赋税）数目公开告诉人民，要有透明度，这样可减少吏胥作弊机会。
  合理使用人才。当时南宋统治阶级中一些当权者往往认为国家衰弱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人才缺乏。薛季宣则认为“天下之才，未尝乏也”，“伯王之主，不异代而求贤”。问题是在于如何重视人才，如何合理使用人才。应该用其所长，不能偏重门第、出身。
  在永嘉事功学派形成发展过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是陈傅良。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瑞安县人，是南宋颇负盛誉的学者。《宋史·儒林》有传，学者称止斋先生。陈是薛季宣的大弟子，而叶适则受其影响很深。叶适《陈公（傅良）墓志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又在陈傅良夫人《张令人墓志铭》中说：“其夫有学行文词经世之业，远近宗从，登门请义，通日夜，历寒暑，室内常无坐处。”可知陈傅良在永嘉学派中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陈出身农家，九岁时，父母双亡，家道困穷，所以很早就在瑞安、永嘉教书，谋求衣食之资。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十四岁时才入太学读书，乾道八年（1172）进士甲科及第，累任太学录，桂阳军知军，吏部员外郎，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等官。宁宗嘉泰三年（1203）卒于家。“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著作颇多，现存有《止斋文集》52卷，《春秋后传》12卷，《历代兵制》8卷等。在哲学思想方面，批评朱熹的道学思想，继承薛季宣“道在器内”论点，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主张为学必须务实，不喜欢空谈义理，其弟子曹叔远曾当面对朱熹说：“自年二十，从陈先生，其教人读书，但令事事理会。如读《周礼》，便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便理会二帝三王所以区处天下之事，读《春秋》，便理会所以待伯者予夺之义。”并说：“若只管去理会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陈傅良对史学造诣极深，有历史著作《建隆编》、《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书。《建隆编》又名《艺祖通鉴节略》，是将李焘《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宋太祖一朝史实加以考订节写而成。宋代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称赞说：“近岁陈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并被推许为“最为知今”的学者。所著《历代兵制》，是通史性质的我国历代军制史，此书甚为现代学者、军事专家所推许，认为“在中国古代数以千计、门类赅备的军事著述中，属于通史性论述，历代军制存世之作，则仅有南宋时学者陈傅良著的《历代兵制》一书”。陈傅良深究史籍，目的是为“古为今用”，重视事功，曾指出：“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叶适赞美他：“能新美旧学而和齐用之。”陈傅良又是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学者、政治家，生当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时代，深痛南宋国势衰微，失土未复，时刻以恢复中原为念。他认为只有从“结民心”、“宽民力”、“处置冗兵”、“慎择官员”、“整顿财税”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问题。陈傅良在36岁中进士前一直在家教书，出仕后两次罢官，亦回乡执教，并创办仙岩书院，培养众多人材。叶适和他游从四十年，影响很深，从而使叶适能继往开来，成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的事功思想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等人，是永嘉学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第三节 叶适与永嘉学派
  叶适，字正则（1150～1223），永嘉县城郊水心村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进士第二名（榜眼），授平江节度推官，召为太学正。光宗时，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宁宗时，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除权兵部侍郎。时韩侂胄当政，将攻金，叶主张规复故疆，但反对无准备之冒险。除权工部侍郎，旋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屡败金军。及韩侂胄兵败被杀，叶反以“阿附权臣（指韩侂胄）”，被夺职奉祠，回乡从事讲学著述。
  叶适出生于水心村，后“连困厄，无常居，随僦随迁，凡迁二十一所”。十四五岁时，迁住永嘉楠溪档溪，受学于刘愈，并有深刻影响。后向永嘉学者郑伯熊、王楠等人问学，均不是正式门生，与陈傅良“从游四十年”，受其影响最大。现存著作有《习学记言序目》50卷、《水心文集》29卷（内拾遗1卷）、《水心别集》16卷。继承薛季宣、陈傅良事功学说，集永嘉学派之大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相鼎足。以经济、政治、哲学、史学、教育等方面，代表南宋时期进步倾向。
  经济思想
  叶适生长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故乡永嘉县是个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繁盛的地方。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形势，叶适认识到工商业生产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农业重要性的前提下，反对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批评“抑末厚本”思想。认为政府应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发展工商业生产，然后才能使“治化兴”。又要求政府给予工商界优秀人士以出仕机会，在政治上有代表人物和发言权。说：“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感叹当时税收之重，一直反对盐、茶禁榷。他的理财概念是：“夫山泽之利，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也”，“若茶则民所自种，官直禁而夺之尔”。在《财计上》中认为圣君贤臣必须善于理财，“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将理财与聚敛严格区别开来，“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指出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聚敛则是“务以多取为悦”。反对抑制兼并，把土地私有制看作天经地义，承认富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完全是正当行为，对后世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
  政治思想
  叶适是个从社会下层出身的士大夫，对当时政治危机，人民疾苦，更为关心和敏感。南宋时期，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灭亡北宋后，侵占中原，又不断南下掳掠，而宋对外敌却举棋不定，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终而灭亡。叶适希望南宋转弱为强，从当时人民切身利益的“冗官”、“冗兵”耗费民财，吏胥作恶荼毒百姓等问题着眼，提出意见，企图进行改革。
  叶适曾数次向孝宗皇帝慷慨陈辞，坚持抗金和收复失地。在《治势》等三篇文章中，反复论述：“顾今天下之势，……（陛下）如责成将率，使各尽力，执大义以诛强仇，则天下可以拱揖而定也。”开禧二年（1206）春间，韩侂胄决定北伐，叶适向宁宗连上三札，认为北伐这样头等大事，应该深谋熟虑，不能仓卒从事，否则后果严重。他说：“移迫动应久之兵，而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慑，不宜一却而不收。”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对当时困扰南宋的冗官（包括吏胥）、冗兵、冗费问题，叶适在《吏胥》中提出具体办法，说：“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则调出官州县，才能超异者，或遂禄之。”他想从提高吏胥素质入手，进而解决冗官问题。当时宋金对峙，军队常在百万以上，冗兵是当时财政最大负担，叶适主张精减军队，发遣散费，使之经商或从事个体手工业生产；主张招集流民屯垦，训练民兵以卫边防。
  哲学思想
  叶适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明确地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吸收古代以五行为五物（水、火、木、金、土）以八卦为八物（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进而用五行八卦来概括世界总体的物。叶适说：“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按卦所象，惟八卦，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他认为，五行八卦所代表的具体事物都是由气构成，气是造化根本，其本身无始终。
  对当时思想家所论“物”与“道”关系问题，叶适明确指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认为道在物中，不能离物而独存，“道”即是“物之理”。他认为世界不断运动变化，“夫物之推移，世之变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阴与阳，刚与柔等都是“相禅”即互相依存而又互相转化，以致使万物处于无穷无尽变化之中。这种认识论肯定知识来源于物质的客观世界。他认为人们要获得关于道或理的正确认识，就必须详尽地考察天下之事物。“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认为言、道、论，即理论原理，都必须符合于事、器实，即客观事物实际情况，才能是正确的。叶适对于认识论问题提出许多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批评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心性之学”。
  史学思想
  叶适是“具有良史之才”的思想家，也曾任过史官，著有《叶学士唐史钞》、《名臣事纂》等。所研究史学从事功思想出发，吸取历史上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企图使南宋政府改良政治，变弱为强，光复中原。他说：“臣尝窃悲当世之故，而其义不得以尽言，请泛论前世之帝王得失成败可考之迹，以见其意。”“至于经国之规，御世之要，切近而不少陋，宏阔而不为迂，盛衰之相因，治乱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发之。”因为叶适以历史为殷鉴，尤其重视历史“古为今用”，“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叶适注重近代史编写，主张直书史实。在古代经史中最推崇《春秋》，认为这是当时人所写的近代史，“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述其悖缪以示后世”。并认为它的作用非《诗》、《书》等著作所可比拟。正因为叶适赞扬当代人物编纂当代史事，因而对后世史家追记前代史事，认为容易发生错误。“（班）彪言司马迁汉事，止（只）据陆贾，无别书。彪及固自著亦不言所云何书，但云‘继承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而已，今史家用官文书比次日月，犹尚错谬，则迁、固缀集所闻而成者，安得传信！”他进一步要求纂修史书要“以信信，言必有所从受”，记录史事必须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不能“或因所闻遂记之”。在以事功思想研究历史的指引下，叶适认为经书即是史籍，最早提出“五经皆史”的说法，对后世史学界影响甚大。同时叶适毕竟是为儒家理论所限的封建社会思想家，也宣扬一些历史倒退论，认为三代之治优于后世，“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礼义之余焉；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而总的说来，瑕不掩瑜，他的史学思想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
  教育思想
  叶适作为我国古代一位大教育家，教育思想和方法值得后人称道和研究。叶适一生经历，从事教育工作，约有30多年。从16岁在乐清县白石村塾开始执教，至29岁中进士以前，都在乐清白石、雁荡山寺院和永嘉茶院寺学塾教书以及到金华“游学”（实际上是在富人“家学”中教书）。出仕后，任太学正，成为国家最高学府教师和负责人。59岁时罢官回乡后，又一直讲学授徒和著述，到74岁时为止。在南宋内忧外患交困形势下，叶适认为教育能培养安邦定国的人才。“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这种治国人才是“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在教学中很重视书本知识，“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同时也要求学生注意外界事物，扩大自己见闻，“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而且要能“内外交相成”，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并要求以实际事物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叶适认为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病是：“养而不取”和“取而不养”。南宋朝廷设立官学虽多，可是由于“养而不取”和“无取士之法”，致使许多官学成为弃材之地。另一方面，朝廷又是“取而不养”，“今三岁诏举进士，州以名闻者数十万人……天下多以其词艺为不当得……朝廷既以取之，虽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较，则取而不养，此天下之所共知面莫能革者也”。如何克服“养而不取”与“取而不养”？他针对当时情况提出三点改革措施：第一，必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第二，要加强对州县官学的考察；第三，要加强对学生的封建道德教育。叶适特别强调师友相互讲习的作用，说：“《记》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诚是。然择友最难，有通国旷世而不获者矣。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造次颠沛皆道所在，而无难求难得之患，圣人所以能终其身于学而不厌，由此也。”叶适还对宋代科举制度、“荫补”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培养人才，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是正确途径。官僚子弟如果具有一定才能，可以为国家任用，应该养之于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然后再加任用。
  第四节 永嘉学派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永嘉学派在南宋时期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永嘉学派注重事功，重视史学研究，对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产生很大影响。黄宗羲著《宋元学案》，称誉永嘉学术。全祖望在修补原本中，对永嘉学派更大力表彰，有一恰当的评价：“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谭嗣同亦极推崇永嘉学派：“极言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盖欲外御胡虏，内除秕政耳，使其道行，则偏安之宋，庶有豸乎”（《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
  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具体说来有下列三个特点：
  “明夷之夏别”，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金兵所到，庐舍为墟，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陈谦、王允初等人都是坚决的抗战派，其中很多人曾亲自指挥军队抗击过金兵，在抗击完颜亮大兵南下和开禧北伐中取得战功，薛季宣保全湖北之武昌，叶适守御建康，陈谦、王允初捍卫襄阳、安陆，均名垂青史。他们还著书立说，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生徒，希望恢复中原。训释《春秋》，本着“尊王攘夷”精神，教育人民当明“夷夏之别”。他们研究兵法、兵制、考查山川地理，以明了敌我形势。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南宋永嘉学派成员研究《春秋》有15家，专著19部。孙诒让认为“其书于治乱得失，推论明切，又多引后世史事参互验证，以阐教戒之旨”。现存3部即陈傅良《春秋后传》12卷，戴溪《春秋讲义》4卷，黄仲炎《春秋通说》13卷。研究兵制兵法著作有11部，现存陈傅良《历代兵制》8卷，钱文子《补汉兵志》1卷，研究地理有18家，著作23部，现存周去非《岭外代答》、陈武《江东地利论》以及薛季宣《九州图志》残篇《幽州图志》。
  重视史学研究。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永嘉事功学派学者希望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道理，因此研究历史风气极盛。根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所载，永嘉学派中著述史书作者有25人，著作43部。现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20卷，朱黼《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28卷，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1卷，其他散失殆尽。徐自明是永嘉枫林人，孝宗淳熙五年进士，晚年官至永州（湖南零陵）知州，所著《宋宰辅编年录》一书，起自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05），记载两宋十三朝250余年宰相、执政大臣任免情况，叙事翔实，注解精简，史料价值极高；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记载其父王允初（永嘉千石人）于宁宗开禧二年（1206）守住德安府治安陆108天战绩。
  重视实际问题，研究实用之学。《周礼》是战国期间著作，详细记述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王安石变法时，为托古改制，曾亲加训释，写成《周礼义》一书，在书序中说：“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同样，永嘉学派成员学者为整顿吏治，改革财政制度，达到国家富强，也对《周礼》大加研究，这和承受王开祖学术思想有关。南宋后期，永嘉学派成员王与之著有《周礼订义》，采集前人注说51家，其中南宋时期永嘉学者及其门徒12家，实际上还有许多永嘉学者研究《周礼》未为该书所录。他们研究《周礼》，是以《周礼》究古今之变，衡量宋代制度得失。现仅存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11卷和王与之《周礼订义》80卷。后者是一部编集和订正前人训释《周礼》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