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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次年经其指授的二甲程楷、蒋冕、黄穆、傅珪、华峦、吴俨、罗玘、苏葵授编修；三甲李逊学、石珤、毛纪授检讨；弘治六年主持会试，二甲顾清、沈焘、吴一鹏、汪俊、周玉、黄澜授编修；三甲薛格授检讨。弘治八年，开始入阁议事，又于弘治十二年主持会试，此后及第入翰林院自称其门生者日众。他们的基本情况如，十五年，二甲鲁铎、温仁和、李时、滕霄、毕济川、何瑭授编修；三甲周祯、盛端明授检讨；十八年，二甲崔铣、严嵩、湛若水、陆深、翟銮、徐缙授编修；三甲段炅、穆孔晖、孙绍先、易舒诰、张邦奇授检讨。上述这些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们，或多或少都与李东阳有一些师生之谊，甚至弘治九年及第的前七子之一王九思亦念念不忘李东阳对自己的影响。
李东阳、谢铎、倪岳等人对同年雅集乐而不疲的风气，直接影响到了茶陵诗派的年轻后进们。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户部侍郎杨守址、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正德二年七月， 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①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七及《明史》本传载，倪岳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出任南京实际上是后党份子左侍郎徐琼排挤的结果。《翰林记》中的记载说明，倪岳虽然身处逆境，他与友人聚会倡和的习气还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致成为罗玘、石珤等翰林晚辈们效法的楷模。茶陵后进们大多聚集在李东阳的周围，或自发地组织同年雅集寄意诗酒，酣歌为乐，从而将茶陵诗派推向鼎盛阶段。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宴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以领袖一时。”②这正是当时盛况的最好说明。
在李东阳众多门生中，他最为得意的当数石珤。石珤（１４６５—１５２８），字邦彦，直隶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中式后，改庶吉士，授检讨。但他因病长期在家休养，直到弘治末年才晋升为修撰。正德元年，擢为南京侍读学士，历任两京国子监祭酒。正德八年九月，迁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十六年，拜礼部尚书。嘉靖三年五月，诏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后因王邦奇诬陷，嘉靖六年被迫致仕。次年病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岁。他为官刚直不阿， 《明史》本传称其“清忠亮鲠”“卓然有古大臣风”。
石珤与谢铎还有一定的交往，他写有《送方石谢先生》一诗，此诗称：“搔首乾坤任达穷，高情谁复叹飘蓬。学传伊洛非无用，官比阳城更不同。直笔史宜留阁下，抱琴人已立堂中。分明六馆诸生力，夺我春来满坐风。”③他对谢铎礼敬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石珤撰有《熊峰集》十卷，诗文风格深受李东阳影响，亦深得后者嘉许。他在《得西涯先生手教》一诗中说：“多少英豪望后尘，清风长播玉堂春。斗星麟凤光天下，韩柳苏黄合一人。附骥惭非千里翼，登龙敢负十年身。”李东阳亦在《送石邦彦检讨诗序》中说：“邦彦视予若弟子之于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者。徐而察之，非独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谓知己者，而于今见之，予安可负哉！……邦彦蕴才饬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欿然若不足。观其势，不但于今日止也。于文章必能鸣一代之盛，于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于道义必能全所赋之天而不为庸众人所汩。”①其师生相得之状，自不待言。
石珤不仅对李东阳执以师礼，在诗文创作上也体现出茶陵一派的典型特色。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熊峰集提要》中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 亦可谓坚立之士矣。”②他诗文复古的特点比较鲜明，但思想境界不够开阔，风力也略显不足。就诗歌来说，他的拟古作品非常多，除了直接以《拟古》为题的以外，还有像《拟君子有所思》《拟古巫山高》《拟古伤歌行》《古意》《拟古秋夕》《拟古秋怀》《漫书古体》《古诗》《拟古将进酒》《拟古别离曲》《拟古乌夜啼》等专拟某题的作品。他尤擅长歌行体及乐府诗体，而这类作品往往借古题说古事， 因此也可归入拟古的范围，如《有所思》《清夜游》《暮夜金》《秋塘曲》《招隐词》《初凉曲》《行路难》《碧窗曲》《望春曲》《铜雀台》《首阳薇》《乌夜啼》《城南思》《长信秋词》《搏蛟歌》《契苾儿曲》《邯郸行》《短歌行》《紫丝怨》等。其中《暮夜金》《契苾儿曲》两篇，分别借东汉杨震拒绝昌邑令王密贿赂和唐垂拱年间流行《契苾儿曲》讽刺张易之（其小字“契苾儿”）的典事而论；其他大多秉承古题反映闺怨的惯例，辞语秾丽，缠绵悱恻。如《碧窗曲》有云：“银河夜悄冰蟾泣，露芷风荷软无力。香奁半掩碧菱光，独向窗间理蝉翼。南风挟雨江云湿，绿怨红愁满胸臆。可怜明月如青镜，不照妾心同铁石。人生命薄空自惜，转眼风光成故迹。愿郎身与松柏坚，随意萋萋寒草碧。”③应当说，他在此类题材的模拟上还是颇得个中三昧的，其另有《闺怨》十首，更可看出他的诗风取向。
他还有许多宫词作品，但它们基本取材前朝宫事，有些以古喻今的韵味。
如《汉宫词》《元康宫词》二首、《天宝宫词》二首、《唐武宫词》《高宗宫词》《唐宫词》《中平宫词》《南朝宫词》《贞元宫词》等。宫词最先由唐代诗人王建用作诗《送石邦彦检讨诗序》中说：“邦彦视予若弟子之于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者。徐而察之，非独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谓知己者，而于今见之，予安可负哉！……邦彦蕴才饬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欿然若不足。观其势，不但于今日止也。于文章必能鸣一代之盛，于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于道义必能全所赋之天而不为庸众人所汩。”①其师生相得之状，自不待言。
石珤不仅对李东阳执以师礼，在诗文创作上也体现出茶陵一派的典型特色。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熊峰集提要》中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 亦可谓坚立之士矣。”②他诗文复古的特点比较鲜明，但思想境界不够开阔，风力也略显不足。就诗歌来说，他的拟古作品非常多，除了直接以《拟古》为题的以外，还有像《拟君子有所思》《拟古巫山高》《拟古伤歌行》《古意》《拟古秋夕》《拟古秋怀》《漫书古体》《古诗》《拟古将进酒》《拟古别离曲》《拟古乌夜啼》等专拟某题的作品。他尤擅长歌行体及乐府诗体，而这类作品往往借古题说古事， 因此也可归入拟古的范围，如《有所思》《清夜游》《暮夜金》《秋塘曲》《招隐词》《初凉曲》《行路难》《碧窗曲》《望春曲》《铜雀台》《首阳薇》《乌夜啼》《城南思》《长信秋词》《搏蛟歌》《契苾儿曲》《邯郸行》《短歌行》《紫丝怨》等。其中《暮夜金》《契苾儿曲》两篇，分别借东汉杨震拒绝昌邑令王密贿赂和唐垂拱年间流行《契苾儿曲》讽刺张易之（其小字“契苾儿”）的典事而论；其他大多秉承古题反映闺怨的惯例，辞语秾丽，缠绵悱恻。如《碧窗曲》有云：“银河夜悄冰蟾泣，露芷风荷软无力。香奁半掩碧菱光，独向窗间理蝉翼。南风挟雨江云湿，绿怨红愁满胸臆。可怜明月如青镜，不照妾心同铁石。人生命薄空自惜，转眼风光成故迹。愿郎身与松柏坚，随意萋萋寒草碧。”③应当说，他在此类题材的模拟上还是颇得个中三昧的，其另有《闺怨》十首，更可看出他的诗风取向。
他还有许多宫词作品，但它们基本取材前朝宫事，有些以古喻今的韵味。
如《汉宫词》《元康宫词》二首、《天宝宫词》二首、《唐武宫词》《高宗宫词》《唐宫词》《中平宫词》《南朝宫词》《贞元宫词》等。宫词最先由唐代诗人王建用作诗题，他做了百首左右，后来继作者不绝。它们主要是来描绘宫廷布景和生活的。石珤这些作品固然说明了茶陵诗派后期仍然带有一些台阁余风，但是它们有的还有点史论批判的味道。如《南朝宫词》其二“玉树新花夜夜开，张嫔风韵孔嫔才。感恩谁似中庭鸟，解咏江南草化灰。”①此诗写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昼夜欢歌终至败亡之事，能解四时变化的“中庭鸟”显然要比他们明智得多。
另外，石珤的一些歌行作品在写景抒怀方面也不尽平缓卑弱，如《竞渡辞》：“竞渡复竞渡，波光浩渺渺。潮头如马来，舟子疾于鸟。轻舠迅楫斗缤纷， 伊谁从之楚灵均。江深海阔安得济，鼍抃鲸吞愁杀人。苍天不照烈士苦，日暮洞庭闻击鼓。九辩谁招梦泽魂，一杯枉酹荆南土。竞渡兮来归，湖上兮依依。
棹歌齐发泪沾衣，宝笙瑶瑟清且哀。四望踯躅悲又悲，安能遇君与君携！”②此诗不仅写出了江上竞渡的雄壮气势，更借祭奠屈原表达了怀才不遇的主题，这大概与他长期病休的身世经历相合。不过，这种激扬壮阔的作品只是少数。
石珤崇尚古体，尤其中意乐府体裁的创作，受到李东阳的影响是无疑的， 但也与他的学养构成及诗趣取向密切相关。他在《碌碌何足道》一诗中自述道：“为学二十年，闻善思允蹈。四岁知诗书，八岁勤洒扫。十三为文章，光泽春雨膏。十九学渐富，士林有称号。瀛洲名滥入，君亲恩未报。高步望登堂， 爝火求就燥。迨今又十载，不觉壮夫到。彬彬犹未能，碌碌何足道。”③另外，他《寄兄旧作》一诗又说：“清诗赏风流，正论崇骨鲠。”④这大概道出了他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相反相成的关系。
他对乐府和歌行体的模拟对象可以划分为汉魏和六朝以降两个时段，前段虽多以汉魏乐府名题为摹本，但其趣味风神显然缘于对楚骚、六朝及唐代同类题材的揣摩和效仿，因此清健明快、朴素直白的特色大为缺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强烈的文人化色彩和绮靡不竞的面貌。他将骚体引进诗歌的创作，如《招隐词》“秋山惨慄兮吾土肥，园蔬畹药兮犹光辉。路余菅兮可缉屦，池有荷兮能制衣。山中之美人兮胡不归？秋江兮白+ ，绿波起兮鱼鳞鳞。吹长笛兮激丹唇，鸟盈盈兮云纷纷。胡不归兮，山中之美人！吾尊兮有酒，呼明月兮当牖。
绿竹兮与邻，清风兮为友，美人乐兮且久，绿颜兮皓首。”①《灌木词》“灌木萋萋兮露既濡，草抽萌兮杨垂须。岵不可陟兮屺不可踰，白日皎皎兮下丘墟。神飞越兮道阻迂，仰归云兮不能俱。园有桑兮巷亦有车，嗟祀事兮弗驰弗驱。陨涕泪兮庭之隅，金章赤绂兮徒华吾躯。”② 从这些诗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诗经》《楚辞》的辞藻及意象都运用得非常纯熟，像代表贤者的“美人”、表征思亲的“岵屺”及“兮”字充当句腰的《九歌》《九章》句式都非常流畅和谐地融合在一处；然而，过于侧重对经典意象的沿袭和固有形式的模仿，又使之缺少心底真情的流露和造成当下时事背景模糊，这样就很难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共鸣。换句话来说，他的拟古还停留在形式上，尤其当他在直接使用汉魏古题创作时， 像《猛虎行》《有所思》《短歌行》等，所采用的形式及表达的腔调又完全是六朝风格的，这固然是偏好所在，却不能不说是他模仿没有到位的地方。虽然他也在《秋日寄兄》一诗中自称“细和陶诗到日斜”，但他能够做到的更多只是将汉魏以来的贤哲引入诗中，体现他们闲远平淡意蕴的却不多。如《漫书古体》“下论暨秦汉，上谈溯羲轩”、《南庄书事》“罢读《离骚》赋，悠然解独酲”、《卜筑南居》“偶同渔父读《离骚》，为卜新居选寂寥”、《寄兄次韵》二首其二“兴比渊明能止酒，愁如宋玉未悲秋”、《早秋书怀》“凌云愧乏相如赋，忧国空怀贾谊心”、《伤征伯》“- 鸟不还贾太傅，鹦鹉重伤祢正平”、《夜同朱挥使饮待王以德未至》“登楼须待仲宣来，徒言南海三千里”、《春色》“千里夕阳春草绿，停云空忆鲍参军”等等。
石珤对六朝拟乐府的模拟融合了骚体的缱绻和齐梁的绮丽，则可谓当行本色。像《秋莲曲》“西塘菡萏初破红，小舟荡漾东南风。罗裙曳水蘸轻碧，惊起沙头双落鸿。昨日采莲莲尚好，今朝采莲莲已老。绿房结子空垂垂，翠黛朱颜可长保。江湖日暮生嫩寒，鸳鸯双飞不过滩。回首女伴各无语，泪洒铜仙承露盘。”③ 其他像《秋塘曲》《惜春词》《乌夜啼》《折杨柳》等，多为女子代言或反映闺怨题材，内容相对贫乏，然而其格调自有不亚于前代之处。
石珤的五、七言律诗、绝句，受杜甫的影响比较深。他作有《和杜工部秋兴八首》《和杜子美醉时歌在七级作》，另外在诗中提到杜甫的地方也较多。如《和许黄门九日述怀》“因怀工部句，濒老释欢悲”、《谒赵公墓》“曾读壶关杜老诗，柏梁高咏有公词”、《送谢侍御按云南》“霜风万里随王使，月夜何人听杜诗” 等等。此外，他对韩愈也较为欣赏，如《望诸君墓》“昌黎好古心偏壮，诸葛谋王膝未舒”即是。
石珤还有许多吟咏日常生活闲适情怀的诗作，如《题吴匏庵东庄诸景》二十首、《晴坐》《城北》《题小画四首》《题倪冬官小画五首》等。在处理官署政务等方面，他秉承的是孔孟修身齐家的伦理体系，而在自我形而下的感性生活空间里他又对庄老之学深表服膺。如《静逸》二首其一称：“至乐本无声，简言始遗味。至治本无为，用察乃兴伪。”其二称：“谁言吾静拘，吾静乃得逸。居静渊水明，行静岩月出。”①《城北》：“生涯自流水，人世本虚舟……谁能齐万物，长啸忆庄周。”②它们完全是在宣扬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笃静”“道之出口也， 淡乎其无味”，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用“心斋”“坐忘”追求“至美至乐”的道的审美境界的思想。上述都体现出他儒道并用的人格特点。
石珤有些作品也不同程度触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如《樵山吟》：“宁知今年法令改，青山却用金钱买。有斧不得重刊云，无钱誓欲先逾海。昨日城中丁壮来，城中百事犹伤哉！析薪已费千余万，卖子不足私门陪。衣裳蓝缕敢自惜， 已看釜甑生尘埃。贫家止有田十亩，定知明年非我有。安能遁迹豺虎之深林， 县官来时无处寻！”③其中为樵夫仗义执言、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还是颇为有力的。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同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后授侍讲学士。弘治十五年，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应召修《孝宗实录》，值讲经筵。
后主持顺天乡试期间，不曲阿刘瑾之意，被诬陷罢免，刘瑾死后方得起复，甚见品节。历任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谏阻武宗北巡，以防废政。正德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见《明史》本传。他撰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馆臣评价说：“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 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①由此可知，他在茶陵诗派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吴俨在《题画屏次国贤韵》一诗中自述心志说：“少年诵诗书，心恒慕伊周。
蹉跎成老大，白发上我头。作羮不为梅，济川不为舟。金马石渠间，强陪英俊游。去年归故山，幸得两月留。坐石听啼鸟，持杯发清讴。岂敢肆雄辩，万物移春愁。自从到京国，仍怀杞人忧。故山不能见，画中容可求。”②它基本上把他积极仕进与萧散情怀的两面都写出来了。
吴俨为官清正，绝不阿私权要，甚至还为民请命，抗颜直谏。正德十二年， 武宗不顾大局，贸然北巡，吴俨上《奏请回銮书》说：“今京师内外，人心揺动，口语藉藉，转相传播。徐淮以南，荒馑千里，去冬三月，雨雪为灾。民无衣食，至于父子漂流，兄弟离散，略不系恋。间有自经及投水而死者。民穷至此，安保其不为盗哉！臣等恐所御之敌，尚远隔于阴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烦圣虑也。”③他极力陈请武宗回朝理政，勿因巡边的不急之务而导致国内局势失控。虽然措辞委婉，却字字诛心，恪尽谏臣职守。他始终服膺儒家积极进取的济世理念，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始终坚持廉洁奉公的初衷，如其《闻命有喜》一诗说：“色养少酬平日愿，官衔不减旧时清。三千里路看山去，忘却乘舟触热行。”④因此他反映民生疾苦及系心国事的诗歌也非常多， 如《送陈子居主政天津收粮》说：“簸扬随沙尘，漂流任风雨。辛勤千里来，输十不得五。田家米如珠，官仓贱如土。岂是入官人，不知作田苦。”⑤他将民人运送税粮的辛苦，与官家了不介怀的冷漠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寄东山五首次国贤韵》：“去冬天苦寒，平地一尺雪。长安百万家，十五告粮绝。谁起刘司徒，慰此民望觖。莫学谢东山，令我心愁结。”（同前）此诗寄言同僚，为京城食粮紧张之事发挥作用。《塞下曲》其二说：“边城九月雪飞花，睥睨高寒集暮鸦。今日楼兰犹未灭，沙场战士莫思家。”⑥ 此诗借旧题抒发当下之慨，末句虽为安慰戍边将士，实则对边疆防务寄以深长之忧。
由于刘瑾等权臣的乱政，武宗愚暗不明，吴俨的仕宦生涯充满了坎坷，但他却始终保持了清醒澹定的心境，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超尘拔俗的清逸之气。庄子、王子晋、陆机、张翰、阮籍、陶弘景、谢惠连等人物，或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体经常出入于他的此类诗中，如《送高舜穆宰瑞安》“尝闻陶隐居，烧丹白云岭。所志在神仙，不落死生境”①、《浴凫》“仙人王子乔，旧赐上方履。双双化飞凫，翱翔云霄里”（同前）、《和石学士予庄韵》“招隐何须赋小山，杜门更欲建重关。采菱歌落云烟外，打麦声来咫尺间”（同前）、《中秋夜与俦弟玩月用西涯韵》“对床已办留同叔，得句何烦梦惠连”②、《拜王司马墓》“自从禹穴探奇去，不见辽城化鹤归”③ 、《景明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同前）、《送顾士廉编修父还松江》“鲈肥不用思张翰，鹤唳谁将吊陆机”（同前）、《送李宗渊南还》“文采风流阮步兵，穷途犹负少年英”（同前）等诗句，再如《国贤示和陶止酒诗因次其韵》《除夜喜丁生饷戏用东坡馈岁韵呈景明汝砺》《乙卯季冬见白发效乐天体三首》等诗题都可以看出。通过对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潜心模仿，吴俨形成了自己清新浅白、工于咏物又不失阔大的独特风貌。
他的《赠浃侄》一诗充分体现了取材现实生活，用浅明语言表现闲处心态和自在情怀的特点。此诗云：“家有二顷田，负郭仍膏腴。城有五亩宅，绕屋皆桑榆。客来一斗酒，不则饭一盂。僮奴足使令，而不亲樵苏。髙眠日晏起，州县无追呼。试问举族间，尽有此乐无？”④ 他充分借鉴陶渊明《移居》《归田园居》等诗中的田园特质，通过白描式的手法呈现家居的田园景象和知足悠闲的情韵。另外他还有《乙卯季冬效白乐天体》一诗，分为“喜白发”“问白发”“止白发”三首，突出了年龄增长与功业心态的矛盾关系。如《问白发》一诗说：“晓来对雪常梳发，镜里何缘得上头？岂为作诗真太苦，或因谋国有深忧。官叨七品谁言贵，年过三旬未识愁。莫是家庭元有种，人言今日可凭不？”⑤ 白发产生的原因自为用力笔耕与忧心国事，但是他却故意用调侃的口吻来表现，毕竟现实中的他位卑言轻、屡谏不从，抒怀过于直露，又有高自标置之嫌了。他《止白发》一诗说：“人生大率百年期，四十宁当发白时。只许头颅留少雪，可容髭发尽成丝。恒言未敢先称老，壮志安能便服衰。春笋秋禾今已悟，东坡两语是吾师。”（同前）苏轼《涪翁赓和蓬字韵》有“安得春笋手，为我剥莲蓬”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有“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句，两者均为闲适优游的生活情态的展现。可知，他远取陶渊明的清淡，中观白居易的浅白，近宗苏轼的闲适，诗语流畅易晓，诗情泰然自若，并且在诗中化解了现实与精神追求的冲突，诗格诗品与人格人品相映生辉。
在表现日常生活景物过程中，他工于体察描摹的特点也较为突出。如《次匏庵先生煨橘韵》一诗说：“白雪枝头蕊，黄金叶底团。既疑为火齐，复认作冰丸。冷热随时改，调和适口难。炉中方就灼，掌上复传看。软比鸡头肉，圆如鹤顶丹。瓤虚还可剖，核小岂容钻。追念致来远，还怜味带酸。殷勤重乡味， 常贮水晶盘。”①此诗将橘花及橘叶的形貌喻作“白雪”“黄金”，形象鲜明；接着又来展示烤煨橘的过程，煨熟后的橘子软如鸡肉，红如鹤顶，煞是诱人；又写剥橘的过程，瓤和核历历鲜明，放入口中，酸沁心脾。它们是吴俨家乡常州的特产，那些没舍得吃的放在晶莹透亮的盘子中，又会勾起绵绵乡思。总之，全诗描写细致，结句余味不尽，将物象与情致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还有《集天趣园》二首、《游观音阁》二首、《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等描写园林景色的篇什，如《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中《菱濠》一首：“菱头初刺人，菱叶已零乱。
试问采菱归，作蔬还作饭。”《南港》一首：“地僻人踪少，溪深树影多。遥看泊舟处，斜日晒渔蓑。”《朱樱径》一首：“细雨红初熟，薰风绿满林。采时留几颗，明日饲山禽。”② 等等，均婉丽清新，富有生活情趣。
他的诗还具有托物寓意的特点，如《誉竹》一诗说：“勿谓吾竹瘦，竹瘦形乃奇。潜龙月下影，老鹤风前姿。云丘有帝竹，其种舜所遗。一节可为船，维楫将安施。况我未眼见，传闻犹可疑。何如此瘦竹，真作俗士医。挺挺若骨立， 森森如直鳍。万古孰同节，西山饥伯夷。”③ 他显然用“瘦竹”自比，对时俗进行了含蓄的抨击。
正是他固有的凛然气骨，使一些诗带有平淡而不靡弱、精微而不偏狭的特质。如《从军行》称：“驱马出长城，天寒日色薄。四顾寂无人，黄云暗沙漠。疆吏为予言，云中兵屡黩。近入阳和川，纵横恣杀掠。少壮悉奔逃，老弱填沟壑。
安得用韩范，惊彼心胆落。昨闻大将军，自比卫与霍。张灯召宾御，置酒纵蒱博。誓封狼居胥，单于隶蕃服。此意岂不佳，恐遂成疏略。辕门荷戈者，两手冻如束。雪深饥不餐，冰坚渴难凿。靖边未有期，凯歌何日作。欲归归未能， 未信从军乐。”（同前）此诗借用古题，写出当下边疆防务用人不当，他们每日弦歌不断，盲目自大，却不顾边地百姓流离失所、戍边将士饥寒交迫的惨痛现实， 可谓语势浑厚，力道遒劲，深具批判之意。其另有《送列县丞致仕》一诗：“行囊不办买山资，问我先求赠别诗。有子入官心自足，任人生谤怒何为？门前旧种千竿竹，屋后新开五亩池。宾客未来风日好，乘闲独钓大江湄。”（同前）此诗呈现了友人致仕后的生活状貌：儿子入官，光耀门庭；置地开园，种竹养荷；心境萧散，独钓江畔。其整体情调清闲从容，而尾句“乘闲独钓大江湄”，颇见气势， 较好地烘托出友人胸次坦荡、意凌江河的器度。
邵宝（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为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弘治十三年四月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建一峰书院。正德四年，擢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不阿私刘瑾，曾一度遭诬陷去职。刘瑾死后，起复巡抚贵州，不久升为户部左侍郎。明世宗即位，以母老屡次提出辞官归养，诏准。曾在家乡无锡创办二泉书院，并修葺杨时在无锡的讲学旧址，聚众讲学，是为后来的东林书院，由此可见邵宝重道兴学之一斑。后病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庄。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容春堂全集》六十一卷，另有经史地理类著作《左觽》一卷、《学史》十二卷、《大儒大奏议》六卷、《春秋诸名臣传》十三卷、《慧山记》四卷，以及《定性书说》《漕政举要》等若干卷，可谓涉猎广泛，才学俱佳。
邵宝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容春堂集·前集》卷六载《谢方石以祖母旌门有作次韵》及《谢方石先生挽词》两诗可证。后诗说：“我归林下公长逝，千里诗筒望不来。海隐本非唐少室，山居真似宋徂徕。雅歌何处声相和，野服它年手自裁。有石大书明祭酒，古松阴里墓门开。”①从诗中可以看出，谢铎生前与之曾有唱和，后者并对其品格修养作了较高的评价。
邵宝与李东阳的关系更是密切，他在悼念后者的《越明日寝哭后作》一诗“雪里门墙立故迟”句下，自注说：“宝自庚子举于公，甲辰得进士，即出知许州。
越十年甲寅，入户部，始获执业门下。”①“庚子”即成化十六年，李东阳南下主持了此年的顺天乡试；“甲寅”则为弘治七年，此年邵宝入京出任户部员外郎，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正式成为李东阳的及门弟子。四库馆臣说：“为李东阳所得士，故其诗文家数皆出自东阳，东阳亦以衣钵相传许之。”②自此之后，邵宝的诗文向典重雅和的风格演变。外加他向来服膺程朱理学，经学功底深湛，就更加促使他在典雅渊洁这些方面发展李东阳的审美趋向。《明史》本传说他曾发愿“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又可见他在立身自持方面的风范，可以说他是文如其人、表里如一的。李东阳评价他说：“《容春堂集》出入经史，搜罗传记，该括情事，摹写景物，以极其所欲言，而无冗字长语、辛苦不怡之色，若欲进于古之人。”③兼综经史、平和渊洁正是邵宝治学及诗文的总体特色。
邵宝的学识修养与其诗文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关系，时人林俊在为其作《容春堂集序》中指出：“是文也，其是气也，其不离是道也。纡徐容与，和以平乎？庄以洁乎？居而不有，辩博而不肆，黯然其长油油然。其光将根干宋儒，标枝秦汉，收韩欧数君子之华实乎？起衰斯文，其先生始乎？”④邵宝上承秦汉实学，下承闽洛渊源，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与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又能博览众书，勤作札记，注重考辨，格物致知，因此与时下或恪守教条，或谈空说性的迂阔学风大不相同。像他的《学史》十二卷即是由平时积累的札记编成， 他还作了大量经史专论，如《春秋诸贤臣论》十一首、《读春秋杂说》八首、《季札论》《读礼杂说》九首、《读周子书杂解》十二首、《论性杂说》《善真诚辨》《乐易说》《昭穆说答杨崇周》《王魏论》（按，论唐人王珪、魏徵）、《宋穆公论》《学礼不易说》《诸侯葬称公对》《小宗祭法对》《测影合考》等等。这些都为他诗文趋于渊厚沉实，奠定了学养基础。
邵宝主张走复古之路，实现诗文振兴，但更主张变通创造，以有用世教。
他在《重刊〈两汉文鉴〉序》中说：“今君子之论文者，皆曰西汉，为其近于古也。
抑尤有古者，而必曰汉云汉云，岂不谓夫汉之文通于今也哉？今去汉已远，文之用于世者，若册诰，若制诏，若奏、对、书、檄、赞、颂、诗、赋之类，犹夫体焉，而汉雅醇矣，雅醇则于古为近，近之则可复。复古于通今之中，君子于天下皆然， 而独文乎？《记》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盖物之兼乎古今也久矣，汉之文在古诸酒，其犹醴也。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然自今视之，则有玄酒之风焉。由是而复古，固其渐哉！此君子取之之意也，若夫有道者，其文以经为师，时而出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关乎天下之运，而起衰振陋，盖有不假乎力者。”①显然，他对时下盲目推崇文必秦汉的创作主张提出批评，认为复古应首先认定秦汉时代哪些可以拿来应用，用的过程中则要做到变通，亦即“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他认为先哲通经而不为章句所拘，“时而出之，变而通之”，最终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效果，文学复古自应如此。只有如此，才能赋予复古本身以生命力，才有产生积极效用的可能。邵宝认识到复古与应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复古在于应用的目的，而不是消极的形式的模拟，这无疑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具有很强的匡正作用。
另外，他还注重诗歌自身应当表达道德治化、礼教观念等内容，他在《见素先生诗集后序》中说：“《七月》周公之诗也，《卷阿》召公之诗也，说者谓万世法程在是；《离骚》屈原之诗也，说者谓风雅再变，为后世词赋之祖。然千载而下， 称周公者曰圣，称召公者曰贤，称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诗人，有所重焉者在，则不敢以所轻者加之，其固然哉！”②这种看法自然是他儒家诗学观的典型反映。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注重的是向楚骚及陶渊明、王勃、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模仿，如他《湘夫人用唐韵》《和陶韵》四首、《舟中和唐诗》五首、《括王勃诗》《秋野用杜韵》二首、《十贤祠用唐人韵》《又用唐人韵》《阻风用杜韵》《热中和杜自遣》《午热书事用西涯公韵公用杜韵二首》《喜得精舍地有作用杜韵》《山居秋日用杜韵》八首、《闻时事有感集李》四首、《新泉效李白体》《别罗太史景明用东坡韵》《题卧龙庵用晦翁韵》等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尊唐却又结合楚骚及陶诗、宋诗的诗美趣味。应该说，邵宝的文学主张及诗歌趣味的形成既有李东阳外在导引的因素，又是他陶钧文思、戛戛独造的结果，正如他的门生浦瑾在《容春堂集序》中总结说：“既第进士，则游少师西涯李公之门，而有得焉。盖自是，仕且学，余三十年，文日进以迈……其谨重精纯，盖得诸宋；其雄浑森严， 盖得诸唐；其尔雅深厚，盖得诸汉；其近古，盖得诸先秦。……盖所得于西涯与所自得焉者，厥亦深矣！”① 邵宝诗歌在融合经史典范、以唐诗为中心进行广泛借鉴之余，形成了自己以史入诗、平正闲远、深挚开阔的风貌。他有许多关注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在阅读史书、凭吊史迹的过程中创作的。如《偶读盖岩传》《补洛中越歌》（自注：“越人夏统游于洛，遇贾充。充讽之使歌。统以足扣舟，引声而歌者三。今亡其词，偶读夏传，补之如左”）、《拟子陵辞》《晁错墓》《八龙冢》《朱仙镇》《胥门》《昭明太子读书台》《明妃辞》《天马来》（自注：“读《史记》作”）、《三千牍》（自注：“读《史记》作”）、《咏史》《读元史》《明妃怨》等。这些诗作大多质木无文，少有兴味，但也有例外，如《昭明太子读书台》一首云：“江左风流在，前梁复后唐。
壁分新竹色，台散旧芸香。迹与仙风远，名随佛日长。澄湖回首地，云水一茫茫。”②此诗就萧梁与后唐都好绮靡婉约而国祚不永的史实进行评述，历史视角敏锐、视野开阔。继而从读书台遗址周围风物着眼，呈现出物是人非的苍凉与无情，引人深思。其论与述自然融合，情与景相成相生，结语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意境顿开。
他一些描写游历、闲居、题咏景物、书画的作品表现了闲适的文人趣味。
如《渊明图为邃安先生题》《香炉峰怀李太白》《楚江渔父图》《匏翁东庄杂咏》十首、《苦雨》《与客谈竹茶炉》二首、《容春轩六咏》《幽居四咏》《自和幽居四咏》《惠山杂歌》六首、《冉泾书院十二咏》《慧山书院十五咏》《秋华十咏次如山》等。
其中《苦雨》说“坐对青灯头疑白，敢言吾道在山林”，表达了归隐之趣；《观松雪书渊明饮酒诗》有“墨花春酒水晶宫，漫写陶诗岂醉中。莫道柴桑非我地，笔端真有晋人风”句，展现了与古贤对话的愉悦；《容春轩六咏》则是对自己居处瞻尼坛、拟渠井、先春台、晚秋圃、鼋峰庭、钟石沼等六处的吟咏，像最后一首《钟石沼》说：“石钟以声名，无声安取此。风水月明中，我忆东坡子。”③取境于苏轼《石钟山记》，景色空明，简短清新。
表现邵宝情怀深挚、局度阔大的诗篇，主要有亲情和师友之情两种。邵宝三岁失怙，由母亲抚养成人，因此对亲情特为看重。他给夭折的女儿的《至亡女七儿墓》说：“日无光兮风色寒，望儿坟兮心悲酸。坟有土兮土有棺，儿咫尺兮欲见难。浇浇坟头酒易干，纸成灰兮散漫漫。散漫漫魂不返，清泪下兮盈酒盏。”①此诗采用骚体形式，正可表达对亡女悲悼的哀婉情绪，字字感人，直催泪下。他《舟中有见忆老母》一诗说：“老梅花吐北堂前，春酒初成妇荐筵。事与志违频易地，心为形役几经年。天恩于物真能厚，子道如臣敢自偏。检罢计书方静坐，不堪乡语过吴船。”②此诗写出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结句难禁吴地乡音惹起对母亲的思念，情真意切，主旨深远。
邵宝与李东阳的唱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师生之谊的范围，前者径言“百年恩义师兼父，千载文章古在今”③。因此，在得到李东阳去世的消息之后，邵宝强忍悲痛隔日连作数首悼念及追忆诗，除上首之外，又作《越明日寝哭后作》《又明日作》（四首）、《是日检箧得公壬戌和宝哭征伯诗》《李尚宝寄文正公遗书至》《闻太师公谥文正》《忆文正公尝欲卜居宜兴》《邃翁寄文正公志铭稿至》《上文正公诗不及见而返用前韵》《不寐思文正公》《张提学寄先师文正公新集至代简为答》等等。在这些诗里，他回顾了亲炙于李东阳门下的过程，对其人格操守、道德文章都作了较高的评价。如《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诗里云山千里情”句下注：“宝东归以来，凡得公诗柬二十余纸。”“节击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时天初热，公命移席中庭。陈都宪德卿、鲁司业振之、崔郎中世兴、何郎中子元，皆在坐。酒半，公曰：‘国贤吴人，振之楚人，闻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作古今诗数十首，俾歌焉。公凭几听之，时一击节。”“囊留删稿字纵横”句下注：“宝自丙午赴许州，至复入户部，以古文辞呈稿，得公批抹，无虑数百篇，今手墨尚存。”④从上述诗句和自注来看， 李东阳对邵宝可谓以衣钵门人相托，他们的交游情形也可谓欢畅和谐。
罗玘（？—１５１９），是少有的站到李东阳反面的一个门生。字景鸣，南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尚节义，曾力谏救刘逊。秩满，升侍读。正德初，为南京太常少卿。因不满李东阳对刘瑾擅权依违两可，上《寄西涯先生书》，请绝门生籍。不久，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他执法严明，属僚敬畏；多次力请武宗建嗣，以稳定藩王。正德七年，引病致仕。回乡后，不与宁王朱宸濠结交，曾一度避入深山。后者反叛，罗玘又写信给守备官员，商量讨伐事宜。未果，病卒。嘉靖初，谥号文肃，事迹具见《明史·文苑传》。
他有《罗圭峰文集》三十卷，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其文规橅韩愈，戛戛独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词，使人思之于言外。……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嵚崎，有意作态，不能如韩文之浑噩，亦缘于是。殆性躭孤僻，有所偏诣欤？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谓为其难者矣！”①因此，他不但在政治立场方面与李东阳有所出入， 在文学创作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可谓茶陵诗派中特立独行的一员。
罗玘入仕时间较晚，四十岁左右还在北监作廪生，但一直致力于师法韩愈、陈师道等人，为文怪奇古奥，精益求精，因此得到了丘濬的赏识，于成化二十三年中式。名义上他出于丘濬、李东阳等人之门，但在思想人格、文风取向等方面已非常成熟和独立，因而在茶陵派中表现另类就很自然了。罗玘的狂狷人格在士林当中是有目共睹的，吴俨说他“岁除狂态还依旧，老去浮名敢浪争”②，又“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吴文肃公摘稿》卷二《景鸣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上述是他作诗时的情态，至于诗歌的风格状貌，石珤则说：“鲸牙漱海珠贝翻，鳌足暴柱神鬼奔。罗生尾月掣兔颖，横笔如彗当天门。列星吐焰烧紫垣，银潢小水漂昆仑。奇词一放众怪缩，长剑倚日龙当轩。江山何尔郁始发，产此异物之轮囷。五经百子世所有，咀嚼玩味平且温。片词尺论一经口，喷作万段霞纷纶。羊肠诘屈未足险，惊雷破地山欲蹲。
宗师吐舌方朔走，侈丽慎勿矜文园。况有元气贯脉络，高深得奥愚骇繁。圣朝文化洽寰海，闾阎草泽俱饰辕。固应有此大匠手，雕画五辂修轮. 。绡/ 纮0 方有待，岂止山藻兼篪埙。材奇益知世运美，士大始见民风敦。有时调笑狎诸贵，意气岂睹崇与尊。我惭同袍更馆阁，寒鸿乃逐孤凤骞。徒能问字向扬子， 敢望学剑逢公孙。天南矫首识虹采，词海觊君能一援。”③诗中夸赞他文字奇崛、傲凌公卿，但又能将经史百家融会一新，辞采亮丽，实为圣朝文化的表征。
这其实也说明了罗玘诗歌的奇特主要体现在语序、韵脚、意象、句式长短等创作形式方面的与众不同，至于所弘扬的核心的诗教观念则完全符合传统的标准，这与明中叶以后徐渭、李贽等人的狂放是有本质差别的。
罗玘在当时也得到了偏爱怪怪奇奇风格者的推重，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载：“近代桑民怿见丘相公，问天下文人谁高者，曰：‘惟桑悦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罗玘耳。’”罗玘诗文风格的造就，与他长期以来的苦吟锤锻分不开。
《艺苑卮言》卷七引黄省曾的话说：“南城罗公玘，好为奇古，而率多怪险俎饤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于乔树之巅，霞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于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铭成，语少卿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传《圭峰稿》者，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也。”当然，罗玘力图效法韩愈以起时文软靡不振的面貌，又有求之过甚之嫌，是以王世贞讽刺他说：“罗景鸣如药铸鼎，虽古色惊人，原非三代之器。”①这也是颇为中肯的。
罗玘强调诗歌创作要反映社会、自然、历史等广阔的内容，推崇诗人驾驭诗歌中变化莫测的情感意象的能力，认为一位出色的诗人足以胜任其他领域。
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说：“有窃议法吏非诗人所宜居者，予独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诗之状物，高至于日月列星之系，而其入深也，达于渊泉，散于风之吹嘘，云之浮游，雷霆之剥击，雨、露、雪、霜、冰霰之降坠，昆虫、草木之生生无穷；大之为海、为岳、为山、为川，微而入于秋毫纤尘之不可见，变而为日月之薄食飓风，为鬼飚、为祲、为雷之砧斧、星之坠也，为石、为肉、为狗、为老人，或雨而为血，沧海之堙为桑田、为息壤、为飞来峰；其为祥也，在天为庆云、为甘露，在地为醴泉，在物为芝、为麟、为凤，而于人也，宫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玺权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则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乱祭于庙，以报习于学，以渐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壶矢博弈，蹴踘之具，鱼龙曼衍角抵之幻，至于怪而为神仙服食吐纳之术，放而为孤云野水之观，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渔之歌，农之鼛鼓巫医，百工缁黄之流，乌蛮白狄之方，物纷如也，然必皆罗致之为诗之囊中。物随取而用焉，而后可以言诗。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调以五声，使可听也；施以五采，使可观也。呜呼！诗岂易为哉？ 使其移是心，以临天下之政乎？何有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乌足以尽之？予故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①他的友人蔡从善以诗闻名，在他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之际，有人提出一位诗人不应担任偏重理性评判与推理的法吏的职位，罗玘则代为反驳。他将诗歌表现的广大内容用铺陈漫延的博喻手法加以呈现，并指出作诗首先需要相应的博大胸襟和仰观俯取的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是不在话下的。罗玘显然没有注意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辨之间的区别，并有夸大前者掩盖后者作用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诗歌应反映现实、诗人应博观约取的观点却是可取的。
基于上述观点，他反对时下树立门户、画疆自限的做法，他在《祭匏庵先生文》中说：“嗟夫！世之矜持门户多矣！任学术者，非周则张，或自以为程朱；语文章者，非柳则苏，或自以为韩欧；谈诗歌者，非梅则黄，或自以为李杜；论史学者，非寿则竞，或自以为迁固。其所以自待者，可谓厚矣。而世卒莫之许焉者， 皆是也。”② 他还对馆阁文学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其在《馆阁寿诗序》中说：“今言馆， 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 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噫！其岂故自珍哉？ 为之之不敢轻，而不胜其求之之众也。”③另外，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还写到友人蔡从善为请托之作所累的情况说：“予既第进士，顾视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时方竞师唐人以为诗，诗日相角，而品日高。中书舍人蔡从善，又独为众所奇，一时父母耈老庆索之，父母耈老戚索之，远出游者索之，园林胜赏者索之，山水草木虫鱼图画者索之，不则人不以为绝，卷不贵焉。”④这样，他对馆阁构成、从事相关创作的人员的职事及馆阁文学的一般内容进行了概括，并把深受请托文字困扰的心态展露出来。根据已经提到的《艺苑卮言》中的记载，罗玘对待某些亲故的请托还是非常严谨的，但是以《圭峰集》中所载的５３篇墓志铭为例，它们同样沿袭固有程式，极尽生荣死哀之颂词，并未见出有如何突破和独到之处。因此，所谓他“树巅死去之所得”的篇什同样不能免俗。除馆阁色彩浓厚的那些作品之外，他较少依傍经典、独出机杼的风格则体现得较为突出。正如时人崔铣所说：“罗景鸣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啬于典；其见昭于细，故暗于大。然能自冶伟词，不乱于颓习。”①这正是针对于后者而言的。
罗玘除应制之外的大多诗文，首要特点是气韵涌动、文势强劲。他推崇文人豪气及喷薄而出的劲健文气，他在《送杨名父知昆山序》中说：“大丈夫胸中固八九云梦也，而其宫居粒食，燠寒裘，亦众人耳，无奇也。……每有好事者， 诪张其虚谈，刻画其实效，补苴掩护，至败不悔。大丈夫遇之，如观技儿之作剧，神施鬼设，鱼龙曼延，电霍飚驰，可骇可愕，非不捉握天机、荧惑听视也，然知其终于幻耳！故不与之角逐于口舌瞬息之间，而吾之含章括囊，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②这基本表明了他不屑与凡庸辩争，而极力追求把握灵感、戛戛独造的艺术境界的观点。又《弭节重荣诗序》写与友人王清之彼此激赏： “（王清之）翛然有凌逼霄汉意气，而俯视诸碌碌累黍、拾弃余依门户者，真鼠之游于穴中，而相衔以尾也。故有旁睨而冷眼窃笑而背唾，出则哄堂抵掌，大声曰：‘是病风狂人邪！’而吾二人佯不闻，自誓终其身不变。”③这同样凸显了他渴求卓越、拔尘出俗的豪勇气度，甚至背负狂病之名而不介于怀。
其次，选字古拙，诗步跳沓，诗风奇绝。他《送李希贤提两浙学二首》其一云：“山僧下山时，僧送不出山。但问下山僧，此去几时还？乳水闲一孔，白云留半间。只恐僧还少，僧还谁闭关。”④《题钟馗四首》其三云：“鬼作仆，鬼作仆， 肩头上琴剑书簏。问主人何处？乘牛入空谷。”（同前）《一道清风图为李侍御题》云：“御史于中持大斧，谁有大竹大如杵。破之万个破更酣，须臾了尽千林许。一林淡，一林浓，一林渺渺无西东，伶伦缩颈惊却走，云此天公遗下之箨龙。日边白凤下啄实，一饱扬去超鸿蒙。至今百鸟绝踪迹，独占千载惟清风。” （同前）这些诗歌共同之处在于取材眼下事物，笔调简易，气脉紧凑，在看似稚拙的叠沓重复中孕育朗练倔硬的美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时下动辄拾人牙慧、熟烂肤滑的弊端。
第三，借用古语，为己所用，使与诗歌整体形成典重与新变相映成趣的格局。他并非不注重对前哲创作典范的借鉴和揣摩，像他有《集杜句送现升归作僧宫》，又在《送雷生谦归南城二首》其二云：“铨次吾汝女，离筵女别吾。乡人问行色，可有杜诗无？”①即表现出对杜诗的喜爱。他借鉴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屈骚到唐宋诸贤作品均潜心撷取，如《戏赠柳蕲邵三君子》“曾同灵均怨作骚， 一腹奚足吞江涛”、《和泾川梅花水韵》“酒尽夕阳人散后，六朝合是多招魂”、《曾太守留别韵次之》“文章渊薮机云在，锦绣江山宛洛同”、《无题》“大隐隐城市，远游游帝都”、《和刘野亭竹鹤诗韵》其二“细思馋守胸中饫，却讶东坡仙梦来”、《坡邻翁寿为姚侍父作》“东坡先生旧邻并，罗浮仙人亲弟兄”等，或引古名入诗，或化用名诗成句，使之较好地嵌入自身的诗歌情境之中。总之，罗玘不同于大多数茶陵派成员出经入史的诗歌创作方法，也别于他们平正雅丽的总体风貌，他不依傍经籍故实，独作盘空硬语，形成了自己舒放自如、恣肆浑酣的审美特点，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钱福（１４６１—１５０４），字与谦，号鹤滩，松江华亭人。自幼随父寄寓京师，师从杨一清、李东阳，经成化二十二年乡试入国子监。弘治三年会试第一，入翰林院授修撰。为人负才使气，多有求全之毁。弘治十年，因吏部考察不合格， 与编修孙清一同免归。回乡之后，恣意山水，开门授徒，至弘治十七年八月二日，病卒于家，享年四十四岁。有《钱太史鹤滩稿》六卷、附录一卷、纪事一卷、遗事一卷，纪事、遗事多为后人冯时可捧誉附会之言，未可尽信。
钱福早年即得到李东阳的青睐，冯时可《钱鹤滩纪事》中载：“与谦初谒李西厓学士，时有以司马温公像求厓翁赞者，翁遂命与谦代作……翁大加称赏， 以为数语该括宋家治乱殆尽，为之延誉于谢方石诸公，谓有伦魁之才。”②钱福与李东阳诗歌书信往来较多，与谢铎也有一定的交往，如他有《答谢方石送〈逊志斋集〉》一诗称：“天地已经皇祖造，纲常须用若人扶。道从阙里心先到，文出龙门思更殊。终古有人开汲冢，后来无地奠生刍。翰林风节依然在，重向天台识范模。”①谢铎与黄孔曜曾整理过《逊志斋集》，由此诗可知此书付梓后，谢铎又送与钱福斧正，诗中亦表达了钱福对谢铎学识人格的敬慕之情。
李东阳曾在《倪文僖公集序》中说：“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②此中提及“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相互区别及各自特色的问题，钱福则继承了这一观点又有所引申。他在《墨庄诗集序》中说：“昔人谓台阁之文，丰润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于诗尤甚，盖性情之真见也。若居台阁而能道闾阎之艰，宅山林而不忘尧舜之思，则可与论于诗之外矣。”③他显然以为馆阁之文（诗）与山林之文（诗）在风格样态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它们在创作主旨方面则有兼容共通之处———如果馆阁之作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山林之作又能弘扬圣王之道，这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创作境界，亦是陆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儿》）的真义所在。
基于这种批评观，他对那种既能体现隐逸情怀、又能彰显世教风规的作品中意有加，这可以从他对友人曹文蔚的评价中看出。后者出仕之前，著有《山居集》，钱福说：“《山居集》者，吾友曹文蔚居于山林时所作也。其隐居未仕之时，放情于山水之间，笑傲于林泉之下，玩物适情而诗倏然成诵，是诚诗豪也。
尝谓予曰：诗而无法，犹车而无轮。吾于晋法陶渊明，于唐法杜子美，二公之诗，诚有益于诗教者。他如苏、李、嵇、阮、曹、刘、谢、鲍之流，非不可与言诗，其于世教抑末矣！”④曹文蔚出仕之后又有《云程集》，他评价说：“夫诗固亦文也， 然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今见君之所制，似宜为台阁之人物也。”⑤ 钱福这种批评观的形成，与自身喜好游赏的秉性以及长期受到李东阳等人的诗教文学观的影响有关。他在《芝岩诗序》中说：“予有诗癖，不可疗。每登临泉石，适意处辄收拾归药笼中，以为奇方异材。遇骚人墨客与之语，津津然有喜色，又自以为得良医也。”①由此，可以看出他烟霞痼疾之深。他又在《〈百川学海〉叙》中称：“前辈尝语福以学者当先识义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后次之词章、字书、博物、搜异，以穷其变。”（同前）另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钱福”名下汇评引乔宇所作墓志铭说：“（钱福）又言，辞必根据道理，虽恒言近事，亦不可略。”②由此，又可以看出他崇尚义理的根本见解。这些本性与理想之间的固有冲突体现在诗中，就形成了他心中庙堂与江湖难以割舍的两端牵挂。如《秋泉》“我爱秋山兼爱泉，每逢秋水放吟船”与《幽居次韵》“独惭吴下生来晚，忧乐关心仰仲淹”的矛盾，再如《饮白司寇池亭》“江湖廊庙皆心事，昭代穿渠有白公”、《晏起》“江湖廊庙心犹壮，鱼跃鸢飞道自充”的冲突皆是。当然，钱福的科场成就与政治生涯颇不相称的戏剧性对比使他更加钟情于山水，甚至声色，但是其内心始终充满了志大难用的痛苦。其《寒夜感怀》一诗说：“拔剑床头碎玉瓶，凄风苦雨共寒檠。只须纸上寻先觉，敢向君前诉不平。岂有鸩人羊叔子，可无蹈海鲁连生。乘桴欲便沧江去，鹦鹉洲边哭祢衡。” （《钱太史鹤滩稿》卷二）因此，他后期创作中固然有大量的游赏山水、娱咏情性的作品，却不能忽视蕴含于其中的屈抑之志和不平之声。
钱福的诗文特色鲜明而突出，首先是气势雄迈，辞章富丽。时人沈思评价他说：“君既入翰林，又从西涯李公先生，益肆力于文章。闳衍浩翰，阔视一世， 而才高气奇，挥毫对客，往往数千言可立就，词锋所向，莫之与撄。”③又评价他致仕后的作品说：“暇日独喜吟咏，凡怀乡恋阙、王事有劳，与夫欢忻戚愉之情， 一寓于诗焉。发之濡毫引纸，力追古作，深得诗人六义之体。”④他早期与后期的作品在风格面貌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词气锋挺、铺陈绵连的特点却没有变。像他早年的《哀春赋》《绿云亭赋》，取法骚体，意象选取则自古而今，随意撷择，风采艳发，开合自如。后期诗歌也益显清挺，如《小山歌》云：“自想老夫狂游四海五湖二十载，谁知此山之趣真无穷，何日结庐依古松？”⑤诗意遒劲，老气豪横。这一特点的形成与钱福的文气论离不开，乔宇为其所作墓志铭说： “予与与谦同游邃庵、西涯二先生之门。与谦尝言，作文须昌其气，先使一篇机轴定于胸中，然后下笔，当沛然莫御矣。”①也就是说，钱福认为诗文创作应当具有感性意气，又要对写作意图做到成竹在胸；然后意气与意图相结合，后者在前者的驱遣之下，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绰有余裕，不可抗拒。应当说，他的观点导源于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一系列论述， 算不得理论创新，但在茶陵派一味强调文气平和的主流论调之中，也是迥然特立的了。
其次，俚俗浅白，兼涉宫体。他有些诗全是身世经历及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明白如话、浅近亲切。如《警世》一首云：“为人须俭用，切莫大施为。斗米无来路，千金有尽期。多少风流者，皆因自悔迟。亲戚如麻密，济宽不济急。
有钱朋友待，无钱躲过壁。力苦自撑持，成家都是实。”②此诗说勤俭立身、世态炎凉的道理，似有现身说法之意。《明日歌》云：“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朝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同前）此诗说时间宝贵须当机立断的道理，因为寥寥数语便将其说尽说清，故由古至今流传甚广。《警世偈言》云：“逐日挨排了便休，明朝何必预先忧。死生由命难期约， 富贵功名不久留。无数豪门成白地，几多胜景变荒丘。此言尽是目前事，堪叹人生不转头。”③此诗充满佛家生死轮回、回头顿悟之感，亦是偈言正格。他还有即兴调笑之作，如《广陵乘兴赠妓》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同前）此诗为他致仕后游历扬州时作，狎戏不羁，颇见新巧。此外，钱福对宫体诗也有偏好，这自与他不厌声色有关， 《钱太史纪事》中就记载了他慕名寻妓的逸事，亦即《广陵乘兴赠妓》一诗的由来。这些宫体类诗有《观美人烧香》《美人手》《美人足》《妇人插秧》《绣鞋》《二姬蹴球》《佳人染指》等，它们尽是“起来玉笋纤纤嫩，放下金莲步步娇”（《美人足》）之类秾丽软媚之辞。除了描写妇人及其服饰穿着的诗，他还有《咏菊花》一百十二首。这些诗中其实还兼咏牡丹，而且这些花多以古来美人命名，宫体意味比较浓厚。像《醉杨妃》“侵晓承恩燕未央，流霞微透玉肌香”①、《紫罗衫》“独有赵家双姊妹，娉婷偏胜六宫妆”（同前）等，余例甚多。这些诗与茶陵派典正雅丽的诗风大不相合，却表现了钱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真实的风月情怀。
总之，钱福创作思想秉承李东阳的诗教观，作品大体上显现出茶陵派的风格特色；但是他复杂多元的人格特质及人生经历也融入他的诗文之中，某些又与其作品主体乃至茶陵派的主导理念相左，这正是他作为茶陵派一员的独特价值所在。事实上，这也丰富了我们对茶陵派这一群体构成及风格特色的评价。
何孟春（１４７４—１５３６），字子元，又称燕泉先生，郴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在政治上敢于作为，四库馆臣称其“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如救言官庞泮等；请停万岁山工役；清宁宫灾，陈八事；出理陕西马政，上厘弊五事；谏武宗幸宣府；嘉靖初以旱涝相仍，条奏八事，皆侃侃凿凿，有关大计”②。出任地方官时亦颇有政绩，如出理陕西马政时，“上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巡抚云南时，平定当地蛮兵的叛乱。乃进为吏部左侍郎， 因“大礼之争”而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是为冗员闲职，不久便被削籍。卒于家，谥文简。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孔子家语注》八卷、《余冬序录》六十五卷、《余冬诗话》三卷、《何文简疏议》十卷、《何燕泉诗集》四卷，并曾给李东阳《拟古乐府》作注解。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 而诗文颇拙，率不能成一家。惟生平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章疏乃卓然可传。”③ 何孟春的文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余冬诗话》中，其中论列诸内容出自他《余冬序录》有关论诗的部分，分上、下两卷，今人周维德收入《全明诗话》第一册。总体来看，《余冬诗话》摘列宋以来的诗话论调，祖述《麓堂诗话》中的观点，略无新意，但是他对李东阳庙堂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观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在《余冬诗话》上卷说：“《青箱杂记》，文章有两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槁，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润，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国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今乐艺亦有两般，教坊则婉媚风流，外道则鹿鸣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与文章相类。
《麓堂诗话》：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须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乐既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惟一派中和乐耳。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古今名家，取譬于诗文如此。”①何孟春认为宋吴处厚《青箱杂记》、王安国的评议，与李东阳《麓堂诗话》中有关台阁、山林之文论点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文学批评序列，他们是针对诗文创作的观照对象的不同来立论的，其中也隐含了一定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不同的批评因素在。虽然渊源甚古，但显然到李东阳这里这种题材划分和艺术要求才趋于明晰和完善，而且在成化、弘治、正德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馆阁之文亟待豹变而山林之文日益兴起，两者的相互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及其他序跋涉及这一方面的观点，正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虽然何孟春并没有对这种观点本身有独到的发挥和引申，但他毕竟厘清了它的源流变化，因此亦值得重视。
另外，何孟春在文章写作方面推崇贾谊，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又注重运用知人论世之法，抑扬合度。其《贾太傅新书序》曰：“朱子尝言谊学杂，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处，《新书》特是一部杂记稿耳。谊盖汉初儒者，不免战国纵横之习，其著述未尝自择，期以垂世。而天年早终，传之所掇已未尽， 然乱于他人者，何足为据？谊之才实通达国体，言语之妙，后儒良不易及。此论笃君子所以虽或病其本根，而终不能不取其枝叶也。”②此序作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九月。虽说王阳明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有所谓“龙场悟道”的境界，但他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才写出《朱子晚年定论》这一奠定其心学基础的著作，在何孟春授理《新书》之际，阳明心学的思想学术地位虽正在抬升，却远没有达到可与朱熹理学抗争的程度。从何氏此序的论断可以看出他对朱熹的观点并不迷信，且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可谓有据有识，表明了对贾谊“言语之妙”的欣赏，其实更直接地透漏出他文宗秦汉的态度。
何孟春的文艺创作主要是诗歌，现存有《何燕泉诗》四卷，惜版刻未精，而间有毁损，不少词句已难辨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传其诗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赡，故往往失之平衍。”①其实“平衍”并不是何孟春个人的过错，恐怕也不全是“才力”的关系。谢铎“经术湛深”，可算是有才力的人物了，然而他的诗歌也不见得“富赡”。谢铎有才力而诗情有所欠缺， 而何孟春的诗情却有自然浓郁的时候，即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中所谓“其得于天厚”而非“人力”者。该《序》对何诗颇为推崇，曰：“且我明诗教之盛，自弘治间学士大夫始翕然丕变，而一时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复诸公，争鸣奋唱， 力追大雅。而先生适当其时，与之师友，互相攻错，即句字皆经斧凿、引绳墨， 必协古风人之义而后止。则其声诗所发，裒然名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 不有自哉？”②将何孟春与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前七子”中坚人物李梦阳和何景明并提，以为可与之“齐驱并轶”，则不能不说是推尊过至。无论是从何氏作为“茶陵诗派”成员之一的角度考究其文学成就，还是本着如何正确评价何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动机，皆有待于我们先对他的具体诗歌创作做一比较全面的考察。
就体裁而言，其诗集四卷中第一卷为古风６３首；第二卷及第三卷之前半部分为七言律诗，凡１８８首；第三卷其余部分为３８首五言律诗和１８０首七言绝句，该卷末一首《梦中作》则为集中仅见的六言体；第四卷则是１５首五言绝句、３首五言排律和４首“七言排律”（集中所谓的这四首“七言排律”事实上是联句，名实不符）。何孟春诗歌创作的精华集中在前两卷，即古风和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创作的数量虽多，但在艺术上则逊色得多；至于些许“排律”之作，则称不上是艺术作品，其之所以存于诗集中，大概是为体现各体创作之全，乃至于用联句冒顶“排律”。
何孟春诗歌所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他的交游诗中除一般的唱和之什外， 还有赠行诗和哭哀诗（挽诗），如《送友》《送李习儒归茶陵》《送周秀才南归》《挽陈武选企元》《华处士挽词》《二首哭孟旦第次易体干韵》等，赠行诗中较出色者可以《送周秀才南归》为代表，诗云：“碧云飞尽楚天低，桑梓依依溰水西。夏杪轻装先雁去，客边孤枕听猿啼。王程有限归偏疾，世路多歧梦亦迷。惆怅尊前几知旧，河桥草色此分携（按：原字漶漫，笔者拟作此字）。”①另外较多的是行旅即景之作，如《望江驿》《闸河阻》（卷二之作，以别于卷一之什）、《过洞庭湖》《阳关》《嵩高山》《庄浪道中》《登封道中》《崆峒山》《宁延道中》《嘉峪关》《兴隆道中》等，可以《闸河阻》和《嘉峪关》两诗为代表，前一首云：“春尽官（笔者按： 此字不敢确定）渠水尚悭，蓬窗推枕听潺湲。南风几日当移棹，小雨浮沙始作湾。两闸邈如千里隔，沧浪空羡白鸥闲。浮生滞迹今多少，昨梦分明遍九寰。”② 后一首云：“胡尘接塞莽何极，汉月出关空自沉。四山侧立草木死，一路中分冰雪深。老怀别久重作恶，病骨春寒仍不禁。谁与边兵定轮戍，劳歌无限苦辛吟。”（同前）行旅即景之中有时又兼怀古之作，如《古隐君祠》《巢父井》《温泉》《四皓墓》等；有时则兼感怀，如《灵钧台（原注：在凉州）》：“四望烟尘万里开，壮怀何事怯登台。思归有客怜胡草，寄远无人问陇梅。梦里绿衣连夕到， 客边霜雁几时回。公家日负痴儿债，未拟余欢放酒杯。”③ 其他则还有不少日常感怀之作、闲情诗、题扇（画）诗、哲理诗等。日常抒怀多为一己私遇之慨叹，如《山中述怀》：“我生多难那堪诉，二十年来未死今。旋剪草莱聊筑室，载培松柏渐成林。春山遍洒愁边泪，夜雨兼伤梦里心。”可惜不能感人。《杂言》诗：“长枪太剑，几人封侯；寸管尺牍，终日书囚。富贵不如行乐，文章只益穷愁。百年扰扰君何求，晨鼓暮钟同一楼。醉乡有田可种秫，幻境无地堪藏舟，南面更谁夸髑髅，嗟生浮，号死休，人间不如意事十八九，何物男儿空白头！”④语言颇有意思，只是“牢骚太盛防肠断”。《感雨》诗云：“天时喜常旸， 民命堕焦釜。田如龟在灼，完卜何时雨。吾闻春秋书，四月已愁鲁。况兹五月来，野外皆赤土。……君不见三吴去年民乏食，两淮菜色多流离……”（同前） 体现出他对民生的关心。闲情诗如《夜饮调座客》等，无足观。题扇（画）诗较好的是《题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韵》：“烟雨模糊一叶舟，水花开处见芳洲。江湖满地皆南国，渔钓何人独上流。醉后客心愁对酒，病余吟骨健逢秋。今宵正作潇湘梦，塞雁惊飞莫过楼。”⑤ 感悟人生哲理的作品，何孟春写得也不错，如《过洞庭湖》：“往年过洞庭，天水连四极。眼中君山外，尽是鱼龙国。高秋八九月， 千里或瞬息。虽有波涛骇，长风不容抑。今来过洞庭，洲港界封域。新春水未生，涯涘近可识。舟人复苦之，三宿在湖侧。逶迤沙草路，动借牵挽力。忆吾行其间，前后几南北。曩已忘风波，今当候天色。行速岂用夸，迟行不须恻。
前程尚远而，此地独纠缠。平流与高浪，于计孰为得？保此千金躯，幸免妨不测。吾舟已出湖，买酒宁论值！”①又如《闸河阻》二首其一：“达人伤穷途，君子慎末路。中流自在时，吾岂终无遇。梦踏步虚声，行歌远游赋。会看天汉间， 飘渺横槎度。”（同前） 何孟春诗歌的思想内容显得相对贫乏，四库馆臣说他的诗歌“平衍”，虽是从艺术的角度说，但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评语来看。然而造成何诗“平衍”的原因，不是他才力不够“富赡”的缘故，思想内容的贫乏恐怕还是主要的因素。
其实何氏不乏诗歌才情，这从上述部分诗歌中已不难看出。而且他的诗歌中也不仅只是“平衍”的一面。“平衍”一词隐含着对语言造诣和诗歌技巧的忽视与不足，其实何梦春还是很注意这个方面的，如“白映中流石妨棹，香来两岸梅藏葩”（《武昌阻雪次沈提学和苏集韵》二首其一）、“钟声暗度烟中寺，野色晴开雨后山”（《送友》）、“双门阖辟青云表，鸟道无极着秋草”（《潼关次陈廷言郎中韵》）等，都留下了他刻意经营的痕迹，“双门”两句更是明显从六朝“风云有鸟路”中化出。这种语言的点化还多处可见，如“晓来一雨春狼藉，多少花香染尘胎”（《平凉与邃庵再会为次待隐图韵二十绝》之四）本自众所熟知的唐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旅食又京华，不知春已暮”（《李献吉过余新居席上限韵作》）则是化用杜甫的“旅食京华春”，等等。这种语言的巧妙穿插与点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诗歌的“平衍”倾向。至于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誉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云云，亦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诗坛的景象就是如此，如谢铎虽诗歌创作丰富，近１５００首，但他的诗歌也存在着“平衍”的问题，且就个人经典作品在总集中的比例来说，则何孟春在“茶陵诗派”成员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顾清（１４６０—１５２８），字士廉，别号东江，松江华亭人。弘治六年进士，同年十月授编修，参修《大明会典》。弘治十六年修成后，升为侍读。正德初，刘瑾得势，顾清不相阿附，正德四年，前者摘《会典》中几处较小失误，对翰林院参修成员大施挞伐，贬为南京兵部员外郎。正德五年，刘瑾被诛，还为侍读学士，历任少詹事、经筵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嘉靖初，为御史李献弹劾罢归。嘉靖六年，诏为南京礼部右侍郎，次年诏以尚书致仕，在入京上谢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九岁，谥文僖。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续集》五卷、《存稿》十卷、《傍秋亭杂记》《华亭顾氏家谱》四卷、校正《周文襄公年谱》，另与陈威合撰《松江府志》三十二卷并行于世。他还曾编校《许鲁斋遗书》《元张文思公集》，但未被刊布。
顾清在入仕之初，便深得李东阳、谢铎、程敏政等人的欣赏。及第后，自然少不了唱和往来。他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方石先生季父逸老以宝庆守致仕，先生名其居曰“悬车旧第”。宝庆殁，先生有诗命次其韵》一诗可以为证。
他与李东阳等人的唱和之作更多，例如他有《内阁赏芍药》二首，题下自注说： “时阁老义兴徐公、洛阳刘公、长沙李公，徐、刘首倡，长沙及学士篁墩程公以下皆和。”①类似这样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他还记录了同僚与李东阳等人的交往，如在为屠勋所作《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行状》中说：“公（即屠勋）在刑曹以诗名，故太师李文正公、尚书吴文定公、礼部侍郎方石谢公皆与之唱和。”② 顾清晚年曾对自己的诗文集做过编订整理，因此体例精审，井然有序。他的《东江家藏集》明显分为三个创作阶段：《山中稿》四卷为初集，是他出仕之前的作品；《北游稿》二十九卷为中集，是他三十三岁入仕以来的作品；《归来稿》九卷为后集，是他致仕之后的作品。另外据四库馆臣考订，他还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系由其子孙续辑，这适与明人孙承恩为其所作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载录的著作相符，可惜入清时已亡佚，收入四库的仅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四库馆臣评价他的诗文特色说：“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③这段评价突出了他作为茶陵派后进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严格说来只能算作他三十三岁入仕后的概括，在此之前应该说他受到茶陵派的影响较小，婉丽有余而雅正不足。
从《山中稿》四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他早期的创作深受《楚辞》、陶诗甚至六朝宫体、骈文的影响。如他在《梦萱赋》序中说：“教谕李大经先生一日召清，曰：‘吾官晋江时，梦吾亡亲。明日，而吾弟缙绅至。感而有作，和者数十人，诸体略备。闻子学楚骚，其为我赋之。’”①可知早在乡学时，他学习《楚辞》已颇有名气。此赋与同卷收录的《感春赋》，都是“六字＋兮＋六字”的《离骚》句式；他另有《雪赋》为六字骈文，虽多有科场余气，却也不乏六朝风姿。此间诗中提及先唐典事的辞句特别多，像《村居杂兴六首》其六：“灵均沉湘陶令死， 篱下寒香久无主。”《除夜》：“更无柏酒共桃符，一卷《离骚》伴竹炉。”《登夏时茂澄碧览翠二楼》其二：“若为借得湘妃瑟，鼓向江南十二峰。”《秋兴和芸轩韵》其二：“平生宋玉多悲感，拟脱青衫趁白鸥。”《环溪十咏得莼菜》：“多渴长卿愁内热，谢他清淡养天真。”《咏二乔得真字韵》：“铜雀金陵总未真，六朝花月几经春。”《破镜篇》：“君不闻蔡琰胡笳十八拍，千载英雄泪如霰。”②另外，一些诗写得非常缠绵秾丽，具有较深的齐梁风韵，如《征妇词》“银灯花落夜迟迟，最忆灯前笑语时”、《海棠四首》其四“香颊潮红亸翠襦，绛唇微吐滴胭脂”等。这一时期一些作品还表现出他对历史、现实的批判情怀，如《花见羞后唐明宗淑妃王氏也予读〈五代史〉感其濒死为子乞命数语故为赋之》有“君王墓草埋寒烟，春风麦饭洒谁边。花见羞，恨千年”句③，颇见为古代节义女子鸣不平之意。《冬至书怀》有“傍村八九家，悄若住空谷。往来迹已断，况乃相贺祝……吾将驾灵查，一访巫咸卜”句，此诗题下注说：“是岁九月初，连雨腐稼。明年壬寅大饥， 米石至千二百钱。”④这恰恰说出了他意欲求见巫咸一卜丰年的迫切动机。
另外，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尤其对华而不实的文风深恶痛绝，如《辛亥感兴六首》其一：“六籍无孔孟，诸子竞为书。班马雄两汉，韩柳后驰驱。斯文虽未丧，元气久已殊。云胡后来者，每变日下趋。靡然事华藻，琐甚雕虫鱼。杳眇乱人耳，黄钟委路衢。时无欧阳子，谁为扫其芜。”⑤ 由诗题知此诗作于弘治四年，他的创作思想显然开始由青年时期的闲情唱吟逐步向兴复古文转变。如果说先此他向先唐汲取文学素养还停留在浅层的形式美借鉴上，此后则开始侧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意义层面上的探掘了。弘治六年，他投入李东阳门下，无疑在客观上加速了这种审美倾向的奠定和巩固。
《东江家藏集》卷五至卷三十三是《北游稿》，这一部分与师友、同门及同僚游赏题咏唱答赠和的内容增加，但单就某书某事抒发书生意气的作品渐少，而且风格趋于庄凝厚重。这说明入仕后现实政治的历练和师友平正典雅的审美趋好使他从先前平静务虚的书斋生活中摆脱出来，他的创作思想及手法也日益成熟。当然，先前他崇尚骚体、六朝并多有心得，恰恰与茶陵派的创作主旨相合，这基本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最初就可以得到李东阳等人的赏识，并融入这个诗派中成为后进中的翘楚。孙承恩在他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中说：“时傅文穆公与李文正公、宗伯程公敏政，皆负文章重名，慎许可。公每试必在甲乙，亟加叹赏。”①此铭最后又评价他的诗文风貌说：“所为古文深厚尔雅，不事浮艳奇怪，出入韩柳，诗宗盛唐，多思致。”② 正如已经提到的，他早期诗歌“浮艳”的成分还比较重，提及或效仿唐人的作品也不太常见，这则评价应是指他中后期文风转变之后的样貌。他在《登第后寄所知》一诗中说：“匡时未展江湖志，饱食频惊岁月催。翘首碧云南国路，美人谁在读书堆。”③这正好体现出他出仕之后，对过去吴山越水的徜徉、美人书堆的沉湎与留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见出他匡时济世的情志渐强，书卷金屋的虚幻退去，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出他将早期风格与茶陵派诗美要求相融合的过渡状态。
这一时期他的咏史诗识见渐深，转益多师的范围也比较开阔，对唐宋以来的名家作品用力渐多。如《明妃和汪抑之》：“汉朝翁主半家人，临到王嫱国论新。解道怀戎尚忠信，庙堂谁谓少谋臣。”④ 《杨妃》：“汉家妃子度金微，裂面西风损黛眉。教得后来人解事，只从金屋抚番儿。”⑤ 《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乱来天意长奸雄，一语深投月旦公。岂谓三袁尽河北，更教诸葛起隆中。烟消赤壁沉雄俊，树冷西陵怨女童。不及人狼祖余知，化牛犹得占江东。” 又：“阿师留发拜昭仪，绛缕初封不记谁。海内渐看归圣母，榻前空自属佳儿。
天征鸟梦垂双翼，鬼作人妖有四眉。早与文皇作男子，乾坤更是一番奇。”⑥ 他对王嫱、杨玉环的评价，寄予了对当朝暗弱的辛辣讽刺；对曹操、武则天着眼于当时局势的变化，结论较为公允，这些都比前期对“花见羞”之辈的怜惜叹惋要有力深刻得多了。
在原先的师法范围的基础上，他对唐宋名家的借鉴也多起来，如《宫体四首次良金韵》《又用杜韵》《戏效荆公作四首》《四月十二日定庵先生过访诵东坡过清虚堂诗用韵奉谢》等。他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描述自己与古人对话时的状态说：“良宵可虚掷，明灯了残书。开卷对古人，已隔千载余。精神方尺间， 恍若倾盖初。”①这基本是他复古心态的反映。此间他注意将先唐的典事与唐诗结合，诗歌眼界趋于通达，如已提到的《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一诗外，还有《次韵启衷给事病后见寄》（“宋玉杨朱各有悲，杜陵曾借草堂资”）等。
当然，他对《楚辞》的偏好始终未变。弘治九年，同乡蒋文辉以太学生身份入京，不幸于途中溺死。弘治十一年，他作《吊蒋文辉》一文，其序称：“为作楚辞一通，授鼎（蒋氏后人），使投诸河，以吊之。”②此文全用骚体，亦为“六字＋兮＋六字”的典型的《离骚》句式。此外他还有《畏庵和章趣成郡志未有三泖九峰遗似屣之句再迭反骚》《有菊为盛德彰赋》（“湘累放逐怨枯槁，渊明亦为五斗驱”）等。这样，他的诗就融合骚体的绮丽与唐宋诗歌的盛大特征，形成了清丽平正的特点，《北游稿》正是他的风格趋于成熟稳健的时期。
《东江家藏集》卷三十四到卷四十三为《归来稿》，这一部分为嘉靖元年前后被罢归以后所作。他南还之际，亲自到李东阳的坟上告别，并作《辞李文正公》一文：“维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五月壬子朔、六日丁巳，学生礼部右侍郎顾清，谨以酒果时羞，祭于先师李文正公之神，而言曰：清被言去国，兢惧实深， 回瞻师门，庶以无愧。今当永别，不胜眷依，敢告启我衷，翊我躬，俾贞厥终，无作公羞，永光于师训。”③可以说，他中期参修史乘、论谏时事的作品，如在《北游稿》中所载的《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体用一源论》《胡亥任赵高》等杂论，及《答张宗周工部书》《答喻太守书》等涉及荒年蠲除赋税、平定暴乱等见解体现出的耿直不阿的品格，固然与自身秉性有关，也是他自觉秉承李氏师训的结果。罢归期间，他作有《秋雨赋》，其序称：“予南归之明年壬午秋七月，大风雨， 拔木害稼，民庶劳止。又明年八月，复然，乃作此赋。”①是为代民立言之作。他回忆旧事尤其与李东阳有关的事特别多，如《金杯叹》诗后引称：“李文正公在仕路五十年，参机政者十八年，家止一金杯。公殁，家人试之，乃铜也。盖求文者以为贽，而公因用之，初不知其赝也。丙戌六月九日，公生辰，与客谈及，歌以识之。”②此一轶事，无疑更能加深对李东阳廉洁奉公的认识。他还作了许多凭吊古迹的作品，如《十二月至济宁秦凤山示和彭幸庵吊古诸作次韵八首》，其中包括《淮阴侯祠》《沔南武侯祠》《滇南思武侯擒孟获》《浣花草堂》《颜鲁公祠》《陆宣公祠》《岳武穆祠》《文信公祠》等小题。
先后经历了被刘瑾贬黜、被李献奏免等曲折过程，他晚年的心境变得平和豁达，如他在《近作小亭池上，背墙面流，左右林樾，日色不到，而窗几虚明，颜之曰‘息影’，味苓至而喜之，赋诗三首，因次其韵》其一称：“浮世空名与谤随， 欲从蛙黾问公私。年来悟得安心理，只在池亭隐几时。”③ 关于顾清在茶陵诗派的地位，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诗话》称：“东江诗法西涯，观其险韵，再四迭用，足见其能事。当日诸公受长沙衣钵，或推方石，或称二泉，或首熊峰。以鄙见衡之，要皆不敌也。”④虽有所过誉，亦值得对他加以重视。
鲁铎（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是年主考官为吴宽。此后，任编修，平日闭门自守，潜心义理学问，不妄言人过。正德初，出使安南，全节而返。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相继任南北国子监祭酒，后托病辞归。时人多以其学问品行与谢铎相并提，嘉靖初刑部尚书林俊上《录名德以重士风疏》称：“鲁铎约质浑晦，志尚清纯，道足以镇雅黜浮，学足以订顽立懦。方今厘革庶弊，正育贤成德、振作士风之时，况鲁铎与弘治间谢铎人品为类。谢铎以祭酒养病，孝宗用吏部荐，进礼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师，颂美有作。陛下今日处鲁铎如谢铎，则今日颂美陛下将亦同孝宗矣！”⑤在林俊的荐举下，他再次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年致仕，累征不起，卒谥文恪。清沈佳《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一“鲁铎”小传称其享年六十七岁，适与他自称“我昔成化庚子之岁，年二十……迨今忽增四十有七年”①及李濂于嘉靖二十七年所作《鲁文恪存集序》称“寿啬七十”相合，故知其卒于嘉靖五年。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称其卒于嘉靖二年，不确。他有《鲁文恪公文集》十卷传世，诗风渊雅，不温不火，深得李东阳为诗之道。《明史》本传曾载他用半条干鱼与同年赵永一起为李东阳祝寿之事，三人甚是相得，极欢而退。他还是李东阳晚年座上的常客，包括顾清、何孟春等人在内，他们酬唱赠答的诗歌较多。
明项笃评价鲁铎说：“沈潜学问，不专为文词。历官祭酒，端饬自励，日危坐焚香。读经史，不肯言人短长及时政得失。虚心约己，清慎不渝，忧时济世之心，至老弥笃。”②结合他的仕历及诗文创作来说，这是较为恰当的。
他的诗歌秉承了茶陵诗派一贯笃实浑厚的风格气韵，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教观的色彩较重，而且格调沉缓，略无新意。四库馆臣索性直接说：“至于诗文，则皆不甚擅长。盖其平生志趣，不在于斯耳！”③然而，这是由鲁铎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决定的。正如他《入院言志》诗称：“圣明重辅理，推心任儒臣。
玉堂敞北扉，储养归陶钧。商家礼三俊，周室须常人。肆今黄阁老，蔼蔼伊周伦。而我樗散质，亦与名材抡。赖兹楷范在，启发倾仓囷。岂徒事文字，衣钵传经纶。我生颇辛苦，所怀非忧贫。愿言策驽蹇，周道随清尘。”④所以，他与谢铎相同之处在于有着强烈的济世忧民的情怀，这些反映在他的诗歌中，成为较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关心农人劳作的疾苦，其《三农苦》一诗说：“癸未四月雨，并遗束作忙。盛夏雨不嗣，连月恣怕旸。邻湖奭斗数级，安间陂与塘。高秋报淫雨， 宵昼声浪浪。出村早焦槁，自无卒岁望。原田所灌溉，糜烂无登场。泽农陷巨浸，什一罹死亡。贫者为耕治，鬻儿营种粮。乃今益穷迫，骨肉矧异方。富者忧盗贼，扑劫群虎狼。向闻司租使，适经川泽乡。芃芃赏禾黍，讵信诉灾荒。三农苦复苦，天高难自明。未论死沟壑，官租何由偿？仰首向天泣，旻天但苍苍。”⑤ 此诗主要描写农人接连遭受夏季干旱、秋季洪涝的打击，颗粒无收已成定局。
贫农为了购买种粮，卖儿鬻女，惨不忍睹；富者则为暴民日多、时局不稳而担忧。然而，当局对百姓的疾苦丝毫不放在心上，租税照旧，就加重了农人的负担。他又在《寒夜吟》中写道：“铦风铲地地欲裂，横磨几许并州铁。深窗油冻灯不明，出袖手僵挑不得。征东甲士带霜坐，贼群却占千家卧。营中冻死不敢嗔，只怕河冰贼偷过。南去干戈何日止，兵贼居民皆赤子。官家诏赦明朝开， 尽消杀气阳春回。”①此诗为同情戍边将士所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兵贼居民皆赤子”的观点，认为士卒、暴民、平民都是本性良善的：天灾人祸导致流民产生，当局绥抚不力导致流民暴动，暴动使大批平民日常生活不能保障，当局派遣士兵镇压，士兵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其实是封建统治时期永远无法突破的恶性循环。鲁铎最终将希望投向官方，希望一纸诏书赦免暴动者的罪过。这固然可以消弭下层民众的苦难，但是却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弊政才是导致民生艰难的源泉。再如《观郑侠流民图》写道：“近来偶得流民图（“图”字原缺，据诗意补），宝爱矜怜看未了。旱风吹沙天地昏，扶携塞道离乡村。身无完衣腹无食，疾羸愁苦难具论。老人状何似，头先于步无生气，手中杖与臂相如，同行半作沟中弃。小儿何忍看，肩挑襁负啼声干，父怜母惜留不得，持标自售双眉攒。试看担头何所有？麻籸麦麸不盈（此字原处模糊，据诗意补）缶。道旁采掇力无任，草根木实连尘土。于中况复婴锁械，负瓦揭木行且卖，形容已槁臀负疮。还应未了征输债，千愁万恨具物色。”（同前）北宋郑侠不满熙宁变法，将当时流民严重的情形画成《流民图》上奏朝廷，以示反对。鲁铎此诗虽为观图之后的感发文字，却对时下政治具有极强的讽谏意义。《民瘼》一首称：“官僚纷送逆，庖廪美供需。不有谋于野，宁知泣向隅。死前仍赴役，灾后却征租。圣主忧勤在，吾曹体悉无。”②同样揭露了民人先遭天灾、后遭人祸双重打击的惨状。此外，他还有一些写到有关边疆战事的诗，如《杂感二十首》其十四称：“近闻救边急，羽檄飞京师。兵声久不振，占募空三陲。如何骠骑军，还藉羽林儿。生来不识战，股慄趋道隅。亲戚远相送，父母泣前溪。
尺捶当猛虎，投死未可知。借问军中将，谁是李搴旗。莓莓受降城，落落燕然碑。前功未可必，安边去何期？惟应两阶舞，焉用一割为？”①此诗写从征士兵远离亲人、备边应战的内心痛苦，充满了同情悲悯之意。当然，他的立场始终是系心王室、冀君王一悟、政之一改的，所以他在《海内》一诗中说：“海内苦群盗，山东今一年。闺奁沦犬豕，肝脑厌乌鸢。节钺方连日，烟尘忽近天。釜鱼谁借手，早听凯歌还。”②这又是不能强求古人的地方。
鲁铎的复古倾向也比较明显，诗中很多涉及古人故事，另外对李杜、罗隐、陆游等名家的次韵之作也较常见。赞咏古人之作如《杂感二十首》其一：“许由洗两耳，恶闻九州长。巢父惜牛口，遥遥饮其上。二老振孤踪，千载流逸响。
呜呼成其高，尧天真荡荡。”乃写上古高士视天下如敝屣之事。其二：“晋室失其驭，所资惟贤豪。谢公负雅量，人士归皋牢。声乐自满耳，举世方惊涛。安能缩首尾，共作寒虫号。清颜照木石，东山为增高。淝水了大事，余算曾无劳。
高崧岂具眼，嘲戏同儿曹。”为谢安处变不惊力挽狂澜之事。其九：“荆卿报燕仇，壮气谁与匹？高义诚足嘉，一身非所恤。商声起哀筇，易水惨且泌。所事在秦庭，自谓百不失。安知寰宇上，白虹贯朝日。天意乃若此，人事焉可必。
惜哉百夫良，徒以昭往帙。”为荆轲刺秦一去不返之事。其二十：“季主夫何如？ 卖卜长安东。相携二三子，引侍常时同。日月论纪差，天地循始终。博观千载上，斯道无终穷。如何贾生辈，与语时未克。乃知太卜子，天命常相通。性道苟自述，遁身亦何崇！”写司马季主以天道解喻贾谊之事。总之，这些诗带有很强的史学诗札的痕迹，或追慕高贤，或高赞丕绩，或阐发玄义，表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处世之道。
他踵继唐宋诸贤诗韵的有《连雨中因读少陵大雨诗次韵一首》《梅开用杜韵》《暮春城西即事用少陵韵》《丙寅除夜次安博驿用杜韵写怀》《读李诗》（“谁云李太白，旷达擅高踪”）、《方桥用韩昌黎韵仍衍其意》《九日园庭用杜牧之韵》《九日梦野台修砌适成用杜韵》《对菊次唐人罗隐韵》《看压新醅唐皮陆二公倡和韵》《柳子冠用东坡韵》《莲北庄用放翁饮酒近村韵》等。上述表明他广泛借鉴盛唐以降乃至宋代诗歌，其诗歌审美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
他有些诗歌还呈现出一定的清逸静远的气息，像他在《六十庚辰除夕用五十韵》中说：“流年经六十，病与世相违。朋旧容疏懒，林丘隔是非。形常忘彼我，佩岂赖弦韦。醉向屠苏席，春盘野菜肥。”①此诗虽为晚年所作，亦表现出他一生超脱物表、洁身自好的风格取向。
他面对复杂变幻的仕途，既想有所作为，又不得不考虑全身而退，故在诗歌中经常寻求城市与山林、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平衡。如《已有园》有“廛间分巷陌，城里得山林”句、《郊行次序庵韵》有“明日红尘向城市，野桥山店尽堪思” 句、《林下》有“马迹车轮城市里，何人知道有山林”等等，都是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的表露。虽然它们整体上笔调轻松、景语清丽，但潜伏在文字之下的理智与情感激荡的暗流却不能有暂刻平息。
鲁铎为诗首先体现的还是它的思想性价值，其在《次韵白学士先生读〈离骚〉》中说：“是非千古有公平，一读《离骚》一怆情。邑犬只应遭靳尚，江鱼争忍负先生。重华何处言词尽，列传谁云与可轻。试向沅湘看正气，春来风浪几时平。”② 另《李在山水行》末句亦称“眼前寒士皆大庇，杜陵千载同吾心”③，这些都表明了他的志趣所在。也许正是基于对屈原、杜甫等人文品人格的高度敬仰，他在赋作中大量运用屈辞成句，表达无尽的忧念之思，像《已有园赋》即有大量语例可资证明。当然，作品自身的艺术美感和独创性价值都要相应大打折扣了。他还作有几首词，如《玉烛新》《谒金门》二首、《柳梢青》《水龙吟》等， 它们总体上楷正有余，才性殆乏，有失词体本色，但像《柳梢青》“乙酉重逢，前番乙酉，五岁孩童。试想当年，犹如前日，已作衰翁”④ ，也微见情趣。
陆深（１４７７—１５４４），字子渊，号俨山，华亭上海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四年，因刘瑾作梗，随众多翰林官员谪迁，外调为南京主事。刘瑾死后复职，历任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侍讲官，后外任山西提学副使、四川左布政使。嘉靖十六年，为太常卿、侍读学士。嘉靖十八年，以詹事府詹事致仕，卒后谥号文裕。他一生著述宏博，有《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此为诗文部分；另有《俨山外集》四十卷，由学术札记、野史纪闻等组成，为其子陆楫汇编而成，包括《传疑录》二卷、《河汾燕闲录》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金台纪闻》二卷、《愿丰堂漫书》一卷、《溪山余话》一卷、《玉堂漫笔》三卷、《停骖录》一卷、《续停骖录》三卷、《豫章漫抄》四卷、《中和堂随笔》二卷、《史通会要》三卷、《春雨堂杂抄》一卷、《同异录》二卷、《蜀都杂抄》一卷、《古奇器录》一卷、《南巡日录》一卷、《大驾北还录》一卷、《淮封日记》一卷、《南迁日记》一卷、《科场条贯》一卷、《平北录》一卷等。四库馆臣评价《俨山外集》说：“虽谰言琐语错出其间，而核其大致，则足资考证者多。在明人说部之中，犹为佳本。”①可知，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弘治十八年，杨廷和等人担任应天乡试考试官，故陆深出于杨氏门下。他执师礼甚恭，其在《祭阁老石斋杨公文》中有“门生最辱知怜，相从馆阁余二十年”②句，即可说明。杨廷和不以诗文见称，但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李东阳曾说： “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③李东阳对杨廷和推引有加， 在正德期间同他通力与刘瑾等人周旋，全护忠直之士；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 力挺他为少师、太子太师、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足见推重。因此，后者对李东阳的感佩之情是不言而喻的。陆深自不能免受这种影响，他对李东阳的敬慕也频见于文集中，甚至亦自称门生，如《跋邵二泉西涯哀辞》称：“往岁丙子秋，深起告北来，舟次广川，适闻文正之讣，亦有一诗，哭之曰：‘细推天运几生贤，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庙江湖今复少，文章功业古难全。重来东观嗟何及， 再过西涯定惘然。白发门生伤往事，每看忧国泪双涟。’”④从某种意义上，陆深怀有“道以济时为上，物以资世为贤。故圣人不宝难得，不作无益，远观近取， 凡以致用也”⑤的政治追求，是杨廷和言传身教的结果；他在诗文创作方面雅丽从容风貌的形成，却受李东阳茶陵一派的影响甚深，故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今观其集，虽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学问，切近事理， 非徒斗靡夸多。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⑥因此，将陆深看作茶陵诗派的殿军亦是合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陆深早年与徐祯卿（１４７９—１５１１）交往甚密，且并有诗名。
后者虽为前七子成员，诗文追求却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不尽一致，且年仅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因而陆深并没有染上李、何“赝古”的习气。另据《明史》本传，称陆深为人“颇倨傲，人以此少之”①，也可见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对于近世文坛风气的演变，陆深丝毫不掩饰对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赞美之词，如《北潭稿序》称：“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师杨文贞公士奇实始成家。一洗前人风沙浮靡之习，而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时若王文端公行俭、梁洗马用行辈，式相羽翼。至刘文安公主静崛兴，又济之以该洽，然莫盛于成化、弘治之间。……一时士大夫得以优游，毕力于艺文之场。若李文正公宾之、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并在翰林，把握文柄，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②又《李世卿文集序》称：“本朝文事，国初未脱元人之习。渡江以来，朴厚典易，盖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间，宣朗发舒，盛极矣。”③又《梅林诗集序》称：“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④又《一泉文集序》称：“弘治、正德之交，实我朝太平之极。……斯集也，固一家之文献，而一代之文献，亦于是乎可考矣！”⑤以上材料均说明，陆深对李东阳等人主导的“淳庞敦厚”“宣朗发舒”的诗文风气深表钦仰。事实上，他又把平正典雅的风格带到作品之中，客观上充当了茶陵诗派波及正德、嘉靖时期的余绪。
此外，从陆深自身知识构成和审美偏好来讲，他也更倾向于典雅平正的风格气度。如他《诗微序》称：“深承父师之训，以《诗经》发科，自少诵习，中岁业举如制，反复讽咏之余，各有所疑，辄用札记。迨通籍禁林，获交英俊，间于僚友，间稍出一二质之，颇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虽于经术之大，终身难闻，而一得之愚，不忍自弃，聊复稿存，将以示子孙，题曰《诗微》。”⑥可知他由《诗经》起家，终身探研不废。
另外，他对宋人诗词也颇为喜好。如《书〈战国策〉后二首》称：“余家穷乡， 又故农也，素无遗书。迨余又力薄，故其致书比于他难也。十五六时，喜读苏氏书。侧闻先儒悉谓苏实原于《战国》，因访诸友人得一断简，盖《齐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读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则至奇，时恨未睹其全也。”①又《跋所书陆放翁诗》称：“深少喜诵放翁诗，卧病山堂，适检《渭南集》，文学姚时望以此卷要予书。懒惰之余，因相与共诵之。每一篇称快，即为泚笔书之，不觉满卷。”②他在集中共收入词作十五题三十二阙，并在《南乡子四阙》自注：“拟冯延巳。”且有后序称：“南唐冯延巳‘细雨湿流光’词，余蚤岁极爱之。因按腔广为四首，盖四十年前之作也。癸卯梅月，偶于小楼敝书中翻出，才情减退，老为侵寻，为之怃然者久之。”③可见，正是内外双重因素决定了陆深较为宽广的阅读视野和稳定持久的审美取向，这在前七子略显偏狭的复古潮流之外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陆深具有一定的诗学批评主张，它们主要体现在他的三十二则诗话和若干序记题跋中。首先，他提出了“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的观点。他在《重刻唐音序》中说：“夫诗主于声，孔子之于四诗，删其不合于弦歌者，犹十九也。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于唐人。至于宋晩，而诗之弊遂极矣。”④又《一泉文集序》称：“有一家之文献，有一代之文献。一代之文献，系乎时；一家之文献，存乎后。何则？唐宋文献，韩退之、欧阳永叔实当其盛。而元和、庆历之治，粗有三代之遗风，此一代之文献也；文中子讲道河汾，步趋周孔，而《中说》之传，则福郊福畤，与有力焉，此一家之文献也。”⑤在他看来文学演变是分阶段的，而且每一阶段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像他已经指出的，孔子删诗以应于弦歌为准，唐代主声律，宋代主义理，代不相同；另外，一代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家族文学的兴盛相得益彰，在他看来，唐宋诗能够出现韩愈、欧阳修这样的领军人物，并在元和、庆历年间呈现上接上古风雅的气象，还源于王通此类鸿儒在隋末唐初布道讲学的影响。后一种观点虽不尽确切，但是他指出了家族文化积淀对时代文学风气的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
应该说，陆深的文学阶段论体现了时下文学批评的共同走向。如何景明亦指出：“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①稍后于陆深的杨慎也指出：“楚骚，晋字，唐诗，宋词，元曲。”②他们的观点对顾炎武也有影响，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③上述观点又在近人王国维那里得到系统的表达，亦即后者在《宋元戏曲考》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观念的提出。陆深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接受历史的选择和淘汰，即使是著名文人也是如此。他在《俨山诗话》中说：“《陈思王集》惟《洛神赋》为最，沈约《答陆厥书》云：‘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当时论已如此。近抄陆内史士衡集，亦惟《文赋》为最，他皆不及。乃知人不数篇，而传之远者，必文也。”④ 其次，对诗话有裨治教的政治价值属性的论断。他在《蓉塘诗话引》中说： “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但论诗而已。
下至俚俗歌谣、星历医卜，无所不录。至其甚者，虽嘲谑鬼怪、淫秽鄙亵之事皆有。盖立言者用以讳避陈托，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若乃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顾有裨于正传之阙失，盖史家流也。”⑤显然，陆深将宋人诗话与其史料笔记等量齐观，认为它除了评述诗文现象、阐发诗文主张之外，更应涉及社会生活、历史政治等广阔的内容，以补正史之阙，发挥“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的作用。他在自己的三十二则诗话中，在评价汉魏唐元以及近代的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夹进了一些史论或社会习尚的内容，如他谈到《汉书·蒯通传》《东方朔传》的赞铭、晋人围棋的称呼及入诗、宋人折扇的兴起等，当然它们数量较少，没有自乱体例。
再次，情为诗本，力主创新。他在《澹轩集序》中说：“诗之作，工体制者， 乏宽裕之风；务气格者，少温润之气。盖自李杜以来，诗人鲜兼之矣。兼之曰诗，不其难矣乎！得其一体者，然且有至焉、有不至焉，则诗之道或几乎废矣！而世未尝无人也，《三百篇》多出于委巷与女妇之口，其人初未尝学其辞旨，顾足为后世经。何则？出于情故也。诗出于情，而体制气格在所后矣，此诗之本也。”①他固然强调诗歌的体裁选择要多元化，风格气度则以温润敦厚为宗，但是又认为这比起诗歌的兴发感动的情感要求来说都是落于后一义的，情感是诗歌的本质。他还认为诗歌需要创新，如《跋汉魏四言诗》称：“右四言之制，弊于东都，几为毛诗抄集矣。独曹氏父子，以豪雄之才，起而一新之，差强人意，而孟德尤工。犹恨‘鹿鸣’之句，尚循旧辙。余选汉诗，以魏武终焉。”②他对曹操四言诗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他的贡献在于在《诗经》之外为四言诗开拓出了广阔的表达前景，美中不足的是还留有少许因袭的痕迹，但作为汉诗的终卷者是当之无愧的。
陆深在文学创作中，确实也体现了他对体裁多元和风格醇厚的要求。从诗歌体裁角度说，涉及歌行体、谣体、禁体、杂体、十二生肖体、拟乐府、五律、七言排律、宫词、诗余等。如他有十五首杂体诗，字数均变化不拘，如《和昌谷蓉菊图》（五七言）、《题曲江春杏图》（五七言）、《病起清河阻风因删次俚语》（五七言）、《芳树篇求友也》（三四五六七言）、《后篇》《杂言赠别李献吉》（三四五六七言）、《南楼对镜见白发长短句》《风木图为长沙施可大题长短句》《难言长短句》《易言长短句》《李白对月图长短句》《鹦鹉洲长短句》《行路难长短句》《梦椿歌为冒廷和长短句》等。其诗题中所标“长短句”，是就诗句长短而言，与词非一。
杂体诗中又有《春日书事用十二生肖体》一首，诗云：“磔鼠真惭狱吏词，饭牛甘结主人知。已无虎头食肉相，聊从兔颖笨勋迟。春风欲动神龙蛰，酒影藏蛇不复疑。失马有时还是福，亡羊自古笑多歧。沐猴竟误韩生辨，函谷闻鸡事颇危。莫为侯封叹烹狗，牧猪奴戏尽堪为。”③可知，此诗按照十二生肖的顺序，每一动物一联，共二十四句缀连一处，备觉新意。陆深还有一首《题雪》禁体诗， 禁体诗之名始见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是指当时文人规定作诗不得犯某字，以提高题咏难度和乐趣。由此，也可知他追求诗歌趣味化的倾向。
上述遣志娱情的作品只占陆深诗歌的一小部分，他更多还是表现闲适雍容的情怀，四库馆臣说他出调山西、四川等地期间，诗作之中不见一丝腹诽怨痛之辞，也可反映出他深受“哀而不怨”的平和诗教的影响。此类诗如《秋怀》十二首、《春日杂兴》二十七首、《山居》八首、《初夏》八首、《西岩诗》七首等，无一不是在季节变迁、风物吟赏中阐发生存的澹定沉思，“慕陶兴寄霜前菊，和杜诗成雨后山”①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另外，陆深还有一些情感深挚的作品，如《五七哭桴次吴朝言御史韵二首》其二云：“六龄携汝即辞家，能变南音语带华。
时向西雍观振鹭，遥从北阙认朝鸦。乾坤有恨容啼鸟，风雨何心妒落花。莫向故园传此曲，年年寒食海西涯。”②此诗描述了陆桴六岁即离乡随他宦游直至夭逝的生命历程，发言朴质，字字沉痛，感彻心扉。他还有五卷家书，其中包括《山西家书》《浙江家书》《江西家书》《四川家书》《京中家书》等，其中对家人感激存问之意亦屡现于笔端，较突出地体现了他情为诗文之本的主张。
通过与谢铎过从甚密的茶陵诗派若干作家及其他茶陵诗派后进成员的述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茶陵诗派成员并不像历来评价的那样只留意于馆阁府邸之间的斟酌吟唱，以谢铎、吴宽、程敏政、倪岳、鲁铎等人为代表的诗派成员同样有许多关心时政与民瘼并代民立言的作品。虽然它们只占文集中的少数，但已经足以与永乐、宣德以来的台阁体作家划疆为界了。其次，在文论批评方面，茶陵诗派的创作主旨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以盛唐为尊，强调平和典雅的诗文风貌，都能较好地体现到创作实践当中，尤其李东阳“诗重学、识”、谢铎提出的“感情说”、吴宽提出的“隐而后工”“狂惑说”“学不废宋”等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最后，李东阳、谢铎、吴宽、程敏政等人倡导复古，对何景明、李梦阳等人的崛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他们自身创作中存在着台阁余气，并成为前七子们攻击的对象，但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诗歌创作及理论方面既有的成就。明末清初李东阳及茶陵诗派再次被钱谦益等人所肯定，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东阳、谢铎、倪岳等人对同年雅集乐而不疲的风气，直接影响到了茶陵诗派的年轻后进们。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户部侍郎杨守址、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正德二年七月， 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①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七及《明史》本传载，倪岳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出任南京实际上是后党份子左侍郎徐琼排挤的结果。《翰林记》中的记载说明，倪岳虽然身处逆境，他与友人聚会倡和的习气还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致成为罗玘、石珤等翰林晚辈们效法的楷模。茶陵后进们大多聚集在李东阳的周围，或自发地组织同年雅集寄意诗酒，酣歌为乐，从而将茶陵诗派推向鼎盛阶段。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宴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以领袖一时。”②这正是当时盛况的最好说明。
在李东阳众多门生中，他最为得意的当数石珤。石珤（１４６５—１５２８），字邦彦，直隶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中式后，改庶吉士，授检讨。但他因病长期在家休养，直到弘治末年才晋升为修撰。正德元年，擢为南京侍读学士，历任两京国子监祭酒。正德八年九月，迁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十六年，拜礼部尚书。嘉靖三年五月，诏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后因王邦奇诬陷，嘉靖六年被迫致仕。次年病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岁。他为官刚直不阿， 《明史》本传称其“清忠亮鲠”“卓然有古大臣风”。
石珤与谢铎还有一定的交往，他写有《送方石谢先生》一诗，此诗称：“搔首乾坤任达穷，高情谁复叹飘蓬。学传伊洛非无用，官比阳城更不同。直笔史宜留阁下，抱琴人已立堂中。分明六馆诸生力，夺我春来满坐风。”③他对谢铎礼敬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石珤撰有《熊峰集》十卷，诗文风格深受李东阳影响，亦深得后者嘉许。他在《得西涯先生手教》一诗中说：“多少英豪望后尘，清风长播玉堂春。斗星麟凤光天下，韩柳苏黄合一人。附骥惭非千里翼，登龙敢负十年身。”李东阳亦在《送石邦彦检讨诗序》中说：“邦彦视予若弟子之于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者。徐而察之，非独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谓知己者，而于今见之，予安可负哉！……邦彦蕴才饬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欿然若不足。观其势，不但于今日止也。于文章必能鸣一代之盛，于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于道义必能全所赋之天而不为庸众人所汩。”①其师生相得之状，自不待言。
石珤不仅对李东阳执以师礼，在诗文创作上也体现出茶陵一派的典型特色。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熊峰集提要》中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 亦可谓坚立之士矣。”②他诗文复古的特点比较鲜明，但思想境界不够开阔，风力也略显不足。就诗歌来说，他的拟古作品非常多，除了直接以《拟古》为题的以外，还有像《拟君子有所思》《拟古巫山高》《拟古伤歌行》《古意》《拟古秋夕》《拟古秋怀》《漫书古体》《古诗》《拟古将进酒》《拟古别离曲》《拟古乌夜啼》等专拟某题的作品。他尤擅长歌行体及乐府诗体，而这类作品往往借古题说古事， 因此也可归入拟古的范围，如《有所思》《清夜游》《暮夜金》《秋塘曲》《招隐词》《初凉曲》《行路难》《碧窗曲》《望春曲》《铜雀台》《首阳薇》《乌夜啼》《城南思》《长信秋词》《搏蛟歌》《契苾儿曲》《邯郸行》《短歌行》《紫丝怨》等。其中《暮夜金》《契苾儿曲》两篇，分别借东汉杨震拒绝昌邑令王密贿赂和唐垂拱年间流行《契苾儿曲》讽刺张易之（其小字“契苾儿”）的典事而论；其他大多秉承古题反映闺怨的惯例，辞语秾丽，缠绵悱恻。如《碧窗曲》有云：“银河夜悄冰蟾泣，露芷风荷软无力。香奁半掩碧菱光，独向窗间理蝉翼。南风挟雨江云湿，绿怨红愁满胸臆。可怜明月如青镜，不照妾心同铁石。人生命薄空自惜，转眼风光成故迹。愿郎身与松柏坚，随意萋萋寒草碧。”③应当说，他在此类题材的模拟上还是颇得个中三昧的，其另有《闺怨》十首，更可看出他的诗风取向。
他还有许多宫词作品，但它们基本取材前朝宫事，有些以古喻今的韵味。
如《汉宫词》《元康宫词》二首、《天宝宫词》二首、《唐武宫词》《高宗宫词》《唐宫词》《中平宫词》《南朝宫词》《贞元宫词》等。宫词最先由唐代诗人王建用作诗《送石邦彦检讨诗序》中说：“邦彦视予若弟子之于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者。徐而察之，非独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谓知己者，而于今见之，予安可负哉！……邦彦蕴才饬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欿然若不足。观其势，不但于今日止也。于文章必能鸣一代之盛，于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于道义必能全所赋之天而不为庸众人所汩。”①其师生相得之状，自不待言。
石珤不仅对李东阳执以师礼，在诗文创作上也体现出茶陵一派的典型特色。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熊峰集提要》中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 亦可谓坚立之士矣。”②他诗文复古的特点比较鲜明，但思想境界不够开阔，风力也略显不足。就诗歌来说，他的拟古作品非常多，除了直接以《拟古》为题的以外，还有像《拟君子有所思》《拟古巫山高》《拟古伤歌行》《古意》《拟古秋夕》《拟古秋怀》《漫书古体》《古诗》《拟古将进酒》《拟古别离曲》《拟古乌夜啼》等专拟某题的作品。他尤擅长歌行体及乐府诗体，而这类作品往往借古题说古事， 因此也可归入拟古的范围，如《有所思》《清夜游》《暮夜金》《秋塘曲》《招隐词》《初凉曲》《行路难》《碧窗曲》《望春曲》《铜雀台》《首阳薇》《乌夜啼》《城南思》《长信秋词》《搏蛟歌》《契苾儿曲》《邯郸行》《短歌行》《紫丝怨》等。其中《暮夜金》《契苾儿曲》两篇，分别借东汉杨震拒绝昌邑令王密贿赂和唐垂拱年间流行《契苾儿曲》讽刺张易之（其小字“契苾儿”）的典事而论；其他大多秉承古题反映闺怨的惯例，辞语秾丽，缠绵悱恻。如《碧窗曲》有云：“银河夜悄冰蟾泣，露芷风荷软无力。香奁半掩碧菱光，独向窗间理蝉翼。南风挟雨江云湿，绿怨红愁满胸臆。可怜明月如青镜，不照妾心同铁石。人生命薄空自惜，转眼风光成故迹。愿郎身与松柏坚，随意萋萋寒草碧。”③应当说，他在此类题材的模拟上还是颇得个中三昧的，其另有《闺怨》十首，更可看出他的诗风取向。
他还有许多宫词作品，但它们基本取材前朝宫事，有些以古喻今的韵味。
如《汉宫词》《元康宫词》二首、《天宝宫词》二首、《唐武宫词》《高宗宫词》《唐宫词》《中平宫词》《南朝宫词》《贞元宫词》等。宫词最先由唐代诗人王建用作诗题，他做了百首左右，后来继作者不绝。它们主要是来描绘宫廷布景和生活的。石珤这些作品固然说明了茶陵诗派后期仍然带有一些台阁余风，但是它们有的还有点史论批判的味道。如《南朝宫词》其二“玉树新花夜夜开，张嫔风韵孔嫔才。感恩谁似中庭鸟，解咏江南草化灰。”①此诗写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昼夜欢歌终至败亡之事，能解四时变化的“中庭鸟”显然要比他们明智得多。
另外，石珤的一些歌行作品在写景抒怀方面也不尽平缓卑弱，如《竞渡辞》：“竞渡复竞渡，波光浩渺渺。潮头如马来，舟子疾于鸟。轻舠迅楫斗缤纷， 伊谁从之楚灵均。江深海阔安得济，鼍抃鲸吞愁杀人。苍天不照烈士苦，日暮洞庭闻击鼓。九辩谁招梦泽魂，一杯枉酹荆南土。竞渡兮来归，湖上兮依依。
棹歌齐发泪沾衣，宝笙瑶瑟清且哀。四望踯躅悲又悲，安能遇君与君携！”②此诗不仅写出了江上竞渡的雄壮气势，更借祭奠屈原表达了怀才不遇的主题，这大概与他长期病休的身世经历相合。不过，这种激扬壮阔的作品只是少数。
石珤崇尚古体，尤其中意乐府体裁的创作，受到李东阳的影响是无疑的， 但也与他的学养构成及诗趣取向密切相关。他在《碌碌何足道》一诗中自述道：“为学二十年，闻善思允蹈。四岁知诗书，八岁勤洒扫。十三为文章，光泽春雨膏。十九学渐富，士林有称号。瀛洲名滥入，君亲恩未报。高步望登堂， 爝火求就燥。迨今又十载，不觉壮夫到。彬彬犹未能，碌碌何足道。”③另外，他《寄兄旧作》一诗又说：“清诗赏风流，正论崇骨鲠。”④这大概道出了他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相反相成的关系。
他对乐府和歌行体的模拟对象可以划分为汉魏和六朝以降两个时段，前段虽多以汉魏乐府名题为摹本，但其趣味风神显然缘于对楚骚、六朝及唐代同类题材的揣摩和效仿，因此清健明快、朴素直白的特色大为缺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强烈的文人化色彩和绮靡不竞的面貌。他将骚体引进诗歌的创作，如《招隐词》“秋山惨慄兮吾土肥，园蔬畹药兮犹光辉。路余菅兮可缉屦，池有荷兮能制衣。山中之美人兮胡不归？秋江兮白+ ，绿波起兮鱼鳞鳞。吹长笛兮激丹唇，鸟盈盈兮云纷纷。胡不归兮，山中之美人！吾尊兮有酒，呼明月兮当牖。
绿竹兮与邻，清风兮为友，美人乐兮且久，绿颜兮皓首。”①《灌木词》“灌木萋萋兮露既濡，草抽萌兮杨垂须。岵不可陟兮屺不可踰，白日皎皎兮下丘墟。神飞越兮道阻迂，仰归云兮不能俱。园有桑兮巷亦有车，嗟祀事兮弗驰弗驱。陨涕泪兮庭之隅，金章赤绂兮徒华吾躯。”② 从这些诗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诗经》《楚辞》的辞藻及意象都运用得非常纯熟，像代表贤者的“美人”、表征思亲的“岵屺”及“兮”字充当句腰的《九歌》《九章》句式都非常流畅和谐地融合在一处；然而，过于侧重对经典意象的沿袭和固有形式的模仿，又使之缺少心底真情的流露和造成当下时事背景模糊，这样就很难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共鸣。换句话来说，他的拟古还停留在形式上，尤其当他在直接使用汉魏古题创作时， 像《猛虎行》《有所思》《短歌行》等，所采用的形式及表达的腔调又完全是六朝风格的，这固然是偏好所在，却不能不说是他模仿没有到位的地方。虽然他也在《秋日寄兄》一诗中自称“细和陶诗到日斜”，但他能够做到的更多只是将汉魏以来的贤哲引入诗中，体现他们闲远平淡意蕴的却不多。如《漫书古体》“下论暨秦汉，上谈溯羲轩”、《南庄书事》“罢读《离骚》赋，悠然解独酲”、《卜筑南居》“偶同渔父读《离骚》，为卜新居选寂寥”、《寄兄次韵》二首其二“兴比渊明能止酒，愁如宋玉未悲秋”、《早秋书怀》“凌云愧乏相如赋，忧国空怀贾谊心”、《伤征伯》“- 鸟不还贾太傅，鹦鹉重伤祢正平”、《夜同朱挥使饮待王以德未至》“登楼须待仲宣来，徒言南海三千里”、《春色》“千里夕阳春草绿，停云空忆鲍参军”等等。
石珤对六朝拟乐府的模拟融合了骚体的缱绻和齐梁的绮丽，则可谓当行本色。像《秋莲曲》“西塘菡萏初破红，小舟荡漾东南风。罗裙曳水蘸轻碧，惊起沙头双落鸿。昨日采莲莲尚好，今朝采莲莲已老。绿房结子空垂垂，翠黛朱颜可长保。江湖日暮生嫩寒，鸳鸯双飞不过滩。回首女伴各无语，泪洒铜仙承露盘。”③ 其他像《秋塘曲》《惜春词》《乌夜啼》《折杨柳》等，多为女子代言或反映闺怨题材，内容相对贫乏，然而其格调自有不亚于前代之处。
石珤的五、七言律诗、绝句，受杜甫的影响比较深。他作有《和杜工部秋兴八首》《和杜子美醉时歌在七级作》，另外在诗中提到杜甫的地方也较多。如《和许黄门九日述怀》“因怀工部句，濒老释欢悲”、《谒赵公墓》“曾读壶关杜老诗，柏梁高咏有公词”、《送谢侍御按云南》“霜风万里随王使，月夜何人听杜诗” 等等。此外，他对韩愈也较为欣赏，如《望诸君墓》“昌黎好古心偏壮，诸葛谋王膝未舒”即是。
石珤还有许多吟咏日常生活闲适情怀的诗作，如《题吴匏庵东庄诸景》二十首、《晴坐》《城北》《题小画四首》《题倪冬官小画五首》等。在处理官署政务等方面，他秉承的是孔孟修身齐家的伦理体系，而在自我形而下的感性生活空间里他又对庄老之学深表服膺。如《静逸》二首其一称：“至乐本无声，简言始遗味。至治本无为，用察乃兴伪。”其二称：“谁言吾静拘，吾静乃得逸。居静渊水明，行静岩月出。”①《城北》：“生涯自流水，人世本虚舟……谁能齐万物，长啸忆庄周。”②它们完全是在宣扬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笃静”“道之出口也， 淡乎其无味”，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用“心斋”“坐忘”追求“至美至乐”的道的审美境界的思想。上述都体现出他儒道并用的人格特点。
石珤有些作品也不同程度触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如《樵山吟》：“宁知今年法令改，青山却用金钱买。有斧不得重刊云，无钱誓欲先逾海。昨日城中丁壮来，城中百事犹伤哉！析薪已费千余万，卖子不足私门陪。衣裳蓝缕敢自惜， 已看釜甑生尘埃。贫家止有田十亩，定知明年非我有。安能遁迹豺虎之深林， 县官来时无处寻！”③其中为樵夫仗义执言、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还是颇为有力的。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同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后授侍讲学士。弘治十五年，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应召修《孝宗实录》，值讲经筵。
后主持顺天乡试期间，不曲阿刘瑾之意，被诬陷罢免，刘瑾死后方得起复，甚见品节。历任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谏阻武宗北巡，以防废政。正德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见《明史》本传。他撰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馆臣评价说：“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 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①由此可知，他在茶陵诗派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吴俨在《题画屏次国贤韵》一诗中自述心志说：“少年诵诗书，心恒慕伊周。
蹉跎成老大，白发上我头。作羮不为梅，济川不为舟。金马石渠间，强陪英俊游。去年归故山，幸得两月留。坐石听啼鸟，持杯发清讴。岂敢肆雄辩，万物移春愁。自从到京国，仍怀杞人忧。故山不能见，画中容可求。”②它基本上把他积极仕进与萧散情怀的两面都写出来了。
吴俨为官清正，绝不阿私权要，甚至还为民请命，抗颜直谏。正德十二年， 武宗不顾大局，贸然北巡，吴俨上《奏请回銮书》说：“今京师内外，人心揺动，口语藉藉，转相传播。徐淮以南，荒馑千里，去冬三月，雨雪为灾。民无衣食，至于父子漂流，兄弟离散，略不系恋。间有自经及投水而死者。民穷至此，安保其不为盗哉！臣等恐所御之敌，尚远隔于阴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烦圣虑也。”③他极力陈请武宗回朝理政，勿因巡边的不急之务而导致国内局势失控。虽然措辞委婉，却字字诛心，恪尽谏臣职守。他始终服膺儒家积极进取的济世理念，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始终坚持廉洁奉公的初衷，如其《闻命有喜》一诗说：“色养少酬平日愿，官衔不减旧时清。三千里路看山去，忘却乘舟触热行。”④因此他反映民生疾苦及系心国事的诗歌也非常多， 如《送陈子居主政天津收粮》说：“簸扬随沙尘，漂流任风雨。辛勤千里来，输十不得五。田家米如珠，官仓贱如土。岂是入官人，不知作田苦。”⑤他将民人运送税粮的辛苦，与官家了不介怀的冷漠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寄东山五首次国贤韵》：“去冬天苦寒，平地一尺雪。长安百万家，十五告粮绝。谁起刘司徒，慰此民望觖。莫学谢东山，令我心愁结。”（同前）此诗寄言同僚，为京城食粮紧张之事发挥作用。《塞下曲》其二说：“边城九月雪飞花，睥睨高寒集暮鸦。今日楼兰犹未灭，沙场战士莫思家。”⑥ 此诗借旧题抒发当下之慨，末句虽为安慰戍边将士，实则对边疆防务寄以深长之忧。
由于刘瑾等权臣的乱政，武宗愚暗不明，吴俨的仕宦生涯充满了坎坷，但他却始终保持了清醒澹定的心境，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超尘拔俗的清逸之气。庄子、王子晋、陆机、张翰、阮籍、陶弘景、谢惠连等人物，或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体经常出入于他的此类诗中，如《送高舜穆宰瑞安》“尝闻陶隐居，烧丹白云岭。所志在神仙，不落死生境”①、《浴凫》“仙人王子乔，旧赐上方履。双双化飞凫，翱翔云霄里”（同前）、《和石学士予庄韵》“招隐何须赋小山，杜门更欲建重关。采菱歌落云烟外，打麦声来咫尺间”（同前）、《中秋夜与俦弟玩月用西涯韵》“对床已办留同叔，得句何烦梦惠连”②、《拜王司马墓》“自从禹穴探奇去，不见辽城化鹤归”③ 、《景明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同前）、《送顾士廉编修父还松江》“鲈肥不用思张翰，鹤唳谁将吊陆机”（同前）、《送李宗渊南还》“文采风流阮步兵，穷途犹负少年英”（同前）等诗句，再如《国贤示和陶止酒诗因次其韵》《除夜喜丁生饷戏用东坡馈岁韵呈景明汝砺》《乙卯季冬见白发效乐天体三首》等诗题都可以看出。通过对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潜心模仿，吴俨形成了自己清新浅白、工于咏物又不失阔大的独特风貌。
他的《赠浃侄》一诗充分体现了取材现实生活，用浅明语言表现闲处心态和自在情怀的特点。此诗云：“家有二顷田，负郭仍膏腴。城有五亩宅，绕屋皆桑榆。客来一斗酒，不则饭一盂。僮奴足使令，而不亲樵苏。髙眠日晏起，州县无追呼。试问举族间，尽有此乐无？”④ 他充分借鉴陶渊明《移居》《归田园居》等诗中的田园特质，通过白描式的手法呈现家居的田园景象和知足悠闲的情韵。另外他还有《乙卯季冬效白乐天体》一诗，分为“喜白发”“问白发”“止白发”三首，突出了年龄增长与功业心态的矛盾关系。如《问白发》一诗说：“晓来对雪常梳发，镜里何缘得上头？岂为作诗真太苦，或因谋国有深忧。官叨七品谁言贵，年过三旬未识愁。莫是家庭元有种，人言今日可凭不？”⑤ 白发产生的原因自为用力笔耕与忧心国事，但是他却故意用调侃的口吻来表现，毕竟现实中的他位卑言轻、屡谏不从，抒怀过于直露，又有高自标置之嫌了。他《止白发》一诗说：“人生大率百年期，四十宁当发白时。只许头颅留少雪，可容髭发尽成丝。恒言未敢先称老，壮志安能便服衰。春笋秋禾今已悟，东坡两语是吾师。”（同前）苏轼《涪翁赓和蓬字韵》有“安得春笋手，为我剥莲蓬”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有“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句，两者均为闲适优游的生活情态的展现。可知，他远取陶渊明的清淡，中观白居易的浅白，近宗苏轼的闲适，诗语流畅易晓，诗情泰然自若，并且在诗中化解了现实与精神追求的冲突，诗格诗品与人格人品相映生辉。
在表现日常生活景物过程中，他工于体察描摹的特点也较为突出。如《次匏庵先生煨橘韵》一诗说：“白雪枝头蕊，黄金叶底团。既疑为火齐，复认作冰丸。冷热随时改，调和适口难。炉中方就灼，掌上复传看。软比鸡头肉，圆如鹤顶丹。瓤虚还可剖，核小岂容钻。追念致来远，还怜味带酸。殷勤重乡味， 常贮水晶盘。”①此诗将橘花及橘叶的形貌喻作“白雪”“黄金”，形象鲜明；接着又来展示烤煨橘的过程，煨熟后的橘子软如鸡肉，红如鹤顶，煞是诱人；又写剥橘的过程，瓤和核历历鲜明，放入口中，酸沁心脾。它们是吴俨家乡常州的特产，那些没舍得吃的放在晶莹透亮的盘子中，又会勾起绵绵乡思。总之，全诗描写细致，结句余味不尽，将物象与情致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还有《集天趣园》二首、《游观音阁》二首、《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等描写园林景色的篇什，如《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中《菱濠》一首：“菱头初刺人，菱叶已零乱。
试问采菱归，作蔬还作饭。”《南港》一首：“地僻人踪少，溪深树影多。遥看泊舟处，斜日晒渔蓑。”《朱樱径》一首：“细雨红初熟，薰风绿满林。采时留几颗，明日饲山禽。”② 等等，均婉丽清新，富有生活情趣。
他的诗还具有托物寓意的特点，如《誉竹》一诗说：“勿谓吾竹瘦，竹瘦形乃奇。潜龙月下影，老鹤风前姿。云丘有帝竹，其种舜所遗。一节可为船，维楫将安施。况我未眼见，传闻犹可疑。何如此瘦竹，真作俗士医。挺挺若骨立， 森森如直鳍。万古孰同节，西山饥伯夷。”③ 他显然用“瘦竹”自比，对时俗进行了含蓄的抨击。
正是他固有的凛然气骨，使一些诗带有平淡而不靡弱、精微而不偏狭的特质。如《从军行》称：“驱马出长城，天寒日色薄。四顾寂无人，黄云暗沙漠。疆吏为予言，云中兵屡黩。近入阳和川，纵横恣杀掠。少壮悉奔逃，老弱填沟壑。
安得用韩范，惊彼心胆落。昨闻大将军，自比卫与霍。张灯召宾御，置酒纵蒱博。誓封狼居胥，单于隶蕃服。此意岂不佳，恐遂成疏略。辕门荷戈者，两手冻如束。雪深饥不餐，冰坚渴难凿。靖边未有期，凯歌何日作。欲归归未能， 未信从军乐。”（同前）此诗借用古题，写出当下边疆防务用人不当，他们每日弦歌不断，盲目自大，却不顾边地百姓流离失所、戍边将士饥寒交迫的惨痛现实， 可谓语势浑厚，力道遒劲，深具批判之意。其另有《送列县丞致仕》一诗：“行囊不办买山资，问我先求赠别诗。有子入官心自足，任人生谤怒何为？门前旧种千竿竹，屋后新开五亩池。宾客未来风日好，乘闲独钓大江湄。”（同前）此诗呈现了友人致仕后的生活状貌：儿子入官，光耀门庭；置地开园，种竹养荷；心境萧散，独钓江畔。其整体情调清闲从容，而尾句“乘闲独钓大江湄”，颇见气势， 较好地烘托出友人胸次坦荡、意凌江河的器度。
邵宝（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为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弘治十三年四月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建一峰书院。正德四年，擢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不阿私刘瑾，曾一度遭诬陷去职。刘瑾死后，起复巡抚贵州，不久升为户部左侍郎。明世宗即位，以母老屡次提出辞官归养，诏准。曾在家乡无锡创办二泉书院，并修葺杨时在无锡的讲学旧址，聚众讲学，是为后来的东林书院，由此可见邵宝重道兴学之一斑。后病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庄。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容春堂全集》六十一卷，另有经史地理类著作《左觽》一卷、《学史》十二卷、《大儒大奏议》六卷、《春秋诸名臣传》十三卷、《慧山记》四卷，以及《定性书说》《漕政举要》等若干卷，可谓涉猎广泛，才学俱佳。
邵宝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容春堂集·前集》卷六载《谢方石以祖母旌门有作次韵》及《谢方石先生挽词》两诗可证。后诗说：“我归林下公长逝，千里诗筒望不来。海隐本非唐少室，山居真似宋徂徕。雅歌何处声相和，野服它年手自裁。有石大书明祭酒，古松阴里墓门开。”①从诗中可以看出，谢铎生前与之曾有唱和，后者并对其品格修养作了较高的评价。
邵宝与李东阳的关系更是密切，他在悼念后者的《越明日寝哭后作》一诗“雪里门墙立故迟”句下，自注说：“宝自庚子举于公，甲辰得进士，即出知许州。
越十年甲寅，入户部，始获执业门下。”①“庚子”即成化十六年，李东阳南下主持了此年的顺天乡试；“甲寅”则为弘治七年，此年邵宝入京出任户部员外郎，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正式成为李东阳的及门弟子。四库馆臣说：“为李东阳所得士，故其诗文家数皆出自东阳，东阳亦以衣钵相传许之。”②自此之后，邵宝的诗文向典重雅和的风格演变。外加他向来服膺程朱理学，经学功底深湛，就更加促使他在典雅渊洁这些方面发展李东阳的审美趋向。《明史》本传说他曾发愿“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又可见他在立身自持方面的风范，可以说他是文如其人、表里如一的。李东阳评价他说：“《容春堂集》出入经史，搜罗传记，该括情事，摹写景物，以极其所欲言，而无冗字长语、辛苦不怡之色，若欲进于古之人。”③兼综经史、平和渊洁正是邵宝治学及诗文的总体特色。
邵宝的学识修养与其诗文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关系，时人林俊在为其作《容春堂集序》中指出：“是文也，其是气也，其不离是道也。纡徐容与，和以平乎？庄以洁乎？居而不有，辩博而不肆，黯然其长油油然。其光将根干宋儒，标枝秦汉，收韩欧数君子之华实乎？起衰斯文，其先生始乎？”④邵宝上承秦汉实学，下承闽洛渊源，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与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又能博览众书，勤作札记，注重考辨，格物致知，因此与时下或恪守教条，或谈空说性的迂阔学风大不相同。像他的《学史》十二卷即是由平时积累的札记编成， 他还作了大量经史专论，如《春秋诸贤臣论》十一首、《读春秋杂说》八首、《季札论》《读礼杂说》九首、《读周子书杂解》十二首、《论性杂说》《善真诚辨》《乐易说》《昭穆说答杨崇周》《王魏论》（按，论唐人王珪、魏徵）、《宋穆公论》《学礼不易说》《诸侯葬称公对》《小宗祭法对》《测影合考》等等。这些都为他诗文趋于渊厚沉实，奠定了学养基础。
邵宝主张走复古之路，实现诗文振兴，但更主张变通创造，以有用世教。
他在《重刊〈两汉文鉴〉序》中说：“今君子之论文者，皆曰西汉，为其近于古也。
抑尤有古者，而必曰汉云汉云，岂不谓夫汉之文通于今也哉？今去汉已远，文之用于世者，若册诰，若制诏，若奏、对、书、檄、赞、颂、诗、赋之类，犹夫体焉，而汉雅醇矣，雅醇则于古为近，近之则可复。复古于通今之中，君子于天下皆然， 而独文乎？《记》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盖物之兼乎古今也久矣，汉之文在古诸酒，其犹醴也。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然自今视之，则有玄酒之风焉。由是而复古，固其渐哉！此君子取之之意也，若夫有道者，其文以经为师，时而出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关乎天下之运，而起衰振陋，盖有不假乎力者。”①显然，他对时下盲目推崇文必秦汉的创作主张提出批评，认为复古应首先认定秦汉时代哪些可以拿来应用，用的过程中则要做到变通，亦即“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他认为先哲通经而不为章句所拘，“时而出之，变而通之”，最终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效果，文学复古自应如此。只有如此，才能赋予复古本身以生命力，才有产生积极效用的可能。邵宝认识到复古与应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复古在于应用的目的，而不是消极的形式的模拟，这无疑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具有很强的匡正作用。
另外，他还注重诗歌自身应当表达道德治化、礼教观念等内容，他在《见素先生诗集后序》中说：“《七月》周公之诗也，《卷阿》召公之诗也，说者谓万世法程在是；《离骚》屈原之诗也，说者谓风雅再变，为后世词赋之祖。然千载而下， 称周公者曰圣，称召公者曰贤，称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诗人，有所重焉者在，则不敢以所轻者加之，其固然哉！”②这种看法自然是他儒家诗学观的典型反映。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注重的是向楚骚及陶渊明、王勃、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模仿，如他《湘夫人用唐韵》《和陶韵》四首、《舟中和唐诗》五首、《括王勃诗》《秋野用杜韵》二首、《十贤祠用唐人韵》《又用唐人韵》《阻风用杜韵》《热中和杜自遣》《午热书事用西涯公韵公用杜韵二首》《喜得精舍地有作用杜韵》《山居秋日用杜韵》八首、《闻时事有感集李》四首、《新泉效李白体》《别罗太史景明用东坡韵》《题卧龙庵用晦翁韵》等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尊唐却又结合楚骚及陶诗、宋诗的诗美趣味。应该说，邵宝的文学主张及诗歌趣味的形成既有李东阳外在导引的因素，又是他陶钧文思、戛戛独造的结果，正如他的门生浦瑾在《容春堂集序》中总结说：“既第进士，则游少师西涯李公之门，而有得焉。盖自是，仕且学，余三十年，文日进以迈……其谨重精纯，盖得诸宋；其雄浑森严， 盖得诸唐；其尔雅深厚，盖得诸汉；其近古，盖得诸先秦。……盖所得于西涯与所自得焉者，厥亦深矣！”① 邵宝诗歌在融合经史典范、以唐诗为中心进行广泛借鉴之余，形成了自己以史入诗、平正闲远、深挚开阔的风貌。他有许多关注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在阅读史书、凭吊史迹的过程中创作的。如《偶读盖岩传》《补洛中越歌》（自注：“越人夏统游于洛，遇贾充。充讽之使歌。统以足扣舟，引声而歌者三。今亡其词，偶读夏传，补之如左”）、《拟子陵辞》《晁错墓》《八龙冢》《朱仙镇》《胥门》《昭明太子读书台》《明妃辞》《天马来》（自注：“读《史记》作”）、《三千牍》（自注：“读《史记》作”）、《咏史》《读元史》《明妃怨》等。这些诗作大多质木无文，少有兴味，但也有例外，如《昭明太子读书台》一首云：“江左风流在，前梁复后唐。
壁分新竹色，台散旧芸香。迹与仙风远，名随佛日长。澄湖回首地，云水一茫茫。”②此诗就萧梁与后唐都好绮靡婉约而国祚不永的史实进行评述，历史视角敏锐、视野开阔。继而从读书台遗址周围风物着眼，呈现出物是人非的苍凉与无情，引人深思。其论与述自然融合，情与景相成相生，结语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意境顿开。
他一些描写游历、闲居、题咏景物、书画的作品表现了闲适的文人趣味。
如《渊明图为邃安先生题》《香炉峰怀李太白》《楚江渔父图》《匏翁东庄杂咏》十首、《苦雨》《与客谈竹茶炉》二首、《容春轩六咏》《幽居四咏》《自和幽居四咏》《惠山杂歌》六首、《冉泾书院十二咏》《慧山书院十五咏》《秋华十咏次如山》等。
其中《苦雨》说“坐对青灯头疑白，敢言吾道在山林”，表达了归隐之趣；《观松雪书渊明饮酒诗》有“墨花春酒水晶宫，漫写陶诗岂醉中。莫道柴桑非我地，笔端真有晋人风”句，展现了与古贤对话的愉悦；《容春轩六咏》则是对自己居处瞻尼坛、拟渠井、先春台、晚秋圃、鼋峰庭、钟石沼等六处的吟咏，像最后一首《钟石沼》说：“石钟以声名，无声安取此。风水月明中，我忆东坡子。”③取境于苏轼《石钟山记》，景色空明，简短清新。
表现邵宝情怀深挚、局度阔大的诗篇，主要有亲情和师友之情两种。邵宝三岁失怙，由母亲抚养成人，因此对亲情特为看重。他给夭折的女儿的《至亡女七儿墓》说：“日无光兮风色寒，望儿坟兮心悲酸。坟有土兮土有棺，儿咫尺兮欲见难。浇浇坟头酒易干，纸成灰兮散漫漫。散漫漫魂不返，清泪下兮盈酒盏。”①此诗采用骚体形式，正可表达对亡女悲悼的哀婉情绪，字字感人，直催泪下。他《舟中有见忆老母》一诗说：“老梅花吐北堂前，春酒初成妇荐筵。事与志违频易地，心为形役几经年。天恩于物真能厚，子道如臣敢自偏。检罢计书方静坐，不堪乡语过吴船。”②此诗写出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结句难禁吴地乡音惹起对母亲的思念，情真意切，主旨深远。
邵宝与李东阳的唱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师生之谊的范围，前者径言“百年恩义师兼父，千载文章古在今”③。因此，在得到李东阳去世的消息之后，邵宝强忍悲痛隔日连作数首悼念及追忆诗，除上首之外，又作《越明日寝哭后作》《又明日作》（四首）、《是日检箧得公壬戌和宝哭征伯诗》《李尚宝寄文正公遗书至》《闻太师公谥文正》《忆文正公尝欲卜居宜兴》《邃翁寄文正公志铭稿至》《上文正公诗不及见而返用前韵》《不寐思文正公》《张提学寄先师文正公新集至代简为答》等等。在这些诗里，他回顾了亲炙于李东阳门下的过程，对其人格操守、道德文章都作了较高的评价。如《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诗里云山千里情”句下注：“宝东归以来，凡得公诗柬二十余纸。”“节击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时天初热，公命移席中庭。陈都宪德卿、鲁司业振之、崔郎中世兴、何郎中子元，皆在坐。酒半，公曰：‘国贤吴人，振之楚人，闻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作古今诗数十首，俾歌焉。公凭几听之，时一击节。”“囊留删稿字纵横”句下注：“宝自丙午赴许州，至复入户部，以古文辞呈稿，得公批抹，无虑数百篇，今手墨尚存。”④从上述诗句和自注来看， 李东阳对邵宝可谓以衣钵门人相托，他们的交游情形也可谓欢畅和谐。
罗玘（？—１５１９），是少有的站到李东阳反面的一个门生。字景鸣，南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尚节义，曾力谏救刘逊。秩满，升侍读。正德初，为南京太常少卿。因不满李东阳对刘瑾擅权依违两可，上《寄西涯先生书》，请绝门生籍。不久，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他执法严明，属僚敬畏；多次力请武宗建嗣，以稳定藩王。正德七年，引病致仕。回乡后，不与宁王朱宸濠结交，曾一度避入深山。后者反叛，罗玘又写信给守备官员，商量讨伐事宜。未果，病卒。嘉靖初，谥号文肃，事迹具见《明史·文苑传》。
他有《罗圭峰文集》三十卷，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其文规橅韩愈，戛戛独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词，使人思之于言外。……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嵚崎，有意作态，不能如韩文之浑噩，亦缘于是。殆性躭孤僻，有所偏诣欤？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谓为其难者矣！”①因此，他不但在政治立场方面与李东阳有所出入， 在文学创作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可谓茶陵诗派中特立独行的一员。
罗玘入仕时间较晚，四十岁左右还在北监作廪生，但一直致力于师法韩愈、陈师道等人，为文怪奇古奥，精益求精，因此得到了丘濬的赏识，于成化二十三年中式。名义上他出于丘濬、李东阳等人之门，但在思想人格、文风取向等方面已非常成熟和独立，因而在茶陵派中表现另类就很自然了。罗玘的狂狷人格在士林当中是有目共睹的，吴俨说他“岁除狂态还依旧，老去浮名敢浪争”②，又“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吴文肃公摘稿》卷二《景鸣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上述是他作诗时的情态，至于诗歌的风格状貌，石珤则说：“鲸牙漱海珠贝翻，鳌足暴柱神鬼奔。罗生尾月掣兔颖，横笔如彗当天门。列星吐焰烧紫垣，银潢小水漂昆仑。奇词一放众怪缩，长剑倚日龙当轩。江山何尔郁始发，产此异物之轮囷。五经百子世所有，咀嚼玩味平且温。片词尺论一经口，喷作万段霞纷纶。羊肠诘屈未足险，惊雷破地山欲蹲。
宗师吐舌方朔走，侈丽慎勿矜文园。况有元气贯脉络，高深得奥愚骇繁。圣朝文化洽寰海，闾阎草泽俱饰辕。固应有此大匠手，雕画五辂修轮. 。绡/ 纮0 方有待，岂止山藻兼篪埙。材奇益知世运美，士大始见民风敦。有时调笑狎诸贵，意气岂睹崇与尊。我惭同袍更馆阁，寒鸿乃逐孤凤骞。徒能问字向扬子， 敢望学剑逢公孙。天南矫首识虹采，词海觊君能一援。”③诗中夸赞他文字奇崛、傲凌公卿，但又能将经史百家融会一新，辞采亮丽，实为圣朝文化的表征。
这其实也说明了罗玘诗歌的奇特主要体现在语序、韵脚、意象、句式长短等创作形式方面的与众不同，至于所弘扬的核心的诗教观念则完全符合传统的标准，这与明中叶以后徐渭、李贽等人的狂放是有本质差别的。
罗玘在当时也得到了偏爱怪怪奇奇风格者的推重，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载：“近代桑民怿见丘相公，问天下文人谁高者，曰：‘惟桑悦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罗玘耳。’”罗玘诗文风格的造就，与他长期以来的苦吟锤锻分不开。
《艺苑卮言》卷七引黄省曾的话说：“南城罗公玘，好为奇古，而率多怪险俎饤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于乔树之巅，霞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于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铭成，语少卿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传《圭峰稿》者，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也。”当然，罗玘力图效法韩愈以起时文软靡不振的面貌，又有求之过甚之嫌，是以王世贞讽刺他说：“罗景鸣如药铸鼎，虽古色惊人，原非三代之器。”①这也是颇为中肯的。
罗玘强调诗歌创作要反映社会、自然、历史等广阔的内容，推崇诗人驾驭诗歌中变化莫测的情感意象的能力，认为一位出色的诗人足以胜任其他领域。
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说：“有窃议法吏非诗人所宜居者，予独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诗之状物，高至于日月列星之系，而其入深也，达于渊泉，散于风之吹嘘，云之浮游，雷霆之剥击，雨、露、雪、霜、冰霰之降坠，昆虫、草木之生生无穷；大之为海、为岳、为山、为川，微而入于秋毫纤尘之不可见，变而为日月之薄食飓风，为鬼飚、为祲、为雷之砧斧、星之坠也，为石、为肉、为狗、为老人，或雨而为血，沧海之堙为桑田、为息壤、为飞来峰；其为祥也，在天为庆云、为甘露，在地为醴泉，在物为芝、为麟、为凤，而于人也，宫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玺权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则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乱祭于庙，以报习于学，以渐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壶矢博弈，蹴踘之具，鱼龙曼衍角抵之幻，至于怪而为神仙服食吐纳之术，放而为孤云野水之观，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渔之歌，农之鼛鼓巫医，百工缁黄之流，乌蛮白狄之方，物纷如也，然必皆罗致之为诗之囊中。物随取而用焉，而后可以言诗。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调以五声，使可听也；施以五采，使可观也。呜呼！诗岂易为哉？ 使其移是心，以临天下之政乎？何有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乌足以尽之？予故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①他的友人蔡从善以诗闻名，在他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之际，有人提出一位诗人不应担任偏重理性评判与推理的法吏的职位，罗玘则代为反驳。他将诗歌表现的广大内容用铺陈漫延的博喻手法加以呈现，并指出作诗首先需要相应的博大胸襟和仰观俯取的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是不在话下的。罗玘显然没有注意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辨之间的区别，并有夸大前者掩盖后者作用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诗歌应反映现实、诗人应博观约取的观点却是可取的。
基于上述观点，他反对时下树立门户、画疆自限的做法，他在《祭匏庵先生文》中说：“嗟夫！世之矜持门户多矣！任学术者，非周则张，或自以为程朱；语文章者，非柳则苏，或自以为韩欧；谈诗歌者，非梅则黄，或自以为李杜；论史学者，非寿则竞，或自以为迁固。其所以自待者，可谓厚矣。而世卒莫之许焉者， 皆是也。”② 他还对馆阁文学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其在《馆阁寿诗序》中说：“今言馆， 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 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噫！其岂故自珍哉？ 为之之不敢轻，而不胜其求之之众也。”③另外，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还写到友人蔡从善为请托之作所累的情况说：“予既第进士，顾视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时方竞师唐人以为诗，诗日相角，而品日高。中书舍人蔡从善，又独为众所奇，一时父母耈老庆索之，父母耈老戚索之，远出游者索之，园林胜赏者索之，山水草木虫鱼图画者索之，不则人不以为绝，卷不贵焉。”④这样，他对馆阁构成、从事相关创作的人员的职事及馆阁文学的一般内容进行了概括，并把深受请托文字困扰的心态展露出来。根据已经提到的《艺苑卮言》中的记载，罗玘对待某些亲故的请托还是非常严谨的，但是以《圭峰集》中所载的５３篇墓志铭为例，它们同样沿袭固有程式，极尽生荣死哀之颂词，并未见出有如何突破和独到之处。因此，所谓他“树巅死去之所得”的篇什同样不能免俗。除馆阁色彩浓厚的那些作品之外，他较少依傍经典、独出机杼的风格则体现得较为突出。正如时人崔铣所说：“罗景鸣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啬于典；其见昭于细，故暗于大。然能自冶伟词，不乱于颓习。”①这正是针对于后者而言的。
罗玘除应制之外的大多诗文，首要特点是气韵涌动、文势强劲。他推崇文人豪气及喷薄而出的劲健文气，他在《送杨名父知昆山序》中说：“大丈夫胸中固八九云梦也，而其宫居粒食，燠寒裘，亦众人耳，无奇也。……每有好事者， 诪张其虚谈，刻画其实效，补苴掩护，至败不悔。大丈夫遇之，如观技儿之作剧，神施鬼设，鱼龙曼延，电霍飚驰，可骇可愕，非不捉握天机、荧惑听视也，然知其终于幻耳！故不与之角逐于口舌瞬息之间，而吾之含章括囊，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②这基本表明了他不屑与凡庸辩争，而极力追求把握灵感、戛戛独造的艺术境界的观点。又《弭节重荣诗序》写与友人王清之彼此激赏： “（王清之）翛然有凌逼霄汉意气，而俯视诸碌碌累黍、拾弃余依门户者，真鼠之游于穴中，而相衔以尾也。故有旁睨而冷眼窃笑而背唾，出则哄堂抵掌，大声曰：‘是病风狂人邪！’而吾二人佯不闻，自誓终其身不变。”③这同样凸显了他渴求卓越、拔尘出俗的豪勇气度，甚至背负狂病之名而不介于怀。
其次，选字古拙，诗步跳沓，诗风奇绝。他《送李希贤提两浙学二首》其一云：“山僧下山时，僧送不出山。但问下山僧，此去几时还？乳水闲一孔，白云留半间。只恐僧还少，僧还谁闭关。”④《题钟馗四首》其三云：“鬼作仆，鬼作仆， 肩头上琴剑书簏。问主人何处？乘牛入空谷。”（同前）《一道清风图为李侍御题》云：“御史于中持大斧，谁有大竹大如杵。破之万个破更酣，须臾了尽千林许。一林淡，一林浓，一林渺渺无西东，伶伦缩颈惊却走，云此天公遗下之箨龙。日边白凤下啄实，一饱扬去超鸿蒙。至今百鸟绝踪迹，独占千载惟清风。” （同前）这些诗歌共同之处在于取材眼下事物，笔调简易，气脉紧凑，在看似稚拙的叠沓重复中孕育朗练倔硬的美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时下动辄拾人牙慧、熟烂肤滑的弊端。
第三，借用古语，为己所用，使与诗歌整体形成典重与新变相映成趣的格局。他并非不注重对前哲创作典范的借鉴和揣摩，像他有《集杜句送现升归作僧宫》，又在《送雷生谦归南城二首》其二云：“铨次吾汝女，离筵女别吾。乡人问行色，可有杜诗无？”①即表现出对杜诗的喜爱。他借鉴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屈骚到唐宋诸贤作品均潜心撷取，如《戏赠柳蕲邵三君子》“曾同灵均怨作骚， 一腹奚足吞江涛”、《和泾川梅花水韵》“酒尽夕阳人散后，六朝合是多招魂”、《曾太守留别韵次之》“文章渊薮机云在，锦绣江山宛洛同”、《无题》“大隐隐城市，远游游帝都”、《和刘野亭竹鹤诗韵》其二“细思馋守胸中饫，却讶东坡仙梦来”、《坡邻翁寿为姚侍父作》“东坡先生旧邻并，罗浮仙人亲弟兄”等，或引古名入诗，或化用名诗成句，使之较好地嵌入自身的诗歌情境之中。总之，罗玘不同于大多数茶陵派成员出经入史的诗歌创作方法，也别于他们平正雅丽的总体风貌，他不依傍经籍故实，独作盘空硬语，形成了自己舒放自如、恣肆浑酣的审美特点，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钱福（１４６１—１５０４），字与谦，号鹤滩，松江华亭人。自幼随父寄寓京师，师从杨一清、李东阳，经成化二十二年乡试入国子监。弘治三年会试第一，入翰林院授修撰。为人负才使气，多有求全之毁。弘治十年，因吏部考察不合格， 与编修孙清一同免归。回乡之后，恣意山水，开门授徒，至弘治十七年八月二日，病卒于家，享年四十四岁。有《钱太史鹤滩稿》六卷、附录一卷、纪事一卷、遗事一卷，纪事、遗事多为后人冯时可捧誉附会之言，未可尽信。
钱福早年即得到李东阳的青睐，冯时可《钱鹤滩纪事》中载：“与谦初谒李西厓学士，时有以司马温公像求厓翁赞者，翁遂命与谦代作……翁大加称赏， 以为数语该括宋家治乱殆尽，为之延誉于谢方石诸公，谓有伦魁之才。”②钱福与李东阳诗歌书信往来较多，与谢铎也有一定的交往，如他有《答谢方石送〈逊志斋集〉》一诗称：“天地已经皇祖造，纲常须用若人扶。道从阙里心先到，文出龙门思更殊。终古有人开汲冢，后来无地奠生刍。翰林风节依然在，重向天台识范模。”①谢铎与黄孔曜曾整理过《逊志斋集》，由此诗可知此书付梓后，谢铎又送与钱福斧正，诗中亦表达了钱福对谢铎学识人格的敬慕之情。
李东阳曾在《倪文僖公集序》中说：“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②此中提及“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相互区别及各自特色的问题，钱福则继承了这一观点又有所引申。他在《墨庄诗集序》中说：“昔人谓台阁之文，丰润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于诗尤甚，盖性情之真见也。若居台阁而能道闾阎之艰，宅山林而不忘尧舜之思，则可与论于诗之外矣。”③他显然以为馆阁之文（诗）与山林之文（诗）在风格样态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它们在创作主旨方面则有兼容共通之处———如果馆阁之作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山林之作又能弘扬圣王之道，这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创作境界，亦是陆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儿》）的真义所在。
基于这种批评观，他对那种既能体现隐逸情怀、又能彰显世教风规的作品中意有加，这可以从他对友人曹文蔚的评价中看出。后者出仕之前，著有《山居集》，钱福说：“《山居集》者，吾友曹文蔚居于山林时所作也。其隐居未仕之时，放情于山水之间，笑傲于林泉之下，玩物适情而诗倏然成诵，是诚诗豪也。
尝谓予曰：诗而无法，犹车而无轮。吾于晋法陶渊明，于唐法杜子美，二公之诗，诚有益于诗教者。他如苏、李、嵇、阮、曹、刘、谢、鲍之流，非不可与言诗，其于世教抑末矣！”④曹文蔚出仕之后又有《云程集》，他评价说：“夫诗固亦文也， 然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今见君之所制，似宜为台阁之人物也。”⑤ 钱福这种批评观的形成，与自身喜好游赏的秉性以及长期受到李东阳等人的诗教文学观的影响有关。他在《芝岩诗序》中说：“予有诗癖，不可疗。每登临泉石，适意处辄收拾归药笼中，以为奇方异材。遇骚人墨客与之语，津津然有喜色，又自以为得良医也。”①由此，可以看出他烟霞痼疾之深。他又在《〈百川学海〉叙》中称：“前辈尝语福以学者当先识义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后次之词章、字书、博物、搜异，以穷其变。”（同前）另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钱福”名下汇评引乔宇所作墓志铭说：“（钱福）又言，辞必根据道理，虽恒言近事，亦不可略。”②由此，又可以看出他崇尚义理的根本见解。这些本性与理想之间的固有冲突体现在诗中，就形成了他心中庙堂与江湖难以割舍的两端牵挂。如《秋泉》“我爱秋山兼爱泉，每逢秋水放吟船”与《幽居次韵》“独惭吴下生来晚，忧乐关心仰仲淹”的矛盾，再如《饮白司寇池亭》“江湖廊庙皆心事，昭代穿渠有白公”、《晏起》“江湖廊庙心犹壮，鱼跃鸢飞道自充”的冲突皆是。当然，钱福的科场成就与政治生涯颇不相称的戏剧性对比使他更加钟情于山水，甚至声色，但是其内心始终充满了志大难用的痛苦。其《寒夜感怀》一诗说：“拔剑床头碎玉瓶，凄风苦雨共寒檠。只须纸上寻先觉，敢向君前诉不平。岂有鸩人羊叔子，可无蹈海鲁连生。乘桴欲便沧江去，鹦鹉洲边哭祢衡。” （《钱太史鹤滩稿》卷二）因此，他后期创作中固然有大量的游赏山水、娱咏情性的作品，却不能忽视蕴含于其中的屈抑之志和不平之声。
钱福的诗文特色鲜明而突出，首先是气势雄迈，辞章富丽。时人沈思评价他说：“君既入翰林，又从西涯李公先生，益肆力于文章。闳衍浩翰，阔视一世， 而才高气奇，挥毫对客，往往数千言可立就，词锋所向，莫之与撄。”③又评价他致仕后的作品说：“暇日独喜吟咏，凡怀乡恋阙、王事有劳，与夫欢忻戚愉之情， 一寓于诗焉。发之濡毫引纸，力追古作，深得诗人六义之体。”④他早期与后期的作品在风格面貌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词气锋挺、铺陈绵连的特点却没有变。像他早年的《哀春赋》《绿云亭赋》，取法骚体，意象选取则自古而今，随意撷择，风采艳发，开合自如。后期诗歌也益显清挺，如《小山歌》云：“自想老夫狂游四海五湖二十载，谁知此山之趣真无穷，何日结庐依古松？”⑤诗意遒劲，老气豪横。这一特点的形成与钱福的文气论离不开，乔宇为其所作墓志铭说： “予与与谦同游邃庵、西涯二先生之门。与谦尝言，作文须昌其气，先使一篇机轴定于胸中，然后下笔，当沛然莫御矣。”①也就是说，钱福认为诗文创作应当具有感性意气，又要对写作意图做到成竹在胸；然后意气与意图相结合，后者在前者的驱遣之下，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绰有余裕，不可抗拒。应当说，他的观点导源于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一系列论述， 算不得理论创新，但在茶陵派一味强调文气平和的主流论调之中，也是迥然特立的了。
其次，俚俗浅白，兼涉宫体。他有些诗全是身世经历及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明白如话、浅近亲切。如《警世》一首云：“为人须俭用，切莫大施为。斗米无来路，千金有尽期。多少风流者，皆因自悔迟。亲戚如麻密，济宽不济急。
有钱朋友待，无钱躲过壁。力苦自撑持，成家都是实。”②此诗说勤俭立身、世态炎凉的道理，似有现身说法之意。《明日歌》云：“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朝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同前）此诗说时间宝贵须当机立断的道理，因为寥寥数语便将其说尽说清，故由古至今流传甚广。《警世偈言》云：“逐日挨排了便休，明朝何必预先忧。死生由命难期约， 富贵功名不久留。无数豪门成白地，几多胜景变荒丘。此言尽是目前事，堪叹人生不转头。”③此诗充满佛家生死轮回、回头顿悟之感，亦是偈言正格。他还有即兴调笑之作，如《广陵乘兴赠妓》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同前）此诗为他致仕后游历扬州时作，狎戏不羁，颇见新巧。此外，钱福对宫体诗也有偏好，这自与他不厌声色有关， 《钱太史纪事》中就记载了他慕名寻妓的逸事，亦即《广陵乘兴赠妓》一诗的由来。这些宫体类诗有《观美人烧香》《美人手》《美人足》《妇人插秧》《绣鞋》《二姬蹴球》《佳人染指》等，它们尽是“起来玉笋纤纤嫩，放下金莲步步娇”（《美人足》）之类秾丽软媚之辞。除了描写妇人及其服饰穿着的诗，他还有《咏菊花》一百十二首。这些诗中其实还兼咏牡丹，而且这些花多以古来美人命名，宫体意味比较浓厚。像《醉杨妃》“侵晓承恩燕未央，流霞微透玉肌香”①、《紫罗衫》“独有赵家双姊妹，娉婷偏胜六宫妆”（同前）等，余例甚多。这些诗与茶陵派典正雅丽的诗风大不相合，却表现了钱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真实的风月情怀。
总之，钱福创作思想秉承李东阳的诗教观，作品大体上显现出茶陵派的风格特色；但是他复杂多元的人格特质及人生经历也融入他的诗文之中，某些又与其作品主体乃至茶陵派的主导理念相左，这正是他作为茶陵派一员的独特价值所在。事实上，这也丰富了我们对茶陵派这一群体构成及风格特色的评价。
何孟春（１４７４—１５３６），字子元，又称燕泉先生，郴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在政治上敢于作为，四库馆臣称其“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如救言官庞泮等；请停万岁山工役；清宁宫灾，陈八事；出理陕西马政，上厘弊五事；谏武宗幸宣府；嘉靖初以旱涝相仍，条奏八事，皆侃侃凿凿，有关大计”②。出任地方官时亦颇有政绩，如出理陕西马政时，“上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巡抚云南时，平定当地蛮兵的叛乱。乃进为吏部左侍郎， 因“大礼之争”而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是为冗员闲职，不久便被削籍。卒于家，谥文简。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孔子家语注》八卷、《余冬序录》六十五卷、《余冬诗话》三卷、《何文简疏议》十卷、《何燕泉诗集》四卷，并曾给李东阳《拟古乐府》作注解。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 而诗文颇拙，率不能成一家。惟生平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章疏乃卓然可传。”③ 何孟春的文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余冬诗话》中，其中论列诸内容出自他《余冬序录》有关论诗的部分，分上、下两卷，今人周维德收入《全明诗话》第一册。总体来看，《余冬诗话》摘列宋以来的诗话论调，祖述《麓堂诗话》中的观点，略无新意，但是他对李东阳庙堂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观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在《余冬诗话》上卷说：“《青箱杂记》，文章有两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槁，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润，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国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今乐艺亦有两般，教坊则婉媚风流，外道则鹿鸣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与文章相类。
《麓堂诗话》：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须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乐既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惟一派中和乐耳。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古今名家，取譬于诗文如此。”①何孟春认为宋吴处厚《青箱杂记》、王安国的评议，与李东阳《麓堂诗话》中有关台阁、山林之文论点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文学批评序列，他们是针对诗文创作的观照对象的不同来立论的，其中也隐含了一定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不同的批评因素在。虽然渊源甚古，但显然到李东阳这里这种题材划分和艺术要求才趋于明晰和完善，而且在成化、弘治、正德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馆阁之文亟待豹变而山林之文日益兴起，两者的相互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及其他序跋涉及这一方面的观点，正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虽然何孟春并没有对这种观点本身有独到的发挥和引申，但他毕竟厘清了它的源流变化，因此亦值得重视。
另外，何孟春在文章写作方面推崇贾谊，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又注重运用知人论世之法，抑扬合度。其《贾太傅新书序》曰：“朱子尝言谊学杂，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处，《新书》特是一部杂记稿耳。谊盖汉初儒者，不免战国纵横之习，其著述未尝自择，期以垂世。而天年早终，传之所掇已未尽， 然乱于他人者，何足为据？谊之才实通达国体，言语之妙，后儒良不易及。此论笃君子所以虽或病其本根，而终不能不取其枝叶也。”②此序作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九月。虽说王阳明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有所谓“龙场悟道”的境界，但他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才写出《朱子晚年定论》这一奠定其心学基础的著作，在何孟春授理《新书》之际，阳明心学的思想学术地位虽正在抬升，却远没有达到可与朱熹理学抗争的程度。从何氏此序的论断可以看出他对朱熹的观点并不迷信，且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可谓有据有识，表明了对贾谊“言语之妙”的欣赏，其实更直接地透漏出他文宗秦汉的态度。
何孟春的文艺创作主要是诗歌，现存有《何燕泉诗》四卷，惜版刻未精，而间有毁损，不少词句已难辨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传其诗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赡，故往往失之平衍。”①其实“平衍”并不是何孟春个人的过错，恐怕也不全是“才力”的关系。谢铎“经术湛深”，可算是有才力的人物了，然而他的诗歌也不见得“富赡”。谢铎有才力而诗情有所欠缺， 而何孟春的诗情却有自然浓郁的时候，即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中所谓“其得于天厚”而非“人力”者。该《序》对何诗颇为推崇，曰：“且我明诗教之盛，自弘治间学士大夫始翕然丕变，而一时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复诸公，争鸣奋唱， 力追大雅。而先生适当其时，与之师友，互相攻错，即句字皆经斧凿、引绳墨， 必协古风人之义而后止。则其声诗所发，裒然名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 不有自哉？”②将何孟春与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前七子”中坚人物李梦阳和何景明并提，以为可与之“齐驱并轶”，则不能不说是推尊过至。无论是从何氏作为“茶陵诗派”成员之一的角度考究其文学成就，还是本着如何正确评价何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动机，皆有待于我们先对他的具体诗歌创作做一比较全面的考察。
就体裁而言，其诗集四卷中第一卷为古风６３首；第二卷及第三卷之前半部分为七言律诗，凡１８８首；第三卷其余部分为３８首五言律诗和１８０首七言绝句，该卷末一首《梦中作》则为集中仅见的六言体；第四卷则是１５首五言绝句、３首五言排律和４首“七言排律”（集中所谓的这四首“七言排律”事实上是联句，名实不符）。何孟春诗歌创作的精华集中在前两卷，即古风和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创作的数量虽多，但在艺术上则逊色得多；至于些许“排律”之作，则称不上是艺术作品，其之所以存于诗集中，大概是为体现各体创作之全，乃至于用联句冒顶“排律”。
何孟春诗歌所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他的交游诗中除一般的唱和之什外， 还有赠行诗和哭哀诗（挽诗），如《送友》《送李习儒归茶陵》《送周秀才南归》《挽陈武选企元》《华处士挽词》《二首哭孟旦第次易体干韵》等，赠行诗中较出色者可以《送周秀才南归》为代表，诗云：“碧云飞尽楚天低，桑梓依依溰水西。夏杪轻装先雁去，客边孤枕听猿啼。王程有限归偏疾，世路多歧梦亦迷。惆怅尊前几知旧，河桥草色此分携（按：原字漶漫，笔者拟作此字）。”①另外较多的是行旅即景之作，如《望江驿》《闸河阻》（卷二之作，以别于卷一之什）、《过洞庭湖》《阳关》《嵩高山》《庄浪道中》《登封道中》《崆峒山》《宁延道中》《嘉峪关》《兴隆道中》等，可以《闸河阻》和《嘉峪关》两诗为代表，前一首云：“春尽官（笔者按： 此字不敢确定）渠水尚悭，蓬窗推枕听潺湲。南风几日当移棹，小雨浮沙始作湾。两闸邈如千里隔，沧浪空羡白鸥闲。浮生滞迹今多少，昨梦分明遍九寰。”② 后一首云：“胡尘接塞莽何极，汉月出关空自沉。四山侧立草木死，一路中分冰雪深。老怀别久重作恶，病骨春寒仍不禁。谁与边兵定轮戍，劳歌无限苦辛吟。”（同前）行旅即景之中有时又兼怀古之作，如《古隐君祠》《巢父井》《温泉》《四皓墓》等；有时则兼感怀，如《灵钧台（原注：在凉州）》：“四望烟尘万里开，壮怀何事怯登台。思归有客怜胡草，寄远无人问陇梅。梦里绿衣连夕到， 客边霜雁几时回。公家日负痴儿债，未拟余欢放酒杯。”③ 其他则还有不少日常感怀之作、闲情诗、题扇（画）诗、哲理诗等。日常抒怀多为一己私遇之慨叹，如《山中述怀》：“我生多难那堪诉，二十年来未死今。旋剪草莱聊筑室，载培松柏渐成林。春山遍洒愁边泪，夜雨兼伤梦里心。”可惜不能感人。《杂言》诗：“长枪太剑，几人封侯；寸管尺牍，终日书囚。富贵不如行乐，文章只益穷愁。百年扰扰君何求，晨鼓暮钟同一楼。醉乡有田可种秫，幻境无地堪藏舟，南面更谁夸髑髅，嗟生浮，号死休，人间不如意事十八九，何物男儿空白头！”④语言颇有意思，只是“牢骚太盛防肠断”。《感雨》诗云：“天时喜常旸， 民命堕焦釜。田如龟在灼，完卜何时雨。吾闻春秋书，四月已愁鲁。况兹五月来，野外皆赤土。……君不见三吴去年民乏食，两淮菜色多流离……”（同前） 体现出他对民生的关心。闲情诗如《夜饮调座客》等，无足观。题扇（画）诗较好的是《题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韵》：“烟雨模糊一叶舟，水花开处见芳洲。江湖满地皆南国，渔钓何人独上流。醉后客心愁对酒，病余吟骨健逢秋。今宵正作潇湘梦，塞雁惊飞莫过楼。”⑤ 感悟人生哲理的作品，何孟春写得也不错，如《过洞庭湖》：“往年过洞庭，天水连四极。眼中君山外，尽是鱼龙国。高秋八九月， 千里或瞬息。虽有波涛骇，长风不容抑。今来过洞庭，洲港界封域。新春水未生，涯涘近可识。舟人复苦之，三宿在湖侧。逶迤沙草路，动借牵挽力。忆吾行其间，前后几南北。曩已忘风波，今当候天色。行速岂用夸，迟行不须恻。
前程尚远而，此地独纠缠。平流与高浪，于计孰为得？保此千金躯，幸免妨不测。吾舟已出湖，买酒宁论值！”①又如《闸河阻》二首其一：“达人伤穷途，君子慎末路。中流自在时，吾岂终无遇。梦踏步虚声，行歌远游赋。会看天汉间， 飘渺横槎度。”（同前） 何孟春诗歌的思想内容显得相对贫乏，四库馆臣说他的诗歌“平衍”，虽是从艺术的角度说，但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评语来看。然而造成何诗“平衍”的原因，不是他才力不够“富赡”的缘故，思想内容的贫乏恐怕还是主要的因素。
其实何氏不乏诗歌才情，这从上述部分诗歌中已不难看出。而且他的诗歌中也不仅只是“平衍”的一面。“平衍”一词隐含着对语言造诣和诗歌技巧的忽视与不足，其实何梦春还是很注意这个方面的，如“白映中流石妨棹，香来两岸梅藏葩”（《武昌阻雪次沈提学和苏集韵》二首其一）、“钟声暗度烟中寺，野色晴开雨后山”（《送友》）、“双门阖辟青云表，鸟道无极着秋草”（《潼关次陈廷言郎中韵》）等，都留下了他刻意经营的痕迹，“双门”两句更是明显从六朝“风云有鸟路”中化出。这种语言的点化还多处可见，如“晓来一雨春狼藉，多少花香染尘胎”（《平凉与邃庵再会为次待隐图韵二十绝》之四）本自众所熟知的唐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旅食又京华，不知春已暮”（《李献吉过余新居席上限韵作》）则是化用杜甫的“旅食京华春”，等等。这种语言的巧妙穿插与点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诗歌的“平衍”倾向。至于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誉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云云，亦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诗坛的景象就是如此，如谢铎虽诗歌创作丰富，近１５００首，但他的诗歌也存在着“平衍”的问题，且就个人经典作品在总集中的比例来说，则何孟春在“茶陵诗派”成员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顾清（１４６０—１５２８），字士廉，别号东江，松江华亭人。弘治六年进士，同年十月授编修，参修《大明会典》。弘治十六年修成后，升为侍读。正德初，刘瑾得势，顾清不相阿附，正德四年，前者摘《会典》中几处较小失误，对翰林院参修成员大施挞伐，贬为南京兵部员外郎。正德五年，刘瑾被诛，还为侍读学士，历任少詹事、经筵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嘉靖初，为御史李献弹劾罢归。嘉靖六年，诏为南京礼部右侍郎，次年诏以尚书致仕，在入京上谢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九岁，谥文僖。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续集》五卷、《存稿》十卷、《傍秋亭杂记》《华亭顾氏家谱》四卷、校正《周文襄公年谱》，另与陈威合撰《松江府志》三十二卷并行于世。他还曾编校《许鲁斋遗书》《元张文思公集》，但未被刊布。
顾清在入仕之初，便深得李东阳、谢铎、程敏政等人的欣赏。及第后，自然少不了唱和往来。他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方石先生季父逸老以宝庆守致仕，先生名其居曰“悬车旧第”。宝庆殁，先生有诗命次其韵》一诗可以为证。
他与李东阳等人的唱和之作更多，例如他有《内阁赏芍药》二首，题下自注说： “时阁老义兴徐公、洛阳刘公、长沙李公，徐、刘首倡，长沙及学士篁墩程公以下皆和。”①类似这样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他还记录了同僚与李东阳等人的交往，如在为屠勋所作《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行状》中说：“公（即屠勋）在刑曹以诗名，故太师李文正公、尚书吴文定公、礼部侍郎方石谢公皆与之唱和。”② 顾清晚年曾对自己的诗文集做过编订整理，因此体例精审，井然有序。他的《东江家藏集》明显分为三个创作阶段：《山中稿》四卷为初集，是他出仕之前的作品；《北游稿》二十九卷为中集，是他三十三岁入仕以来的作品；《归来稿》九卷为后集，是他致仕之后的作品。另外据四库馆臣考订，他还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系由其子孙续辑，这适与明人孙承恩为其所作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载录的著作相符，可惜入清时已亡佚，收入四库的仅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四库馆臣评价他的诗文特色说：“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③这段评价突出了他作为茶陵派后进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严格说来只能算作他三十三岁入仕后的概括，在此之前应该说他受到茶陵派的影响较小，婉丽有余而雅正不足。
从《山中稿》四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他早期的创作深受《楚辞》、陶诗甚至六朝宫体、骈文的影响。如他在《梦萱赋》序中说：“教谕李大经先生一日召清，曰：‘吾官晋江时，梦吾亡亲。明日，而吾弟缙绅至。感而有作，和者数十人，诸体略备。闻子学楚骚，其为我赋之。’”①可知早在乡学时，他学习《楚辞》已颇有名气。此赋与同卷收录的《感春赋》，都是“六字＋兮＋六字”的《离骚》句式；他另有《雪赋》为六字骈文，虽多有科场余气，却也不乏六朝风姿。此间诗中提及先唐典事的辞句特别多，像《村居杂兴六首》其六：“灵均沉湘陶令死， 篱下寒香久无主。”《除夜》：“更无柏酒共桃符，一卷《离骚》伴竹炉。”《登夏时茂澄碧览翠二楼》其二：“若为借得湘妃瑟，鼓向江南十二峰。”《秋兴和芸轩韵》其二：“平生宋玉多悲感，拟脱青衫趁白鸥。”《环溪十咏得莼菜》：“多渴长卿愁内热，谢他清淡养天真。”《咏二乔得真字韵》：“铜雀金陵总未真，六朝花月几经春。”《破镜篇》：“君不闻蔡琰胡笳十八拍，千载英雄泪如霰。”②另外，一些诗写得非常缠绵秾丽，具有较深的齐梁风韵，如《征妇词》“银灯花落夜迟迟，最忆灯前笑语时”、《海棠四首》其四“香颊潮红亸翠襦，绛唇微吐滴胭脂”等。这一时期一些作品还表现出他对历史、现实的批判情怀，如《花见羞后唐明宗淑妃王氏也予读〈五代史〉感其濒死为子乞命数语故为赋之》有“君王墓草埋寒烟，春风麦饭洒谁边。花见羞，恨千年”句③，颇见为古代节义女子鸣不平之意。《冬至书怀》有“傍村八九家，悄若住空谷。往来迹已断，况乃相贺祝……吾将驾灵查，一访巫咸卜”句，此诗题下注说：“是岁九月初，连雨腐稼。明年壬寅大饥， 米石至千二百钱。”④这恰恰说出了他意欲求见巫咸一卜丰年的迫切动机。
另外，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尤其对华而不实的文风深恶痛绝，如《辛亥感兴六首》其一：“六籍无孔孟，诸子竞为书。班马雄两汉，韩柳后驰驱。斯文虽未丧，元气久已殊。云胡后来者，每变日下趋。靡然事华藻，琐甚雕虫鱼。杳眇乱人耳，黄钟委路衢。时无欧阳子，谁为扫其芜。”⑤ 由诗题知此诗作于弘治四年，他的创作思想显然开始由青年时期的闲情唱吟逐步向兴复古文转变。如果说先此他向先唐汲取文学素养还停留在浅层的形式美借鉴上，此后则开始侧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意义层面上的探掘了。弘治六年，他投入李东阳门下，无疑在客观上加速了这种审美倾向的奠定和巩固。
《东江家藏集》卷五至卷三十三是《北游稿》，这一部分与师友、同门及同僚游赏题咏唱答赠和的内容增加，但单就某书某事抒发书生意气的作品渐少，而且风格趋于庄凝厚重。这说明入仕后现实政治的历练和师友平正典雅的审美趋好使他从先前平静务虚的书斋生活中摆脱出来，他的创作思想及手法也日益成熟。当然，先前他崇尚骚体、六朝并多有心得，恰恰与茶陵派的创作主旨相合，这基本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最初就可以得到李东阳等人的赏识，并融入这个诗派中成为后进中的翘楚。孙承恩在他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中说：“时傅文穆公与李文正公、宗伯程公敏政，皆负文章重名，慎许可。公每试必在甲乙，亟加叹赏。”①此铭最后又评价他的诗文风貌说：“所为古文深厚尔雅，不事浮艳奇怪，出入韩柳，诗宗盛唐，多思致。”② 正如已经提到的，他早期诗歌“浮艳”的成分还比较重，提及或效仿唐人的作品也不太常见，这则评价应是指他中后期文风转变之后的样貌。他在《登第后寄所知》一诗中说：“匡时未展江湖志，饱食频惊岁月催。翘首碧云南国路，美人谁在读书堆。”③这正好体现出他出仕之后，对过去吴山越水的徜徉、美人书堆的沉湎与留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见出他匡时济世的情志渐强，书卷金屋的虚幻退去，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出他将早期风格与茶陵派诗美要求相融合的过渡状态。
这一时期他的咏史诗识见渐深，转益多师的范围也比较开阔，对唐宋以来的名家作品用力渐多。如《明妃和汪抑之》：“汉朝翁主半家人，临到王嫱国论新。解道怀戎尚忠信，庙堂谁谓少谋臣。”④ 《杨妃》：“汉家妃子度金微，裂面西风损黛眉。教得后来人解事，只从金屋抚番儿。”⑤ 《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乱来天意长奸雄，一语深投月旦公。岂谓三袁尽河北，更教诸葛起隆中。烟消赤壁沉雄俊，树冷西陵怨女童。不及人狼祖余知，化牛犹得占江东。” 又：“阿师留发拜昭仪，绛缕初封不记谁。海内渐看归圣母，榻前空自属佳儿。
天征鸟梦垂双翼，鬼作人妖有四眉。早与文皇作男子，乾坤更是一番奇。”⑥ 他对王嫱、杨玉环的评价，寄予了对当朝暗弱的辛辣讽刺；对曹操、武则天着眼于当时局势的变化，结论较为公允，这些都比前期对“花见羞”之辈的怜惜叹惋要有力深刻得多了。
在原先的师法范围的基础上，他对唐宋名家的借鉴也多起来，如《宫体四首次良金韵》《又用杜韵》《戏效荆公作四首》《四月十二日定庵先生过访诵东坡过清虚堂诗用韵奉谢》等。他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描述自己与古人对话时的状态说：“良宵可虚掷，明灯了残书。开卷对古人，已隔千载余。精神方尺间， 恍若倾盖初。”①这基本是他复古心态的反映。此间他注意将先唐的典事与唐诗结合，诗歌眼界趋于通达，如已提到的《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一诗外，还有《次韵启衷给事病后见寄》（“宋玉杨朱各有悲，杜陵曾借草堂资”）等。
当然，他对《楚辞》的偏好始终未变。弘治九年，同乡蒋文辉以太学生身份入京，不幸于途中溺死。弘治十一年，他作《吊蒋文辉》一文，其序称：“为作楚辞一通，授鼎（蒋氏后人），使投诸河，以吊之。”②此文全用骚体，亦为“六字＋兮＋六字”的典型的《离骚》句式。此外他还有《畏庵和章趣成郡志未有三泖九峰遗似屣之句再迭反骚》《有菊为盛德彰赋》（“湘累放逐怨枯槁，渊明亦为五斗驱”）等。这样，他的诗就融合骚体的绮丽与唐宋诗歌的盛大特征，形成了清丽平正的特点，《北游稿》正是他的风格趋于成熟稳健的时期。
《东江家藏集》卷三十四到卷四十三为《归来稿》，这一部分为嘉靖元年前后被罢归以后所作。他南还之际，亲自到李东阳的坟上告别，并作《辞李文正公》一文：“维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五月壬子朔、六日丁巳，学生礼部右侍郎顾清，谨以酒果时羞，祭于先师李文正公之神，而言曰：清被言去国，兢惧实深， 回瞻师门，庶以无愧。今当永别，不胜眷依，敢告启我衷，翊我躬，俾贞厥终，无作公羞，永光于师训。”③可以说，他中期参修史乘、论谏时事的作品，如在《北游稿》中所载的《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体用一源论》《胡亥任赵高》等杂论，及《答张宗周工部书》《答喻太守书》等涉及荒年蠲除赋税、平定暴乱等见解体现出的耿直不阿的品格，固然与自身秉性有关，也是他自觉秉承李氏师训的结果。罢归期间，他作有《秋雨赋》，其序称：“予南归之明年壬午秋七月，大风雨， 拔木害稼，民庶劳止。又明年八月，复然，乃作此赋。”①是为代民立言之作。他回忆旧事尤其与李东阳有关的事特别多，如《金杯叹》诗后引称：“李文正公在仕路五十年，参机政者十八年，家止一金杯。公殁，家人试之，乃铜也。盖求文者以为贽，而公因用之，初不知其赝也。丙戌六月九日，公生辰，与客谈及，歌以识之。”②此一轶事，无疑更能加深对李东阳廉洁奉公的认识。他还作了许多凭吊古迹的作品，如《十二月至济宁秦凤山示和彭幸庵吊古诸作次韵八首》，其中包括《淮阴侯祠》《沔南武侯祠》《滇南思武侯擒孟获》《浣花草堂》《颜鲁公祠》《陆宣公祠》《岳武穆祠》《文信公祠》等小题。
先后经历了被刘瑾贬黜、被李献奏免等曲折过程，他晚年的心境变得平和豁达，如他在《近作小亭池上，背墙面流，左右林樾，日色不到，而窗几虚明，颜之曰‘息影’，味苓至而喜之，赋诗三首，因次其韵》其一称：“浮世空名与谤随， 欲从蛙黾问公私。年来悟得安心理，只在池亭隐几时。”③ 关于顾清在茶陵诗派的地位，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诗话》称：“东江诗法西涯，观其险韵，再四迭用，足见其能事。当日诸公受长沙衣钵，或推方石，或称二泉，或首熊峰。以鄙见衡之，要皆不敌也。”④虽有所过誉，亦值得对他加以重视。
鲁铎（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是年主考官为吴宽。此后，任编修，平日闭门自守，潜心义理学问，不妄言人过。正德初，出使安南，全节而返。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相继任南北国子监祭酒，后托病辞归。时人多以其学问品行与谢铎相并提，嘉靖初刑部尚书林俊上《录名德以重士风疏》称：“鲁铎约质浑晦，志尚清纯，道足以镇雅黜浮，学足以订顽立懦。方今厘革庶弊，正育贤成德、振作士风之时，况鲁铎与弘治间谢铎人品为类。谢铎以祭酒养病，孝宗用吏部荐，进礼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师，颂美有作。陛下今日处鲁铎如谢铎，则今日颂美陛下将亦同孝宗矣！”⑤在林俊的荐举下，他再次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年致仕，累征不起，卒谥文恪。清沈佳《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一“鲁铎”小传称其享年六十七岁，适与他自称“我昔成化庚子之岁，年二十……迨今忽增四十有七年”①及李濂于嘉靖二十七年所作《鲁文恪存集序》称“寿啬七十”相合，故知其卒于嘉靖五年。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称其卒于嘉靖二年，不确。他有《鲁文恪公文集》十卷传世，诗风渊雅，不温不火，深得李东阳为诗之道。《明史》本传曾载他用半条干鱼与同年赵永一起为李东阳祝寿之事，三人甚是相得，极欢而退。他还是李东阳晚年座上的常客，包括顾清、何孟春等人在内，他们酬唱赠答的诗歌较多。
明项笃评价鲁铎说：“沈潜学问，不专为文词。历官祭酒，端饬自励，日危坐焚香。读经史，不肯言人短长及时政得失。虚心约己，清慎不渝，忧时济世之心，至老弥笃。”②结合他的仕历及诗文创作来说，这是较为恰当的。
他的诗歌秉承了茶陵诗派一贯笃实浑厚的风格气韵，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教观的色彩较重，而且格调沉缓，略无新意。四库馆臣索性直接说：“至于诗文，则皆不甚擅长。盖其平生志趣，不在于斯耳！”③然而，这是由鲁铎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决定的。正如他《入院言志》诗称：“圣明重辅理，推心任儒臣。
玉堂敞北扉，储养归陶钧。商家礼三俊，周室须常人。肆今黄阁老，蔼蔼伊周伦。而我樗散质，亦与名材抡。赖兹楷范在，启发倾仓囷。岂徒事文字，衣钵传经纶。我生颇辛苦，所怀非忧贫。愿言策驽蹇，周道随清尘。”④所以，他与谢铎相同之处在于有着强烈的济世忧民的情怀，这些反映在他的诗歌中，成为较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关心农人劳作的疾苦，其《三农苦》一诗说：“癸未四月雨，并遗束作忙。盛夏雨不嗣，连月恣怕旸。邻湖奭斗数级，安间陂与塘。高秋报淫雨， 宵昼声浪浪。出村早焦槁，自无卒岁望。原田所灌溉，糜烂无登场。泽农陷巨浸，什一罹死亡。贫者为耕治，鬻儿营种粮。乃今益穷迫，骨肉矧异方。富者忧盗贼，扑劫群虎狼。向闻司租使，适经川泽乡。芃芃赏禾黍，讵信诉灾荒。三农苦复苦，天高难自明。未论死沟壑，官租何由偿？仰首向天泣，旻天但苍苍。”⑤ 此诗主要描写农人接连遭受夏季干旱、秋季洪涝的打击，颗粒无收已成定局。
贫农为了购买种粮，卖儿鬻女，惨不忍睹；富者则为暴民日多、时局不稳而担忧。然而，当局对百姓的疾苦丝毫不放在心上，租税照旧，就加重了农人的负担。他又在《寒夜吟》中写道：“铦风铲地地欲裂，横磨几许并州铁。深窗油冻灯不明，出袖手僵挑不得。征东甲士带霜坐，贼群却占千家卧。营中冻死不敢嗔，只怕河冰贼偷过。南去干戈何日止，兵贼居民皆赤子。官家诏赦明朝开， 尽消杀气阳春回。”①此诗为同情戍边将士所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兵贼居民皆赤子”的观点，认为士卒、暴民、平民都是本性良善的：天灾人祸导致流民产生，当局绥抚不力导致流民暴动，暴动使大批平民日常生活不能保障，当局派遣士兵镇压，士兵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其实是封建统治时期永远无法突破的恶性循环。鲁铎最终将希望投向官方，希望一纸诏书赦免暴动者的罪过。这固然可以消弭下层民众的苦难，但是却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弊政才是导致民生艰难的源泉。再如《观郑侠流民图》写道：“近来偶得流民图（“图”字原缺，据诗意补），宝爱矜怜看未了。旱风吹沙天地昏，扶携塞道离乡村。身无完衣腹无食，疾羸愁苦难具论。老人状何似，头先于步无生气，手中杖与臂相如，同行半作沟中弃。小儿何忍看，肩挑襁负啼声干，父怜母惜留不得，持标自售双眉攒。试看担头何所有？麻籸麦麸不盈（此字原处模糊，据诗意补）缶。道旁采掇力无任，草根木实连尘土。于中况复婴锁械，负瓦揭木行且卖，形容已槁臀负疮。还应未了征输债，千愁万恨具物色。”（同前）北宋郑侠不满熙宁变法，将当时流民严重的情形画成《流民图》上奏朝廷，以示反对。鲁铎此诗虽为观图之后的感发文字，却对时下政治具有极强的讽谏意义。《民瘼》一首称：“官僚纷送逆，庖廪美供需。不有谋于野，宁知泣向隅。死前仍赴役，灾后却征租。圣主忧勤在，吾曹体悉无。”②同样揭露了民人先遭天灾、后遭人祸双重打击的惨状。此外，他还有一些写到有关边疆战事的诗，如《杂感二十首》其十四称：“近闻救边急，羽檄飞京师。兵声久不振，占募空三陲。如何骠骑军，还藉羽林儿。生来不识战，股慄趋道隅。亲戚远相送，父母泣前溪。
尺捶当猛虎，投死未可知。借问军中将，谁是李搴旗。莓莓受降城，落落燕然碑。前功未可必，安边去何期？惟应两阶舞，焉用一割为？”①此诗写从征士兵远离亲人、备边应战的内心痛苦，充满了同情悲悯之意。当然，他的立场始终是系心王室、冀君王一悟、政之一改的，所以他在《海内》一诗中说：“海内苦群盗，山东今一年。闺奁沦犬豕，肝脑厌乌鸢。节钺方连日，烟尘忽近天。釜鱼谁借手，早听凯歌还。”②这又是不能强求古人的地方。
鲁铎的复古倾向也比较明显，诗中很多涉及古人故事，另外对李杜、罗隐、陆游等名家的次韵之作也较常见。赞咏古人之作如《杂感二十首》其一：“许由洗两耳，恶闻九州长。巢父惜牛口，遥遥饮其上。二老振孤踪，千载流逸响。
呜呼成其高，尧天真荡荡。”乃写上古高士视天下如敝屣之事。其二：“晋室失其驭，所资惟贤豪。谢公负雅量，人士归皋牢。声乐自满耳，举世方惊涛。安能缩首尾，共作寒虫号。清颜照木石，东山为增高。淝水了大事，余算曾无劳。
高崧岂具眼，嘲戏同儿曹。”为谢安处变不惊力挽狂澜之事。其九：“荆卿报燕仇，壮气谁与匹？高义诚足嘉，一身非所恤。商声起哀筇，易水惨且泌。所事在秦庭，自谓百不失。安知寰宇上，白虹贯朝日。天意乃若此，人事焉可必。
惜哉百夫良，徒以昭往帙。”为荆轲刺秦一去不返之事。其二十：“季主夫何如？ 卖卜长安东。相携二三子，引侍常时同。日月论纪差，天地循始终。博观千载上，斯道无终穷。如何贾生辈，与语时未克。乃知太卜子，天命常相通。性道苟自述，遁身亦何崇！”写司马季主以天道解喻贾谊之事。总之，这些诗带有很强的史学诗札的痕迹，或追慕高贤，或高赞丕绩，或阐发玄义，表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处世之道。
他踵继唐宋诸贤诗韵的有《连雨中因读少陵大雨诗次韵一首》《梅开用杜韵》《暮春城西即事用少陵韵》《丙寅除夜次安博驿用杜韵写怀》《读李诗》（“谁云李太白，旷达擅高踪”）、《方桥用韩昌黎韵仍衍其意》《九日园庭用杜牧之韵》《九日梦野台修砌适成用杜韵》《对菊次唐人罗隐韵》《看压新醅唐皮陆二公倡和韵》《柳子冠用东坡韵》《莲北庄用放翁饮酒近村韵》等。上述表明他广泛借鉴盛唐以降乃至宋代诗歌，其诗歌审美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
他有些诗歌还呈现出一定的清逸静远的气息，像他在《六十庚辰除夕用五十韵》中说：“流年经六十，病与世相违。朋旧容疏懒，林丘隔是非。形常忘彼我，佩岂赖弦韦。醉向屠苏席，春盘野菜肥。”①此诗虽为晚年所作，亦表现出他一生超脱物表、洁身自好的风格取向。
他面对复杂变幻的仕途，既想有所作为，又不得不考虑全身而退，故在诗歌中经常寻求城市与山林、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平衡。如《已有园》有“廛间分巷陌，城里得山林”句、《郊行次序庵韵》有“明日红尘向城市，野桥山店尽堪思” 句、《林下》有“马迹车轮城市里，何人知道有山林”等等，都是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的表露。虽然它们整体上笔调轻松、景语清丽，但潜伏在文字之下的理智与情感激荡的暗流却不能有暂刻平息。
鲁铎为诗首先体现的还是它的思想性价值，其在《次韵白学士先生读〈离骚〉》中说：“是非千古有公平，一读《离骚》一怆情。邑犬只应遭靳尚，江鱼争忍负先生。重华何处言词尽，列传谁云与可轻。试向沅湘看正气，春来风浪几时平。”② 另《李在山水行》末句亦称“眼前寒士皆大庇，杜陵千载同吾心”③，这些都表明了他的志趣所在。也许正是基于对屈原、杜甫等人文品人格的高度敬仰，他在赋作中大量运用屈辞成句，表达无尽的忧念之思，像《已有园赋》即有大量语例可资证明。当然，作品自身的艺术美感和独创性价值都要相应大打折扣了。他还作有几首词，如《玉烛新》《谒金门》二首、《柳梢青》《水龙吟》等， 它们总体上楷正有余，才性殆乏，有失词体本色，但像《柳梢青》“乙酉重逢，前番乙酉，五岁孩童。试想当年，犹如前日，已作衰翁”④ ，也微见情趣。
陆深（１４７７—１５４４），字子渊，号俨山，华亭上海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四年，因刘瑾作梗，随众多翰林官员谪迁，外调为南京主事。刘瑾死后复职，历任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侍讲官，后外任山西提学副使、四川左布政使。嘉靖十六年，为太常卿、侍读学士。嘉靖十八年，以詹事府詹事致仕，卒后谥号文裕。他一生著述宏博，有《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此为诗文部分；另有《俨山外集》四十卷，由学术札记、野史纪闻等组成，为其子陆楫汇编而成，包括《传疑录》二卷、《河汾燕闲录》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金台纪闻》二卷、《愿丰堂漫书》一卷、《溪山余话》一卷、《玉堂漫笔》三卷、《停骖录》一卷、《续停骖录》三卷、《豫章漫抄》四卷、《中和堂随笔》二卷、《史通会要》三卷、《春雨堂杂抄》一卷、《同异录》二卷、《蜀都杂抄》一卷、《古奇器录》一卷、《南巡日录》一卷、《大驾北还录》一卷、《淮封日记》一卷、《南迁日记》一卷、《科场条贯》一卷、《平北录》一卷等。四库馆臣评价《俨山外集》说：“虽谰言琐语错出其间，而核其大致，则足资考证者多。在明人说部之中，犹为佳本。”①可知，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弘治十八年，杨廷和等人担任应天乡试考试官，故陆深出于杨氏门下。他执师礼甚恭，其在《祭阁老石斋杨公文》中有“门生最辱知怜，相从馆阁余二十年”②句，即可说明。杨廷和不以诗文见称，但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李东阳曾说： “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③李东阳对杨廷和推引有加， 在正德期间同他通力与刘瑾等人周旋，全护忠直之士；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 力挺他为少师、太子太师、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足见推重。因此，后者对李东阳的感佩之情是不言而喻的。陆深自不能免受这种影响，他对李东阳的敬慕也频见于文集中，甚至亦自称门生，如《跋邵二泉西涯哀辞》称：“往岁丙子秋，深起告北来，舟次广川，适闻文正之讣，亦有一诗，哭之曰：‘细推天运几生贤，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庙江湖今复少，文章功业古难全。重来东观嗟何及， 再过西涯定惘然。白发门生伤往事，每看忧国泪双涟。’”④从某种意义上，陆深怀有“道以济时为上，物以资世为贤。故圣人不宝难得，不作无益，远观近取， 凡以致用也”⑤的政治追求，是杨廷和言传身教的结果；他在诗文创作方面雅丽从容风貌的形成，却受李东阳茶陵一派的影响甚深，故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今观其集，虽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学问，切近事理， 非徒斗靡夸多。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⑥因此，将陆深看作茶陵诗派的殿军亦是合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陆深早年与徐祯卿（１４７９—１５１１）交往甚密，且并有诗名。
后者虽为前七子成员，诗文追求却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不尽一致，且年仅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因而陆深并没有染上李、何“赝古”的习气。另据《明史》本传，称陆深为人“颇倨傲，人以此少之”①，也可见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对于近世文坛风气的演变，陆深丝毫不掩饰对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赞美之词，如《北潭稿序》称：“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师杨文贞公士奇实始成家。一洗前人风沙浮靡之习，而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时若王文端公行俭、梁洗马用行辈，式相羽翼。至刘文安公主静崛兴，又济之以该洽，然莫盛于成化、弘治之间。……一时士大夫得以优游，毕力于艺文之场。若李文正公宾之、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并在翰林，把握文柄，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②又《李世卿文集序》称：“本朝文事，国初未脱元人之习。渡江以来，朴厚典易，盖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间，宣朗发舒，盛极矣。”③又《梅林诗集序》称：“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④又《一泉文集序》称：“弘治、正德之交，实我朝太平之极。……斯集也，固一家之文献，而一代之文献，亦于是乎可考矣！”⑤以上材料均说明，陆深对李东阳等人主导的“淳庞敦厚”“宣朗发舒”的诗文风气深表钦仰。事实上，他又把平正典雅的风格带到作品之中，客观上充当了茶陵诗派波及正德、嘉靖时期的余绪。
此外，从陆深自身知识构成和审美偏好来讲，他也更倾向于典雅平正的风格气度。如他《诗微序》称：“深承父师之训，以《诗经》发科，自少诵习，中岁业举如制，反复讽咏之余，各有所疑，辄用札记。迨通籍禁林，获交英俊，间于僚友，间稍出一二质之，颇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虽于经术之大，终身难闻，而一得之愚，不忍自弃，聊复稿存，将以示子孙，题曰《诗微》。”⑥可知他由《诗经》起家，终身探研不废。
另外，他对宋人诗词也颇为喜好。如《书〈战国策〉后二首》称：“余家穷乡， 又故农也，素无遗书。迨余又力薄，故其致书比于他难也。十五六时，喜读苏氏书。侧闻先儒悉谓苏实原于《战国》，因访诸友人得一断简，盖《齐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读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则至奇，时恨未睹其全也。”①又《跋所书陆放翁诗》称：“深少喜诵放翁诗，卧病山堂，适检《渭南集》，文学姚时望以此卷要予书。懒惰之余，因相与共诵之。每一篇称快，即为泚笔书之，不觉满卷。”②他在集中共收入词作十五题三十二阙，并在《南乡子四阙》自注：“拟冯延巳。”且有后序称：“南唐冯延巳‘细雨湿流光’词，余蚤岁极爱之。因按腔广为四首，盖四十年前之作也。癸卯梅月，偶于小楼敝书中翻出，才情减退，老为侵寻，为之怃然者久之。”③可见，正是内外双重因素决定了陆深较为宽广的阅读视野和稳定持久的审美取向，这在前七子略显偏狭的复古潮流之外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陆深具有一定的诗学批评主张，它们主要体现在他的三十二则诗话和若干序记题跋中。首先，他提出了“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的观点。他在《重刻唐音序》中说：“夫诗主于声，孔子之于四诗，删其不合于弦歌者，犹十九也。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于唐人。至于宋晩，而诗之弊遂极矣。”④又《一泉文集序》称：“有一家之文献，有一代之文献。一代之文献，系乎时；一家之文献，存乎后。何则？唐宋文献，韩退之、欧阳永叔实当其盛。而元和、庆历之治，粗有三代之遗风，此一代之文献也；文中子讲道河汾，步趋周孔，而《中说》之传，则福郊福畤，与有力焉，此一家之文献也。”⑤在他看来文学演变是分阶段的，而且每一阶段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像他已经指出的，孔子删诗以应于弦歌为准，唐代主声律，宋代主义理，代不相同；另外，一代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家族文学的兴盛相得益彰，在他看来，唐宋诗能够出现韩愈、欧阳修这样的领军人物，并在元和、庆历年间呈现上接上古风雅的气象，还源于王通此类鸿儒在隋末唐初布道讲学的影响。后一种观点虽不尽确切，但是他指出了家族文化积淀对时代文学风气的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
应该说，陆深的文学阶段论体现了时下文学批评的共同走向。如何景明亦指出：“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①稍后于陆深的杨慎也指出：“楚骚，晋字，唐诗，宋词，元曲。”②他们的观点对顾炎武也有影响，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③上述观点又在近人王国维那里得到系统的表达，亦即后者在《宋元戏曲考》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观念的提出。陆深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接受历史的选择和淘汰，即使是著名文人也是如此。他在《俨山诗话》中说：“《陈思王集》惟《洛神赋》为最，沈约《答陆厥书》云：‘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当时论已如此。近抄陆内史士衡集，亦惟《文赋》为最，他皆不及。乃知人不数篇，而传之远者，必文也。”④ 其次，对诗话有裨治教的政治价值属性的论断。他在《蓉塘诗话引》中说： “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但论诗而已。
下至俚俗歌谣、星历医卜，无所不录。至其甚者，虽嘲谑鬼怪、淫秽鄙亵之事皆有。盖立言者用以讳避陈托，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若乃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顾有裨于正传之阙失，盖史家流也。”⑤显然，陆深将宋人诗话与其史料笔记等量齐观，认为它除了评述诗文现象、阐发诗文主张之外，更应涉及社会生活、历史政治等广阔的内容，以补正史之阙，发挥“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的作用。他在自己的三十二则诗话中，在评价汉魏唐元以及近代的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夹进了一些史论或社会习尚的内容，如他谈到《汉书·蒯通传》《东方朔传》的赞铭、晋人围棋的称呼及入诗、宋人折扇的兴起等，当然它们数量较少，没有自乱体例。
再次，情为诗本，力主创新。他在《澹轩集序》中说：“诗之作，工体制者， 乏宽裕之风；务气格者，少温润之气。盖自李杜以来，诗人鲜兼之矣。兼之曰诗，不其难矣乎！得其一体者，然且有至焉、有不至焉，则诗之道或几乎废矣！而世未尝无人也，《三百篇》多出于委巷与女妇之口，其人初未尝学其辞旨，顾足为后世经。何则？出于情故也。诗出于情，而体制气格在所后矣，此诗之本也。”①他固然强调诗歌的体裁选择要多元化，风格气度则以温润敦厚为宗，但是又认为这比起诗歌的兴发感动的情感要求来说都是落于后一义的，情感是诗歌的本质。他还认为诗歌需要创新，如《跋汉魏四言诗》称：“右四言之制，弊于东都，几为毛诗抄集矣。独曹氏父子，以豪雄之才，起而一新之，差强人意，而孟德尤工。犹恨‘鹿鸣’之句，尚循旧辙。余选汉诗，以魏武终焉。”②他对曹操四言诗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他的贡献在于在《诗经》之外为四言诗开拓出了广阔的表达前景，美中不足的是还留有少许因袭的痕迹，但作为汉诗的终卷者是当之无愧的。
陆深在文学创作中，确实也体现了他对体裁多元和风格醇厚的要求。从诗歌体裁角度说，涉及歌行体、谣体、禁体、杂体、十二生肖体、拟乐府、五律、七言排律、宫词、诗余等。如他有十五首杂体诗，字数均变化不拘，如《和昌谷蓉菊图》（五七言）、《题曲江春杏图》（五七言）、《病起清河阻风因删次俚语》（五七言）、《芳树篇求友也》（三四五六七言）、《后篇》《杂言赠别李献吉》（三四五六七言）、《南楼对镜见白发长短句》《风木图为长沙施可大题长短句》《难言长短句》《易言长短句》《李白对月图长短句》《鹦鹉洲长短句》《行路难长短句》《梦椿歌为冒廷和长短句》等。其诗题中所标“长短句”，是就诗句长短而言，与词非一。
杂体诗中又有《春日书事用十二生肖体》一首，诗云：“磔鼠真惭狱吏词，饭牛甘结主人知。已无虎头食肉相，聊从兔颖笨勋迟。春风欲动神龙蛰，酒影藏蛇不复疑。失马有时还是福，亡羊自古笑多歧。沐猴竟误韩生辨，函谷闻鸡事颇危。莫为侯封叹烹狗，牧猪奴戏尽堪为。”③可知，此诗按照十二生肖的顺序，每一动物一联，共二十四句缀连一处，备觉新意。陆深还有一首《题雪》禁体诗， 禁体诗之名始见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是指当时文人规定作诗不得犯某字，以提高题咏难度和乐趣。由此，也可知他追求诗歌趣味化的倾向。
上述遣志娱情的作品只占陆深诗歌的一小部分，他更多还是表现闲适雍容的情怀，四库馆臣说他出调山西、四川等地期间，诗作之中不见一丝腹诽怨痛之辞，也可反映出他深受“哀而不怨”的平和诗教的影响。此类诗如《秋怀》十二首、《春日杂兴》二十七首、《山居》八首、《初夏》八首、《西岩诗》七首等，无一不是在季节变迁、风物吟赏中阐发生存的澹定沉思，“慕陶兴寄霜前菊，和杜诗成雨后山”①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另外，陆深还有一些情感深挚的作品，如《五七哭桴次吴朝言御史韵二首》其二云：“六龄携汝即辞家，能变南音语带华。
时向西雍观振鹭，遥从北阙认朝鸦。乾坤有恨容啼鸟，风雨何心妒落花。莫向故园传此曲，年年寒食海西涯。”②此诗描述了陆桴六岁即离乡随他宦游直至夭逝的生命历程，发言朴质，字字沉痛，感彻心扉。他还有五卷家书，其中包括《山西家书》《浙江家书》《江西家书》《四川家书》《京中家书》等，其中对家人感激存问之意亦屡现于笔端，较突出地体现了他情为诗文之本的主张。
通过与谢铎过从甚密的茶陵诗派若干作家及其他茶陵诗派后进成员的述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茶陵诗派成员并不像历来评价的那样只留意于馆阁府邸之间的斟酌吟唱，以谢铎、吴宽、程敏政、倪岳、鲁铎等人为代表的诗派成员同样有许多关心时政与民瘼并代民立言的作品。虽然它们只占文集中的少数，但已经足以与永乐、宣德以来的台阁体作家划疆为界了。其次，在文论批评方面，茶陵诗派的创作主旨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以盛唐为尊，强调平和典雅的诗文风貌，都能较好地体现到创作实践当中，尤其李东阳“诗重学、识”、谢铎提出的“感情说”、吴宽提出的“隐而后工”“狂惑说”“学不废宋”等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最后，李东阳、谢铎、吴宽、程敏政等人倡导复古，对何景明、李梦阳等人的崛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他们自身创作中存在着台阁余气，并成为前七子们攻击的对象，但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诗歌创作及理论方面既有的成就。明末清初李东阳及茶陵诗派再次被钱谦益等人所肯定，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