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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铎为我们总结了以下艺术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学思想中的个性特质。
一、创作态度要严肃谢铎对文学事业高度重视，这使他始终坚持一种观念，就是作家必须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甚至要到“不得已而有作”（《重修宗谱后序》）的程度。《刘氏宗谱序》曰：“君子于此有不得已焉，则自吾力之所能者为之谱。”《赤城新志序》云：“昔人谓述作之难，莫先于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则缺而已，缺犹将有起而继之者。妄作则诬，诬则是非混淆，真伪错杂，虽有继者，亦将无以善其后矣。故与其妄也宁缺，而作者慎焉。”这里是说谱和志的述作要严谨求实，而这种态度在谢铎其他的创作领域里也是一贯坚持的，如《感情诗序》云：“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赘言录序》云：“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情感不能自已乃有创作，正反映出不滥作的态度。
二、主体德性要高扬与不滥作之严肃的创作态度相关，谢铎对作家也就有了相应的高要求，即必须高扬主体的德性。《敬所陈先生集序》云：“若先生可谓困于其身而不困于所学者矣！昔人有言：‘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先生之行，自家以达于乡，环海以东，无大小贤不肖，皆尊仰之而不敢慢，则其所可传者，盖又不特声诗文字间也。彼之诗荐郊庙，文施典册，而行愧其言，终背其始，举平生而尽弃之者，其视先生何如哉？又况营营富贵利达之间，与万物同一澌尽，而一无可传者哉！噫！此豪杰之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后之观先生之诗与文者，尚亦有考于斯。”又《愚得先生文集序》云：“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然幸而用之郊庙朝廷天下矣，而行愧其言、事戾乎道，兹显也所以为辱也，奚贵哉。”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
三、创作需要先天的才情，更需要后天的学问谢铎承认创作需要个人才情，但同时更强调用学问来滋养，要读破万卷书，而后才能下笔如有神，要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需要“得之天者深，尽乎人者至”（《读怀麓堂稿》）两方面的功夫。这是除德性要求外对作家提出的另一个自我建设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文艺创作的又一层认识。《复李兆先》云： “辱示诸作，亟读再过，隐然有乔松着根、骥子坠地之势，孰得而遏之哉。…… 虽然，未可遽自足也。昔之称大君子者，固其天分之素定，然亦未有不自学问中来者，况夫天下之义理无穷，安有安坐一蹴以自至于圣贤之极致者哉！”《复戴武库师文》云：“夫灵识异禀，固天所予，而亦天所甚靳，旷世越代而不易以得者也。得之不易，而不能大肆力于学，以成就而结裹之，斯不亦为负天哉！”作家有创作的天分是好事，要好好利用，但更要用后天的学习去培育，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多读书、多学习。谢铎对李东阳的文学才能与成就推崇备至，以为“遍度今之名能文章必足以传世而行后者，实无逾执事”（《与李西涯学士》）。
他认为李东阳之所以能有这种成就，除天分才情而外，就是“好古问学”，能“根据六籍、泛滥百家”（《读怀麓堂稿》）。因此谢铎特别强调读书与学习。《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居常好读书，虽职务填委不少废，间出为文章，而尤工于诗， 往往逼唐律。”《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君虽职刑狱，而好学不倦，旁涉诸经、子史、唐宋诸大家，间发为文词，秾郁奋张，读之可想见其为人。”《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筠心郭先生墓志铭》：“先生初治《书经》，为举子业。既乃弃去，益博涉群书，为古文词而尤工于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谢铎自己更是广泛地学习前人，其广泛之程度，我们在讨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时将谈到。四、不仅学习汉唐名家，也学习宋之大家，且能自成一家《重刊石屏诗集序》曰：“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台雁唱酬诗序》云：“盖非独汉唐以下诸诗家之赠处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尝以韵，韵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诗之唱酬而至于次韵，一韵之次而至于累数百首，诗之变亦于是乎极矣。噫！诗之变化无穷，而人心之妙用亦相与无穷，况夫义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穷求之哉！”从中不难看出谢铎的雄心，他不但要宗法汉唐， 而且还要汲取宋诗的精华，以期自成一家。谢铎认为文学创作要“自成一家”， 这样才算是有些建树了，因此谢铎对当时在他看来在诗文领域能“自成一家” 的章乐清、王汶等人都多次给予首肯和嘉奖（《侍郎章公墓志铭》《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但是，“文章自古几名家，半是枝头叶上花”（《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要想在文学创作领域自成一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靠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所谓自成一家也正包含着具有自己创造性特色的意思。《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的第一首“入道从来各有门，几何能解绝尘奔。文章亦是天机杼，笑杀随人脚后跟”便是鲜明地强调了这一点。
五、不为溃烂雕琢，追求明易自然要创新以自成一家并不意味着要刻意于奇崛怪异，谢铎对“不为溃烂即聱牙”的求新求变的作风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最多只是一时争春的枝上之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谢铎认可“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的观点，认为文词“蹇劣”不是理想的作品（《书赤城新志后》），但他同时也反对“斩绝奇险”（《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和过分的“雕琢”（《侍郎章公墓志铭》），而谢铎更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他对自然、明易风格的艺术追求。
六、辛勤耕耘，穷而后工谢铎在承认文学事业值得追求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追求的不易。《重刊石屏诗集序》云：“宋之南渡，吾台文献实称东南上郡，而诗人亦多有声江湖间， 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当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而石屏独工于诗以穷，岂诗固能穷人哉？盖天之于富贵，往往在所不惜，而于斯文之权，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气，必间世而后得； 富贵，则倘来之物，赵孟之所能贱者也。故一代之兴起而为将相者，比肩接迹， 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数，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郁其志，俾之穷极而后已。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虽然这种“穷而后工”的感慨几百年前即已有人抒发过，而且发这种牢骚的也代不乏人，但并不能因此就抹杀一个具体的创作者在艺术追求的路途中亲尝的艰辛。
七、文以明道，文章要切乎实用、关乎世教谢铎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着重论述了文以明道和切乎实用的观点：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若《易》若《礼》， 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 非文之弊，则文之赘也。斯甚矣，乃若虽不主于明道而于道不可离，虽不专于纪事而于事不可缓，是固不得已于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庙朝廷， 下而乡党邦国，近之一家，远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
《赤城后集序》“昔人有言：‘文章不关世教，虽工弗取。’是集……宁知非世教万一之助也哉”云云，则首肯了文章切乎实用观念的另一个侧面：关乎世教。因而谢铎对实用性强的文体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关系社稷民生的文章（所谓“告君之词”）大力推介，时人章乐清“以为文之有关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词。
故平生之文，奏议为多”（《侍郎章公墓志铭》），谢铎便大为嘉许。谢铎明确表示“惟论谏告君之词，在文章最为用世急务”，而对“告君”类作品尤多的王景昭更是高度赞扬，誉为“凤鸣朝阳”（《复王景昭侍御》）；而对因种种原因未能留下这种关系国计民生之作品者，则表示莫大的遗憾：“秋官亚卿畏斋林公既没之二十有二年，其嗣子太学生薇始克收拾公之遗稿，得诗若文凡三十四首，盖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者也。公博学好古，聚书几万卷……后先历官几三十年，所谓论谏、谕俗之篇，明刑弼教之谟，皆公所宜有也，而此一不之见，岂公之没，生方在髫龀，故散落至此，抑公之克举其官，敭历中外，将不在言语文字间耶？”（《读畏斋存稿》）谢铎还手编《赤城论谏录》，其强烈的动机正是在“其文之有关治道”（《书赤城论谏录后》）。
八、诗文抒情言志，可以导达意气谢铎认为，《诗经》之创作就是为了用来顺理人的性情，即所谓“为之《诗》以理性情”（《卢州府学尊经阁记》），故凡“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辄作诗（《感情诗序》），为亡友作哀辞则可以“洩吾哀”（《王尚德哀辞》），即发泄自己对亡友的哀情。谢铎在《赘言录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历，上之天道之灾祥，下之人事之兴革，目之所经，心之所感，其能已于言乎？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在《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中又说：“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 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其对诗歌之关乎性情、可以导达意气的体认是何等亲切。因此谢铎很能体会别人创作的情感基础，他在看了同年陈德修创作的《六嬉图辞》后写道：“君初为金华守，意有所不乐，将归隐故山，因作此以寄兴。”（《书六嬉图后》）这正是以文学作品情感的共通互感为认识基础。“情”和“志”是相关联的，诗歌能抒情，当然也能言志，谢铎在《复李西涯》书信中说：“恶诗数首，谅亦随达。平生鄙志，此亦可见。”当时谢铎便是借助诗歌向李东阳传达他退隐的思想和志愿。
九、文实之辨：文贵其实“实”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容，二是内容（包括情感） 信实而不伪造。
谢铎在《重修宗谱后序》中提出了文实之辨：“虽然枝分派别，昭穆亲疏，秩然不紊，一举目间，而千百年之世数如指诸掌者，谱之文也。所谓尊祖，所谓敬宗，所谓收族，所谓崇恩爱长和睦，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则文之实也。”紧接着便强调文贵其实：“立法创制，本之躬行之实，而不能不著之文，以传示天下后世者，上也。因其文之著，以力求造乎其实，而不已焉者，次也。”并极力反对虚伪造作、无中生有：“若乃饰轮辕为虚车，而弃之如刍狗，顾举以号于人曰：‘吾谱某法也，吾谱某例也。’则亦将焉用彼为哉！”谢铎此处虽是针对宗谱而说，但观其在《刘氏宗谱序》“夫谱，文也，由文以求其实，犹惧其或不至，况又于文而伪乎”云云，则可知他“文实之辨”是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文体的，“实”与“文” （与“实”相对，非是广义的“文章”之意思）这两个概念不是仅从宗谱这一种体裁中抽绎出来的，其“文贵其实”的思想是可以涵盖所有文学创作的。谢铎反对刻意“雕琢”、“斩绝奇险”，追求明易、自然，也正与他这种“文贵其实”的思想有关，谢铎在谈礼乐问题的时候说“文胜而过其质，本是不好的”（《先进于礼乐》），正与这种思想相通。
十、复古谢铎有复古倾向，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在谈礼乐时说：“盖先进礼乐正是那文武周公监二代而损益的，后进礼乐却是周末文胜的礼乐，这都已失了那文武周公的初意，我若用这礼乐，必须要从那先进的，这后进的却决不敢从。” （《先进于礼乐》）在谈学校教育时说：“古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其本在躬行， 其教之之法，盖无所不具。……三代以降，此意既微，士各以其性之所近为学， 而不复知有圣贤之大道，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则已难乎其人矣。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 （《重修长垣县学记》）这“而今”以下的话，明显是场面上的官话，而谢铎的真实意思，却正在“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谢铎这种复古的倾向同样也表现在对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认识上。他在《贞肃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早以诗鸣，与王城公力追古作，盖吾台之诗，自天顺成化来，始一变以复于古，而今之称大家者宗焉。”这便是文学复古思想的明确表露。其他如《愚得先生文集序》：“铎叔父愚得先生博学好古，盖尝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于文矣。”《复太守文》：“读《谢病疏》暨约游雁山诸记，庄重缜密，宛然有古作者之风，乃知别后数十年造诣如是，其至独诗与文也哉！”等等。我们从中都能看到他在文学中提倡复古的倾向。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则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谢铎自己在创作中的复古追求。
一、创作态度要严肃谢铎对文学事业高度重视，这使他始终坚持一种观念，就是作家必须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甚至要到“不得已而有作”（《重修宗谱后序》）的程度。《刘氏宗谱序》曰：“君子于此有不得已焉，则自吾力之所能者为之谱。”《赤城新志序》云：“昔人谓述作之难，莫先于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则缺而已，缺犹将有起而继之者。妄作则诬，诬则是非混淆，真伪错杂，虽有继者，亦将无以善其后矣。故与其妄也宁缺，而作者慎焉。”这里是说谱和志的述作要严谨求实，而这种态度在谢铎其他的创作领域里也是一贯坚持的，如《感情诗序》云：“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赘言录序》云：“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情感不能自已乃有创作，正反映出不滥作的态度。
二、主体德性要高扬与不滥作之严肃的创作态度相关，谢铎对作家也就有了相应的高要求，即必须高扬主体的德性。《敬所陈先生集序》云：“若先生可谓困于其身而不困于所学者矣！昔人有言：‘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先生之行，自家以达于乡，环海以东，无大小贤不肖，皆尊仰之而不敢慢，则其所可传者，盖又不特声诗文字间也。彼之诗荐郊庙，文施典册，而行愧其言，终背其始，举平生而尽弃之者，其视先生何如哉？又况营营富贵利达之间，与万物同一澌尽，而一无可传者哉！噫！此豪杰之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后之观先生之诗与文者，尚亦有考于斯。”又《愚得先生文集序》云：“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然幸而用之郊庙朝廷天下矣，而行愧其言、事戾乎道，兹显也所以为辱也，奚贵哉。”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
三、创作需要先天的才情，更需要后天的学问谢铎承认创作需要个人才情，但同时更强调用学问来滋养，要读破万卷书，而后才能下笔如有神，要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需要“得之天者深，尽乎人者至”（《读怀麓堂稿》）两方面的功夫。这是除德性要求外对作家提出的另一个自我建设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文艺创作的又一层认识。《复李兆先》云： “辱示诸作，亟读再过，隐然有乔松着根、骥子坠地之势，孰得而遏之哉。…… 虽然，未可遽自足也。昔之称大君子者，固其天分之素定，然亦未有不自学问中来者，况夫天下之义理无穷，安有安坐一蹴以自至于圣贤之极致者哉！”《复戴武库师文》云：“夫灵识异禀，固天所予，而亦天所甚靳，旷世越代而不易以得者也。得之不易，而不能大肆力于学，以成就而结裹之，斯不亦为负天哉！”作家有创作的天分是好事，要好好利用，但更要用后天的学习去培育，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多读书、多学习。谢铎对李东阳的文学才能与成就推崇备至，以为“遍度今之名能文章必足以传世而行后者，实无逾执事”（《与李西涯学士》）。
他认为李东阳之所以能有这种成就，除天分才情而外，就是“好古问学”，能“根据六籍、泛滥百家”（《读怀麓堂稿》）。因此谢铎特别强调读书与学习。《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居常好读书，虽职务填委不少废，间出为文章，而尤工于诗， 往往逼唐律。”《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君虽职刑狱，而好学不倦，旁涉诸经、子史、唐宋诸大家，间发为文词，秾郁奋张，读之可想见其为人。”《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筠心郭先生墓志铭》：“先生初治《书经》，为举子业。既乃弃去，益博涉群书，为古文词而尤工于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谢铎自己更是广泛地学习前人，其广泛之程度，我们在讨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时将谈到。四、不仅学习汉唐名家，也学习宋之大家，且能自成一家《重刊石屏诗集序》曰：“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台雁唱酬诗序》云：“盖非独汉唐以下诸诗家之赠处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尝以韵，韵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诗之唱酬而至于次韵，一韵之次而至于累数百首，诗之变亦于是乎极矣。噫！诗之变化无穷，而人心之妙用亦相与无穷，况夫义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穷求之哉！”从中不难看出谢铎的雄心，他不但要宗法汉唐， 而且还要汲取宋诗的精华，以期自成一家。谢铎认为文学创作要“自成一家”， 这样才算是有些建树了，因此谢铎对当时在他看来在诗文领域能“自成一家” 的章乐清、王汶等人都多次给予首肯和嘉奖（《侍郎章公墓志铭》《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但是，“文章自古几名家，半是枝头叶上花”（《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要想在文学创作领域自成一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靠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所谓自成一家也正包含着具有自己创造性特色的意思。《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的第一首“入道从来各有门，几何能解绝尘奔。文章亦是天机杼，笑杀随人脚后跟”便是鲜明地强调了这一点。
五、不为溃烂雕琢，追求明易自然要创新以自成一家并不意味着要刻意于奇崛怪异，谢铎对“不为溃烂即聱牙”的求新求变的作风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最多只是一时争春的枝上之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谢铎认可“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的观点，认为文词“蹇劣”不是理想的作品（《书赤城新志后》），但他同时也反对“斩绝奇险”（《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和过分的“雕琢”（《侍郎章公墓志铭》），而谢铎更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他对自然、明易风格的艺术追求。
六、辛勤耕耘，穷而后工谢铎在承认文学事业值得追求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追求的不易。《重刊石屏诗集序》云：“宋之南渡，吾台文献实称东南上郡，而诗人亦多有声江湖间， 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当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而石屏独工于诗以穷，岂诗固能穷人哉？盖天之于富贵，往往在所不惜，而于斯文之权，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气，必间世而后得； 富贵，则倘来之物，赵孟之所能贱者也。故一代之兴起而为将相者，比肩接迹， 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数，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郁其志，俾之穷极而后已。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虽然这种“穷而后工”的感慨几百年前即已有人抒发过，而且发这种牢骚的也代不乏人，但并不能因此就抹杀一个具体的创作者在艺术追求的路途中亲尝的艰辛。
七、文以明道，文章要切乎实用、关乎世教谢铎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着重论述了文以明道和切乎实用的观点：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若《易》若《礼》， 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 非文之弊，则文之赘也。斯甚矣，乃若虽不主于明道而于道不可离，虽不专于纪事而于事不可缓，是固不得已于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庙朝廷， 下而乡党邦国，近之一家，远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
《赤城后集序》“昔人有言：‘文章不关世教，虽工弗取。’是集……宁知非世教万一之助也哉”云云，则首肯了文章切乎实用观念的另一个侧面：关乎世教。因而谢铎对实用性强的文体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关系社稷民生的文章（所谓“告君之词”）大力推介，时人章乐清“以为文之有关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词。
故平生之文，奏议为多”（《侍郎章公墓志铭》），谢铎便大为嘉许。谢铎明确表示“惟论谏告君之词，在文章最为用世急务”，而对“告君”类作品尤多的王景昭更是高度赞扬，誉为“凤鸣朝阳”（《复王景昭侍御》）；而对因种种原因未能留下这种关系国计民生之作品者，则表示莫大的遗憾：“秋官亚卿畏斋林公既没之二十有二年，其嗣子太学生薇始克收拾公之遗稿，得诗若文凡三十四首，盖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者也。公博学好古，聚书几万卷……后先历官几三十年，所谓论谏、谕俗之篇，明刑弼教之谟，皆公所宜有也，而此一不之见，岂公之没，生方在髫龀，故散落至此，抑公之克举其官，敭历中外，将不在言语文字间耶？”（《读畏斋存稿》）谢铎还手编《赤城论谏录》，其强烈的动机正是在“其文之有关治道”（《书赤城论谏录后》）。
八、诗文抒情言志，可以导达意气谢铎认为，《诗经》之创作就是为了用来顺理人的性情，即所谓“为之《诗》以理性情”（《卢州府学尊经阁记》），故凡“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辄作诗（《感情诗序》），为亡友作哀辞则可以“洩吾哀”（《王尚德哀辞》），即发泄自己对亡友的哀情。谢铎在《赘言录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历，上之天道之灾祥，下之人事之兴革，目之所经，心之所感，其能已于言乎？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在《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中又说：“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 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其对诗歌之关乎性情、可以导达意气的体认是何等亲切。因此谢铎很能体会别人创作的情感基础，他在看了同年陈德修创作的《六嬉图辞》后写道：“君初为金华守，意有所不乐，将归隐故山，因作此以寄兴。”（《书六嬉图后》）这正是以文学作品情感的共通互感为认识基础。“情”和“志”是相关联的，诗歌能抒情，当然也能言志，谢铎在《复李西涯》书信中说：“恶诗数首，谅亦随达。平生鄙志，此亦可见。”当时谢铎便是借助诗歌向李东阳传达他退隐的思想和志愿。
九、文实之辨：文贵其实“实”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容，二是内容（包括情感） 信实而不伪造。
谢铎在《重修宗谱后序》中提出了文实之辨：“虽然枝分派别，昭穆亲疏，秩然不紊，一举目间，而千百年之世数如指诸掌者，谱之文也。所谓尊祖，所谓敬宗，所谓收族，所谓崇恩爱长和睦，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则文之实也。”紧接着便强调文贵其实：“立法创制，本之躬行之实，而不能不著之文，以传示天下后世者，上也。因其文之著，以力求造乎其实，而不已焉者，次也。”并极力反对虚伪造作、无中生有：“若乃饰轮辕为虚车，而弃之如刍狗，顾举以号于人曰：‘吾谱某法也，吾谱某例也。’则亦将焉用彼为哉！”谢铎此处虽是针对宗谱而说，但观其在《刘氏宗谱序》“夫谱，文也，由文以求其实，犹惧其或不至，况又于文而伪乎”云云，则可知他“文实之辨”是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文体的，“实”与“文” （与“实”相对，非是广义的“文章”之意思）这两个概念不是仅从宗谱这一种体裁中抽绎出来的，其“文贵其实”的思想是可以涵盖所有文学创作的。谢铎反对刻意“雕琢”、“斩绝奇险”，追求明易、自然，也正与他这种“文贵其实”的思想有关，谢铎在谈礼乐问题的时候说“文胜而过其质，本是不好的”（《先进于礼乐》），正与这种思想相通。
十、复古谢铎有复古倾向，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在谈礼乐时说：“盖先进礼乐正是那文武周公监二代而损益的，后进礼乐却是周末文胜的礼乐，这都已失了那文武周公的初意，我若用这礼乐，必须要从那先进的，这后进的却决不敢从。” （《先进于礼乐》）在谈学校教育时说：“古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其本在躬行， 其教之之法，盖无所不具。……三代以降，此意既微，士各以其性之所近为学， 而不复知有圣贤之大道，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则已难乎其人矣。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 （《重修长垣县学记》）这“而今”以下的话，明显是场面上的官话，而谢铎的真实意思，却正在“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谢铎这种复古的倾向同样也表现在对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认识上。他在《贞肃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早以诗鸣，与王城公力追古作，盖吾台之诗，自天顺成化来，始一变以复于古，而今之称大家者宗焉。”这便是文学复古思想的明确表露。其他如《愚得先生文集序》：“铎叔父愚得先生博学好古，盖尝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于文矣。”《复太守文》：“读《谢病疏》暨约游雁山诸记，庄重缜密，宛然有古作者之风，乃知别后数十年造诣如是，其至独诗与文也哉！”等等。我们从中都能看到他在文学中提倡复古的倾向。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则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谢铎自己在创作中的复古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