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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初至正德之间的文学流变态势，《明史·文苑传序》中有一番精辟的论述：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① 从上述论评中，可以看出明初文坛活跃的诸多文士如宋濂、王祎、方孝孺都直接承继元末道统与文风，他们既是鸿儒钜子，又是文章宗府；与此同时，他们均为浙东人，又使当时文坛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文化的特色。永乐初，方孝孺一案牵连甚广，浙东文化事业亦受到严重冲击。在朝中执文坛之牛耳的，是解缙、杨士奇等江西籍文士。从永乐至宣德年间，沉沓啴缓的“台阁体”诗风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作为“台阁体”代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在政治上秉钧执衡，进而使以他们为主导的诗文创作带有一种雍荣浮华的气象。从本质上来说，台阁体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文学本身的审美性、抒情性要求往往受制于创作主体荣衔、位望等外在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官腔官样。正如明人皇甫汸在《解颐新语》卷八中说：“今之诗曰台阁体、曰翰林体，是位诗、事诗也。”②明宣宗亲自参与到“台阁体”创作中来，便是最好的证明。宣宗喜诗，并将诗歌切磋看成朝廷重文兴教的一个方面。他在位的十年期间，致力于网罗文士，以“三杨”为代表的文臣颇得宠渥，他们不但为治国经邦的干城，又是侍筵酬唱的俦侣，台阁体能够长盛不衰也就不足为怪了。宣宗躬亲风雅，谙于讽咏，其诗既有骚体的《猗兰操》，又有类同典诰的《读典篇诗》；内容既有哀丝豪竹伴侍的宴飨，又有关注农夫蚕妇的悲悯。客观地说，其文学手法是多元的，题材选择也是多样的。然而，久处宫闱，远离下层社会，他的诗只能依靠典故、想象以及训诫、说教来传达主题，因此即使是他的《悯农诗》亦充斥着“崇本息末”的治国理念，却很难觅到源自内心情蕴的感发。虽然他的《祭社稷承甘雨》一诗中也有“蔬畦垄麦望连延，一夜青青总春色”这样清新可喜的句子，但是它们却淹没在诸如“茫茫寰区天赤子，天与祖宗同付畀。
万机之暇予何营，一念惓惓在民事”①等大肆自我标榜的语句中，诗歌自身的审美特性无一例外地被浓郁的政治意识吞没了。所以，从整体上感受宣宗以及三杨等人的诗作，色彩、灵动、韵律、情蕴等元素都是异常缺乏的，而这些又是构成诗歌风神与骨力的根源，所以其沉沓啴缓、雍弱浮华的通病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宣宗去世，英宗即位，台阁体的发展开始趋于没落。一方面新君年幼，才识俱缺，不可能再像前朝皇帝那样频繁地召集文臣赋诵；另一方面像权奸王振等人日益用事，“三杨”为首的阁臣皆逊避不及，创作心志及文事活动便大大减少。再加上内忧外患不断发生，上层夺权矛盾激烈，台阁体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随着正统五年（１４４０）杨荣去世，九年（１４４４）杨士奇去世，十一年（１４４６）杨溥去世，台阁体诗风的败落已愈加显明。然而，台阁体对后世的影响却长时间内潜在地保留着。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五中说：“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自注：汪伯玉也）。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②这即说明三杨之后，李东阳又成为台阁体继起的代表。他进一步分析杨、李之间的创作得失说：“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李源出于虞到源，秾于杨而法不如，简于宋而学不足，岂非天才固优，惮于结撰者耶？……刘文安充而近，丘文庄裁而俗，杨文懿该而凡，彭文思达而易。
复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亦李流辈也。”③王世贞认为，李东阳、丘浚、彭华、程敏政、吴宽、王鏊、谢铎等人乃是台阁体在成、弘、正三朝时期的殿军，换言之，茶陵诗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台阁体后期发展的文脉中来。王世贞的看法基本是不错的，但也应该看到，茶陵诗派成员本身的生平仕历及才性品格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多元的创作面貌和多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还是足够以此与思想贫弱、形式单一的台阁体划分开来的。不止如此，茶陵诗派的创作主张中孕育了浓厚的复古思想，当前七子成员何景明、李梦阳、康海等人从中分化出来提出自己的复古理论的时候，无形之下已默化其中而不自知了。
这一期间与平正典雅的文风相对应，在野诗派的另类、怪奇的风气开始出现。据《明史·文苑传》称：“刘溥，字原博，长洲人。……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①除了刘溥，其余九人并有附传，可知“景泰十才子”作为一支文坛新兴势力已得到较充分的注意。另外以怪怪奇奇名家的还有成化二年（１４６６）进士张弼，他还是李东阳、谢铎的挚友。《明史·文苑传》载：“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
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铎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铎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②惜张弼于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六月十三日卒于故乡华亭，谢铎又亲为之作《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叙述两人交谊：“始予天顺初与吾友今亚卿黄君世显、故方伯陈君士贤、佥宪林君一中， 识君于礼部，盖三十年于兹矣。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草书之妙论者，至推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谓文人者，类近浮薄，君独惇尚行履，慨然以风节自将，虽论议间杂谐谑，而往往必以理胜。故彭都宪凤仪尝论其天分、人品、问学、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尝为予戏评其所能曰：‘人故以书名我，公论哉？吾自视文为最，诗次之，书又次之，其他则非吾所敢知也。’恒相与一笑而罢。噫！昔人称赵孟为书画所掩，世莫克尽知其文章与经济之学。然则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①从这篇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张弼诗文力矫浮薄、尚理重行的思想倾向及特色。谢铎对此的赞词，亦表明了他有着同样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旨趣。除了张弼之外，像罗玘、桑悦亦是推崇韩愈、陈师道文气诗风的代表，他们无疑对茶陵派的分化以及前七子的崛起产生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万机之暇予何营，一念惓惓在民事”①等大肆自我标榜的语句中，诗歌自身的审美特性无一例外地被浓郁的政治意识吞没了。所以，从整体上感受宣宗以及三杨等人的诗作，色彩、灵动、韵律、情蕴等元素都是异常缺乏的，而这些又是构成诗歌风神与骨力的根源，所以其沉沓啴缓、雍弱浮华的通病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宣宗去世，英宗即位，台阁体的发展开始趋于没落。一方面新君年幼，才识俱缺，不可能再像前朝皇帝那样频繁地召集文臣赋诵；另一方面像权奸王振等人日益用事，“三杨”为首的阁臣皆逊避不及，创作心志及文事活动便大大减少。再加上内忧外患不断发生，上层夺权矛盾激烈，台阁体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随着正统五年（１４４０）杨荣去世，九年（１４４４）杨士奇去世，十一年（１４４６）杨溥去世，台阁体诗风的败落已愈加显明。然而，台阁体对后世的影响却长时间内潜在地保留着。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五中说：“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自注：汪伯玉也）。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②这即说明三杨之后，李东阳又成为台阁体继起的代表。他进一步分析杨、李之间的创作得失说：“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李源出于虞到源，秾于杨而法不如，简于宋而学不足，岂非天才固优，惮于结撰者耶？……刘文安充而近，丘文庄裁而俗，杨文懿该而凡，彭文思达而易。
复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亦李流辈也。”③王世贞认为，李东阳、丘浚、彭华、程敏政、吴宽、王鏊、谢铎等人乃是台阁体在成、弘、正三朝时期的殿军，换言之，茶陵诗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台阁体后期发展的文脉中来。王世贞的看法基本是不错的，但也应该看到，茶陵诗派成员本身的生平仕历及才性品格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多元的创作面貌和多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还是足够以此与思想贫弱、形式单一的台阁体划分开来的。不止如此，茶陵诗派的创作主张中孕育了浓厚的复古思想，当前七子成员何景明、李梦阳、康海等人从中分化出来提出自己的复古理论的时候，无形之下已默化其中而不自知了。
这一期间与平正典雅的文风相对应，在野诗派的另类、怪奇的风气开始出现。据《明史·文苑传》称：“刘溥，字原博，长洲人。……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①除了刘溥，其余九人并有附传，可知“景泰十才子”作为一支文坛新兴势力已得到较充分的注意。另外以怪怪奇奇名家的还有成化二年（１４６６）进士张弼，他还是李东阳、谢铎的挚友。《明史·文苑传》载：“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
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铎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铎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②惜张弼于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六月十三日卒于故乡华亭，谢铎又亲为之作《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叙述两人交谊：“始予天顺初与吾友今亚卿黄君世显、故方伯陈君士贤、佥宪林君一中， 识君于礼部，盖三十年于兹矣。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草书之妙论者，至推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谓文人者，类近浮薄，君独惇尚行履，慨然以风节自将，虽论议间杂谐谑，而往往必以理胜。故彭都宪凤仪尝论其天分、人品、问学、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尝为予戏评其所能曰：‘人故以书名我，公论哉？吾自视文为最，诗次之，书又次之，其他则非吾所敢知也。’恒相与一笑而罢。噫！昔人称赵孟为书画所掩，世莫克尽知其文章与经济之学。然则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①从这篇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张弼诗文力矫浮薄、尚理重行的思想倾向及特色。谢铎对此的赞词，亦表明了他有着同样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旨趣。除了张弼之外，像罗玘、桑悦亦是推崇韩愈、陈师道文气诗风的代表，他们无疑对茶陵派的分化以及前七子的崛起产生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