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天下之道非托之书不能以自传，天下之书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虽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诵习之功未有不假书籍以传者也。本监所有历代书板，虽旧多藏贮，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遗，虽旋加修补，而切于日用者犹或未备。臣愚，乞敕各布政司，将所有紧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与《宋史》等书，尽行起送到监，一以备国学蓄积之富，而士习有所资，一以免有司馈赠之劳，而民力有所省，一举两得而有益无损矣。又本监所有东西书库屋既隘陋，地亦卑湿，以致各样书板朽坏日甚，所损非细。臣愚，乞敕改为东西书楼，上以为庋置之所，下以为印造之局，不惟书籍之奉安极其高洁，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检。其工价料物，如不欲动费在官钱粮，臣当别行节缩措置。如此则历代紧要书板不致污坏散漫，而教化之助，亦庶几其永有赖矣。
这段首句表明了谢铎对书籍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强调了国子监作为国家高级教育机关在聚书、刻书方面义不容辞的责任。官方加强对图书典籍的管理，从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就开始了。为巩固思想话语的霸权地位，以文字和书籍为焦点的规范和审察制度，历朝历代从来都没有被忽视过。早期的图书是与王室档案合二为一的，由于孔子等人删定六经，后学利用档案记录编纂加工《国语》《左传》等史书，促使学术下移，也最终使档案与图书分离①。秦代毁禁私学，形成“书同文，车同轨”的专制局面，而中央的律法、户籍、舆图、诏令、奏疏等建档与保管措施却非常得力，同时各种书籍统一由太学博士掌控，民间则“以吏为师”，不得私藏典籍，这样就赋予了太学汇藏天下图书的一大职能，如明堂、金匮、石室是为官藏图书的专门之所。汉代官藏体制更加完善，图书有“外府”与“内禁”不同类型。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敕校书，后者编定《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图目录分类著作，由之亦可略见当时藏书之盛。东汉明帝永平五年（６２）班固由校书郎升任兰台令史，即专职图书管理；汉桓帝时设立秘书监，是为主管图书的专职部门；曹魏黄初年间由陈群、杨俊等人编纂成我国第一部大型类书《皇览》，这些均为图书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频遭兵燹之灾，因而聚散无常，亡佚甚多。隋朝东都洛阳有观文殿，西京长安有嘉则殿专门藏书，后者藏书达三十万卷，历代罕有其匹。唐代设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崇文馆，均厚藏典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藏系统。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兴起，官府刻书的职能也不断增强。后唐长兴三年（９３２），刊印《九经》，为我国监刻之始。北宋建有崇文院三馆，又增修秘阁，专司藏书；太清楼、龙图阁专供宫廷阅书而建，前面的馆阁藏书则对外开放；同时大规模的编刻活动也得以展开，如开宝年间佛藏及道藏《万寿大藏》的刻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四大类书的刻印。元代虽尽得宋、金烬余之书，但并未进行较彻底的编目整理工作， 管理举措亦乏善可陈。明代初年罢除存在千余年的秘书监，由翰林院接手藏书之事，另外南京文渊阁、南北两监均有藏书之责，这样就造成缺乏专人统一管理，图书流失严重的积弊。明成祖时编修《永乐大典》共２２８７７卷，是举世公认的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这固然值得称道，而我们上述提及的体制性的匮缺并不利于官藏事业的长期发展①。
明初以来，从朱元璋开始就非常重视充实秘府藏书。《太祖实录》卷二十载：“（丙午五月庚寅）上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②到朱棣时仍多次垂问。《太宗实录》卷五十三载：“（永乐四年四月）乙卯，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上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上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诏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③到永乐五年十一月，《永乐大典》修成，明朝一代的文治武功达到高峰。但进入明中叶，由于内忧外患，以及君主怠政、疏于文教等因素，国子监的书籍征集、储藏、维护，书楼的保修等一系列问题都暴露出来。成化、弘治以来的监藏及监刻现状已不容乐观。正如谢氏在奏疏中提到的“本监所有历代书板，虽旧多藏贮，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遗，虽旋加修补，而切于日用者犹或未备”，又“本监所有东西书库屋既隘陋，地亦卑湿，以致各样书板朽坏日甚，所损非细”，监内藏刻的基础设施均年久失修，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谢铎建议改建原有的东西书楼，楼上藏书，楼下印书，从而加强对图书的保管、刻印工作的力度；程朱大全集、《宋史》等书板最须补齐，至于刻书经费，谢氏提出财政补贴与开源节流并行的主张。谢铎所有建议归并到一点就是通过藏书、刻书（书是“历代紧要”之书）的措施对入监读书的士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达到“翩彼飞鸱，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诗·鲁颂·泮水》）的教化目的。这又与他“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的思想主旨一脉相承。此后不久，即弘治五年五月，大学士丘浚借上《大学衍义补》的机会重新强调了内阁藏书的严峻状况，他称：“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十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考校，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散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为扭转这种局面， 他提出应重视两京国子监的藏书功能，他称：“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收贮封识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天下书籍尽归内府，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他书籍，其官几于虚设，请于内阁见存书籍内查有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仍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疏奏知， 量为起取存留，分派辏补……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满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藏书之所分为三处，二在京师，一在南京，则是一书而有三本，不幸一处有失，尚赖有二处之存。”接着，他又强调了国子监藏书的操作规程，其称：“其在国子监者，如内阁例，盛以厨匮，置于典簿厅载道所中，责付典簿掌管，祭酒、监丞等官时常提调监护，然惟掌其外门之钥……南监钥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皆不许监官擅自开匮取书观阅，并转借于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①丘濬的建言，比谢铎更加具有统观性，同时也印证了谢铎上疏中所提到的种种弊端。
这段首句表明了谢铎对书籍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强调了国子监作为国家高级教育机关在聚书、刻书方面义不容辞的责任。官方加强对图书典籍的管理，从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就开始了。为巩固思想话语的霸权地位，以文字和书籍为焦点的规范和审察制度，历朝历代从来都没有被忽视过。早期的图书是与王室档案合二为一的，由于孔子等人删定六经，后学利用档案记录编纂加工《国语》《左传》等史书，促使学术下移，也最终使档案与图书分离①。秦代毁禁私学，形成“书同文，车同轨”的专制局面，而中央的律法、户籍、舆图、诏令、奏疏等建档与保管措施却非常得力，同时各种书籍统一由太学博士掌控，民间则“以吏为师”，不得私藏典籍，这样就赋予了太学汇藏天下图书的一大职能，如明堂、金匮、石室是为官藏图书的专门之所。汉代官藏体制更加完善，图书有“外府”与“内禁”不同类型。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敕校书，后者编定《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图目录分类著作，由之亦可略见当时藏书之盛。东汉明帝永平五年（６２）班固由校书郎升任兰台令史，即专职图书管理；汉桓帝时设立秘书监，是为主管图书的专职部门；曹魏黄初年间由陈群、杨俊等人编纂成我国第一部大型类书《皇览》，这些均为图书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频遭兵燹之灾，因而聚散无常，亡佚甚多。隋朝东都洛阳有观文殿，西京长安有嘉则殿专门藏书，后者藏书达三十万卷，历代罕有其匹。唐代设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崇文馆，均厚藏典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藏系统。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兴起，官府刻书的职能也不断增强。后唐长兴三年（９３２），刊印《九经》，为我国监刻之始。北宋建有崇文院三馆，又增修秘阁，专司藏书；太清楼、龙图阁专供宫廷阅书而建，前面的馆阁藏书则对外开放；同时大规模的编刻活动也得以展开，如开宝年间佛藏及道藏《万寿大藏》的刻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四大类书的刻印。元代虽尽得宋、金烬余之书，但并未进行较彻底的编目整理工作， 管理举措亦乏善可陈。明代初年罢除存在千余年的秘书监，由翰林院接手藏书之事，另外南京文渊阁、南北两监均有藏书之责，这样就造成缺乏专人统一管理，图书流失严重的积弊。明成祖时编修《永乐大典》共２２８７７卷，是举世公认的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这固然值得称道，而我们上述提及的体制性的匮缺并不利于官藏事业的长期发展①。
明初以来，从朱元璋开始就非常重视充实秘府藏书。《太祖实录》卷二十载：“（丙午五月庚寅）上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②到朱棣时仍多次垂问。《太宗实录》卷五十三载：“（永乐四年四月）乙卯，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上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上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诏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③到永乐五年十一月，《永乐大典》修成，明朝一代的文治武功达到高峰。但进入明中叶，由于内忧外患，以及君主怠政、疏于文教等因素，国子监的书籍征集、储藏、维护，书楼的保修等一系列问题都暴露出来。成化、弘治以来的监藏及监刻现状已不容乐观。正如谢氏在奏疏中提到的“本监所有历代书板，虽旧多藏贮，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遗，虽旋加修补，而切于日用者犹或未备”，又“本监所有东西书库屋既隘陋，地亦卑湿，以致各样书板朽坏日甚，所损非细”，监内藏刻的基础设施均年久失修，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谢铎建议改建原有的东西书楼，楼上藏书，楼下印书，从而加强对图书的保管、刻印工作的力度；程朱大全集、《宋史》等书板最须补齐，至于刻书经费，谢氏提出财政补贴与开源节流并行的主张。谢铎所有建议归并到一点就是通过藏书、刻书（书是“历代紧要”之书）的措施对入监读书的士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达到“翩彼飞鸱，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诗·鲁颂·泮水》）的教化目的。这又与他“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的思想主旨一脉相承。此后不久，即弘治五年五月，大学士丘浚借上《大学衍义补》的机会重新强调了内阁藏书的严峻状况，他称：“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十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考校，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散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为扭转这种局面， 他提出应重视两京国子监的藏书功能，他称：“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收贮封识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天下书籍尽归内府，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他书籍，其官几于虚设，请于内阁见存书籍内查有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仍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疏奏知， 量为起取存留，分派辏补……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满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藏书之所分为三处，二在京师，一在南京，则是一书而有三本，不幸一处有失，尚赖有二处之存。”接着，他又强调了国子监藏书的操作规程，其称：“其在国子监者，如内阁例，盛以厨匮，置于典簿厅载道所中，责付典簿掌管，祭酒、监丞等官时常提调监护，然惟掌其外门之钥……南监钥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皆不许监官擅自开匮取书观阅，并转借于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①丘濬的建言，比谢铎更加具有统观性，同时也印证了谢铎上疏中所提到的种种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