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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谢铎的评价按资历和创作实绩来说，谢铎在茶陵派中都是仅次于李东阳的。谢铎于正德五年去世，李东阳则于正德十一年去世，几乎可以说从及第入仕以来，他们一同发起并主导了茶陵诗派的主要活动和创作。即使在谢铎长期的居乡休养期间，两人之间的书札往还、诗笥赠递也非常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李东阳对他人格魅力及诗文造诣的推崇。如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他“故其所就，沉着坚定，非口耳所到”，“近时作古乐府者，惟谢方石最得古意”，又在为谢铎所作《神道碑》中称其“为诗精炼不苟，力追古作，当所得意，殆忘寝食。文尚理致，谨体裁，考订、评骘多前人所未及”①等等，都是非常鲜明的例子。谢铎在其他同僚中更是颇孚众望，他除了诗文以古雅敦厚、富有理趣为人称道外，其三仕三隐的品节操守更成为士林表率。像他每一次起复都有众多同僚一同举荐，无论是参修前朝实录，还是先后担任南北国子监祭酒，兼任礼部右侍郎，无一不是因为他深湛的经史造诣和不慕荣利的品节在起作用。
  谢铎晚年与茶陵后进成员还有着密切的交往，像顾清为屠勋所作《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行状》中说：“公（即屠勋）在刑曹以诗名，故太师李文正公、尚书吴文定公、礼部侍郎方石谢公皆与之唱和。”②由此可知，李东阳、谢铎、吴宽等茶陵诗派前辈经常与茶陵后进们唱和往来。在交往过程中，谢铎更在他们中间享有较高的声誉，如钱福《答谢方石送〈逊志斋集〉》一诗称：“天地已经皇祖造，纲常需用若人扶。道从阙里心先到，文出龙门思更殊。终古有人开汲冢，后来无地奠生刍。翰林风节依然在，重向天台识范模。”③邵宝《谢方石先生挽词》说：“我归林下公长逝，千里诗筒望不来。海隐本非唐少室，山居真似宋徂徕。雅歌何处声相和，野服它年手自裁。有石大书明祭酒，古松阴里墓门开。”④石珤《送方石谢先生》称：“搔首乾坤任达穷，高情谁复叹飘蓬。学传伊洛非无用，官比阳城更不同。直笔史宜留阁下，抱琴人已立堂中。分明六馆诸生力，夺我春来满坐风。”⑤上述种种，皆为谢铎在茶陵诗派中的影响及表现。
  谢铎强调诗歌写作中情感的作用，并注重结合历史和现实问题加以呈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代表了茶陵诗派中与李东阳“四十年不出国门”现实性不强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种创作倾向。正是他大量反躬自问和适情愉性交织、追古慕道与针砭时下融合的诗文特色，使得茶陵诗派具备了与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金玉其外却空洞无物的颓靡气骨截然分开的必要条件。尽管他们尚不能全面彻底地与之决裂，却为新的文学流派亦即复古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开阔了境界、激扬了风气。以谢铎为代表的许多茶陵派成员，如刘大夏、程敏政、吴宽、罗玘、吴俨、顾清、鲁铎等人，力追古作，诗风健劲，又关心民心时事，全面提升了这一文学团派的思想性价值和美学风貌，他们的复古追求，诗歌方面固然以盛唐为宗，但兼综汉魏六朝乃至宋元诸家，对前后七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顾起纶《国雅品·士品二》中说：“李文正宾之，学既该博，词颇弘丽，且老于掌故。其咏史乐府，乃所优也。当时如丘邵二文庄、吴文定、石文隐诸缙绅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叠和累篇，每以什计……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毂后进，而李、何、徐诸公作矣。”①这是对茶陵派整体创作实绩的合理评价，虽然李东阳的领袖之功不可忽视，而谢铎等人对时风转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应得到更加的关注和肯定。
  在历来的文论家眼里，谢铎主要是作为李东阳的傅翼来看待的。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说：“复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亦李流辈也。”② 王世贞早期受前七子的影响，在评价茶陵派成员的时候难免有所偏颇，谢铎亦遭其嘲笑，他说：“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澹沲，而易见底里。谢方石如乡里社塾师，日作小儿号嗄。吴匏庵如学究出身人，虽复闲雅，不脱酸习。……陆鼎仪如吃人作雅语，多在咽喉间。张亨父如作劳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③上述多为其年轻时逞意使气之辞，不足为训。而王氏《明诗评》的立论则略见公允，其卷三论谢铎说：“文肃资之玄朗，功深琢磨，逊心长沙之门，用构台阁之体。”④他说谢铎文史功力渊厚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说他的诗文乃是台阁体的余绪，则显然没有看到谢铎诗文中大量关心民生疾苦，强调文章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的存在。时人亦有关注谢铎诗歌特色的，如安磐《颐山诗话》说：“李西涯云：‘谢方石好用梦字、笑字，每以语之，不易也。’然不知方石尤好用敢字、极知字，十诗常七八有之，比之梦字、笑字为尤多，西涯偶未之觉耳。”⑤这是就他的炼字情况而言的。又有关注他品节的，如明徐泰《诗谈》：“后谢铎刚毅英华，焉用藻饰。”⑥应该说，明代文学批评界对谢铎的评价主要就是从品格和诗法两个角度立论的，相对李东阳而言受到的关注相对要少得多。清代以降，乃至当下，谢铎受到的关注都不是很多。像清代修纂《四库全书》之时，谢铎的《桃溪净稿》仅列存目，即可以看出他诗文集的流传是非常有限的，这无疑是造成谢铎文学史地位不高的最直接的因素。随着近来《桃溪净稿》的整理出版、明刊本《桃溪类稿》的发现和整理，这都为对谢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和评价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确立他在茶陵诗派中仅次于李东阳的重要地位，是综合他的生平仕历及创作成就得出的结论。在对谢铎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必将对茶陵诗派整体的研究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李东阳的评价明人邵经邦《艺苑玄机》描述弘、正间的文学景况说：“弘治中，右文尚儒， 海内熙皡，王臣既无鞅掌，台阁特尚清宴。时则西涯、篁墩作于翰林，邃庵、白岩起于省寺，二泉、双溪奋于郎曹，遂有康对山、吕泾野、王苍谷、边华泉、王浚川、崔后渠、李崆峒、何大复，又有都南濠、徐迪功、何燕泉、顾东桥、薛西原，闽广亦有郑少谷、戴仲鹖、戴时亮，川蜀有杨升庵至曹、江、马、王、林、阎诸子，林下复有张昆仑、孙太白，而吾浙方棠陵至林白石、林平厓，余所缔交。……迄于今日，鸿词藻什，代不乏云。”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亦称：“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②由上面叙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承接台阁余绪，开启李、何复古的重要地位。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张昆仑、孙太白为代表的山林派人物，各自在朝野山林等不同场合欢歌吟唱，三者在活动时间上是重合的，在成员之间的创作上又有交织性。他们总体上体现了弘治、正德两朝的文教兴盛，同时茶陵派又悄然扮演了一个继往开来的角色。
  茶陵诗派之所以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首要归结于李东阳提出“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这样一对表面对立又相互渗透的概念，尽管这对概念肇端于宋代王安国和吴处厚，但是到李东阳这里更重视它们在创作实践中的意义。
  他在营造诗文鞺鞜典雅的馆阁器度的同时，又不偏废对山林清逸之气的追慕，从而将永宣以来的台阁体从请托应制、虚廓平庸的俗气中拉了出来，并使之呈现出闲雅娱情与典重庄严并存的风格面貌。在李东阳的倡导下，罗玘《馆阁寿诗序》、钱福《墨庄诗集序》、何孟春《余冬诗话》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台阁与山林两类诗文题材的理论发展过程及创作特点，吴宽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梅尧臣“穷而后工”的创作观点，而代之以“隐而后工”，其实还是强调闲雅情趣的理论体现。典重庄严与清新恬淡结合的创作倾向是茶陵派共有的一个特点，也即是在他们成员作品中屡见不鲜的“廊庙”“江湖”“城市”“山林”等等并提的字眼；另外，他们在瀛台雅集、陪祀斋居之余，将诗歌选材的层面放低，更加关注日常景物的情致、独处自问的感怀，甚至是关心下层民生疾苦的文字。像谢铎强调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在出处进退中济世忧民与放怀自释的双重主题的表达，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总之，茶陵诗派对台阁体的承继首先是从改造其核心创作理念开始的。
  这种改造既有从台阁体概念本身出发，探讨它的选材和审美要求，并强调“山林”这个与之匹配的概念，弥补三杨在创作理论方面畸轻畸重的缺失；又进一步拓展诗文创作的境界，包括探掘它们的情感深度，精研诗句的音律、平仄、修辞等美学特征，树立汉魏六朝及唐诗的典范地位，走出官邸和庙堂，关注下层社会的疾苦等等。应该说，李东阳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建树的作用，这种台阁与山林结合的理论或与其他成员创作旨趣暗合，或径为之接受，使茶陵派从骨子里呈现出与台阁体作品全然不同的风格面貌。
  另外，李东阳又在诗歌创作形式美的追求方面多有发见，他推尊盛唐、兼取汉魏的审美倾向既是当时时代风气的集中反映，又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复古理论的提出具有最直接的先导作用。然而，由于李东阳个人仕历及才性的限制，他的诗文在思想境界及题材广度方面突破三杨的地方还不多，这也导致了后人评价茶陵诗派整体时立论不够全面准确，而只是把它简单看作是台阁体文脉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后人对茶陵诗派产生误解，李东阳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麓堂诗话》较远的理论源头无疑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他接受严羽“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①的核心论断，以唐诗为最高的审美标准来评价唐前诗、宋诗与元诗，并把唐诗看作无法逾越的典范；而较近的理论源头则无疑在于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四库馆臣评价是书说：“明初闽人林鸿，始以规仿盛唐立论，而棅实左右之。是集，其职志也。”又说：“《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①像后来万历年间赵宧光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重新增订编刻《万首唐人绝句》，屠隆《唐诗品汇选释断序》等都可以看出《唐诗品汇》的影响之大。
  李东阳则在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之前对推扬《唐诗品汇》及“闽中十子”尊唐的观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在《麓堂诗话》中对“闽中十子”之首林鸿《鸣盛集》专学唐、袁凯专学杜，能“流出肺腑，卓而有立”②表示钦敬，而且在诗歌批评过程中还自觉运用严羽、高棅对唐诗的分期论断，来评价唐代及前后朝代的诗歌创作。正如高棅在《唐诗品汇·凡例》中“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③，表现出俯瞰唐诗全貌的理论魄力，李东阳的批评眼光同样并不限于盛唐诸家，这同样与当时较为开放的诗学心态有关。如成书于明永乐前后的《诗渊》是博搜魏晋六朝至明初诗词的一部类书，其收诗五万余首，词近一千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宋代诗词，金元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④ 成化三年皆春居士重刻元人方回《瀛奎律髓》一书，并在序中说：“今观其所选之精严，所评之当切，涵泳而隽永之，古人作诗之法，讵复有余蕴哉！”⑤这种评价不仅肯定了方回，更是对其遵从江西派诗法的观念的肯定。
  上述两点均说明，明代中前期尊唐的风气逐步浓厚，但是其他时代的诗歌也没有偏废，李东阳《麓堂诗话》中多有宋元及明初诗歌的鉴赏评价，亦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到后来像后七子领袖之一谢榛径称：“《瀛奎律髓》不可读。”⑥这时他们立场观点之偏狭，已是显而易见了。前七子成员像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即是李东阳及同僚杨一清等人的门生，他们与茶陵诗派之间有着天然的师授渊源。不过，像李梦阳年轻气盛不为李东阳所赏，没有如愿进入翰林院，加之外在的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他走上了与茶陵诗派分庭抗礼之路。然而，前七子所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并不是私门独创，而恰恰是李东阳《麓堂诗话》尊唐观念的进一步提升和定格。他们的审美视野限定在盛唐及秦汉，复古的心胸反不如后者通达开阔。李东阳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颇为重要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中予以评价说：“孙仲衍之畅适， 周履道之萧清，徐昌谷之密赡，高子业之戍削，李宾之之流丽，徐文长之豪迈， 各擅胜场，沉酣自得；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揜抑， 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①这段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三、茶陵诗派其他成员的评价除了李东阳、谢铎，茶陵派的其他成员也不容忽视。较早对茶陵派其他成员有着较为详尽且公允评价的，应属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他对时下沿袭前后七子对茶陵诗派一味贬低的论调颇为不满，并有意识地做了一次翻案文章。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评价李东阳及茶陵派说：“成、弘之间，长沙李文正公继金华、庐陵之后，雍容台阁，执化权，操文柄，弘奖风流，长养善类， 昭代之人文为之再盛。百年以来，士大夫学知本原，词尚体要，彬彬焉，彧彧焉，未有不出于长沙之门者也。藁城以下六公，其苏门六君子之选乎？”②他把李东阳与苏轼相比，把邵宝、石珤、罗玘、顾清、鲁铎、何孟春又比作“苏门六学士”，可见推挹之重。继而，他从王世贞早年与晚年态度的转变来说明李东阳及茶陵诗派的创作主张及实绩自有其不可抹煞之处，并以此来矫正当下片面领会《艺苑卮言》并盲目否定他们的态度，他说：“嘉、隆之际，握持文柄，跻北地而挤长沙者，元美为之职志。至谓长沙之启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及其晚年，气渐平、志渐实，旧学销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壮之误，而悼其不能改作也。于论西涯乐府，三致意焉。今之谈艺者，尊奉弇州《卮言》，以为金科玉条， 引绳批格，恐失尺寸；岂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为土苴唾余乎？”③ 除了李东阳，他又对谢铎与其赓和大量的诗作评价说：“当国家承平，词馆优闲无事，以文字为职业，而先辈道义之雅，僚友切摩之谊，亦具见于此。因录诗而及之，亦可以三叹也。”①他能够将李东阳、谢铎的酬唱创作放到他们当时的历史、文学背景下加以考察，并指出了这些作品反映出的情感价值和道义指向，无疑是较为难得的。他论张泰说：“在当时盖以李、张并称，今长沙为台阁之冠，而亨父之名知之者或鲜矣。人不可以无年，信哉！”②因为张泰英年早逝， 他为其当时声名与后世评价的不符而扼腕不平。他论吴宽说：“先生经明行修，颀然长德，学有根柢，言无枝叶。最好苏学，字亦酷似长公。而其诗深厚浓郁，自成一家。”③又论程敏政说：“考证古今，精详博洽，追配其先龙图大昌，近儒莫及也。”④此二则从两人学问根底出发，揭示他们治学与诗歌风貌的内在联系。关于茶陵诗派前期人物，他还论及陆、刘大夏，相对上述几人而言只是条列生平而较为简略。
  茶陵诗派后期成员他也提到许多，如评价石珤说：“其为诗歌，淹雅清峭， 讽谕婉约，有词人之风焉……盖正、嘉间，馆阁文章得长沙之指授者，文隐其职志也。”⑤评罗玘说：“景鸣少出西涯之门，为诗文振奇侧古，必自己出。”⑥评邵宝说：“公举南畿，受知于西涯，及为户部郎，始受业西涯之门，西涯以衣钵门生期之……西涯既殁，李、何之焰大张，而公独守其师法，确然而不变，盖公之信西涯与其所自信者深矣。竟陵钟伯敬尝语予曰：‘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惟邵二泉耳。’”⑦ 评顾清说：“李宾之为馆师，得其指授，益有名于时。……公于诗清新婉丽，深得长沙衣钵。正、嘉之际，独存正始之音。”⑧评鲁铎说：“弘治十五年，进士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为李长沙所重……振之沉潜问学，杜门敛迹，焚香危坐，日夜读书，屡起屡归，执持名节，为翰苑师儒之官，诚无愧焉。”⑨ 评何孟春引明人赵贤的话说：“公之忠亮，出自天性，至于反覆驳难，援古证今， 稽疑定是，批隙导窾，又非他议礼所可及也。”瑏瑠上述是他对李东阳六位门生的气质性情以及诗文特色的总体评价，深具知人论世之旨。
  他又对茶陵诗派后进成员加以总评说：“右录石熊峰、罗圭峰等六公之诗， 皆长沙之门人也。华亭何良俊曰：‘李西涯在弘正间，主张风雅，一时名士如邵二泉、储柴墟、汪石潭、钱鹤滩、顾东江、陆俨山、何燕泉，皆出其门。’东江、燕泉，前六公中人也。柴墟者，储文懿公巏，与邵文庄同出长沙之门。石潭者，汪文庄公俊，与其弟侍郎伟皆长沙所举士，《麓堂集》中所云‘二汪’也。俨山者， 陆文裕公深，有《题邵国贤哭文正公诗后》云……观此诗，其师弟契分可知也。
  鹤滩者，华亭钱福与谦，与成都杨慎用修皆以举子受业长沙。与谦殁，长沙表其墓。用修每有撰述，必称‘先师李文正公’。用修殁于嘉靖中年，至是而长沙之门人始尽。他如乔庄简宇、林贞肃俊、张文定邦奇、孙文简承恩、吴文肃俨， 名硕相望，不可胜记。……诗文且勿论也，熊峰以下诸公，直道劲节，抗议论而犯权倖，砥柱永陵之朝，皆长沙所取之人才，而以软滑目之，其可乎？斯不可以不辨。”①在这段论述中，他略致数语，辨明师承授受，不仅较为详尽地勾画出了茶陵诗派后进成员的一个大致范围，而且还在最后对七子以来丑化茶陵派创作风格的风气提出批评，他切实依据每一位茶陵诗派成员的人格文品立论，不偏不倚，令人信服。
  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提到的，张泰在茶陵诗派及当时文坛的地位较高，并得到时人的推重。李东阳在《沧州集序》中对其诗歌及书法成就予以较高的评价，具见前述，兹不赘。杨慎在《升庵诗话》卷七引时人唐子元论诗说：“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永乐之末至成化之初，则微乎藐矣。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张沧州为赤帜，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而识者皆以为傍门。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②又卷十论张泰说：“诗句清拔，名于一时。其《正月十六日》诗云：‘长安元夕少灯光……’其手书稿，慎于先师李文正公处见之。”③明徐泰《诗谈》：“太仓张泰，孙吴之兵，奇正叠出，人莫撄其锋。陆九霄之禽，翩然高举，莫测其意向。”④上述记载均可以看出张泰在茶陵派早期几乎获得了与李东阳同等的地位，只可惜年寿不永，没有更大的作为和影响。
  另外，像吴宽、邵宝等人的诗歌散文也非常有特色。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论吴宽说：“吴文定公原博，诗格尚浑厚，琢句沉著，用事果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①王世贞《明诗评》论吴宽说：“文定力扫浮靡，一归雅淡。诗如杨柳受风，煦然不冽。又如学究论天下事，亹亹竟日，本色自露。”②明徐泰《诗谈》：“吴宽秾郁，史鉴清淳。”③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称邵宝《乞终养未许》（“乞归未许奈亲何”）一诗“读之令人感动激发，最为海内传诵。”④王世贞《明诗评》评价陆深说：“天才卓逸，翰墨名家，流辈见推，弥布朝野。诗如梨园小儿， 急健华利，所至动人，第愧大雅，亦短深趣。”⑤评石珤说：“文隐清修之士，风调尔雅，诗亦仅类之。”⑥评邵宝、储巏说：“二子诗如双燕并飞，差池可赏，终不离庭院间。”⑦ 进入清代之后，人们对茶陵诗派的评价多集中到李东阳的身上，包括谢铎在内的众多成员鲜有被提及的，这与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及文集的流传状况密切相关，但也有例外，像钱福就得到王夫之的关注。后者在《姜斋诗话》卷二中说：“钱鹤滩与守溪（鏊）齐名，谓之曰‘钱王两大家’。……以此（钱福《恶不仁者》一文）称‘大家’者，缘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笔，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矣。鹤滩自时文外，无他表见，唯传《吴骚》淫俗词曲数出，与梁伯龙、陈大声等一流狭邪小人竞长。如此人者， 可使引申经传之微言乎？”⑧王鏊为成化七年会元，次年一甲探花，钱福则为弘治三年状元，二人时文写作冠绝一时。然而，在王夫之看来钱福多数诗文作品趋于流易浅俗，思想性不高。应该说王夫之点到了钱福的痛处，但没有对他擅长挥遣弘衍博绝的词气和藻饰的特点加以注意，也是不太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