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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铎一生勤于著述，其诗文集初编为《桃溪杂稿》，再编为《桃溪净稿》，三编为《桃溪类稿》。今《桃溪杂稿》虽佚，然《桃溪净稿》八十四卷全存，《桃溪类稿》六十卷尚存五十一卷。据《桃溪净稿》统计，有诗１００６题，１５５３篇，有文３４７篇；《桃溪类稿》则收诗１３３３题，共１９３６篇，文４４７篇。根据这些诗文，我们可以对谢铎的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成就进行研究。
谢铎对文学是很重视的。他在《复戴武库师文》中说：“心志之蕴蓄、义理之英华，恒必待言而后见，而文则言之精也。”在《赤城后集序》中更是明确强调：“文章，道德之英华，而功业之在天下后世，未有不待是以传者。故不朽之论，虽不能不后于功德，而究其所系，反或有重于彼者。”谢铎为自己的诗文集编年，又作《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云：“吾无似，虽时有所感而亦不良于言，安敢望其成文有章，以庶几作者之域，然犹不忍悉弃而录之者，特以志吾履历之岁月，以见遭逢之幸，俾吾子若孙百世之下有所征而不敢忘焉耳。”自己的一部分诗稿丢了，还为之写《悼诗》：“胠箧分明奈尔何，鹤声一一已无多。朱弦自爱齐门瑟，白雪谁酬郢上歌。好事定应供覆缶，苦心宁复念填波。也知不是丰城剑，敢望神灵有护呵。”他还时不时地翻改旧稿，其《读旧诗有感》云：“老去为诗兴尽阑，多情花鸟未须烦。前题再把不能改，旧稿有时聊自翻。吾道乾坤终古在，骚坛风月几人存。也知不朽元非此，旷缺平生敢重论。”如此种种，皆可看出谢铎对自己文学事业的重视。综观谢铎的诗文作品，可以明显看出他具有鲜明的文学思想、开阔的创作视野和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体现了他丰富而卓越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折射出当下社会环境的激荡和变迁。
关于明初至正德之间的文学流变态势，《明史·文苑传序》中有一番精辟的论述：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① 从上述论评中，可以看出明初文坛活跃的诸多文士如宋濂、王祎、方孝孺都直接承继元末道统与文风，他们既是鸿儒钜子，又是文章宗府；与此同时，他们均为浙东人，又使当时文坛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文化的特色。永乐初，方孝孺一案牵连甚广，浙东文化事业亦受到严重冲击。在朝中执文坛之牛耳的，是解缙、杨士奇等江西籍文士。从永乐至宣德年间，沉沓啴缓的“台阁体”诗风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作为“台阁体”代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在政治上秉钧执衡，进而使以他们为主导的诗文创作带有一种雍荣浮华的气象。从本质上来说，台阁体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文学本身的审美性、抒情性要求往往受制于创作主体荣衔、位望等外在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官腔官样。正如明人皇甫汸在《解颐新语》卷八中说：“今之诗曰台阁体、曰翰林体，是位诗、事诗也。”②明宣宗亲自参与到“台阁体”创作中来，便是最好的证明。宣宗喜诗，并将诗歌切磋看成朝廷重文兴教的一个方面。他在位的十年期间，致力于网罗文士，以“三杨”为代表的文臣颇得宠渥，他们不但为治国经邦的干城，又是侍筵酬唱的俦侣，台阁体能够长盛不衰也就不足为怪了。宣宗躬亲风雅，谙于讽咏，其诗既有骚体的《猗兰操》，又有类同典诰的《读典篇诗》；内容既有哀丝豪竹伴侍的宴飨，又有关注农夫蚕妇的悲悯。客观地说，其文学手法是多元的，题材选择也是多样的。然而，久处宫闱，远离下层社会，他的诗只能依靠典故、想象以及训诫、说教来传达主题，因此即使是他的《悯农诗》亦充斥着“崇本息末”的治国理念，却很难觅到源自内心情蕴的感发。虽然他的《祭社稷承甘雨》一诗中也有“蔬畦垄麦望连延，一夜青青总春色”这样清新可喜的句子，但是它们却淹没在诸如“茫茫寰区天赤子，天与祖宗同付畀。
万机之暇予何营，一念惓惓在民事”①等大肆自我标榜的语句中，诗歌自身的审美特性无一例外地被浓郁的政治意识吞没了。所以，从整体上感受宣宗以及三杨等人的诗作，色彩、灵动、韵律、情蕴等元素都是异常缺乏的，而这些又是构成诗歌风神与骨力的根源，所以其沉沓啴缓、雍弱浮华的通病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宣宗去世，英宗即位，台阁体的发展开始趋于没落。一方面新君年幼，才识俱缺，不可能再像前朝皇帝那样频繁地召集文臣赋诵；另一方面像权奸王振等人日益用事，“三杨”为首的阁臣皆逊避不及，创作心志及文事活动便大大减少。再加上内忧外患不断发生，上层夺权矛盾激烈，台阁体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随着正统五年（１４４０）杨荣去世，九年（１４４４）杨士奇去世，十一年（１４４６）杨溥去世，台阁体诗风的败落已愈加显明。然而，台阁体对后世的影响却长时间内潜在地保留着。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五中说：“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自注：汪伯玉也）。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②这即说明三杨之后，李东阳又成为台阁体继起的代表。他进一步分析杨、李之间的创作得失说：“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李源出于虞到源，秾于杨而法不如，简于宋而学不足，岂非天才固优，惮于结撰者耶？……刘文安充而近，丘文庄裁而俗，杨文懿该而凡，彭文思达而易。
复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亦李流辈也。”③王世贞认为，李东阳、丘浚、彭华、程敏政、吴宽、王鏊、谢铎等人乃是台阁体在成、弘、正三朝时期的殿军，换言之，茶陵诗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台阁体后期发展的文脉中来。王世贞的看法基本是不错的，但也应该看到，茶陵诗派成员本身的生平仕历及才性品格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多元的创作面貌和多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还是足够以此与思想贫弱、形式单一的台阁体划分开来的。不止如此，茶陵诗派的创作主张中孕育了浓厚的复古思想，当前七子成员何景明、李梦阳、康海等人从中分化出来提出自己的复古理论的时候，无形之下已默化其中而不自知了。
这一期间与平正典雅的文风相对应，在野诗派的另类、怪奇的风气开始出现。据《明史·文苑传》称：“刘溥，字原博，长洲人。……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①除了刘溥，其余九人并有附传，可知“景泰十才子”作为一支文坛新兴势力已得到较充分的注意。另外以怪怪奇奇名家的还有成化二年（１４６６）进士张弼，他还是李东阳、谢铎的挚友。《明史·文苑传》载：“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
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铎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铎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②惜张弼于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六月十三日卒于故乡华亭，谢铎又亲为之作《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叙述两人交谊：“始予天顺初与吾友今亚卿黄君世显、故方伯陈君士贤、佥宪林君一中， 识君于礼部，盖三十年于兹矣。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草书之妙论者，至推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谓文人者，类近浮薄，君独惇尚行履，慨然以风节自将，虽论议间杂谐谑，而往往必以理胜。故彭都宪凤仪尝论其天分、人品、问学、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尝为予戏评其所能曰：‘人故以书名我，公论哉？吾自视文为最，诗次之，书又次之，其他则非吾所敢知也。’恒相与一笑而罢。噫！昔人称赵孟为书画所掩，世莫克尽知其文章与经济之学。然则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①从这篇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张弼诗文力矫浮薄、尚理重行的思想倾向及特色。谢铎对此的赞词，亦表明了他有着同样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旨趣。除了张弼之外，像罗玘、桑悦亦是推崇韩愈、陈师道文气诗风的代表，他们无疑对茶陵派的分化以及前七子的崛起产生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 $%B.NOP 谢铎为我们总结了以下艺术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学思想中的个性特质。
一、创作态度要严肃谢铎对文学事业高度重视，这使他始终坚持一种观念，就是作家必须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甚至要到“不得已而有作”（《重修宗谱后序》）的程度。《刘氏宗谱序》曰：“君子于此有不得已焉，则自吾力之所能者为之谱。”《赤城新志序》云：“昔人谓述作之难，莫先于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则缺而已，缺犹将有起而继之者。妄作则诬，诬则是非混淆，真伪错杂，虽有继者，亦将无以善其后矣。故与其妄也宁缺，而作者慎焉。”这里是说谱和志的述作要严谨求实，而这种态度在谢铎其他的创作领域里也是一贯坚持的，如《感情诗序》云：“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赘言录序》云：“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情感不能自已乃有创作，正反映出不滥作的态度。
二、主体德性要高扬与不滥作之严肃的创作态度相关，谢铎对作家也就有了相应的高要求，即必须高扬主体的德性。《敬所陈先生集序》云：“若先生可谓困于其身而不困于所学者矣！昔人有言：‘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先生之行，自家以达于乡，环海以东，无大小贤不肖，皆尊仰之而不敢慢，则其所可传者，盖又不特声诗文字间也。彼之诗荐郊庙，文施典册，而行愧其言，终背其始，举平生而尽弃之者，其视先生何如哉？又况营营富贵利达之间，与万物同一澌尽，而一无可传者哉！噫！此豪杰之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后之观先生之诗与文者，尚亦有考于斯。”又《愚得先生文集序》云：“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然幸而用之郊庙朝廷天下矣，而行愧其言、事戾乎道，兹显也所以为辱也，奚贵哉。”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
三、创作需要先天的才情，更需要后天的学问谢铎承认创作需要个人才情，但同时更强调用学问来滋养，要读破万卷书，而后才能下笔如有神，要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需要“得之天者深，尽乎人者至”（《读怀麓堂稿》）两方面的功夫。这是除德性要求外对作家提出的另一个自我建设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文艺创作的又一层认识。《复李兆先》云： “辱示诸作，亟读再过，隐然有乔松着根、骥子坠地之势，孰得而遏之哉。…… 虽然，未可遽自足也。昔之称大君子者，固其天分之素定，然亦未有不自学问中来者，况夫天下之义理无穷，安有安坐一蹴以自至于圣贤之极致者哉！”《复戴武库师文》云：“夫灵识异禀，固天所予，而亦天所甚靳，旷世越代而不易以得者也。得之不易，而不能大肆力于学，以成就而结裹之，斯不亦为负天哉！”作家有创作的天分是好事，要好好利用，但更要用后天的学习去培育，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多读书、多学习。谢铎对李东阳的文学才能与成就推崇备至，以为“遍度今之名能文章必足以传世而行后者，实无逾执事”（《与李西涯学士》）。
他认为李东阳之所以能有这种成就，除天分才情而外，就是“好古问学”，能“根据六籍、泛滥百家”（《读怀麓堂稿》）。因此谢铎特别强调读书与学习。《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居常好读书，虽职务填委不少废，间出为文章，而尤工于诗， 往往逼唐律。”《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君虽职刑狱，而好学不倦，旁涉诸经、子史、唐宋诸大家，间发为文词，秾郁奋张，读之可想见其为人。”《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筠心郭先生墓志铭》：“先生初治《书经》，为举子业。既乃弃去，益博涉群书，为古文词而尤工于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谢铎自己更是广泛地学习前人，其广泛之程度，我们在讨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时将谈到。
四、不仅学习汉唐名家，也学习宋之大家，且能自成一家《重刊石屏诗集序》曰：“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台雁唱酬诗序》云：“盖非独汉唐以下诸诗家之赠处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尝以韵，韵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诗之唱酬而至于次韵，一韵之次而至于累数百首，诗之变亦于是乎极矣。噫！诗之变化无穷，而人心之妙用亦相与无穷，况夫义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穷求之哉！”从中不难看出谢铎的雄心，他不但要宗法汉唐， 而且还要汲取宋诗的精华，以期自成一家。谢铎认为文学创作要“自成一家”， 这样才算是有些建树了，因此谢铎对当时在他看来在诗文领域能“自成一家” 的章乐清、王汶等人都多次给予首肯和嘉奖（《侍郎章公墓志铭》《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但是，“文章自古几名家，半是枝头叶上花”（《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要想在文学创作领域自成一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靠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所谓自成一家也正包含着具有自己创造性特色的意思。《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的第一首“入道从来各有门，几何能解绝尘奔。文章亦是天机杼，笑杀随人脚后跟”便是鲜明地强调了这一点。
五、不为溃烂雕琢，追求明易自然要创新以自成一家并不意味着要刻意于奇崛怪异，谢铎对“不为溃烂即聱牙”的求新求变的作风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最多只是一时争春的枝上之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谢铎认可“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的观点，认为文词“蹇劣”不是理想的作品（《书赤城新志后》），但他同时也反对“斩绝奇险”（《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和过分的“雕琢”（《侍郎章公墓志铭》），而谢铎更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他对自然、明易风格的艺术追求。
六、辛勤耕耘，穷而后工谢铎在承认文学事业值得追求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追求的不易。《重刊石屏诗集序》云：“宋之南渡，吾台文献实称东南上郡，而诗人亦多有声江湖间， 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当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而石屏独工于诗以穷，岂诗固能穷人哉？盖天之于富贵，往往在所不惜，而于斯文之权，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气，必间世而后得； 富贵，则倘来之物，赵孟之所能贱者也。故一代之兴起而为将相者，比肩接迹， 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数，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郁其志，俾之穷极而后已。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虽然这种“穷而后工”的感慨几百年前即已有人抒发过，而且发这种牢骚的也代不乏人，但并不能因此就抹杀一个具体的创作者在艺术追求的路途中亲尝的艰辛。
七、文以明道，文章要切乎实用、关乎世教谢铎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着重论述了文以明道和切乎实用的观点：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若《易》若《礼》， 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 非文之弊，则文之赘也。斯甚矣，乃若虽不主于明道而于道不可离，虽不专于纪事而于事不可缓，是固不得已于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庙朝廷， 下而乡党邦国，近之一家，远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
《赤城后集序》“昔人有言：‘文章不关世教，虽工弗取。’是集……宁知非世教万一之助也哉”云云，则首肯了文章切乎实用观念的另一个侧面：关乎世教。因而谢铎对实用性强的文体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关系社稷民生的文章（所谓“告君之词”）大力推介，时人章乐清“以为文之有关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词。
故平生之文，奏议为多”（《侍郎章公墓志铭》），谢铎便大为嘉许。谢铎明确表示“惟论谏告君之词，在文章最为用世急务”，而对“告君”类作品尤多的王景昭更是高度赞扬，誉为“凤鸣朝阳”（《复王景昭侍御》）；而对因种种原因未能留下这种关系国计民生之作品者，则表示莫大的遗憾：“秋官亚卿畏斋林公既没之二十有二年，其嗣子太学生薇始克收拾公之遗稿，得诗若文凡三十四首，盖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者也。公博学好古，聚书几万卷……后先历官几三十年，所谓论谏、谕俗之篇，明刑弼教之谟，皆公所宜有也，而此一不之见，岂公之没，生方在髫龀，故散落至此，抑公之克举其官，敭历中外，将不在言语文字间耶？”（《读畏斋存稿》）谢铎还手编《赤城论谏录》，其强烈的动机正是在“其文之有关治道”（《书赤城论谏录后》）。
八、诗文抒情言志，可以导达意气谢铎认为，《诗经》之创作就是为了用来顺理人的性情，即所谓“为之《诗》以理性情”（《卢州府学尊经阁记》），故凡“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辄作诗（《感情诗序》），为亡友作哀辞则可以“洩吾哀”（《王尚德哀辞》），即发泄自己对亡友的哀情。谢铎在《赘言录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历，上之天道之灾祥，下之人事之兴革，目之所经，心之所感，其能已于言乎？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在《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中又说：“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 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其对诗歌之关乎性情、可以导达意气的体认是何等亲切。因此谢铎很能体会别人创作的情感基础，他在看了同年陈德修创作的《六嬉图辞》后写道：“君初为金华守，意有所不乐，将归隐故山，因作此以寄兴。”（《书六嬉图后》）这正是以文学作品情感的共通互感为认识基础。“情”和“志”是相关联的，诗歌能抒情，当然也能言志，谢铎在《复李西涯》书信中说：“恶诗数首，谅亦随达。平生鄙志，此亦可见。”当时谢铎便是借助诗歌向李东阳传达他退隐的思想和志愿。
九、文实之辨：文贵其实“实”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容，二是内容（包括情感） 信实而不伪造。
谢铎在《重修宗谱后序》中提出了文实之辨：“虽然枝分派别，昭穆亲疏，秩然不紊，一举目间，而千百年之世数如指诸掌者，谱之文也。所谓尊祖，所谓敬宗，所谓收族，所谓崇恩爱长和睦，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则文之实也。”紧接着便强调文贵其实：“立法创制，本之躬行之实，而不能不著之文，以传示天下后世者，上也。因其文之著，以力求造乎其实，而不已焉者，次也。”并极力反对虚伪造作、无中生有：“若乃饰轮辕为虚车，而弃之如刍狗，顾举以号于人曰：‘吾谱某法也，吾谱某例也。’则亦将焉用彼为哉！”谢铎此处虽是针对宗谱而说，但观其在《刘氏宗谱序》“夫谱，文也，由文以求其实，犹惧其或不至，况又于文而伪乎”云云，则可知他“文实之辨”是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文体的，“实”与“文” （与“实”相对，非是广义的“文章”之意思）这两个概念不是仅从宗谱这一种体裁中抽绎出来的，其“文贵其实”的思想是可以涵盖所有文学创作的。谢铎反对刻意“雕琢”、“斩绝奇险”，追求明易、自然，也正与他这种“文贵其实”的思想有关，谢铎在谈礼乐问题的时候说“文胜而过其质，本是不好的”（《先进于礼乐》），正与这种思想相通。
十、复古谢铎有复古倾向，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在谈礼乐时说：“盖先进礼乐正是那文武周公监二代而损益的，后进礼乐却是周末文胜的礼乐，这都已失了那文武周公的初意，我若用这礼乐，必须要从那先进的，这后进的却决不敢从。” （《先进于礼乐》）在谈学校教育时说：“古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其本在躬行， 其教之之法，盖无所不具。……三代以降，此意既微，士各以其性之所近为学， 而不复知有圣贤之大道，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则已难乎其人矣。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 （《重修长垣县学记》）这“而今”以下的话，明显是场面上的官话，而谢铎的真实意思，却正在“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谢铎这种复古的倾向同样也表现在对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认识上。他在《贞肃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早以诗鸣，与王城公力追古作，盖吾台之诗，自天顺成化来，始一变以复于古，而今之称大家者宗焉。”这便是文学复古思想的明确表露。其他如《愚得先生文集序》：“铎叔父愚得先生博学好古，盖尝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于文矣。”《复太守文》：“读《谢病疏》暨约游雁山诸记，庄重缜密，宛然有古作者之风，乃知别后数十年造诣如是，其至独诗与文也哉！”等等。我们从中都能看到他在文学中提倡复古的倾向。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则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谢铎自己在创作中的复古追求。
!.# $%8.BOP.. 谢铎的诗歌，从思想内容和情感上看，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有三大主题：一是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二是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三是面对宦官专权，担忧朝政，并有避祸之心。这三者在谢铎那里又是互融而统一的，所谓“卜居非浪语，图报本初心”（《再次前韵柬西涯》）“望乡怀国两难禁” （《望金陵次韵怀黄世显亚卿》）。另外，谢铎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内容涉及交游、咏物、哲理、题画、行旅、山水、登游、题景等众多方面，既表现了他对亲朋僚友的深切情谊，对家乡风物、祖国山川的浓烈热爱，又表现出一名清醒的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下文即分类进行探讨。
一、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谢铎为国效命的初衷，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就能看出。如《上之回》：“上之回，出萧关，千骑万骑何日还。雄心宕轶泉涌山，北穷绝漠南荆蛮。岂不闻，穆天子，八骏奔崩日千里。徐方不死祭公死，何必嬴秦殄周祀。”诗歌借周穆王巡游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忧虑。又《搏虎行》：“南山有猛虎，咆哮踞其颠。北山有猛虎，伏穴声相援。翩翩少年子，环视不敢前。野夫奋特勇，载碚南山原。
矢义故弗惜，而复之北山。众伤互及类，尽力驱且鞭。一射已睥睨，再射犹盘旋。技穷始衔忿，曳尾徐徐还。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咄哉搏虎者，勿畏冯妇贤。”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国家之事，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以打退。此诗的重点在“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
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四句。据《明史》谢铎本传，“时塞上有警，条上备边事宜，请养兵积粟，收复东胜、河套故疆。……语皆切时弊”。这便是谢集中的《论西北备边事宜状》：“窃惟天下之事有自其本而言者，有就其事而言者。自其本而言虽若迂而实切，就其事而言则若急而实泛。”而治本之方则“在于人君之一心，而辅之者宰臣也”，并引孟子之言“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故曰“实圣心一转移之间耳”。又据本传，“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以为“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明史》称其“语皆切实弊”，谢集中有《癸巳封事》，文中又极力强调：“臣愚，不敢负此心以欺陛下也……实圣心一转移间耳，夫何难之有哉？”这些资料都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理解谢铎诗歌中“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这样的议论；这都出自谢铎对国家的拳拳之“心”。
谢铎有不少写他失眠的诗，大多是因关心国事、牵萦思虑所致，兹看《不寐》： 寂寥门外断喧声，坐久空庭转二更。
细雨相亲是童仆，抚心欲问非平生。
风停漏下听鸡报，云尽天高见月明。
莫怪楼头眠未得，荷戈宵旰有西征。
该诗作于宪宗成化八年（１４７２），据《明史·宪宗本纪》记载：“八年春…… 癿加思兰犯固原、平凉。……五月癸丑，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节制各边军马，同王越御癿加思兰。”①此诗盖因此而作。风雨之夜，空庭寂寥，从子夜到拂晓，诗人长坐不寐，思问平生。“莫怪楼头眠未得，荷戈宵旰有西征”， 挂虑西部边事，恐只是诗人“抚心欲问”之一事，诗中徘徊辗转之意，盖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诗境的营造中。对烽火边事的重视，正是谢铎关心朝政与国家命运的重要表现之一，不仅如《明史》本传所载有《论西北备边事宜状》，语切时弊，而且在他的诗歌中也屡屡表达着他的关切与忧虑，“尊前忧国地，残鞑可谁戡”（《次韵答汪大尹进之》），“开边知有在，谁借尚方戡”（《再次前韵留别汪进之》）。故“莫怪楼头眠未得”，良非空言。其他如《夜坐》一诗，则是反映作者得知“报捷自西征”后那欣喜不禁的心情，诗末云：“珂马十万队，阊阖方启扃。
小臣不敢后，趋跄拜明廷。鸿胪发高唱，报捷自西征。天颜喜以怿，赏赉有迁升。
回头见诸老，共说今太平。”则是对朝廷由衷的祝贺与对国家前途美好的企望。
然而，谢铎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于此衰弊之际，则不禁回想盛极之时：“窃惟唐宋之君虽皆以征伐取天下，然其始得之也，实不能以无愧，汉乘秦暴起而诛之，虽若胜于唐宋，然秦非元比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夏，斁彝伦而坏风俗，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变。我太祖皇帝应天而起，以布衣提三尺剑与万民请命，渡江之初一征而克金陵，再征而平江汉，三征而有吴越，四征而中原廓清，五征而残元屏息。兵威所加，东征西怨，罔不率俾，盖不十五年而尽复帝王诸夏之故地，为亿万载无穷之业，乾坤再造，视唐宋实远过之，而其功之大且难岂不倍于汉哉！”（《拟皇明铙歌十二篇序》）乃作《拟皇明铙歌十二篇》，“以歌颂铺张我圣祖之神功大业于无极”“上昭我圣祖创业之艰难，而俯念守成之不易也”（同上），可谓用心良苦。后又作《昭明烈祖诗》十二篇，“以见我圣祖之创业，虽未尝不戡定以武，而其垂统以为圣子神孙亿万年之典则者，则固不在此也。……所以见于忧勤惕厉之间者，亦未必无少助焉”（《昭明烈祖诗序》）。谢铎曾校勘《通鉴纲目》，深谙司马光和朱熹以史为镜、以古鉴今之旨，奏曰：“是书成于宋儒司马光、朱熹之手，上师《春秋》，下薄迁、固，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也。”谢铎《拟皇明铙歌十二篇》《昭明烈祖诗》十二篇及诸读史之作（如《读宋史十六首》《读春秋一十六首》《读尚书一十六首》）与“史论”之篇，拳拳为国之意正在此间。
前面已经说过，从谢铎中进士后所作《太液晴波》《琼岛春云》《居庸叠翠》诸题景之诗，不难看出仕途之初诗人是如何踌躇满志，即所谓“图报本初心”。
从谢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一段时间他在思考着君臣关系问题，这在《登严子陵钓台次陈公甫韵》诗第一首中表露得很明白：“江上好山青欲老，江有流水不西还。万年风节云霄上，一代君臣朋友间。唐宋以来皆此道，许巢之外更谁班。云台不是三公地，且作乾坤自在闲。”又《谒楼桑庙》：“仓皇衣带诏， 辛苦武乡侯。西蜀分王地，中山奋迹秋。蛟龙曾失势，鱼水故相投。千载英雄泪，还同沛水流。”诗中谢铎对古代帝王与臣子之间能如鱼水之相投、如朋友之相处，不无羡慕，臣子之效力君王，但愿得君王之相知，君臣“一心”之力，“可以终胜天”。如若不能，则“许巢之外更谁班”，“且作乾坤自在闲”，正是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的意思。据《明史》本传：“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而载籍不为无用矣。’ 帝不能从。”则前面所讲谢铎在《通鉴纲目》上的拳拳深意只是个泡影，在这项工作上不过做了一回“空投”书生。本传又载：“（弘治）三年，擢南京国子祭酒。
上言六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翰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明年谢病去。”据此虽不能说谢铎第二年之辞官与之有必然联系，但从这两件为史书所载的生平大事中，不难体味到谢铎在政治上并不怎么如意，与最高统治者更谈不上鱼水关系，所以就有“也知补衮无容地，只为君王效执殳”（《追忆金尚义卢舜用二同年》），甚或滋生并坚定辞官还家和卜居退隐的念头，“逢时报国心先负，入夜还家梦亦忙”（《元日卧病有感》）“报国也知无尽地，卜居元亦是初心” （《次李西涯卜居诗韵》）。谢铎“经术湛深”（《明史》本传），是个务实的人，高蹈出世并不是他的精神所在，“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始终是他的主意所在。“报国”“报恩”“图报”等等字眼，在他诗中可说俯拾皆是。《次韵奉答傅体斋春卿》集中表露了他在进退困境中的情怀：“再拜深恩重似山，感恩常在梦魂间。不才岂敢轻忘世，多病深惭早闭关。耕凿有天容老大，弓旌何意及幽闲。
宫端翰长中朝望，奔走谁堪簉末班。”其中“不才岂敢轻忘世”“感恩常在梦魂间”，二句足以概括谢铎一生心事。
二、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谢铎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关心国家命运，自然也就要关心民生疾苦。故而谢铎诗歌内容的又一个鲜明主题就是：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明朝自“土木堡之变”与“夺门之变”后，元气大伤，国运渐衰，加之自然灾害不断，而朝廷政治不见革新，地方捐税盘剥现象尤趋严重，以至民不聊生。
谢铎用他的诗歌如实地记录下当时百姓的苦难并为之奔走呼号，对当时地方官吏乃至朝廷政治的弊端有较为大胆的讥评与抨击。
对于当时民生的疾苦，谢铎在诗歌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反映，既有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的困蹇，也有朝廷弊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田家叹》：“叹息复叹息，一口力耕十口食。十口衣食恒有余，一口苦为私情逼。县吏昨日重到门， 十年产去租仍存。年年止办一身计，此身卖尽兼卖孙。於乎！吾民之命天所属，阡陌一开不可复，卓锥有地吾亦足。”《西邻妇》：“西邻少妇东邻女，夜夜当窗泣机杼。今年养蚕不作丝，去年桑老无新枝。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年年唱名给官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於乎！辛苦输官妾之职，墙下有桑妾自植，妾身敢怨当窗织？”两诗集中反映了朝廷苛捐杂税，地方官吏又重重盘剥，以至百姓痛哭呼号，难以为计。诗人用白描的手法，代为呼号，其情感倾向是鲜明的。第二首“年年唱名给官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朝廷有照顾年老长者的噱头，而事实上“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老百姓到头来还是被盘剥得精光，作者通过细节特写，着意反讽，鞭辟至深。谢铎后来作有《陈长官祠》（《台州杂咏二十六首》之七），对“长官不加赋，竟为民死之”的爱民之举、爱民之官加以歌颂，诗有序文，曰：“在宁海县学西，五代时钱王镠欲增州县赋，长官为县令，以死谏，赋得不增，民至今祠焉。”从中也正可看出谢铎的为官之体、为民之心。故而，对有益于民生的惠政、义举，谢铎都为之兴奋，并在诗中为之歌颂。《决渠》：“决渠数晨夕，沟浍不能滋。遂令抱瓮者，亦复笑其痴。微雨忽来过，生意满秋篱。乃知皞皞民，帝力真不知。”这首诗歌有意学陶渊明，显而易见。决渠之惠，有益生民，故诗人情绪欢快，而诗歌节奏清畅，“微雨”二句， 颇见“生意”。又有《村民有用三十六桶以救饥者慨然感兴为赋》三首，观诗题即明其意，毋庸赘述。另又有《吾民》诗：“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涕几堪惊。
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则是反映了朝廷不顾民生反而滥用民力的现实，“几堪流涕几堪惊”，诗人大为百姓叫屈鸣不平。
然而谢铎毕竟没有太多深入接触社会民众的机会和实践，因而他所反映的上述现实，不论是诗歌本身，还是就当时明代社会的实际来说，都是失之于浅的，仿佛隔靴搔痒，不见痛快。正因为诗人缺乏切实的见闻和实际的经验， 所以他对于民生的关怀之情，多集中表达在对自然灾害的反映上，而且基本一味地是水灾问题，以致“苦雨”“喜晴”“喜雨”一类的作品占了他关于民生问题的诗作之绝大部分。
野岸禾生耳，山城水及扉。毒龙休作怪，哀雁已无归。
溪谷积阴在，乾坤生事微。白头忧国地，愁坐独依依。
———《苦雨》大麦已过小麦新，田家得此未全贫。
雨穷晦朔苦愁地，晴是江山富贵春。
剩有清尊能醉我，放教白发且欺人。
五湖风景今何在？莫问孤舟野水滨。
———《喜晴次旧韵一首》半日开晴半日阴，几惊风雨出高林。
山中爽气初销伏，天上骄阳已化霖。
廊庙敢烦诸老念，村田真切我民心。
不知杞国忧多少，诗鬓朝来已不禁。
———《苦雨》天意分明捷似桴，压空云雨岂区区。
旱应已分三秋剧，病忽惊传九死苏。
硕果也知终不食，稊杨真见复生枯。
白头倚赖乾坤在，谁问吾民儋石无。
———《喜雨追次韩魏公韵》一雨惊看喜欲狂，倒悬真解此皇皇。
未论报社还扶醉，且免从人乞奏荒。
民命在天终可赖，杞心忧国暂须忘。
有年自是春秋瑞，麟笔谁堪继末光。
———《八月初一日大雨喜而有作》独上高楼望眼开，春愁无数逐人来。
官河二月冰初合，水国经年雁未回。
歧路关心妨斥堠，野田生事入蒿莱。
何须更检门前柳，深放黄金作酒杯。
———《春愁》野外更传风雨恶，黍田生事不宜秋。
白头父老泣相语，典尽春衣错买牛。
———《苦雨柬黄吏部世显》其三村北村南皆旱尘，出门几望西郊云。
山灵半死龙作祟，田骨尽枯龟拆文。
喜剧此时不觉舞，忧深前日夏如勋。
醉来便欲击社鼓，谁为更招南郭君。
（自注：“旱至是四十日矣。存敬号南郭。”） ———《六月二十九日喜雨追次黄山谷韵寄王秋官存敬》谢铎“苦雨”又“喜雨”，忧于“旱”又喜于“晴”，非是诗人反复无常，而是诗人之心之情，皆因民情而转移。诗人实不在意于自然风雨晴晦，凡其有益于百姓，则喜，凡其造灾于稼穑，则苦。这种社稷情怀与创作意趣，是直接继承与追仿杜甫而来。杜诗“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秋雨叹三首》其二）正是谢诗“野岸禾生耳，山城水及扉”所本。谢诗“村北村南皆旱尘，出门几望西郊云”正是杜诗“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夏日叹》）“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裳”（《夏夜叹》）之意。久旱逢雨，谢铎是“一雨惊看喜欲狂”，直拟杜甫闻唐军收复失地后“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情态，只是“未论报社还扶醉，且免从人乞奏荒。民命在天终可赖，杞心忧国暂须忘”“雨穷晦朔苦愁地，晴是江山富贵春。剩有清尊能醉我，放教白发且欺人”云云，终不及杜甫“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 （《大雨》）道得亲切、写得实在，相比之下，谢铎总是裹在他那脱不掉的士大夫之缙绅气里。同时，谢铎的表现力也远远不足，其诗中难得有具备较强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描述性句子，其“毒龙休作怪，哀雁已无归。溪谷积阴在，乾坤生事微”云云，较之杜甫“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之句，不啻霄壤。所要肯定的是，谢铎学习并有意识去继承杜甫那种从“风雨”中去体察民生、从“风雨”中去表现忧国爱民情怀的创作意趣，谢铎“白头忧国地，愁坐独依依”“不知杞国忧多少，诗鬓朝来已不禁” 云云，正是自道心曲，故其《八月初一日大雨喜而有作》诗中所恣意表露的“喜欲狂”，正有似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种妄想的快乐！且看《撤屋谣》： 长安寸地如寸金，栅水架屋争尺寻。 一朝官府浚河水，撤屋追呼势蜂起。
君不见去年城中十日雨，边水人家比湖浦。
家家缚板作舟航，十日罢爨心皇皇。
一家受怨百家喜，知者作之仁者美。
人情姑息昧近功，版图习袭相蔽蒙。
前街后街咄相语，疮癣不修今毒苦。
前年买土筑高地，今年卖屋无人至。
这里，谢铎虽是用赋叙的手法对民生之疾苦作实然的描写，而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文之关怀正是绍承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艺术精神而来。造成民众苦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之灾害，如《苦雨叹》所云：“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
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也来自当局政治决策的弊端，如《吾民》诗所云：“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涕几堪惊。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还有地方官吏豪强的盘剥和欺压，如前述《田家叹》《西邻妇》二诗，又如《卖屋谣赠一中》所云：“西家屋破低轧头，得钱则卖如脱囚。东家屋好不合卖， 崭新墙壁称高价。君不见长安卖屋如卖花，朝落东家暮西家。驽骀得志万马瘖，得失岂在千黄金。”对此，诗人不仅能鲜明地流露出悯世忧民的情感，而且敢于坚持他鲜明的政治批判立场，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面对宦官专权，担忧朝政，并有避祸之心在政治上，谢铎曾积极有为，如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其参校《通鉴纲目》完毕， 随机上疏喻谏宪宗，“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又值土鲁番入侵明朝西北屏藩哈密，谢铎即上疏“论西北备边事宜”，语切时弊，然而统治者不能用之（参见《明史》谢铎本传）。又如谢铎起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期间，上《论教化六事疏》（文见《谢铎集》卷七十），提出“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 “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等六条改革措施；又上《修举废坠疏》，谓“臣到任以来，切见本监监生二千三百余名，而号房曾不及五六百间，其倾颓漏烂不可居者，又往往半之，于是不免寄居杂处军民之家”，兼“目睹诸生死丧之状狼狈”，乃建议朝廷修缮校舍、接济病丧，至云“朝廷如不欲动费在官钱粮，臣别当自行节缩措置”，诚可谓亟亟然“尽心焉耳矣”。然当局者似未能尽从之，于是再上《维持风教疏》（文见《谢铎集》卷七十二），重申“正祀典”“重科贡”“革冗员”“塞捷径”四条措施，虽“言甚剀切，皆凿凿可行”（王廷相评语， 见《方石先生墓志铭》），而朝廷是重其名而不能用其实。但谢铎并没有灰心， 而是满腔忠诚，矢志不渝，如《鱼游入渊深》便是这种心态的表达： 鱼游入渊深，鸟飞薄天高。安居与暇日，帝力宁秋毫。
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咄哉漆室女，倚叹心忉忉。
杞人信多事，炼石非虚褒。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
憨士昧深浅，力薄志空劳。负蚊幸涉海，往往委波涛。
全身岂不爱，众喙苦相遭。马公祚宋语，此事应吾曹。
此诗题取义于《诗·大雅·旱麓》三章“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谢铎以此为诗题加以阐发，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尽忠为国的进取心态。
前已指出成化九年（１４７３）边疆局势大为恶化，但谢铎抱着“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的信念，每每在奏议中言人所不敢言，完全将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虽多不见从，而他“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的风概却得到了士林的尊重。
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朝廷开设西厂，短短四个月内，朝中重臣如左通政方贤、礼部郎中乐章、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人皆下狱，乃至如都指挥杨业竟被拷打至死。面对朝政的昏乱，谢铎避祸之心更盛。他在诗中写道：“官事未酬将老矣，归心无计益茫然。”（《寄呈四叔父先生》三首其二）“最是舞雩风日好， 几时归咏听余音。”（《曰川席上分韵得林字》）“醉淹北地终非酒，心忆西池苦系官。”（《次韵答傅曰川观莲之作》）到了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谢铎丁忧离职，并称病家居而屡召不起。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在李东阳、黄孔昭等人的再三劝说下， 谢铎再度出仕，但在此期间谢铎所作的诗歌中，我们仍然看到了他那倦意仕途的归隐之心和忧于祸患的忐忑之情，“吏报忽通籍，心惊再入官”（《出门》），“云台不是三公地，且作乾坤自在闲”（《登严子陵钓台次陈公甫韵》），于是三年后谢铎重又谢病回家，长达十年。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朝廷再次征召谢铎，谢铎不得已再次出仕，感叹“莫怪逢人苦忆归，宦途真亦是危机”（《文太守述怀诗来次韵奉解》）。这时谢铎的心态，我们还可以在他出仕后第二年所作的《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诗中看出：“流正急，风正颠。进亦难，退亦难。失势一落万丈滩，何如稳卧严陵山。长笑一声天地宽，天地宽，云台事业浮云看。”正是出于对政治权利旋涡中“失势一落万丈滩”的恐惧，坚定了他急流勇退的决心， 于是不顾众僚之劝而连连上疏辞归。
王廷相谓“会权阉用事，矫令致仕”（《方石先生墓志铭》），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铎平日如何忧愤于阉党。《白日鼠》一诗可以说是这一心态的写照：“嗟尔白日鼠，公然走踆踆。尔也本阴类，及昼恒畏人。何年易尔性，不畏人怒嗔。
残污我书册，旋及吾冠巾。暴啮动万状，孰辨夜与晨。我欲灌其穴，穴坏与墙亲。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薪。展转两无策，为尔徒$ 呻。悠悠此苍天，敢谓谁不仁。”其《殷鉴杂咏二十四首》也是这种心态和情感的集中表露，谢铎在该组诗之《序》中说：“夫有国有家者之所当鉴固非一端，然而莫先于女宠，莫甚于宦寺，莫大于奸臣。是三者要皆阴类，恒相依倚附丽以为腹心羽翼，而国之凶、家之害未有不由之者。故《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而以小往大来为泰，大往小来为否。盖阴阳之往来消长，实国家之所以治乱存亡，而世道之否泰关焉，于是而不知所以为鉴，可乎？”正可为《白日鼠》一诗之注文。
谢铎的这段心路历程，使他的诗歌又突出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面对宦官专权既忧心朝政而又有退隐避祸之心，这是谢铎诗歌情感世界的第三个侧面。
四、谢铎的交游诗（赠别、怀人、哭哀） 谢铎一生的交际游历并不广，主要就是在他的那些同年进士、朝廷宦友和部分亲戚族里之间，然而，此间却有着他大半的诗作。于此，谢铎文中亦颇有自道，曰：“铎于诸公，东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时，而同登甲第，而同为禁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会率有纪，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负者何如，所以进退不但已以重轻斯会者何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闻人，而子孙世讲以永斯好于不坠，固亦不徒然哉。岂其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元宵集诗序》）曰：“予同年进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顺甲申以迄于今，仅十有二年，中间得丧悲欢，物故者几五之一。感念今昔，不禁怅然为之出涕。因取其最可哀者，得八人为一诗，以泻予情云。……”（同题诗名，可作诗序观）等等。这些作品，除一般赠酬唱和之外，更可别为三类，曰赠别，曰怀人，曰哭哀。
１．赠别诗《次黄通政韵赠别高司训宏谧》： 五十年光未老时，遭逢休恨得官迟。
教分百里元非小，学在三人亦有师。
待扣钟须随我应，无弦琴不用人知。
抱关自古皆常职，一饭能忘主上私。
观诗意，高宏谧年五十而有司训之任，赴任之际，谢铎作诗以赠别。诗人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既慰之以情，又晓之以理，既劝以为官之道，又喻之以自处、处世之方，末乃结以大体，可见诗人用心处。《送戴廷珍提学》： 别意匆匆不可招，路歧如梦入纷殽。
遗珠未尽收沧海，骢马仍烦出近郊。
拔茹自须先去莠，救浑终亦念投胶。
驱驰不待坚冰至，风色惊传十月交。
此亦是送人之官赴任，“拔茹”二句总不忘劝政之语，是谢铎心地，也是诗人此类作品的特点之一。正因发心在政，故诗末反而劝客早去，而有别于他诗一般留别之意。“遗珠”句似出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承前句“路歧”，盖“儿女共沾巾”之意，略嫌费事。在谢铎的赠别、怀人乃至哭哀等其他诗歌中， “歧路”、“路歧”字眼，如同他的“笑”和“梦”，是屡见不鲜，无非是唐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占了他的先机，亦正如他的“乾坤”“江湖”云云，不过是留下点学习杜甫的痕迹。谢铎诗歌之可贵，首在于他的真心实露，言辞恳切，想见其人。读他的诸种交游诗，尤须从此中看，如他的《送林蒙庵致仕》： 不是明时苦爱闲，独于中道念惟艰。
百年士论瞻依地，此日先生进退间。
忧国每怜心事赤，还家尤喜鬓毛斑。
交游一代今前辈，把酒临风只厚颜。
此诗可与《送林蒙庵先生序》同看，文中“是以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迹，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庶几乎圣人之教，而于道无负矣”云云，正可视为君子自道，非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而是我本有心，以斯心观物，则物无非中我情怀，这也是谢铎诗文的一个特点。
谢铎写于亲族间的赠别诗，则更见其诗才的局促与生活局面的狭窄了。
《送宗勋表侄还黄岩》：西堂灯火夜相看，行李萧萧暮雪寒。
愁极十年重见汝，老侵双鬓愧为官。
梦中岁月家山远，世外风波骨肉难。
抑塞满胸归未得，封书休但报平安。
《舟次镇江别宗勋表侄》： 短剑羞同白发看，画船明月坐更阑。
不知尔亦能千里，却怪吾还爱一官。
两代恩似犹骨肉，百年歧路几艰难。
吾儿到日丁宁语，勤谨无忘是问安。
两诗前后遥隔，却如作于同时，用韵一致，或是巧合，而立意大局，则不出岑参“凭君传语报平安”；另，“短剑休同白发看，画船明月坐更阑”，即“西堂灯火夜相看”；“却怪吾还爱一官”，即“老侵双鬓愧为官”；“两代恩似犹骨肉，百年歧路几艰难”，即“梦中岁月家山远，世外风波骨肉难”，而《奉饯太守叔父马上有感》诗中核心之句“乾坤不合生歧路，骨肉能教少别离”，亦不过如此。此不仅关乎诗才，亦是此老心中说来说去不外乎这点情愫。
２．怀人诗在这类诗中，当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笔者就不费笔墨了。此就说他写得还不错的诗歌。《三月十二日雪中有怀西涯》： 半夜忽深雪，推门误夙兴。烹茶空有待，放棹已无能。
天意茫难测，春花郁未胜。白头忧国地，病里共谁曾。
前二句说窗外明亮，以为天晓，出门一看，才知是半夜大雪。两句可谓善于跌宕。“烹茶”句说李东阳此时不能来，“放棹”句说自己又不能去，两面写来，煞是踌躇，亦颇见怀人之切。如之奈何？“天意茫难测，春花郁未胜”，苟来日方长，那时繁花盛开，春意盎然，正可留连。这是聊自宽怀。然而我之如此思念，难道是“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白头忧国地，病里共谁曾”，只是这段心曲只能付于知己，不足为外人道也。在谢铎众多的怀人诗作中，笔者以为，称首者当推此篇。《暮秋奉怀黄世显李宾之兼忆十五叔父》： 夕阳门巷雨初收，独客无言坐暮秋。
咫尺不来黄吏部，寂寥同病李编修。
床头浊酒难驱使，篱外寒花自涩羞。
蓬海风高南雁远，有人回首竹边楼。
起首二句，时间、地点、人物交代清楚，落笔不苟，亦能于描摹，宛然一幅秋雨夕照图。“独客无言”，带起“怀”字，是下文所本。“咫尺”二句可谓巧于编排，交代黄、李二人，逗漏怀人消息。“床头”句语意双关：我已备酒，而客不来；客既不来，我于酒亦无可消怀。“篱外寒花”，近取眼前景物，其之“涩羞”， 仿佛关乎人情，为之憔悴。“咫尺”之怀尚且如此，更何况“蓬海风高南雁远”， 那里有一老人此刻或许正倚在楼边想念我等！“有人回首竹边楼”，不是说“我”，而是说“十五叔父”，这就是后来王夫之所称道的“善于取景”（王夫之著《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１页）。谢铎自说“诗律经心晚益严”（《用前韵奉酬时雍》），此诗足以当之。其他如《望金陵次韵怀黄世显亚卿》《病中怀黄世显李宾之》等，虽然艺术造诣不及上面两首，但如前文所说，于“情”尚有可观，不论是表达“望乡怀国两难禁”的情怀，还是倾诉“江湖岁晚益多歧”“门前消息此时真”的感慨与牢骚，都是自家心曲，道得真挚、恳切。
３．哭哀诗哭哀诗类同悼亡诗，因谢铎此类诗题十之八九以“哭”字领起，而诗歌特点也的确是在“哭”而不在“悼”（除了《追悼十五叔父》《梅坡二首悼叔祖盛五府君》等少数几首），故不若称哭哀诗为便切。粗略而论，“哭”与“悼”有缓急之分，因而在情感及其表达上也就有差异。谢集中哭哀之作不下五十首，若以张玉穀《古诗赏析》选录潘岳《悼亡诗》的标准，则谢铎之作恐难入其一。然自不能以古例之。不妨就先看他的悼亡妻之诗《闻亡妻孔孺人讣》： 一封书在恨千端，九曲回肠百结酸。
祸烈自天哪敢问，命穷于我故须安。
愁添岁月妨多病，老向江湖愧此官。
最是伤心儿女地，客怀今日十分难。
此题四首，这是第一首。这里我们自然看不到潘岳“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悼亡诗》）那样的细腻悱恻，也看不到苏轼“不思量，自难忘”“小轩窗，正梳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样的哀婉缠绵，而是痛哭出声、问天哀号！这也许正是“哭”与“悼”的差别。谢铎另有《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正宜参看：“弘治己酉夏六月朔，吾妻孔氏孺人之讣至。予咽绝不能语，久之，乃克为位以哭。如是者盖旬日，间莫知所以为心。
既而曰：‘孺人已矣，吾何为者哉！’乃复执笔以叙其平生，以慰诸冥漠之下。於乎！孺人已矣，其终不可作矣。吾之眷眷悲痛于不已者，抑岂独吾家室之情然哉！……”由此可见，哭哀诗之特点，如潘岳、苏轼的悼亡诗词般细腻婉曲的表达尚在其次，而是突显主人公之悲、之恸，乃至感慨与激愤，至少谢铎的哭哀诗作须从这里把握，不然难免求之过苛。再如《哭子次韵》，题下五首，其一曰： 哀苦茕茕只自矜，枕苫血泪几交横。
余生再荷身如寄，酷罚重罹祸未轻。
百岁老怀牛犊爱，万年遗恨蓼莪情。
谁言铁石心肠在，今日真输宋广平。
又《次韵四叔父哭子一首》： 泪从诗下识钟情，三复灯前更猎缨。
谈虎色伤今日甚，填波恨在几时平。
天高且合看终胜，日暮何能学倒行。
张弛此心吾自信，大弨谁说不堪檠。
丧妻夭子，人伦剧痛，莫之或甚，字里行间，血泪交横，惶论其他！纵是“天高且合看终胜”这样费事别扭的句子（按：此句从常语“人定胜天”来，如《哭子次韵》其二曰“人定只今谁可胜，天高终古已无情”，只是两处用意有别，一是正用，一是反用），我们也需原谅他。
以上是哭家室人伦至亲，再看他哭族亲。以《哭叔父王城先生》为例。王城先生即谢铎族叔谢绩，谢铎少时曾从其学，有所谓“少小师生义，因依骨肉恩”（《哭叔父王城先生》其三），其之哭也，自不同一般族人。此题下共八首，我们看第一首和第六首： 断雁秋空远，惊舟夜壑移。肝肠尽一哭，恩爱更何时。
黑发英雄恨，青衫布褐悲。谁将问真宰，倾覆竟如斯。
西北登楼日，江湖爱国心。抗词悲永夜，愧汗发重衾。
尚忆元龙卧，难招梁父吟。桃花溪上泪，流水向时深。
这组诗明显不同于前面讨论的哭妻子儿女的诗，或因族亲之故，或兼辈份之故，总之较深稳持重，而非捶胸顿足的嚎啕状。上列两首，起句皆有意取势， 这在谢集中也是不多见的。谢铎在《叙录王城先生诗后》中有记叙：“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铎叔父王城先生卒于杭。讣达于京师，铎南望踊哭。”则谢绩卒时谢铎未在身边，此可以理解第一首诗，是写京师初闻噩耗后的心情，以总起以下七首，则“断雁”两句便不费解。组诗第二首（“远信犹前日，离杯忆去年”）是说不想前次离散竟是永别，益增哀情。第三首（“少小师生义，因依骨肉恩”）回想幼时耳提面命之情，而斯人已矣。第四、五两首乃专述其人，谓“当代无全士，吾宗第一人”“逢时知有命，在世可无公”，推允才德，是哀惋其逝，推允之极，也是哀惋之极。故第六首乃曰“尚忆元龙卧，难招梁父吟。桃花溪上泪， 流水向时深”，忆之无极，而惜之徒劳，逝者如斯，非魂可招，唯溪头流水，一往而情深。“桃溪”两句，不仅慰其魂归故里，同时也暗用了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意。第七首（“宝庆来时约，钱唐到后悲”），是在心理情感上从别离到生死又反复一遍，于是“江流泪不支”了。末首以“道在穷皆达，名存死亦生”定论，是为亡者盖棺矣。该组诗从谋篇布局到具体写作，都是能见出一定功力的，必在痛定思痛之后；同时也可见谢铎的哭哀之作，并非只会一味地抹眼泪。后乃有追悼之作，曰：“王城山下起秋风，林竹萧疏尚几丛。
江海茫茫天欲老，为谁辛苦葬诗穷。”“布袍无复忆天涯，泪尽秋风鬓欲华。最苦丁宁百年事，墓前先种紫荆花。”（《追悼十五叔父》二首）又有《读十五叔父遗稿》：“流水浮云尽路歧，大篇浓墨见当时。传家自比韩公训，忧国谁怜杜老悲。
富贵百年他日梦，文章千古此心知。天高地阔嗟何及，跖寿颜亡终可疑。”一并录之，亦以见哭哀与悼亡其有以异。
再看谢铎如何哭知己、宦友和其他人。《次韵哭一中》题下三首，其一曰：“苫枕归来梦未安，玉楼催召不容宽。英雄有恨谁憎命，富贵何心着素餐。众口敢凭行路是，此生终是盖棺难。乾坤未老青编在，公道须从后世看。”其二曰：“谁向西州哭谢安，乱愁能与酒杯宽。春花入眼都成恨，秋菊何心忆共餐。俟命只应随地在，福谣终欲问天难。半函诗草平生谊，泪尽残阳可耐看。”《谒黄世显侍郎墓有感》：“白发论交四十年，忍看宿草此芊芊。光荣漫忆君恩重，痛哭深为世道怜。华屋万间空自好，乐丘千古亦虚传。只应满箧遗诗在，留与唐音作后编。” 谢铎与林一中、黄世显互为平生知己，也是诗文至交，故有“半函诗草平生谊” “留与唐音作后编”云云；谢铎为前者所作墓志铭有云：“予与一中、世显异姓兄弟也，知一中之深者，宜莫如世显，亦莫如予。”（《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 另可参见谢铎致林、黄二君书信及为黄所作墓志铭等，此不赘）其诗歌虽未见惊人之语，但在情感上明显有异于它作，在哽咽之外，更有一份深沉与凝重。
众作中写得相对出色的是《再用前韵哭辉伯秀才》：“消息忽传秋入病，梦魂曾几夜相关。谁知永诀平生恨，只在临歧笑语间。天地有情容白发，金丹无术驻朱颜。倚门望断青霄路，尚忆天香两袖还。”另如《哭陈士贤方伯》二首其一： “两年飞语极天诬，万里罢氓夹道呼。死未盖棺公论定，困方遂志此心纡。入山藜藿风初定，遍地菁莪雨尚枯。莫怪白头还痛哭，不堪清世是羁孤。”则是谢铎在诗中难得的激愤，盖有所鸣不平。其他如《哭陆鼎仪太常》（卷三二）《谒李老先生墓》（卷三一）《哭陈士贤方伯墓》（卷三十）等，也约略耐读，不一一细举。
五、谢铎的咏物诗及哲理诗谢铎所咏之物，要非凡品。梅、菊、竹、兰、松、荷，人皆知有以比德君子； 菜、草、虫、蛙，亦有寓思贤疾恶之意。
１．咏梅《梅花》： 踏遍孤山雪外峰，岁寒谁似老逋翁。
玄都观里休回首，十里斜阳半落红。
梅花历来被赋予很多可贵的品性，此诗咏梅花岁寒不凋，以见独立不群的耿介品格。“老逋翁”，指北宋诗人林逋，爱梅好鹤，时人誉称“梅妻鹤子”，谢铎诗乃以此指代梅花。林逋有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谢铎很欣赏，还借用于自己的咏梅诗中，其《次韵李宾之题梅二首》之二“雪里横斜影半疏，清寒真与月同孤”二句，正从此化出。唐代诗人刘禹锡《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语，故谢诗用“玄都观”以指代桃花，以桃花之早凋比显梅花之独芳。
梅花岁寒的品性，谢铎屡屡咏叹之，如《次韵黄世显题梅二绝》其一： 空山万木冻欲折，天遣江梅别置春。
莫讶肝肠终铁石，岁寒留取伴幽人。
此诗别出新意，先以“铁石肝肠”将梅花拟人化，从而“梅格”亦是人格，继而“岁寒留取伴幽人”一转，是君子有以自处。再如《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二： 夜色冬温又隔年，冷光幽艳转堪怜。
孤根分老冰霜窟，冶态春羞玳瑁筵。
岁晚风情谁独占，江南消息此真传。
漫山桃李纷纷在，不是搀天是盗天。
意脉与《梅花》诗相似，末皆以桃李等其他花树比照，只是此诗更强调了外界环境的恶劣，以突出岁寒后凋之难能，因其难能，故尤可贵。其他如“一笑巡檐坐隔窗，低头看尽百花降。谁令桃李为台皂，独向冰霜压后宠”（《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七），“天与高寒孤瘦在，老堪凌厉折冲来”（《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四）则极得其神；还咏及梅花其他品性，如“不爱秾华只爱枯”（《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一），“洁白难完绝代名”“天地容吾着此清”（《次韵题梅二首》其一）等。谢铎咏梅诗中特别的一类是，借梅花以发议论、抒愤怀，又或有稽于往史，或有感于时事。前者如《次郭筠心移梅韵》：“乾坤何敢閟幽香，风在霜林月在塘。寥落未应嗟失所，量移今复近周行。调盐我识功名薄，索笑谁怜兴味长。安得屈骚还直笔，尽驱凡卉发潜光。”后者如《次韵题梅二首》其二：“天上冰梅忽擅名，商家羹鼎未为荣。不知玉屑金茎露，谁是仙坛第一清。”（此诗谢铎自注曰：“时冰梅之令甚急。”） ２．咏菊诗人以咏菊而名者，无过于陶渊明，陶亦可谓咏菊之祖，菊之得益于渊明者盖亦多矣，而后来诗人苦于菊之先为渊明所吟者恐亦有在。谢铎诗歌鲜有如咏梅般直接咏菊者，或有鉴于斯亦未可知。读过谢铎咏菊诗，便知他是如何笼罩于渊明“阴影”之下。然渊明咏菊，妙在“无我”，不着“色彩”，如“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谢铎则更为“有我”之诗，于咏菊中时时牵萦自己心怀，故能不蹈窠臼，别为可观，可观者不在其咏菊，而在其善借菊以抒怀。
《奉次太守叔父种菊诗韵》其二： 陶后廖廖复几年，晚香庭院草芊芊。
极知世味看难似，莫怪风情好独坚。
未老折腰羞得米，贫谁多事叹无钱。
曾知袒跣枭庐地，不直羲皇一觉眠。
此诗在在涉陶，而情怀却是自己的，盖因菊而思陶，又因陶而出“世味”“风情”之叹，“未老”一联关涉其叔父，亦非泛泛之谈。而其第一首竟因叔父种菊而出“清世且须开笑口，好官何必赛多钱”的议论，其未嫌突兀，亦在有自家情事耳。
谢铎咏菊诗，语多涉陶，且多有重复，除前诗外另如“三径归来草未锄。……风光不是义熙初”（《再题菊花》）“……风光不似义熙春。寂寥三径归来后”（《次韵菊花》）“寂寞一枝老，蹉跎三径荒”（《菊径》）“悠然南山下，赖有此佳菊。自从三径荒，不一慰吾目”（《思菊次匏庵韵》）等，足见先圣之沾溉后贤良多，而后进之有碍于先达亦不浅，在所自处耳。
谢铎之“自处”，便是处以己心，出以己情，以情思带动菊花，而非从菊花而得情思。从菊花而得情思，是见物起兴，才若不足，即入窠臼，除上引诸作外， 另如《月下对菊与应黟县同作》，“月下看花”，对菊泛作，最终只能出泛泛之语： “荒径得归真不俗，空樽相对亦多情。平生笑杀陶彭泽，却使江州浪得名。”以情思带动菊花，则情思是我固有之物，无非借菊写出，故谢铎咏菊，于前诸作外，尚有可观之什。如《重阳后见菊》： 最难花是看根荄，莫问重阳雨后开。
荒径尽堪秋僻寂，多情还待我归来。
地怜尘土他年梦，天予风光别样栽。
清世且同元亮老，白头休笑杜陵杯。
此诗可观处，正在诗人自道的“多情”。而当这种“多情”用于直面倾诉时， 也是别样光景，如《再次赏菊一首呈四叔父》： 几见东风换物华，平章宅里是谁家？ 自怜天与冰霜骨，不向春争富贵花。
看老有香终不俗，买栽无地且教赊。
独伤采掇非今日，秋满南山恨未涯。
当“多情”诗人见菊为风折时，其情感更是自然充沛： 一夜颠风冻雨霏，强扶枯竹自相依。
孤根合向此中老，生意忽从何处归。
不死有香甘寂寞，后凋无力斗芬菲。
醉魂地下如堪酹，斗酒吾应为典衣。
（《庭菊为风所折再用原韵悼之》） 诗人之“多情”，盖无施而不可，即便一点闲心、几许遐思，时亦能为诗：“一夕寒云万木风，江山无赖酒杯中。丹心不及酡颜好，秋里黄花故作红。”（《红菊花》）这虽说只是在一“红”字上做诗句，却也情致别出。
３．咏竹、兰、松、荷、葵谢铎咏竹诗可举三首。《次韵题雪竹》：“层崖冻欲裂，百卉凄以残。此君强项甚，凌厉欲欺寒。”因为所咏对象是“雪竹”，所以诗歌也只是说它耐寒。
《次韵题竹》：“天阔苍梧恨未降，泪痕点点落秋江。几年望断朝阳凤，雨色风声夜满窗。”也只是泛题而已，搬合典事，无甚新异。《新生竹（自注：东园有竹）》：“旧竹斫尽新竹生，枝叶半委根荄萌。生生自是老天意，牧竖园丁休浪争。”倒是这首诗，写出点自己的意思，有似哲理小诗。
谢铎诗歌中可视为咏兰花的，也有三首，分别是卷一的《兰束束图》、卷七的《百亩幽园图》和卷九的《题兰竹杂画》。这些都是他的题画之作。其中《兰束束图》可为代表，诗曰：“清晨起诵《离骚经》，抚心耿耿殊未平。吁嗟世道此升降，忠良废死谗佞行。幽兰胡为伴丛棘，利刺孤芳恐难敌。於乎！湘君有灵如可干，莫遣彼棘侵吾兰。”《百亩幽园图》说“不栽荆棘只栽兰”，也就是这个意思。
谢铎咏松类诗五首，各有特色。《存松次韵》：“荒径不改色，后凋犹有花。
玄都千万树，零落属谁家。”用意类同前所列《梅花》。《题松》：“空山老树只直干，廊庙栋梁千尺强。多事丹青爱奇崛，强教屈铁受风霜。”这是反画意而出议论。《题松送陈永清还天台》：“蛟龙入夜呼云起，鳞甲惊秋坠地寒。汹汹风涛不成雨，不如高卧且泥蟠。”前面是蓄势，关键只在带出最后一句，是所以用来送人的。写得相对较好的是《孤松偃蹇》：“世事于今半摸棱，十分偃蹇恐难胜。
老松可亦随时样，也向秦封误结盟。”《老桧嵯峨》：“根到重泉亦自清，漫从枝叶看峥嵘。庙堂梁栋元无分，只合风霜老此生。”两诗作于同时，命题相类，风格一致，都旨在借诗歌的题面表达自己的情绪，都结合着当时作者自己的心境， 也因而比前面列举的诗歌读来亲切。
谢铎咏荷花诗二首，《盆荷》与《太守叔父期缌看荷再次前韵》，两诗几作于同时，后诗歌所指“前韵”即《盆荷》诗韵。《盆荷》较优，诗曰： 倚遍虚栏看小荷，晓缸分涨碧生波。
参差出水雨声急，次第着根秋意多。
白发偶同君子爱，画船休唱越溪歌。
独怜玉井非吾地，十丈花高耐尔何。
前四从“看”字生出，是客观欣赏；后四是“看”后感慨，是主观情愫。末二句代花自道，实属妙想，将荷花从盆中转向广阔地带，同时也将诗歌提升一个层次，平添几分袅袅余音。
谢铎咏葵诗歌有两首。《葵花》：“阳德无私照，葵心每自倾。莫教旁近地， 蔓草一时生。”《葵阳楼为葛大尹作》：“寂寞楼头几度开，丹心长自向阳来。河阳县里花如锦，莫共东风一处栽。”都没能咏出新意（不过是葵花向日———俗称“向日葵”），也没能写出新诗（都是“不栽荆棘只栽兰”的格局）；倒是《思菊次匏庵韵》里提到“不如东园葵，犹能卫其足”，提到了葵除了“向日”外的另一种品性，而且用在该诗中适恰其分。
４．其他杂咏谢铎尚有不少杂咏其他诸物的诗歌，所咏对象广泛，涉及菜、草、姜、虫、蛙、兔、鼠、猫、棚、栏、池、井等等。其中颇有可观，乃至笔者以为，谢铎咏物之见精神者，往往在此。《白日鼠》： 嗟尔白日鼠，公然走踆踆。尔也本阴类，及昼恒畏人。
何年易尔性，不畏人怒嗔。残污我书册，旋及吾冠巾。
暴啮动万状，孰辨夜与晨。我欲灌其穴，穴坏与墙亲。
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薪。展转两无策，为尔徒■呻。
悠悠此苍天，敢谓谁不仁。
此诗全用喻体。“尔也本阴类”云云，似有所指，或即朝中阉宦。作者疾恶如仇之态呼之欲出。《悼猫》诗可与同观，“莫怪纷纷还鼠辈，只应养恶是天心” “一般鼠盗寻常在，轻重终须为策筹”，此等视为政论亦无妨。另《闻蛙》亦属此类借物讽喻之作： 春水鸣蛙处处通，野田村巷路西东。
公私不用分区域，坚白谁能辨异同。
井底有天从侈大，月中无地看奸雄。
莫教强聒终宵在，正尔蘧蘧蝶梦中。
另有一类杂咏，则写得情趣自得，思致婉然。如《竹栏》： 寂寞空庭一径开，小栏深护碧云堆。
红尘满地不能到，明月有时还自来。
老向宦情消我俗，病先归梦为君催。
分明记得清阴在，望海亭前取次栽。
“红尘”二句，亦有心人善于察物者。又如《新池次黄定轩韵》： 一池便可五湖如，尺地中涵万象殊。
已觉乾坤无隔碍，不妨飞跃自鸢鱼。
穷年我笑为山力，漫兴人夸洗砚书。
看取一般生意在，绿杨芳草半芙蕖。
前四句宛然体道人语。再如《竹兜》： 小小竹兜稳，登登石径宜。舍车聊自慊，利涉已忘危。
世路古今别，人心日夜驰。相逢莫相笑，鬓发各成丝。
亦是思理之作。谢铎深于心性之学，于中亦见端倪。
由此，不妨看一下谢铎的哲理诗。
５．哲理诗关于哲理诗，本书第四章已有所涉及。哲理诗往往很难写好，不是味同嚼蜡，就是嗅如淡水。如谢铎的《未圆月》：“人爱正圆月，我爱未圆月。未圆明日盈，正圆明日缺。”不过是常言“日中则昃，月圆则亏”，实在不能算是诗歌了。
再如《乱绳》：“处世真如解乱绳，从头徐理不须惊。若还急性须伤手，到底都无一事成。”也不过借诗题做了个比喻，而且并不新鲜。倒是《峻绝》诗“盈科后进是途程，峻绝终须着力登。若更悠悠待明日，白头真负此青灯”，或可作箴言来读，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谢铎是个以道自任、勤于内省的人，故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敏于感受，加以思致，乃出哲理之作，因作者置身其中，这类作品反倒见佳，至少比一味谈理的诗歌来得亲切。如《换船有感》二首： 犒劳虚烦我酒杯，大船依旧是空回。
何如只着轻舟载，浅水飞帆任往来。
楼船重载不胜难，换得轻船好过滩。
船里主人元是我，重轻一任世争看。
作者由途中换船而生感想，“我”在其中，乃不空不隔。赋诗见意，又不把意思说白，要在“主人”和读者自己用心体味。作者在它诗中说“待扣钟须随我应，无弦琴不用人知”（《次黄通政韵赠别高司训宏谧》），可为此诗“药引”。谢铎此类诗作写得最好的当属《传舍》： 莫问前程有滞留，一程过是一程休。
极知传舍皆如寄，可笑吾生若是浮。
歧路向人终不极，功名随世亦堪羞。
劳劳到底成何事，看尽风光白尽头。
诗作于谢铎离家赴京上任途中，在传舍歇脚，心中大有感触，乃由“传舍” 而及人生，不过同此寄浮，生也有涯，而追逐奔役无涯。“劳劳到底成何事”，或问自己于世何补，犹它诗中所谓“宦途误作半生梦，在处都无一事成”（《春光》），而风光几许，耐我白头如何，真是“老去功名俱是梦，醉来风月尚多情” （《敬所报至感而有述》）！ 应该说，谢铎的才情并不高，其之能为诗人，就在于他有着对生命流逝的感怀，有着对天地间人生价值的追索。“可信行藏真在我，极知用舍本由天” （《次西涯病起早朝韵》），“世路满前公莫问，只须一笑付儿童”（《旧游柬西涯先生》），这种思索一直伴随着他的自处与处世，然而又岂是诗人自己道得明说得清的呢？因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能总体感觉到一种情感的徘徊与依恋，还有淡淡的惆怅与丝丝的无奈和自慰。
六、谢铎的题画诗谢铎有不少就画题画的泛作，多作于早年。如《题画四绝句次宾之侍讲韵》《题王孟端竹》《花坞读书图》等，无甚可观。另如《题夏太常墨竹》：“落落平生老可心，醉提浓墨写秋阴。一枝流落人间世，曾博西番几锭金。”《题兰竹杂画》：“修竹幽兰本共清，阴崖深谷一时生。天高地阔谁知得，野草闲花别有名。”《百亩幽园图》：“山头云气薄高寒，山下坡陁百亩宽。湘水有情天未老，不栽荆棘只栽兰。”只是添得些文人的雅致，或者就是老调常弹，若说其中有些情意，怕亦在虚实有无间，难以为贵。盖题画之作，出于咏物之下，其始本不足深求，即便如老杜《画鹰》之作（谢铎的《枯木双鹰图》似受杜甫此诗之影响），评家亦但曰“句句不脱画字”、“得画鹰之神”耳（杨伦《杜诗镜诠》卷一），又有题画（扇）以赠酬者，如《题青山白云图送人归吉安》《黄芦白鹭图为沈帮瑞题》《题扇赠陈牧村》等，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至如《题扇面寄郭筠心》：“建水南行旧路斜，石桥青竹野人家。相思不及双飞鸟，红鱼溪头又落花。”愚以为若其书法可观，则不若径将杜牧《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题于扇面。只是谢铎又有不同于泛题之作者，或可一观，故下略别类以论之。
１．借画抒怀诗《题扇面小景》： 海波粼粼生碧漪，海月倒映珊瑚枝。
扁舟莫讶未归去，正是饱帆风好时。
前二平叙扇景，后二即扇景即情怀，属借物抒怀一类。又《题便面小景示宗勋》： 水光山色半模糊，何处扁舟是五湖。
见说近来风浪急，莫须浮海学乘桴。
前一首想说自己何不退隐，这一首是劝人正须仕进，要在吻合所题景致， 为我情意所用。再如《题墨菊》： 典午山河不复东，乾坤无赖酒杯中。
寒花也识归来意，不向西风赛晚红。
此诗全是写意，有如书家所谓“意临”者。前二句意绪多端，蹈空而来，后二句将自己的致仕与墨菊巧妙结合，“不向西风赛晚红”，点出“墨”字，是墨菊不同于它菊，亦是作者之有别于他者。然情绪中留有无奈，与作者在其他诗歌中对自己致仕的感虑有些差距，盖因其时夭子之故。《题扇面小景》： 竹色波光共一天，棹船归去正堪眠。
瞿塘只在湘江外，击楫还闻有济川。
此题扇之作，由诗看来，画面只是近竹远湖、湖中一舟，而到诗人笔下，便成韵味，兼有远致，天地风光，正不若归去。“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闻唐军收复失地后狂喜之情，“瞿塘只在湘江外，击楫还闻有济川”，则是谢铎想见山水可喜而惬意之语，两者思致有似， 故而笔致相若。
谢铎又有反画意而题者，即不执著画面而径出己臆，以为议论，如《题松》： “空山老树只直干，庙廊栋梁千尺强。多事丹青爱奇崛，强教屈铁受风霜。”又如《兰束束图》：“清晨起诵《离骚经》，抚心耿耿殊未平。吁嗟世道此升降，忠良废死谗佞行。幽兰胡为伴丛棘，利刺孤芳恐难敌。於乎！湘君有灵如可干，莫遣彼棘侵吾兰。” 《古木寒鸦图》则是谢铎借画抒怀中的另一类： 悬崖老树如悬藤，虬枝屈铁相崚嶒。 阴风昼号不作雨，众鸟辟易争奔崩。
寒鸦何来色悲壮，两两枝头屹相向。
仰参寥廓失狐疑，熟视烟云欲狼抗。
有时飞上朝阳殿，许身愿逐雕梁燕。
朝阳老凤噤不鸣，鹤种鹓雏纷斥谴。
君不见江东日暮杨柳花，至今腐草羞啼鸦。
谢铎在政见上严于君子小人、贤不肖之辨，谓“时人以先进为野人，以后进为君子，这都是惑于流俗，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故其颠倒错乱，至于如此”（《先进于礼乐》），又曰“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 （史论《武后》篇）。该作借画中寒鸦而为比体之诗，措辞硬峭以见“古”“寒”，既有感于斯怀，兼有兴于往史，末二句点睛之叹，正有类于李商隐咏史之什《隋宫》———其中间二联曰：“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莹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２．借画咏史诗《钓台图次韵》：“万古寥寥一望空，钓台谁共此高风。曾知牧野鹰扬业，都属蟠溪鹤发翁。”便是借画咏史。诗亟称贤者之可贵，更不可以其始之出身地位论。又如《次韵题三顾草庐图》：“莫向中原说两雄，真从莘野到隆中。若教巾帼能挑战，并作曹家灭晋功。”《次韵晋王出猎图》：“几见车攻出乘黄，盛周风采尽岐阳。流连岂独河东晋，汉道西来此意荒。”感慨历史兴亡，然艺术价值不高。
３．山水画诗《何世光侍御山水图》： 天姥山高依天起，势轧东南万山圮。
神工墨妙何乃来，地泻天遗竟如此。
山中旧屋谁闭关，悬崖老树苍苔斑。
乘龙挟雨奔海去，畏鸟裂石翻云还。
浦口渡头春水滑，曹娥江上秋涛阔。
舟子篙师隔岸招，■衣骢马今晨发。
北过居庸南凤阳，淮河水落淮山苍。
烦胸净洗出奇崛，伟绩尽收归混茫。
天台咫尺天姥东，石梁洞口桃花红。
拂竿已愧孔巢父，拜床敢问庞德公。
我生爱山苦不薄，梦寐兹山拟相托。
安能一蹴山上头，看他自跨扬州鹤。
前十六句写画，后八句写“我”，是见山水图而起山水之兴，题山水图而聊作山水之游，在谢铎题画诗中别为一类。李东阳谓谢铎“为诗精炼不苟，力追古作”（《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于此或可见之。起首“天姥山高依天起，势轧东南万山圮”，就画中之大者近者突兀而起，虽嫌嫁接李白“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梦游天姥吟留别》），然李用于篇中，此施之句首，其势甚佳；且既以天姥之山拟之，自然联想及之，亦无妨。接着“神工墨妙何乃来，地泻天遗竟如此”二句总赞，自设问答，无所答而归之天地，用极前二句之余势。而后“山中旧屋”“悬崖老树”二句，要言不烦将画中细处带过；又以“乘龙挟雨奔海去，畏鸟裂石翻云还”，于空阔处将画中风雨写活；并带出“浦口渡头春水滑，曹娥江上秋涛阔”，将渺渺远景写得细腻可人，“春”“秋”互举，则非善画者无以兼之；“舟子篙师”“■衣骢马”以下四句，用人物点画，便得画之生气，用遐想臆画之“空白”， 正有诗之后半云：“我生爱山苦不薄，梦寐兹山拟相托。安能一蹴山上头，看他自跨扬州鹤。”而前既有二句总赞，后乃以“烦胸净洗出奇崛，伟绩尽收归混茫” 主客双收。至如“拂竿”云云，或时有所欲言者。全诗谋篇不苟，开阖有致，极尽画之所能，兼山水兴趣，并古意盎然，是为佳制。同为题山水画之作的《钱御医山水图》“远树孤村带浅霞，乱山流水入平沙。杖藜不逐扁舟去，红杏门前看落花”，则是廖廖泛题，自不可同日语。然若复将《何世光侍御山水图》与其早作《钟稽勋山水图》并观，则可知诗人毕竟才弱，《钟》诗固不及《何》诗，然两诗气局不稍变，而语有袭似。如果说“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忧国只祗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为茶陵诗派一号人物李东阳之自我写照，则谢铎“墨头书卷南窗下，镜里勋名未有涯”（《秋日病起》）“忧国有情书卷里，故乡遗恨酒杯前”（《次叶文庄公喜雪诗韵为王成宪儒士题》），亦庶几自我丹青矣。
七、谢铎的行旅诗谢铎多次休官，又几番被招复起用，在这行旅之间，谢铎又写下大量的诗作。此处所谓“行旅诗”，便是指谢铎写于旅途之中，既不关登游、又非着意于写景的作品。其间或是行程见闻，更多的则是旅途感兴与行旅感怀。
１．行程见闻诗写行程见闻的，兹举两首。《晚过静海宿流河驿》： 落日风初静，交河水正流。居人不知姓，行客且停舟。
青海鸟飞还，白云天尽头。相逢问前路，明日是沧州。
谢铎在他的诗文中情绪总是比较外露的，不论表达什么情感，往往袒露得很明白。相比较之下，这首诗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清淡”，“居人不知姓”、“明日是沧州”，整首诗的情绪就在这“知”与“不知”之间，也唯其如此，诗歌前半首用四句完题，方不觉其有费篇墨。又《宿德州》： 今夜客中宿，德州城外船。山东余土俗，蓟北少风烟。
军馈交相集，舟行不可前。时闻羸老语，菜熟是丰年。
这与《晚过静海宿留河驿》为前后之作，诗人的主观情绪都有意识地被置于后台，而在诗面上纯用客观白描，然诗人目光停留之处，也就是诗人情意所到之处，这种方式为有唐诗人尤其是杜甫所惯用，在谢铎诗歌中是极为少见的， 笔者粗略能找到的也就这两首。不妨就谢铎自己的诗歌比较，《太平道中》： 十载重来感慨频，西风吹鬓欲成银。
江山百里惊初割，邑井千年又一新。
文物敢论前辈事，交游还忆旧时人。
儿童不识青袍在，争看中朝老侍臣。
这首诗同样是为途中见闻所发，而感慨外露，情意直道，全不类于上举二作，这才是谢铎诗歌的看家本色，只是未必就写得出色。
２．旅途感兴诗旅途感兴之作，是指诗人于旅途中因事起兴而成诗，所起之兴就是诗歌的主导内容，也就是诗人在诗歌中所要重点传达的东西，因而传达的过程也就决定了诗歌的质量。而传达的方式，也就是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
《渡瓯江》： 酒尽双门鼓乱挝，满船秋思阔无涯。
敢从平世思浮海，且向空江学泛槎。
蜃气远吞青嶂日，岚光高映赤城霞。
望中咫尺桃溪路，三径分明是我家。
此诗由渡江而起“秋思”，由“思”而及“浮海”“泛槎”，“敢从”二句正是思、事并写；“蜃气”“岚光”，从“望”中来，又从“望”中带出家乡，而“三径”之思又正关乎渡江所起之兴。全诗意脉清晰，一注到底，环环相扣，层层落实，正是谢铎作诗不苟处。
谢铎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则是白口直道，想到什么就把什么说出来，在诗人是“尽兴”，而在诗歌则往往很难写好。兹看一首，《晓发乐清》： 水陆奔驰路几千，可知寒暑倏推迁。
舍舟此日真登岸，弛檐明朝是息肩。
桑海几时成变灭，蓬莱何处有神仙。
候门稚子应相笑，笑我霜毫白尽颠。
诗人旅途奔波，一大清早，水陆奔驰、寒暑推迁、沧海桑田、人事变迁等等一股脑儿问题都因久于行旅而冒了出来，如何冒出来便如何写去，说完了诗也就结束了，诗人的工作也就完成了，如同拉拉家常。其中“舍舟”二句颇涉禅机；末二句即苏轼“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意。此类诗作，写得相对较好的，数《晓发方岩将至雁山再次元韵》二首，兹录诗如下： 截锦为囊玉作舟，老奚遥指路南头。
层崖日薄千山晓，落叶风高万木秋。
随地险夷行莫问，入林深浅倦须休。
莫教方外闲窥得，并作乾坤漫浪游。
登山决策比焚舟，兴至还须力尽头。
且放浮生闲半日，莫教清泪洒千秋。
绝壑下看奔海尽，乱峰高拟极天休。
乾坤一笑今须醉，万古江山此胜游。
另外看一首谢铎的小诗，《假宿东阳尖山周氏主人辞焉》： 旅舍匆匆一宿难，也应惭愧此空山。
丈夫事业真堪笑，开口平生说万间。
这里体现了谢铎另一种感兴表达的方式。在谈谢铎的哲理诗时，笔者已经提到，谢铎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敏于感受，加以思致，往往能由事见理、由小及大。此诗由旅途借宿不得而兴起“丈夫事业真堪笑”的念头，中间的关联就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歌出以调侃自嘲的口吻，正因为其时是一时感兴而不是落落抒怀。如果说一个诗人的敏感如同蜗牛的触须，那么，以上所示正是谢铎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三条主要传达神经所在，不独在行旅诗中如此而已。
３．行旅感怀诗谢铎的感怀诗很多是写得很不错的，这里专门谈的是他因行旅而生发人生感慨的诗歌，是他行旅诗的一个部分。感怀与感兴的不同，在于前者本有斯怀乃因行旅而发之，后者则是因行旅接触之物事随兴而触动情意。较之前列两类行旅之作，感怀一类总体显优，只是思想和情绪过于集中、单调，主要就在仕途进退之间徘徊： 一年两度此驱驰，春雨秋风几路歧。
岁月悠悠浑自笑，往来屑屑果堪疑。
遭逢敢望明时幸，浅薄深惭圣主知。
病骨未瘳头白尽，不才何以答恩私。
（《再过天姥岭有感》） 上贤亲烦诏旨催，路歧那敢更迟回。
不辞曳病扶衰苦，犹自冲寒冒雨来。
清世有恩真海岳，白头无地答涓埃。
极知柱石诸公在，榱桷何须念不才。
（《丹阳舟中遇雨有感》） 江阔风颠雨半催，客舟无计更图回。
可应行止皆前定，敢谓功名是倘来。
画舫北飞真过隙，渴心南望已生埃。
不知险阻艰难地，大济谁堪传说才。
（《镇江阻风再次前韵》） 其所思所想，不过是“皇恩浩荡，不才奈何，不若归去，却奈皇恩何”。当然，这些也是行役之人最容易感触的情绪，何况诗人本来就一直在盘算着此间的事情，依谢铎的为人与性格，他的多次休官，自不是一时兴致使然。此类诗歌之耐读，艺术特色倒在其次，而是此间有着诗人的真性情、真精神，如“不辞曳病扶衰苦，犹自冲寒冒雨来”二句，自然让人想到谢铎的咏梅诗句：“天与高寒孤瘦在，老堪凌厉折冲来。”（《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四） 下面看此类诗作中在艺术上相对胜出的两首。《浪迹》： 四月离家八月归，路歧心事两依微。
深恩未报吾终忝，浪迹无端世所讥。
半夜橹声妨入梦，一天秋意欲侵衣。
故园松菊应无恙，尊酒独堪对夕晖。
此诗以抽象而又颇具意域概括性的“浪迹”一词为题，其能指也大。心事依微，非仅一程一途之感慨，而是一生心事如梦飘泊，浪迹无端，终是欲有所作为，“深恩未报吾终忝”，虽说是谢诗惯用的场面语，但其拳拳之心不曾稍假。
若将末二句与杜甫“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同看，则此老心事豁然明见。《晓泊西郭》： 西郭舟初泊，东方日未明。荒村无犬吠，古寺有钟声。
潮落夜归海，江空秋满城。故乡南望处，渐见白云横。
此诗摆脱了上列那种皇恩浩荡的情感体局，同时也体现了谢铎典型的作诗章法，在谢铎也是难得之作。起首二句完题。“荒村”、“古寺”，两句烘托，渲染气氛，为诗歌立局。后四句乃生发，“潮落”、“江空”，皆“望”中所见，用“望” 将诗歌由荒村古寺拉向厚远处，从而也将情思转拉向厚远处，“故乡”从“望”而出，本或非为望乡，而终于望乡，是诗歌情之所结，亦是诗人情之所结，“渐”字正见“望”之久、之深、之切。诗题是“泊”，“泊舟”是行有所止，“日未明”是时值其静，故有“荒村”二句。而不静的是诗人的心，不止的是诗人的情，此心此情于此时此刻尽付此一“望”中，此半首即便入唐人绝句，亦不稍差，盖亦李东阳所谓“力追古作”者。说其章法为谢诗典型，则只需读者将此诗与前举《渡瓯江》诗对看便知端倪，尤其是后半首，运思毫不相差，而谢铎诗歌的“精炼不苟” （李东阳评语）又正在此处，不劳笔者赘墨。
此外再看他一首《至旧邑有感》： 绕郭人家半出村，望中烟火隔秋云。
远宗自托千年在，壮邑谁从此地分。
门巷崭新非旧雨，江山如故几斜曛。
青灯白发西窗夜，泮报犹警梦里闻。
在谈谢铎的哲理诗时已经提到，谢铎以其不大的诗才而为诗人，在于他内在有着对时间（生命）流逝的追怀。这种禀性，能使一个人成为哲人，也能使一个人成为诗人，谢铎就是个有着一定思致的诗人，诗人的思致恰恰需要这种对时间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感怀与追索。谢铎爱读史书，并且写有大量读史诗与怀古之作。读史与怀古就是对时间的追溯，对生命乃至对社会与宇宙价值的追问，并最终回归到对“此在”的思考。当然，这并不一定要以读史与怀古的方式体现，上面这首诗歌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谢铎其他的诗作中又何尝不渗透着这种情与思。因而，谢铎的诗歌中，总是带着“情”上的徘徊与依恋、“思”上的惆怅与无奈。
八、谢铎的山水诗、登游诗与题景诗１．山水诗山水诗是以自然山水为诗歌之题材，以自然山水为审美之对象，在对自然山水之审美活动中抒发或寄托主体之情思。谢铎的山水诗，主要写于他休官在家时，期间曾游天台、雁荡等名山，家乡的方山更是他常游之所，此间都留下了他的山水之作。
关于山水诗的缘起，目前尚有不同说法，不是本论所讨论的范围。可以肯定的是，山水诗大显于谢灵运，而臻极于王维。此两大家之诗，人所熟知，现各举诗例，与谢铎此类诗作同观，以明谢铎山水诗之有以异：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清，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①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探奇不觉远，因以寻源穷。
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
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
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
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
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
（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①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鸟鸣涧》）② 从王维的《蓝田山石门精舍》不难看到他对谢灵运山水诗歌的继承；《鸟鸣涧》则完全是王维自己的风格，迥异于康乐。但其间仍然有一个根本的共性， 就是都注重对山水景致的客观审美性之再现，在以王维《鸟鸣涧》为代表的一类山水诗作中，虽不再看到大谢山水诗歌中犹存的“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的特点，但仍然着意于对山水景致客观审美性之诗意再现，也正是通过这种再现以期达到拨动间接审美者（读者）情思的效果。
谢铎的山水诗走的不是这条路子。看他的诗歌： 雁山高轧万山秋，第一峰高在上头。
拔地根深应自固，擎天功在合谁收。
先机不用娲皇补，多事空烦杞国忧。
见说颓波三万里，屹然还镇此中流。
（《天柱峰》） 李白平生不到处，巨那抵死来相看。
龙湫下激喷晴雪，岩雨倒飞生昼寒。
怒声奔海直欲到，清气逼人那可干。
恶诗莫问谁堪洗，战马屯兵血未干。
（《瀑布》） 在诗歌中，我们自然也能看到描绘———再现性的句子，而且占有一定篇幅，如“雁山高轧万山秋，第一峰高在上头”“龙湫下激喷晴雪，岩雨倒飞生昼寒”，但这不是诗人的意旨，诗人关注的不是主体（包括作者和读者）能否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而重在这自然的景致能否打通主体共同的感兴———不论是中流砥柱之叹，还是洗兵止武之问。换句话说，诗人在此不再如谢灵运、王维般追求诗歌文本能够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审美过程，期望达到一种共通的审美境界，从而在这共通的审美境界中建立共同的话语机制；而是急于表达自我主体在一般审美过程中所引发的个人感兴，并期望这种个性很强的感兴活动能在对话者（读者）那里引起共鸣，这种期望建立的基础，不在审美的过程，而恰恰相反，是在作者与读者可能相同的文化积淀背景。这种感兴，可以是如上面两首诗那样，指向创作主体之外，也可以如下面两首诗这样，直指“此在”本身： 几忆秋看雁荡山，入山秋鬓已成斑。
名应耳熟如曾到，路亦心贪不怕艰。
大地几何奇绝在，神洲终是有无间。
多情莫怪僧先占，杯酒还偷半日闲。
（《入雁山》） 极目诸峰杳蔼间，兴来聊复此跻攀。
声名一代谢公岭，形胜千年雁荡山。
峭壁似争诗句险，荒苔谁认屐痕斑。
不知终古行人在，白发无情几往还。
（《谢公岭》） 在这两首诗里，诗人聚焦于作为时间与空间之载体的“我”，即一个作为独立性存在的个体，在这山水间的伸展状态，这里，无论是“多情”还是“无情”，都是诗人自己的事情。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诗人并不关注山水在他的笔下是否能够在读者之间乃至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审美关系， 更无意去建立一种因普遍审美而来的共通的时空对话机制，诗人是独赏，也是独语。因而，同样地，诗人不需要如谢灵运、王维那样努力去描绘并尽可能建构起美的境域，而重在自我的“偷闲”与“兴来”“多情”与“无情”。不敢说山水诗歌在创作心态与方式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谢铎；此处只是说谢铎的山水诗歌体现了这种转变，或者说，谢铎的山水诗歌创作至少具有这种不同于经典的特殊性，因而可以视为谢铎山水诗歌的“特色”。当然，变异与特色并不等位于艺术上的造诣与成就，艺术上的成就更取决于诗人实际的艺术才能，而这一点， 谢铎是赶不上谢灵运和王维的；相反，倒很可能是诗人这种才能上的不足，使得谢铎的山水诗歌偏离了经典传统。
当然，谢铎的山水风景之作也并非全是这种“变异”的格局，如下面两首， 就是其中写得较不错的： 地拥中川胜，天留半日谈。人谁是宾主，境已绝东南。
旧雨山僧识，秋风海味甘。独怜乡思苦，丛杂可谁戡。
（《游江心寺再次前韵答进之》） 水自东西下，地应南北分。山高欲吞海，江阔半留云。
绝境世间少，佳名天下闻。独惭诗兴浅，对酒不成醺。
（《金山寺追次张处士韵》） ２．登游诗谢铎的诗题中也常表明“登”“游”字样，而且有不少也是作于行旅途中，但这还只是表面；我们已经看到，谢铎山水诗之不同于谢灵运和王维的作品，根本之处是他们在创作心态与方式上的不同，谢铎此类作品不是要表现山水，而是要表达自我；不在营造一种审美的境界，而在传达“我”登游后的兴致、情绪、感慨、情怀；更不是为山水做“立此存照”的工作，而是着意于因山水而写“我” 之情意。因而，尽管这类诗歌在登游之中必然夹带山水，但还是不能称之为“山水诗”。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前文所论的谢铎那些“山水诗”，一部分也可归在此列，只是登游的特点不及此处所要讨论的诗歌那样明显，其所传达的那个自我的兴致、情绪、感慨、情怀，也没有像在以下的诗歌中那么强烈。
《至天竺庵再次元韵》： 庭腊惊看几换僧，读书犹记昔吾曾。
勋名自与青灯愧，岁月谁怜白发增。
涉世智疏心已懒，看山兴在病还能。
春风秋月须分付，雁荡天台取次登。
与前举《游江心寺再次前韵答进之》《金山寺追次张处士韵》两诗对照，不难看出“登游诗”与“山水诗”的差异，此诗并不想读者留意于天竺庵本身，而是借游天竺庵来说“我”，强调诗人因来到此庵更起自然风月之兴致。再如《登孤山追次东坡韵》： 逋仙老去孤山在，天地谁堪着此奇。
莫怪寒梅零落尽，近来风土不相宜。
很明显，谢铎登孤山作此诗，并不是要描写、传达孤山如何之“奇”，而只是要带出他“近来风土不相宜”的情绪。
在谈谢铎的咏菊诗时，笔者已经谈到谢铎诗歌很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处以己心，出以己情”，少“无我”之作，而多“有我”之诗，即谢铎在他的诗歌中总是时时展露着他自己，对世事的感慨、对人世的情怀总是明白无误地流露在他的创作中，以此来带动甚至灌注整个诗篇。他的一些成功的诗作也往往得益于此，如： 兴在登高健欲飞，病来未觉壮心微。
不妨白发逢秋老，且共黄花判醉归。
眼见西风先落叶，代经东谷几斜晖。
相逢莫问沧桑事，苍狗无端又白衣。
风急天高叶乱飞，一天秋色半霏微。
忽惊西北浮云起，不见东南倦鸟归。
百代光阴真倏忽，万年川岳此灵晖。
琼楼玉宇寒多少，谁献山龙补衮衣。
这分别是《九日登楼旗峰追次杜牧之韵》的第一首和第三首。诗人登高起兴，不禁怀抱大开，以老气横秋之姿，横穿于时空之间，叶落黄昏，风卷残云，唯“我”独立飘渺，情思不已。再如《九日登高次陈敬所韵》第二首： 又是秋光一度更，漫凭杯酒话浮生。
放教黄叶催人老，依旧青山不世情。
小鲁只今谁着眼，登高终古亦虚名。
杖藜白发随吾兴，不用诗夸七步成。
诗人登高而气爽，乃放怀而高歌，管它黄叶青山、古今虚名，但由“我”杖藜白发，话酒平生。一如上举两诗，皆因创作主体之情意倾注而一气呵转，思随兴致而张扬，意随情感而顿挫。这些也是谢铎诗歌中难得的放怀之作。《至接待寺有感》则又回到了他惆怅的调子： 三十年前此到曾，竹床犹忆寝还兴。
青山未老风光在，白发重来感慨增。
往事忽惊春后梦，浮名真愧佛前灯。
拂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峰头第几层。
在时间永恒流逝与人生短暂幻浮的张力之间，诗人又开始了他没有答案的思索，在佛前回首，是对既往青春事业的怀恋，也是此刻心绪的踯躅徘徊， “拂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峰头第几层”，这不容停留的步伐，是惆怅还是无奈，是生之有为还是命之归宿？此间我们又看到了谢铎在时间与个体生命之流中那敏感的心智和无限感慨中那自我疗治的印迹。不妨继看他的《南望青萝山》： 南望青萝山，峨峨蹴天起。上有千载人，高风屹相峙。
怀哉伤我心，莫问侯城里。我行再拜之，潸然隔秋水。
在谢铎诗歌创作的明洁风格中，这首诗是相对含蓄和深沉的。然而，只要我们把握住了诗人的上述情怀，就不必去费事考证诗人此刻所“怀”者何、为何如此感伤、为何潸然落泪了。
３．题景诗谢铎还有一些题景之作，如《太液晴波》：“太液池边春水平，日华浮动暖风清。溶溶帝泽此中满，滚滚仙源何处生。一碧浸来天地老，万红流尽古今情。
建章宫畔当年事，回首斜阳梦已惊。”《琼岛春云》：“蓬海分明在眼中，暖云高捧玉芙蓉。春阴欲下清虚殿，朝彩先浮最上峰。瑶管声中迷去鹤，金根影里护飞龙。夜来雨过知多少，试向东郊问老农。”《居庸叠翠》：“谁设重关壮帝宫，迢迢形势北来雄。鸟飞裂石连云起，龙走长冈到海穷。塞草远分天外碧，狼烽不送日边红。闭门谢却阴山路，时见晴岚度晓风。”这是诗人到北京中进士后所作， 措辞色彩鲜艳，用调明朗高华，从中可见谢铎当时如何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这在谢集中是另类，如昙花一现。
一般之题景，谢铎是不带情绪的，如《翠屏风》：“湖山翠如滴，森立当我前。
湿云不作雨，障此东南天。”《玉带泉》：“洗耳岂不洁，饮牛泽其清。寄谢水边客，驾我玉带名。”诗不见佳。倒是《白云深处》之后二句“一声鸡犬斜阳暮，知在青山第几重”，可以见出些诗人投入主体情致的努力。
《拳石回澜》稍微特殊些： 滟滪有时没，孤根亦沉浮。拳石苦不量，屹然此中流。
抓住景致“拳石回澜”在行与势上的特点，遗貌取神，用比兴写意；然而也仅此而已。
《天籁庭》写得还不错： 万籁忽如泻，萧然林壑醒。幽人正无寐，莫更下前庭。
笔触在“庭”，情意在“人”；而写“幽人”之“无寐”，又正是写“庭”之“天籁”。
在谢铎的题景作品中，能写得有些“声色”的，当然还是诗人那些能结合自己情思的作品；前文也已多次谈到，能“处以己心，出以己情”才是谢铎之能为谢铎的地方。兹列示两首，不赘论： 占断清溪第几洲，尽分天目万山秋。
倦来濯足知元地，老去澄心只此楼。
勇攫几曾羞腐鼠，坐忘今不问飞鸥。
岘碑百尺他年泪，应与漳南水共流。
（《澄心楼》） 一亭端可镇千山，委秀钟灵正此间。
剩有清风来雁荡，不须紫气满函关。
峰头月出天留胜，海上鸥来地占闲。
误矣黄金台上路，白头犹自恋清班。
（《东雁亭次韵》） !a# $%8.B.... 通过前面我们对谢铎诗歌的分类讨论，现在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谢铎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处以己心、出以己情”的总体创作风格谢铎在诗歌创作上的总体风格，可以概括为“处以己心、出以己情”这八个字，即通过自己对生活中的物事以及生活本身之内在省察与感悟，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真挚的情感。换言之，就是文学作品要抒情，要真实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所谓“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感情诗序》）。具体则体现在多个方面，有利也有弊： “处以己心、出以己情”反映出谢铎创作思维的特点。谢铎经术湛深，尤其是深受理学思辨之影响，所以日常勤于内省而敏于由此及彼的逻辑感受，因而在创作时能利用思致上的亮点而写出自己的情绪。如《传舍》： 莫问前程有滞留，一程过是一程休。
极知传舍皆如寄，可笑吾生若是浮。
歧路向人终不极，功名随世亦堪羞。
劳劳到底成何事，看尽风光白尽头。
“传舍”是古时驿站供过往行人止宿的地方。《汉书·郦食其传》：“沛公至高阳传舍。”注云：“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是时谢铎离家赴京上任，而怀揣着牢骚与无奈。谢铎倦意于仕途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他三仕三隐的过程说明他致仕的决心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决的，于是期间他对人生、前途、功名、价值之类重大问题的思考总流露出惆怅与徘徊的情绪。
此次他在奔役的途中写了一路的诗歌，这首诗则明显地展示出谢铎敏感、多思的特点。他将心中的感慨巧妙地寄托在“传舍”上，心中的感触都藉对“传舍” 的思辨而抒发。“一程过是一程休”是“传舍”的特点，也是人生在时空中的自然走向，于是诗人由物理的层面而推及价值的层面，人生同此寄浮，而生也有涯，追逐奔役无涯。“歧路向人终不极，功名随世亦堪羞”，则首句“莫问”中正有着对“前程滞留”的追问。遗憾的是此时的谢铎对此还没有找到能让自己坚信的答案，故而诗末未能有所振奋，“劳劳到底成何事，看尽风光白尽头”，也正是他在《春光》中“宦途误作半生梦，在处都无一事成”的感慨，而全诗情绪上则较之多出些无奈。
“处以己心、出以己情”同时也造成了谢铎诗歌创作中的一些弊端。谢铎的诗歌创作总体来说情绪往往比较外露，追求明朗而不刻意含蓄，在意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能否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一旦诗人的情感世界并不丰富，则他的诗歌不免一望见底而了无意趣，而这也是由他“处以己心、出以己情”这种唯我的创作态度决定的。如： 一年两度此驱驰，春雨秋风几路歧。
岁月悠悠浑自笑，往来屑屑果堪疑。
遭逢敢望明时幸，浅薄深惭圣主知。
病骨未瘳头白尽，不才何以答恩私。
（《再过天姥岭有感》） 上紧亲烦诏旨催，路歧那敢更迟回。
不辞曳病扶衰苦，犹自冲寒冒雨来。
清世有恩真海岳，白头无地答涓埃。
极知柱石诸公在，榱桷何须念不才。
（《丹阳舟中遇雨有感》） 两诗是谢铎在同一次旅程中先后“有感”而作，遗憾的是，虽然两次“有感” 的触媒不同，一是“再过”，一是“遇雨”，但由于诗人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他所要表达的“感”上，而所感对象和具体所感的内容却无有差别，读者于前一首感觉不到“天姥岭”，于后一首感觉不到“丹阳舟中”（诗人以为“一年两度”和“冲寒冒雨”可以分别接应题中的“再过”和“遇雨”，故不再于地域景致中留心而放心地抒怀），以致两诗可以互相置换而看不出差别（前一首“春雨秋风几路歧”正可破后题中“遇雨”，后一首“清世有恩真海岳”亦差可接前题中“天姥岭”），因此若两诗并观，则不免同为败作。原因就在于诗人当时“心”同、“情”同，而又不注意用其他的表达方式来补救这种凭心直出己情而有时几于白口直道的惯常作风。
“处以己心、出以己情”之更为积极可取的一面，则是在与其积极创新思想相结合之时。谢铎主张写诗作文要有创新，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亦步亦趋，他在《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诗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入道从来各有门，几何能解绝尘奔。文章亦是天机杼，笑杀随人脚后跟。”对前人优秀的创作成果和经验，当然要模仿和学习，但在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决不能抹杀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去带动创作，这样才能不蹈窠臼而别为可观。
谢铎诗才不大，因而也很难有自己高妙的诗歌语言，其诗歌之可贵，正在于他的真心实露，言辞恳切，想见其人。读他的诸种交游诗，尤须从此中看，而难以他求。如他的《送林蒙庵致仕得闲字》：“不是明时苦爱闲，独于中道念惟艰。百年士论瞻依地，此日先生进退间。忧国每怜心事赤，还家尤喜鬓毛斑。
交游一代今前辈，把酒临风只厚颜。”此诗可与《送林蒙庵先生序》同看，文中“是以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迹，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庶几乎圣人之教， 而于道无负矣”云云，正可视为君子自道，非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而是我本有心，以斯心观物，则物无非中我情怀，这是谢铎诗歌创作上的一个主要特点。
二、广泛学习前人艺术经验，化用优秀诗句从谢铎现有的诗歌来看，他对于前人的学习和模仿是明显而广泛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化用前人的优秀诗句、诗意乃至诗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谢铎对杜甫的学习。从现有资料来看，谢氏家族对杜甫有一种特殊的钟爱。《朝阳阁书目序》：“成化戊子冬，我先人既作贞则堂，以祗奉先大母之训则，特于其东辟藏书之阁，曰‘朝阳阁’。……遗书独《尚书》《西汉书》、韩、柳、李、杜集各一册，皆残缺不完。忆为儿时尚及见，先曾祖德一府君在卢州，效杜子美《七歌诗》，皆墨稿，而今不可得矣。”族叔父谢省更是有杜诗癖，不仅自著有《杜诗注解》，而且还在乡村教杜学（《贞肃先生墓志铭》）。
谢铎自小即受叔父之熏陶，其对杜诗之接触与喜爱亦可想而知。他即便在闲居之时仍亲自“集杜诗一册”作为给朋友的赠礼（《与章德懋》），更可见杜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谢铎更有《次韵老杜雨不绝》《执热追次老杜韵》《追和杜子美暮春韵》等直接追仿杜诗的作品。而《枯木双鹰图》更是明显地模仿杜甫的《画鹰》之作。另如“故园松菊应无恙，樽酒独堪对夕阳”（《浪迹》），则杜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为其所本。杜诗“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秋雨叹三首》其二）正是谢诗“野岸禾生耳，山城水及扉”所本。谢诗“村北村南皆旱尘，出门几望西郊云”正是杜诗“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夏日叹》）“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裳”（《夏夜叹》）之意。而谢铎作为一个诗人，于风雨之中抒发其社稷情怀的创作意趣， 更是直接继承与追仿杜甫而来。至于谢诗中提及杜甫者如“不寐空怀杜老忧” （《不寐》）“白头休笑杜陵杯”（《重阳后见菊》）等等，则更是多见，此不赘举；而字词句的借用与模仿更是层见叠出而无暇计矣。
谢铎第二个重点学习的对象是陶渊明。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咏菊诗和退隐情怀上。在谈谢铎的咏菊诗时我们已经提到，谢铎咏菊诗语多涉陶，且多有重复， 如“三径归来草未锄。……风光不是义熙初”（《再题菊花》），“风光不似义熙春。
寂寥三径归来后”（《次韵菊花》），“寂寞一枝老，蹉跎三径荒”（《菊径》），“悠然南山下，赖有此佳菊。自从三径荒，不一慰吾目”（《思菊次匏庵韵》）等，又如《奉次太守叔父种菊诗韵》其二（卷二二）：“陶后寥寥复几年，晚香庭院草芊芊。极知世味看难似，莫怪风情好独坚。未老折腰羞得米，贫谁多事叹无钱。曾知袒跣枭庐地，不直羲皇一觉眠。”此诗则更是全拿陶渊明来做文章了。在退隐情怀上，谢铎最爱借用由陶渊明而来的三种形象和意境，一是“三径”，如“莫嫌病骨今逾甚，三径分明旧有缘”（《再次通伯东园韵》）“三径门前菊未荒，动人秋思已悠扬”（《次韵答陈牧村》二首其二）“倚栏敢作怀乡恨，三径吾今愧菊松”（《有怀两三楼》）；二是“归鸟”，如“野心□逐浮云出，归思先惊倦鸟还”（《游梅山次韵一首》）“绕乌正合栖全树，倦鸟惟应恋旧窠”（《次韵答王存敬苏文简二太守》）；三是“菊”，除专意咏菊而外，如“三径犹堪伴菊松”（《清尊》）“多情为报东篱菊，管待秋风取次开”（《过丹阳》）“亦有东篱花，嗟嗟晋征士”（《灵凤山》）。谢铎对陶渊明的学习主要还不是诗歌风格上的，除了字词的模仿之外（如《敬所以诗来寿兼致感慨之意次韵奉答》“竹边疑义共谁斟”之与“疑义相与析”），还是一种思想精神上的向往和寄托，以至“惟饱饭和陶，以徐俟既定之天明”（《与萧文明给事》）。
另外，谢铎对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两大家也有意学习和追仿，《登孤山追次东坡韵》《谒岳王坟追次东坡韵》《六月二十九日喜雨追次黄山谷韵》等诗歌的创作便是明证。对唐代诗人的学习更是广泛。如最为人熟知的，谢铎泛用“路歧”“歧路”字眼，正是因为有初唐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他垫底， 如“歧路风烟犹昨梦”（《奉慰十五叔父下第》）“歧路风烟别梦长”（《次韵答陈牧村》二首其二》）等句子便是对王勃诗歌的浓缩。谢铎的《题扇面寄郭筠心》： “建水南行旧路斜，石桥青竹野人家。相思不及双飞鸟，红鱼溪头又落花。”则完全是杜牧《山行》诗的翻版，《天台道中》“乱云深处是天台”犹是从“白云深处有人家”来，谢铎另有《九日登楼旗峰追次杜牧之韵》，则从一个侧面可见他对杜牧诗歌之熟悉。此外，在谢铎的诗歌创作中，还有其他一大批前代诗人与诗歌都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影子。
谢铎对于前人的学习和模仿之突出表现，就是化用前人的优秀诗句、诗意乃至诗境。谢铎《送戴廷珍提学》诗：“别意匆匆不可招，路歧如梦入纷殽。遗珠未尽收沧海，骢马仍烦出近郊。拔茹自须先去莠，救浑终亦念投胶。驱驰不待坚冰至，风色惊传十月交。”其中“遗珠”句便是化用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承前句“路歧”，盖“儿女共沾巾”之意，只是略嫌费事。《哭叔父王城先生》第六首末二句“桃花溪上泪，流水向时深”，则是巧妙地暗用了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晚过静海宿流河驿》“落日风初静，交河水正流”，则是对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模拟。《东河驿夜酌有感》“不才明主非难弃”，则是对孟浩然“不才明主弃”的反用。而《次韵奉酬刘时雍大参》“一度相看一惘然”则几乎是对唐宣宗李忱“一度思卿一怅然”（《吊白居易》）的剽袭。《喜晴次旧韵一首》“莫问孤舟野水滨”则出自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芙蓉筋竹道中》“路转忽惊山势断，天开殊觉海波平”、《再用前韵柬同游黄赵二公》“溪流屈曲疑无路”则是对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意临”与搬用。《次西涯过旧居有感韵》“旧堂休叹燕泥空”以及《次李阁老重经西涯韵》“巢燕梁空落旧泥”则是对隋代诗人薛道衡名句“空梁落燕泥”的点化；而《雨中偶兴》“随意不妨庭草绿”则翻录自隋代诗人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月夜次太守叔父沉字韵》“星稀月朗夜沉沉，乌雀惊飞几绕林”则是对曹操“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拼合。
由上可见谢铎对前人创作经验与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是何其广泛，但也有弊端：一是诗歌中缺少了自己的新鲜语言，除了模仿与化用之外就只能说“歧路”“江湖”“乾坤”“廊庙”“一笑”“白发”等等字眼了，而后者更是充斥着谢铎的诗篇；二是点化得不好就让人费解，如上举“遗珠未尽收沧海”例便已有嫌费事。
三、改变诗句结构，通过节奏的变化寻找新变谢铎在语言上不能有大的创新，则转而在诗句结构上寻找新变，通过节奏的变化来达到新人耳目的效果。
我们知道，七言句式通常的结构是“二———二———三”。就以谢铎的诗歌为例： 《暮秋奉怀黄世显李宾之兼忆十五叔父》： 夕阳———门巷———雨初收，独客———无言———坐暮秋。
咫尺———不来———黄吏部，寂寥———同病———李编修。
床头———浊酒———难驱使，篱外———寒花———自涩羞。
蓬海———风高———南雁远，有人———回首———竹边楼。
这样一贯到底的结构，工整自不必说，就是有嫌单调刻板。于是谢铎就在这上面下功夫，方法是用散文句式入诗，如“不知尔亦能千里，却怪吾还爱一官”（《舟次镇江别宗勋表侄》）“公之去留谁则同”（《召公留》）“一程过是一程休”（《传舍》），使诗歌在节奏上有参差的形式效果和铿锵的音韵效果。此类诗作甚多，兹举二首以明之： 《次韵刘时雍席上联句四首》（其四）： 落落高怀漫不收，是谁诗可着闲愁。
花———应好事———催人老，春———似多情———念客留。
（一———三———三） 将帅功———曾———收铁券，相君名———已———卜金瓯。
（三———一———三） 尊前合放吾侪醉，不是相知尚黑头。
《清明谒陵次杨学士维新韵》（六首其三） 好景分明画不成，品题今日仆须更。
路———从险处———行来稳，山———到深时———望却平。
（一———三———三） 花气暖———催———春日转，树声寒———带———朔风鸣。
（三———一———三） 向来奔走偷闲地，始觉官曹分外清。
这种“一———三———三”与“三———一———三”是谢铎最惯用的变格，如“庙廊忧已随天远，葵藿心谁向日倾。功到勇时千仞易，义当安处万金轻”（《次韵答戴允亨》），同上举二诗，皆是结合用之；也有单独运用的“三———一———三” 结构之安插于“二———二———三”结构者，如《高宏谧以诗相留次韵奉答》之“剥肤恨已空皮骨，蹀血功谁念髑髅”、《次韵留别敬所》之“重来兴与归舟尽，欲去心从闭阎休”、《次韵哭一中三首》其三之“百年业负初心约，一饭恩羞既饱餐” 等等；“一———三———三”结构之安插于“二———二———三”结构者，如《登白沙冈》之“路从行处知夷险，海到观时识浅深”、《喜雨追次韩魏公韵》之“旱应已分三秋剧，病忽惊传九死苏”、《北上奉别太守叔父筠心诸公》之“起逢盛世恩终忝，老向空山分所安”等等。
五言句结构的转化则尤见出铿锵的效果，如《次韵郭筠石雨中有怀》： 夕阳流水远，暮雨落花深。地不妨真隐，天应着漫吟。
且从人醉梦，休问日晴阴。见说争枝鸟，飞飞满上林。
《始漏师寺人貂》： 军国阽危地，貂珰作俑初。剑谁思斩马，罪不到多鱼。
《生隐宫赵高》： 世岂无尤物，天生此隐宫。马方尝阙下，鹿已失关东。
诗歌节奏的变换与诗人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并积极带动读者的情绪，无疑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从后二诗“一———四（二———二）”结构的朗读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那股疾恶如仇的血性和“恶竹应须斩万竿”般的激愤。
四、精心谋篇，对仗整饬，追求工稳谢铎自说“诗律经心晚益严”（《用前韵奉酬时雍》），上述通过句子节奏的变换来寻找艺术新变也正是他“诗律经心”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就是对仗整饬、追求工稳。像上文提到的“不知尔亦能千里，却怪吾还爱一官”（《舟次镇江别宗勋表侄》）“花应好事随人老，春似多情念客留。将帅功曾收铁券，相君名已卜金瓯”（《次韵刘时雍席上联句四首》其四）“路从险处行来稳，山到深时望却平。花气暖催春日转，树声寒带朔风鸣”（《清明谒陵次杨学士维新韵》六首其三）“地不防真隐，天应着漫吟。且从人醉梦，休问日晴阴”（《次韵郭筠石雨中有怀》）“马方尝阙下，鹿已失关东”（《生隐宫赵高》）等句，在对仗上都是很讲究的例子，不仅工稳，而且贴切，平仄之间绝无差错。不妨多摘几例： 不才岂无忧天覆，多恨空教望月圆。
心到苦时先自觉，爱当深处也须偏。
（《西涯先生以诗来慰次韵奉答》） 功名尽付三杯酒，身世长随万里船。
我愧病怀犹兀尔，天教闲兴岂徒然。
（《喜古直至次吴匏庵韵》） 红尘满地不能到，明月有时还自来。
（《竹栏》） 已觉乾坤无隔碍，不妨飞跃自鸢鱼。
穷年我笑为山力，漫兴人夸洗砚书。
（《新池次黄定轩韵》） 雨穷晦朔苦愁地，晴是江山富贵春。
剩有清尊能醉我，放教白发且欺人。
（《喜晴次旧韵一首》） 老矣空山谁是伴，伤哉吾党又斯人。
（《哭王存敬太守》） 半世虚名终累病，万般高计不如归。
（《诸叔父盛筵以劝北上用韵奉谢》） 荒村无犬吠，古寺有钟声。潮落夜归海，江空秋满城。
（《晓泊西郭》） 人谁是宾主，境已绝东南。旧雨山僧识，秋风海味甘。
（《游江心寺再次前韵答进之》） 山高欲吞海，江阔半留云。绝境世间少，佳名天下闻。
（《金山寺追次张处士韵》）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谢铎的苦心孤诣。李东阳说谢铎“口未始绝吟”，谢铎自己也说“前题再把不能改，旧稿有时聊自翻”（《读旧诗有感》），则谢铎苦吟推敲的工夫亦可想见。
谢铎爱用“青白”对，而且是一用再用，反复不已： 青编泉石无年岁，白首红尘有路歧。
（《寄赠卢舜用》） 青山有约聊随兴，白发相看各满颠。
（《四叔父与儒珍约登方岩联句次韵奉柬》） 白发乾坤在，青山岁月长。
（《醉倒》） 白发只应随病老，清时何敢入山深。
（《六月二十八日晚得黄通政世显王主事存敬书感而有述》） 白发天谁管，青山路有媒。
（《期筠心不至》） 病来酷爱青山好，老去难争白发催。
（《除夕小尽立春有感》） 青云着步今全别，白发论交老更难。
（《月夜有怀林一中病起喜而有作》） 坐来未觉青山老，梦里先惊白发秋。
（《再次韵约郭筠心余秋崖诸公》） 青眼向人终慷慨，白发怜我未低垂。
（《次韵答贾谦益夏德树》） 玩世不知青眼在，多情谁听《白头吟》。
（《次韵余存敬春怀八首》其三） 白发忽看惊岁几，青山应不记吾谁。
（《山陵陪祀次李西涯学士赠行韵》） …… 并由“青白”对而扩展至各种色彩对： 黑发交情今日在，红尘世路几人归。
（《次儒珍韵》） 未老丹心终是铁，多愁青鬓欲成丝。
（《送沈侍御源调卢氏尹》） 黑发英雄恨，青衫布褐悲。
（《哭叔父王城先生》） 江湖黑发新愁长，岁月青山旧梦成。
（《次韵林一中员外招饮之作》） 山深不放红尘入，天阔能容白发生。
（《伤感四首》其二） 红尘不尽青山意，白发能容浊酒杯。
（《三月十八日夜梦寐中得四韵……》） 江湖胜有丹心在，天地能容白发闲。
（《雨晴赴逸老叔父登山之约》） 从中正可见谢铎对于诗歌对仗工稳整饬的苦心追求。
对仗一味追求整饬工稳有时则不免流为呆板，如《倪青溪李西涯分限星坛有作病中有感次韵奉柬》：“坛拥星辰最上班，裸将真觉手堪攀。斗看元气酌斟地，声在尚书步履间。礼洽园丘成庆后，恩从宣室领春还。白头病废重来日， 扈从无能亦厚颜。”全诗结构板滞几无生气。因此前述谢铎改变诗句结构以求新变也正有着自我疗救的目的。
谢铎的“诗律经心”还体现在诗歌创作时的精心布局谋篇。如《奉劝西涯先生病起再出》： 黾勉公须出，殷勤诏几临。虚怀明主意，忧国老臣心。
九仞泉终及，三年艾自今。白头余病在，未敢入山深。
此作字字郑重，句句顿挫，颇有杜诗的风格。起句即道明心意，无须绕弯； “殷勤诏几临”，则不容推脱。三句顶第二句，第四句主客双关，于是五六句分说主客，而末以自己收结，“未敢入山深”句将心比心，诚李东阳所谓“必尽肝腑”者也。
!f# $%..BOP... 谢铎长于序、碑铭、题跋、墓表等应用文体的写作，又擅长在史论、读儒家经典札记中抒发沉雄浩远之气，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下文即从文体分类以及艺术角度进行阐发。
一、谢铎的文体类型１．序《文体明辨》：“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①《文章辨体》：“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第七章 谢铎的文学成就 ·２３７· 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① 谢铎序文７卷，计５２篇。就内容而言，有赠行序（如《送陈御史序》《赠南京国子祭酒黄公序》）、诗文（如《讷轩诗序》《愚得先生文集序》）、燕集序（如《元宵讌集诗序》）、宗谱序（如《重修宗谱后序》《重修洞黄黄氏族谱序》）、书目序（如《朝阳阁书目序》）等等。
谢铎的序文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如《伊洛渊源续录序》可以考见他“学行一体、经世致用”的一些思想基础，所谓“圣贤之所谓学者，皆言行一致，体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可以考见他对有宋以来理学利弊的看法：“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学不传，其过于高远者， 不溺于虚无，则沦于寂灭；其安于浅陋者，不滞于词章，则狃于功利。二者虽有过与不及之不同，而其为吾道之害，则一也。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元宵讌集诗序》可以考见谢铎交游以及当时文士聚会的一些情况：“铎与诸公，东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时，而同登甲第，而同为禁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会率有纪，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负者何如， 所以进退不但已以重轻斯会者何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闻人，而子孙世讲以永斯好于不坠，固亦不徒然哉。岂其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谢铎的生活圈子主要也就在这里。另外如《赠王存敬大尹序》《送林蒙庵先生序》《感情诗序》等文中多处对“命”的思考与言论，可以考见谢铎的出处心迹，他的结论是：“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际，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 庶几乎圣人之教，而于道无负矣。”这是谢铎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多次休官和重复出仕。还有一些序文，则零星地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文艺观念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谢铎的文艺思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谢铎文艺思想时专章讨论。
若曰“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序事理为上”，谢铎的大多序文也是当之无愧的。其善序事者，如《方岩祈雨有感诗序》；善序理者，如《赠大理评事龚君序》；更多的则是由一事而进于一理，这也是谢铎文章的总体作风，与他“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该于理也”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兹录《赠大理评事龚君序》一文： 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韩愈氏曰：“同则成，异则败。” 败惟患之极，然则公者同，私者异，君子其尚同乎？曰不然。于其公，同之可也，异之亦可也；私则异之不可也，同之亦不可也。惟夫不固异，不固同，可不可之间，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朝廷重天下之大命于狱，惧民之或离非辜也，举天下之狱而属之刑曹，而属之御史台，又举刑曹、御史台之狱而属之大理，于是有异有同、有可有不可。大理者，举得以持法。比亭平之刑曹、御史台，不能自为同异、可不可以轻重天下之狱。噫！任之于大理亦重矣！于是而私有所同异以可不可，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然所谓私者，非必诱于利、夺于威之谓也。眩小智，矜小能，以物我必胜为主———彼曰可，我固曰不可，我曰不可，彼固曰可，各惟其一偏以自异；不然则又附和党比———无所与择可不可，惟人之同而已。于是而传致而掠立，以轻重天下之狱。若是者皆所谓私也。於乎！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诚使为大理者不过于深文，曰彼罪之轻重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从之，夫何同？为刑曹、为御史台者，不狃于成案，曰彼辨之是非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何异？夫是之谓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夫然，岂直曰天下之狱得其平而已，以是而成天下之事，将无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慈溪龚君时济，以进士拜南京大理评事，秋官主事王君文征属予为赠言。二君盖正所谓相与同异可不可者，因推其说以告之，不识果以然否。
该文开言即出“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的大言论，突兀而来，因“大理”职事所系，“吾民之大命”攸关，看似迂远，实是大斧开山之法。乃由“公私”引出“同异”，而以一自设问答，开出一段议论。“朝廷”以下转入正题，跌出“大理”（就谢铎来说是在讲“大道理”，但又紧紧扣住对象之职官“大理评事”及其职责之所在）。文中两以“吾民之大命何赖哉”反复呼应，以见问题之关键与重大，点醒“大理”所在，不在同异之间，要在公而无私，并辨明何者为“私”，以为警戒。于是顺理成章推出“不过于深文”“不狃于成案”的结论，如此“同异”“公私”归于一结，则“天下之患其庶几乎”，与首段呼应。末简明交代事由，“不识果以然否”云云，正是对文章所赠之人的叮咛与期望，可见谢铎拳拳之念。
２．史论史论是“论”的一种。萧统编《文选》，即分设史论。明代徐师曾总结前人意见，分“论”为八体，又将其中的史论分为“评议”和“述赞”二体（根据便是刘勰的“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语）。史论与其他诸论的区别，就是它论的对象和材料都来自历史，是对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议论与看法。
谢铎有史论两卷，计２８篇，对自汉以后的前代历史人物与事件，有选择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谢铎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其中有些因就事论事而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则不免为迂腐之论，如《萧何》篇，以为“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而“何之见疑于高帝者，至再至三……若此谓其立诚之有素，亦难矣。夫彼以疑来，我以诚解，犹恐不足以回之。何顾拳拳以计，务悦其君，保富贵，为全身之地，曾不闻其能退而修诚如姬公者”。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家，出这样的言论，则不免显得幼稚，而“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作为谢铎自己的立场，则见出他的可爱。又如《曹参》篇论曹参政治上的“无为”，认为“参但知清净之药足以调扰乱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养民生者，不可一日无此，所以徒能疗秦民之疾苦，而终不能复元气于三代之时之民也”，“盖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噫！汉之所以为汉者以此，汉之所以止于汉者亦以此”。此恐怕是谢铎之一厢情愿而过于理想也。有的因作者囿于传统的封建“正统”史观， 则其史识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偏差，如其对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价，当然，这些我们毋庸苛责。
总观谢铎的这些史论，主要可以看出他以下三个观念。一是君臣之间要推心置腹。除了上述《萧何》篇外，另如《曹彬》篇。该篇引叙史事如下： 曹彬总师伐，宋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及还献俘，太祖谓曰：“本授卿使相，刘继元下，姑少待之。”乃赐彬钱三十万。
论曰：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矣。太祖之于曹彬，宁赐以三十万钱而靳一使相，夫岂吝赏者哉？特不欲滥赏耳。然与其不轻授于旋师之后，孰若不轻许于出师之初？徙木之赏，固为国者所不弃，然许而后赏，上下之间已不免交相为利，况又从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谦厚，固未能保其不怏怏者，李怀光之覆车，盖可监矣。
崇诚信，是谢铎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如果说《萧何》篇重在对为人臣者提出劝诫，那么《曹彬》篇则是直接对当权者乃至最高统治者提出警示，这不仅需要有史识，而且需要有胆识。关于诚信，谢铎在其“讲章”《诚者天之道也》中更有系统的阐述和发挥。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谢铎自己的“诚”，在《爱谖堂诗序》中，谢铎有简明的解释：“所谓诚者，亦惟视其义之所在，以各求尽其心之所至焉耳。”他的“诚”，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敢于说话，对统治者敢于直谏，不避恶，不隐讳。如在《吕公著》篇中，鲜明地提出他的重要政见：“惩其事未若惩其心，天下之治与乱，特君心一转移之间耳。”如此， 则朝政之荒秽、国家之败覆，主要责任人除了“乱臣贼子”，更有当局的最高统治者，而帝王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国家之强盛、民生之兴旺，除了忠臣能宰之公，更有帝王能察善任之力，即所谓“太甲不怨艾，虽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这也就是谢铎在《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所以任用其贤、蓄养其锐者，则又在于人君之一心，而辅之者宰臣也。”文末又再次致意：“实圣心一转移之间耳。”在《癸巳封事》中又再重申：“实圣心一转移间耳，夫何难之有哉？”我们理解了谢铎的这一思想和政治信念，对他的这些话和相关文章就能进一层理解，苦口婆心，正是其拳拳之“诚”，而“诚”也就是他的“忠”。
二是为人臣要忠。《诸葛诞》篇引叙史事如下： 司马拔寿春，杀诸葛诞，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则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
论曰：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者，虽衰乱之世未尝一日亡，特不幸不出于可恃，而出于不足恃，不出于朝廷卿相，而出于仆伍卒隶。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诈逆，以遂其篡窃之谋。使魏之大臣皆诞之麾下，则虽司马氏之父子兄弟跨莽轶操，亦何能独立于天地间哉？贾充之徒视此固狗彘之不若，而王祥、石苞辈亦不能以不愧矣。
其中，“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是谢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信念，在其他文章中还不止一次地表达，如《复余秋崖高南郭》曰“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此不赘述。狄仁杰在谢铎心目中更是一代忠臣英雄，见史论《狄仁杰》篇，在该篇中还藉“先儒”之口提出了用以辨忠奸的“原心”说：“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诚为国邪，策虽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国，假善以济其私，功虽幸成，君子不与也。”实际上他自己在《爱谖堂诗序》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表述，而且“原心”也正是和“诚”联系在一起的，从中也可看出理学的影子。
三是痛斥奸臣误国，严防小人当道。此种论见尤多。《虞世基》篇：“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 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弊端之始， 致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也！”对秦桧之类的祸国奸臣，谢铎是深恶而痛绝之，他在《复余秋崖高南郭》信中犹曰：“抑尝见秦桧之事乎？桧祖孙三世为史官，所以为其身后之虑者至矣。今其万年之臭，卒不可得而掩。是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甚至在为别人作墓志铭时还说：“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戴师文墓志铭》）《武后》篇：“世莫不幸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又指出一些奸臣小人的根本伎俩与手段，以为警示：“奸臣敢于罔上，以窃生杀之权者，未尝无所假托凭藉，以收天下之公论。夫公论之在天下，孰不知所畏哉！惟名持公论者身为之地，然后小人乃敢肆然无复顾忌， 而天下之势去矣。”（《贡禹杜钦》篇）又告诫说：“自古国家之剪除奸恶也，权出于君则为福，不则转而为祸也益深矣。”“故君子观人之家国，不幸其奸恶之除， 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然后为幸不幸也。”（《论王凤》）这种历史鉴论是深刻的。大要是以古鉴今，或藉古讽今焉。
３．碑记《文章辨体》：“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文章辨体序说》第５２页）《文体明辨》：“宫庙皆有碑，以为识影系牲之用，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从来远矣；而依仿刻铭，则自周秦始耳。”又曰：“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又碑之体主于叙事，其后渐以议论杂之，则非矣。……其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 （《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４４页） 谢集“碑记”三卷，碑文仅《永嘉文信公新祠碑》一篇，其余皆“记”。
“记者，记事之文”，“以善叙事为主”。吴、徐二作皆考溯文体之流变，其中《文体明辨》曰：“《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矣。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寖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同上，第１４５页）《文章辨体》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 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文章辨体序说》第４２页） 谢铎的“记”文１８篇，有“以叙事为主”的正体，也有“以议论杂之”的别体， 总的来说，也与他的序文一样，总是事理兼备，而尤喜议论，有时自不免迂阔， 如《东屿记》本是记地理山水，却硬要谈“充是心”而“尽吾性”，直扯到“尧舜之道”而后止，虽是一步一步生发，终不免模式化的头巾气；有时则难免有勉强应事之作，固难免流为为“记”而记，为议论而议论，如《忍庵记》（与《素庵记》对读，益可知）。当然，谢铎的记文，主要还是有所为而作，大要是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举、风俗礼仪。如其为《永嘉文信公新祠碑》，在于碑主之忠君爱国“有关风教”，“以风示当世，是固不可以不书”；《重修京都城壕记》与《重濬宿迁小河记》，则是记有造益于民生者，如《重修京都城壕记》曰：“壕初岁久壅弗治，水弗润下，每都城积雨，则漫为民害，坏民庐舍以千百，民桴筏以行，悬灶以炊，如是者盖自庚寅之夏历三岁而益甚，民益弗堪。皇上既大发振民……功卒以成。”《重修松门卫记》则是记其所以有益于国防边备。谢铎更多的记文则是为各地祠堂和县学所作，集中反映出他的礼教思想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后者，更非泛泛而论，而是真切地触及了当时朝廷科举与地方教育的诸多实际弊端，并发表了自己明确的态度和看法。其曰：“我国家取士之途，其最大者曰科举，曰岁贡。科举者，聚天下之人，一旦而默定之，以为终身之进退得失。岁贡，则优廪饩，积岁月，以徐考其可不可，然后显拔之，既久而始获用焉。其视科举之法，反若甚易且简，其待之而简以进也，反若甚厚而不敢轻，而得人之效，乃顾在彼而不在此，至有甚不相及者。於乎！亦岂今之法端使然哉！”（《胙城县学科贡题名记》）又曰：“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 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重修长垣县学记》）又曰：“今学校之设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学校，其所读诵者皆六经四子之文，其所讲习者皆孔孟程朱之道，不可谓不知所学矣，独一衢之龙游也哉！所深虑者，名是而实非，行同而情异耳。盖古之学者，所以穷理而尽性，所以修己而治人。今学校之士，不过缀文词以窃科第，钓声名以谋利禄，一或得焉，甚至托古训藉口侮圣言以文奸。
回视向所读诵而讲习者，盖已筌蹄刍狗之不若矣。尚何怪乎教化之不明，风俗之不美，而治道之不古若哉！”（《龙游县学记》）从中可见谢铎还是个实践的教育家，其中某些言论对我们今天的教学界仍不乏警示意义。
４．传、祭文、谥议、策问谢铎传文一卷４篇，祭文２７篇分两卷，其中卷六十五内编入谥议和策问各两篇。由于部分传主和祭文所祭者同为一人，在内容上联系比较紧，所以我们放在一起讨论；谥议和策问，体制既不常见，篇幅又不多，故此一并叙述。
先说谥议和策问。
（１）谥议谥，原本是古代君王公卿大夫的专利，就是在其本人死后，由他人（一般是他的上级领导或最高统治者）根据他的一生行为事迹，在《谥法书》里挑选一两个字，用来概括他的一生，所谓“据其终始，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白虎通》）。后来则一般士大夫也有了这个待遇，其谥号往往是门生故吏所定。谥议，顾名思义，则是讨论如何为死者定谥号的文辞，目的是“归于是非之公”。（《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２页）也就是说明某人为什么取某谥的原因， 即说明其合理性。因而就文艺性来说，也就说不上好坏，因为有着既定的简单套路，谢铎的《倪文毅公谥议》和《傅文穆公谥议》就是这样的章程文字，倒是后一篇开首谈到了当时的谥法程序问题，或可与吴、徐二论互观：“昔者周公作谥法，后世因之。典籍繁浩，莫之适从。至宋苏洵承诏编定，乃取其法，参酌沈约《贺琛扈蒙之书》，以行其法。上尚书省，下考功，移太常覆议以请，盖犹有美恶轻重之别。今制类出其子孙之所陈乞，事下礼部属翰林，然后内阁大臣为之参定，取自上裁。凡得谥者，虽无覆议之烦，而益足以见其不易矣。” （２）策问《文体明辨》：“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同上，第１２９页）策试是古代选拔士子的一种方式，而策问就是策试时用的试题， 这种试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问题，而是同时要交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作此问等等，这是能见出策问者本人的学识诸问题的，所以徐师曾说“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谢铎策问两篇，分别是《策问六堂教官》和《月试监生策题》。前文所问为教官者如何有为于教化之事。后文凡九问，分别是：问古圣贤言行如何有益于今之教化人心“建学育才”、“问论汉之治”“以观经世之学”、“问唐虞夏商之世”以观今之科举仕风、“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以观尚志之学”、问效果与动机的关系、问取士之途之利弊关系、问学校教育之废兴与士风盛衰之关系、“问道统之说”“以观本领之学”、“问《洪範》八政，食货为先”之政治意义。谢铎所问，皆非为策试而策试，而是直接关系当时诸项国家政策和实际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经世致用的意图，而其中的问题也都是他平时自己在思考和探索的，如教化问题、仕风问题、教育问题、科举（１）谥议谥，原本是古代君王公卿大夫的专利，就是在其本人死后，由他人（一般是他的上级领导或最高统治者）根据他的一生行为事迹，在《谥法书》里挑选一两个字，用来概括他的一生，所谓“据其终始，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白虎通》）。后来则一般士大夫也有了这个待遇，其谥号往往是门生故吏所定。谥议，顾名思义，则是讨论如何为死者定谥号的文辞，目的是“归于是非之公”。（《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２页）也就是说明某人为什么取某谥的原因， 即说明其合理性。因而就文艺性来说，也就说不上好坏，因为有着既定的简单套路，谢铎的《倪文毅公谥议》和《傅文穆公谥议》就是这样的章程文字，倒是后一篇开首谈到了当时的谥法程序问题，或可与吴、徐二论互观：“昔者周公作谥法，后世因之。典籍繁浩，莫之适从。至宋苏洵承诏编定，乃取其法，参酌沈约《贺琛扈蒙之书》，以行其法。上尚书省，下考功，移太常覆议以请，盖犹有美恶轻重之别。今制类出其子孙之所陈乞，事下礼部属翰林，然后内阁大臣为之参定，取自上裁。凡得谥者，虽无覆议之烦，而益足以见其不易矣。” （２）策问《文体明辨》：“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同上，第１２９页）策试是古代选拔士子的一种方式，而策问就是策试时用的试题， 这种试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问题，而是同时要交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作此问等等，这是能见出策问者本人的学识诸问题的，所以徐师曾说“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谢铎策问两篇，分别是《策问六堂教官》和《月试监生策题》。前文所问为教官者如何有为于教化之事。后文凡九问，分别是：问古圣贤言行如何有益于今之教化人心“建学育才”、“问论汉之治”“以观经世之学”、“问唐虞夏商之世”以观今之科举仕风、“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以观尚志之学”、问效果与动机的关系、问取士之途之利弊关系、问学校教育之废兴与士风盛衰之关系、“问道统之说”“以观本领之学”、“问《洪範》八政，食货为先”之政治意义。谢铎所问，皆非为策试而策试，而是直接关系当时诸项国家政策和实际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经世致用的意图，而其中的问题也都是他平时自己在思考和探索的，如教化问题、仕风问题、教育问题、科举取士问题以及“汉治”问题等等，在他的书信及其他文章中都有触及。下面看他“问论汉之治”一段： 问：论汉之治者，莫不善曹参之守法；而究宋之所以乱，亦莫不咎王安石之变法，是国家之法固在所当守而不可变也。然参之时，有谓宜定经制者，有谓宜更化者，皆非欤？安石之时，有不以为不是者，有以为合变时节者，亦非欤？今之法，其大者不敢论，所科目之糊名棘试，人皆知其不如乡举里选之核实而论公也；铨选之停年用例，人皆知其不如耕钓版筑之特起而效著也。然徐而思之，有不可以遽为者。将守法之为优而终不可变乎？抑别有可议者乎？请著于篇，以观经世之学。
谢铎由汉、宋两代之守法与变法这两种相反的历史经验谈起，以引出当今某一具体问题———取士之法当变不当变、可变不可变，以观士子的“经世之学”。谢铎的这个策问，也可以说是他的自问，因为他自己就不曾停止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史论《曹参》篇和《司马光》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谢铎对王安石的变法和曹参的无为守法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司马光》），而曹参之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曹参》），从中折射出谢铎思想中“中庸”的一面，在具体事件上的态度就是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参时以变，这又是“诚”的具体实践与体现。这道策题具开放性、实用性于一体，既反映出策试者的学识和政治眼光，又的确能起到“观经世之学”的目的。
再看谢铎所作的传文和祭文。
关于“传”，《文体明辨》曰：“按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此论与《文章辨体》无异议。
关于“祭文”，《文体明辨》：“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①据《文章辨体》，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要求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以道达情谊为尚”，忌“谀辞巧语，虚文蔓说”②。
谢铎的四篇传文分别是《松坞黄公传》《严贞姆传》《金尚义传》和《符真奴小传》。其中对严贞姆和金尚义两人，谢铎同时又有祭文，即《祭严贞姆文》和《祭金尚义文》。在《松坞黄公传》中，因传主“非有甚高难行之事”，所以文章就注重于平常事中见不平常，善于细节的生动描绘，从日常琐事中刻画主人公的高风亮节。“行旅入其乡者，至斗斛衡尺知其出于公，则皆无异词，曰：‘公固不我欺也。’童仆每市易自外归，未尝问其直，第曰：‘好好。’子弟有疑之者，辄厉声曰：‘尔能何用彼为！’”谢铎先于家里家外两面对其进行侧面的渲染，为长者定下轮廓，紧接着给他一个正面的情节特写：“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寥寥数笔，一典型人物便活脱脱跃出纸面，这样的人物当世要找第二个恐怕是难了。然而意犹未足，须点出他的平生凛然大节，这也须从小事中见出：“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谢铎心目中《通鉴纲目》是一部尤其特殊的书，谢铎对该书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喜好， 因此在这里特写“黄公”读《通鉴纲目》一事，意义不在小，是全传点睛之笔，使传主形象立时丰满，文章也奕然生色。
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的媵婢，守节护主，有大恩于谢氏，如祭文中所谓“如是者盖二十年而始及见吾父之成，又三十年而始及见吾孙子之绳绳”。故而在表旌她的忠义守节之外，更多出一种感恩戴德之情。这是作《严贞姆传》与作《符真奴小传》的区别，而命意根本相同处则仍是“人而至于媵妾，至微贱也，顾能奋然守义，不辱其身，卓卓乃而”的观念，这就不是我们今人所能苛求的了，何况深究一层，谢铎的这种“封建”背后有着另一种思想的支撑，即认为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所以在《祭严贞姆文》中便有这样的论说：“迹其事，盖刑蒯聩之仆、赵延嗣之流，而充其心，虽程婴之于赵、子房之于韩、诸葛之于汉，夫孰得而重轻也哉！”这一点也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谢铎的其他诗文在类似题材选取上的旨趣问题。至于《金尚义传》，则是谢铎欣赏金尚义公心为国、敢于作为的精神：“上疏言国家大计凡三事，皆时所深讳者。众闻之股栗，尚义慨然不为意，曰：‘天其不祚宋乎？’”谢铎对他所传、所记、所铭之人物，是有选择和侧重的，谢铎所选择和侧重的，也正是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关怀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他的墓志铭作品时还要谈到。该传中“昔人有言，莫邪大剑，其锋锷锷，足以破坚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虽然，不害为千金之宝也”云云，则正体现出谢铎为文善于取譬、巧为议论的特点。
谢铎作祭文共２７篇，所为作者，不是家族姻亲就是故友旧交，因而总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祭文形式多样，有骈有散，有四言有杂言，有韵有不韵，或因人而异，或因事而殊，要皆为情感之表达服务。祭文以及下文我们要讨论的墓志铭诸作，比较集中而又错综地反映出谢铎的一些主要交际关系， 对于我们的研究，则可藉以考见他的世家、交游等情况，也有助于我们确定他的事迹及作品之编年（如《将赴官告祠堂文》和《南监释菜告先圣文》，对我们确定谢铎休致的时限更是直接而可靠的文献证据），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其中除前文提到的《严贞姆传》外，还有一篇谢铎写得很用力的便是《王尚德哀辞》。
这篇哀辞在众作中是尤见特色的。如果按照《文章辨体》所言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的观点，我们对这２７篇祭文作一观察，则会发现，基本都是次于记叙而重在抒情的模式；而《王尚德哀辞》则例外，而是在抒发“悼惜之情”先有一段笔墨，集中完整地记叙了作者和王尚德由闻名而相交、由相交而相知，直至对方不意亡故的过程： 始予弱冠时，在景泰癸酉间，已闻临海有王经魁崇尚德者，予愿见之。
既三年，始识尚德于赤城道中。又三年，复于杭见尚德，温然可亲也，心益爱慕之。又明年，予与尚德俱有事于春官，始内交焉，然犹未之知也。已而予下第南归，尚德留太学。又三年，始同举进士，得朝夕相与处，以相磋切，其克举于厥官。又二年，尚德以秋官主事奔父丧归。又四年，予归省， 尚德方起复，自赤城而来，相遇握手，出肺肝，道契阔。曰：“吾之母老矣， 吾仕未有以报吾君，吾进退无所据，留吾妻以备养，吾独行矣。”视其色，望望然若有失，傫然若不胜衣，乃呼酒强与饮之，盖尚德酒肉不举者，三年矣。既二日，予别尚德归，而尚德亦遂北行，且期不久见尚德以益相砥砺， 以图有所建立，以不负于平生之言。已乃有传尚德拜武选之命者。未几， 而尚德之讣至矣。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於乎！吾尚德而止是矣。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道尚德辄嗟悼之形于色。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於乎！孝义人也。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 这段貌似烦琐的记叙文字，实则是饱含着作者真挚情谊和万般嗟叹的抒情性文字。其之细腻真切，其之款款情深，其之哀恸悼惜，皆于平平的记叙中见出，只能“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这般如痴梦老儿扳着手指历数模糊岁月，依稀回忆江湖交情。而“予别尚德归”“未几而尚德之讣至矣”！何死生契阔之速之酷也！谢铎是“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向大恸之渊仓皇逼进，闻者敢不泣下！然而为文者犹嫌未足意也：谢铎作文的特点，总是要将文章写足、写满， 这里除了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死后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乃“大恸失声”：“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正是上面这段精彩绝伦的记叙文字，使祭文后半部分程序性的“哀词”有了附着的骨肉，甚至可以说，有了这段文字，读者已经毋庸再看作者接下来“作哀词以告尚德”了；当然这是从文艺的角度说，若从文章体制上说，则后半部分反倒是不可或缺的重心，而前面的记叙倒不过是个交待而已，这就是文章体制形式与文艺价值之间的矛盾。
５．墓志铭、墓表《文体明辨》：“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谓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与古意无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殉人以情也。”①“（墓表）其文体与碑、碣（引者按： 分别指墓碑和墓碣。下同）同，有官无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
以其树于神道，故又称神道表。”②《文章辨体》：“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又曰：“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然无其美而称者谓之诬，有其美而弗称者谓之蔽。诬与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欤！”③将吴、徐两位的话概括一下就是，墓志铭（表）的内容是“论列德善功烈”，“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要求是称“美”避“恶”，而且贵在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所谓的“谀墓”。
谢铎墓志铭（包括墓碣铭）之作凡六卷，计２７篇，墓表一卷，计７篇。这些作品就对象来说，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姻族亲人而作，《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可为其代表；另一类是为至交好友而作，代表作是其为陈士贤、张汝弼、林一中、黄世显等人所作的墓志铭，分别是《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和《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谢铎的此类作品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在他众多的墓志铭作品中，如《族祖盛三十四府君墓志铭》《从弟声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等，有助于我们理清并了解谢铎的家族世系；而交游问题，谢铎更有夫子自道式的记录，散见于各篇；其他如《中书舍人孝庄王先生墓表》中曰：“（王稌）实得晦翁再传之学于叶通斋由庚，以授黄文献公溍，至忠文又得文献之学而益显。忠文之子博士君绅，又尝登宋潜溪之门，与正学方先生为同志友，先生因得以门弟子受知正学，至许以女。”这段对墓主学历世系问题的交代，或亦有补于有明学案之文献焉。
谢铎是个严明自律的人，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对文章体制规范的严格遵循， 对墓志铭这类作品，他更是不愿去冒取“谀墓”的名声，因而他很少泛作，也就是说除了《都御史丁君墓志铭》《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环清处士东阳赵公墓表》等少数几篇实在是因为“不得已不能辞”而作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篇制在对象的择取上都是有较强的选择性的，这些“不得已”之作谢铎也就是“按状” 而写，更无其他过头言语；同时谢铎在作品中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铭不愧” “我铭不谀”（《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南耕处士王公墓志铭》《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缪君思敬墓碣铭》《筠心郭先生墓碣铭》），这一方面固是肯定墓主之行状节操，同时也是有戒于“谀墓”。
墓志铭（表）除了要“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论列德善功烈”，这就需要作者对材料的择取工夫，同时也必然显出择取者的价值倾向。谢铎之侧重不外乎二，一是为政之道，一是教化之道，总之是关乎立身处世之道。就为政而言，谢铎所要求的， 用他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知之未尝不言，言之未尝不尽”，使“立朝大节赫赫在人耳目”（《侍郎章公墓志铭》）。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爱民而施惠政者如夏宗成，“天顺末，用荐者擢广东按察使。广东有师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谁独无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亲以扞人之亲，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凯旋，都御史韩公雍将侈为燕乐，公亟止之，曰：‘出师以为民也，今师以病民，可乎？’” （《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又如《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寻虑民之贫而劳役弗息也，亟请诸当道者，俾均节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桥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时兴焉。”笃意教化、奖劝风俗者如应律（字志和），“兰阳素乏科第，且其僚酗酒而愎，先生相处以礼而结以恩，久之，不觉愧屈，于是士服其教，而科第亦班班然矣。暨其去也，兰阳之人相与立生祠焉。其在鄱阳，尤笃意风教，访周瑜、陶侃之墓而封表之，进江万里、彭汝砺于祠而尸祝之，贤声之著，上彻淮府”。
（《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又如张汝弼“毁淫祠百数十区为社学，凡先哲之尝莅兹土者，若张九龄、李刚、刘元城诸公，皆特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则既祠而又别立吟风弄月台，以深致景仰。盖于教化风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
（《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有不畏权贵、明正是非而敢于抗争者，如“忤权奸以至于死”的陈士贤： “初，君之在广东也，权贵人有据市泊余户，假贡献通私番以毒民蠹国者，君连三疏抗折之，遂诬罔君，赖上圣明不即罪，然卒从吏议，将逮君诏狱，民老稚号泣，遮道以从者，动千亿计。有故吏张某尝为君所黜，至是权贵人钩致之，将并中君，张顾廷疏讼君冤。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如不畏权势而公心为政的林一中：“阮成者，锦衣当以大辟罪属君议，君知其冤，白尚书陆公，陆畏其势，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势虽崇，岂容妄杀人？我位虽卑，杀人以媚人，弗为也。’陆悟，成卒从末减。……在按察，尝两为乡试监试官。御史有欲以意黜骘若杨黼林廷贵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废也，抗执回斡，必得而后已。其勇于有为类若是。”（《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又如夏宗成：“中贵人叶达怙势，众莫之敢撄，公卒劾之，落其权。”（《都御史夏公墓志铭》） 有明辨忠奸、忧患小人之乱政者，如章纶（字大经）之上疏，“公卿百执事无一人敢昌言于廷者，公遂极言修德弥灾凡十四事……大要以为臣子之邪佞、妾妇之骄妒、小人进而君子退……凡皆在人之阴足以胜阳，于是乖气致沴而天变见矣。”（《侍郎章公墓志铭》）又如谢铎的至交黄世显，谢铎在为其作铭时有生动刻画：“每公退辄过予，予望而见其喜，则知贤者之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盖十有五年，始终一节不少变。”（《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 而谢铎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每闻朝政更革，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会，亦未尝不拊膺太息而致虑于世道之升降也。”①在讨论他的史论时我们已经谈到，谢铎自己也是痛恨权奸小人之乱国家朝纲者，因而他对于以上诸人之言行及诸如姜迪（字允吉）之“读史骂奸”（《赠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是深有同感的，乃至在《戴师文墓志铭》中又大发愤慨不平之论，一似其史论：“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后世之所羡慕而痛悼者，恒在于此；其所唾斥而贱恶者，恒在于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则予之于师文也，亦何惜其不为彼而为此哉！” 另外，《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和《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关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昔者先王之治，必本之家。故其教之所及，不特大夫士也，盖亦有妇教焉”云云，可以佐证我们在讨论谢铎的祭文和传这两类作品时所谈到，谢铎有“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这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的儒家经典观念；《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关于“亡家之妇犹亡国之臣”的议论，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谢铎在写《严贞姆传》《符真奴小传》之类作品时潜在的情感与意识世界。
６．题跋《文体明辨》：“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按：谢铎《书缌山集后》“予于是重有感焉，因书以志诸末简”云云，正是明乎此体之证），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 举类以该之也。”①谢铎“题跋”四卷，四体皆备。
（１）题、跋谢集“跋”共３篇：《跋秋崖集》《跋虞邵庵书曾南丰祠堂记》《跋定襄伯甘州送岳先生诗卷后》。意皆平平，文不见出色。
四卷中“题”１５篇，另卷七十八“杂著”中有《题交游别录后》一篇，总计１６ 篇。大要可分两类，一是题画，二是题诗文，间有佳制，以下分类见之。
（甲）题画题画三篇（《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不记在内），分别是《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题竹赠叶太守》和《题缌山游咏图》。三文各有特色，兹以《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为例： 右《梅花推篷图》一卷，吾友文选黄君世显自其先大夫职方公得之孙太守从吉者也。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予尝怪东坡宝四菩萨板何以若是其王，乃今知子之于亲，苟其嗜好也，虽微亦不敢忽，况其有大于是者哉。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 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太守之画， 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然则此卷，固亦今世之所谓贵重而不可易得者也。
《梅花推篷图》是谢铎至交黄世显所藏的先人遗物，《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开笔谢铎先将画之所从来交代清楚，对下文所要论列之三位人物一笔点明，要言不烦，暗藏全文线索。文章先极言主人对画珍爱之甚：“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读者不免怪其何以珍爱至此，妙在谢铎不怪主人而先怪古人，由“东坡宝四菩萨板”而推及文选之所以宝此画卷；于是因“嗜好”而由现今藏画之人逗出原得画之人（“其先大夫职方公”）： “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在时间之维上开掘画的价值深度。“嗜好”虽小，而小中可见大，乃宕开一笔：“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拓展画的价值厚度，不写画而画自在其中。
再由得画之人推及作画之人（“孙太守从吉”），“太守之画，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写作画之人即是写画，画者之声誉益增画之身价。如此，则主人对画之珍爱，既有丰厚凝重的画外之因，也有鉴赏独到的画内之因，画本身既是有价值而难得之艺术作品，则主人之爱画便非泛泛的“敝帚自珍”。谢铎用不到三百字的笔墨， 将主人宝爱此画的“眷眷”之意，在三重维度中层层展露、步步增益，实在是机杼独到，难能可贵。
（乙）题诗文谢铎之题作，以题诗文（集）为主，数量是他题画之作的三倍。题跋之作， “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多是一时之感触，故即便是题诗文，也往往不是针对诗文的艺术，所以在谢铎的“题”（狭义）作中，无一篇直接谈论所题诗文之有关艺术问题，而往往是记述和谈论相关人事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慨，有些则不免迂阔空洞，如《题苏公九十庆寿诗后》等，其余也难得精彩，或因体制所限亦未可知。《题陈墅南赠行卷》一文，庶几可观： 韩愈氏曰：“昔之圣，有其首若牛者，其形若蛇者，其喙若鸟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即有平肋曼肤，颜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则人而心则兽。”夫貌之非是犹不可以概其心，况迹也耶！ 予友陈君尚故业儒，自其祖怀玄先生至其先君子，盖数世矣，至君始益大肆力于儒，乃始再囷而入于吏迹，虽吏而心则儒也。於乎！彼儒其衣冠者，亦安知其不为平肋曼肤、美而狼者耶？予与君为知己友几二十年， 察其心迹旧矣。
今予且病，空谷足音，于君之行，尤不能无感焉者。阳关三叹之余，遂复书此以为君别，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若曰在门墙则麾之，在夷狄则进之，则吾岂敢，则吾岂敢。
文以韩愈之论引起，以泰山压顶之势提出“心”与“迹”之关系，暗藏“知”与“不知”的问题，是可谓善于发端。于是历数陈君数世，以明其“心迹”旧矣、作者与其相“知”之深矣，而“不知”者之有待深“察”也明矣。故末结之以情而有不能已者，曰“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文章紧凑、明炼、劲健，章法不苟， 情理两胜，是众作中之佳者。
（２）书某、读某谢集曰“书某”者凡１７篇，曰“读某”者凡１２篇。“书某”“读某”之作，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读后感”，而所感之对象可以是书稿，也可以是和书稿等文字作品直接有关的事件，具体所感之内容则无定限，如《书王尚德奏稿后》一文，就是因事而发的意气激昂之作： 於乎！此吾友秋官主事王君尚德之遗草也。尚德以秋官丁外艰，起复在天曹。居闲阅天下事，有激于心者，遂草此疏，将上而病作，既乃改武选主事，竟不充拜命而赍志以没。於乎，惜哉！当是时，天下国家事可言者，盖不止是。尚德非其职方，次第言之不已，虽其志不克就，然亦足以愧夫人人之居其职者。於乎！尚德已矣，其平生所建立止是哉！ 昔人以卫青不败为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由是而观，世之庸才懦夫乘时窃富贵、假功名以寿考终者何限，而豪杰之士恒制于命、不克少就其志乃若是，亦可悲矣！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故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则其人之贤不肖较然矣。然则予之于尚德也，亦何必悲其功之不克就也哉！ 尚德濒死，以此草属林君一中。一中悲其志，尝语予将为尚德上之； 未几，以刑部出补福建宪佥，遂不果。今年夏，尚德之子瓒乃以示予，盖尚得之没于是已十有六年矣。叹斯人之不可复作，而有志于斯世者之不易见，遂题其后以归诸瓒，且以慰吾尚德于不死云。
笔者据文意将其分为如上三段。首明奏稿之缘起，为死者惜；次言其有所值，为死者豪；继论其之何以值，提出“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的观点，为死者壮；末明奏稿之辗转由来及所以为书之志。全文谋篇严谨有序，巧为议论， 言辞简明而意脉周全，激昂之气有在文字之外者。
再看《书魏鹤山遗墨》： 观鹤山先生此帖，具见贤者立朝之节、忧节之诚、处身之智，而宋之国事至此，亦可慨矣。然其言虽不用而不讳于谏草之传，位虽不安而不妨于祠禄之请，于是又见宋虽季世而犹不失待士之厚，是以三百年间人材之盛以至于是，而犹有若先生者，诚非偶得也。识者谓士不幸而不生于三代则生于宋，於乎，其固然哉！先生，故蜀人，赐第在吴，且葬焉。故苏人多得先生遗墨，此帖翰林修撰吴君原博所藏。君博学好古，将有慕于欧公之为者，其所得殆不止此。夫以一书画器物之工，犹为世所宝爱，况大儒君子之手泽而有关于出处兴废之义者乎！此故吴君之意，而吾徒之相与叹且慕焉者也。
本是从小中见大，由遗墨见人见世道见国家，行文却从大处着笔往小处写，先论世运气节而末结以一帖，仿佛大千世界终归落于一叶，有似日月晨星映缩于一盏冰壶间。一段论想，茫苍苍而来，几百年之历史感遇，若不辨涯涘， 而收束于吴原博所藏之《魏鹤山遗墨》中，作者之巧于文思乃如此。
７．书《文心雕龙》：“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文章辨体》：“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② 谢铎书六卷７４篇，皆朋旧间往来之书。内容涉及面较广，为我们研究谢铎的交游（比如与茶陵诗派李东阳之关系）、思想、为人、文艺观念等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内证资料。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可以概括谢铎书信的基本特点，总的来说是资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就内容而言，我们看其中集中体现他关爱民生、为民请命的一面： 恃知爱复有所渎，弊邑三年连遭风旱，民至掘草以食，死徙未已。县虽申府，类皆务为粉饰，实不以闻。今者县民，动千百计，哀号府庭，势不容已。乃为一奏，犹恐下情不能上达，视为文具。兹因其所差人去，敢此求援，万望于户部诸公处一达此情，祈于必得，诚万万幸也。夫以天下而视一邑，固不足为重轻，但四肢有一不宁，头目未免为之颦蹙，况庙堂之忧，固诸公之素心也。周老先生旧虽辱在僚末，今者云泥悬隔，亦未敢率易奉渎，惟先生力为叱名一言，庶几其可耳。
以上是谢铎《复吴原博侍郎》中的一段核心文字，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为民之心涌动于字里行间。再如《与张大参公实》： 恃爱则有所请，谅知己必不为讶。所弊邑暨邻壤，自去年十月不雨， 虽间有涓滴，而入夏以来，溪涧绝流几三月，素号水乡者，亦皆束手相视， 不耕之土盖十且七八，其耕者亦已槁死无复望矣。艰难下邑，素无积储， 民情汹汹，危在旦夕。於乎！汲长孺之开仓且不复闻，无宁有愿为阳道州之自书下考者乎？坐是蔽遮薇垣千里，或者其未有闻也。病卧残喘，不能自安。尝从太守家叔父来往劳相于乡人之祷雨者，吟吟慨叹之余，不觉动成篇帙，则敢录其一二以呈，庶几有望于观风之义，然亦何敢必也。虽然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而地位权力又足以副，岂仆之私忧过计而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匆匆，词不具意，百凡惟情亮不一。
为旱民求雨，谢铎又自有《方岩诘龙文》和《祈雨投词》等。此信详述旱情之患，要在让对方知道“民情汹汹，危在旦夕”，而不得不求援于邻邑；“观风之义”，在“我”等无地位权力者尚且力所能及而救劳之，况“地位权力又足以副” 者如执事，而“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矣，则“我”之如此“私忧过计” 自非“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其“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的特点于此信中正可见之。谢铎休官后不断有人劝督他出仕，甚至有故交旧吏以清高独善激将他，对此谢铎多次辩解强调：“若曰无意人世而有超然之意，则吾岂敢。” （《复王秋官存敬》）“若曰嚣然忘情，则吾岂敢？”（《复倪学士舜咨》）仅上两信即其明证也，又《嘉靖太平县志》本传另有生动记载与刻画：“公既归，会敬皇帝宾天，为之大恸。已而权奸用事，公闻刘、谢二阁老致仕去，辄又恸。已又闻刘华容谪戍，又恸。自后凡有北来人，辄颦蹙问邸报，又辄连恸。见素林公俊尝曰： ‘谢公，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可见谢铎平生心地，诚如王廷相所言：“虽退处岩野，而其心未尝不在天下。”（《方石先生墓志铭》） 谢铎的诗文，在情绪的流露上总是雍容平和，但在书中却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因为其间关系到他立身处世之大节，极见其为人，亦可佐证前述史传、碑铭对其评骘之不诬，这便是《与陈太守》书，兹录全文如下： 闻有考绩之行，虽于吾民不能无扳辕之私，而昔人登仙之羡，实自兹始矣。仆自辱枉顾，后恒在病乡，所委志事虽不敢废，实亦扶惫应命耳。
但向所查田粮诸件，俱未蒙判付，不免阁笔以俟。兹专赵因来取，恃知爱复有所渎： 闻有假托贱姓名于贵同寅诸公处嘱托者，噫，甚矣世之滋伪也！仆杜门自弃久矣，不识贱姓名犹有可假托以干人者乎！仆虽不才，入仕以来几四十年，未尝有一毫干于官府以为非义之取。此心，在人虽或未能尽知， 而天地鬼神则实鉴之。且以近事而论，十数年前，太守阮公实先叔父同年，叶公则仆之同年也，仆向亦家居，情与势之可干者孰踰于此，不于此时干之，而乃于今日干之乎？仆非惟不敢干于官府，虽朝廷之上，平生亦未尝有所干乞，所乞恩者惟求退一事而已。仆官虽卑，亦有俸禄皂隶之给， 其弃之而归也，初无所抑勒，亦无所顾忌，乃不于彼自为素餐之利，而于此为干人之利乎？虽至愚无耻者，计亦不出此也。且天下之最不可假者，莫过于手书，仆书虽甚丑，要亦自与人不同，敢望于各衙诸公处取仆向所干托之书，一参较之，真伪自见。仍烦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杜后患。
仆虽不足道，而受嘱之名，亦恐反为诸公累也。今后凡有此等，望即监候其人，仍将原票差人一问，明白立见，何必隐忍含容，而使彼此同受暧昧污辱之名乎？ 又闻武通判尝与阁下言仆占寺田不肯纳米。彼虽暧昧以去，幸阁下尚在，烦即唤通都里老一问，仆名下若有一毫寺田，则己所有田地皆当入官。天地间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而此等毁谤人者，天地鬼神其能容之乎！置之不较，固学者事，但如前所谓嘱托者，不无有累诸公，不得不白， 独不识此等人必欲驾空谤毁于人者何哉！所可喜者，天下公论断不在此等人也，言之可为一笑。
又闻推府衙有轴文，亦是仆姓名，不知求者何人，所为作者何事？此又甚可笑也。即此以推，他可知矣。
此皆事迹之显然者，伏乞必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足以上昭公法而少慰私念也。
谢铎在经营方山书院过程中突然蒙受侵占寺田、不缴租税的诬陷，这是向来以磊落坦荡自期的他断难容忍的。他在信中列举例证，剖白心曲，义正情深， 不容置疑，文中更涌荡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傲然正气，使人掩卷沉思，动容不已。
二、谢铎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谢铎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
１．体裁广泛 形式多样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①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① 论述十种文体与风格，较曹丕为详。至南朝齐梁，文体论的发展完全成熟。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是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文心雕龙》５０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２０篇，详论文体２３种，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而萧统《文选》则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３７种。② 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文体的分类更为细腻繁杂，如吴讷就将文体分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以及近代词曲等５８种，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更是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增益至１２１种之多。今观谢铎文章，对于众体显然兼善，除前文我们具体讨论的序、史论、碑记、传、祭文、谥议、策问、墓志铭、墓表、题跋、书之外，谢铎集中还有讲章、奏议、引、戒、杂著等，而且各类文体创作风格多元，因此，体裁广泛、形式多样可为谢铎文章之一大特色。
２．巧于立说 善于发论谢铎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论的基点，从而巧妙地展开他的议论，带动他的文章。如他的《恒产录序》。这不是诗文集序，也不是赠行序，而是“财产序”，这在清高的文人群体里恐怕还是个忌讳，为此要找个话题就得费心。谢铎的立论就很巧妙，他先引孟子的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于是赶紧一转：“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既然“民”不可能都是“士”，那么为了让这些未必是“士”的“民”能有恒心，则“恒产在人诚不可一日无也”。既然“恒产”不可一日无，那么“我”记录自家的“固定资产”交待给子孙并作这篇序文也就不是多余，故文末曰：“观者幸无疑其迂，而又笑其言之喋喋如是也。”中间就抓住“民”不可能都是“士”发表一段议论以自坚其说：“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吾浅薄，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特令其足供衣食，与凡民齐耳。虽然，世固有家累千金，而子孙不免为沟中之瘠；亦有贫无卓锥，而子孙卒能自奋为豪杰之士焉。卒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岂能逆料而预处之哉！昔人有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请诵是以为吾子孙之恒产，可乎？” 再如《庐州府学尊经阁记》。该文是应当时庐州知府之请而作，目的是要让到尊经阁读书的学子“知所以学”。谢铎说，推本而言，“修道之教则实在于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作古而后生不及见随怎么办，这个问题“圣人”早就为我们想到了：“圣人既因天命之性，而修道以为之教，又以为吾身有尽而道无穷，使不有文以载，以为继之之具，将何以遍天下及后世而为无穷之教化也哉！”于是有了相传的“圣人”之“经”。是为文献之必要，也就是读书之必要，已暗寓劝学于叙述之中。接着讲明诸子、史家与圣人之经（谢铎径称为“圣经”） 在功用上有差别，但最终目的都是“以求自造乎垂世立教之地”。以上是叙述， 皆为以下论学一段文字张本：“然载籍至是盖已不胜其多，而尊经之阁将有不得而容者矣。虽然，上之天道之幽微，下之人事之变革，以至名物度数之杂，钱谷甲兵之繁，皆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参考而博求之，则固无以体其全而究其极也。若曰所求于是者，不越记诵、训诂、词章之间，以钓声名、谋利禄而已，则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亦奚以多为哉！ 噫！此考亭朱夫子之训，吾徒所当世以为家法者也。不然，则颖悟之学，虽六经亦赘疣耳。”“然”“虽然”“不然”三重转跌，将读书的各种主要矛盾和辩证关系论说得十分透彻。
其他则有在叙事中不失时机地插入议论的，如《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在叙述完陈士贤因“抗折”权贵而被诬致死后、追述其生前其他可嘉事迹前，插入论说曰：“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又如《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在说完墓主致仕后，插入论说曰：“方公之力致其政以归也， 天下想闻其风采，以为有若公者，盖士方以进为荣，至老于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难，若公者其进退轻重于世何如哉！”（按：疑前句“以为有若公者”衍，后“若公者”前误脱“以为”。）这种在叙事时巧妙地夹带议论，仿佛价值追加的功夫，使所叙对象更加丰实厚重。
３．婉曲铺垫 深致其意文章“婉曲深致”，是作者思虑周全的表现。谢铎总是要将文章做“足”，就描写来说是反复衬托渲染，就抒情来说是层层铺进，就议论来说是层层思虑一转再转，务使读者无隙可钻。议论方面的表现，就拿上面引录的《恒产录序》中一段议论文字来说，“虽然”以下至“昔人有言”之前一段话，即使没有也不损害文意，而且文气也自然贯通，但谢铎就是要宕开一层，上言既“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矣，此更言“逆料”其或为士之贤而“预处之”，则子孙贤不贤、士不士不必论，而吾之录恒产为必需无疑，文章而至此则读者欲作一毫假设以诘之而不能矣。这种婉曲深致而终于周全便是谢铎文章的一大风格，这或许与其理学思辨的熏陶和为人谨慎有关。描写与抒情方面的表现则仍以《王尚德哀辞》为代表，此文我们在讨论他的祭文类作品时已引录过，其对于时间的记忆格外详细、明白，在看似平平无奇的流水般记叙中，其内在积压之情感也随着“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的历历细数而丝丝抽绎、层层叠进。文章从相交相知叙起，为情感的最终喷发做迂回包抄式的铺垫，如海潮将来时那天地间隐约滚动的白线，至“尚德之讣至”则已是大浪滚滚矣，读者以为此时谢铎必哭哀出声，然而，作者却将自己作为倾泻其对王尚德之情感的相对面做了一个特写，写其闻噩耗后“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式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如睹钱塘大潮般滚滚扑近，而作者终于“大恸失声”！这本是已达到高潮，而作者犹嫌未能深致其意，除了要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来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本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至此，其哀悼之深情厚谊正仿佛那近面扑来的海潮，不仅触手可及，而且已完全打湿了看客们的衣襟。
４．细节描写 优化语言谢铎的文章往往能注意细节描写，尤其是在刻画人物时，如《松坞黄公传》，主题基本就是由一连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构成，尤其是“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这个典型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有入木三分之效，而补写黄公死前一段文字更是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 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有时用细节进行反衬，则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史论《司马光》篇，要在短短两百来字的篇幅内，对历史上两位有争议的政治家作出优劣评议，是有困难的，而谢铎巧妙地选择了两个细节进行相互之间的反衬，就轻松地解决了问题：一是王安石为相时，“交阯小丑”曰“中国穷困生民， 欲以相拯”；二是司马光为相时，“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于是孰优孰劣，结论不下而明。有时则用于对环境的描写，通过对环境细节的刻画来渲染主人公的内在情操，如《筠心郭先生墓碣铭》，“墓碣铭”原本的命意是要“论列德善功烈”，而作者却通过对墓主生前居住环境上的细节描写来实现这一目的：“一室萧然，疏筠瘦石，左图右书，入其室，听其谈，殆不知人世间别有所谓尘俗气也。”寥寥数语，使读者如入其境而亲炙其人，这同时也归功于他写作时对语言进行优化组织的功夫，措辞简洁明朗而富韵味，“疏”“瘦”二字似入诗境画意，则室中拥书自雄者自非尘俗中人。谢铎的语言，总体来说是简单明朗，但这并不意味他不注重语言的修辞功夫。谢铎的修辞侧重在对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化上，他能巧妙地组织语词结构，以表述尽可能丰富的意思和情感。试比较下面两句话便不难明白： 前辈老成，典刑无几，予又安得不为先生铭哉？（《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 前辈典刑零落殆尽，不惟后生小子无所与归，而溪风山月亦无主领者矣，如之何而不悲且痛，而尚忍为先生铭哉？（《筠心郭先生墓碣铭》） 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在情感表达的力度和深度上却有着重大的差别，前一句看似抒情，实则是白描，后一句看似描述，实则是抒情，若单看后一句，自难看出谢铎在语言上所留意的工夫。
谢铎在表达他的感情的时候，有时不免含蓄而似略有欠缺，这就需要我们去留意他在别处所流露的情感，这又与他对语言的区别运用有关。不妨再看一例：嗟我同年几三百人，历事两朝，百十仅存。惟公耆德，不倦于勤。…… 既哭青溪，公复讣闻。（《祭宗伯傅先生文》） 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上面的两段文字说的意思也是一个，但谢铎根据文体的差异在语言的组织上就有相应的变化，通过联字的呼应、关联，散体的文字较之整饬的四言体容易形成跌宕的语势，随着“且”“既”“又”的层层转递，文章在情感上也就增益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谢铎的语言组织总是很自然，读来仿佛不曾经心，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就能感觉到他在这种自然明畅的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比如上面两段文字，同样的意思和类似的情感，谢铎在别处还有表达：“予同年进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顺甲申以迄于今，仅十有二年，中间得丧悲欢，盖物故者几五之一，感念今昔，不觉怅然为之出涕……”（同名诗题，可作诗序观）由于此处谢铎是用作诗题，而兼有序的性质，所以他用的是平叙的笔触，娓娓说去，要在“不觉”之间，而种种“得丧悲欢”的情感则留给了具体诗篇。
总之，谢铎丰富的文章创作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各种体裁灵活熟练的应用能力，和对语言变化与情感表达两者关系的艺术感悟能力。要补充的是，谢铎不仅善于通过散体文字的腾挪来达到优良的抒情效果，而且其对骈体以及四言形式的掌握与运用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祭林一中佥宪文》： 於乎！贵而不用，用而不尽，吾不敢以为兄恨；悦之者寡，不悦者众， 吾不敢以为兄痛。所以惓惓痛恨不能自已于吾者，上以为朝廷，下以为乡国，而深有叹乎吾党之孤也。然则絮酒炙鸡，岂足以酬知己万一焉者？鉴吾词之痛恨，庶足以慰兄于不死耳。於乎哀哉！尚享。
此篇文字抒情之恳切深挚，深得益于骈句的运用。其四言抒情之佼佼者则如《祭亡妻孔孺人文》《谒十五叔父墓祭文》等篇，如《祭亡妻孔孺人文》中一段： 昔与子别，一岁为期。今子别我，欲见何时？执手之言，惺惺在耳。
忍生而别，而竟以死。莫苦莫恨，死别生离。我兼而有，我实倍之。我儿呱呱，孰抚以保？我身茕茕，孰藉以老？我老而病，子壮而强。老或幸免， 壮溘以伤（疑“殇”）。彼苍者天，曷其有定。我覆我培，以俟以听。欲归未可，愧此酹词。我心之痛，子宁不知。
此中明显有仿学《诗经》《楚辞》的痕迹，如前四句即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的笔法，“彼苍者天，曷其有定”则从《唐风·鸨羽》中来，而“莫苦莫恨，死别生离”则是从《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化出。所贵在能为我所用，如盐入水，所有言语皆切入我之情怀，惺惺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谢铎对文学是很重视的。他在《复戴武库师文》中说：“心志之蕴蓄、义理之英华，恒必待言而后见，而文则言之精也。”在《赤城后集序》中更是明确强调：“文章，道德之英华，而功业之在天下后世，未有不待是以传者。故不朽之论，虽不能不后于功德，而究其所系，反或有重于彼者。”谢铎为自己的诗文集编年，又作《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云：“吾无似，虽时有所感而亦不良于言，安敢望其成文有章，以庶几作者之域，然犹不忍悉弃而录之者，特以志吾履历之岁月，以见遭逢之幸，俾吾子若孙百世之下有所征而不敢忘焉耳。”自己的一部分诗稿丢了，还为之写《悼诗》：“胠箧分明奈尔何，鹤声一一已无多。朱弦自爱齐门瑟，白雪谁酬郢上歌。好事定应供覆缶，苦心宁复念填波。也知不是丰城剑，敢望神灵有护呵。”他还时不时地翻改旧稿，其《读旧诗有感》云：“老去为诗兴尽阑，多情花鸟未须烦。前题再把不能改，旧稿有时聊自翻。吾道乾坤终古在，骚坛风月几人存。也知不朽元非此，旷缺平生敢重论。”如此种种，皆可看出谢铎对自己文学事业的重视。综观谢铎的诗文作品，可以明显看出他具有鲜明的文学思想、开阔的创作视野和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体现了他丰富而卓越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折射出当下社会环境的激荡和变迁。
关于明初至正德之间的文学流变态势，《明史·文苑传序》中有一番精辟的论述：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① 从上述论评中，可以看出明初文坛活跃的诸多文士如宋濂、王祎、方孝孺都直接承继元末道统与文风，他们既是鸿儒钜子，又是文章宗府；与此同时，他们均为浙东人，又使当时文坛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文化的特色。永乐初，方孝孺一案牵连甚广，浙东文化事业亦受到严重冲击。在朝中执文坛之牛耳的，是解缙、杨士奇等江西籍文士。从永乐至宣德年间，沉沓啴缓的“台阁体”诗风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作为“台阁体”代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在政治上秉钧执衡，进而使以他们为主导的诗文创作带有一种雍荣浮华的气象。从本质上来说，台阁体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文学本身的审美性、抒情性要求往往受制于创作主体荣衔、位望等外在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官腔官样。正如明人皇甫汸在《解颐新语》卷八中说：“今之诗曰台阁体、曰翰林体，是位诗、事诗也。”②明宣宗亲自参与到“台阁体”创作中来，便是最好的证明。宣宗喜诗，并将诗歌切磋看成朝廷重文兴教的一个方面。他在位的十年期间，致力于网罗文士，以“三杨”为代表的文臣颇得宠渥，他们不但为治国经邦的干城，又是侍筵酬唱的俦侣，台阁体能够长盛不衰也就不足为怪了。宣宗躬亲风雅，谙于讽咏，其诗既有骚体的《猗兰操》，又有类同典诰的《读典篇诗》；内容既有哀丝豪竹伴侍的宴飨，又有关注农夫蚕妇的悲悯。客观地说，其文学手法是多元的，题材选择也是多样的。然而，久处宫闱，远离下层社会，他的诗只能依靠典故、想象以及训诫、说教来传达主题，因此即使是他的《悯农诗》亦充斥着“崇本息末”的治国理念，却很难觅到源自内心情蕴的感发。虽然他的《祭社稷承甘雨》一诗中也有“蔬畦垄麦望连延，一夜青青总春色”这样清新可喜的句子，但是它们却淹没在诸如“茫茫寰区天赤子，天与祖宗同付畀。
万机之暇予何营，一念惓惓在民事”①等大肆自我标榜的语句中，诗歌自身的审美特性无一例外地被浓郁的政治意识吞没了。所以，从整体上感受宣宗以及三杨等人的诗作，色彩、灵动、韵律、情蕴等元素都是异常缺乏的，而这些又是构成诗歌风神与骨力的根源，所以其沉沓啴缓、雍弱浮华的通病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宣宗去世，英宗即位，台阁体的发展开始趋于没落。一方面新君年幼，才识俱缺，不可能再像前朝皇帝那样频繁地召集文臣赋诵；另一方面像权奸王振等人日益用事，“三杨”为首的阁臣皆逊避不及，创作心志及文事活动便大大减少。再加上内忧外患不断发生，上层夺权矛盾激烈，台阁体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随着正统五年（１４４０）杨荣去世，九年（１４４４）杨士奇去世，十一年（１４４６）杨溥去世，台阁体诗风的败落已愈加显明。然而，台阁体对后世的影响却长时间内潜在地保留着。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五中说：“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自注：汪伯玉也）。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②这即说明三杨之后，李东阳又成为台阁体继起的代表。他进一步分析杨、李之间的创作得失说：“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李源出于虞到源，秾于杨而法不如，简于宋而学不足，岂非天才固优，惮于结撰者耶？……刘文安充而近，丘文庄裁而俗，杨文懿该而凡，彭文思达而易。
复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亦李流辈也。”③王世贞认为，李东阳、丘浚、彭华、程敏政、吴宽、王鏊、谢铎等人乃是台阁体在成、弘、正三朝时期的殿军，换言之，茶陵诗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台阁体后期发展的文脉中来。王世贞的看法基本是不错的，但也应该看到，茶陵诗派成员本身的生平仕历及才性品格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多元的创作面貌和多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还是足够以此与思想贫弱、形式单一的台阁体划分开来的。不止如此，茶陵诗派的创作主张中孕育了浓厚的复古思想，当前七子成员何景明、李梦阳、康海等人从中分化出来提出自己的复古理论的时候，无形之下已默化其中而不自知了。
这一期间与平正典雅的文风相对应，在野诗派的另类、怪奇的风气开始出现。据《明史·文苑传》称：“刘溥，字原博，长洲人。……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①除了刘溥，其余九人并有附传，可知“景泰十才子”作为一支文坛新兴势力已得到较充分的注意。另外以怪怪奇奇名家的还有成化二年（１４６６）进士张弼，他还是李东阳、谢铎的挚友。《明史·文苑传》载：“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
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铎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铎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②惜张弼于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六月十三日卒于故乡华亭，谢铎又亲为之作《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叙述两人交谊：“始予天顺初与吾友今亚卿黄君世显、故方伯陈君士贤、佥宪林君一中， 识君于礼部，盖三十年于兹矣。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草书之妙论者，至推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谓文人者，类近浮薄，君独惇尚行履，慨然以风节自将，虽论议间杂谐谑，而往往必以理胜。故彭都宪凤仪尝论其天分、人品、问学、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尝为予戏评其所能曰：‘人故以书名我，公论哉？吾自视文为最，诗次之，书又次之，其他则非吾所敢知也。’恒相与一笑而罢。噫！昔人称赵孟为书画所掩，世莫克尽知其文章与经济之学。然则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①从这篇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张弼诗文力矫浮薄、尚理重行的思想倾向及特色。谢铎对此的赞词，亦表明了他有着同样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旨趣。除了张弼之外，像罗玘、桑悦亦是推崇韩愈、陈师道文气诗风的代表，他们无疑对茶陵派的分化以及前七子的崛起产生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 $%B.NOP 谢铎为我们总结了以下艺术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学思想中的个性特质。
一、创作态度要严肃谢铎对文学事业高度重视，这使他始终坚持一种观念，就是作家必须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甚至要到“不得已而有作”（《重修宗谱后序》）的程度。《刘氏宗谱序》曰：“君子于此有不得已焉，则自吾力之所能者为之谱。”《赤城新志序》云：“昔人谓述作之难，莫先于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则缺而已，缺犹将有起而继之者。妄作则诬，诬则是非混淆，真伪错杂，虽有继者，亦将无以善其后矣。故与其妄也宁缺，而作者慎焉。”这里是说谱和志的述作要严谨求实，而这种态度在谢铎其他的创作领域里也是一贯坚持的，如《感情诗序》云：“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赘言录序》云：“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情感不能自已乃有创作，正反映出不滥作的态度。
二、主体德性要高扬与不滥作之严肃的创作态度相关，谢铎对作家也就有了相应的高要求，即必须高扬主体的德性。《敬所陈先生集序》云：“若先生可谓困于其身而不困于所学者矣！昔人有言：‘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先生之行，自家以达于乡，环海以东，无大小贤不肖，皆尊仰之而不敢慢，则其所可传者，盖又不特声诗文字间也。彼之诗荐郊庙，文施典册，而行愧其言，终背其始，举平生而尽弃之者，其视先生何如哉？又况营营富贵利达之间，与万物同一澌尽，而一无可传者哉！噫！此豪杰之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后之观先生之诗与文者，尚亦有考于斯。”又《愚得先生文集序》云：“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然幸而用之郊庙朝廷天下矣，而行愧其言、事戾乎道，兹显也所以为辱也，奚贵哉。”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
三、创作需要先天的才情，更需要后天的学问谢铎承认创作需要个人才情，但同时更强调用学问来滋养，要读破万卷书，而后才能下笔如有神，要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需要“得之天者深，尽乎人者至”（《读怀麓堂稿》）两方面的功夫。这是除德性要求外对作家提出的另一个自我建设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文艺创作的又一层认识。《复李兆先》云： “辱示诸作，亟读再过，隐然有乔松着根、骥子坠地之势，孰得而遏之哉。…… 虽然，未可遽自足也。昔之称大君子者，固其天分之素定，然亦未有不自学问中来者，况夫天下之义理无穷，安有安坐一蹴以自至于圣贤之极致者哉！”《复戴武库师文》云：“夫灵识异禀，固天所予，而亦天所甚靳，旷世越代而不易以得者也。得之不易，而不能大肆力于学，以成就而结裹之，斯不亦为负天哉！”作家有创作的天分是好事，要好好利用，但更要用后天的学习去培育，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多读书、多学习。谢铎对李东阳的文学才能与成就推崇备至，以为“遍度今之名能文章必足以传世而行后者，实无逾执事”（《与李西涯学士》）。
他认为李东阳之所以能有这种成就，除天分才情而外，就是“好古问学”，能“根据六籍、泛滥百家”（《读怀麓堂稿》）。因此谢铎特别强调读书与学习。《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居常好读书，虽职务填委不少废，间出为文章，而尤工于诗， 往往逼唐律。”《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君虽职刑狱，而好学不倦，旁涉诸经、子史、唐宋诸大家，间发为文词，秾郁奋张，读之可想见其为人。”《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君以灵识异禀，克之学问，老且不倦，诗与文，几成一家。”《筠心郭先生墓志铭》：“先生初治《书经》，为举子业。既乃弃去，益博涉群书，为古文词而尤工于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谢铎自己更是广泛地学习前人，其广泛之程度，我们在讨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时将谈到。
四、不仅学习汉唐名家，也学习宋之大家，且能自成一家《重刊石屏诗集序》曰：“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台雁唱酬诗序》云：“盖非独汉唐以下诸诗家之赠处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尝以韵，韵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诗之唱酬而至于次韵，一韵之次而至于累数百首，诗之变亦于是乎极矣。噫！诗之变化无穷，而人心之妙用亦相与无穷，况夫义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穷求之哉！”从中不难看出谢铎的雄心，他不但要宗法汉唐， 而且还要汲取宋诗的精华，以期自成一家。谢铎认为文学创作要“自成一家”， 这样才算是有些建树了，因此谢铎对当时在他看来在诗文领域能“自成一家” 的章乐清、王汶等人都多次给予首肯和嘉奖（《侍郎章公墓志铭》《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但是，“文章自古几名家，半是枝头叶上花”（《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要想在文学创作领域自成一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靠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所谓自成一家也正包含着具有自己创造性特色的意思。《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的第一首“入道从来各有门，几何能解绝尘奔。文章亦是天机杼，笑杀随人脚后跟”便是鲜明地强调了这一点。
五、不为溃烂雕琢，追求明易自然要创新以自成一家并不意味着要刻意于奇崛怪异，谢铎对“不为溃烂即聱牙”的求新求变的作风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最多只是一时争春的枝上之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二首其二）。谢铎认可“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的观点，认为文词“蹇劣”不是理想的作品（《书赤城新志后》），但他同时也反对“斩绝奇险”（《明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和过分的“雕琢”（《侍郎章公墓志铭》），而谢铎更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他对自然、明易风格的艺术追求。
六、辛勤耕耘，穷而后工谢铎在承认文学事业值得追求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追求的不易。《重刊石屏诗集序》云：“宋之南渡，吾台文献实称东南上郡，而诗人亦多有声江湖间， 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当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而石屏独工于诗以穷，岂诗固能穷人哉？盖天之于富贵，往往在所不惜，而于斯文之权，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气，必间世而后得； 富贵，则倘来之物，赵孟之所能贱者也。故一代之兴起而为将相者，比肩接迹， 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数，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郁其志，俾之穷极而后已。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虽然这种“穷而后工”的感慨几百年前即已有人抒发过，而且发这种牢骚的也代不乏人，但并不能因此就抹杀一个具体的创作者在艺术追求的路途中亲尝的艰辛。
七、文以明道，文章要切乎实用、关乎世教谢铎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着重论述了文以明道和切乎实用的观点：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若《易》若《礼》， 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 非文之弊，则文之赘也。斯甚矣，乃若虽不主于明道而于道不可离，虽不专于纪事而于事不可缓，是固不得已于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庙朝廷， 下而乡党邦国，近之一家，远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
《赤城后集序》“昔人有言：‘文章不关世教，虽工弗取。’是集……宁知非世教万一之助也哉”云云，则首肯了文章切乎实用观念的另一个侧面：关乎世教。因而谢铎对实用性强的文体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关系社稷民生的文章（所谓“告君之词”）大力推介，时人章乐清“以为文之有关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词。
故平生之文，奏议为多”（《侍郎章公墓志铭》），谢铎便大为嘉许。谢铎明确表示“惟论谏告君之词，在文章最为用世急务”，而对“告君”类作品尤多的王景昭更是高度赞扬，誉为“凤鸣朝阳”（《复王景昭侍御》）；而对因种种原因未能留下这种关系国计民生之作品者，则表示莫大的遗憾：“秋官亚卿畏斋林公既没之二十有二年，其嗣子太学生薇始克收拾公之遗稿，得诗若文凡三十四首，盖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者也。公博学好古，聚书几万卷……后先历官几三十年，所谓论谏、谕俗之篇，明刑弼教之谟，皆公所宜有也，而此一不之见，岂公之没，生方在髫龀，故散落至此，抑公之克举其官，敭历中外，将不在言语文字间耶？”（《读畏斋存稿》）谢铎还手编《赤城论谏录》，其强烈的动机正是在“其文之有关治道”（《书赤城论谏录后》）。
八、诗文抒情言志，可以导达意气谢铎认为，《诗经》之创作就是为了用来顺理人的性情，即所谓“为之《诗》以理性情”（《卢州府学尊经阁记》），故凡“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辄作诗（《感情诗序》），为亡友作哀辞则可以“洩吾哀”（《王尚德哀辞》），即发泄自己对亡友的哀情。谢铎在《赘言录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历，上之天道之灾祥，下之人事之兴革，目之所经，心之所感，其能已于言乎？不能已于言，则咏歌之于诗，纪述之于文。”在《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中又说：“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 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其对诗歌之关乎性情、可以导达意气的体认是何等亲切。因此谢铎很能体会别人创作的情感基础，他在看了同年陈德修创作的《六嬉图辞》后写道：“君初为金华守，意有所不乐，将归隐故山，因作此以寄兴。”（《书六嬉图后》）这正是以文学作品情感的共通互感为认识基础。“情”和“志”是相关联的，诗歌能抒情，当然也能言志，谢铎在《复李西涯》书信中说：“恶诗数首，谅亦随达。平生鄙志，此亦可见。”当时谢铎便是借助诗歌向李东阳传达他退隐的思想和志愿。
九、文实之辨：文贵其实“实”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容，二是内容（包括情感） 信实而不伪造。
谢铎在《重修宗谱后序》中提出了文实之辨：“虽然枝分派别，昭穆亲疏，秩然不紊，一举目间，而千百年之世数如指诸掌者，谱之文也。所谓尊祖，所谓敬宗，所谓收族，所谓崇恩爱长和睦，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则文之实也。”紧接着便强调文贵其实：“立法创制，本之躬行之实，而不能不著之文，以传示天下后世者，上也。因其文之著，以力求造乎其实，而不已焉者，次也。”并极力反对虚伪造作、无中生有：“若乃饰轮辕为虚车，而弃之如刍狗，顾举以号于人曰：‘吾谱某法也，吾谱某例也。’则亦将焉用彼为哉！”谢铎此处虽是针对宗谱而说，但观其在《刘氏宗谱序》“夫谱，文也，由文以求其实，犹惧其或不至，况又于文而伪乎”云云，则可知他“文实之辨”是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文体的，“实”与“文” （与“实”相对，非是广义的“文章”之意思）这两个概念不是仅从宗谱这一种体裁中抽绎出来的，其“文贵其实”的思想是可以涵盖所有文学创作的。谢铎反对刻意“雕琢”、“斩绝奇险”，追求明易、自然，也正与他这种“文贵其实”的思想有关，谢铎在谈礼乐问题的时候说“文胜而过其质，本是不好的”（《先进于礼乐》），正与这种思想相通。
十、复古谢铎有复古倾向，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在谈礼乐时说：“盖先进礼乐正是那文武周公监二代而损益的，后进礼乐却是周末文胜的礼乐，这都已失了那文武周公的初意，我若用这礼乐，必须要从那先进的，这后进的却决不敢从。” （《先进于礼乐》）在谈学校教育时说：“古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其本在躬行， 其教之之法，盖无所不具。……三代以降，此意既微，士各以其性之所近为学， 而不复知有圣贤之大道，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则已难乎其人矣。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 （《重修长垣县学记》）这“而今”以下的话，明显是场面上的官话，而谢铎的真实意思，却正在“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谢铎这种复古的倾向同样也表现在对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认识上。他在《贞肃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早以诗鸣，与王城公力追古作，盖吾台之诗，自天顺成化来，始一变以复于古，而今之称大家者宗焉。”这便是文学复古思想的明确表露。其他如《愚得先生文集序》：“铎叔父愚得先生博学好古，盖尝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于文矣。”《复太守文》：“读《谢病疏》暨约游雁山诸记，庄重缜密，宛然有古作者之风，乃知别后数十年造诣如是，其至独诗与文也哉！”等等。我们从中都能看到他在文学中提倡复古的倾向。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则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谢铎自己在创作中的复古追求。
!.# $%8.BOP.. 谢铎的诗歌，从思想内容和情感上看，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有三大主题：一是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二是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三是面对宦官专权，担忧朝政，并有避祸之心。这三者在谢铎那里又是互融而统一的，所谓“卜居非浪语，图报本初心”（《再次前韵柬西涯》）“望乡怀国两难禁” （《望金陵次韵怀黄世显亚卿》）。另外，谢铎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内容涉及交游、咏物、哲理、题画、行旅、山水、登游、题景等众多方面，既表现了他对亲朋僚友的深切情谊，对家乡风物、祖国山川的浓烈热爱，又表现出一名清醒的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下文即分类进行探讨。
一、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谢铎为国效命的初衷，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就能看出。如《上之回》：“上之回，出萧关，千骑万骑何日还。雄心宕轶泉涌山，北穷绝漠南荆蛮。岂不闻，穆天子，八骏奔崩日千里。徐方不死祭公死，何必嬴秦殄周祀。”诗歌借周穆王巡游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忧虑。又《搏虎行》：“南山有猛虎，咆哮踞其颠。北山有猛虎，伏穴声相援。翩翩少年子，环视不敢前。野夫奋特勇，载碚南山原。
矢义故弗惜，而复之北山。众伤互及类，尽力驱且鞭。一射已睥睨，再射犹盘旋。技穷始衔忿，曳尾徐徐还。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咄哉搏虎者，勿畏冯妇贤。”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国家之事，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以打退。此诗的重点在“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
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四句。据《明史》谢铎本传，“时塞上有警，条上备边事宜，请养兵积粟，收复东胜、河套故疆。……语皆切时弊”。这便是谢集中的《论西北备边事宜状》：“窃惟天下之事有自其本而言者，有就其事而言者。自其本而言虽若迂而实切，就其事而言则若急而实泛。”而治本之方则“在于人君之一心，而辅之者宰臣也”，并引孟子之言“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故曰“实圣心一转移之间耳”。又据本传，“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以为“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明史》称其“语皆切实弊”，谢集中有《癸巳封事》，文中又极力强调：“臣愚，不敢负此心以欺陛下也……实圣心一转移间耳，夫何难之有哉？”这些资料都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理解谢铎诗歌中“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这样的议论；这都出自谢铎对国家的拳拳之“心”。
谢铎有不少写他失眠的诗，大多是因关心国事、牵萦思虑所致，兹看《不寐》： 寂寥门外断喧声，坐久空庭转二更。
细雨相亲是童仆，抚心欲问非平生。
风停漏下听鸡报，云尽天高见月明。
莫怪楼头眠未得，荷戈宵旰有西征。
该诗作于宪宗成化八年（１４７２），据《明史·宪宗本纪》记载：“八年春…… 癿加思兰犯固原、平凉。……五月癸丑，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节制各边军马，同王越御癿加思兰。”①此诗盖因此而作。风雨之夜，空庭寂寥，从子夜到拂晓，诗人长坐不寐，思问平生。“莫怪楼头眠未得，荷戈宵旰有西征”， 挂虑西部边事，恐只是诗人“抚心欲问”之一事，诗中徘徊辗转之意，盖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诗境的营造中。对烽火边事的重视，正是谢铎关心朝政与国家命运的重要表现之一，不仅如《明史》本传所载有《论西北备边事宜状》，语切时弊，而且在他的诗歌中也屡屡表达着他的关切与忧虑，“尊前忧国地，残鞑可谁戡”（《次韵答汪大尹进之》），“开边知有在，谁借尚方戡”（《再次前韵留别汪进之》）。故“莫怪楼头眠未得”，良非空言。其他如《夜坐》一诗，则是反映作者得知“报捷自西征”后那欣喜不禁的心情，诗末云：“珂马十万队，阊阖方启扃。
小臣不敢后，趋跄拜明廷。鸿胪发高唱，报捷自西征。天颜喜以怿，赏赉有迁升。
回头见诸老，共说今太平。”则是对朝廷由衷的祝贺与对国家前途美好的企望。
然而，谢铎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于此衰弊之际，则不禁回想盛极之时：“窃惟唐宋之君虽皆以征伐取天下，然其始得之也，实不能以无愧，汉乘秦暴起而诛之，虽若胜于唐宋，然秦非元比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夏，斁彝伦而坏风俗，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变。我太祖皇帝应天而起，以布衣提三尺剑与万民请命，渡江之初一征而克金陵，再征而平江汉，三征而有吴越，四征而中原廓清，五征而残元屏息。兵威所加，东征西怨，罔不率俾，盖不十五年而尽复帝王诸夏之故地，为亿万载无穷之业，乾坤再造，视唐宋实远过之，而其功之大且难岂不倍于汉哉！”（《拟皇明铙歌十二篇序》）乃作《拟皇明铙歌十二篇》，“以歌颂铺张我圣祖之神功大业于无极”“上昭我圣祖创业之艰难，而俯念守成之不易也”（同上），可谓用心良苦。后又作《昭明烈祖诗》十二篇，“以见我圣祖之创业，虽未尝不戡定以武，而其垂统以为圣子神孙亿万年之典则者，则固不在此也。……所以见于忧勤惕厉之间者，亦未必无少助焉”（《昭明烈祖诗序》）。谢铎曾校勘《通鉴纲目》，深谙司马光和朱熹以史为镜、以古鉴今之旨，奏曰：“是书成于宋儒司马光、朱熹之手，上师《春秋》，下薄迁、固，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也。”谢铎《拟皇明铙歌十二篇》《昭明烈祖诗》十二篇及诸读史之作（如《读宋史十六首》《读春秋一十六首》《读尚书一十六首》）与“史论”之篇，拳拳为国之意正在此间。
前面已经说过，从谢铎中进士后所作《太液晴波》《琼岛春云》《居庸叠翠》诸题景之诗，不难看出仕途之初诗人是如何踌躇满志，即所谓“图报本初心”。
从谢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一段时间他在思考着君臣关系问题，这在《登严子陵钓台次陈公甫韵》诗第一首中表露得很明白：“江上好山青欲老，江有流水不西还。万年风节云霄上，一代君臣朋友间。唐宋以来皆此道，许巢之外更谁班。云台不是三公地，且作乾坤自在闲。”又《谒楼桑庙》：“仓皇衣带诏， 辛苦武乡侯。西蜀分王地，中山奋迹秋。蛟龙曾失势，鱼水故相投。千载英雄泪，还同沛水流。”诗中谢铎对古代帝王与臣子之间能如鱼水之相投、如朋友之相处，不无羡慕，臣子之效力君王，但愿得君王之相知，君臣“一心”之力，“可以终胜天”。如若不能，则“许巢之外更谁班”，“且作乾坤自在闲”，正是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的意思。据《明史》本传：“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而载籍不为无用矣。’ 帝不能从。”则前面所讲谢铎在《通鉴纲目》上的拳拳深意只是个泡影，在这项工作上不过做了一回“空投”书生。本传又载：“（弘治）三年，擢南京国子祭酒。
上言六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翰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明年谢病去。”据此虽不能说谢铎第二年之辞官与之有必然联系，但从这两件为史书所载的生平大事中，不难体味到谢铎在政治上并不怎么如意，与最高统治者更谈不上鱼水关系，所以就有“也知补衮无容地，只为君王效执殳”（《追忆金尚义卢舜用二同年》），甚或滋生并坚定辞官还家和卜居退隐的念头，“逢时报国心先负，入夜还家梦亦忙”（《元日卧病有感》）“报国也知无尽地，卜居元亦是初心” （《次李西涯卜居诗韵》）。谢铎“经术湛深”（《明史》本传），是个务实的人，高蹈出世并不是他的精神所在，“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始终是他的主意所在。“报国”“报恩”“图报”等等字眼，在他诗中可说俯拾皆是。《次韵奉答傅体斋春卿》集中表露了他在进退困境中的情怀：“再拜深恩重似山，感恩常在梦魂间。不才岂敢轻忘世，多病深惭早闭关。耕凿有天容老大，弓旌何意及幽闲。
宫端翰长中朝望，奔走谁堪簉末班。”其中“不才岂敢轻忘世”“感恩常在梦魂间”，二句足以概括谢铎一生心事。
二、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谢铎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关心国家命运，自然也就要关心民生疾苦。故而谢铎诗歌内容的又一个鲜明主题就是：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明朝自“土木堡之变”与“夺门之变”后，元气大伤，国运渐衰，加之自然灾害不断，而朝廷政治不见革新，地方捐税盘剥现象尤趋严重，以至民不聊生。
谢铎用他的诗歌如实地记录下当时百姓的苦难并为之奔走呼号，对当时地方官吏乃至朝廷政治的弊端有较为大胆的讥评与抨击。
对于当时民生的疾苦，谢铎在诗歌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反映，既有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的困蹇，也有朝廷弊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田家叹》：“叹息复叹息，一口力耕十口食。十口衣食恒有余，一口苦为私情逼。县吏昨日重到门， 十年产去租仍存。年年止办一身计，此身卖尽兼卖孙。於乎！吾民之命天所属，阡陌一开不可复，卓锥有地吾亦足。”《西邻妇》：“西邻少妇东邻女，夜夜当窗泣机杼。今年养蚕不作丝，去年桑老无新枝。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年年唱名给官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於乎！辛苦输官妾之职，墙下有桑妾自植，妾身敢怨当窗织？”两诗集中反映了朝廷苛捐杂税，地方官吏又重重盘剥，以至百姓痛哭呼号，难以为计。诗人用白描的手法，代为呼号，其情感倾向是鲜明的。第二首“年年唱名给官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朝廷有照顾年老长者的噱头，而事实上“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老百姓到头来还是被盘剥得精光，作者通过细节特写，着意反讽，鞭辟至深。谢铎后来作有《陈长官祠》（《台州杂咏二十六首》之七），对“长官不加赋，竟为民死之”的爱民之举、爱民之官加以歌颂，诗有序文，曰：“在宁海县学西，五代时钱王镠欲增州县赋，长官为县令，以死谏，赋得不增，民至今祠焉。”从中也正可看出谢铎的为官之体、为民之心。故而，对有益于民生的惠政、义举，谢铎都为之兴奋，并在诗中为之歌颂。《决渠》：“决渠数晨夕，沟浍不能滋。遂令抱瓮者，亦复笑其痴。微雨忽来过，生意满秋篱。乃知皞皞民，帝力真不知。”这首诗歌有意学陶渊明，显而易见。决渠之惠，有益生民，故诗人情绪欢快，而诗歌节奏清畅，“微雨”二句， 颇见“生意”。又有《村民有用三十六桶以救饥者慨然感兴为赋》三首，观诗题即明其意，毋庸赘述。另又有《吾民》诗：“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涕几堪惊。
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则是反映了朝廷不顾民生反而滥用民力的现实，“几堪流涕几堪惊”，诗人大为百姓叫屈鸣不平。
然而谢铎毕竟没有太多深入接触社会民众的机会和实践，因而他所反映的上述现实，不论是诗歌本身，还是就当时明代社会的实际来说，都是失之于浅的，仿佛隔靴搔痒，不见痛快。正因为诗人缺乏切实的见闻和实际的经验， 所以他对于民生的关怀之情，多集中表达在对自然灾害的反映上，而且基本一味地是水灾问题，以致“苦雨”“喜晴”“喜雨”一类的作品占了他关于民生问题的诗作之绝大部分。
野岸禾生耳，山城水及扉。毒龙休作怪，哀雁已无归。
溪谷积阴在，乾坤生事微。白头忧国地，愁坐独依依。
———《苦雨》大麦已过小麦新，田家得此未全贫。
雨穷晦朔苦愁地，晴是江山富贵春。
剩有清尊能醉我，放教白发且欺人。
五湖风景今何在？莫问孤舟野水滨。
———《喜晴次旧韵一首》半日开晴半日阴，几惊风雨出高林。
山中爽气初销伏，天上骄阳已化霖。
廊庙敢烦诸老念，村田真切我民心。
不知杞国忧多少，诗鬓朝来已不禁。
———《苦雨》天意分明捷似桴，压空云雨岂区区。
旱应已分三秋剧，病忽惊传九死苏。
硕果也知终不食，稊杨真见复生枯。
白头倚赖乾坤在，谁问吾民儋石无。
———《喜雨追次韩魏公韵》一雨惊看喜欲狂，倒悬真解此皇皇。
未论报社还扶醉，且免从人乞奏荒。
民命在天终可赖，杞心忧国暂须忘。
有年自是春秋瑞，麟笔谁堪继末光。
———《八月初一日大雨喜而有作》独上高楼望眼开，春愁无数逐人来。
官河二月冰初合，水国经年雁未回。
歧路关心妨斥堠，野田生事入蒿莱。
何须更检门前柳，深放黄金作酒杯。
———《春愁》野外更传风雨恶，黍田生事不宜秋。
白头父老泣相语，典尽春衣错买牛。
———《苦雨柬黄吏部世显》其三村北村南皆旱尘，出门几望西郊云。
山灵半死龙作祟，田骨尽枯龟拆文。
喜剧此时不觉舞，忧深前日夏如勋。
醉来便欲击社鼓，谁为更招南郭君。
（自注：“旱至是四十日矣。存敬号南郭。”） ———《六月二十九日喜雨追次黄山谷韵寄王秋官存敬》谢铎“苦雨”又“喜雨”，忧于“旱”又喜于“晴”，非是诗人反复无常，而是诗人之心之情，皆因民情而转移。诗人实不在意于自然风雨晴晦，凡其有益于百姓，则喜，凡其造灾于稼穑，则苦。这种社稷情怀与创作意趣，是直接继承与追仿杜甫而来。杜诗“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秋雨叹三首》其二）正是谢诗“野岸禾生耳，山城水及扉”所本。谢诗“村北村南皆旱尘，出门几望西郊云”正是杜诗“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夏日叹》）“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裳”（《夏夜叹》）之意。久旱逢雨，谢铎是“一雨惊看喜欲狂”，直拟杜甫闻唐军收复失地后“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情态，只是“未论报社还扶醉，且免从人乞奏荒。民命在天终可赖，杞心忧国暂须忘”“雨穷晦朔苦愁地，晴是江山富贵春。剩有清尊能醉我，放教白发且欺人”云云，终不及杜甫“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 （《大雨》）道得亲切、写得实在，相比之下，谢铎总是裹在他那脱不掉的士大夫之缙绅气里。同时，谢铎的表现力也远远不足，其诗中难得有具备较强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描述性句子，其“毒龙休作怪，哀雁已无归。溪谷积阴在，乾坤生事微”云云，较之杜甫“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之句，不啻霄壤。所要肯定的是，谢铎学习并有意识去继承杜甫那种从“风雨”中去体察民生、从“风雨”中去表现忧国爱民情怀的创作意趣，谢铎“白头忧国地，愁坐独依依”“不知杞国忧多少，诗鬓朝来已不禁” 云云，正是自道心曲，故其《八月初一日大雨喜而有作》诗中所恣意表露的“喜欲狂”，正有似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种妄想的快乐！且看《撤屋谣》： 长安寸地如寸金，栅水架屋争尺寻。 一朝官府浚河水，撤屋追呼势蜂起。
君不见去年城中十日雨，边水人家比湖浦。
家家缚板作舟航，十日罢爨心皇皇。
一家受怨百家喜，知者作之仁者美。
人情姑息昧近功，版图习袭相蔽蒙。
前街后街咄相语，疮癣不修今毒苦。
前年买土筑高地，今年卖屋无人至。
这里，谢铎虽是用赋叙的手法对民生之疾苦作实然的描写，而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文之关怀正是绍承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艺术精神而来。造成民众苦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之灾害，如《苦雨叹》所云：“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
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也来自当局政治决策的弊端，如《吾民》诗所云：“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涕几堪惊。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还有地方官吏豪强的盘剥和欺压，如前述《田家叹》《西邻妇》二诗，又如《卖屋谣赠一中》所云：“西家屋破低轧头，得钱则卖如脱囚。东家屋好不合卖， 崭新墙壁称高价。君不见长安卖屋如卖花，朝落东家暮西家。驽骀得志万马瘖，得失岂在千黄金。”对此，诗人不仅能鲜明地流露出悯世忧民的情感，而且敢于坚持他鲜明的政治批判立场，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面对宦官专权，担忧朝政，并有避祸之心在政治上，谢铎曾积极有为，如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其参校《通鉴纲目》完毕， 随机上疏喻谏宪宗，“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又值土鲁番入侵明朝西北屏藩哈密，谢铎即上疏“论西北备边事宜”，语切时弊，然而统治者不能用之（参见《明史》谢铎本传）。又如谢铎起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期间，上《论教化六事疏》（文见《谢铎集》卷七十），提出“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 “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等六条改革措施；又上《修举废坠疏》，谓“臣到任以来，切见本监监生二千三百余名，而号房曾不及五六百间，其倾颓漏烂不可居者，又往往半之，于是不免寄居杂处军民之家”，兼“目睹诸生死丧之状狼狈”，乃建议朝廷修缮校舍、接济病丧，至云“朝廷如不欲动费在官钱粮，臣别当自行节缩措置”，诚可谓亟亟然“尽心焉耳矣”。然当局者似未能尽从之，于是再上《维持风教疏》（文见《谢铎集》卷七十二），重申“正祀典”“重科贡”“革冗员”“塞捷径”四条措施，虽“言甚剀切，皆凿凿可行”（王廷相评语， 见《方石先生墓志铭》），而朝廷是重其名而不能用其实。但谢铎并没有灰心， 而是满腔忠诚，矢志不渝，如《鱼游入渊深》便是这种心态的表达： 鱼游入渊深，鸟飞薄天高。安居与暇日，帝力宁秋毫。
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咄哉漆室女，倚叹心忉忉。
杞人信多事，炼石非虚褒。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
憨士昧深浅，力薄志空劳。负蚊幸涉海，往往委波涛。
全身岂不爱，众喙苦相遭。马公祚宋语，此事应吾曹。
此诗题取义于《诗·大雅·旱麓》三章“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谢铎以此为诗题加以阐发，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尽忠为国的进取心态。
前已指出成化九年（１４７３）边疆局势大为恶化，但谢铎抱着“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的信念，每每在奏议中言人所不敢言，完全将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虽多不见从，而他“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的风概却得到了士林的尊重。
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朝廷开设西厂，短短四个月内，朝中重臣如左通政方贤、礼部郎中乐章、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人皆下狱，乃至如都指挥杨业竟被拷打至死。面对朝政的昏乱，谢铎避祸之心更盛。他在诗中写道：“官事未酬将老矣，归心无计益茫然。”（《寄呈四叔父先生》三首其二）“最是舞雩风日好， 几时归咏听余音。”（《曰川席上分韵得林字》）“醉淹北地终非酒，心忆西池苦系官。”（《次韵答傅曰川观莲之作》）到了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谢铎丁忧离职，并称病家居而屡召不起。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在李东阳、黄孔昭等人的再三劝说下， 谢铎再度出仕，但在此期间谢铎所作的诗歌中，我们仍然看到了他那倦意仕途的归隐之心和忧于祸患的忐忑之情，“吏报忽通籍，心惊再入官”（《出门》），“云台不是三公地，且作乾坤自在闲”（《登严子陵钓台次陈公甫韵》），于是三年后谢铎重又谢病回家，长达十年。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朝廷再次征召谢铎，谢铎不得已再次出仕，感叹“莫怪逢人苦忆归，宦途真亦是危机”（《文太守述怀诗来次韵奉解》）。这时谢铎的心态，我们还可以在他出仕后第二年所作的《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诗中看出：“流正急，风正颠。进亦难，退亦难。失势一落万丈滩，何如稳卧严陵山。长笑一声天地宽，天地宽，云台事业浮云看。”正是出于对政治权利旋涡中“失势一落万丈滩”的恐惧，坚定了他急流勇退的决心， 于是不顾众僚之劝而连连上疏辞归。
王廷相谓“会权阉用事，矫令致仕”（《方石先生墓志铭》），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铎平日如何忧愤于阉党。《白日鼠》一诗可以说是这一心态的写照：“嗟尔白日鼠，公然走踆踆。尔也本阴类，及昼恒畏人。何年易尔性，不畏人怒嗔。
残污我书册，旋及吾冠巾。暴啮动万状，孰辨夜与晨。我欲灌其穴，穴坏与墙亲。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薪。展转两无策，为尔徒$ 呻。悠悠此苍天，敢谓谁不仁。”其《殷鉴杂咏二十四首》也是这种心态和情感的集中表露，谢铎在该组诗之《序》中说：“夫有国有家者之所当鉴固非一端，然而莫先于女宠，莫甚于宦寺，莫大于奸臣。是三者要皆阴类，恒相依倚附丽以为腹心羽翼，而国之凶、家之害未有不由之者。故《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而以小往大来为泰，大往小来为否。盖阴阳之往来消长，实国家之所以治乱存亡，而世道之否泰关焉，于是而不知所以为鉴，可乎？”正可为《白日鼠》一诗之注文。
谢铎的这段心路历程，使他的诗歌又突出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面对宦官专权既忧心朝政而又有退隐避祸之心，这是谢铎诗歌情感世界的第三个侧面。
四、谢铎的交游诗（赠别、怀人、哭哀） 谢铎一生的交际游历并不广，主要就是在他的那些同年进士、朝廷宦友和部分亲戚族里之间，然而，此间却有着他大半的诗作。于此，谢铎文中亦颇有自道，曰：“铎于诸公，东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时，而同登甲第，而同为禁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会率有纪，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负者何如，所以进退不但已以重轻斯会者何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闻人，而子孙世讲以永斯好于不坠，固亦不徒然哉。岂其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元宵集诗序》）曰：“予同年进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顺甲申以迄于今，仅十有二年，中间得丧悲欢，物故者几五之一。感念今昔，不禁怅然为之出涕。因取其最可哀者，得八人为一诗，以泻予情云。……”（同题诗名，可作诗序观）等等。这些作品，除一般赠酬唱和之外，更可别为三类，曰赠别，曰怀人，曰哭哀。
１．赠别诗《次黄通政韵赠别高司训宏谧》： 五十年光未老时，遭逢休恨得官迟。
教分百里元非小，学在三人亦有师。
待扣钟须随我应，无弦琴不用人知。
抱关自古皆常职，一饭能忘主上私。
观诗意，高宏谧年五十而有司训之任，赴任之际，谢铎作诗以赠别。诗人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既慰之以情，又晓之以理，既劝以为官之道，又喻之以自处、处世之方，末乃结以大体，可见诗人用心处。《送戴廷珍提学》： 别意匆匆不可招，路歧如梦入纷殽。
遗珠未尽收沧海，骢马仍烦出近郊。
拔茹自须先去莠，救浑终亦念投胶。
驱驰不待坚冰至，风色惊传十月交。
此亦是送人之官赴任，“拔茹”二句总不忘劝政之语，是谢铎心地，也是诗人此类作品的特点之一。正因发心在政，故诗末反而劝客早去，而有别于他诗一般留别之意。“遗珠”句似出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承前句“路歧”，盖“儿女共沾巾”之意，略嫌费事。在谢铎的赠别、怀人乃至哭哀等其他诗歌中， “歧路”、“路歧”字眼，如同他的“笑”和“梦”，是屡见不鲜，无非是唐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占了他的先机，亦正如他的“乾坤”“江湖”云云，不过是留下点学习杜甫的痕迹。谢铎诗歌之可贵，首在于他的真心实露，言辞恳切，想见其人。读他的诸种交游诗，尤须从此中看，如他的《送林蒙庵致仕》： 不是明时苦爱闲，独于中道念惟艰。
百年士论瞻依地，此日先生进退间。
忧国每怜心事赤，还家尤喜鬓毛斑。
交游一代今前辈，把酒临风只厚颜。
此诗可与《送林蒙庵先生序》同看，文中“是以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迹，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庶几乎圣人之教，而于道无负矣”云云，正可视为君子自道，非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而是我本有心，以斯心观物，则物无非中我情怀，这也是谢铎诗文的一个特点。
谢铎写于亲族间的赠别诗，则更见其诗才的局促与生活局面的狭窄了。
《送宗勋表侄还黄岩》：西堂灯火夜相看，行李萧萧暮雪寒。
愁极十年重见汝，老侵双鬓愧为官。
梦中岁月家山远，世外风波骨肉难。
抑塞满胸归未得，封书休但报平安。
《舟次镇江别宗勋表侄》： 短剑羞同白发看，画船明月坐更阑。
不知尔亦能千里，却怪吾还爱一官。
两代恩似犹骨肉，百年歧路几艰难。
吾儿到日丁宁语，勤谨无忘是问安。
两诗前后遥隔，却如作于同时，用韵一致，或是巧合，而立意大局，则不出岑参“凭君传语报平安”；另，“短剑休同白发看，画船明月坐更阑”，即“西堂灯火夜相看”；“却怪吾还爱一官”，即“老侵双鬓愧为官”；“两代恩似犹骨肉，百年歧路几艰难”，即“梦中岁月家山远，世外风波骨肉难”，而《奉饯太守叔父马上有感》诗中核心之句“乾坤不合生歧路，骨肉能教少别离”，亦不过如此。此不仅关乎诗才，亦是此老心中说来说去不外乎这点情愫。
２．怀人诗在这类诗中，当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笔者就不费笔墨了。此就说他写得还不错的诗歌。《三月十二日雪中有怀西涯》： 半夜忽深雪，推门误夙兴。烹茶空有待，放棹已无能。
天意茫难测，春花郁未胜。白头忧国地，病里共谁曾。
前二句说窗外明亮，以为天晓，出门一看，才知是半夜大雪。两句可谓善于跌宕。“烹茶”句说李东阳此时不能来，“放棹”句说自己又不能去，两面写来，煞是踌躇，亦颇见怀人之切。如之奈何？“天意茫难测，春花郁未胜”，苟来日方长，那时繁花盛开，春意盎然，正可留连。这是聊自宽怀。然而我之如此思念，难道是“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白头忧国地，病里共谁曾”，只是这段心曲只能付于知己，不足为外人道也。在谢铎众多的怀人诗作中，笔者以为，称首者当推此篇。《暮秋奉怀黄世显李宾之兼忆十五叔父》： 夕阳门巷雨初收，独客无言坐暮秋。
咫尺不来黄吏部，寂寥同病李编修。
床头浊酒难驱使，篱外寒花自涩羞。
蓬海风高南雁远，有人回首竹边楼。
起首二句，时间、地点、人物交代清楚，落笔不苟，亦能于描摹，宛然一幅秋雨夕照图。“独客无言”，带起“怀”字，是下文所本。“咫尺”二句可谓巧于编排，交代黄、李二人，逗漏怀人消息。“床头”句语意双关：我已备酒，而客不来；客既不来，我于酒亦无可消怀。“篱外寒花”，近取眼前景物，其之“涩羞”， 仿佛关乎人情，为之憔悴。“咫尺”之怀尚且如此，更何况“蓬海风高南雁远”， 那里有一老人此刻或许正倚在楼边想念我等！“有人回首竹边楼”，不是说“我”，而是说“十五叔父”，这就是后来王夫之所称道的“善于取景”（王夫之著《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１页）。谢铎自说“诗律经心晚益严”（《用前韵奉酬时雍》），此诗足以当之。其他如《望金陵次韵怀黄世显亚卿》《病中怀黄世显李宾之》等，虽然艺术造诣不及上面两首，但如前文所说，于“情”尚有可观，不论是表达“望乡怀国两难禁”的情怀，还是倾诉“江湖岁晚益多歧”“门前消息此时真”的感慨与牢骚，都是自家心曲，道得真挚、恳切。
３．哭哀诗哭哀诗类同悼亡诗，因谢铎此类诗题十之八九以“哭”字领起，而诗歌特点也的确是在“哭”而不在“悼”（除了《追悼十五叔父》《梅坡二首悼叔祖盛五府君》等少数几首），故不若称哭哀诗为便切。粗略而论，“哭”与“悼”有缓急之分，因而在情感及其表达上也就有差异。谢集中哭哀之作不下五十首，若以张玉穀《古诗赏析》选录潘岳《悼亡诗》的标准，则谢铎之作恐难入其一。然自不能以古例之。不妨就先看他的悼亡妻之诗《闻亡妻孔孺人讣》： 一封书在恨千端，九曲回肠百结酸。
祸烈自天哪敢问，命穷于我故须安。
愁添岁月妨多病，老向江湖愧此官。
最是伤心儿女地，客怀今日十分难。
此题四首，这是第一首。这里我们自然看不到潘岳“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悼亡诗》）那样的细腻悱恻，也看不到苏轼“不思量，自难忘”“小轩窗，正梳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样的哀婉缠绵，而是痛哭出声、问天哀号！这也许正是“哭”与“悼”的差别。谢铎另有《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正宜参看：“弘治己酉夏六月朔，吾妻孔氏孺人之讣至。予咽绝不能语，久之，乃克为位以哭。如是者盖旬日，间莫知所以为心。
既而曰：‘孺人已矣，吾何为者哉！’乃复执笔以叙其平生，以慰诸冥漠之下。於乎！孺人已矣，其终不可作矣。吾之眷眷悲痛于不已者，抑岂独吾家室之情然哉！……”由此可见，哭哀诗之特点，如潘岳、苏轼的悼亡诗词般细腻婉曲的表达尚在其次，而是突显主人公之悲、之恸，乃至感慨与激愤，至少谢铎的哭哀诗作须从这里把握，不然难免求之过苛。再如《哭子次韵》，题下五首，其一曰： 哀苦茕茕只自矜，枕苫血泪几交横。
余生再荷身如寄，酷罚重罹祸未轻。
百岁老怀牛犊爱，万年遗恨蓼莪情。
谁言铁石心肠在，今日真输宋广平。
又《次韵四叔父哭子一首》： 泪从诗下识钟情，三复灯前更猎缨。
谈虎色伤今日甚，填波恨在几时平。
天高且合看终胜，日暮何能学倒行。
张弛此心吾自信，大弨谁说不堪檠。
丧妻夭子，人伦剧痛，莫之或甚，字里行间，血泪交横，惶论其他！纵是“天高且合看终胜”这样费事别扭的句子（按：此句从常语“人定胜天”来，如《哭子次韵》其二曰“人定只今谁可胜，天高终古已无情”，只是两处用意有别，一是正用，一是反用），我们也需原谅他。
以上是哭家室人伦至亲，再看他哭族亲。以《哭叔父王城先生》为例。王城先生即谢铎族叔谢绩，谢铎少时曾从其学，有所谓“少小师生义，因依骨肉恩”（《哭叔父王城先生》其三），其之哭也，自不同一般族人。此题下共八首，我们看第一首和第六首： 断雁秋空远，惊舟夜壑移。肝肠尽一哭，恩爱更何时。
黑发英雄恨，青衫布褐悲。谁将问真宰，倾覆竟如斯。
西北登楼日，江湖爱国心。抗词悲永夜，愧汗发重衾。
尚忆元龙卧，难招梁父吟。桃花溪上泪，流水向时深。
这组诗明显不同于前面讨论的哭妻子儿女的诗，或因族亲之故，或兼辈份之故，总之较深稳持重，而非捶胸顿足的嚎啕状。上列两首，起句皆有意取势， 这在谢集中也是不多见的。谢铎在《叙录王城先生诗后》中有记叙：“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铎叔父王城先生卒于杭。讣达于京师，铎南望踊哭。”则谢绩卒时谢铎未在身边，此可以理解第一首诗，是写京师初闻噩耗后的心情，以总起以下七首，则“断雁”两句便不费解。组诗第二首（“远信犹前日，离杯忆去年”）是说不想前次离散竟是永别，益增哀情。第三首（“少小师生义，因依骨肉恩”）回想幼时耳提面命之情，而斯人已矣。第四、五两首乃专述其人，谓“当代无全士，吾宗第一人”“逢时知有命，在世可无公”，推允才德，是哀惋其逝，推允之极，也是哀惋之极。故第六首乃曰“尚忆元龙卧，难招梁父吟。桃花溪上泪， 流水向时深”，忆之无极，而惜之徒劳，逝者如斯，非魂可招，唯溪头流水，一往而情深。“桃溪”两句，不仅慰其魂归故里，同时也暗用了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意。第七首（“宝庆来时约，钱唐到后悲”），是在心理情感上从别离到生死又反复一遍，于是“江流泪不支”了。末首以“道在穷皆达，名存死亦生”定论，是为亡者盖棺矣。该组诗从谋篇布局到具体写作，都是能见出一定功力的，必在痛定思痛之后；同时也可见谢铎的哭哀之作，并非只会一味地抹眼泪。后乃有追悼之作，曰：“王城山下起秋风，林竹萧疏尚几丛。
江海茫茫天欲老，为谁辛苦葬诗穷。”“布袍无复忆天涯，泪尽秋风鬓欲华。最苦丁宁百年事，墓前先种紫荆花。”（《追悼十五叔父》二首）又有《读十五叔父遗稿》：“流水浮云尽路歧，大篇浓墨见当时。传家自比韩公训，忧国谁怜杜老悲。
富贵百年他日梦，文章千古此心知。天高地阔嗟何及，跖寿颜亡终可疑。”一并录之，亦以见哭哀与悼亡其有以异。
再看谢铎如何哭知己、宦友和其他人。《次韵哭一中》题下三首，其一曰：“苫枕归来梦未安，玉楼催召不容宽。英雄有恨谁憎命，富贵何心着素餐。众口敢凭行路是，此生终是盖棺难。乾坤未老青编在，公道须从后世看。”其二曰：“谁向西州哭谢安，乱愁能与酒杯宽。春花入眼都成恨，秋菊何心忆共餐。俟命只应随地在，福谣终欲问天难。半函诗草平生谊，泪尽残阳可耐看。”《谒黄世显侍郎墓有感》：“白发论交四十年，忍看宿草此芊芊。光荣漫忆君恩重，痛哭深为世道怜。华屋万间空自好，乐丘千古亦虚传。只应满箧遗诗在，留与唐音作后编。” 谢铎与林一中、黄世显互为平生知己，也是诗文至交，故有“半函诗草平生谊” “留与唐音作后编”云云；谢铎为前者所作墓志铭有云：“予与一中、世显异姓兄弟也，知一中之深者，宜莫如世显，亦莫如予。”（《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 另可参见谢铎致林、黄二君书信及为黄所作墓志铭等，此不赘）其诗歌虽未见惊人之语，但在情感上明显有异于它作，在哽咽之外，更有一份深沉与凝重。
众作中写得相对出色的是《再用前韵哭辉伯秀才》：“消息忽传秋入病，梦魂曾几夜相关。谁知永诀平生恨，只在临歧笑语间。天地有情容白发，金丹无术驻朱颜。倚门望断青霄路，尚忆天香两袖还。”另如《哭陈士贤方伯》二首其一： “两年飞语极天诬，万里罢氓夹道呼。死未盖棺公论定，困方遂志此心纡。入山藜藿风初定，遍地菁莪雨尚枯。莫怪白头还痛哭，不堪清世是羁孤。”则是谢铎在诗中难得的激愤，盖有所鸣不平。其他如《哭陆鼎仪太常》（卷三二）《谒李老先生墓》（卷三一）《哭陈士贤方伯墓》（卷三十）等，也约略耐读，不一一细举。
五、谢铎的咏物诗及哲理诗谢铎所咏之物，要非凡品。梅、菊、竹、兰、松、荷，人皆知有以比德君子； 菜、草、虫、蛙，亦有寓思贤疾恶之意。
１．咏梅《梅花》： 踏遍孤山雪外峰，岁寒谁似老逋翁。
玄都观里休回首，十里斜阳半落红。
梅花历来被赋予很多可贵的品性，此诗咏梅花岁寒不凋，以见独立不群的耿介品格。“老逋翁”，指北宋诗人林逋，爱梅好鹤，时人誉称“梅妻鹤子”，谢铎诗乃以此指代梅花。林逋有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谢铎很欣赏，还借用于自己的咏梅诗中，其《次韵李宾之题梅二首》之二“雪里横斜影半疏，清寒真与月同孤”二句，正从此化出。唐代诗人刘禹锡《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语，故谢诗用“玄都观”以指代桃花，以桃花之早凋比显梅花之独芳。
梅花岁寒的品性，谢铎屡屡咏叹之，如《次韵黄世显题梅二绝》其一： 空山万木冻欲折，天遣江梅别置春。
莫讶肝肠终铁石，岁寒留取伴幽人。
此诗别出新意，先以“铁石肝肠”将梅花拟人化，从而“梅格”亦是人格，继而“岁寒留取伴幽人”一转，是君子有以自处。再如《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二： 夜色冬温又隔年，冷光幽艳转堪怜。
孤根分老冰霜窟，冶态春羞玳瑁筵。
岁晚风情谁独占，江南消息此真传。
漫山桃李纷纷在，不是搀天是盗天。
意脉与《梅花》诗相似，末皆以桃李等其他花树比照，只是此诗更强调了外界环境的恶劣，以突出岁寒后凋之难能，因其难能，故尤可贵。其他如“一笑巡檐坐隔窗，低头看尽百花降。谁令桃李为台皂，独向冰霜压后宠”（《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七），“天与高寒孤瘦在，老堪凌厉折冲来”（《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四）则极得其神；还咏及梅花其他品性，如“不爱秾华只爱枯”（《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一），“洁白难完绝代名”“天地容吾着此清”（《次韵题梅二首》其一）等。谢铎咏梅诗中特别的一类是，借梅花以发议论、抒愤怀，又或有稽于往史，或有感于时事。前者如《次郭筠心移梅韵》：“乾坤何敢閟幽香，风在霜林月在塘。寥落未应嗟失所，量移今复近周行。调盐我识功名薄，索笑谁怜兴味长。安得屈骚还直笔，尽驱凡卉发潜光。”后者如《次韵题梅二首》其二：“天上冰梅忽擅名，商家羹鼎未为荣。不知玉屑金茎露，谁是仙坛第一清。”（此诗谢铎自注曰：“时冰梅之令甚急。”） ２．咏菊诗人以咏菊而名者，无过于陶渊明，陶亦可谓咏菊之祖，菊之得益于渊明者盖亦多矣，而后来诗人苦于菊之先为渊明所吟者恐亦有在。谢铎诗歌鲜有如咏梅般直接咏菊者，或有鉴于斯亦未可知。读过谢铎咏菊诗，便知他是如何笼罩于渊明“阴影”之下。然渊明咏菊，妙在“无我”，不着“色彩”，如“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谢铎则更为“有我”之诗，于咏菊中时时牵萦自己心怀，故能不蹈窠臼，别为可观，可观者不在其咏菊，而在其善借菊以抒怀。
《奉次太守叔父种菊诗韵》其二： 陶后廖廖复几年，晚香庭院草芊芊。
极知世味看难似，莫怪风情好独坚。
未老折腰羞得米，贫谁多事叹无钱。
曾知袒跣枭庐地，不直羲皇一觉眠。
此诗在在涉陶，而情怀却是自己的，盖因菊而思陶，又因陶而出“世味”“风情”之叹，“未老”一联关涉其叔父，亦非泛泛之谈。而其第一首竟因叔父种菊而出“清世且须开笑口，好官何必赛多钱”的议论，其未嫌突兀，亦在有自家情事耳。
谢铎咏菊诗，语多涉陶，且多有重复，除前诗外另如“三径归来草未锄。……风光不是义熙初”（《再题菊花》）“……风光不似义熙春。寂寥三径归来后”（《次韵菊花》）“寂寞一枝老，蹉跎三径荒”（《菊径》）“悠然南山下，赖有此佳菊。自从三径荒，不一慰吾目”（《思菊次匏庵韵》）等，足见先圣之沾溉后贤良多，而后进之有碍于先达亦不浅，在所自处耳。
谢铎之“自处”，便是处以己心，出以己情，以情思带动菊花，而非从菊花而得情思。从菊花而得情思，是见物起兴，才若不足，即入窠臼，除上引诸作外， 另如《月下对菊与应黟县同作》，“月下看花”，对菊泛作，最终只能出泛泛之语： “荒径得归真不俗，空樽相对亦多情。平生笑杀陶彭泽，却使江州浪得名。”以情思带动菊花，则情思是我固有之物，无非借菊写出，故谢铎咏菊，于前诸作外，尚有可观之什。如《重阳后见菊》： 最难花是看根荄，莫问重阳雨后开。
荒径尽堪秋僻寂，多情还待我归来。
地怜尘土他年梦，天予风光别样栽。
清世且同元亮老，白头休笑杜陵杯。
此诗可观处，正在诗人自道的“多情”。而当这种“多情”用于直面倾诉时， 也是别样光景，如《再次赏菊一首呈四叔父》： 几见东风换物华，平章宅里是谁家？ 自怜天与冰霜骨，不向春争富贵花。
看老有香终不俗，买栽无地且教赊。
独伤采掇非今日，秋满南山恨未涯。
当“多情”诗人见菊为风折时，其情感更是自然充沛： 一夜颠风冻雨霏，强扶枯竹自相依。
孤根合向此中老，生意忽从何处归。
不死有香甘寂寞，后凋无力斗芬菲。
醉魂地下如堪酹，斗酒吾应为典衣。
（《庭菊为风所折再用原韵悼之》） 诗人之“多情”，盖无施而不可，即便一点闲心、几许遐思，时亦能为诗：“一夕寒云万木风，江山无赖酒杯中。丹心不及酡颜好，秋里黄花故作红。”（《红菊花》）这虽说只是在一“红”字上做诗句，却也情致别出。
３．咏竹、兰、松、荷、葵谢铎咏竹诗可举三首。《次韵题雪竹》：“层崖冻欲裂，百卉凄以残。此君强项甚，凌厉欲欺寒。”因为所咏对象是“雪竹”，所以诗歌也只是说它耐寒。
《次韵题竹》：“天阔苍梧恨未降，泪痕点点落秋江。几年望断朝阳凤，雨色风声夜满窗。”也只是泛题而已，搬合典事，无甚新异。《新生竹（自注：东园有竹）》：“旧竹斫尽新竹生，枝叶半委根荄萌。生生自是老天意，牧竖园丁休浪争。”倒是这首诗，写出点自己的意思，有似哲理小诗。
谢铎诗歌中可视为咏兰花的，也有三首，分别是卷一的《兰束束图》、卷七的《百亩幽园图》和卷九的《题兰竹杂画》。这些都是他的题画之作。其中《兰束束图》可为代表，诗曰：“清晨起诵《离骚经》，抚心耿耿殊未平。吁嗟世道此升降，忠良废死谗佞行。幽兰胡为伴丛棘，利刺孤芳恐难敌。於乎！湘君有灵如可干，莫遣彼棘侵吾兰。”《百亩幽园图》说“不栽荆棘只栽兰”，也就是这个意思。
谢铎咏松类诗五首，各有特色。《存松次韵》：“荒径不改色，后凋犹有花。
玄都千万树，零落属谁家。”用意类同前所列《梅花》。《题松》：“空山老树只直干，廊庙栋梁千尺强。多事丹青爱奇崛，强教屈铁受风霜。”这是反画意而出议论。《题松送陈永清还天台》：“蛟龙入夜呼云起，鳞甲惊秋坠地寒。汹汹风涛不成雨，不如高卧且泥蟠。”前面是蓄势，关键只在带出最后一句，是所以用来送人的。写得相对较好的是《孤松偃蹇》：“世事于今半摸棱，十分偃蹇恐难胜。
老松可亦随时样，也向秦封误结盟。”《老桧嵯峨》：“根到重泉亦自清，漫从枝叶看峥嵘。庙堂梁栋元无分，只合风霜老此生。”两诗作于同时，命题相类，风格一致，都旨在借诗歌的题面表达自己的情绪，都结合着当时作者自己的心境， 也因而比前面列举的诗歌读来亲切。
谢铎咏荷花诗二首，《盆荷》与《太守叔父期缌看荷再次前韵》，两诗几作于同时，后诗歌所指“前韵”即《盆荷》诗韵。《盆荷》较优，诗曰： 倚遍虚栏看小荷，晓缸分涨碧生波。
参差出水雨声急，次第着根秋意多。
白发偶同君子爱，画船休唱越溪歌。
独怜玉井非吾地，十丈花高耐尔何。
前四从“看”字生出，是客观欣赏；后四是“看”后感慨，是主观情愫。末二句代花自道，实属妙想，将荷花从盆中转向广阔地带，同时也将诗歌提升一个层次，平添几分袅袅余音。
谢铎咏葵诗歌有两首。《葵花》：“阳德无私照，葵心每自倾。莫教旁近地， 蔓草一时生。”《葵阳楼为葛大尹作》：“寂寞楼头几度开，丹心长自向阳来。河阳县里花如锦，莫共东风一处栽。”都没能咏出新意（不过是葵花向日———俗称“向日葵”），也没能写出新诗（都是“不栽荆棘只栽兰”的格局）；倒是《思菊次匏庵韵》里提到“不如东园葵，犹能卫其足”，提到了葵除了“向日”外的另一种品性，而且用在该诗中适恰其分。
４．其他杂咏谢铎尚有不少杂咏其他诸物的诗歌，所咏对象广泛，涉及菜、草、姜、虫、蛙、兔、鼠、猫、棚、栏、池、井等等。其中颇有可观，乃至笔者以为，谢铎咏物之见精神者，往往在此。《白日鼠》： 嗟尔白日鼠，公然走踆踆。尔也本阴类，及昼恒畏人。
何年易尔性，不畏人怒嗔。残污我书册，旋及吾冠巾。
暴啮动万状，孰辨夜与晨。我欲灌其穴，穴坏与墙亲。
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薪。展转两无策，为尔徒■呻。
悠悠此苍天，敢谓谁不仁。
此诗全用喻体。“尔也本阴类”云云，似有所指，或即朝中阉宦。作者疾恶如仇之态呼之欲出。《悼猫》诗可与同观，“莫怪纷纷还鼠辈，只应养恶是天心” “一般鼠盗寻常在，轻重终须为策筹”，此等视为政论亦无妨。另《闻蛙》亦属此类借物讽喻之作： 春水鸣蛙处处通，野田村巷路西东。
公私不用分区域，坚白谁能辨异同。
井底有天从侈大，月中无地看奸雄。
莫教强聒终宵在，正尔蘧蘧蝶梦中。
另有一类杂咏，则写得情趣自得，思致婉然。如《竹栏》： 寂寞空庭一径开，小栏深护碧云堆。
红尘满地不能到，明月有时还自来。
老向宦情消我俗，病先归梦为君催。
分明记得清阴在，望海亭前取次栽。
“红尘”二句，亦有心人善于察物者。又如《新池次黄定轩韵》： 一池便可五湖如，尺地中涵万象殊。
已觉乾坤无隔碍，不妨飞跃自鸢鱼。
穷年我笑为山力，漫兴人夸洗砚书。
看取一般生意在，绿杨芳草半芙蕖。
前四句宛然体道人语。再如《竹兜》： 小小竹兜稳，登登石径宜。舍车聊自慊，利涉已忘危。
世路古今别，人心日夜驰。相逢莫相笑，鬓发各成丝。
亦是思理之作。谢铎深于心性之学，于中亦见端倪。
由此，不妨看一下谢铎的哲理诗。
５．哲理诗关于哲理诗，本书第四章已有所涉及。哲理诗往往很难写好，不是味同嚼蜡，就是嗅如淡水。如谢铎的《未圆月》：“人爱正圆月，我爱未圆月。未圆明日盈，正圆明日缺。”不过是常言“日中则昃，月圆则亏”，实在不能算是诗歌了。
再如《乱绳》：“处世真如解乱绳，从头徐理不须惊。若还急性须伤手，到底都无一事成。”也不过借诗题做了个比喻，而且并不新鲜。倒是《峻绝》诗“盈科后进是途程，峻绝终须着力登。若更悠悠待明日，白头真负此青灯”，或可作箴言来读，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谢铎是个以道自任、勤于内省的人，故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敏于感受，加以思致，乃出哲理之作，因作者置身其中，这类作品反倒见佳，至少比一味谈理的诗歌来得亲切。如《换船有感》二首： 犒劳虚烦我酒杯，大船依旧是空回。
何如只着轻舟载，浅水飞帆任往来。
楼船重载不胜难，换得轻船好过滩。
船里主人元是我，重轻一任世争看。
作者由途中换船而生感想，“我”在其中，乃不空不隔。赋诗见意，又不把意思说白，要在“主人”和读者自己用心体味。作者在它诗中说“待扣钟须随我应，无弦琴不用人知”（《次黄通政韵赠别高司训宏谧》），可为此诗“药引”。谢铎此类诗作写得最好的当属《传舍》： 莫问前程有滞留，一程过是一程休。
极知传舍皆如寄，可笑吾生若是浮。
歧路向人终不极，功名随世亦堪羞。
劳劳到底成何事，看尽风光白尽头。
诗作于谢铎离家赴京上任途中，在传舍歇脚，心中大有感触，乃由“传舍” 而及人生，不过同此寄浮，生也有涯，而追逐奔役无涯。“劳劳到底成何事”，或问自己于世何补，犹它诗中所谓“宦途误作半生梦，在处都无一事成”（《春光》），而风光几许，耐我白头如何，真是“老去功名俱是梦，醉来风月尚多情” （《敬所报至感而有述》）！ 应该说，谢铎的才情并不高，其之能为诗人，就在于他有着对生命流逝的感怀，有着对天地间人生价值的追索。“可信行藏真在我，极知用舍本由天” （《次西涯病起早朝韵》），“世路满前公莫问，只须一笑付儿童”（《旧游柬西涯先生》），这种思索一直伴随着他的自处与处世，然而又岂是诗人自己道得明说得清的呢？因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能总体感觉到一种情感的徘徊与依恋，还有淡淡的惆怅与丝丝的无奈和自慰。
六、谢铎的题画诗谢铎有不少就画题画的泛作，多作于早年。如《题画四绝句次宾之侍讲韵》《题王孟端竹》《花坞读书图》等，无甚可观。另如《题夏太常墨竹》：“落落平生老可心，醉提浓墨写秋阴。一枝流落人间世，曾博西番几锭金。”《题兰竹杂画》：“修竹幽兰本共清，阴崖深谷一时生。天高地阔谁知得，野草闲花别有名。”《百亩幽园图》：“山头云气薄高寒，山下坡陁百亩宽。湘水有情天未老，不栽荆棘只栽兰。”只是添得些文人的雅致，或者就是老调常弹，若说其中有些情意，怕亦在虚实有无间，难以为贵。盖题画之作，出于咏物之下，其始本不足深求，即便如老杜《画鹰》之作（谢铎的《枯木双鹰图》似受杜甫此诗之影响），评家亦但曰“句句不脱画字”、“得画鹰之神”耳（杨伦《杜诗镜诠》卷一），又有题画（扇）以赠酬者，如《题青山白云图送人归吉安》《黄芦白鹭图为沈帮瑞题》《题扇赠陈牧村》等，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至如《题扇面寄郭筠心》：“建水南行旧路斜，石桥青竹野人家。相思不及双飞鸟，红鱼溪头又落花。”愚以为若其书法可观，则不若径将杜牧《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题于扇面。只是谢铎又有不同于泛题之作者，或可一观，故下略别类以论之。
１．借画抒怀诗《题扇面小景》： 海波粼粼生碧漪，海月倒映珊瑚枝。
扁舟莫讶未归去，正是饱帆风好时。
前二平叙扇景，后二即扇景即情怀，属借物抒怀一类。又《题便面小景示宗勋》： 水光山色半模糊，何处扁舟是五湖。
见说近来风浪急，莫须浮海学乘桴。
前一首想说自己何不退隐，这一首是劝人正须仕进，要在吻合所题景致， 为我情意所用。再如《题墨菊》： 典午山河不复东，乾坤无赖酒杯中。
寒花也识归来意，不向西风赛晚红。
此诗全是写意，有如书家所谓“意临”者。前二句意绪多端，蹈空而来，后二句将自己的致仕与墨菊巧妙结合，“不向西风赛晚红”，点出“墨”字，是墨菊不同于它菊，亦是作者之有别于他者。然情绪中留有无奈，与作者在其他诗歌中对自己致仕的感虑有些差距，盖因其时夭子之故。《题扇面小景》： 竹色波光共一天，棹船归去正堪眠。
瞿塘只在湘江外，击楫还闻有济川。
此题扇之作，由诗看来，画面只是近竹远湖、湖中一舟，而到诗人笔下，便成韵味，兼有远致，天地风光，正不若归去。“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闻唐军收复失地后狂喜之情，“瞿塘只在湘江外，击楫还闻有济川”，则是谢铎想见山水可喜而惬意之语，两者思致有似， 故而笔致相若。
谢铎又有反画意而题者，即不执著画面而径出己臆，以为议论，如《题松》： “空山老树只直干，庙廊栋梁千尺强。多事丹青爱奇崛，强教屈铁受风霜。”又如《兰束束图》：“清晨起诵《离骚经》，抚心耿耿殊未平。吁嗟世道此升降，忠良废死谗佞行。幽兰胡为伴丛棘，利刺孤芳恐难敌。於乎！湘君有灵如可干，莫遣彼棘侵吾兰。” 《古木寒鸦图》则是谢铎借画抒怀中的另一类： 悬崖老树如悬藤，虬枝屈铁相崚嶒。 阴风昼号不作雨，众鸟辟易争奔崩。
寒鸦何来色悲壮，两两枝头屹相向。
仰参寥廓失狐疑，熟视烟云欲狼抗。
有时飞上朝阳殿，许身愿逐雕梁燕。
朝阳老凤噤不鸣，鹤种鹓雏纷斥谴。
君不见江东日暮杨柳花，至今腐草羞啼鸦。
谢铎在政见上严于君子小人、贤不肖之辨，谓“时人以先进为野人，以后进为君子，这都是惑于流俗，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故其颠倒错乱，至于如此”（《先进于礼乐》），又曰“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 （史论《武后》篇）。该作借画中寒鸦而为比体之诗，措辞硬峭以见“古”“寒”，既有感于斯怀，兼有兴于往史，末二句点睛之叹，正有类于李商隐咏史之什《隋宫》———其中间二联曰：“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莹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２．借画咏史诗《钓台图次韵》：“万古寥寥一望空，钓台谁共此高风。曾知牧野鹰扬业，都属蟠溪鹤发翁。”便是借画咏史。诗亟称贤者之可贵，更不可以其始之出身地位论。又如《次韵题三顾草庐图》：“莫向中原说两雄，真从莘野到隆中。若教巾帼能挑战，并作曹家灭晋功。”《次韵晋王出猎图》：“几见车攻出乘黄，盛周风采尽岐阳。流连岂独河东晋，汉道西来此意荒。”感慨历史兴亡，然艺术价值不高。
３．山水画诗《何世光侍御山水图》： 天姥山高依天起，势轧东南万山圮。
神工墨妙何乃来，地泻天遗竟如此。
山中旧屋谁闭关，悬崖老树苍苔斑。
乘龙挟雨奔海去，畏鸟裂石翻云还。
浦口渡头春水滑，曹娥江上秋涛阔。
舟子篙师隔岸招，■衣骢马今晨发。
北过居庸南凤阳，淮河水落淮山苍。
烦胸净洗出奇崛，伟绩尽收归混茫。
天台咫尺天姥东，石梁洞口桃花红。
拂竿已愧孔巢父，拜床敢问庞德公。
我生爱山苦不薄，梦寐兹山拟相托。
安能一蹴山上头，看他自跨扬州鹤。
前十六句写画，后八句写“我”，是见山水图而起山水之兴，题山水图而聊作山水之游，在谢铎题画诗中别为一类。李东阳谓谢铎“为诗精炼不苟，力追古作”（《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于此或可见之。起首“天姥山高依天起，势轧东南万山圮”，就画中之大者近者突兀而起，虽嫌嫁接李白“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梦游天姥吟留别》），然李用于篇中，此施之句首，其势甚佳；且既以天姥之山拟之，自然联想及之，亦无妨。接着“神工墨妙何乃来，地泻天遗竟如此”二句总赞，自设问答，无所答而归之天地，用极前二句之余势。而后“山中旧屋”“悬崖老树”二句，要言不烦将画中细处带过；又以“乘龙挟雨奔海去，畏鸟裂石翻云还”，于空阔处将画中风雨写活；并带出“浦口渡头春水滑，曹娥江上秋涛阔”，将渺渺远景写得细腻可人，“春”“秋”互举，则非善画者无以兼之；“舟子篙师”“■衣骢马”以下四句，用人物点画，便得画之生气，用遐想臆画之“空白”， 正有诗之后半云：“我生爱山苦不薄，梦寐兹山拟相托。安能一蹴山上头，看他自跨扬州鹤。”而前既有二句总赞，后乃以“烦胸净洗出奇崛，伟绩尽收归混茫” 主客双收。至如“拂竿”云云，或时有所欲言者。全诗谋篇不苟，开阖有致，极尽画之所能，兼山水兴趣，并古意盎然，是为佳制。同为题山水画之作的《钱御医山水图》“远树孤村带浅霞，乱山流水入平沙。杖藜不逐扁舟去，红杏门前看落花”，则是廖廖泛题，自不可同日语。然若复将《何世光侍御山水图》与其早作《钟稽勋山水图》并观，则可知诗人毕竟才弱，《钟》诗固不及《何》诗，然两诗气局不稍变，而语有袭似。如果说“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忧国只祗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为茶陵诗派一号人物李东阳之自我写照，则谢铎“墨头书卷南窗下，镜里勋名未有涯”（《秋日病起》）“忧国有情书卷里，故乡遗恨酒杯前”（《次叶文庄公喜雪诗韵为王成宪儒士题》），亦庶几自我丹青矣。
七、谢铎的行旅诗谢铎多次休官，又几番被招复起用，在这行旅之间，谢铎又写下大量的诗作。此处所谓“行旅诗”，便是指谢铎写于旅途之中，既不关登游、又非着意于写景的作品。其间或是行程见闻，更多的则是旅途感兴与行旅感怀。
１．行程见闻诗写行程见闻的，兹举两首。《晚过静海宿流河驿》： 落日风初静，交河水正流。居人不知姓，行客且停舟。
青海鸟飞还，白云天尽头。相逢问前路，明日是沧州。
谢铎在他的诗文中情绪总是比较外露的，不论表达什么情感，往往袒露得很明白。相比较之下，这首诗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清淡”，“居人不知姓”、“明日是沧州”，整首诗的情绪就在这“知”与“不知”之间，也唯其如此，诗歌前半首用四句完题，方不觉其有费篇墨。又《宿德州》： 今夜客中宿，德州城外船。山东余土俗，蓟北少风烟。
军馈交相集，舟行不可前。时闻羸老语，菜熟是丰年。
这与《晚过静海宿留河驿》为前后之作，诗人的主观情绪都有意识地被置于后台，而在诗面上纯用客观白描，然诗人目光停留之处，也就是诗人情意所到之处，这种方式为有唐诗人尤其是杜甫所惯用，在谢铎诗歌中是极为少见的， 笔者粗略能找到的也就这两首。不妨就谢铎自己的诗歌比较，《太平道中》： 十载重来感慨频，西风吹鬓欲成银。
江山百里惊初割，邑井千年又一新。
文物敢论前辈事，交游还忆旧时人。
儿童不识青袍在，争看中朝老侍臣。
这首诗同样是为途中见闻所发，而感慨外露，情意直道，全不类于上举二作，这才是谢铎诗歌的看家本色，只是未必就写得出色。
２．旅途感兴诗旅途感兴之作，是指诗人于旅途中因事起兴而成诗，所起之兴就是诗歌的主导内容，也就是诗人在诗歌中所要重点传达的东西，因而传达的过程也就决定了诗歌的质量。而传达的方式，也就是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
《渡瓯江》： 酒尽双门鼓乱挝，满船秋思阔无涯。
敢从平世思浮海，且向空江学泛槎。
蜃气远吞青嶂日，岚光高映赤城霞。
望中咫尺桃溪路，三径分明是我家。
此诗由渡江而起“秋思”，由“思”而及“浮海”“泛槎”，“敢从”二句正是思、事并写；“蜃气”“岚光”，从“望”中来，又从“望”中带出家乡，而“三径”之思又正关乎渡江所起之兴。全诗意脉清晰，一注到底，环环相扣，层层落实，正是谢铎作诗不苟处。
谢铎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则是白口直道，想到什么就把什么说出来，在诗人是“尽兴”，而在诗歌则往往很难写好。兹看一首，《晓发乐清》： 水陆奔驰路几千，可知寒暑倏推迁。
舍舟此日真登岸，弛檐明朝是息肩。
桑海几时成变灭，蓬莱何处有神仙。
候门稚子应相笑，笑我霜毫白尽颠。
诗人旅途奔波，一大清早，水陆奔驰、寒暑推迁、沧海桑田、人事变迁等等一股脑儿问题都因久于行旅而冒了出来，如何冒出来便如何写去，说完了诗也就结束了，诗人的工作也就完成了，如同拉拉家常。其中“舍舟”二句颇涉禅机；末二句即苏轼“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意。此类诗作，写得相对较好的，数《晓发方岩将至雁山再次元韵》二首，兹录诗如下： 截锦为囊玉作舟，老奚遥指路南头。
层崖日薄千山晓，落叶风高万木秋。
随地险夷行莫问，入林深浅倦须休。
莫教方外闲窥得，并作乾坤漫浪游。
登山决策比焚舟，兴至还须力尽头。
且放浮生闲半日，莫教清泪洒千秋。
绝壑下看奔海尽，乱峰高拟极天休。
乾坤一笑今须醉，万古江山此胜游。
另外看一首谢铎的小诗，《假宿东阳尖山周氏主人辞焉》： 旅舍匆匆一宿难，也应惭愧此空山。
丈夫事业真堪笑，开口平生说万间。
这里体现了谢铎另一种感兴表达的方式。在谈谢铎的哲理诗时，笔者已经提到，谢铎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敏于感受，加以思致，往往能由事见理、由小及大。此诗由旅途借宿不得而兴起“丈夫事业真堪笑”的念头，中间的关联就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歌出以调侃自嘲的口吻，正因为其时是一时感兴而不是落落抒怀。如果说一个诗人的敏感如同蜗牛的触须，那么，以上所示正是谢铎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三条主要传达神经所在，不独在行旅诗中如此而已。
３．行旅感怀诗谢铎的感怀诗很多是写得很不错的，这里专门谈的是他因行旅而生发人生感慨的诗歌，是他行旅诗的一个部分。感怀与感兴的不同，在于前者本有斯怀乃因行旅而发之，后者则是因行旅接触之物事随兴而触动情意。较之前列两类行旅之作，感怀一类总体显优，只是思想和情绪过于集中、单调，主要就在仕途进退之间徘徊： 一年两度此驱驰，春雨秋风几路歧。
岁月悠悠浑自笑，往来屑屑果堪疑。
遭逢敢望明时幸，浅薄深惭圣主知。
病骨未瘳头白尽，不才何以答恩私。
（《再过天姥岭有感》） 上贤亲烦诏旨催，路歧那敢更迟回。
不辞曳病扶衰苦，犹自冲寒冒雨来。
清世有恩真海岳，白头无地答涓埃。
极知柱石诸公在，榱桷何须念不才。
（《丹阳舟中遇雨有感》） 江阔风颠雨半催，客舟无计更图回。
可应行止皆前定，敢谓功名是倘来。
画舫北飞真过隙，渴心南望已生埃。
不知险阻艰难地，大济谁堪传说才。
（《镇江阻风再次前韵》） 其所思所想，不过是“皇恩浩荡，不才奈何，不若归去，却奈皇恩何”。当然，这些也是行役之人最容易感触的情绪，何况诗人本来就一直在盘算着此间的事情，依谢铎的为人与性格，他的多次休官，自不是一时兴致使然。此类诗歌之耐读，艺术特色倒在其次，而是此间有着诗人的真性情、真精神，如“不辞曳病扶衰苦，犹自冲寒冒雨来”二句，自然让人想到谢铎的咏梅诗句：“天与高寒孤瘦在，老堪凌厉折冲来。”（《次陈敬所梅花韵》八首其四） 下面看此类诗作中在艺术上相对胜出的两首。《浪迹》： 四月离家八月归，路歧心事两依微。
深恩未报吾终忝，浪迹无端世所讥。
半夜橹声妨入梦，一天秋意欲侵衣。
故园松菊应无恙，尊酒独堪对夕晖。
此诗以抽象而又颇具意域概括性的“浪迹”一词为题，其能指也大。心事依微，非仅一程一途之感慨，而是一生心事如梦飘泊，浪迹无端，终是欲有所作为，“深恩未报吾终忝”，虽说是谢诗惯用的场面语，但其拳拳之心不曾稍假。
若将末二句与杜甫“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同看，则此老心事豁然明见。《晓泊西郭》： 西郭舟初泊，东方日未明。荒村无犬吠，古寺有钟声。
潮落夜归海，江空秋满城。故乡南望处，渐见白云横。
此诗摆脱了上列那种皇恩浩荡的情感体局，同时也体现了谢铎典型的作诗章法，在谢铎也是难得之作。起首二句完题。“荒村”、“古寺”，两句烘托，渲染气氛，为诗歌立局。后四句乃生发，“潮落”、“江空”，皆“望”中所见，用“望” 将诗歌由荒村古寺拉向厚远处，从而也将情思转拉向厚远处，“故乡”从“望”而出，本或非为望乡，而终于望乡，是诗歌情之所结，亦是诗人情之所结，“渐”字正见“望”之久、之深、之切。诗题是“泊”，“泊舟”是行有所止，“日未明”是时值其静，故有“荒村”二句。而不静的是诗人的心，不止的是诗人的情，此心此情于此时此刻尽付此一“望”中，此半首即便入唐人绝句，亦不稍差，盖亦李东阳所谓“力追古作”者。说其章法为谢诗典型，则只需读者将此诗与前举《渡瓯江》诗对看便知端倪，尤其是后半首，运思毫不相差，而谢铎诗歌的“精炼不苟” （李东阳评语）又正在此处，不劳笔者赘墨。
此外再看他一首《至旧邑有感》： 绕郭人家半出村，望中烟火隔秋云。
远宗自托千年在，壮邑谁从此地分。
门巷崭新非旧雨，江山如故几斜曛。
青灯白发西窗夜，泮报犹警梦里闻。
在谈谢铎的哲理诗时已经提到，谢铎以其不大的诗才而为诗人，在于他内在有着对时间（生命）流逝的追怀。这种禀性，能使一个人成为哲人，也能使一个人成为诗人，谢铎就是个有着一定思致的诗人，诗人的思致恰恰需要这种对时间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感怀与追索。谢铎爱读史书，并且写有大量读史诗与怀古之作。读史与怀古就是对时间的追溯，对生命乃至对社会与宇宙价值的追问，并最终回归到对“此在”的思考。当然，这并不一定要以读史与怀古的方式体现，上面这首诗歌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谢铎其他的诗作中又何尝不渗透着这种情与思。因而，谢铎的诗歌中，总是带着“情”上的徘徊与依恋、“思”上的惆怅与无奈。
八、谢铎的山水诗、登游诗与题景诗１．山水诗山水诗是以自然山水为诗歌之题材，以自然山水为审美之对象，在对自然山水之审美活动中抒发或寄托主体之情思。谢铎的山水诗，主要写于他休官在家时，期间曾游天台、雁荡等名山，家乡的方山更是他常游之所，此间都留下了他的山水之作。
关于山水诗的缘起，目前尚有不同说法，不是本论所讨论的范围。可以肯定的是，山水诗大显于谢灵运，而臻极于王维。此两大家之诗，人所熟知，现各举诗例，与谢铎此类诗作同观，以明谢铎山水诗之有以异：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清，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①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探奇不觉远，因以寻源穷。
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
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
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
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
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
（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①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鸟鸣涧》）② 从王维的《蓝田山石门精舍》不难看到他对谢灵运山水诗歌的继承；《鸟鸣涧》则完全是王维自己的风格，迥异于康乐。但其间仍然有一个根本的共性， 就是都注重对山水景致的客观审美性之再现，在以王维《鸟鸣涧》为代表的一类山水诗作中，虽不再看到大谢山水诗歌中犹存的“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的特点，但仍然着意于对山水景致客观审美性之诗意再现，也正是通过这种再现以期达到拨动间接审美者（读者）情思的效果。
谢铎的山水诗走的不是这条路子。看他的诗歌： 雁山高轧万山秋，第一峰高在上头。
拔地根深应自固，擎天功在合谁收。
先机不用娲皇补，多事空烦杞国忧。
见说颓波三万里，屹然还镇此中流。
（《天柱峰》） 李白平生不到处，巨那抵死来相看。
龙湫下激喷晴雪，岩雨倒飞生昼寒。
怒声奔海直欲到，清气逼人那可干。
恶诗莫问谁堪洗，战马屯兵血未干。
（《瀑布》） 在诗歌中，我们自然也能看到描绘———再现性的句子，而且占有一定篇幅，如“雁山高轧万山秋，第一峰高在上头”“龙湫下激喷晴雪，岩雨倒飞生昼寒”，但这不是诗人的意旨，诗人关注的不是主体（包括作者和读者）能否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而重在这自然的景致能否打通主体共同的感兴———不论是中流砥柱之叹，还是洗兵止武之问。换句话说，诗人在此不再如谢灵运、王维般追求诗歌文本能够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审美过程，期望达到一种共通的审美境界，从而在这共通的审美境界中建立共同的话语机制；而是急于表达自我主体在一般审美过程中所引发的个人感兴，并期望这种个性很强的感兴活动能在对话者（读者）那里引起共鸣，这种期望建立的基础，不在审美的过程，而恰恰相反，是在作者与读者可能相同的文化积淀背景。这种感兴，可以是如上面两首诗那样，指向创作主体之外，也可以如下面两首诗这样，直指“此在”本身： 几忆秋看雁荡山，入山秋鬓已成斑。
名应耳熟如曾到，路亦心贪不怕艰。
大地几何奇绝在，神洲终是有无间。
多情莫怪僧先占，杯酒还偷半日闲。
（《入雁山》） 极目诸峰杳蔼间，兴来聊复此跻攀。
声名一代谢公岭，形胜千年雁荡山。
峭壁似争诗句险，荒苔谁认屐痕斑。
不知终古行人在，白发无情几往还。
（《谢公岭》） 在这两首诗里，诗人聚焦于作为时间与空间之载体的“我”，即一个作为独立性存在的个体，在这山水间的伸展状态，这里，无论是“多情”还是“无情”，都是诗人自己的事情。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诗人并不关注山水在他的笔下是否能够在读者之间乃至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审美关系， 更无意去建立一种因普遍审美而来的共通的时空对话机制，诗人是独赏，也是独语。因而，同样地，诗人不需要如谢灵运、王维那样努力去描绘并尽可能建构起美的境域，而重在自我的“偷闲”与“兴来”“多情”与“无情”。不敢说山水诗歌在创作心态与方式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谢铎；此处只是说谢铎的山水诗歌体现了这种转变，或者说，谢铎的山水诗歌创作至少具有这种不同于经典的特殊性，因而可以视为谢铎山水诗歌的“特色”。当然，变异与特色并不等位于艺术上的造诣与成就，艺术上的成就更取决于诗人实际的艺术才能，而这一点， 谢铎是赶不上谢灵运和王维的；相反，倒很可能是诗人这种才能上的不足，使得谢铎的山水诗歌偏离了经典传统。
当然，谢铎的山水风景之作也并非全是这种“变异”的格局，如下面两首， 就是其中写得较不错的： 地拥中川胜，天留半日谈。人谁是宾主，境已绝东南。
旧雨山僧识，秋风海味甘。独怜乡思苦，丛杂可谁戡。
（《游江心寺再次前韵答进之》） 水自东西下，地应南北分。山高欲吞海，江阔半留云。
绝境世间少，佳名天下闻。独惭诗兴浅，对酒不成醺。
（《金山寺追次张处士韵》） ２．登游诗谢铎的诗题中也常表明“登”“游”字样，而且有不少也是作于行旅途中，但这还只是表面；我们已经看到，谢铎山水诗之不同于谢灵运和王维的作品，根本之处是他们在创作心态与方式上的不同，谢铎此类作品不是要表现山水，而是要表达自我；不在营造一种审美的境界，而在传达“我”登游后的兴致、情绪、感慨、情怀；更不是为山水做“立此存照”的工作，而是着意于因山水而写“我” 之情意。因而，尽管这类诗歌在登游之中必然夹带山水，但还是不能称之为“山水诗”。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前文所论的谢铎那些“山水诗”，一部分也可归在此列，只是登游的特点不及此处所要讨论的诗歌那样明显，其所传达的那个自我的兴致、情绪、感慨、情怀，也没有像在以下的诗歌中那么强烈。
《至天竺庵再次元韵》： 庭腊惊看几换僧，读书犹记昔吾曾。
勋名自与青灯愧，岁月谁怜白发增。
涉世智疏心已懒，看山兴在病还能。
春风秋月须分付，雁荡天台取次登。
与前举《游江心寺再次前韵答进之》《金山寺追次张处士韵》两诗对照，不难看出“登游诗”与“山水诗”的差异，此诗并不想读者留意于天竺庵本身，而是借游天竺庵来说“我”，强调诗人因来到此庵更起自然风月之兴致。再如《登孤山追次东坡韵》： 逋仙老去孤山在，天地谁堪着此奇。
莫怪寒梅零落尽，近来风土不相宜。
很明显，谢铎登孤山作此诗，并不是要描写、传达孤山如何之“奇”，而只是要带出他“近来风土不相宜”的情绪。
在谈谢铎的咏菊诗时，笔者已经谈到谢铎诗歌很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处以己心，出以己情”，少“无我”之作，而多“有我”之诗，即谢铎在他的诗歌中总是时时展露着他自己，对世事的感慨、对人世的情怀总是明白无误地流露在他的创作中，以此来带动甚至灌注整个诗篇。他的一些成功的诗作也往往得益于此，如： 兴在登高健欲飞，病来未觉壮心微。
不妨白发逢秋老，且共黄花判醉归。
眼见西风先落叶，代经东谷几斜晖。
相逢莫问沧桑事，苍狗无端又白衣。
风急天高叶乱飞，一天秋色半霏微。
忽惊西北浮云起，不见东南倦鸟归。
百代光阴真倏忽，万年川岳此灵晖。
琼楼玉宇寒多少，谁献山龙补衮衣。
这分别是《九日登楼旗峰追次杜牧之韵》的第一首和第三首。诗人登高起兴，不禁怀抱大开，以老气横秋之姿，横穿于时空之间，叶落黄昏，风卷残云，唯“我”独立飘渺，情思不已。再如《九日登高次陈敬所韵》第二首： 又是秋光一度更，漫凭杯酒话浮生。
放教黄叶催人老，依旧青山不世情。
小鲁只今谁着眼，登高终古亦虚名。
杖藜白发随吾兴，不用诗夸七步成。
诗人登高而气爽，乃放怀而高歌，管它黄叶青山、古今虚名，但由“我”杖藜白发，话酒平生。一如上举两诗，皆因创作主体之情意倾注而一气呵转，思随兴致而张扬，意随情感而顿挫。这些也是谢铎诗歌中难得的放怀之作。《至接待寺有感》则又回到了他惆怅的调子： 三十年前此到曾，竹床犹忆寝还兴。
青山未老风光在，白发重来感慨增。
往事忽惊春后梦，浮名真愧佛前灯。
拂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峰头第几层。
在时间永恒流逝与人生短暂幻浮的张力之间，诗人又开始了他没有答案的思索，在佛前回首，是对既往青春事业的怀恋，也是此刻心绪的踯躅徘徊， “拂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峰头第几层”，这不容停留的步伐，是惆怅还是无奈，是生之有为还是命之归宿？此间我们又看到了谢铎在时间与个体生命之流中那敏感的心智和无限感慨中那自我疗治的印迹。不妨继看他的《南望青萝山》： 南望青萝山，峨峨蹴天起。上有千载人，高风屹相峙。
怀哉伤我心，莫问侯城里。我行再拜之，潸然隔秋水。
在谢铎诗歌创作的明洁风格中，这首诗是相对含蓄和深沉的。然而，只要我们把握住了诗人的上述情怀，就不必去费事考证诗人此刻所“怀”者何、为何如此感伤、为何潸然落泪了。
３．题景诗谢铎还有一些题景之作，如《太液晴波》：“太液池边春水平，日华浮动暖风清。溶溶帝泽此中满，滚滚仙源何处生。一碧浸来天地老，万红流尽古今情。
建章宫畔当年事，回首斜阳梦已惊。”《琼岛春云》：“蓬海分明在眼中，暖云高捧玉芙蓉。春阴欲下清虚殿，朝彩先浮最上峰。瑶管声中迷去鹤，金根影里护飞龙。夜来雨过知多少，试向东郊问老农。”《居庸叠翠》：“谁设重关壮帝宫，迢迢形势北来雄。鸟飞裂石连云起，龙走长冈到海穷。塞草远分天外碧，狼烽不送日边红。闭门谢却阴山路，时见晴岚度晓风。”这是诗人到北京中进士后所作， 措辞色彩鲜艳，用调明朗高华，从中可见谢铎当时如何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这在谢集中是另类，如昙花一现。
一般之题景，谢铎是不带情绪的，如《翠屏风》：“湖山翠如滴，森立当我前。
湿云不作雨，障此东南天。”《玉带泉》：“洗耳岂不洁，饮牛泽其清。寄谢水边客，驾我玉带名。”诗不见佳。倒是《白云深处》之后二句“一声鸡犬斜阳暮，知在青山第几重”，可以见出些诗人投入主体情致的努力。
《拳石回澜》稍微特殊些： 滟滪有时没，孤根亦沉浮。拳石苦不量，屹然此中流。
抓住景致“拳石回澜”在行与势上的特点，遗貌取神，用比兴写意；然而也仅此而已。
《天籁庭》写得还不错： 万籁忽如泻，萧然林壑醒。幽人正无寐，莫更下前庭。
笔触在“庭”，情意在“人”；而写“幽人”之“无寐”，又正是写“庭”之“天籁”。
在谢铎的题景作品中，能写得有些“声色”的，当然还是诗人那些能结合自己情思的作品；前文也已多次谈到，能“处以己心，出以己情”才是谢铎之能为谢铎的地方。兹列示两首，不赘论： 占断清溪第几洲，尽分天目万山秋。
倦来濯足知元地，老去澄心只此楼。
勇攫几曾羞腐鼠，坐忘今不问飞鸥。
岘碑百尺他年泪，应与漳南水共流。
（《澄心楼》） 一亭端可镇千山，委秀钟灵正此间。
剩有清风来雁荡，不须紫气满函关。
峰头月出天留胜，海上鸥来地占闲。
误矣黄金台上路，白头犹自恋清班。
（《东雁亭次韵》） !a# $%8.B.... 通过前面我们对谢铎诗歌的分类讨论，现在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谢铎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处以己心、出以己情”的总体创作风格谢铎在诗歌创作上的总体风格，可以概括为“处以己心、出以己情”这八个字，即通过自己对生活中的物事以及生活本身之内在省察与感悟，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真挚的情感。换言之，就是文学作品要抒情，要真实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所谓“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感情诗序》）。具体则体现在多个方面，有利也有弊： “处以己心、出以己情”反映出谢铎创作思维的特点。谢铎经术湛深，尤其是深受理学思辨之影响，所以日常勤于内省而敏于由此及彼的逻辑感受，因而在创作时能利用思致上的亮点而写出自己的情绪。如《传舍》： 莫问前程有滞留，一程过是一程休。
极知传舍皆如寄，可笑吾生若是浮。
歧路向人终不极，功名随世亦堪羞。
劳劳到底成何事，看尽风光白尽头。
“传舍”是古时驿站供过往行人止宿的地方。《汉书·郦食其传》：“沛公至高阳传舍。”注云：“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是时谢铎离家赴京上任，而怀揣着牢骚与无奈。谢铎倦意于仕途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他三仕三隐的过程说明他致仕的决心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决的，于是期间他对人生、前途、功名、价值之类重大问题的思考总流露出惆怅与徘徊的情绪。
此次他在奔役的途中写了一路的诗歌，这首诗则明显地展示出谢铎敏感、多思的特点。他将心中的感慨巧妙地寄托在“传舍”上，心中的感触都藉对“传舍” 的思辨而抒发。“一程过是一程休”是“传舍”的特点，也是人生在时空中的自然走向，于是诗人由物理的层面而推及价值的层面，人生同此寄浮，而生也有涯，追逐奔役无涯。“歧路向人终不极，功名随世亦堪羞”，则首句“莫问”中正有着对“前程滞留”的追问。遗憾的是此时的谢铎对此还没有找到能让自己坚信的答案，故而诗末未能有所振奋，“劳劳到底成何事，看尽风光白尽头”，也正是他在《春光》中“宦途误作半生梦，在处都无一事成”的感慨，而全诗情绪上则较之多出些无奈。
“处以己心、出以己情”同时也造成了谢铎诗歌创作中的一些弊端。谢铎的诗歌创作总体来说情绪往往比较外露，追求明朗而不刻意含蓄，在意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能否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一旦诗人的情感世界并不丰富，则他的诗歌不免一望见底而了无意趣，而这也是由他“处以己心、出以己情”这种唯我的创作态度决定的。如： 一年两度此驱驰，春雨秋风几路歧。
岁月悠悠浑自笑，往来屑屑果堪疑。
遭逢敢望明时幸，浅薄深惭圣主知。
病骨未瘳头白尽，不才何以答恩私。
（《再过天姥岭有感》） 上紧亲烦诏旨催，路歧那敢更迟回。
不辞曳病扶衰苦，犹自冲寒冒雨来。
清世有恩真海岳，白头无地答涓埃。
极知柱石诸公在，榱桷何须念不才。
（《丹阳舟中遇雨有感》） 两诗是谢铎在同一次旅程中先后“有感”而作，遗憾的是，虽然两次“有感” 的触媒不同，一是“再过”，一是“遇雨”，但由于诗人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他所要表达的“感”上，而所感对象和具体所感的内容却无有差别，读者于前一首感觉不到“天姥岭”，于后一首感觉不到“丹阳舟中”（诗人以为“一年两度”和“冲寒冒雨”可以分别接应题中的“再过”和“遇雨”，故不再于地域景致中留心而放心地抒怀），以致两诗可以互相置换而看不出差别（前一首“春雨秋风几路歧”正可破后题中“遇雨”，后一首“清世有恩真海岳”亦差可接前题中“天姥岭”），因此若两诗并观，则不免同为败作。原因就在于诗人当时“心”同、“情”同，而又不注意用其他的表达方式来补救这种凭心直出己情而有时几于白口直道的惯常作风。
“处以己心、出以己情”之更为积极可取的一面，则是在与其积极创新思想相结合之时。谢铎主张写诗作文要有创新，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亦步亦趋，他在《应黟县以诗来论文次韵复之》诗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入道从来各有门，几何能解绝尘奔。文章亦是天机杼，笑杀随人脚后跟。”对前人优秀的创作成果和经验，当然要模仿和学习，但在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决不能抹杀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去带动创作，这样才能不蹈窠臼而别为可观。
谢铎诗才不大，因而也很难有自己高妙的诗歌语言，其诗歌之可贵，正在于他的真心实露，言辞恳切，想见其人。读他的诸种交游诗，尤须从此中看，而难以他求。如他的《送林蒙庵致仕得闲字》：“不是明时苦爱闲，独于中道念惟艰。百年士论瞻依地，此日先生进退间。忧国每怜心事赤，还家尤喜鬓毛斑。
交游一代今前辈，把酒临风只厚颜。”此诗可与《送林蒙庵先生序》同看，文中“是以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迹，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庶几乎圣人之教， 而于道无负矣”云云，正可视为君子自道，非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而是我本有心，以斯心观物，则物无非中我情怀，这是谢铎诗歌创作上的一个主要特点。
二、广泛学习前人艺术经验，化用优秀诗句从谢铎现有的诗歌来看，他对于前人的学习和模仿是明显而广泛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化用前人的优秀诗句、诗意乃至诗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谢铎对杜甫的学习。从现有资料来看，谢氏家族对杜甫有一种特殊的钟爱。《朝阳阁书目序》：“成化戊子冬，我先人既作贞则堂，以祗奉先大母之训则，特于其东辟藏书之阁，曰‘朝阳阁’。……遗书独《尚书》《西汉书》、韩、柳、李、杜集各一册，皆残缺不完。忆为儿时尚及见，先曾祖德一府君在卢州，效杜子美《七歌诗》，皆墨稿，而今不可得矣。”族叔父谢省更是有杜诗癖，不仅自著有《杜诗注解》，而且还在乡村教杜学（《贞肃先生墓志铭》）。
谢铎自小即受叔父之熏陶，其对杜诗之接触与喜爱亦可想而知。他即便在闲居之时仍亲自“集杜诗一册”作为给朋友的赠礼（《与章德懋》），更可见杜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谢铎更有《次韵老杜雨不绝》《执热追次老杜韵》《追和杜子美暮春韵》等直接追仿杜诗的作品。而《枯木双鹰图》更是明显地模仿杜甫的《画鹰》之作。另如“故园松菊应无恙，樽酒独堪对夕阳”（《浪迹》），则杜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为其所本。杜诗“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秋雨叹三首》其二）正是谢诗“野岸禾生耳，山城水及扉”所本。谢诗“村北村南皆旱尘，出门几望西郊云”正是杜诗“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夏日叹》）“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裳”（《夏夜叹》）之意。而谢铎作为一个诗人，于风雨之中抒发其社稷情怀的创作意趣， 更是直接继承与追仿杜甫而来。至于谢诗中提及杜甫者如“不寐空怀杜老忧” （《不寐》）“白头休笑杜陵杯”（《重阳后见菊》）等等，则更是多见，此不赘举；而字词句的借用与模仿更是层见叠出而无暇计矣。
谢铎第二个重点学习的对象是陶渊明。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咏菊诗和退隐情怀上。在谈谢铎的咏菊诗时我们已经提到，谢铎咏菊诗语多涉陶，且多有重复， 如“三径归来草未锄。……风光不是义熙初”（《再题菊花》），“风光不似义熙春。
寂寥三径归来后”（《次韵菊花》），“寂寞一枝老，蹉跎三径荒”（《菊径》），“悠然南山下，赖有此佳菊。自从三径荒，不一慰吾目”（《思菊次匏庵韵》）等，又如《奉次太守叔父种菊诗韵》其二（卷二二）：“陶后寥寥复几年，晚香庭院草芊芊。极知世味看难似，莫怪风情好独坚。未老折腰羞得米，贫谁多事叹无钱。曾知袒跣枭庐地，不直羲皇一觉眠。”此诗则更是全拿陶渊明来做文章了。在退隐情怀上，谢铎最爱借用由陶渊明而来的三种形象和意境，一是“三径”，如“莫嫌病骨今逾甚，三径分明旧有缘”（《再次通伯东园韵》）“三径门前菊未荒，动人秋思已悠扬”（《次韵答陈牧村》二首其二）“倚栏敢作怀乡恨，三径吾今愧菊松”（《有怀两三楼》）；二是“归鸟”，如“野心□逐浮云出，归思先惊倦鸟还”（《游梅山次韵一首》）“绕乌正合栖全树，倦鸟惟应恋旧窠”（《次韵答王存敬苏文简二太守》）；三是“菊”，除专意咏菊而外，如“三径犹堪伴菊松”（《清尊》）“多情为报东篱菊，管待秋风取次开”（《过丹阳》）“亦有东篱花，嗟嗟晋征士”（《灵凤山》）。谢铎对陶渊明的学习主要还不是诗歌风格上的，除了字词的模仿之外（如《敬所以诗来寿兼致感慨之意次韵奉答》“竹边疑义共谁斟”之与“疑义相与析”），还是一种思想精神上的向往和寄托，以至“惟饱饭和陶，以徐俟既定之天明”（《与萧文明给事》）。
另外，谢铎对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两大家也有意学习和追仿，《登孤山追次东坡韵》《谒岳王坟追次东坡韵》《六月二十九日喜雨追次黄山谷韵》等诗歌的创作便是明证。对唐代诗人的学习更是广泛。如最为人熟知的，谢铎泛用“路歧”“歧路”字眼，正是因为有初唐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他垫底， 如“歧路风烟犹昨梦”（《奉慰十五叔父下第》）“歧路风烟别梦长”（《次韵答陈牧村》二首其二》）等句子便是对王勃诗歌的浓缩。谢铎的《题扇面寄郭筠心》： “建水南行旧路斜，石桥青竹野人家。相思不及双飞鸟，红鱼溪头又落花。”则完全是杜牧《山行》诗的翻版，《天台道中》“乱云深处是天台”犹是从“白云深处有人家”来，谢铎另有《九日登楼旗峰追次杜牧之韵》，则从一个侧面可见他对杜牧诗歌之熟悉。此外，在谢铎的诗歌创作中，还有其他一大批前代诗人与诗歌都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影子。
谢铎对于前人的学习和模仿之突出表现，就是化用前人的优秀诗句、诗意乃至诗境。谢铎《送戴廷珍提学》诗：“别意匆匆不可招，路歧如梦入纷殽。遗珠未尽收沧海，骢马仍烦出近郊。拔茹自须先去莠，救浑终亦念投胶。驱驰不待坚冰至，风色惊传十月交。”其中“遗珠”句便是化用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承前句“路歧”，盖“儿女共沾巾”之意，只是略嫌费事。《哭叔父王城先生》第六首末二句“桃花溪上泪，流水向时深”，则是巧妙地暗用了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晚过静海宿流河驿》“落日风初静，交河水正流”，则是对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模拟。《东河驿夜酌有感》“不才明主非难弃”，则是对孟浩然“不才明主弃”的反用。而《次韵奉酬刘时雍大参》“一度相看一惘然”则几乎是对唐宣宗李忱“一度思卿一怅然”（《吊白居易》）的剽袭。《喜晴次旧韵一首》“莫问孤舟野水滨”则出自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芙蓉筋竹道中》“路转忽惊山势断，天开殊觉海波平”、《再用前韵柬同游黄赵二公》“溪流屈曲疑无路”则是对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意临”与搬用。《次西涯过旧居有感韵》“旧堂休叹燕泥空”以及《次李阁老重经西涯韵》“巢燕梁空落旧泥”则是对隋代诗人薛道衡名句“空梁落燕泥”的点化；而《雨中偶兴》“随意不妨庭草绿”则翻录自隋代诗人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月夜次太守叔父沉字韵》“星稀月朗夜沉沉，乌雀惊飞几绕林”则是对曹操“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拼合。
由上可见谢铎对前人创作经验与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是何其广泛，但也有弊端：一是诗歌中缺少了自己的新鲜语言，除了模仿与化用之外就只能说“歧路”“江湖”“乾坤”“廊庙”“一笑”“白发”等等字眼了，而后者更是充斥着谢铎的诗篇；二是点化得不好就让人费解，如上举“遗珠未尽收沧海”例便已有嫌费事。
三、改变诗句结构，通过节奏的变化寻找新变谢铎在语言上不能有大的创新，则转而在诗句结构上寻找新变，通过节奏的变化来达到新人耳目的效果。
我们知道，七言句式通常的结构是“二———二———三”。就以谢铎的诗歌为例： 《暮秋奉怀黄世显李宾之兼忆十五叔父》： 夕阳———门巷———雨初收，独客———无言———坐暮秋。
咫尺———不来———黄吏部，寂寥———同病———李编修。
床头———浊酒———难驱使，篱外———寒花———自涩羞。
蓬海———风高———南雁远，有人———回首———竹边楼。
这样一贯到底的结构，工整自不必说，就是有嫌单调刻板。于是谢铎就在这上面下功夫，方法是用散文句式入诗，如“不知尔亦能千里，却怪吾还爱一官”（《舟次镇江别宗勋表侄》）“公之去留谁则同”（《召公留》）“一程过是一程休”（《传舍》），使诗歌在节奏上有参差的形式效果和铿锵的音韵效果。此类诗作甚多，兹举二首以明之： 《次韵刘时雍席上联句四首》（其四）： 落落高怀漫不收，是谁诗可着闲愁。
花———应好事———催人老，春———似多情———念客留。
（一———三———三） 将帅功———曾———收铁券，相君名———已———卜金瓯。
（三———一———三） 尊前合放吾侪醉，不是相知尚黑头。
《清明谒陵次杨学士维新韵》（六首其三） 好景分明画不成，品题今日仆须更。
路———从险处———行来稳，山———到深时———望却平。
（一———三———三） 花气暖———催———春日转，树声寒———带———朔风鸣。
（三———一———三） 向来奔走偷闲地，始觉官曹分外清。
这种“一———三———三”与“三———一———三”是谢铎最惯用的变格，如“庙廊忧已随天远，葵藿心谁向日倾。功到勇时千仞易，义当安处万金轻”（《次韵答戴允亨》），同上举二诗，皆是结合用之；也有单独运用的“三———一———三” 结构之安插于“二———二———三”结构者，如《高宏谧以诗相留次韵奉答》之“剥肤恨已空皮骨，蹀血功谁念髑髅”、《次韵留别敬所》之“重来兴与归舟尽，欲去心从闭阎休”、《次韵哭一中三首》其三之“百年业负初心约，一饭恩羞既饱餐” 等等；“一———三———三”结构之安插于“二———二———三”结构者，如《登白沙冈》之“路从行处知夷险，海到观时识浅深”、《喜雨追次韩魏公韵》之“旱应已分三秋剧，病忽惊传九死苏”、《北上奉别太守叔父筠心诸公》之“起逢盛世恩终忝，老向空山分所安”等等。
五言句结构的转化则尤见出铿锵的效果，如《次韵郭筠石雨中有怀》： 夕阳流水远，暮雨落花深。地不妨真隐，天应着漫吟。
且从人醉梦，休问日晴阴。见说争枝鸟，飞飞满上林。
《始漏师寺人貂》： 军国阽危地，貂珰作俑初。剑谁思斩马，罪不到多鱼。
《生隐宫赵高》： 世岂无尤物，天生此隐宫。马方尝阙下，鹿已失关东。
诗歌节奏的变换与诗人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并积极带动读者的情绪，无疑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从后二诗“一———四（二———二）”结构的朗读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那股疾恶如仇的血性和“恶竹应须斩万竿”般的激愤。
四、精心谋篇，对仗整饬，追求工稳谢铎自说“诗律经心晚益严”（《用前韵奉酬时雍》），上述通过句子节奏的变换来寻找艺术新变也正是他“诗律经心”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就是对仗整饬、追求工稳。像上文提到的“不知尔亦能千里，却怪吾还爱一官”（《舟次镇江别宗勋表侄》）“花应好事随人老，春似多情念客留。将帅功曾收铁券，相君名已卜金瓯”（《次韵刘时雍席上联句四首》其四）“路从险处行来稳，山到深时望却平。花气暖催春日转，树声寒带朔风鸣”（《清明谒陵次杨学士维新韵》六首其三）“地不防真隐，天应着漫吟。且从人醉梦，休问日晴阴”（《次韵郭筠石雨中有怀》）“马方尝阙下，鹿已失关东”（《生隐宫赵高》）等句，在对仗上都是很讲究的例子，不仅工稳，而且贴切，平仄之间绝无差错。不妨多摘几例： 不才岂无忧天覆，多恨空教望月圆。
心到苦时先自觉，爱当深处也须偏。
（《西涯先生以诗来慰次韵奉答》） 功名尽付三杯酒，身世长随万里船。
我愧病怀犹兀尔，天教闲兴岂徒然。
（《喜古直至次吴匏庵韵》） 红尘满地不能到，明月有时还自来。
（《竹栏》） 已觉乾坤无隔碍，不妨飞跃自鸢鱼。
穷年我笑为山力，漫兴人夸洗砚书。
（《新池次黄定轩韵》） 雨穷晦朔苦愁地，晴是江山富贵春。
剩有清尊能醉我，放教白发且欺人。
（《喜晴次旧韵一首》） 老矣空山谁是伴，伤哉吾党又斯人。
（《哭王存敬太守》） 半世虚名终累病，万般高计不如归。
（《诸叔父盛筵以劝北上用韵奉谢》） 荒村无犬吠，古寺有钟声。潮落夜归海，江空秋满城。
（《晓泊西郭》） 人谁是宾主，境已绝东南。旧雨山僧识，秋风海味甘。
（《游江心寺再次前韵答进之》） 山高欲吞海，江阔半留云。绝境世间少，佳名天下闻。
（《金山寺追次张处士韵》）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谢铎的苦心孤诣。李东阳说谢铎“口未始绝吟”，谢铎自己也说“前题再把不能改，旧稿有时聊自翻”（《读旧诗有感》），则谢铎苦吟推敲的工夫亦可想见。
谢铎爱用“青白”对，而且是一用再用，反复不已： 青编泉石无年岁，白首红尘有路歧。
（《寄赠卢舜用》） 青山有约聊随兴，白发相看各满颠。
（《四叔父与儒珍约登方岩联句次韵奉柬》） 白发乾坤在，青山岁月长。
（《醉倒》） 白发只应随病老，清时何敢入山深。
（《六月二十八日晚得黄通政世显王主事存敬书感而有述》） 白发天谁管，青山路有媒。
（《期筠心不至》） 病来酷爱青山好，老去难争白发催。
（《除夕小尽立春有感》） 青云着步今全别，白发论交老更难。
（《月夜有怀林一中病起喜而有作》） 坐来未觉青山老，梦里先惊白发秋。
（《再次韵约郭筠心余秋崖诸公》） 青眼向人终慷慨，白发怜我未低垂。
（《次韵答贾谦益夏德树》） 玩世不知青眼在，多情谁听《白头吟》。
（《次韵余存敬春怀八首》其三） 白发忽看惊岁几，青山应不记吾谁。
（《山陵陪祀次李西涯学士赠行韵》） …… 并由“青白”对而扩展至各种色彩对： 黑发交情今日在，红尘世路几人归。
（《次儒珍韵》） 未老丹心终是铁，多愁青鬓欲成丝。
（《送沈侍御源调卢氏尹》） 黑发英雄恨，青衫布褐悲。
（《哭叔父王城先生》） 江湖黑发新愁长，岁月青山旧梦成。
（《次韵林一中员外招饮之作》） 山深不放红尘入，天阔能容白发生。
（《伤感四首》其二） 红尘不尽青山意，白发能容浊酒杯。
（《三月十八日夜梦寐中得四韵……》） 江湖胜有丹心在，天地能容白发闲。
（《雨晴赴逸老叔父登山之约》） 从中正可见谢铎对于诗歌对仗工稳整饬的苦心追求。
对仗一味追求整饬工稳有时则不免流为呆板，如《倪青溪李西涯分限星坛有作病中有感次韵奉柬》：“坛拥星辰最上班，裸将真觉手堪攀。斗看元气酌斟地，声在尚书步履间。礼洽园丘成庆后，恩从宣室领春还。白头病废重来日， 扈从无能亦厚颜。”全诗结构板滞几无生气。因此前述谢铎改变诗句结构以求新变也正有着自我疗救的目的。
谢铎的“诗律经心”还体现在诗歌创作时的精心布局谋篇。如《奉劝西涯先生病起再出》： 黾勉公须出，殷勤诏几临。虚怀明主意，忧国老臣心。
九仞泉终及，三年艾自今。白头余病在，未敢入山深。
此作字字郑重，句句顿挫，颇有杜诗的风格。起句即道明心意，无须绕弯； “殷勤诏几临”，则不容推脱。三句顶第二句，第四句主客双关，于是五六句分说主客，而末以自己收结，“未敢入山深”句将心比心，诚李东阳所谓“必尽肝腑”者也。
!f# $%..BOP... 谢铎长于序、碑铭、题跋、墓表等应用文体的写作，又擅长在史论、读儒家经典札记中抒发沉雄浩远之气，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下文即从文体分类以及艺术角度进行阐发。
一、谢铎的文体类型１．序《文体明辨》：“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①《文章辨体》：“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第七章 谢铎的文学成就 ·２３７· 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① 谢铎序文７卷，计５２篇。就内容而言，有赠行序（如《送陈御史序》《赠南京国子祭酒黄公序》）、诗文（如《讷轩诗序》《愚得先生文集序》）、燕集序（如《元宵讌集诗序》）、宗谱序（如《重修宗谱后序》《重修洞黄黄氏族谱序》）、书目序（如《朝阳阁书目序》）等等。
谢铎的序文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如《伊洛渊源续录序》可以考见他“学行一体、经世致用”的一些思想基础，所谓“圣贤之所谓学者，皆言行一致，体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可以考见他对有宋以来理学利弊的看法：“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学不传，其过于高远者， 不溺于虚无，则沦于寂灭；其安于浅陋者，不滞于词章，则狃于功利。二者虽有过与不及之不同，而其为吾道之害，则一也。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元宵讌集诗序》可以考见谢铎交游以及当时文士聚会的一些情况：“铎与诸公，东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时，而同登甲第，而同为禁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会率有纪，亦庸以考他日所以不相背负者何如， 所以进退不但已以重轻斯会者何如。且毋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闻人，而子孙世讲以永斯好于不坠，固亦不徒然哉。岂其惜离聚于酒食文词间，以流连一时者为也？”谢铎的生活圈子主要也就在这里。另外如《赠王存敬大尹序》《送林蒙庵先生序》《感情诗序》等文中多处对“命”的思考与言论，可以考见谢铎的出处心迹，他的结论是：“君子宁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际，惟夫诚不以名而止于不可不止，诚不以利而进于不可不进，斯则用舍行藏之义， 庶几乎圣人之教，而于道无负矣。”这是谢铎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多次休官和重复出仕。还有一些序文，则零星地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文艺观念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谢铎的文艺思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谢铎文艺思想时专章讨论。
若曰“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序事理为上”，谢铎的大多序文也是当之无愧的。其善序事者，如《方岩祈雨有感诗序》；善序理者，如《赠大理评事龚君序》；更多的则是由一事而进于一理，这也是谢铎文章的总体作风，与他“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该于理也”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兹录《赠大理评事龚君序》一文： 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韩愈氏曰：“同则成，异则败。” 败惟患之极，然则公者同，私者异，君子其尚同乎？曰不然。于其公，同之可也，异之亦可也；私则异之不可也，同之亦不可也。惟夫不固异，不固同，可不可之间，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朝廷重天下之大命于狱，惧民之或离非辜也，举天下之狱而属之刑曹，而属之御史台，又举刑曹、御史台之狱而属之大理，于是有异有同、有可有不可。大理者，举得以持法。比亭平之刑曹、御史台，不能自为同异、可不可以轻重天下之狱。噫！任之于大理亦重矣！于是而私有所同异以可不可，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然所谓私者，非必诱于利、夺于威之谓也。眩小智，矜小能，以物我必胜为主———彼曰可，我固曰不可，我曰不可，彼固曰可，各惟其一偏以自异；不然则又附和党比———无所与择可不可，惟人之同而已。于是而传致而掠立，以轻重天下之狱。若是者皆所谓私也。於乎！吾民之大命何赖哉！ 诚使为大理者不过于深文，曰彼罪之轻重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从之，夫何同？为刑曹、为御史台者，不狃于成案，曰彼辨之是非诚当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何异？夫是之谓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夫然，岂直曰天下之狱得其平而已，以是而成天下之事，将无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几乎！ 慈溪龚君时济，以进士拜南京大理评事，秋官主事王君文征属予为赠言。二君盖正所谓相与同异可不可者，因推其说以告之，不识果以然否。
该文开言即出“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的大言论，突兀而来，因“大理”职事所系，“吾民之大命”攸关，看似迂远，实是大斧开山之法。乃由“公私”引出“同异”，而以一自设问答，开出一段议论。“朝廷”以下转入正题，跌出“大理”（就谢铎来说是在讲“大道理”，但又紧紧扣住对象之职官“大理评事”及其职责之所在）。文中两以“吾民之大命何赖哉”反复呼应，以见问题之关键与重大，点醒“大理”所在，不在同异之间，要在公而无私，并辨明何者为“私”，以为警戒。于是顺理成章推出“不过于深文”“不狃于成案”的结论，如此“同异”“公私”归于一结，则“天下之患其庶几乎”，与首段呼应。末简明交代事由，“不识果以然否”云云，正是对文章所赠之人的叮咛与期望，可见谢铎拳拳之念。
２．史论史论是“论”的一种。萧统编《文选》，即分设史论。明代徐师曾总结前人意见，分“论”为八体，又将其中的史论分为“评议”和“述赞”二体（根据便是刘勰的“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语）。史论与其他诸论的区别，就是它论的对象和材料都来自历史，是对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议论与看法。
谢铎有史论两卷，计２８篇，对自汉以后的前代历史人物与事件，有选择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谢铎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其中有些因就事论事而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则不免为迂腐之论，如《萧何》篇，以为“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而“何之见疑于高帝者，至再至三……若此谓其立诚之有素，亦难矣。夫彼以疑来，我以诚解，犹恐不足以回之。何顾拳拳以计，务悦其君，保富贵，为全身之地，曾不闻其能退而修诚如姬公者”。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家，出这样的言论，则不免显得幼稚，而“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作为谢铎自己的立场，则见出他的可爱。又如《曹参》篇论曹参政治上的“无为”，认为“参但知清净之药足以调扰乱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养民生者，不可一日无此，所以徒能疗秦民之疾苦，而终不能复元气于三代之时之民也”，“盖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噫！汉之所以为汉者以此，汉之所以止于汉者亦以此”。此恐怕是谢铎之一厢情愿而过于理想也。有的因作者囿于传统的封建“正统”史观， 则其史识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偏差，如其对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价，当然，这些我们毋庸苛责。
总观谢铎的这些史论，主要可以看出他以下三个观念。一是君臣之间要推心置腹。除了上述《萧何》篇外，另如《曹彬》篇。该篇引叙史事如下： 曹彬总师伐，宋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及还献俘，太祖谓曰：“本授卿使相，刘继元下，姑少待之。”乃赐彬钱三十万。
论曰：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矣。太祖之于曹彬，宁赐以三十万钱而靳一使相，夫岂吝赏者哉？特不欲滥赏耳。然与其不轻授于旋师之后，孰若不轻许于出师之初？徙木之赏，固为国者所不弃，然许而后赏，上下之间已不免交相为利，况又从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谦厚，固未能保其不怏怏者，李怀光之覆车，盖可监矣。
崇诚信，是谢铎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如果说《萧何》篇重在对为人臣者提出劝诫，那么《曹彬》篇则是直接对当权者乃至最高统治者提出警示，这不仅需要有史识，而且需要有胆识。关于诚信，谢铎在其“讲章”《诚者天之道也》中更有系统的阐述和发挥。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谢铎自己的“诚”，在《爱谖堂诗序》中，谢铎有简明的解释：“所谓诚者，亦惟视其义之所在，以各求尽其心之所至焉耳。”他的“诚”，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敢于说话，对统治者敢于直谏，不避恶，不隐讳。如在《吕公著》篇中，鲜明地提出他的重要政见：“惩其事未若惩其心，天下之治与乱，特君心一转移之间耳。”如此， 则朝政之荒秽、国家之败覆，主要责任人除了“乱臣贼子”，更有当局的最高统治者，而帝王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国家之强盛、民生之兴旺，除了忠臣能宰之公，更有帝王能察善任之力，即所谓“太甲不怨艾，虽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这也就是谢铎在《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所以任用其贤、蓄养其锐者，则又在于人君之一心，而辅之者宰臣也。”文末又再次致意：“实圣心一转移之间耳。”在《癸巳封事》中又再重申：“实圣心一转移间耳，夫何难之有哉？”我们理解了谢铎的这一思想和政治信念，对他的这些话和相关文章就能进一层理解，苦口婆心，正是其拳拳之“诚”，而“诚”也就是他的“忠”。
二是为人臣要忠。《诸葛诞》篇引叙史事如下： 司马拔寿春，杀诸葛诞，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则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
论曰：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者，虽衰乱之世未尝一日亡，特不幸不出于可恃，而出于不足恃，不出于朝廷卿相，而出于仆伍卒隶。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诈逆，以遂其篡窃之谋。使魏之大臣皆诞之麾下，则虽司马氏之父子兄弟跨莽轶操，亦何能独立于天地间哉？贾充之徒视此固狗彘之不若，而王祥、石苞辈亦不能以不愧矣。
其中，“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是谢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信念，在其他文章中还不止一次地表达，如《复余秋崖高南郭》曰“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此不赘述。狄仁杰在谢铎心目中更是一代忠臣英雄，见史论《狄仁杰》篇，在该篇中还藉“先儒”之口提出了用以辨忠奸的“原心”说：“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诚为国邪，策虽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国，假善以济其私，功虽幸成，君子不与也。”实际上他自己在《爱谖堂诗序》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表述，而且“原心”也正是和“诚”联系在一起的，从中也可看出理学的影子。
三是痛斥奸臣误国，严防小人当道。此种论见尤多。《虞世基》篇：“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 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弊端之始， 致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也！”对秦桧之类的祸国奸臣，谢铎是深恶而痛绝之，他在《复余秋崖高南郭》信中犹曰：“抑尝见秦桧之事乎？桧祖孙三世为史官，所以为其身后之虑者至矣。今其万年之臭，卒不可得而掩。是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甚至在为别人作墓志铭时还说：“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戴师文墓志铭》）《武后》篇：“世莫不幸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又指出一些奸臣小人的根本伎俩与手段，以为警示：“奸臣敢于罔上，以窃生杀之权者，未尝无所假托凭藉，以收天下之公论。夫公论之在天下，孰不知所畏哉！惟名持公论者身为之地，然后小人乃敢肆然无复顾忌， 而天下之势去矣。”（《贡禹杜钦》篇）又告诫说：“自古国家之剪除奸恶也，权出于君则为福，不则转而为祸也益深矣。”“故君子观人之家国，不幸其奸恶之除， 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然后为幸不幸也。”（《论王凤》）这种历史鉴论是深刻的。大要是以古鉴今，或藉古讽今焉。
３．碑记《文章辨体》：“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文章辨体序说》第５２页）《文体明辨》：“宫庙皆有碑，以为识影系牲之用，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从来远矣；而依仿刻铭，则自周秦始耳。”又曰：“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又碑之体主于叙事，其后渐以议论杂之，则非矣。……其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 （《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４４页） 谢集“碑记”三卷，碑文仅《永嘉文信公新祠碑》一篇，其余皆“记”。
“记者，记事之文”，“以善叙事为主”。吴、徐二作皆考溯文体之流变，其中《文体明辨》曰：“《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矣。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寖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同上，第１４５页）《文章辨体》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 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文章辨体序说》第４２页） 谢铎的“记”文１８篇，有“以叙事为主”的正体，也有“以议论杂之”的别体， 总的来说，也与他的序文一样，总是事理兼备，而尤喜议论，有时自不免迂阔， 如《东屿记》本是记地理山水，却硬要谈“充是心”而“尽吾性”，直扯到“尧舜之道”而后止，虽是一步一步生发，终不免模式化的头巾气；有时则难免有勉强应事之作，固难免流为为“记”而记，为议论而议论，如《忍庵记》（与《素庵记》对读，益可知）。当然，谢铎的记文，主要还是有所为而作，大要是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举、风俗礼仪。如其为《永嘉文信公新祠碑》，在于碑主之忠君爱国“有关风教”，“以风示当世，是固不可以不书”；《重修京都城壕记》与《重濬宿迁小河记》，则是记有造益于民生者，如《重修京都城壕记》曰：“壕初岁久壅弗治，水弗润下，每都城积雨，则漫为民害，坏民庐舍以千百，民桴筏以行，悬灶以炊，如是者盖自庚寅之夏历三岁而益甚，民益弗堪。皇上既大发振民……功卒以成。”《重修松门卫记》则是记其所以有益于国防边备。谢铎更多的记文则是为各地祠堂和县学所作，集中反映出他的礼教思想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后者，更非泛泛而论，而是真切地触及了当时朝廷科举与地方教育的诸多实际弊端，并发表了自己明确的态度和看法。其曰：“我国家取士之途，其最大者曰科举，曰岁贡。科举者，聚天下之人，一旦而默定之，以为终身之进退得失。岁贡，则优廪饩，积岁月，以徐考其可不可，然后显拔之，既久而始获用焉。其视科举之法，反若甚易且简，其待之而简以进也，反若甚厚而不敢轻，而得人之效，乃顾在彼而不在此，至有甚不相及者。於乎！亦岂今之法端使然哉！”（《胙城县学科贡题名记》）又曰：“而今世遭圣明，学校之教，一惟先圣王之微言是训是用， 然而培养劝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尽负所学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岂学校之教其端使然哉！”（《重修长垣县学记》）又曰：“今学校之设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学校，其所读诵者皆六经四子之文，其所讲习者皆孔孟程朱之道，不可谓不知所学矣，独一衢之龙游也哉！所深虑者，名是而实非，行同而情异耳。盖古之学者，所以穷理而尽性，所以修己而治人。今学校之士，不过缀文词以窃科第，钓声名以谋利禄，一或得焉，甚至托古训藉口侮圣言以文奸。
回视向所读诵而讲习者，盖已筌蹄刍狗之不若矣。尚何怪乎教化之不明，风俗之不美，而治道之不古若哉！”（《龙游县学记》）从中可见谢铎还是个实践的教育家，其中某些言论对我们今天的教学界仍不乏警示意义。
４．传、祭文、谥议、策问谢铎传文一卷４篇，祭文２７篇分两卷，其中卷六十五内编入谥议和策问各两篇。由于部分传主和祭文所祭者同为一人，在内容上联系比较紧，所以我们放在一起讨论；谥议和策问，体制既不常见，篇幅又不多，故此一并叙述。
先说谥议和策问。
（１）谥议谥，原本是古代君王公卿大夫的专利，就是在其本人死后，由他人（一般是他的上级领导或最高统治者）根据他的一生行为事迹，在《谥法书》里挑选一两个字，用来概括他的一生，所谓“据其终始，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白虎通》）。后来则一般士大夫也有了这个待遇，其谥号往往是门生故吏所定。谥议，顾名思义，则是讨论如何为死者定谥号的文辞，目的是“归于是非之公”。（《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２页）也就是说明某人为什么取某谥的原因， 即说明其合理性。因而就文艺性来说，也就说不上好坏，因为有着既定的简单套路，谢铎的《倪文毅公谥议》和《傅文穆公谥议》就是这样的章程文字，倒是后一篇开首谈到了当时的谥法程序问题，或可与吴、徐二论互观：“昔者周公作谥法，后世因之。典籍繁浩，莫之适从。至宋苏洵承诏编定，乃取其法，参酌沈约《贺琛扈蒙之书》，以行其法。上尚书省，下考功，移太常覆议以请，盖犹有美恶轻重之别。今制类出其子孙之所陈乞，事下礼部属翰林，然后内阁大臣为之参定，取自上裁。凡得谥者，虽无覆议之烦，而益足以见其不易矣。” （２）策问《文体明辨》：“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同上，第１２９页）策试是古代选拔士子的一种方式，而策问就是策试时用的试题， 这种试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问题，而是同时要交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作此问等等，这是能见出策问者本人的学识诸问题的，所以徐师曾说“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谢铎策问两篇，分别是《策问六堂教官》和《月试监生策题》。前文所问为教官者如何有为于教化之事。后文凡九问，分别是：问古圣贤言行如何有益于今之教化人心“建学育才”、“问论汉之治”“以观经世之学”、“问唐虞夏商之世”以观今之科举仕风、“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以观尚志之学”、问效果与动机的关系、问取士之途之利弊关系、问学校教育之废兴与士风盛衰之关系、“问道统之说”“以观本领之学”、“问《洪範》八政，食货为先”之政治意义。谢铎所问，皆非为策试而策试，而是直接关系当时诸项国家政策和实际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经世致用的意图，而其中的问题也都是他平时自己在思考和探索的，如教化问题、仕风问题、教育问题、科举（１）谥议谥，原本是古代君王公卿大夫的专利，就是在其本人死后，由他人（一般是他的上级领导或最高统治者）根据他的一生行为事迹，在《谥法书》里挑选一两个字，用来概括他的一生，所谓“据其终始，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白虎通》）。后来则一般士大夫也有了这个待遇，其谥号往往是门生故吏所定。谥议，顾名思义，则是讨论如何为死者定谥号的文辞，目的是“归于是非之公”。（《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２页）也就是说明某人为什么取某谥的原因， 即说明其合理性。因而就文艺性来说，也就说不上好坏，因为有着既定的简单套路，谢铎的《倪文毅公谥议》和《傅文穆公谥议》就是这样的章程文字，倒是后一篇开首谈到了当时的谥法程序问题，或可与吴、徐二论互观：“昔者周公作谥法，后世因之。典籍繁浩，莫之适从。至宋苏洵承诏编定，乃取其法，参酌沈约《贺琛扈蒙之书》，以行其法。上尚书省，下考功，移太常覆议以请，盖犹有美恶轻重之别。今制类出其子孙之所陈乞，事下礼部属翰林，然后内阁大臣为之参定，取自上裁。凡得谥者，虽无覆议之烦，而益足以见其不易矣。” （２）策问《文体明辨》：“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同上，第１２９页）策试是古代选拔士子的一种方式，而策问就是策试时用的试题， 这种试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问题，而是同时要交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作此问等等，这是能见出策问者本人的学识诸问题的，所以徐师曾说“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谢铎策问两篇，分别是《策问六堂教官》和《月试监生策题》。前文所问为教官者如何有为于教化之事。后文凡九问，分别是：问古圣贤言行如何有益于今之教化人心“建学育才”、“问论汉之治”“以观经世之学”、“问唐虞夏商之世”以观今之科举仕风、“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以观尚志之学”、问效果与动机的关系、问取士之途之利弊关系、问学校教育之废兴与士风盛衰之关系、“问道统之说”“以观本领之学”、“问《洪範》八政，食货为先”之政治意义。谢铎所问，皆非为策试而策试，而是直接关系当时诸项国家政策和实际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经世致用的意图，而其中的问题也都是他平时自己在思考和探索的，如教化问题、仕风问题、教育问题、科举取士问题以及“汉治”问题等等，在他的书信及其他文章中都有触及。下面看他“问论汉之治”一段： 问：论汉之治者，莫不善曹参之守法；而究宋之所以乱，亦莫不咎王安石之变法，是国家之法固在所当守而不可变也。然参之时，有谓宜定经制者，有谓宜更化者，皆非欤？安石之时，有不以为不是者，有以为合变时节者，亦非欤？今之法，其大者不敢论，所科目之糊名棘试，人皆知其不如乡举里选之核实而论公也；铨选之停年用例，人皆知其不如耕钓版筑之特起而效著也。然徐而思之，有不可以遽为者。将守法之为优而终不可变乎？抑别有可议者乎？请著于篇，以观经世之学。
谢铎由汉、宋两代之守法与变法这两种相反的历史经验谈起，以引出当今某一具体问题———取士之法当变不当变、可变不可变，以观士子的“经世之学”。谢铎的这个策问，也可以说是他的自问，因为他自己就不曾停止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史论《曹参》篇和《司马光》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谢铎对王安石的变法和曹参的无为守法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司马光》），而曹参之时“虽厌于有为，而事之不可不为者，君子不容以概不为也”（《曹参》），从中折射出谢铎思想中“中庸”的一面，在具体事件上的态度就是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参时以变，这又是“诚”的具体实践与体现。这道策题具开放性、实用性于一体，既反映出策试者的学识和政治眼光，又的确能起到“观经世之学”的目的。
再看谢铎所作的传文和祭文。
关于“传”，《文体明辨》曰：“按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此论与《文章辨体》无异议。
关于“祭文”，《文体明辨》：“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①据《文章辨体》，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要求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以道达情谊为尚”，忌“谀辞巧语，虚文蔓说”②。
谢铎的四篇传文分别是《松坞黄公传》《严贞姆传》《金尚义传》和《符真奴小传》。其中对严贞姆和金尚义两人，谢铎同时又有祭文，即《祭严贞姆文》和《祭金尚义文》。在《松坞黄公传》中，因传主“非有甚高难行之事”，所以文章就注重于平常事中见不平常，善于细节的生动描绘，从日常琐事中刻画主人公的高风亮节。“行旅入其乡者，至斗斛衡尺知其出于公，则皆无异词，曰：‘公固不我欺也。’童仆每市易自外归，未尝问其直，第曰：‘好好。’子弟有疑之者，辄厉声曰：‘尔能何用彼为！’”谢铎先于家里家外两面对其进行侧面的渲染，为长者定下轮廓，紧接着给他一个正面的情节特写：“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寥寥数笔，一典型人物便活脱脱跃出纸面，这样的人物当世要找第二个恐怕是难了。然而意犹未足，须点出他的平生凛然大节，这也须从小事中见出：“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谢铎心目中《通鉴纲目》是一部尤其特殊的书，谢铎对该书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喜好， 因此在这里特写“黄公”读《通鉴纲目》一事，意义不在小，是全传点睛之笔，使传主形象立时丰满，文章也奕然生色。
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的媵婢，守节护主，有大恩于谢氏，如祭文中所谓“如是者盖二十年而始及见吾父之成，又三十年而始及见吾孙子之绳绳”。故而在表旌她的忠义守节之外，更多出一种感恩戴德之情。这是作《严贞姆传》与作《符真奴小传》的区别，而命意根本相同处则仍是“人而至于媵妾，至微贱也，顾能奋然守义，不辱其身，卓卓乃而”的观念，这就不是我们今人所能苛求的了，何况深究一层，谢铎的这种“封建”背后有着另一种思想的支撑，即认为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所以在《祭严贞姆文》中便有这样的论说：“迹其事，盖刑蒯聩之仆、赵延嗣之流，而充其心，虽程婴之于赵、子房之于韩、诸葛之于汉，夫孰得而重轻也哉！”这一点也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谢铎的其他诗文在类似题材选取上的旨趣问题。至于《金尚义传》，则是谢铎欣赏金尚义公心为国、敢于作为的精神：“上疏言国家大计凡三事，皆时所深讳者。众闻之股栗，尚义慨然不为意，曰：‘天其不祚宋乎？’”谢铎对他所传、所记、所铭之人物，是有选择和侧重的，谢铎所选择和侧重的，也正是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关怀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他的墓志铭作品时还要谈到。该传中“昔人有言，莫邪大剑，其锋锷锷，足以破坚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虽然，不害为千金之宝也”云云，则正体现出谢铎为文善于取譬、巧为议论的特点。
谢铎作祭文共２７篇，所为作者，不是家族姻亲就是故友旧交，因而总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祭文形式多样，有骈有散，有四言有杂言，有韵有不韵，或因人而异，或因事而殊，要皆为情感之表达服务。祭文以及下文我们要讨论的墓志铭诸作，比较集中而又错综地反映出谢铎的一些主要交际关系， 对于我们的研究，则可藉以考见他的世家、交游等情况，也有助于我们确定他的事迹及作品之编年（如《将赴官告祠堂文》和《南监释菜告先圣文》，对我们确定谢铎休致的时限更是直接而可靠的文献证据），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其中除前文提到的《严贞姆传》外，还有一篇谢铎写得很用力的便是《王尚德哀辞》。
这篇哀辞在众作中是尤见特色的。如果按照《文章辨体》所言祭文的内容是“叙其所记及悼惜之情”的观点，我们对这２７篇祭文作一观察，则会发现，基本都是次于记叙而重在抒情的模式；而《王尚德哀辞》则例外，而是在抒发“悼惜之情”先有一段笔墨，集中完整地记叙了作者和王尚德由闻名而相交、由相交而相知，直至对方不意亡故的过程： 始予弱冠时，在景泰癸酉间，已闻临海有王经魁崇尚德者，予愿见之。
既三年，始识尚德于赤城道中。又三年，复于杭见尚德，温然可亲也，心益爱慕之。又明年，予与尚德俱有事于春官，始内交焉，然犹未之知也。已而予下第南归，尚德留太学。又三年，始同举进士，得朝夕相与处，以相磋切，其克举于厥官。又二年，尚德以秋官主事奔父丧归。又四年，予归省， 尚德方起复，自赤城而来，相遇握手，出肺肝，道契阔。曰：“吾之母老矣， 吾仕未有以报吾君，吾进退无所据，留吾妻以备养，吾独行矣。”视其色，望望然若有失，傫然若不胜衣，乃呼酒强与饮之，盖尚德酒肉不举者，三年矣。既二日，予别尚德归，而尚德亦遂北行，且期不久见尚德以益相砥砺， 以图有所建立，以不负于平生之言。已乃有传尚德拜武选之命者。未几， 而尚德之讣至矣。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於乎！吾尚德而止是矣。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道尚德辄嗟悼之形于色。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於乎！孝义人也。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 这段貌似烦琐的记叙文字，实则是饱含着作者真挚情谊和万般嗟叹的抒情性文字。其之细腻真切，其之款款情深，其之哀恸悼惜，皆于平平的记叙中见出，只能“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这般如痴梦老儿扳着手指历数模糊岁月，依稀回忆江湖交情。而“予别尚德归”“未几而尚德之讣至矣”！何死生契阔之速之酷也！谢铎是“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乃大恸失声，废寝食者凡几日”。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向大恸之渊仓皇逼进，闻者敢不泣下！然而为文者犹嫌未足意也：谢铎作文的特点，总是要将文章写足、写满， 这里除了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死后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乃“大恸失声”：“天何夺吾良友之速也耶！”正是上面这段精彩绝伦的记叙文字，使祭文后半部分程序性的“哀词”有了附着的骨肉，甚至可以说，有了这段文字，读者已经毋庸再看作者接下来“作哀词以告尚德”了；当然这是从文艺的角度说，若从文章体制上说，则后半部分反倒是不可或缺的重心，而前面的记叙倒不过是个交待而已，这就是文章体制形式与文艺价值之间的矛盾。
５．墓志铭、墓表《文体明辨》：“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谓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与古意无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殉人以情也。”①“（墓表）其文体与碑、碣（引者按： 分别指墓碑和墓碣。下同）同，有官无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
以其树于神道，故又称神道表。”②《文章辨体》：“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又曰：“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然无其美而称者谓之诬，有其美而弗称者谓之蔽。诬与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欤！”③将吴、徐两位的话概括一下就是，墓志铭（表）的内容是“论列德善功烈”，“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要求是称“美”避“恶”，而且贵在实事求是，否则就是所谓的“谀墓”。
谢铎墓志铭（包括墓碣铭）之作凡六卷，计２７篇，墓表一卷，计７篇。这些作品就对象来说，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姻族亲人而作，《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可为其代表；另一类是为至交好友而作，代表作是其为陈士贤、张汝弼、林一中、黄世显等人所作的墓志铭，分别是《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和《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谢铎的此类作品对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在他众多的墓志铭作品中，如《族祖盛三十四府君墓志铭》《从弟声墓志铭》《贞肃先生墓志铭》等，有助于我们理清并了解谢铎的家族世系；而交游问题，谢铎更有夫子自道式的记录，散见于各篇；其他如《中书舍人孝庄王先生墓表》中曰：“（王稌）实得晦翁再传之学于叶通斋由庚，以授黄文献公溍，至忠文又得文献之学而益显。忠文之子博士君绅，又尝登宋潜溪之门，与正学方先生为同志友，先生因得以门弟子受知正学，至许以女。”这段对墓主学历世系问题的交代，或亦有补于有明学案之文献焉。
谢铎是个严明自律的人，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对文章体制规范的严格遵循， 对墓志铭这类作品，他更是不愿去冒取“谀墓”的名声，因而他很少泛作，也就是说除了《都御史丁君墓志铭》《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环清处士东阳赵公墓表》等少数几篇实在是因为“不得已不能辞”而作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篇制在对象的择取上都是有较强的选择性的，这些“不得已”之作谢铎也就是“按状” 而写，更无其他过头言语；同时谢铎在作品中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铭不愧” “我铭不谀”（《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铭》《南耕处士王公墓志铭》《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缪君思敬墓碣铭》《筠心郭先生墓碣铭》），这一方面固是肯定墓主之行状节操，同时也是有戒于“谀墓”。
墓志铭（表）除了要“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论列德善功烈”，这就需要作者对材料的择取工夫，同时也必然显出择取者的价值倾向。谢铎之侧重不外乎二，一是为政之道，一是教化之道，总之是关乎立身处世之道。就为政而言，谢铎所要求的， 用他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知之未尝不言，言之未尝不尽”，使“立朝大节赫赫在人耳目”（《侍郎章公墓志铭》）。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爱民而施惠政者如夏宗成，“天顺末，用荐者擢广东按察使。广东有师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谁独无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亲以扞人之亲，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凯旋，都御史韩公雍将侈为燕乐，公亟止之，曰：‘出师以为民也，今师以病民，可乎？’” （《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又如《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寻虑民之贫而劳役弗息也，亟请诸当道者，俾均节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桥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时兴焉。”笃意教化、奖劝风俗者如应律（字志和），“兰阳素乏科第，且其僚酗酒而愎，先生相处以礼而结以恩，久之，不觉愧屈，于是士服其教，而科第亦班班然矣。暨其去也，兰阳之人相与立生祠焉。其在鄱阳，尤笃意风教，访周瑜、陶侃之墓而封表之，进江万里、彭汝砺于祠而尸祝之，贤声之著，上彻淮府”。
（《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又如张汝弼“毁淫祠百数十区为社学，凡先哲之尝莅兹土者，若张九龄、李刚、刘元城诸公，皆特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则既祠而又别立吟风弄月台，以深致景仰。盖于教化风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
（《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有不畏权贵、明正是非而敢于抗争者，如“忤权奸以至于死”的陈士贤： “初，君之在广东也，权贵人有据市泊余户，假贡献通私番以毒民蠹国者，君连三疏抗折之，遂诬罔君，赖上圣明不即罪，然卒从吏议，将逮君诏狱，民老稚号泣，遮道以从者，动千亿计。有故吏张某尝为君所黜，至是权贵人钩致之，将并中君，张顾廷疏讼君冤。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如不畏权势而公心为政的林一中：“阮成者，锦衣当以大辟罪属君议，君知其冤，白尚书陆公，陆畏其势，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势虽崇，岂容妄杀人？我位虽卑，杀人以媚人，弗为也。’陆悟，成卒从末减。……在按察，尝两为乡试监试官。御史有欲以意黜骘若杨黼林廷贵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废也，抗执回斡，必得而后已。其勇于有为类若是。”（《福建按察佥事林君墓志铭》）又如夏宗成：“中贵人叶达怙势，众莫之敢撄，公卒劾之，落其权。”（《都御史夏公墓志铭》） 有明辨忠奸、忧患小人之乱政者，如章纶（字大经）之上疏，“公卿百执事无一人敢昌言于廷者，公遂极言修德弥灾凡十四事……大要以为臣子之邪佞、妾妇之骄妒、小人进而君子退……凡皆在人之阴足以胜阳，于是乖气致沴而天变见矣。”（《侍郎章公墓志铭》）又如谢铎的至交黄世显，谢铎在为其作铭时有生动刻画：“每公退辄过予，予望而见其喜，则知贤者之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盖十有五年，始终一节不少变。”（《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墓志铭》） 而谢铎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每闻朝政更革，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会，亦未尝不拊膺太息而致虑于世道之升降也。”①在讨论他的史论时我们已经谈到，谢铎自己也是痛恨权奸小人之乱国家朝纲者，因而他对于以上诸人之言行及诸如姜迪（字允吉）之“读史骂奸”（《赠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是深有同感的，乃至在《戴师文墓志铭》中又大发愤慨不平之论，一似其史论：“予尝窃怪，灵识异禀如贾谊、李贺、邢居实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 玩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又皆以卿相寿考终其身，未尝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后世之所羡慕而痛悼者，恒在于此；其所唾斥而贱恶者，恒在于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则予之于师文也，亦何惜其不为彼而为此哉！” 另外，《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和《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关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封太安人邹氏墓志铭》中“昔者先王之治，必本之家。故其教之所及，不特大夫士也，盖亦有妇教焉”云云，可以佐证我们在讨论谢铎的祭文和传这两类作品时所谈到，谢铎有“忠臣从孝悌中来，观其有以处于家，便知其有以立于家邦”这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的儒家经典观念；《程宗岳妻节妇陈氏墓表》关于“亡家之妇犹亡国之臣”的议论，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谢铎在写《严贞姆传》《符真奴小传》之类作品时潜在的情感与意识世界。
６．题跋《文体明辨》：“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按：谢铎《书缌山集后》“予于是重有感焉，因书以志诸末简”云云，正是明乎此体之证），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 举类以该之也。”①谢铎“题跋”四卷，四体皆备。
（１）题、跋谢集“跋”共３篇：《跋秋崖集》《跋虞邵庵书曾南丰祠堂记》《跋定襄伯甘州送岳先生诗卷后》。意皆平平，文不见出色。
四卷中“题”１５篇，另卷七十八“杂著”中有《题交游别录后》一篇，总计１６ 篇。大要可分两类，一是题画，二是题诗文，间有佳制，以下分类见之。
（甲）题画题画三篇（《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不记在内），分别是《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题竹赠叶太守》和《题缌山游咏图》。三文各有特色，兹以《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为例： 右《梅花推篷图》一卷，吾友文选黄君世显自其先大夫职方公得之孙太守从吉者也。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予尝怪东坡宝四菩萨板何以若是其王，乃今知子之于亲，苟其嗜好也，虽微亦不敢忽，况其有大于是者哉。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 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太守之画， 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然则此卷，固亦今世之所谓贵重而不可易得者也。
《梅花推篷图》是谢铎至交黄世显所藏的先人遗物，《题黄文选所藏梅花图》开笔谢铎先将画之所从来交代清楚，对下文所要论列之三位人物一笔点明，要言不烦，暗藏全文线索。文章先极言主人对画珍爱之甚：“公之没，于是三十二年矣，文选君眷眷宝此，至取前人题识之凡有及于是者悉附之，题曰‘清白遗玩’，盖比之无恤之简而不敢忽焉者也。”读者不免怪其何以珍爱至此，妙在谢铎不怪主人而先怪古人，由“东坡宝四菩萨板”而推及文选之所以宝此画卷；于是因“嗜好”而由现今藏画之人逗出原得画之人（“其先大夫职方公”）： “公在职方先后几十年，一时兵政，悉所倚重，没之日垣屋萧然，无尺土之增以遗其孙子，而独宝此于残编败箧之余，则其所嗜好可知矣。”在时间之维上开掘画的价值深度。“嗜好”虽小，而小中可见大，乃宕开一笔：“彼有溺情富贵，至以一草一木责之子孙而不忍置者，曾未几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于公何如哉？”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拓展画的价值厚度，不写画而画自在其中。
再由得画之人推及作画之人（“孙太守从吉”），“太守之画，在宣德正统间，与夏太常仲昭齐名，四方夷裔得其一枝半干不啻拱璧，至称之曰‘夏竹孙梅’”，写作画之人即是写画，画者之声誉益增画之身价。如此，则主人对画之珍爱，既有丰厚凝重的画外之因，也有鉴赏独到的画内之因，画本身既是有价值而难得之艺术作品，则主人之爱画便非泛泛的“敝帚自珍”。谢铎用不到三百字的笔墨， 将主人宝爱此画的“眷眷”之意，在三重维度中层层展露、步步增益，实在是机杼独到，难能可贵。
（乙）题诗文谢铎之题作，以题诗文（集）为主，数量是他题画之作的三倍。题跋之作， “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多是一时之感触，故即便是题诗文，也往往不是针对诗文的艺术，所以在谢铎的“题”（狭义）作中，无一篇直接谈论所题诗文之有关艺术问题，而往往是记述和谈论相关人事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慨，有些则不免迂阔空洞，如《题苏公九十庆寿诗后》等，其余也难得精彩，或因体制所限亦未可知。《题陈墅南赠行卷》一文，庶几可观： 韩愈氏曰：“昔之圣，有其首若牛者，其形若蛇者，其喙若鸟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即有平肋曼肤，颜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则人而心则兽。”夫貌之非是犹不可以概其心，况迹也耶！ 予友陈君尚故业儒，自其祖怀玄先生至其先君子，盖数世矣，至君始益大肆力于儒，乃始再囷而入于吏迹，虽吏而心则儒也。於乎！彼儒其衣冠者，亦安知其不为平肋曼肤、美而狼者耶？予与君为知己友几二十年， 察其心迹旧矣。
今予且病，空谷足音，于君之行，尤不能无感焉者。阳关三叹之余，遂复书此以为君别，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若曰在门墙则麾之，在夷狄则进之，则吾岂敢，则吾岂敢。
文以韩愈之论引起，以泰山压顶之势提出“心”与“迹”之关系，暗藏“知”与“不知”的问题，是可谓善于发端。于是历数陈君数世，以明其“心迹”旧矣、作者与其相“知”之深矣，而“不知”者之有待深“察”也明矣。故末结之以情而有不能已者，曰“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君者”。文章紧凑、明炼、劲健，章法不苟， 情理两胜，是众作中之佳者。
（２）书某、读某谢集曰“书某”者凡１７篇，曰“读某”者凡１２篇。“书某”“读某”之作，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读后感”，而所感之对象可以是书稿，也可以是和书稿等文字作品直接有关的事件，具体所感之内容则无定限，如《书王尚德奏稿后》一文，就是因事而发的意气激昂之作： 於乎！此吾友秋官主事王君尚德之遗草也。尚德以秋官丁外艰，起复在天曹。居闲阅天下事，有激于心者，遂草此疏，将上而病作，既乃改武选主事，竟不充拜命而赍志以没。於乎，惜哉！当是时，天下国家事可言者，盖不止是。尚德非其职方，次第言之不已，虽其志不克就，然亦足以愧夫人人之居其职者。於乎！尚德已矣，其平生所建立止是哉！ 昔人以卫青不败为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由是而观，世之庸才懦夫乘时窃富贵、假功名以寿考终者何限，而豪杰之士恒制于命、不克少就其志乃若是，亦可悲矣！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故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则其人之贤不肖较然矣。然则予之于尚德也，亦何必悲其功之不克就也哉！ 尚德濒死，以此草属林君一中。一中悲其志，尝语予将为尚德上之； 未几，以刑部出补福建宪佥，遂不果。今年夏，尚德之子瓒乃以示予，盖尚得之没于是已十有六年矣。叹斯人之不可复作，而有志于斯世者之不易见，遂题其后以归诸瓒，且以慰吾尚德于不死云。
笔者据文意将其分为如上三段。首明奏稿之缘起，为死者惜；次言其有所值，为死者豪；继论其之何以值，提出“善论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的观点，为死者壮；末明奏稿之辗转由来及所以为书之志。全文谋篇严谨有序，巧为议论， 言辞简明而意脉周全，激昂之气有在文字之外者。
再看《书魏鹤山遗墨》： 观鹤山先生此帖，具见贤者立朝之节、忧节之诚、处身之智，而宋之国事至此，亦可慨矣。然其言虽不用而不讳于谏草之传，位虽不安而不妨于祠禄之请，于是又见宋虽季世而犹不失待士之厚，是以三百年间人材之盛以至于是，而犹有若先生者，诚非偶得也。识者谓士不幸而不生于三代则生于宋，於乎，其固然哉！先生，故蜀人，赐第在吴，且葬焉。故苏人多得先生遗墨，此帖翰林修撰吴君原博所藏。君博学好古，将有慕于欧公之为者，其所得殆不止此。夫以一书画器物之工，犹为世所宝爱，况大儒君子之手泽而有关于出处兴废之义者乎！此故吴君之意，而吾徒之相与叹且慕焉者也。
本是从小中见大，由遗墨见人见世道见国家，行文却从大处着笔往小处写，先论世运气节而末结以一帖，仿佛大千世界终归落于一叶，有似日月晨星映缩于一盏冰壶间。一段论想，茫苍苍而来，几百年之历史感遇，若不辨涯涘， 而收束于吴原博所藏之《魏鹤山遗墨》中，作者之巧于文思乃如此。
７．书《文心雕龙》：“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文章辨体》：“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② 谢铎书六卷７４篇，皆朋旧间往来之书。内容涉及面较广，为我们研究谢铎的交游（比如与茶陵诗派李东阳之关系）、思想、为人、文艺观念等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内证资料。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可以概括谢铎书信的基本特点，总的来说是资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就内容而言，我们看其中集中体现他关爱民生、为民请命的一面： 恃知爱复有所渎，弊邑三年连遭风旱，民至掘草以食，死徙未已。县虽申府，类皆务为粉饰，实不以闻。今者县民，动千百计，哀号府庭，势不容已。乃为一奏，犹恐下情不能上达，视为文具。兹因其所差人去，敢此求援，万望于户部诸公处一达此情，祈于必得，诚万万幸也。夫以天下而视一邑，固不足为重轻，但四肢有一不宁，头目未免为之颦蹙，况庙堂之忧，固诸公之素心也。周老先生旧虽辱在僚末，今者云泥悬隔，亦未敢率易奉渎，惟先生力为叱名一言，庶几其可耳。
以上是谢铎《复吴原博侍郎》中的一段核心文字，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为民之心涌动于字里行间。再如《与张大参公实》： 恃爱则有所请，谅知己必不为讶。所弊邑暨邻壤，自去年十月不雨， 虽间有涓滴，而入夏以来，溪涧绝流几三月，素号水乡者，亦皆束手相视， 不耕之土盖十且七八，其耕者亦已槁死无复望矣。艰难下邑，素无积储， 民情汹汹，危在旦夕。於乎！汲长孺之开仓且不复闻，无宁有愿为阳道州之自书下考者乎？坐是蔽遮薇垣千里，或者其未有闻也。病卧残喘，不能自安。尝从太守家叔父来往劳相于乡人之祷雨者，吟吟慨叹之余，不觉动成篇帙，则敢录其一二以呈，庶几有望于观风之义，然亦何敢必也。虽然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而地位权力又足以副，岂仆之私忧过计而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匆匆，词不具意，百凡惟情亮不一。
为旱民求雨，谢铎又自有《方岩诘龙文》和《祈雨投词》等。此信详述旱情之患，要在让对方知道“民情汹汹，危在旦夕”，而不得不求援于邻邑；“观风之义”，在“我”等无地位权力者尚且力所能及而救劳之，况“地位权力又足以副” 者如执事，而“贤如执事者，忧民一念，人皆知之”矣，则“我”之如此“私忧过计” 自非“喋喋于空言者比哉”。其“恳切周到、婉转曲致、善于辞令”的特点于此信中正可见之。谢铎休官后不断有人劝督他出仕，甚至有故交旧吏以清高独善激将他，对此谢铎多次辩解强调：“若曰无意人世而有超然之意，则吾岂敢。” （《复王秋官存敬》）“若曰嚣然忘情，则吾岂敢？”（《复倪学士舜咨》）仅上两信即其明证也，又《嘉靖太平县志》本传另有生动记载与刻画：“公既归，会敬皇帝宾天，为之大恸。已而权奸用事，公闻刘、谢二阁老致仕去，辄又恸。已又闻刘华容谪戍，又恸。自后凡有北来人，辄颦蹙问邸报，又辄连恸。见素林公俊尝曰： ‘谢公，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可见谢铎平生心地，诚如王廷相所言：“虽退处岩野，而其心未尝不在天下。”（《方石先生墓志铭》） 谢铎的诗文，在情绪的流露上总是雍容平和，但在书中却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因为其间关系到他立身处世之大节，极见其为人，亦可佐证前述史传、碑铭对其评骘之不诬，这便是《与陈太守》书，兹录全文如下： 闻有考绩之行，虽于吾民不能无扳辕之私，而昔人登仙之羡，实自兹始矣。仆自辱枉顾，后恒在病乡，所委志事虽不敢废，实亦扶惫应命耳。
但向所查田粮诸件，俱未蒙判付，不免阁笔以俟。兹专赵因来取，恃知爱复有所渎： 闻有假托贱姓名于贵同寅诸公处嘱托者，噫，甚矣世之滋伪也！仆杜门自弃久矣，不识贱姓名犹有可假托以干人者乎！仆虽不才，入仕以来几四十年，未尝有一毫干于官府以为非义之取。此心，在人虽或未能尽知， 而天地鬼神则实鉴之。且以近事而论，十数年前，太守阮公实先叔父同年，叶公则仆之同年也，仆向亦家居，情与势之可干者孰踰于此，不于此时干之，而乃于今日干之乎？仆非惟不敢干于官府，虽朝廷之上，平生亦未尝有所干乞，所乞恩者惟求退一事而已。仆官虽卑，亦有俸禄皂隶之给， 其弃之而归也，初无所抑勒，亦无所顾忌，乃不于彼自为素餐之利，而于此为干人之利乎？虽至愚无耻者，计亦不出此也。且天下之最不可假者，莫过于手书，仆书虽甚丑，要亦自与人不同，敢望于各衙诸公处取仆向所干托之书，一参较之，真伪自见。仍烦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杜后患。
仆虽不足道，而受嘱之名，亦恐反为诸公累也。今后凡有此等，望即监候其人，仍将原票差人一问，明白立见，何必隐忍含容，而使彼此同受暧昧污辱之名乎？ 又闻武通判尝与阁下言仆占寺田不肯纳米。彼虽暧昧以去，幸阁下尚在，烦即唤通都里老一问，仆名下若有一毫寺田，则己所有田地皆当入官。天地间固自有不可磨灭之公论，而此等毁谤人者，天地鬼神其能容之乎！置之不较，固学者事，但如前所谓嘱托者，不无有累诸公，不得不白， 独不识此等人必欲驾空谤毁于人者何哉！所可喜者，天下公论断不在此等人也，言之可为一笑。
又闻推府衙有轴文，亦是仆姓名，不知求者何人，所为作者何事？此又甚可笑也。即此以推，他可知矣。
此皆事迹之显然者，伏乞必追究传递之人，必加之罪，庶足以上昭公法而少慰私念也。
谢铎在经营方山书院过程中突然蒙受侵占寺田、不缴租税的诬陷，这是向来以磊落坦荡自期的他断难容忍的。他在信中列举例证，剖白心曲，义正情深， 不容置疑，文中更涌荡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傲然正气，使人掩卷沉思，动容不已。
二、谢铎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谢铎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
１．体裁广泛 形式多样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①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① 论述十种文体与风格，较曹丕为详。至南朝齐梁，文体论的发展完全成熟。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是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文心雕龙》５０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２０篇，详论文体２３种，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而萧统《文选》则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３７种。② 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文体的分类更为细腻繁杂，如吴讷就将文体分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以及近代词曲等５８种，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更是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增益至１２１种之多。今观谢铎文章，对于众体显然兼善，除前文我们具体讨论的序、史论、碑记、传、祭文、谥议、策问、墓志铭、墓表、题跋、书之外，谢铎集中还有讲章、奏议、引、戒、杂著等，而且各类文体创作风格多元，因此，体裁广泛、形式多样可为谢铎文章之一大特色。
２．巧于立说 善于发论谢铎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论的基点，从而巧妙地展开他的议论，带动他的文章。如他的《恒产录序》。这不是诗文集序，也不是赠行序，而是“财产序”，这在清高的文人群体里恐怕还是个忌讳，为此要找个话题就得费心。谢铎的立论就很巧妙，他先引孟子的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于是赶紧一转：“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既然“民”不可能都是“士”，那么为了让这些未必是“士”的“民”能有恒心，则“恒产在人诚不可一日无也”。既然“恒产”不可一日无，那么“我”记录自家的“固定资产”交待给子孙并作这篇序文也就不是多余，故文末曰：“观者幸无疑其迂，而又笑其言之喋喋如是也。”中间就抓住“民”不可能都是“士”发表一段议论以自坚其说：“於乎，民岂能以皆士哉！吾浅薄，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特令其足供衣食，与凡民齐耳。虽然，世固有家累千金，而子孙不免为沟中之瘠；亦有贫无卓锥，而子孙卒能自奋为豪杰之士焉。卒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岂能逆料而预处之哉！昔人有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请诵是以为吾子孙之恒产，可乎？” 再如《庐州府学尊经阁记》。该文是应当时庐州知府之请而作，目的是要让到尊经阁读书的学子“知所以学”。谢铎说，推本而言，“修道之教则实在于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作古而后生不及见随怎么办，这个问题“圣人”早就为我们想到了：“圣人既因天命之性，而修道以为之教，又以为吾身有尽而道无穷，使不有文以载，以为继之之具，将何以遍天下及后世而为无穷之教化也哉！”于是有了相传的“圣人”之“经”。是为文献之必要，也就是读书之必要，已暗寓劝学于叙述之中。接着讲明诸子、史家与圣人之经（谢铎径称为“圣经”） 在功用上有差别，但最终目的都是“以求自造乎垂世立教之地”。以上是叙述， 皆为以下论学一段文字张本：“然载籍至是盖已不胜其多，而尊经之阁将有不得而容者矣。虽然，上之天道之幽微，下之人事之变革，以至名物度数之杂，钱谷甲兵之繁，皆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参考而博求之，则固无以体其全而究其极也。若曰所求于是者，不越记诵、训诂、词章之间，以钓声名、谋利禄而已，则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亦奚以多为哉！ 噫！此考亭朱夫子之训，吾徒所当世以为家法者也。不然，则颖悟之学，虽六经亦赘疣耳。”“然”“虽然”“不然”三重转跌，将读书的各种主要矛盾和辩证关系论说得十分透彻。
其他则有在叙事中不失时机地插入议论的，如《广东左布政使陈君墓志铭》，在叙述完陈士贤因“抗折”权贵而被诬致死后、追述其生前其他可嘉事迹前，插入论说曰：“君虽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壮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时贪冒患得以传成其狱者，闻兹吏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又如《都御史夏公墓志铭》，在说完墓主致仕后，插入论说曰：“方公之力致其政以归也， 天下想闻其风采，以为有若公者，盖士方以进为荣，至老于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难，若公者其进退轻重于世何如哉！”（按：疑前句“以为有若公者”衍，后“若公者”前误脱“以为”。）这种在叙事时巧妙地夹带议论，仿佛价值追加的功夫，使所叙对象更加丰实厚重。
３．婉曲铺垫 深致其意文章“婉曲深致”，是作者思虑周全的表现。谢铎总是要将文章做“足”，就描写来说是反复衬托渲染，就抒情来说是层层铺进，就议论来说是层层思虑一转再转，务使读者无隙可钻。议论方面的表现，就拿上面引录的《恒产录序》中一段议论文字来说，“虽然”以下至“昔人有言”之前一段话，即使没有也不损害文意，而且文气也自然贯通，但谢铎就是要宕开一层，上言既“不敢以士之贤望子孙”矣，此更言“逆料”其或为士之贤而“预处之”，则子孙贤不贤、士不士不必论，而吾之录恒产为必需无疑，文章而至此则读者欲作一毫假设以诘之而不能矣。这种婉曲深致而终于周全便是谢铎文章的一大风格，这或许与其理学思辨的熏陶和为人谨慎有关。描写与抒情方面的表现则仍以《王尚德哀辞》为代表，此文我们在讨论他的祭文类作品时已引录过，其对于时间的记忆格外详细、明白，在看似平平无奇的流水般记叙中，其内在积压之情感也随着“既三年”“又三年”“又明年”“又三年”“又二年”“又四年”的历历细数而丝丝抽绎、层层叠进。文章从相交相知叙起，为情感的最终喷发做迂回包抄式的铺垫，如海潮将来时那天地间隐约滚动的白线，至“尚德之讣至”则已是大浪滚滚矣，读者以为此时谢铎必哭哀出声，然而，作者却将自己作为倾泻其对王尚德之情感的相对面做了一个特写，写其闻噩耗后“始而惊，既而疑，既而屡问，而屡得其真”，四个“而”字句，由三字阶梯式增至四字、五字，读者之情绪亦随其笔触如睹钱塘大潮般滚滚扑近，而作者终于“大恸失声”！这本是已达到高潮，而作者犹嫌未能深致其意，除了要用“里之人无贤不肖识不识”皆“嗟悼之于形色”来补足情绪外，还要在本只给生者以无限回忆的空白地带填上一笔：“既而又闻尚德濒死，有遗草弗及上。”于是情、意皆汪汪然满矣，几于溢矣。至此，其哀悼之深情厚谊正仿佛那近面扑来的海潮，不仅触手可及，而且已完全打湿了看客们的衣襟。
４．细节描写 优化语言谢铎的文章往往能注意细节描写，尤其是在刻画人物时，如《松坞黄公传》，主题基本就是由一连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构成，尤其是“有盗发其囷者，公遥见之，却避焉，顾从者曰：‘彼一人所得几何，不幸而我见，将终身蒙耻矣。’”这个典型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有入木三分之效，而补写黄公死前一段文字更是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公平生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 坐所谓松坞者观焉。见奸臣贼子，则愤然正色，掩卷大骂不绝口。卒之前一日，是书犹在，未释也。”有时用细节进行反衬，则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史论《司马光》篇，要在短短两百来字的篇幅内，对历史上两位有争议的政治家作出优劣评议，是有困难的，而谢铎巧妙地选择了两个细节进行相互之间的反衬，就轻松地解决了问题：一是王安石为相时，“交阯小丑”曰“中国穷困生民， 欲以相拯”；二是司马光为相时，“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于是孰优孰劣，结论不下而明。有时则用于对环境的描写，通过对环境细节的刻画来渲染主人公的内在情操，如《筠心郭先生墓碣铭》，“墓碣铭”原本的命意是要“论列德善功烈”，而作者却通过对墓主生前居住环境上的细节描写来实现这一目的：“一室萧然，疏筠瘦石，左图右书，入其室，听其谈，殆不知人世间别有所谓尘俗气也。”寥寥数语，使读者如入其境而亲炙其人，这同时也归功于他写作时对语言进行优化组织的功夫，措辞简洁明朗而富韵味，“疏”“瘦”二字似入诗境画意，则室中拥书自雄者自非尘俗中人。谢铎的语言，总体来说是简单明朗，但这并不意味他不注重语言的修辞功夫。谢铎的修辞侧重在对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化上，他能巧妙地组织语词结构，以表述尽可能丰富的意思和情感。试比较下面两句话便不难明白： 前辈老成，典刑无几，予又安得不为先生铭哉？（《鄱阳教喻应先生墓碣铭》） 前辈典刑零落殆尽，不惟后生小子无所与归，而溪风山月亦无主领者矣，如之何而不悲且痛，而尚忍为先生铭哉？（《筠心郭先生墓碣铭》） 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在情感表达的力度和深度上却有着重大的差别，前一句看似抒情，实则是白描，后一句看似描述，实则是抒情，若单看后一句，自难看出谢铎在语言上所留意的工夫。
谢铎在表达他的感情的时候，有时不免含蓄而似略有欠缺，这就需要我们去留意他在别处所流露的情感，这又与他对语言的区别运用有关。不妨再看一例：嗟我同年几三百人，历事两朝，百十仅存。惟公耆德，不倦于勤。…… 既哭青溪，公复讣闻。（《祭宗伯傅先生文》） 慨念畴昔一代交游，称豪杰士若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驽下，病且不死，既铭吾一中，又铭士贤，而尚忍复铭君也哉！（《南安府知府华亭张君墓志铭》） 上面的两段文字说的意思也是一个，但谢铎根据文体的差异在语言的组织上就有相应的变化，通过联字的呼应、关联，散体的文字较之整饬的四言体容易形成跌宕的语势，随着“且”“既”“又”的层层转递，文章在情感上也就增益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谢铎的语言组织总是很自然，读来仿佛不曾经心，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就能感觉到他在这种自然明畅的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比如上面两段文字，同样的意思和类似的情感，谢铎在别处还有表达：“予同年进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顺甲申以迄于今，仅十有二年，中间得丧悲欢，盖物故者几五之一，感念今昔，不觉怅然为之出涕……”（同名诗题，可作诗序观）由于此处谢铎是用作诗题，而兼有序的性质，所以他用的是平叙的笔触，娓娓说去，要在“不觉”之间，而种种“得丧悲欢”的情感则留给了具体诗篇。
总之，谢铎丰富的文章创作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各种体裁灵活熟练的应用能力，和对语言变化与情感表达两者关系的艺术感悟能力。要补充的是，谢铎不仅善于通过散体文字的腾挪来达到优良的抒情效果，而且其对骈体以及四言形式的掌握与运用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祭林一中佥宪文》： 於乎！贵而不用，用而不尽，吾不敢以为兄恨；悦之者寡，不悦者众， 吾不敢以为兄痛。所以惓惓痛恨不能自已于吾者，上以为朝廷，下以为乡国，而深有叹乎吾党之孤也。然则絮酒炙鸡，岂足以酬知己万一焉者？鉴吾词之痛恨，庶足以慰兄于不死耳。於乎哀哉！尚享。
此篇文字抒情之恳切深挚，深得益于骈句的运用。其四言抒情之佼佼者则如《祭亡妻孔孺人文》《谒十五叔父墓祭文》等篇，如《祭亡妻孔孺人文》中一段： 昔与子别，一岁为期。今子别我，欲见何时？执手之言，惺惺在耳。
忍生而别，而竟以死。莫苦莫恨，死别生离。我兼而有，我实倍之。我儿呱呱，孰抚以保？我身茕茕，孰藉以老？我老而病，子壮而强。老或幸免， 壮溘以伤（疑“殇”）。彼苍者天，曷其有定。我覆我培，以俟以听。欲归未可，愧此酹词。我心之痛，子宁不知。
此中明显有仿学《诗经》《楚辞》的痕迹，如前四句即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的笔法，“彼苍者天，曷其有定”则从《唐风·鸨羽》中来，而“莫苦莫恨，死别生离”则是从《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化出。所贵在能为我所用，如盐入水，所有言语皆切入我之情怀，惺惺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附注
①《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第７３０７页。
② 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二册，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１６页。
①《明实录·宣宗实录》卷八十七“七年二月戊戌”，第２０００—２００１页。
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２５页。
③ 同上，第１０２４页。
①《明史》卷二百八十六，第７３４１页。
② 同上，第７３４２页。
① 《谢铎集》卷五十七，第５３９—５４０页。
① 《明史》卷十三，第１６８页。
① 《谢灵运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９页。
①《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第１２４７页。
② 同上，卷一百二十八，第１３０２页。
① 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３５页。
①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４页。
① 《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３页。
①《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５４页。
② 《文章辨体序说》，第５４页。
①《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４８页。
②同上，第１５１页。
③ 《文章辨体序说》，第５３页。
① 王廷相《方石先生墓志铭》，见《谢铎集·附录》。
① 《文体明辨序说》，第１３６页。
①詹锳著《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１８页。
② 《文章辨体序说》，第４１页。
①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７页。
② 傅刚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一书中认为，《文选》除传统归纳的３７种之外，还应将“难”和“移”单独分体，这样就应分为３９类。参见其书第１８７页的相关论述，可备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