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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是师儒之职诚不可以不重。如臣等两京国子监官以至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隶提学等官皆所谓师儒也。
有如臣者至愚极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负于初心，任匪其人，曷克更图于后效，愿乞早赐罢黜之恩，以为师儒不职之戒。然后力求道德之士，以为太学之师，若唐之韩愈、宋之杨时，庶几教化有赖，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为虚也。至于提学等官，虽一方教化之司，实天下人材之责，拳足以黜陟其间，非如国学之徒守绳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养其始，非如国学之坐视扞格而不可为。盖其官之所历，视国学虽为稍卑，而其职之所关，视国学则为最切。故必得廉静恬退之士而有严重刚方之操，风采纲纪之中而有涵养作兴之道者，庶足以称其任而不愧其职也。
不然，或矫激以卖公道，或假托以盖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竞，何以禁人之不于我乎奔竞？在我者不能以不贪得，何以禁人之不于我乎贪得？ 科贡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其府州县学等官，固亦视其好恶以为向背， 因其劝惩以为贤否，盖又在所不必论也。凡若此者，臣岂敢推过于人而不归咎于己，其实天下之士，十数年养成于彼，而欲一旦责成于此，虽有智者，殆亦无如之何。① 谢铎提出选择两京国子监、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隶提学等官员，应力求像韩愈、杨时等人那样学问道德皆彰明较著的人充当。只有这样，才能“教化有赖，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为虚也”。由上可以看出，慎择师是谢铎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而追根溯源的话，《礼记·学记》中的相关论述无疑是其继承的理论原点。慎择师的预设前提是教师自身的价值与作用非同小可，正如《学记》中指出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②教育的重要毋庸多讲，而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导因素，自身自然也具有了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甚至战略意义。一定程度上讲，教师乃是其传授道业形而下的化身，尊重教师也即尊重知识，故《学记》中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③当然这种崇高的价值定位亦对应地追加了胜任教师职业的难度。“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①《学记》这一段描述又将教师能力及修养加以普泛化地推广成跻身官僚阶层，进行管理统治的必备素质；对于受教者或者教育制度订立者而言，慎重择师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谢铎基本祖述《学记》的教育主张，只是更加强调教师的儒范素养，“廉静恬退之士而有严重刚方之操，风采纲纪之中而有涵养作兴之道者”，正是他理想中的人师范型。谢铎有“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所以才特别强调师资建设。除了监官以外，地方提学的选拔任用亦不容小觑，因为其“功足以培养其始”，因此“其职之所关，视国学则为最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谢铎的人材培养观是层级性的、系统化的。虽然这种人材培养观是与当下教育制度相适应的产物，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教学中的必然规律。
有如臣者至愚极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负于初心，任匪其人，曷克更图于后效，愿乞早赐罢黜之恩，以为师儒不职之戒。然后力求道德之士，以为太学之师，若唐之韩愈、宋之杨时，庶几教化有赖，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为虚也。至于提学等官，虽一方教化之司，实天下人材之责，拳足以黜陟其间，非如国学之徒守绳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养其始，非如国学之坐视扞格而不可为。盖其官之所历，视国学虽为稍卑，而其职之所关，视国学则为最切。故必得廉静恬退之士而有严重刚方之操，风采纲纪之中而有涵养作兴之道者，庶足以称其任而不愧其职也。
不然，或矫激以卖公道，或假托以盖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竞，何以禁人之不于我乎奔竞？在我者不能以不贪得，何以禁人之不于我乎贪得？ 科贡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其府州县学等官，固亦视其好恶以为向背， 因其劝惩以为贤否，盖又在所不必论也。凡若此者，臣岂敢推过于人而不归咎于己，其实天下之士，十数年养成于彼，而欲一旦责成于此，虽有智者，殆亦无如之何。① 谢铎提出选择两京国子监、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隶提学等官员，应力求像韩愈、杨时等人那样学问道德皆彰明较著的人充当。只有这样，才能“教化有赖，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为虚也”。由上可以看出，慎择师是谢铎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而追根溯源的话，《礼记·学记》中的相关论述无疑是其继承的理论原点。慎择师的预设前提是教师自身的价值与作用非同小可，正如《学记》中指出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②教育的重要毋庸多讲，而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导因素，自身自然也具有了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甚至战略意义。一定程度上讲，教师乃是其传授道业形而下的化身，尊重教师也即尊重知识，故《学记》中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③当然这种崇高的价值定位亦对应地追加了胜任教师职业的难度。“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①《学记》这一段描述又将教师能力及修养加以普泛化地推广成跻身官僚阶层，进行管理统治的必备素质；对于受教者或者教育制度订立者而言，慎重择师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谢铎基本祖述《学记》的教育主张，只是更加强调教师的儒范素养，“廉静恬退之士而有严重刚方之操，风采纲纪之中而有涵养作兴之道者”，正是他理想中的人师范型。谢铎有“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所以才特别强调师资建设。除了监官以外，地方提学的选拔任用亦不容小觑，因为其“功足以培养其始”，因此“其职之所关，视国学则为最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谢铎的人材培养观是层级性的、系统化的。虽然这种人材培养观是与当下教育制度相适应的产物，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教学中的必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