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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铎长于序、碑铭、题跋、墓表等应用文体的写作，又擅长在史论、读儒家经典札记中抒发沉雄浩远之气，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下文即从文体分类以及艺术角度进行阐发。
一、谢铎的文体类型１．序《文体明辨》：“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①《文章辨体》：“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① 谢铎序文７卷，计５２篇。就内容而言，有赠行序（如《送陈御史序》《赠南京国子祭酒黄公序》）、诗文（如《讷轩诗序》《愚得先生文集序》）、燕集序（如《元宵讌集诗序》）、宗谱序（如《重修宗谱后序》《重修洞黄黄氏族谱序》）、书目序（如《朝阳阁书目序》）等等。
谢铎的序文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如《伊洛渊源续录序》可以考见他“学行一体、经世致用”的一些思想基础，所谓“圣贤之所谓学者，皆言行一致，体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可以考见他对有宋以来理学利弊的看法：“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学不传，其过于高远者， 不溺于虚无，则沦于寂灭；其安于浅陋者，不滞于词章，则狃于功利。二者虽有过与不及之不同，而其为吾道之害，则一也。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元宵讌集诗序》可以考见谢铎交游以及当时文士聚会的一些情况：“铎与诸公，东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时，而同登甲第，而同为禁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会率有纪，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负者何如， 所以进退不但已以重轻斯会者何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闻人，而子孙世讲以永斯好于不坠，固亦不徒然哉。岂其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谢铎的生活圈子主要也就在这里。另外如《赠王存敬大尹序》《送林蒙庵先生序》《感情诗序》等文中多处对“命”的思考与言论，可以考见谢铎的出处心迹，他的结论是：“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际，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 庶几乎圣人之教，而于道无负矣。”这是谢铎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多次休官和重复出仕。还有一些序文，则零星地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文艺观念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谢铎的文艺思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谢铎文艺思想时专章讨论。
若曰“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序事理为上”，谢铎的大多序文也是当之无愧的。其善序事者，如《方岩祈雨有感诗序》；善序理者，如《赠大理评事龚君序》；更多的则是由一事而进于一理，这也是谢铎文章的总体作风，与他“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该于理也”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兹录《赠大理评事龚君序》一文： 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韩愈氏曰：“同则成，异则败。” 败惟患之极，然则公者同，私者异，君子其尚同乎？曰不然。于其公，同之可也，异之亦可也；私则异之不可也，同之亦不可也。惟夫不固异，不固同，可不可之间，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朝廷重天下之大命于狱，惧民之或离非辜也，举天下之狱而属之刑曹，而属之御史台，又举刑曹、御史台之狱而属之大理，于是有异有同、有可有不可。大理者，举得以持法。比亭平之刑曹、御史台，不能自为同异、可不可以轻重天下之狱。噫！任之于大理亦重矣！于是而私有所同异以可不可，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然所谓私者，非必诱于利、夺于威之谓也。眩小智，矜小能，以物我必胜为主———彼曰可，我固曰不可，我曰不可，彼固曰可，各惟其一偏以自异；不然则又附和党比———无所与择可不可，惟人之同而已。于是而传致而掠立，以轻重天下之狱。若是者皆所谓私也。於乎！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诚使为大理者不过于深文，曰彼罪之轻重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从之，夫何同？为刑曹、为御史台者，不狃于成案，曰彼辨之是非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何异？夫是之谓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夫然，岂直曰天下之狱得其平而已，以是而成天下之事，将无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慈溪龚君时济，以进士拜南京大理评事，秋官主事王君文征属予为赠言。二君盖正所谓相与同异可不可者，因推其说以告之，不识果以然否。
该文开言即出“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的大言论，突兀而来，因“大理”职事所系，“吾民之大命”攸关，看似迂远，实是大斧开山之法。乃由“公私”引出“同异”，而以一自设问答，开出一段议论。“朝廷”以下转入正题，跌出“大理”（就谢铎来说是在讲“大道理”，但又紧紧扣住对象之职官“大理评事”及其职责之所在）。文中两以“吾民之大命何赖哉”反复呼应，以见问题之关键与重大，点醒“大理”所在，不在同异之间，要在公而无私，并辨明何者为“私”，以为警戒。于是顺理成章推出“不过于深文”“不狃于成案”的结论，如此“同异”“公私”归于一结，则“天下之患其庶几乎”，与首段呼应。末简明交代事由，“不识果以然否”云云，正是对文章所赠之人的叮咛与期望，可见谢铎拳拳之念。
２．史论史论是“论”的一种。萧统编《文选》，即分设史论。明代徐师曾总结前人意见，分“论”为八体，又将其中的史论分为“评议”和“述赞”二体（根据便是刘勰的“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语）。史论与其他诸论的区别，就是它论的对象和材料都来自历史，是对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议论与看法。
谢铎有史论两卷，计２８篇，对自汉以后的前代历史人物与事件，有选择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谢铎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其中有些因就事论事而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则不免为迂腐之论，如《萧何》篇，以为“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而“何之见疑于高帝者，至再至三……若此谓其立诚之有素，亦难矣。夫彼以疑来，我以诚解，犹恐不足以回之。何顾拳拳以计，务悦其君，保富贵，为全身之地，曾不闻其能退而修诚如姬公者”。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家，出这样的言论，则不免显得幼稚，而“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作为谢铎自己的立场，则见出他的可爱。又如《曹参》篇论曹参政治上的“无为”，认为“参但知清净之药足以调扰乱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养民生者，不可一日无此，所以徒能疗秦民之疾苦，而终不能复元气于三代之时之民也”，“盖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噫！汉之所以为汉者以此，汉之所以止于汉者亦以此”。此恐怕是谢铎之一厢情愿而过于理想也。有的因作者囿于传统的封建“正统”史观， 则其史识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偏差，如其对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价，当然，这些我们毋庸苛责。
总观谢铎的这些史论，主要可以看出他以下三个观念。一是君臣之间要推心置腹。除了上述《萧何》篇外，另如《曹彬》篇。该篇引叙史事如下： 曹彬总师伐，宋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及还献俘，太祖谓曰：“本授卿使相，刘继元下，姑少待之。”乃赐彬钱三十万。
论曰：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矣。太祖之于曹彬，宁赐以三十万钱而靳一使相，夫岂吝赏者哉？特不欲滥赏耳。然与其不轻授于旋师之后，孰若不轻许于出师之初？徙木之赏，固为国者所不弃，然许而后赏，上下之间已不免交相为利，况又从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谦厚，固未能保其不怏怏者，李怀光之覆车，盖可监矣。
崇诚信，是谢铎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如果说《萧何》篇重在对为人臣者提出劝诫，那么《曹彬》篇则是直接对当权者乃至最高统治者提出警示，这不仅需要有史识，而且需要有胆识。关于诚信，谢铎在其“讲章”《诚者天之道也》中更有系统的阐述和发挥。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谢铎自己的“诚”，在《爱谖堂诗序》中，谢铎有简明的解释：“所谓诚者，亦惟视其义之所在，以各求尽其心之所至焉耳。”他的“诚”，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敢于说话，对统治者敢于直谏，不避恶，不隐讳。如在《吕公著》篇中，鲜明地提出他的重要政见：“惩其事未若惩其心，天下之治与乱，特君心一转移之间耳。”如此， 则朝政之荒秽、国家之败覆，主要责任人除了“乱臣贼子”，更有当局的最高统治者，而帝王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国家之强盛、民生之兴旺，除了忠臣能宰之公，更有帝王能察善任之力，即所谓“太甲不怨艾，虽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这也就是谢铎在《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所以任用其贤、蓄养其锐者，则又在于人君之一心，而辅之者宰臣也。”文末又再次致意：“实圣心一转移之间耳。”在《癸巳封事》中又再重申：“实圣心一转移间耳，夫何难之有哉？”我们理解了谢铎的这一思想和政治信念，对他的这些话和相关文章就能进一层理解，苦口婆心，正是其拳拳之“诚”，而“诚”也就是他的“忠”。
二是为人臣要忠。《诸葛诞》篇引叙史事如下： 司马拔寿春，杀诸葛诞，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则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
论曰：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者，虽衰乱之世未尝一日亡，特不幸不出于可恃，而出于不足恃，不出于朝廷卿相，而出于仆伍卒隶。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诈逆，以遂其篡窃之谋。使魏之大臣皆诞之麾下，则虽司马氏之父子兄弟跨莽轶操，亦何能独立于天地间哉？贾充之徒视此固狗彘之不若，而王祥、石苞辈亦不能以不愧矣。
其中，“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是谢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信念，在其他文章中还不止一次地表达，如《复余秋崖高南郭》曰“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此不赘述。狄仁杰在谢铎心目中更是一代忠臣英雄，见史论《狄仁杰》篇，在该篇中还藉“先儒”之口提出了用以辨忠奸的“原心”说：“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诚为国邪，策虽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国，假善以济其私，功虽幸成，君子不与也。”实际上他自己在《爱谖堂诗序》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表述，而且“原心”也正是和“诚”联系在一起的，从中也可看出理学的影子。
三是痛斥奸臣误国，严防小人当道。此种论见尤多。《虞世基》篇：“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 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弊端之始， 致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也！”对秦桧之类的祸国奸臣，谢铎是深恶而痛绝之，他在《复余秋崖高南郭》信中犹曰：“抑尝见秦桧之事乎？桧祖孙三世为史官，所以为其身后之虑者至矣。今其万年之臭，卒不可得而掩。是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甚至在为别人作墓志铭时还说：“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戴师文墓志铭》）《武后》篇：“世莫不幸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又指出一些奸臣小人的根本伎俩与手段，以为警示：“奸臣敢于罔上，以窃生杀之权者，未尝无所假托凭藉，以收天下之公论。夫公论之在天下，孰不知所畏哉！惟名持公论者身为之地，然后小人乃敢肆然无复顾忌， 而天下之势去矣。”（《贡禹杜钦》篇）又告诫说：“自古国家之剪除奸恶也，权出于君则为福，不则转而为祸也益深矣。”“故君子观人之家国，不幸其奸恶之除， 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然后为幸不幸也。”（《论王凤》）这种历史鉴论是深刻的。大要是以古鉴今，或藉古讽今焉。
３．碑记《文章辨体》：“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文章辨体序说》第５２页）《文体明辨》：“宫庙皆有碑，以为识影系牲之用，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从来远矣；而依仿刻铭，则自周秦始耳。”又曰：“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又碑之体主于叙事，其后渐以议论杂之，则非矣。……其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 （《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４４页） 谢集“碑记”三卷，碑文仅《永嘉文信公新祠碑》一篇，其余皆“记”。
“记者，记事之文”，“以善叙事为主”。吴、徐二作皆考溯文体之流变，其中《文体明辨》曰：“《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矣。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寖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同上，第１４５页）《文章辨体》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 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文章辨体序说》第４２页） 谢铎的“记”文１８篇，有“以叙事为主”的正体，也有“以议论杂之”的别体， 总的来说，也与他的序文一样，总是事理兼备，而尤喜议论，有时自不免迂阔， 如《东屿记》本是记地理山水，却硬要谈“充是心”而“尽吾性”，直扯到“尧舜之道”而后止，虽是一步一步生发，终不免模式化的头巾气；有时则难免有勉强应事之作，固难免流为为“记”而记，为议论而议论，如《忍庵记》（与《素庵记》对读，益可知）。当然，谢铎的记文，主要还是有所为而作，大要是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举、风俗礼仪。如其为《永嘉文信公新祠碑》，在于碑主之忠君爱国“有关风教”，“以风示当世，是固不可以不书”；《重修京都城壕记》与《重濬宿迁小河记》，则是记有造益于民生者，如《重修京都城壕记》曰：“壕初岁久壅弗治，水弗润下，每都城积雨，则漫为民害，坏民庐舍以千百，民桴筏以行，悬灶以炊，如是者盖自庚寅之夏历三岁而益甚，民益弗堪。皇上既大发振民……功卒以成。”《重修松门卫记》则是记其所以有益于国防边备。谢铎更多的记文则是为各地祠堂和县学所作，集中反映出他的礼教思想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后者，更非泛泛而论，而是真切地触及了当时朝廷科举与地方教育的诸多实际弊端，并发表了自己明确的态度和看法。其曰：“我国家取士之途，其最大者曰科举，曰岁贡。科举者，聚天下之人，一旦而默定之，以为终身之进退得失。岁贡，则优廪饩，积岁月，以徐考其可不可，然后显拔之，既久而始获用焉。其视科举之法，反若甚易且简，其待之而简以进也，反若甚厚而不敢轻，而得人之效，乃顾在彼而不在此，至有甚不相及者。於乎！亦岂今之法端使然哉！”（《胙城县学科贡题名记》）又曰：“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 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重修长垣县学记》）又曰：“今学校之设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学校，其所读诵者皆六经四子之文，其所讲习者皆孔孟程朱之道，不可谓不知所学矣，独一衢之龙游也哉！所深虑者，名是而实非，行同而情异耳。盖古之学者，所以穷理而尽性，所以修己而治人。今学校之士，不过缀文词以窃科第，钓声名以谋利禄，一或得焉，甚至托古训藉口侮圣言以文奸。
回视向所读诵而讲习者，盖已筌蹄刍狗之不若矣。尚何怪乎教化之不明，风俗之不美，而治道之不古若哉！”（《龙游县学记》）从中可见谢铎还是个实践的教育家，其中某些言论对我们今天的教学界仍不乏警示意义。
４．传、祭文、谥议、策问谢铎传文一卷４篇，祭文２７篇分两卷，其中卷六十五内编入谥议和策问各两篇。由于部分传主和祭文所祭者同为一人，在内容上联系比较紧，所以我们放在一起讨论；谥议和策问，体制既不常见，篇幅又不多，故此一并叙述。
先说谥议和策问。
（１）谥议谥，原本是古代君王公卿大夫的专利，就是在其本人死后，由他人（一般是他的上级领导或最高统治者）根据他的一生行为事迹，在《谥法书》里挑选一两个字，用来概括他的一生，所谓“据其终始，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白虎通》）。后来则一般士大夫也有了这个待遇，其谥号往往是门生故吏所定。谥议，顾名思义，则是讨论如何为死者定谥号的文辞，目的是“归于是非之公”。（《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２页）也就是说明某人为什么取某谥的原因， 即说明其合理性。因而就文艺性来说，也就说不上好坏，因为有着既定的简单套路，谢铎的《倪文毅公谥议》和《傅文穆公谥议》就是这样的章程文字，倒是后一篇开首谈到了当时的谥法程序问题，或可与吴、徐二论互观：“昔者周公作谥法，后世因之。典籍繁浩，莫之适从。至宋苏洵承诏编定，乃取其法，参酌沈约《贺琛扈蒙之书》，以行其法。上尚书省，下考功，移太常覆议以请，盖犹有美恶轻重之别。今制类出其子孙之所陈乞，事下礼部属翰林，然后内阁大臣为之参定，取自上裁。凡得谥者，虽无覆议之烦，而益足以见其不易矣。” （２）策问《文体明辨》：“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同上，第１２９页）策试是古代选拔士子的一种方式，而策问就是策试时用的试题， 这种试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问题，而是同时要交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作此问等等，这是能见出策问者本人的学识诸问题的，所以徐师曾说“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谢铎策问两篇，分别是《策问六堂教官》和《月试监生策题》。前文所问为教官者如何有为于教化之事。后文凡九问，分别是：问古圣贤言行如何有益于今之教化人心“建学育才”、“问论汉之治”“以观经世之学”、“问唐虞夏商之世”以观今之科举仕风、“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以观尚志之学”、问效果与动机的关系、问取士之途之利弊关系、问学校教育之废兴与士风盛衰之关系、“问道统之说”“以观本领之学”、“问《洪範》八政，食货为先”之政治意义。谢铎所问，皆非为策试而策试，而是直接关系当时诸项国家政策和实际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经世致用的意图，而其中的问题也都是他平时自己在思考和探索的，如教化问题、仕风问题、教育问题、科举取士问题以及“汉治”问题等等，在他的书信及其他文章中都有触及。下面看他“问论汉之治”一段： 问：论汉之治者，莫不善曹参之守法；而究宋之所以乱，亦莫不咎王安石之变法，是国家之法固在所当守而不可变也。然参之时，有谓宜定经制者，有谓宜更化者，皆非欤？安石之时，有不以为不是者，有以为合变时节者，亦非欤？今之法，其大者不敢论，所科目之糊名棘试，人皆知其不如乡举里选之核实而论公也；铨选之停年用例，人皆知其不如耕钓版筑之特起而效著也。然徐而思之，有不可以遽为者。将守法之为优而终不可变乎？抑别有可议者乎？请著于篇，以观经世之学。
谢铎由汉、宋两代之守法与变法这两种相反的历史经验谈起，以引出当今某一具体问题———取士之法当变不当变、可变不可变，以观士子的“经世之学”。谢铎的这个策问，也可以说是他的自问，因为他自己就不曾停止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史论《曹参》篇和《司马光》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谢铎对王安石的变法和曹参的无为守法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司马光》），而曹参之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曹参》），从中折射出谢铎思想中“中庸”的一面，在具体事件上的态度就是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参时以变，这又是“诚”的具体实践与体现。这道策题具开放性、实用性于一体，既反映出策试者的学识和政治眼光，又的确能起到“观经世之学”的目的。
再看谢铎所作的传文和祭文。
关于“传”，《文体明辨》曰：“按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此论与《文章辨体》无异议。
关于“祭文”，《文体明辨》：“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①据《文章辨体》，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要求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以道达情谊为尚”，忌“谀辞巧语，虚文蔓说”②。
谢铎的四篇传文分别是《松坞黄公传》《严贞姆传》《金尚义传》和《符真奴小传》。其中对严贞姆和金尚义两人，谢铎同时又有祭文，即《祭严贞姆文》和《祭金尚义文》。在《松坞黄公传》中，因传主“非有甚高难行之事”，所以文章就注重于平常事中见不平常，善于细节的生动描绘，从日常琐事中刻画主人公的高风亮节。“行旅入其乡者，至斗斛衡尺知其出于公，则皆无异词，曰：‘公固不我欺也。’童仆每市易自外归，未尝问其直，第曰：‘好好。’子弟有疑之者，辄厉声曰：‘尔能何用彼为！’”谢铎先于家里家外两面对其进行侧面的渲染，为长者定下轮廓，紧接着给他一个正面的情节特写：“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寥寥数笔，一典型人物便活脱脱跃出纸面，这样的人物当世要找第二个恐怕是难了。然而意犹未足，须点出他的平生凛然大节，这也须从小事中见出：“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谢铎心目中《通鉴纲目》是一部尤其特殊的书，谢铎对该书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喜好， 因此在这里特写“黄公”读《通鉴纲目》一事，意义不在小，是全传点睛之笔，使传主形象立时丰满，文章也奕然生色。
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的媵婢，守节护主，有大恩于谢氏，如祭文中所谓“如是者盖二十年而始及见吾父之成，又三十年而始及见吾孙子之绳绳”。故而在表旌她的忠义守节之外，更多出一种感恩戴德之情。这是作《严贞姆传》与作《符真奴小传》的区别，而命意根本相同处则仍是“人而至于媵妾，至微贱也，顾能奋然守义，不辱其身，卓卓乃而”的观念，这就不是我们今人所能苛求的了，何况深究一层，谢铎的这种“封建”背后有着另一种思想的支撑，即认为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所以在《祭严贞姆文》中便有这样的论说：“迹其事，盖刑蒯聩之仆、赵延嗣之流，而充其心，虽程婴之于赵、子房之于韩、诸葛之于汉，夫孰得而重轻也哉！”这一点也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谢铎的其他诗文在类似题材选取上的旨趣问题。至于《金尚义传》，则是谢铎欣赏金尚义公心为国、敢于作为的精神：“上疏言国家大计凡三事，皆时所深讳者。众闻之股栗，尚义慨然不为意，曰：‘天其不祚宋乎？’”谢铎对他所传、所记、所铭之人物，是有选择和侧重的，谢铎所选择和侧重的，也正是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关怀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他的墓志铭作品时还要谈到。该传中“昔人有言，莫邪大剑，其锋锷锷，足以破坚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虽然，不害为千金之宝也”云云，则正体现出谢铎为文善于取譬、巧为议论的特点。
谢铎作祭文共２７篇，所为作者，不是家族姻亲就是故友旧交，因而总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祭文形式多样，有骈有散，有四言有杂言，有韵有不韵，或因人而异，或因事而殊，要皆为情感之表达服务。祭文以及下文我们要讨论的墓志铭诸作，比较集中而又错综地反映出谢铎的一些主要交际关系， 对于我们的研究，则可藉以考见他的世家、交游等情况，也有助于我们确定他的事迹及作品之编年（如《将赴官告祠堂文》和《南监释菜告先圣文》，对我们确定谢铎休致的时限更是直接而可靠的文献证据），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其中除前文提到的《严贞姆传》外，还有一篇谢铎写得很用力的便是《王尚德哀辞》。
这篇哀辞在众作中是尤见特色的。如果按照《文章辨体》所言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的观点，我们对这２７篇祭文作一观察，则会发现，基本都是次于记叙而重在抒情的模式；而《王尚德哀辞》则例外，而是在抒发“悼惜之情”先有一段笔墨，集中完整地记叙了作者和王尚德由闻名而相交、由相交而相知，直至对方不意亡故的过程： 始予弱冠时，在景泰癸酉间，已闻临海有王经魁崇尚德者，予愿见之。
既三年，始识尚德于赤城道中。又三年，复于杭见尚德，温然可亲也，心益爱慕之。又明年，予与尚德俱有事于春官，始内交焉，然犹未之知也。已而予下第南归，尚德留太学。又三年，始同举进士，得朝夕相与处，以相磋切，其克举于厥官。又二年，尚德以秋官主事奔父丧归。又四年，予归省， 尚德方起复，自赤城而来，相遇握手，出肺肝，道契阔。曰：“吾之母老矣， 吾仕未有以报吾君，吾进退无所据，留吾妻以备养，吾独行矣。”视其色，望望然若有失，傫然若不胜衣，乃呼酒强与饮之，盖尚德酒肉不举者，三年矣。既二日，予别尚德归，而尚德亦遂北行，且期不久见尚德以益相砥砺， 以图有所建立，以不负于平生之言。已乃有传尚德拜武选之命者。未几， 而尚德之讣至矣。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於乎！吾尚德而止是矣。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道尚德辄嗟悼之形于色。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於乎！孝义人也。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 这段貌似烦琐的记叙文字，实则是饱含着作者真挚情谊和万般嗟叹的抒情性文字。其之细腻真切，其之款款情深，其之哀恸悼惜，皆于平平的记叙中见出，只能“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这般如痴梦老儿扳着手指历数模糊岁月，依稀回忆江湖交情。而“予别尚德归”“未几而尚德之讣至矣”！何死生契阔之速之酷也！谢铎是“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向大恸之渊仓皇逼进，闻者敢不泣下！然而为文者犹嫌未足意也：谢铎作文的特点，总是要将文章写足、写满， 这里除了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死后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乃“大恸失声”：“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正是上面这段精彩绝伦的记叙文字，使祭文后半部分程序性的“哀词”有了附着的骨肉，甚至可以说，有了这段文字，读者已经毋庸再看作者接下来“作哀词以告尚德”了；当然这是从文艺的角度说，若从文章体制上说，则后半部分反倒是不可或缺的重心，而前面的记叙倒不过是个交待而已，这就是文章体制形式与文艺价值之间的矛盾。
５．墓志铭、墓表《文体明辨》：“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谓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与古意无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殉人以情也。”①“（墓表）其文体与碑、碣（引者按： 分别指墓碑和墓碣。下同）同，有官无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
以其树于神道，故又称神道表。”②《文章辨体》：“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又曰：“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然无其美而称者谓之诬，有其美而弗称者谓之蔽。诬与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欤！”③将吴、徐两位的话概括一下就是，墓志铭（表）的内容是“论列德善功烈”，“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要求是称“美”避“恶”，而且贵在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所谓的“谀墓”。
谢铎墓志铭（包括墓碣铭）之作凡六卷，计２７篇，墓表一卷，计７篇。这些作品就对象来说，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姻族亲人而作，《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可为其代表；另一类是为至交好友而作，代表作是其为陈士贤、张汝弼、林一中、黄世显等人所作的墓志铭，分别是《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和《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谢铎的此类作品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在他众多的墓志铭作品中，如《族祖盛三十四府君墓志铭》《从弟声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等，有助于我们理清并了解谢铎的家族世系；而交游问题，谢铎更有夫子自道式的记录，散见于各篇；其他如《中书舍人孝庄王先生墓表》中曰：“（王稌）实得晦翁再传之学于叶通斋由庚，以授黄文献公溍，至忠文又得文献之学而益显。忠文之子博士君绅，又尝登宋潜溪之门，与正学方先生为同志友，先生因得以门弟子受知正学，至许以女。”这段对墓主学历世系问题的交代，或亦有补于有明学案之文献焉。
谢铎是个严明自律的人，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对文章体制规范的严格遵循， 对墓志铭这类作品，他更是不愿去冒取“谀墓”的名声，因而他很少泛作，也就是说除了《都御史丁君墓志铭》《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环清处士东阳赵公墓表》等少数几篇实在是因为“不得已不能辞”而作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篇制在对象的择取上都是有较强的选择性的，这些“不得已”之作谢铎也就是“按状” 而写，更无其他过头言语；同时谢铎在作品中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铭不愧” “我铭不谀”（《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南耕处士王公墓志铭》《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缪君思敬墓碣铭》《筠心郭先生墓碣铭》），这一方面固是肯定墓主之行状节操，同时也是有戒于“谀墓”。
墓志铭（表）除了要“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论列德善功烈”，这就需要作者对材料的择取工夫，同时也必然显出择取者的价值倾向。谢铎之侧重不外乎二，一是为政之道，一是教化之道，总之是关乎立身处世之道。就为政而言，谢铎所要求的， 用他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知之未尝不言，言之未尝不尽”，使“立朝大节赫赫在人耳目”（《侍郎章公墓志铭》）。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爱民而施惠政者如夏宗成，“天顺末，用荐者擢广东按察使。广东有师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谁独无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亲以扞人之亲，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凯旋，都御史韩公雍将侈为燕乐，公亟止之，曰：‘出师以为民也，今师以病民，可乎？’” （《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又如《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寻虑民之贫而劳役弗息也，亟请诸当道者，俾均节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桥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时兴焉。”笃意教化、奖劝风俗者如应律（字志和），“兰阳素乏科第，且其僚酗酒而愎，先生相处以礼而结以恩，久之，不觉愧屈，于是士服其教，而科第亦班班然矣。暨其去也，兰阳之人相与立生祠焉。其在鄱阳，尤笃意风教，访周瑜、陶侃之墓而封表之，进江万里、彭汝砺于祠而尸祝之，贤声之著，上彻淮府”。
（《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又如张汝弼“毁淫祠百数十区为社学，凡先哲之尝莅兹土者，若张九龄、李刚、刘元城诸公，皆特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则既祠而又别立吟风弄月台，以深致景仰。盖于教化风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
（《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有不畏权贵、明正是非而敢于抗争者，如“忤权奸以至于死”的陈士贤： “初，君之在广东也，权贵人有据市泊余户，假贡献通私番以毒民蠹国者，君连三疏抗折之，遂诬罔君，赖上圣明不即罪，然卒从吏议，将逮君诏狱，民老稚号泣，遮道以从者，动千亿计。有故吏张某尝为君所黜，至是权贵人钩致之，将并中君，张顾廷疏讼君冤。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如不畏权势而公心为政的林一中：“阮成者，锦衣当以大辟罪属君议，君知其冤，白尚书陆公，陆畏其势，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势虽崇，岂容妄杀人？我位虽卑，杀人以媚人，弗为也。’陆悟，成卒从末减。……在按察，尝两为乡试监试官。御史有欲以意黜骘若杨黼林廷贵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废也，抗执回斡，必得而后已。其勇于有为类若是。”（《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又如夏宗成：“中贵人叶达怙势，众莫之敢撄，公卒劾之，落其权。”（《都御史夏公墓志铭》） 有明辨忠奸、忧患小人之乱政者，如章纶（字大经）之上疏，“公卿百执事无一人敢昌言于廷者，公遂极言修德弥灾凡十四事……大要以为臣子之邪佞、妾妇之骄妒、小人进而君子退……凡皆在人之阴足以胜阳，于是乖气致沴而天变见矣。”（《侍郎章公墓志铭》）又如谢铎的至交黄世显，谢铎在为其作铭时有生动刻画：“每公退辄过予，予望而见其喜，则知贤者之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盖十有五年，始终一节不少变。”（《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 而谢铎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每闻朝政更革，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会，亦未尝不拊膺太息而致虑于世道之升降也。”①在讨论他的史论时我们已经谈到，谢铎自己也是痛恨权奸小人之乱国家朝纲者，因而他对于以上诸人之言行及诸如姜迪（字允吉）之“读史骂奸”（《赠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是深有同感的，乃至在《戴师文墓志铭》中又大发愤慨不平之论，一似其史论：“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后世之所羡慕而痛悼者，恒在于此；其所唾斥而贱恶者，恒在于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则予之于师文也，亦何惜其不为彼而为此哉！” 另外，《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和《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关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昔者先王之治，必本之家。故其教之所及，不特大夫士也，盖亦有妇教焉”云云，可以佐证我们在讨论谢铎的祭文和传这两类作品时所谈到，谢铎有“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这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的儒家经典观念；《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关于“亡家之妇犹亡国之臣”的议论，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谢铎在写《严贞姆传》《符真奴小传》之类作品时潜在的情感与意识世界。
６．题跋《文体明辨》：“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按：谢铎《书缌山集后》“予于是重有感焉，因书以志诸末简”云云，正是明乎此体之证），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 举类以该之也。”①谢铎“题跋”四卷，四体皆备。
（１）题、跋谢集“跋”共３篇：《跋秋崖集》《跋虞邵庵书曾南丰祠堂记》《跋定襄伯甘州送岳先生诗卷后》。意皆平平，文不见出色。
四卷中“题”１５篇，另卷七十八“杂著”中有《题交游别录后》一篇，总计１６ 篇。大要可分两类，一是题画，二是题诗文，间有佳制，以下分类见之。
（甲）题画题画三篇（《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不记在内），分别是《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题竹赠叶太守》和《题缌山游咏图》。三文各有特色，兹以《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为例： 右《梅花推篷图》一卷，吾友文选黄君世显自其先大夫职方公得之孙太守从吉者也。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予尝怪东坡宝四菩萨板何以若是其王，乃今知子之于亲，苟其嗜好也，虽微亦不敢忽，况其有大于是者哉。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 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太守之画，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然则此卷，固亦今世之所谓贵重而不可易得者也。
《梅花推篷图》是谢铎至交黄世显所藏的先人遗物，《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开笔谢铎先将画之所从来交代清楚，对下文所要论列之三位人物一笔点明，要言不烦，暗藏全文线索。文章先极言主人对画珍爱之甚：“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读者不免怪其何以珍爱至此，妙在谢铎不怪主人而先怪古人，由“东坡宝四菩萨板”而推及文选之所以宝此画卷；于是因“嗜好”而由现今藏画之人逗出原得画之人（“其先大夫职方公”）： “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在时间之维上开掘画的价值深度。“嗜好”虽小，而小中可见大，乃宕开一笔：“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拓展画的价值厚度，不写画而画自在其中。
再由得画之人推及作画之人（“孙太守从吉”），“太守之画，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写作画之人即是写画，画者之声誉益增画之身价。如此，则主人对画之珍爱，既有丰厚凝重的画外之因，也有鉴赏独到的画内之因，画本身既是有价值而难得之艺术作品，则主人之爱画便非泛泛的“敝帚自珍”。谢铎用不到三百字的笔墨， 将主人宝爱此画的“眷眷”之意，在三重维度中层层展露、步步增益，实在是机杼独到，难能可贵。
（乙）题诗文谢铎之题作，以题诗文（集）为主，数量是他题画之作的三倍。题跋之作， “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多是一时之感触，故即便是题诗文，也往往不是针对诗文的艺术，所以在谢铎的“题”（狭义）作中，无一篇直接谈论所题诗文之有关艺术问题，而往往是记述和谈论相关人事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慨，有些则不免迂阔空洞，如《题苏公九十庆寿诗后》等，其余也难得精彩，或因体制所限亦未可知。《题陈墅南赠行卷》一文，庶几可观： 韩愈氏曰：“昔之圣，有其首若牛者，其形若蛇者，其喙若鸟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即有平肋曼肤，颜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则人而心则兽。”夫貌之非是犹不可以概其心，况迹也耶！ 予友陈君尚故业儒，自其祖怀玄先生至其先君子，盖数世矣，至君始益大肆力于儒，乃始再囷而入于吏迹，虽吏而心则儒也。於乎！彼儒其衣冠者，亦安知其不为平肋曼肤、美而狼者耶？予与君为知己友几二十年， 察其心迹旧矣。
今予且病，空谷足音，于君之行，尤不能无感焉者。阳关三叹之余，遂复书此以为君别，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若曰在门墙则麾之，在夷狄则进之，则吾岂敢，则吾岂敢。
文以韩愈之论引起，以泰山压顶之势提出“心”与“迹”之关系，暗藏“知”与“不知”的问题，是可谓善于发端。于是历数陈君数世，以明其“心迹”旧矣、作者与其相“知”之深矣，而“不知”者之有待深“察”也明矣。故末结之以情而有不能已者，曰“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文章紧凑、明炼、劲健，章法不苟， 情理两胜，是众作中之佳者。
（２）书某、读某谢集曰“书某”者凡１７篇，曰“读某”者凡１２篇。“书某”“读某”之作，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读后感”，而所感之对象可以是书稿，也可以是和书稿等文字作品直接有关的事件，具体所感之内容则无定限，如《书王尚德奏稿后》一文，就是因事而发的意气激昂之作： 於乎！此吾友秋官主事王君尚德之遗草也。尚德以秋官丁外艰，起复在天曹。居闲阅天下事，有激于心者，遂草此疏，将上而病作，既乃改武选主事，竟不充拜命而赍志以没。於乎，惜哉！当是时，天下国家事可言者，盖不止是。尚德非其职方，次第言之不已，虽其志不克就，然亦足以愧夫人人之居其职者。於乎！尚德已矣，其平生所建立止是哉！ 昔人以卫青不败为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由是而观，世之庸才懦夫乘时窃富贵、假功名以寿考终者何限，而豪杰之士恒制于命、不克少就其志乃若是，亦可悲矣！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故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则其人之贤不肖较然矣。然则予之于尚德也，亦何必悲其功之不克就也哉！ 尚德濒死，以此草属林君一中。一中悲其志，尝语予将为尚德上之； 未几，以刑部出补福建宪佥，遂不果。今年夏，尚德之子瓒乃以示予，盖尚得之没于是已十有六年矣。叹斯人之不可复作，而有志于斯世者之不易见，遂题其后以归诸瓒，且以慰吾尚德于不死云。
笔者据文意将其分为如上三段。首明奏稿之缘起，为死者惜；次言其有所值，为死者豪；继论其之何以值，提出“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的观点，为死者壮；末明奏稿之辗转由来及所以为书之志。全文谋篇严谨有序，巧为议论， 言辞简明而意脉周全，激昂之气有在文字之外者。
再看《书魏鹤山遗墨》： 观鹤山先生此帖，具见贤者立朝之节、忧节之诚、处身之智，而宋之国事至此，亦可慨矣。然其言虽不用而不讳于谏草之传，位虽不安而不妨于祠禄之请，于是又见宋虽季世而犹不失待士之厚，是以三百年间人材之盛以至于是，而犹有若先生者，诚非偶得也。识者谓士不幸而不生于三代则生于宋，於乎，其固然哉！先生，故蜀人，赐第在吴，且葬焉。故苏人多得先生遗墨，此帖翰林修撰吴君原博所藏。君博学好古，将有慕于欧公之为者，其所得殆不止此。夫以一书画器物之工，犹为世所宝爱，况大儒君子之手泽而有关于出处兴废之义者乎！此故吴君之意，而吾徒之相与叹且慕焉者也。
本是从小中见大，由遗墨见人见世道见国家，行文却从大处着笔往小处写，先论世运气节而末结以一帖，仿佛大千世界终归落于一叶，有似日月晨星映缩于一盏冰壶间。一段论想，茫苍苍而来，几百年之历史感遇，若不辨涯涘， 而收束于吴原博所藏之《魏鹤山遗墨》中，作者之巧于文思乃如此。
７．书《文心雕龙》：“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文章辨体》：“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② 谢铎书六卷７４篇，皆朋旧间往来之书。内容涉及面较广，为我们研究谢铎的交游（比如与茶陵诗派李东阳之关系）、思想、为人、文艺观念等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内证资料。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可以概括谢铎书信的基本特点，总的来说是资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就内容而言，我们看其中集中体现他关爱民生、为民请命的一面： 恃知爱复有所渎，弊邑三年连遭风旱，民至掘草以食，死徙未已。县虽申府，类皆务为粉饰，实不以闻。今者县民，动千百计，哀号府庭，势不容已。乃为一奏，犹恐下情不能上达，视为文具。兹因其所差人去，敢此求援，万望于户部诸公处一达此情，祈于必得，诚万万幸也。夫以天下而视一邑，固不足为重轻，但四肢有一不宁，头目未免为之颦蹙，况庙堂之忧，固诸公之素心也。周老先生旧虽辱在僚末，今者云泥悬隔，亦未敢率易奉渎，惟先生力为叱名一言，庶几其可耳。
以上是谢铎《复吴原博侍郎》中的一段核心文字，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为民之心涌动于字里行间。再如《与张大参公实》： 恃爱则有所请，谅知己必不为讶。所弊邑暨邻壤，自去年十月不雨， 虽间有涓滴，而入夏以来，溪涧绝流几三月，素号水乡者，亦皆束手相视， 不耕之土盖十且七八，其耕者亦已槁死无复望矣。艰难下邑，素无积储， 民情汹汹，危在旦夕。於乎！汲长孺之开仓且不复闻，无宁有愿为阳道州之自书下考者乎？坐是蔽遮薇垣千里，或者其未有闻也。病卧残喘，不能自安。尝从太守家叔父来往劳相于乡人之祷雨者，吟吟慨叹之余，不觉动成篇帙，则敢录其一二以呈，庶几有望于观风之义，然亦何敢必也。虽然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而地位权力又足以副，岂仆之私忧过计而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匆匆，词不具意，百凡惟情亮不一。
为旱民求雨，谢铎又自有《方岩诘龙文》和《祈雨投词》等。此信详述旱情之患，要在让对方知道“民情汹汹，危在旦夕”，而不得不求援于邻邑；“观风之义”，在“我”等无地位权力者尚且力所能及而救劳之，况“地位权力又足以副” 者如执事，而“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矣，则“我”之如此“私忧过计” 自非“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其“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的特点于此信中正可见之。谢铎休官后不断有人劝督他出仕，甚至有故交旧吏以清高独善激将他，对此谢铎多次辩解强调：“若曰无意人世而有超然之意，则吾岂敢。” （《复王秋官存敬》）“若曰嚣然忘情，则吾岂敢？”（《复倪学士舜咨》）仅上两信即其明证也，又《嘉靖太平县志》本传另有生动记载与刻画：“公既归，会敬皇帝宾天，为之大恸。已而权奸用事，公闻刘、谢二阁老致仕去，辄又恸。已又闻刘华容谪戍，又恸。自后凡有北来人，辄颦蹙问邸报，又辄连恸。见素林公俊尝曰： ‘谢公，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可见谢铎平生心地，诚如王廷相所言：“虽退处岩野，而其心未尝不在天下。”（《方石先生墓志铭》） 谢铎的诗文，在情绪的流露上总是雍容平和，但在书中却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因为其间关系到他立身处世之大节，极见其为人，亦可佐证前述史传、碑铭对其评骘之不诬，这便是《与陈太守》书，兹录全文如下： 闻有考绩之行，虽于吾民不能无扳辕之私，而昔人登仙之羡，实自兹始矣。仆自辱枉顾，后恒在病乡，所委志事虽不敢废，实亦扶惫应命耳。
但向所查田粮诸件，俱未蒙判付，不免阁笔以俟。兹专赵因来取，恃知爱复有所渎： 闻有假托贱姓名于贵同寅诸公处嘱托者，噫，甚矣世之滋伪也！仆杜门自弃久矣，不识贱姓名犹有可假托以干人者乎！仆虽不才，入仕以来几四十年，未尝有一毫干于官府以为非义之取。此心，在人虽或未能尽知， 而天地鬼神则实鉴之。且以近事而论，十数年前，太守阮公实先叔父同年，叶公则仆之同年也，仆向亦家居，情与势之可干者孰踰于此，不于此时干之，而乃于今日干之乎？仆非惟不敢干于官府，虽朝廷之上，平生亦未尝有所干乞，所乞恩者惟求退一事而已。仆官虽卑，亦有俸禄皂隶之给其弃之而归也，初无所抑勒，亦无所顾忌，乃不于彼自为素餐之利，而于此为干人之利乎？虽至愚无耻者，计亦不出此也。且天下之最不可假者，莫过于手书，仆书虽甚丑，要亦自与人不同，敢望于各衙诸公处取仆向所干托之书，一参较之，真伪自见。仍烦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杜后患。
仆虽不足道，而受嘱之名，亦恐反为诸公累也。今后凡有此等，望即监候其人，仍将原票差人一问，明白立见，何必隐忍含容，而使彼此同受暧昧污辱之名乎？ 又闻武通判尝与阁下言仆占寺田不肯纳米。彼虽暧昧以去，幸阁下尚在，烦即唤通都里老一问，仆名下若有一毫寺田，则己所有田地皆当入官。天地间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而此等毁谤人者，天地鬼神其能容之乎！置之不较，固学者事，但如前所谓嘱托者，不无有累诸公，不得不白， 独不识此等人必欲驾空谤毁于人者何哉！所可喜者，天下公论断不在此等人也，言之可为一笑。
又闻推府衙有轴文，亦是仆姓名，不知求者何人，所为作者何事？此又甚可笑也。即此以推，他可知矣。
此皆事迹之显然者，伏乞必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足以上昭公法而少慰私念也。
谢铎在经营方山书院过程中突然蒙受侵占寺田、不缴租税的诬陷，这是向来以磊落坦荡自期的他断难容忍的。他在信中列举例证，剖白心曲，义正情深， 不容置疑，文中更涌荡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傲然正气，使人掩卷沉思，动容不已。
二、谢铎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谢铎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
１．体裁广泛 形式多样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①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① 论述十种文体与风格，较曹丕为详。至南朝齐梁，文体论的发展完全成熟。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是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文心雕龙》５０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２０篇，详论文体２３种，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而萧统《文选》则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３７种。② 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文体的分类更为细腻繁杂，如吴讷就将文体分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以及近代词曲等５８种，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更是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增益至１２１种之多。今观谢铎文章，对于众体显然兼善，除前文我们具体讨论的序、史论、碑记、传、祭文、谥议、策问、墓志铭、墓表、题跋、书之外，谢铎集中还有讲章、奏议、引、戒、杂著等，而且各类文体创作风格多元，因此，体裁广泛、形式多样可为谢铎文章之一大特色。
２．巧于立说 善于发论谢铎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论的基点，从而巧妙地展开他的议论，带动他的文章。如他的《恒产录序》。这不是诗文集序，也不是赠行序，而是“财产序”，这在清高的文人群体里恐怕还是个忌讳，为此要找个话题就得费心。谢铎的立论就很巧妙，他先引孟子的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于是赶紧一转：“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既然“民”不可能都是“士”，那么为了让这些未必是“士”的“民”能有恒心，则“恒产在人诚不可一日无也”。既然“恒产”不可一日无，那么“我”记录自家的“固定资产”交待给子孙并作这篇序文也就不是多余，故文末曰：“观者幸无疑其迂，而又笑其言之喋喋如是也。”中间就抓住“民”不可能都是“士”发表一段议论以自坚其说：“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吾浅薄，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特令其足供衣食，与凡民齐耳。虽然，世固有家累千金，而子孙不免为沟中之瘠；亦有贫无卓锥，而子孙卒能自奋为豪杰之士焉。卒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岂能逆料而预处之哉！昔人有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请诵是以为吾子孙之恒产，可乎？” 再如《庐州府学尊经阁记》。该文是应当时庐州知府之请而作，目的是要让到尊经阁读书的学子“知所以学”。谢铎说，推本而言，“修道之教则实在于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作古而后生不及见随怎么办，这个问题“圣人”早就为我们想到了：“圣人既因天命之性，而修道以为之教，又以为吾身有尽而道无穷，使不有文以载，以为继之之具，将何以遍天下及后世而为无穷之教化也哉！”于是有了相传的“圣人”之“经”。是为文献之必要，也就是读书之必要，已暗寓劝学于叙述之中。接着讲明诸子、史家与圣人之经（谢铎径称为“圣经”） 在功用上有差别，但最终目的都是“以求自造乎垂世立教之地”。以上是叙述， 皆为以下论学一段文字张本：“然载籍至是盖已不胜其多，而尊经之阁将有不得而容者矣。虽然，上之天道之幽微，下之人事之变革，以至名物度数之杂，钱谷甲兵之繁，皆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参考而博求之，则固无以体其全而究其极也。若曰所求于是者，不越记诵、训诂、词章之间，以钓声名、谋利禄而已，则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亦奚以多为哉！ 噫！此考亭朱夫子之训，吾徒所当世以为家法者也。不然，则颖悟之学，虽六经亦赘疣耳。”“然”“虽然”“不然”三重转跌，将读书的各种主要矛盾和辩证关系论说得十分透彻。
其他则有在叙事中不失时机地插入议论的，如《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在叙述完陈士贤因“抗折”权贵而被诬致死后、追述其生前其他可嘉事迹前，插入论说曰：“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又如《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在说完墓主致仕后，插入论说曰：“方公之力致其政以归也， 天下想闻其风采，以为有若公者，盖士方以进为荣，至老于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难，若公者其进退轻重于世何如哉！”（按：疑前句“以为有若公者”衍，后“若公者”前误脱“以为”。）这种在叙事时巧妙地夹带议论，仿佛价值追加的功夫，使所叙对象更加丰实厚重。
３．婉曲铺垫 深致其意文章“婉曲深致”，是作者思虑周全的表现。谢铎总是要将文章做“足”，就描写来说是反复衬托渲染，就抒情来说是层层铺进，就议论来说是层层思虑一转再转，务使读者无隙可钻。议论方面的表现，就拿上面引录的《恒产录序》中一段议论文字来说，“虽然”以下至“昔人有言”之前一段话，即使没有也不损害文意，而且文气也自然贯通，但谢铎就是要宕开一层，上言既“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矣，此更言“逆料”其或为士之贤而“预处之”，则子孙贤不贤、士不士不必论，而吾之录恒产为必需无疑，文章而至此则读者欲作一毫假设以诘之而不能矣。这种婉曲深致而终于周全便是谢铎文章的一大风格，这或许与其理学思辨的熏陶和为人谨慎有关。描写与抒情方面的表现则仍以《王尚德哀辞》为代表，此文我们在讨论他的祭文类作品时已引录过，其对于时间的记忆格外详细、明白，在看似平平无奇的流水般记叙中，其内在积压之情感也随着“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的历历细数而丝丝抽绎、层层叠进。文章从相交相知叙起，为情感的最终喷发做迂回包抄式的铺垫，如海潮将来时那天地间隐约滚动的白线，至“尚德之讣至”则已是大浪滚滚矣，读者以为此时谢铎必哭哀出声，然而，作者却将自己作为倾泻其对王尚德之情感的相对面做了一个特写，写其闻噩耗后“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式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如睹钱塘大潮般滚滚扑近，而作者终于“大恸失声”！这本是已达到高潮，而作者犹嫌未能深致其意，除了要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来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本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至此，其哀悼之深情厚谊正仿佛那近面扑来的海潮，不仅触手可及，而且已完全打湿了看客们的衣襟。
４．细节描写 优化语言谢铎的文章往往能注意细节描写，尤其是在刻画人物时，如《松坞黄公传》，主题基本就是由一连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构成，尤其是“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这个典型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有入木三分之效，而补写黄公死前一段文字更是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 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有时用细节进行反衬，则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史论《司马光》篇，要在短短两百来字的篇幅内，对历史上两位有争议的政治家作出优劣评议，是有困难的，而谢铎巧妙地选择了两个细节进行相互之间的反衬，就轻松地解决了问题：一是王安石为相时，“交阯小丑”曰“中国穷困生民， 欲以相拯”；二是司马光为相时，“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于是孰优孰劣，结论不下而明。有时则用于对环境的描写，通过对环境细节的刻画来渲染主人公的内在情操，如《筠心郭先生墓碣铭》，“墓碣铭”原本的命意是要“论列德善功烈”，而作者却通过对墓主生前居住环境上的细节描写来实现这一目的：“一室萧然，疏筠瘦石，左图右书，入其室，听其谈，殆不知人世间别有所谓尘俗气也。”寥寥数语，使读者如入其境而亲炙其人，这同时也归功于他写作时对语言进行优化组织的功夫，措辞简洁明朗而富韵味，“疏”“瘦”二字似入诗境画意，则室中拥书自雄者自非尘俗中人。谢铎的语言，总体来说是简单明朗，但这并不意味他不注重语言的修辞功夫。谢铎的修辞侧重在对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化上，他能巧妙地组织语词结构，以表述尽可能丰富的意思和情感。试比较下面两句话便不难明白： 前辈老成，典刑无几，予又安得不为先生铭哉？（《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 前辈典刑零落殆尽，不惟后生小子无所与归，而溪风山月亦无主领者矣，如之何而不悲且痛，而尚忍为先生铭哉？（《筠心郭先生墓碣铭》） 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在情感表达的力度和深度上却有着重大的差别，前一句看似抒情，实则是白描，后一句看似描述，实则是抒情，若单看后一句，自难看出谢铎在语言上所留意的工夫。
谢铎在表达他的感情的时候，有时不免含蓄而似略有欠缺，这就需要我们去留意他在别处所流露的情感，这又与他对语言的区别运用有关。不妨再看一例：嗟我同年几三百人，历事两朝，百十仅存。惟公耆德，不倦于勤。…… 既哭青溪，公复讣闻。（《祭宗伯傅先生文》） 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上面的两段文字说的意思也是一个，但谢铎根据文体的差异在语言的组织上就有相应的变化，通过联字的呼应、关联，散体的文字较之整饬的四言体容易形成跌宕的语势，随着“且”“既”“又”的层层转递，文章在情感上也就增益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谢铎的语言组织总是很自然，读来仿佛不曾经心，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就能感觉到他在这种自然明畅的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比如上面两段文字，同样的意思和类似的情感，谢铎在别处还有表达：“予同年进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顺甲申以迄于今，仅十有二年，中间得丧悲欢，盖物故者几五之一，感念今昔，不觉怅然为之出涕……”（同名诗题，可作诗序观）由于此处谢铎是用作诗题，而兼有序的性质，所以他用的是平叙的笔触，娓娓说去，要在“不觉”之间，而种种“得丧悲欢”的情感则留给了具体诗篇。
总之，谢铎丰富的文章创作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各种体裁灵活熟练的应用能力，和对语言变化与情感表达两者关系的艺术感悟能力。要补充的是，谢铎不仅善于通过散体文字的腾挪来达到优良的抒情效果，而且其对骈体以及四言形式的掌握与运用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祭林一中佥宪文》： 於乎！贵而不用，用而不尽，吾不敢以为兄恨；悦之者寡，不悦者众， 吾不敢以为兄痛。所以惓惓痛恨不能自已于吾者，上以为朝廷，下以为乡国，而深有叹乎吾党之孤也。然则絮酒炙鸡，岂足以酬知己万一焉者？鉴吾词之痛恨，庶足以慰兄于不死耳。於乎哀哉！尚享。
此篇文字抒情之恳切深挚，深得益于骈句的运用。其四言抒情之佼佼者则如《祭亡妻孔孺人文》《谒十五叔父墓祭文》等篇，如《祭亡妻孔孺人文》中一段： 昔与子别，一岁为期。今子别我，欲见何时？执手之言，惺惺在耳。
忍生而别，而竟以死。莫苦莫恨，死别生离。我兼而有，我实倍之。我儿呱呱，孰抚以保？我身茕茕，孰藉以老？我老而病，子壮而强。老或幸免， 壮溘以伤（疑“殇”）。彼苍者天，曷其有定。我覆我培，以俟以听。欲归未可，愧此酹词。我心之痛，子宁不知。
此中明显有仿学《诗经》《楚辞》的痕迹，如前四句即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的笔法，“彼苍者天，曷其有定”则从《唐风·鸨羽》中来，而“莫苦莫恨，死别生离”则是从《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化出。所贵在能为我所用，如盐入水，所有言语皆切入我之情怀，惺惺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一、谢铎的文体类型１．序《文体明辨》：“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①《文章辨体》：“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① 谢铎序文７卷，计５２篇。就内容而言，有赠行序（如《送陈御史序》《赠南京国子祭酒黄公序》）、诗文（如《讷轩诗序》《愚得先生文集序》）、燕集序（如《元宵讌集诗序》）、宗谱序（如《重修宗谱后序》《重修洞黄黄氏族谱序》）、书目序（如《朝阳阁书目序》）等等。
谢铎的序文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如《伊洛渊源续录序》可以考见他“学行一体、经世致用”的一些思想基础，所谓“圣贤之所谓学者，皆言行一致，体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可以考见他对有宋以来理学利弊的看法：“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学不传，其过于高远者， 不溺于虚无，则沦于寂灭；其安于浅陋者，不滞于词章，则狃于功利。二者虽有过与不及之不同，而其为吾道之害，则一也。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元宵讌集诗序》可以考见谢铎交游以及当时文士聚会的一些情况：“铎与诸公，东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时，而同登甲第，而同为禁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会率有纪，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负者何如， 所以进退不但已以重轻斯会者何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闻人，而子孙世讲以永斯好于不坠，固亦不徒然哉。岂其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谢铎的生活圈子主要也就在这里。另外如《赠王存敬大尹序》《送林蒙庵先生序》《感情诗序》等文中多处对“命”的思考与言论，可以考见谢铎的出处心迹，他的结论是：“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际，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 庶几乎圣人之教，而于道无负矣。”这是谢铎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多次休官和重复出仕。还有一些序文，则零星地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文艺观念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谢铎的文艺思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谢铎文艺思想时专章讨论。
若曰“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序事理为上”，谢铎的大多序文也是当之无愧的。其善序事者，如《方岩祈雨有感诗序》；善序理者，如《赠大理评事龚君序》；更多的则是由一事而进于一理，这也是谢铎文章的总体作风，与他“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该于理也”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兹录《赠大理评事龚君序》一文： 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韩愈氏曰：“同则成，异则败。” 败惟患之极，然则公者同，私者异，君子其尚同乎？曰不然。于其公，同之可也，异之亦可也；私则异之不可也，同之亦不可也。惟夫不固异，不固同，可不可之间，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朝廷重天下之大命于狱，惧民之或离非辜也，举天下之狱而属之刑曹，而属之御史台，又举刑曹、御史台之狱而属之大理，于是有异有同、有可有不可。大理者，举得以持法。比亭平之刑曹、御史台，不能自为同异、可不可以轻重天下之狱。噫！任之于大理亦重矣！于是而私有所同异以可不可，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然所谓私者，非必诱于利、夺于威之谓也。眩小智，矜小能，以物我必胜为主———彼曰可，我固曰不可，我曰不可，彼固曰可，各惟其一偏以自异；不然则又附和党比———无所与择可不可，惟人之同而已。于是而传致而掠立，以轻重天下之狱。若是者皆所谓私也。於乎！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诚使为大理者不过于深文，曰彼罪之轻重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从之，夫何同？为刑曹、为御史台者，不狃于成案，曰彼辨之是非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何异？夫是之谓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夫然，岂直曰天下之狱得其平而已，以是而成天下之事，将无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慈溪龚君时济，以进士拜南京大理评事，秋官主事王君文征属予为赠言。二君盖正所谓相与同异可不可者，因推其说以告之，不识果以然否。
该文开言即出“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的大言论，突兀而来，因“大理”职事所系，“吾民之大命”攸关，看似迂远，实是大斧开山之法。乃由“公私”引出“同异”，而以一自设问答，开出一段议论。“朝廷”以下转入正题，跌出“大理”（就谢铎来说是在讲“大道理”，但又紧紧扣住对象之职官“大理评事”及其职责之所在）。文中两以“吾民之大命何赖哉”反复呼应，以见问题之关键与重大，点醒“大理”所在，不在同异之间，要在公而无私，并辨明何者为“私”，以为警戒。于是顺理成章推出“不过于深文”“不狃于成案”的结论，如此“同异”“公私”归于一结，则“天下之患其庶几乎”，与首段呼应。末简明交代事由，“不识果以然否”云云，正是对文章所赠之人的叮咛与期望，可见谢铎拳拳之念。
２．史论史论是“论”的一种。萧统编《文选》，即分设史论。明代徐师曾总结前人意见，分“论”为八体，又将其中的史论分为“评议”和“述赞”二体（根据便是刘勰的“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语）。史论与其他诸论的区别，就是它论的对象和材料都来自历史，是对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议论与看法。
谢铎有史论两卷，计２８篇，对自汉以后的前代历史人物与事件，有选择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谢铎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其中有些因就事论事而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则不免为迂腐之论，如《萧何》篇，以为“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而“何之见疑于高帝者，至再至三……若此谓其立诚之有素，亦难矣。夫彼以疑来，我以诚解，犹恐不足以回之。何顾拳拳以计，务悦其君，保富贵，为全身之地，曾不闻其能退而修诚如姬公者”。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家，出这样的言论，则不免显得幼稚，而“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作为谢铎自己的立场，则见出他的可爱。又如《曹参》篇论曹参政治上的“无为”，认为“参但知清净之药足以调扰乱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养民生者，不可一日无此，所以徒能疗秦民之疾苦，而终不能复元气于三代之时之民也”，“盖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噫！汉之所以为汉者以此，汉之所以止于汉者亦以此”。此恐怕是谢铎之一厢情愿而过于理想也。有的因作者囿于传统的封建“正统”史观， 则其史识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偏差，如其对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价，当然，这些我们毋庸苛责。
总观谢铎的这些史论，主要可以看出他以下三个观念。一是君臣之间要推心置腹。除了上述《萧何》篇外，另如《曹彬》篇。该篇引叙史事如下： 曹彬总师伐，宋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及还献俘，太祖谓曰：“本授卿使相，刘继元下，姑少待之。”乃赐彬钱三十万。
论曰：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矣。太祖之于曹彬，宁赐以三十万钱而靳一使相，夫岂吝赏者哉？特不欲滥赏耳。然与其不轻授于旋师之后，孰若不轻许于出师之初？徙木之赏，固为国者所不弃，然许而后赏，上下之间已不免交相为利，况又从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谦厚，固未能保其不怏怏者，李怀光之覆车，盖可监矣。
崇诚信，是谢铎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如果说《萧何》篇重在对为人臣者提出劝诫，那么《曹彬》篇则是直接对当权者乃至最高统治者提出警示，这不仅需要有史识，而且需要有胆识。关于诚信，谢铎在其“讲章”《诚者天之道也》中更有系统的阐述和发挥。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谢铎自己的“诚”，在《爱谖堂诗序》中，谢铎有简明的解释：“所谓诚者，亦惟视其义之所在，以各求尽其心之所至焉耳。”他的“诚”，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敢于说话，对统治者敢于直谏，不避恶，不隐讳。如在《吕公著》篇中，鲜明地提出他的重要政见：“惩其事未若惩其心，天下之治与乱，特君心一转移之间耳。”如此， 则朝政之荒秽、国家之败覆，主要责任人除了“乱臣贼子”，更有当局的最高统治者，而帝王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国家之强盛、民生之兴旺，除了忠臣能宰之公，更有帝王能察善任之力，即所谓“太甲不怨艾，虽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这也就是谢铎在《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所以任用其贤、蓄养其锐者，则又在于人君之一心，而辅之者宰臣也。”文末又再次致意：“实圣心一转移之间耳。”在《癸巳封事》中又再重申：“实圣心一转移间耳，夫何难之有哉？”我们理解了谢铎的这一思想和政治信念，对他的这些话和相关文章就能进一层理解，苦口婆心，正是其拳拳之“诚”，而“诚”也就是他的“忠”。
二是为人臣要忠。《诸葛诞》篇引叙史事如下： 司马拔寿春，杀诸葛诞，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则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
论曰：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者，虽衰乱之世未尝一日亡，特不幸不出于可恃，而出于不足恃，不出于朝廷卿相，而出于仆伍卒隶。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诈逆，以遂其篡窃之谋。使魏之大臣皆诞之麾下，则虽司马氏之父子兄弟跨莽轶操，亦何能独立于天地间哉？贾充之徒视此固狗彘之不若，而王祥、石苞辈亦不能以不愧矣。
其中，“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是谢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信念，在其他文章中还不止一次地表达，如《复余秋崖高南郭》曰“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此不赘述。狄仁杰在谢铎心目中更是一代忠臣英雄，见史论《狄仁杰》篇，在该篇中还藉“先儒”之口提出了用以辨忠奸的“原心”说：“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诚为国邪，策虽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国，假善以济其私，功虽幸成，君子不与也。”实际上他自己在《爱谖堂诗序》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表述，而且“原心”也正是和“诚”联系在一起的，从中也可看出理学的影子。
三是痛斥奸臣误国，严防小人当道。此种论见尤多。《虞世基》篇：“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 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弊端之始， 致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也！”对秦桧之类的祸国奸臣，谢铎是深恶而痛绝之，他在《复余秋崖高南郭》信中犹曰：“抑尝见秦桧之事乎？桧祖孙三世为史官，所以为其身后之虑者至矣。今其万年之臭，卒不可得而掩。是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甚至在为别人作墓志铭时还说：“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戴师文墓志铭》）《武后》篇：“世莫不幸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又指出一些奸臣小人的根本伎俩与手段，以为警示：“奸臣敢于罔上，以窃生杀之权者，未尝无所假托凭藉，以收天下之公论。夫公论之在天下，孰不知所畏哉！惟名持公论者身为之地，然后小人乃敢肆然无复顾忌， 而天下之势去矣。”（《贡禹杜钦》篇）又告诫说：“自古国家之剪除奸恶也，权出于君则为福，不则转而为祸也益深矣。”“故君子观人之家国，不幸其奸恶之除， 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然后为幸不幸也。”（《论王凤》）这种历史鉴论是深刻的。大要是以古鉴今，或藉古讽今焉。
３．碑记《文章辨体》：“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文章辨体序说》第５２页）《文体明辨》：“宫庙皆有碑，以为识影系牲之用，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从来远矣；而依仿刻铭，则自周秦始耳。”又曰：“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又碑之体主于叙事，其后渐以议论杂之，则非矣。……其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 （《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４４页） 谢集“碑记”三卷，碑文仅《永嘉文信公新祠碑》一篇，其余皆“记”。
“记者，记事之文”，“以善叙事为主”。吴、徐二作皆考溯文体之流变，其中《文体明辨》曰：“《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矣。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寖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同上，第１４５页）《文章辨体》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 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文章辨体序说》第４２页） 谢铎的“记”文１８篇，有“以叙事为主”的正体，也有“以议论杂之”的别体， 总的来说，也与他的序文一样，总是事理兼备，而尤喜议论，有时自不免迂阔， 如《东屿记》本是记地理山水，却硬要谈“充是心”而“尽吾性”，直扯到“尧舜之道”而后止，虽是一步一步生发，终不免模式化的头巾气；有时则难免有勉强应事之作，固难免流为为“记”而记，为议论而议论，如《忍庵记》（与《素庵记》对读，益可知）。当然，谢铎的记文，主要还是有所为而作，大要是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举、风俗礼仪。如其为《永嘉文信公新祠碑》，在于碑主之忠君爱国“有关风教”，“以风示当世，是固不可以不书”；《重修京都城壕记》与《重濬宿迁小河记》，则是记有造益于民生者，如《重修京都城壕记》曰：“壕初岁久壅弗治，水弗润下，每都城积雨，则漫为民害，坏民庐舍以千百，民桴筏以行，悬灶以炊，如是者盖自庚寅之夏历三岁而益甚，民益弗堪。皇上既大发振民……功卒以成。”《重修松门卫记》则是记其所以有益于国防边备。谢铎更多的记文则是为各地祠堂和县学所作，集中反映出他的礼教思想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后者，更非泛泛而论，而是真切地触及了当时朝廷科举与地方教育的诸多实际弊端，并发表了自己明确的态度和看法。其曰：“我国家取士之途，其最大者曰科举，曰岁贡。科举者，聚天下之人，一旦而默定之，以为终身之进退得失。岁贡，则优廪饩，积岁月，以徐考其可不可，然后显拔之，既久而始获用焉。其视科举之法，反若甚易且简，其待之而简以进也，反若甚厚而不敢轻，而得人之效，乃顾在彼而不在此，至有甚不相及者。於乎！亦岂今之法端使然哉！”（《胙城县学科贡题名记》）又曰：“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 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重修长垣县学记》）又曰：“今学校之设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学校，其所读诵者皆六经四子之文，其所讲习者皆孔孟程朱之道，不可谓不知所学矣，独一衢之龙游也哉！所深虑者，名是而实非，行同而情异耳。盖古之学者，所以穷理而尽性，所以修己而治人。今学校之士，不过缀文词以窃科第，钓声名以谋利禄，一或得焉，甚至托古训藉口侮圣言以文奸。
回视向所读诵而讲习者，盖已筌蹄刍狗之不若矣。尚何怪乎教化之不明，风俗之不美，而治道之不古若哉！”（《龙游县学记》）从中可见谢铎还是个实践的教育家，其中某些言论对我们今天的教学界仍不乏警示意义。
４．传、祭文、谥议、策问谢铎传文一卷４篇，祭文２７篇分两卷，其中卷六十五内编入谥议和策问各两篇。由于部分传主和祭文所祭者同为一人，在内容上联系比较紧，所以我们放在一起讨论；谥议和策问，体制既不常见，篇幅又不多，故此一并叙述。
先说谥议和策问。
（１）谥议谥，原本是古代君王公卿大夫的专利，就是在其本人死后，由他人（一般是他的上级领导或最高统治者）根据他的一生行为事迹，在《谥法书》里挑选一两个字，用来概括他的一生，所谓“据其终始，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白虎通》）。后来则一般士大夫也有了这个待遇，其谥号往往是门生故吏所定。谥议，顾名思义，则是讨论如何为死者定谥号的文辞，目的是“归于是非之公”。（《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２页）也就是说明某人为什么取某谥的原因， 即说明其合理性。因而就文艺性来说，也就说不上好坏，因为有着既定的简单套路，谢铎的《倪文毅公谥议》和《傅文穆公谥议》就是这样的章程文字，倒是后一篇开首谈到了当时的谥法程序问题，或可与吴、徐二论互观：“昔者周公作谥法，后世因之。典籍繁浩，莫之适从。至宋苏洵承诏编定，乃取其法，参酌沈约《贺琛扈蒙之书》，以行其法。上尚书省，下考功，移太常覆议以请，盖犹有美恶轻重之别。今制类出其子孙之所陈乞，事下礼部属翰林，然后内阁大臣为之参定，取自上裁。凡得谥者，虽无覆议之烦，而益足以见其不易矣。” （２）策问《文体明辨》：“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同上，第１２９页）策试是古代选拔士子的一种方式，而策问就是策试时用的试题， 这种试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问题，而是同时要交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作此问等等，这是能见出策问者本人的学识诸问题的，所以徐师曾说“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谢铎策问两篇，分别是《策问六堂教官》和《月试监生策题》。前文所问为教官者如何有为于教化之事。后文凡九问，分别是：问古圣贤言行如何有益于今之教化人心“建学育才”、“问论汉之治”“以观经世之学”、“问唐虞夏商之世”以观今之科举仕风、“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以观尚志之学”、问效果与动机的关系、问取士之途之利弊关系、问学校教育之废兴与士风盛衰之关系、“问道统之说”“以观本领之学”、“问《洪範》八政，食货为先”之政治意义。谢铎所问，皆非为策试而策试，而是直接关系当时诸项国家政策和实际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经世致用的意图，而其中的问题也都是他平时自己在思考和探索的，如教化问题、仕风问题、教育问题、科举取士问题以及“汉治”问题等等，在他的书信及其他文章中都有触及。下面看他“问论汉之治”一段： 问：论汉之治者，莫不善曹参之守法；而究宋之所以乱，亦莫不咎王安石之变法，是国家之法固在所当守而不可变也。然参之时，有谓宜定经制者，有谓宜更化者，皆非欤？安石之时，有不以为不是者，有以为合变时节者，亦非欤？今之法，其大者不敢论，所科目之糊名棘试，人皆知其不如乡举里选之核实而论公也；铨选之停年用例，人皆知其不如耕钓版筑之特起而效著也。然徐而思之，有不可以遽为者。将守法之为优而终不可变乎？抑别有可议者乎？请著于篇，以观经世之学。
谢铎由汉、宋两代之守法与变法这两种相反的历史经验谈起，以引出当今某一具体问题———取士之法当变不当变、可变不可变，以观士子的“经世之学”。谢铎的这个策问，也可以说是他的自问，因为他自己就不曾停止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史论《曹参》篇和《司马光》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谢铎对王安石的变法和曹参的无为守法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司马光》），而曹参之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曹参》），从中折射出谢铎思想中“中庸”的一面，在具体事件上的态度就是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参时以变，这又是“诚”的具体实践与体现。这道策题具开放性、实用性于一体，既反映出策试者的学识和政治眼光，又的确能起到“观经世之学”的目的。
再看谢铎所作的传文和祭文。
关于“传”，《文体明辨》曰：“按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此论与《文章辨体》无异议。
关于“祭文”，《文体明辨》：“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①据《文章辨体》，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要求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以道达情谊为尚”，忌“谀辞巧语，虚文蔓说”②。
谢铎的四篇传文分别是《松坞黄公传》《严贞姆传》《金尚义传》和《符真奴小传》。其中对严贞姆和金尚义两人，谢铎同时又有祭文，即《祭严贞姆文》和《祭金尚义文》。在《松坞黄公传》中，因传主“非有甚高难行之事”，所以文章就注重于平常事中见不平常，善于细节的生动描绘，从日常琐事中刻画主人公的高风亮节。“行旅入其乡者，至斗斛衡尺知其出于公，则皆无异词，曰：‘公固不我欺也。’童仆每市易自外归，未尝问其直，第曰：‘好好。’子弟有疑之者，辄厉声曰：‘尔能何用彼为！’”谢铎先于家里家外两面对其进行侧面的渲染，为长者定下轮廓，紧接着给他一个正面的情节特写：“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寥寥数笔，一典型人物便活脱脱跃出纸面，这样的人物当世要找第二个恐怕是难了。然而意犹未足，须点出他的平生凛然大节，这也须从小事中见出：“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谢铎心目中《通鉴纲目》是一部尤其特殊的书，谢铎对该书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喜好， 因此在这里特写“黄公”读《通鉴纲目》一事，意义不在小，是全传点睛之笔，使传主形象立时丰满，文章也奕然生色。
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的媵婢，守节护主，有大恩于谢氏，如祭文中所谓“如是者盖二十年而始及见吾父之成，又三十年而始及见吾孙子之绳绳”。故而在表旌她的忠义守节之外，更多出一种感恩戴德之情。这是作《严贞姆传》与作《符真奴小传》的区别，而命意根本相同处则仍是“人而至于媵妾，至微贱也，顾能奋然守义，不辱其身，卓卓乃而”的观念，这就不是我们今人所能苛求的了，何况深究一层，谢铎的这种“封建”背后有着另一种思想的支撑，即认为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所以在《祭严贞姆文》中便有这样的论说：“迹其事，盖刑蒯聩之仆、赵延嗣之流，而充其心，虽程婴之于赵、子房之于韩、诸葛之于汉，夫孰得而重轻也哉！”这一点也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谢铎的其他诗文在类似题材选取上的旨趣问题。至于《金尚义传》，则是谢铎欣赏金尚义公心为国、敢于作为的精神：“上疏言国家大计凡三事，皆时所深讳者。众闻之股栗，尚义慨然不为意，曰：‘天其不祚宋乎？’”谢铎对他所传、所记、所铭之人物，是有选择和侧重的，谢铎所选择和侧重的，也正是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关怀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他的墓志铭作品时还要谈到。该传中“昔人有言，莫邪大剑，其锋锷锷，足以破坚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虽然，不害为千金之宝也”云云，则正体现出谢铎为文善于取譬、巧为议论的特点。
谢铎作祭文共２７篇，所为作者，不是家族姻亲就是故友旧交，因而总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祭文形式多样，有骈有散，有四言有杂言，有韵有不韵，或因人而异，或因事而殊，要皆为情感之表达服务。祭文以及下文我们要讨论的墓志铭诸作，比较集中而又错综地反映出谢铎的一些主要交际关系， 对于我们的研究，则可藉以考见他的世家、交游等情况，也有助于我们确定他的事迹及作品之编年（如《将赴官告祠堂文》和《南监释菜告先圣文》，对我们确定谢铎休致的时限更是直接而可靠的文献证据），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其中除前文提到的《严贞姆传》外，还有一篇谢铎写得很用力的便是《王尚德哀辞》。
这篇哀辞在众作中是尤见特色的。如果按照《文章辨体》所言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的观点，我们对这２７篇祭文作一观察，则会发现，基本都是次于记叙而重在抒情的模式；而《王尚德哀辞》则例外，而是在抒发“悼惜之情”先有一段笔墨，集中完整地记叙了作者和王尚德由闻名而相交、由相交而相知，直至对方不意亡故的过程： 始予弱冠时，在景泰癸酉间，已闻临海有王经魁崇尚德者，予愿见之。
既三年，始识尚德于赤城道中。又三年，复于杭见尚德，温然可亲也，心益爱慕之。又明年，予与尚德俱有事于春官，始内交焉，然犹未之知也。已而予下第南归，尚德留太学。又三年，始同举进士，得朝夕相与处，以相磋切，其克举于厥官。又二年，尚德以秋官主事奔父丧归。又四年，予归省， 尚德方起复，自赤城而来，相遇握手，出肺肝，道契阔。曰：“吾之母老矣， 吾仕未有以报吾君，吾进退无所据，留吾妻以备养，吾独行矣。”视其色，望望然若有失，傫然若不胜衣，乃呼酒强与饮之，盖尚德酒肉不举者，三年矣。既二日，予别尚德归，而尚德亦遂北行，且期不久见尚德以益相砥砺， 以图有所建立，以不负于平生之言。已乃有传尚德拜武选之命者。未几， 而尚德之讣至矣。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於乎！吾尚德而止是矣。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道尚德辄嗟悼之形于色。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於乎！孝义人也。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 这段貌似烦琐的记叙文字，实则是饱含着作者真挚情谊和万般嗟叹的抒情性文字。其之细腻真切，其之款款情深，其之哀恸悼惜，皆于平平的记叙中见出，只能“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这般如痴梦老儿扳着手指历数模糊岁月，依稀回忆江湖交情。而“予别尚德归”“未几而尚德之讣至矣”！何死生契阔之速之酷也！谢铎是“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向大恸之渊仓皇逼进，闻者敢不泣下！然而为文者犹嫌未足意也：谢铎作文的特点，总是要将文章写足、写满， 这里除了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死后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乃“大恸失声”：“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正是上面这段精彩绝伦的记叙文字，使祭文后半部分程序性的“哀词”有了附着的骨肉，甚至可以说，有了这段文字，读者已经毋庸再看作者接下来“作哀词以告尚德”了；当然这是从文艺的角度说，若从文章体制上说，则后半部分反倒是不可或缺的重心，而前面的记叙倒不过是个交待而已，这就是文章体制形式与文艺价值之间的矛盾。
５．墓志铭、墓表《文体明辨》：“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谓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与古意无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殉人以情也。”①“（墓表）其文体与碑、碣（引者按： 分别指墓碑和墓碣。下同）同，有官无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
以其树于神道，故又称神道表。”②《文章辨体》：“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又曰：“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然无其美而称者谓之诬，有其美而弗称者谓之蔽。诬与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欤！”③将吴、徐两位的话概括一下就是，墓志铭（表）的内容是“论列德善功烈”，“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要求是称“美”避“恶”，而且贵在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所谓的“谀墓”。
谢铎墓志铭（包括墓碣铭）之作凡六卷，计２７篇，墓表一卷，计７篇。这些作品就对象来说，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姻族亲人而作，《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可为其代表；另一类是为至交好友而作，代表作是其为陈士贤、张汝弼、林一中、黄世显等人所作的墓志铭，分别是《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和《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谢铎的此类作品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在他众多的墓志铭作品中，如《族祖盛三十四府君墓志铭》《从弟声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等，有助于我们理清并了解谢铎的家族世系；而交游问题，谢铎更有夫子自道式的记录，散见于各篇；其他如《中书舍人孝庄王先生墓表》中曰：“（王稌）实得晦翁再传之学于叶通斋由庚，以授黄文献公溍，至忠文又得文献之学而益显。忠文之子博士君绅，又尝登宋潜溪之门，与正学方先生为同志友，先生因得以门弟子受知正学，至许以女。”这段对墓主学历世系问题的交代，或亦有补于有明学案之文献焉。
谢铎是个严明自律的人，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对文章体制规范的严格遵循， 对墓志铭这类作品，他更是不愿去冒取“谀墓”的名声，因而他很少泛作，也就是说除了《都御史丁君墓志铭》《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环清处士东阳赵公墓表》等少数几篇实在是因为“不得已不能辞”而作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篇制在对象的择取上都是有较强的选择性的，这些“不得已”之作谢铎也就是“按状” 而写，更无其他过头言语；同时谢铎在作品中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铭不愧” “我铭不谀”（《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南耕处士王公墓志铭》《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缪君思敬墓碣铭》《筠心郭先生墓碣铭》），这一方面固是肯定墓主之行状节操，同时也是有戒于“谀墓”。
墓志铭（表）除了要“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论列德善功烈”，这就需要作者对材料的择取工夫，同时也必然显出择取者的价值倾向。谢铎之侧重不外乎二，一是为政之道，一是教化之道，总之是关乎立身处世之道。就为政而言，谢铎所要求的， 用他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知之未尝不言，言之未尝不尽”，使“立朝大节赫赫在人耳目”（《侍郎章公墓志铭》）。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爱民而施惠政者如夏宗成，“天顺末，用荐者擢广东按察使。广东有师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谁独无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亲以扞人之亲，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凯旋，都御史韩公雍将侈为燕乐，公亟止之，曰：‘出师以为民也，今师以病民，可乎？’” （《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又如《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寻虑民之贫而劳役弗息也，亟请诸当道者，俾均节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桥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时兴焉。”笃意教化、奖劝风俗者如应律（字志和），“兰阳素乏科第，且其僚酗酒而愎，先生相处以礼而结以恩，久之，不觉愧屈，于是士服其教，而科第亦班班然矣。暨其去也，兰阳之人相与立生祠焉。其在鄱阳，尤笃意风教，访周瑜、陶侃之墓而封表之，进江万里、彭汝砺于祠而尸祝之，贤声之著，上彻淮府”。
（《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又如张汝弼“毁淫祠百数十区为社学，凡先哲之尝莅兹土者，若张九龄、李刚、刘元城诸公，皆特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则既祠而又别立吟风弄月台，以深致景仰。盖于教化风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
（《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有不畏权贵、明正是非而敢于抗争者，如“忤权奸以至于死”的陈士贤： “初，君之在广东也，权贵人有据市泊余户，假贡献通私番以毒民蠹国者，君连三疏抗折之，遂诬罔君，赖上圣明不即罪，然卒从吏议，将逮君诏狱，民老稚号泣，遮道以从者，动千亿计。有故吏张某尝为君所黜，至是权贵人钩致之，将并中君，张顾廷疏讼君冤。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如不畏权势而公心为政的林一中：“阮成者，锦衣当以大辟罪属君议，君知其冤，白尚书陆公，陆畏其势，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势虽崇，岂容妄杀人？我位虽卑，杀人以媚人，弗为也。’陆悟，成卒从末减。……在按察，尝两为乡试监试官。御史有欲以意黜骘若杨黼林廷贵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废也，抗执回斡，必得而后已。其勇于有为类若是。”（《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又如夏宗成：“中贵人叶达怙势，众莫之敢撄，公卒劾之，落其权。”（《都御史夏公墓志铭》） 有明辨忠奸、忧患小人之乱政者，如章纶（字大经）之上疏，“公卿百执事无一人敢昌言于廷者，公遂极言修德弥灾凡十四事……大要以为臣子之邪佞、妾妇之骄妒、小人进而君子退……凡皆在人之阴足以胜阳，于是乖气致沴而天变见矣。”（《侍郎章公墓志铭》）又如谢铎的至交黄世显，谢铎在为其作铭时有生动刻画：“每公退辄过予，予望而见其喜，则知贤者之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盖十有五年，始终一节不少变。”（《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 而谢铎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每闻朝政更革，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会，亦未尝不拊膺太息而致虑于世道之升降也。”①在讨论他的史论时我们已经谈到，谢铎自己也是痛恨权奸小人之乱国家朝纲者，因而他对于以上诸人之言行及诸如姜迪（字允吉）之“读史骂奸”（《赠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是深有同感的，乃至在《戴师文墓志铭》中又大发愤慨不平之论，一似其史论：“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后世之所羡慕而痛悼者，恒在于此；其所唾斥而贱恶者，恒在于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则予之于师文也，亦何惜其不为彼而为此哉！” 另外，《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和《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关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昔者先王之治，必本之家。故其教之所及，不特大夫士也，盖亦有妇教焉”云云，可以佐证我们在讨论谢铎的祭文和传这两类作品时所谈到，谢铎有“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这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的儒家经典观念；《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关于“亡家之妇犹亡国之臣”的议论，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谢铎在写《严贞姆传》《符真奴小传》之类作品时潜在的情感与意识世界。
６．题跋《文体明辨》：“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按：谢铎《书缌山集后》“予于是重有感焉，因书以志诸末简”云云，正是明乎此体之证），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 举类以该之也。”①谢铎“题跋”四卷，四体皆备。
（１）题、跋谢集“跋”共３篇：《跋秋崖集》《跋虞邵庵书曾南丰祠堂记》《跋定襄伯甘州送岳先生诗卷后》。意皆平平，文不见出色。
四卷中“题”１５篇，另卷七十八“杂著”中有《题交游别录后》一篇，总计１６ 篇。大要可分两类，一是题画，二是题诗文，间有佳制，以下分类见之。
（甲）题画题画三篇（《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不记在内），分别是《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题竹赠叶太守》和《题缌山游咏图》。三文各有特色，兹以《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为例： 右《梅花推篷图》一卷，吾友文选黄君世显自其先大夫职方公得之孙太守从吉者也。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予尝怪东坡宝四菩萨板何以若是其王，乃今知子之于亲，苟其嗜好也，虽微亦不敢忽，况其有大于是者哉。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 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太守之画，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然则此卷，固亦今世之所谓贵重而不可易得者也。
《梅花推篷图》是谢铎至交黄世显所藏的先人遗物，《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开笔谢铎先将画之所从来交代清楚，对下文所要论列之三位人物一笔点明，要言不烦，暗藏全文线索。文章先极言主人对画珍爱之甚：“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读者不免怪其何以珍爱至此，妙在谢铎不怪主人而先怪古人，由“东坡宝四菩萨板”而推及文选之所以宝此画卷；于是因“嗜好”而由现今藏画之人逗出原得画之人（“其先大夫职方公”）： “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在时间之维上开掘画的价值深度。“嗜好”虽小，而小中可见大，乃宕开一笔：“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拓展画的价值厚度，不写画而画自在其中。
再由得画之人推及作画之人（“孙太守从吉”），“太守之画，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写作画之人即是写画，画者之声誉益增画之身价。如此，则主人对画之珍爱，既有丰厚凝重的画外之因，也有鉴赏独到的画内之因，画本身既是有价值而难得之艺术作品，则主人之爱画便非泛泛的“敝帚自珍”。谢铎用不到三百字的笔墨， 将主人宝爱此画的“眷眷”之意，在三重维度中层层展露、步步增益，实在是机杼独到，难能可贵。
（乙）题诗文谢铎之题作，以题诗文（集）为主，数量是他题画之作的三倍。题跋之作， “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多是一时之感触，故即便是题诗文，也往往不是针对诗文的艺术，所以在谢铎的“题”（狭义）作中，无一篇直接谈论所题诗文之有关艺术问题，而往往是记述和谈论相关人事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慨，有些则不免迂阔空洞，如《题苏公九十庆寿诗后》等，其余也难得精彩，或因体制所限亦未可知。《题陈墅南赠行卷》一文，庶几可观： 韩愈氏曰：“昔之圣，有其首若牛者，其形若蛇者，其喙若鸟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即有平肋曼肤，颜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则人而心则兽。”夫貌之非是犹不可以概其心，况迹也耶！ 予友陈君尚故业儒，自其祖怀玄先生至其先君子，盖数世矣，至君始益大肆力于儒，乃始再囷而入于吏迹，虽吏而心则儒也。於乎！彼儒其衣冠者，亦安知其不为平肋曼肤、美而狼者耶？予与君为知己友几二十年， 察其心迹旧矣。
今予且病，空谷足音，于君之行，尤不能无感焉者。阳关三叹之余，遂复书此以为君别，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若曰在门墙则麾之，在夷狄则进之，则吾岂敢，则吾岂敢。
文以韩愈之论引起，以泰山压顶之势提出“心”与“迹”之关系，暗藏“知”与“不知”的问题，是可谓善于发端。于是历数陈君数世，以明其“心迹”旧矣、作者与其相“知”之深矣，而“不知”者之有待深“察”也明矣。故末结之以情而有不能已者，曰“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文章紧凑、明炼、劲健，章法不苟， 情理两胜，是众作中之佳者。
（２）书某、读某谢集曰“书某”者凡１７篇，曰“读某”者凡１２篇。“书某”“读某”之作，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读后感”，而所感之对象可以是书稿，也可以是和书稿等文字作品直接有关的事件，具体所感之内容则无定限，如《书王尚德奏稿后》一文，就是因事而发的意气激昂之作： 於乎！此吾友秋官主事王君尚德之遗草也。尚德以秋官丁外艰，起复在天曹。居闲阅天下事，有激于心者，遂草此疏，将上而病作，既乃改武选主事，竟不充拜命而赍志以没。於乎，惜哉！当是时，天下国家事可言者，盖不止是。尚德非其职方，次第言之不已，虽其志不克就，然亦足以愧夫人人之居其职者。於乎！尚德已矣，其平生所建立止是哉！ 昔人以卫青不败为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由是而观，世之庸才懦夫乘时窃富贵、假功名以寿考终者何限，而豪杰之士恒制于命、不克少就其志乃若是，亦可悲矣！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故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则其人之贤不肖较然矣。然则予之于尚德也，亦何必悲其功之不克就也哉！ 尚德濒死，以此草属林君一中。一中悲其志，尝语予将为尚德上之； 未几，以刑部出补福建宪佥，遂不果。今年夏，尚德之子瓒乃以示予，盖尚得之没于是已十有六年矣。叹斯人之不可复作，而有志于斯世者之不易见，遂题其后以归诸瓒，且以慰吾尚德于不死云。
笔者据文意将其分为如上三段。首明奏稿之缘起，为死者惜；次言其有所值，为死者豪；继论其之何以值，提出“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的观点，为死者壮；末明奏稿之辗转由来及所以为书之志。全文谋篇严谨有序，巧为议论， 言辞简明而意脉周全，激昂之气有在文字之外者。
再看《书魏鹤山遗墨》： 观鹤山先生此帖，具见贤者立朝之节、忧节之诚、处身之智，而宋之国事至此，亦可慨矣。然其言虽不用而不讳于谏草之传，位虽不安而不妨于祠禄之请，于是又见宋虽季世而犹不失待士之厚，是以三百年间人材之盛以至于是，而犹有若先生者，诚非偶得也。识者谓士不幸而不生于三代则生于宋，於乎，其固然哉！先生，故蜀人，赐第在吴，且葬焉。故苏人多得先生遗墨，此帖翰林修撰吴君原博所藏。君博学好古，将有慕于欧公之为者，其所得殆不止此。夫以一书画器物之工，犹为世所宝爱，况大儒君子之手泽而有关于出处兴废之义者乎！此故吴君之意，而吾徒之相与叹且慕焉者也。
本是从小中见大，由遗墨见人见世道见国家，行文却从大处着笔往小处写，先论世运气节而末结以一帖，仿佛大千世界终归落于一叶，有似日月晨星映缩于一盏冰壶间。一段论想，茫苍苍而来，几百年之历史感遇，若不辨涯涘， 而收束于吴原博所藏之《魏鹤山遗墨》中，作者之巧于文思乃如此。
７．书《文心雕龙》：“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文章辨体》：“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② 谢铎书六卷７４篇，皆朋旧间往来之书。内容涉及面较广，为我们研究谢铎的交游（比如与茶陵诗派李东阳之关系）、思想、为人、文艺观念等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内证资料。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可以概括谢铎书信的基本特点，总的来说是资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就内容而言，我们看其中集中体现他关爱民生、为民请命的一面： 恃知爱复有所渎，弊邑三年连遭风旱，民至掘草以食，死徙未已。县虽申府，类皆务为粉饰，实不以闻。今者县民，动千百计，哀号府庭，势不容已。乃为一奏，犹恐下情不能上达，视为文具。兹因其所差人去，敢此求援，万望于户部诸公处一达此情，祈于必得，诚万万幸也。夫以天下而视一邑，固不足为重轻，但四肢有一不宁，头目未免为之颦蹙，况庙堂之忧，固诸公之素心也。周老先生旧虽辱在僚末，今者云泥悬隔，亦未敢率易奉渎，惟先生力为叱名一言，庶几其可耳。
以上是谢铎《复吴原博侍郎》中的一段核心文字，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为民之心涌动于字里行间。再如《与张大参公实》： 恃爱则有所请，谅知己必不为讶。所弊邑暨邻壤，自去年十月不雨， 虽间有涓滴，而入夏以来，溪涧绝流几三月，素号水乡者，亦皆束手相视， 不耕之土盖十且七八，其耕者亦已槁死无复望矣。艰难下邑，素无积储， 民情汹汹，危在旦夕。於乎！汲长孺之开仓且不复闻，无宁有愿为阳道州之自书下考者乎？坐是蔽遮薇垣千里，或者其未有闻也。病卧残喘，不能自安。尝从太守家叔父来往劳相于乡人之祷雨者，吟吟慨叹之余，不觉动成篇帙，则敢录其一二以呈，庶几有望于观风之义，然亦何敢必也。虽然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而地位权力又足以副，岂仆之私忧过计而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匆匆，词不具意，百凡惟情亮不一。
为旱民求雨，谢铎又自有《方岩诘龙文》和《祈雨投词》等。此信详述旱情之患，要在让对方知道“民情汹汹，危在旦夕”，而不得不求援于邻邑；“观风之义”，在“我”等无地位权力者尚且力所能及而救劳之，况“地位权力又足以副” 者如执事，而“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矣，则“我”之如此“私忧过计” 自非“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其“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的特点于此信中正可见之。谢铎休官后不断有人劝督他出仕，甚至有故交旧吏以清高独善激将他，对此谢铎多次辩解强调：“若曰无意人世而有超然之意，则吾岂敢。” （《复王秋官存敬》）“若曰嚣然忘情，则吾岂敢？”（《复倪学士舜咨》）仅上两信即其明证也，又《嘉靖太平县志》本传另有生动记载与刻画：“公既归，会敬皇帝宾天，为之大恸。已而权奸用事，公闻刘、谢二阁老致仕去，辄又恸。已又闻刘华容谪戍，又恸。自后凡有北来人，辄颦蹙问邸报，又辄连恸。见素林公俊尝曰： ‘谢公，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可见谢铎平生心地，诚如王廷相所言：“虽退处岩野，而其心未尝不在天下。”（《方石先生墓志铭》） 谢铎的诗文，在情绪的流露上总是雍容平和，但在书中却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因为其间关系到他立身处世之大节，极见其为人，亦可佐证前述史传、碑铭对其评骘之不诬，这便是《与陈太守》书，兹录全文如下： 闻有考绩之行，虽于吾民不能无扳辕之私，而昔人登仙之羡，实自兹始矣。仆自辱枉顾，后恒在病乡，所委志事虽不敢废，实亦扶惫应命耳。
但向所查田粮诸件，俱未蒙判付，不免阁笔以俟。兹专赵因来取，恃知爱复有所渎： 闻有假托贱姓名于贵同寅诸公处嘱托者，噫，甚矣世之滋伪也！仆杜门自弃久矣，不识贱姓名犹有可假托以干人者乎！仆虽不才，入仕以来几四十年，未尝有一毫干于官府以为非义之取。此心，在人虽或未能尽知， 而天地鬼神则实鉴之。且以近事而论，十数年前，太守阮公实先叔父同年，叶公则仆之同年也，仆向亦家居，情与势之可干者孰踰于此，不于此时干之，而乃于今日干之乎？仆非惟不敢干于官府，虽朝廷之上，平生亦未尝有所干乞，所乞恩者惟求退一事而已。仆官虽卑，亦有俸禄皂隶之给其弃之而归也，初无所抑勒，亦无所顾忌，乃不于彼自为素餐之利，而于此为干人之利乎？虽至愚无耻者，计亦不出此也。且天下之最不可假者，莫过于手书，仆书虽甚丑，要亦自与人不同，敢望于各衙诸公处取仆向所干托之书，一参较之，真伪自见。仍烦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杜后患。
仆虽不足道，而受嘱之名，亦恐反为诸公累也。今后凡有此等，望即监候其人，仍将原票差人一问，明白立见，何必隐忍含容，而使彼此同受暧昧污辱之名乎？ 又闻武通判尝与阁下言仆占寺田不肯纳米。彼虽暧昧以去，幸阁下尚在，烦即唤通都里老一问，仆名下若有一毫寺田，则己所有田地皆当入官。天地间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而此等毁谤人者，天地鬼神其能容之乎！置之不较，固学者事，但如前所谓嘱托者，不无有累诸公，不得不白， 独不识此等人必欲驾空谤毁于人者何哉！所可喜者，天下公论断不在此等人也，言之可为一笑。
又闻推府衙有轴文，亦是仆姓名，不知求者何人，所为作者何事？此又甚可笑也。即此以推，他可知矣。
此皆事迹之显然者，伏乞必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足以上昭公法而少慰私念也。
谢铎在经营方山书院过程中突然蒙受侵占寺田、不缴租税的诬陷，这是向来以磊落坦荡自期的他断难容忍的。他在信中列举例证，剖白心曲，义正情深， 不容置疑，文中更涌荡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傲然正气，使人掩卷沉思，动容不已。
二、谢铎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谢铎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
１．体裁广泛 形式多样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①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① 论述十种文体与风格，较曹丕为详。至南朝齐梁，文体论的发展完全成熟。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是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文心雕龙》５０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２０篇，详论文体２３种，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而萧统《文选》则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３７种。② 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文体的分类更为细腻繁杂，如吴讷就将文体分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以及近代词曲等５８种，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更是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增益至１２１种之多。今观谢铎文章，对于众体显然兼善，除前文我们具体讨论的序、史论、碑记、传、祭文、谥议、策问、墓志铭、墓表、题跋、书之外，谢铎集中还有讲章、奏议、引、戒、杂著等，而且各类文体创作风格多元，因此，体裁广泛、形式多样可为谢铎文章之一大特色。
２．巧于立说 善于发论谢铎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论的基点，从而巧妙地展开他的议论，带动他的文章。如他的《恒产录序》。这不是诗文集序，也不是赠行序，而是“财产序”，这在清高的文人群体里恐怕还是个忌讳，为此要找个话题就得费心。谢铎的立论就很巧妙，他先引孟子的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于是赶紧一转：“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既然“民”不可能都是“士”，那么为了让这些未必是“士”的“民”能有恒心，则“恒产在人诚不可一日无也”。既然“恒产”不可一日无，那么“我”记录自家的“固定资产”交待给子孙并作这篇序文也就不是多余，故文末曰：“观者幸无疑其迂，而又笑其言之喋喋如是也。”中间就抓住“民”不可能都是“士”发表一段议论以自坚其说：“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吾浅薄，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特令其足供衣食，与凡民齐耳。虽然，世固有家累千金，而子孙不免为沟中之瘠；亦有贫无卓锥，而子孙卒能自奋为豪杰之士焉。卒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岂能逆料而预处之哉！昔人有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请诵是以为吾子孙之恒产，可乎？” 再如《庐州府学尊经阁记》。该文是应当时庐州知府之请而作，目的是要让到尊经阁读书的学子“知所以学”。谢铎说，推本而言，“修道之教则实在于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作古而后生不及见随怎么办，这个问题“圣人”早就为我们想到了：“圣人既因天命之性，而修道以为之教，又以为吾身有尽而道无穷，使不有文以载，以为继之之具，将何以遍天下及后世而为无穷之教化也哉！”于是有了相传的“圣人”之“经”。是为文献之必要，也就是读书之必要，已暗寓劝学于叙述之中。接着讲明诸子、史家与圣人之经（谢铎径称为“圣经”） 在功用上有差别，但最终目的都是“以求自造乎垂世立教之地”。以上是叙述， 皆为以下论学一段文字张本：“然载籍至是盖已不胜其多，而尊经之阁将有不得而容者矣。虽然，上之天道之幽微，下之人事之变革，以至名物度数之杂，钱谷甲兵之繁，皆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参考而博求之，则固无以体其全而究其极也。若曰所求于是者，不越记诵、训诂、词章之间，以钓声名、谋利禄而已，则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亦奚以多为哉！ 噫！此考亭朱夫子之训，吾徒所当世以为家法者也。不然，则颖悟之学，虽六经亦赘疣耳。”“然”“虽然”“不然”三重转跌，将读书的各种主要矛盾和辩证关系论说得十分透彻。
其他则有在叙事中不失时机地插入议论的，如《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在叙述完陈士贤因“抗折”权贵而被诬致死后、追述其生前其他可嘉事迹前，插入论说曰：“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又如《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在说完墓主致仕后，插入论说曰：“方公之力致其政以归也， 天下想闻其风采，以为有若公者，盖士方以进为荣，至老于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难，若公者其进退轻重于世何如哉！”（按：疑前句“以为有若公者”衍，后“若公者”前误脱“以为”。）这种在叙事时巧妙地夹带议论，仿佛价值追加的功夫，使所叙对象更加丰实厚重。
３．婉曲铺垫 深致其意文章“婉曲深致”，是作者思虑周全的表现。谢铎总是要将文章做“足”，就描写来说是反复衬托渲染，就抒情来说是层层铺进，就议论来说是层层思虑一转再转，务使读者无隙可钻。议论方面的表现，就拿上面引录的《恒产录序》中一段议论文字来说，“虽然”以下至“昔人有言”之前一段话，即使没有也不损害文意，而且文气也自然贯通，但谢铎就是要宕开一层，上言既“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矣，此更言“逆料”其或为士之贤而“预处之”，则子孙贤不贤、士不士不必论，而吾之录恒产为必需无疑，文章而至此则读者欲作一毫假设以诘之而不能矣。这种婉曲深致而终于周全便是谢铎文章的一大风格，这或许与其理学思辨的熏陶和为人谨慎有关。描写与抒情方面的表现则仍以《王尚德哀辞》为代表，此文我们在讨论他的祭文类作品时已引录过，其对于时间的记忆格外详细、明白，在看似平平无奇的流水般记叙中，其内在积压之情感也随着“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的历历细数而丝丝抽绎、层层叠进。文章从相交相知叙起，为情感的最终喷发做迂回包抄式的铺垫，如海潮将来时那天地间隐约滚动的白线，至“尚德之讣至”则已是大浪滚滚矣，读者以为此时谢铎必哭哀出声，然而，作者却将自己作为倾泻其对王尚德之情感的相对面做了一个特写，写其闻噩耗后“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式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如睹钱塘大潮般滚滚扑近，而作者终于“大恸失声”！这本是已达到高潮，而作者犹嫌未能深致其意，除了要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来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本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至此，其哀悼之深情厚谊正仿佛那近面扑来的海潮，不仅触手可及，而且已完全打湿了看客们的衣襟。
４．细节描写 优化语言谢铎的文章往往能注意细节描写，尤其是在刻画人物时，如《松坞黄公传》，主题基本就是由一连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构成，尤其是“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这个典型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有入木三分之效，而补写黄公死前一段文字更是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 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有时用细节进行反衬，则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史论《司马光》篇，要在短短两百来字的篇幅内，对历史上两位有争议的政治家作出优劣评议，是有困难的，而谢铎巧妙地选择了两个细节进行相互之间的反衬，就轻松地解决了问题：一是王安石为相时，“交阯小丑”曰“中国穷困生民， 欲以相拯”；二是司马光为相时，“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于是孰优孰劣，结论不下而明。有时则用于对环境的描写，通过对环境细节的刻画来渲染主人公的内在情操，如《筠心郭先生墓碣铭》，“墓碣铭”原本的命意是要“论列德善功烈”，而作者却通过对墓主生前居住环境上的细节描写来实现这一目的：“一室萧然，疏筠瘦石，左图右书，入其室，听其谈，殆不知人世间别有所谓尘俗气也。”寥寥数语，使读者如入其境而亲炙其人，这同时也归功于他写作时对语言进行优化组织的功夫，措辞简洁明朗而富韵味，“疏”“瘦”二字似入诗境画意，则室中拥书自雄者自非尘俗中人。谢铎的语言，总体来说是简单明朗，但这并不意味他不注重语言的修辞功夫。谢铎的修辞侧重在对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化上，他能巧妙地组织语词结构，以表述尽可能丰富的意思和情感。试比较下面两句话便不难明白： 前辈老成，典刑无几，予又安得不为先生铭哉？（《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 前辈典刑零落殆尽，不惟后生小子无所与归，而溪风山月亦无主领者矣，如之何而不悲且痛，而尚忍为先生铭哉？（《筠心郭先生墓碣铭》） 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在情感表达的力度和深度上却有着重大的差别，前一句看似抒情，实则是白描，后一句看似描述，实则是抒情，若单看后一句，自难看出谢铎在语言上所留意的工夫。
谢铎在表达他的感情的时候，有时不免含蓄而似略有欠缺，这就需要我们去留意他在别处所流露的情感，这又与他对语言的区别运用有关。不妨再看一例：嗟我同年几三百人，历事两朝，百十仅存。惟公耆德，不倦于勤。…… 既哭青溪，公复讣闻。（《祭宗伯傅先生文》） 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上面的两段文字说的意思也是一个，但谢铎根据文体的差异在语言的组织上就有相应的变化，通过联字的呼应、关联，散体的文字较之整饬的四言体容易形成跌宕的语势，随着“且”“既”“又”的层层转递，文章在情感上也就增益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谢铎的语言组织总是很自然，读来仿佛不曾经心，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就能感觉到他在这种自然明畅的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比如上面两段文字，同样的意思和类似的情感，谢铎在别处还有表达：“予同年进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顺甲申以迄于今，仅十有二年，中间得丧悲欢，盖物故者几五之一，感念今昔，不觉怅然为之出涕……”（同名诗题，可作诗序观）由于此处谢铎是用作诗题，而兼有序的性质，所以他用的是平叙的笔触，娓娓说去，要在“不觉”之间，而种种“得丧悲欢”的情感则留给了具体诗篇。
总之，谢铎丰富的文章创作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各种体裁灵活熟练的应用能力，和对语言变化与情感表达两者关系的艺术感悟能力。要补充的是，谢铎不仅善于通过散体文字的腾挪来达到优良的抒情效果，而且其对骈体以及四言形式的掌握与运用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祭林一中佥宪文》： 於乎！贵而不用，用而不尽，吾不敢以为兄恨；悦之者寡，不悦者众， 吾不敢以为兄痛。所以惓惓痛恨不能自已于吾者，上以为朝廷，下以为乡国，而深有叹乎吾党之孤也。然则絮酒炙鸡，岂足以酬知己万一焉者？鉴吾词之痛恨，庶足以慰兄于不死耳。於乎哀哉！尚享。
此篇文字抒情之恳切深挚，深得益于骈句的运用。其四言抒情之佼佼者则如《祭亡妻孔孺人文》《谒十五叔父墓祭文》等篇，如《祭亡妻孔孺人文》中一段： 昔与子别，一岁为期。今子别我，欲见何时？执手之言，惺惺在耳。
忍生而别，而竟以死。莫苦莫恨，死别生离。我兼而有，我实倍之。我儿呱呱，孰抚以保？我身茕茕，孰藉以老？我老而病，子壮而强。老或幸免， 壮溘以伤（疑“殇”）。彼苍者天，曷其有定。我覆我培，以俟以听。欲归未可，愧此酹词。我心之痛，子宁不知。
此中明显有仿学《诗经》《楚辞》的痕迹，如前四句即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的笔法，“彼苍者天，曷其有定”则从《唐风·鸨羽》中来，而“莫苦莫恨，死别生离”则是从《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化出。所贵在能为我所用，如盐入水，所有言语皆切入我之情怀，惺惺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