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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从祀之贤，实万世瞻仰所系，一有不合于天理人心之公，何以为教化本源之地，是诚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谓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当黜陟者先儒程子与熊去非已有定论，而近时大臣与礼官亦尝会议，取自上裁，不敢再赘。但此外犹有不能以无疑者。有若龟山先生杨时，程门高第，伊洛正传，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轩所称，继往开来；吾道南矣，实演晦翁之派。虽其晚节一出，不克尽从其言，而新经之辟，诚足以卫吾道。论行检，汉儒如马融、戴圣之徒，固为不可几及；论著述，宋儒自周、程、张、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预从祀之列，臣窃惑焉。又若临川郡公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出处圣贤之大节，夷夏古今之大防，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迹其所为，曾不及洛邑之顽民，何敢望首阳之高士。昔人谓其专务圣贤之学，卓然进退之际，不识圣贤之于进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犹在从祀之列，臣固不能以无惑。况二人者皆太学之师， 其于庙祀黜陟之际，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敕升时以上附宋诸贤之位，斥澄以下从莽大夫之列，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论允惬，而于世道教化亦不为无少补矣。
《明史》谢铎本传特别提到其中的“正祀典”，曰：“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杨时，字中立，北宋学者， 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宋仁宗皇祐五年（１０５３）生，宋高宗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卒。熙宁进士，曾任右谏议大夫、工部侍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先后就学于程颢、程颐。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后东南学者奉为“郑氏正宗”。他提出“合内外之道”，即以主观（内）融合客观（外）的方法，认为“至道”“天理”只能从内心体验，“默而识之”。朱熹之学和他有间接师承关系。
著作有《二程粹言》《龟山集》。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１２４９），卒于元文宗至顺四年（１３３３）。因程钜夫题其所居草屋曰“草庐”，宋元之际学者称其草庐先生。入元，曾任国子司业、翰林仕郎、编修、集贤直学士等，为学主折衷朱（熹）陆（九渊），而终近于朱。他认为“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而“理”是“气”的主宰；提倡“存心”“明理”，重“尊德性”。著作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书纂言》从吴棫与朱熹之说，疑《古文尚书》及《孔传》为伪书，《礼记纂言》则凭己意将《小戴记》四十九篇割裂。
据《明实录·宗英实录》卷四载：“（宣德十年四月）壬戌，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吴澄自十岁得朱熹所注《大学》，读之即知为学之要，既而潜心《语》《孟》《中庸》，遂大肆力于诸经……上以崇儒重道正在旌异先贤，命礼部即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儒学，一体从祀，永为定制。”①上述即为吴澄从祀之始。而关于杨时入祀的建议，早在谢铎之前亦有人提出过。《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三载：“（正统十三年二月）甲戌，福建延平府将乐县儒学训导王昌顺言：本县有宋儒龟山杨田寺（应作时），师事二程，得理学之传，其注释五经四书，国朝颁降《大全》，多见采录。心术之正，理学之微，诚有益于治教，且出之大儒，若罗从彦，李侗、朱熹辈，道学渊源实自时始。乞准令从祀，庶以上昭国家崇祀之典，下彰先儒传道之功。”② 虽然当时诏令礼部定议，显然无果而终。继王昌顺之后，谢铎再次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在本条中，谢铎认为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而后仕于元。“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
出处圣贤之大节，夷夏古今之大防，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
从我们今天来看，蒙古族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然在宋代、明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谢铎从他的忠君爱国心态出发，认为吴澄不应受祀于太庙，提出罢祀吴澄，他忠贞不二的思想也是异常鲜明的了。
《明史》谢铎本传特别提到其中的“正祀典”，曰：“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杨时，字中立，北宋学者， 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宋仁宗皇祐五年（１０５３）生，宋高宗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卒。熙宁进士，曾任右谏议大夫、工部侍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先后就学于程颢、程颐。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后东南学者奉为“郑氏正宗”。他提出“合内外之道”，即以主观（内）融合客观（外）的方法，认为“至道”“天理”只能从内心体验，“默而识之”。朱熹之学和他有间接师承关系。
著作有《二程粹言》《龟山集》。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１２４９），卒于元文宗至顺四年（１３３３）。因程钜夫题其所居草屋曰“草庐”，宋元之际学者称其草庐先生。入元，曾任国子司业、翰林仕郎、编修、集贤直学士等，为学主折衷朱（熹）陆（九渊），而终近于朱。他认为“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而“理”是“气”的主宰；提倡“存心”“明理”，重“尊德性”。著作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书纂言》从吴棫与朱熹之说，疑《古文尚书》及《孔传》为伪书，《礼记纂言》则凭己意将《小戴记》四十九篇割裂。
据《明实录·宗英实录》卷四载：“（宣德十年四月）壬戌，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吴澄自十岁得朱熹所注《大学》，读之即知为学之要，既而潜心《语》《孟》《中庸》，遂大肆力于诸经……上以崇儒重道正在旌异先贤，命礼部即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儒学，一体从祀，永为定制。”①上述即为吴澄从祀之始。而关于杨时入祀的建议，早在谢铎之前亦有人提出过。《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三载：“（正统十三年二月）甲戌，福建延平府将乐县儒学训导王昌顺言：本县有宋儒龟山杨田寺（应作时），师事二程，得理学之传，其注释五经四书，国朝颁降《大全》，多见采录。心术之正，理学之微，诚有益于治教，且出之大儒，若罗从彦，李侗、朱熹辈，道学渊源实自时始。乞准令从祀，庶以上昭国家崇祀之典，下彰先儒传道之功。”② 虽然当时诏令礼部定议，显然无果而终。继王昌顺之后，谢铎再次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在本条中，谢铎认为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而后仕于元。“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
出处圣贤之大节，夷夏古今之大防，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
从我们今天来看，蒙古族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然在宋代、明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谢铎从他的忠君爱国心态出发，认为吴澄不应受祀于太庙，提出罢祀吴澄，他忠贞不二的思想也是异常鲜明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