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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九年，首辅彭时等人以《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为论题，征询群臣建言。
谢铎对宪宗提出要求：“不惑异端，不溺他好，纲纪必立，赏罚必信，征敛以艺， 费出以经，罢庙塔之奉，绝恩倖之滥，杜私门之蠹，省坐食之冗，以大宽边税，以大足边储。凡所以任用将帅，蓄养士卒，设施注措于关徼夷狄之间者，皆周详精密如在室堂之上。”②虽然此状主要针对备边事宜而论，但谢铎立论的重心无疑还在内政改良、君德修明等内因的解决上。其“赏罚必信”、“绝恩倖之滥”等主张既是针砭现实而出，又是谢氏向来反滥赏、滥刑思想的体现。其在评曹彬时称： 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矣。太祖之于曹彬，宁赐以三十万钱而靳一使相，夫岂吝赏者哉？特不欲滥赏耳。然与其不轻授于旋师之后，孰若不轻许于出师之初。徙木之赏，固为国者所不弃，然许而后赏，上下之间已不免交相为利，况又从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谦厚，固未能保其不怏怏者。李怀光之覆车，盖可鉴矣。① 这正是当下政治的鲜明的折射。宪宗即位之初传旨于下，可以任用伶人术士为文思院副使，从而造成“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的弊政。②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张稷等人的进谏揭露了传奉官制度的荒谬性：“比来末流贱技，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徙骤贵，间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赃，隐罪希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 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也？”③孝宗继位后降职、罢黜传奉官二千余人，一时朝野称快。然而，孝宗本人并未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制度。弘治七年，太监李广矫诏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旧例，孝宗居然予以默认。弘治十二年，情势再度严重，给事中张弘至称：“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玘等再传至一百八十余人。”④直到武宗正德年间，这一制度还余烬未息，时政荒乱可见。除了滥赏恩倖之外，广建皇庄及藩王、外戚、勋贵庄田亦有愈演愈烈之势。明初，太祖赐勋臣贵胄庄田， 多至百顷，藩王则达千顷；又赐百官公田，以租充禄，渐演为定制。宪宗即位后将曹吉祥地收作宫田，皇庄由此得名，以后庄田遍布郡县。至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人上奏：“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 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 灾异所由生。”⑤官与民争地、争利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成化间的荆襄流民起义即是显例⑥。弘治二年，谢铎有《白日鼠》一诗云： 嗟尔白日鼠，公然走踆踆。尔也本阴类，及昼恒畏人。
何年易尔性，不畏人怒嗔。残污我书册，施及吾冠巾。
暴啮动万状，孰辨夜与晨，我欲灌其穴，穴坏与墙亲。
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薪。展转两无策，为尔徙■呻。
悠悠此苍天，敢谓谁不仁。① 这可以算是对群小如城狐社鼠，而当朝又投鼠忌器的辛辣讽刺了。
谢铎亦反对滥刑，其评义纵中称： 刑之滥，不独君子受其祸，虽小人亦有因祸而幸者。小人幸而得非辜之祸，则亦将有辞于天下，而其罪亦未减矣。残酷若义纵，至一日杀无罪二百人，在王法诚有不容诛者，今乃坐捕告使而弃之市，则纵之罪，以民之故也，以民而死，兹其得祸也，顾不幸乎？於乎！纵不足惜，独念当时征敛之急，滥刑至是，则非纵而得罪者可知矣。② 这亦是对有明以来滥刑事实的曲折反映。早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罢仪銮司，改置锦衣卫，专掌缉捕、侍卫、刑狱之事，隶属镇抚司。成祖继位，宠信纪纲，后者借掌锦衣卫之机制造冤狱数以百千计。世宗时，尚书林俊上言：“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复以小事挠法。”③可见镇抚司锦衣卫滥刑之重。除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也是明朝两大冤狱制造所。永乐十八年十二月，东厂设立，由大内太监统领。成化十三正月，又设西厂，由太监汪直掌控。
数月间，汪直及其下属肆意拘讯命官、聚敛财物，冤狱频起。在群臣的声讨下最终罢去西厂。弘治九年，刑部官员徐珪又建议罢东厂，其称：“臣在刑部三年，见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 令傍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杀多人。”④然而，此议寝废不从。正德元年，刘瑾党羽邱聚、谷大用分领东、西厂，刘瑾自掌“办事厂”，虽东、西厂亦在其监控中，手法愈加酷烈。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部门的设立使君主专制的程度得以空前加强，它所带来的恐怖氛围及臭名昭著的恶果丝毫无益于事件的澄清，谢铎对此深恶痛绝，却不得不在当时秋荼密网的环境下， 以曲笔加以表达，其中《穷奇兽》一诗云： 穷奇兽，能啮人。啮人必忠信，覆谓奸佞亲。穷奇，穷奇，天生尔性任尔真，吾不尔怪何敢嗔。何敢嗔，蝮蛇在宥西踣麟。① 穷奇为传说中兽名。《山海经·西山经》有载：“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 猬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后引申为恶人。《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 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总之，口蜜腹剑、面誉背毁正是“穷奇”一类人的共同特征，其亦可算作对当朝权奸的形象表征了。此诗虽涉曲笔，却与其史论一脉相通。
通过对谢铎史学思想的探究，我们看到他注重史料的甄别并以历史人物的行迹推原其真实的行为动机，以此作出是非判断，而深得春秋笔法。此外， 在纵向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亦注重共时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考察，尤其是注重古今事实的历时比较，这使其史论具有鲜明的致用特色，而非徙托空言——— 谢氏历史观出经入史，以天命、诚等作为道体、心体，而赋予了其史学以理学式逻辑起点、历史起点，同时也使其评论具有泛道德化评判的特点，这一切无疑都是浙东史学承继朱熹“全体备用”思想的重大发扬。谢铎在对历史现象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对君臣关系作了伦理、道义层面上的考察，对权奸、女祸、宦竖等政治暗流大加挞伐。但是这种考察毕竟停留在“冀君王—悟”的道德渴盼上，对如何发挥台谏作用形成约束机制，而非只依赖君主一人道德觉悟和政治才能的体制性探讨相对欠缺，这就使之容易陷入孤立的思想境地。现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过：“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与其他的人类世界观察家一样，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这就需要他们不断地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意义的， 做出判断。”①谢铎有甄别，有选择，有判断，并有一种让当世君主不忘殷鉴，令后世学人永志史规的著述气魄和实绩，这些是值得今人加以重视和研究的。
谢铎对宪宗提出要求：“不惑异端，不溺他好，纲纪必立，赏罚必信，征敛以艺， 费出以经，罢庙塔之奉，绝恩倖之滥，杜私门之蠹，省坐食之冗，以大宽边税，以大足边储。凡所以任用将帅，蓄养士卒，设施注措于关徼夷狄之间者，皆周详精密如在室堂之上。”②虽然此状主要针对备边事宜而论，但谢铎立论的重心无疑还在内政改良、君德修明等内因的解决上。其“赏罚必信”、“绝恩倖之滥”等主张既是针砭现实而出，又是谢氏向来反滥赏、滥刑思想的体现。其在评曹彬时称： 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矣。太祖之于曹彬，宁赐以三十万钱而靳一使相，夫岂吝赏者哉？特不欲滥赏耳。然与其不轻授于旋师之后，孰若不轻许于出师之初。徙木之赏，固为国者所不弃，然许而后赏，上下之间已不免交相为利，况又从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谦厚，固未能保其不怏怏者。李怀光之覆车，盖可鉴矣。① 这正是当下政治的鲜明的折射。宪宗即位之初传旨于下，可以任用伶人术士为文思院副使，从而造成“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的弊政。②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张稷等人的进谏揭露了传奉官制度的荒谬性：“比来末流贱技，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徙骤贵，间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赃，隐罪希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 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也？”③孝宗继位后降职、罢黜传奉官二千余人，一时朝野称快。然而，孝宗本人并未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制度。弘治七年，太监李广矫诏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旧例，孝宗居然予以默认。弘治十二年，情势再度严重，给事中张弘至称：“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玘等再传至一百八十余人。”④直到武宗正德年间，这一制度还余烬未息，时政荒乱可见。除了滥赏恩倖之外，广建皇庄及藩王、外戚、勋贵庄田亦有愈演愈烈之势。明初，太祖赐勋臣贵胄庄田， 多至百顷，藩王则达千顷；又赐百官公田，以租充禄，渐演为定制。宪宗即位后将曹吉祥地收作宫田，皇庄由此得名，以后庄田遍布郡县。至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人上奏：“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 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 灾异所由生。”⑤官与民争地、争利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成化间的荆襄流民起义即是显例⑥。弘治二年，谢铎有《白日鼠》一诗云： 嗟尔白日鼠，公然走踆踆。尔也本阴类，及昼恒畏人。
何年易尔性，不畏人怒嗔。残污我书册，施及吾冠巾。
暴啮动万状，孰辨夜与晨，我欲灌其穴，穴坏与墙亲。
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薪。展转两无策，为尔徙■呻。
悠悠此苍天，敢谓谁不仁。① 这可以算是对群小如城狐社鼠，而当朝又投鼠忌器的辛辣讽刺了。
谢铎亦反对滥刑，其评义纵中称： 刑之滥，不独君子受其祸，虽小人亦有因祸而幸者。小人幸而得非辜之祸，则亦将有辞于天下，而其罪亦未减矣。残酷若义纵，至一日杀无罪二百人，在王法诚有不容诛者，今乃坐捕告使而弃之市，则纵之罪，以民之故也，以民而死，兹其得祸也，顾不幸乎？於乎！纵不足惜，独念当时征敛之急，滥刑至是，则非纵而得罪者可知矣。② 这亦是对有明以来滥刑事实的曲折反映。早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罢仪銮司，改置锦衣卫，专掌缉捕、侍卫、刑狱之事，隶属镇抚司。成祖继位，宠信纪纲，后者借掌锦衣卫之机制造冤狱数以百千计。世宗时，尚书林俊上言：“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复以小事挠法。”③可见镇抚司锦衣卫滥刑之重。除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也是明朝两大冤狱制造所。永乐十八年十二月，东厂设立，由大内太监统领。成化十三正月，又设西厂，由太监汪直掌控。
数月间，汪直及其下属肆意拘讯命官、聚敛财物，冤狱频起。在群臣的声讨下最终罢去西厂。弘治九年，刑部官员徐珪又建议罢东厂，其称：“臣在刑部三年，见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 令傍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杀多人。”④然而，此议寝废不从。正德元年，刘瑾党羽邱聚、谷大用分领东、西厂，刘瑾自掌“办事厂”，虽东、西厂亦在其监控中，手法愈加酷烈。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部门的设立使君主专制的程度得以空前加强，它所带来的恐怖氛围及臭名昭著的恶果丝毫无益于事件的澄清，谢铎对此深恶痛绝，却不得不在当时秋荼密网的环境下， 以曲笔加以表达，其中《穷奇兽》一诗云： 穷奇兽，能啮人。啮人必忠信，覆谓奸佞亲。穷奇，穷奇，天生尔性任尔真，吾不尔怪何敢嗔。何敢嗔，蝮蛇在宥西踣麟。① 穷奇为传说中兽名。《山海经·西山经》有载：“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 猬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后引申为恶人。《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 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总之，口蜜腹剑、面誉背毁正是“穷奇”一类人的共同特征，其亦可算作对当朝权奸的形象表征了。此诗虽涉曲笔，却与其史论一脉相通。
通过对谢铎史学思想的探究，我们看到他注重史料的甄别并以历史人物的行迹推原其真实的行为动机，以此作出是非判断，而深得春秋笔法。此外， 在纵向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亦注重共时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考察，尤其是注重古今事实的历时比较，这使其史论具有鲜明的致用特色，而非徙托空言——— 谢氏历史观出经入史，以天命、诚等作为道体、心体，而赋予了其史学以理学式逻辑起点、历史起点，同时也使其评论具有泛道德化评判的特点，这一切无疑都是浙东史学承继朱熹“全体备用”思想的重大发扬。谢铎在对历史现象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对君臣关系作了伦理、道义层面上的考察，对权奸、女祸、宦竖等政治暗流大加挞伐。但是这种考察毕竟停留在“冀君王—悟”的道德渴盼上，对如何发挥台谏作用形成约束机制，而非只依赖君主一人道德觉悟和政治才能的体制性探讨相对欠缺，这就使之容易陷入孤立的思想境地。现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过：“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与其他的人类世界观察家一样，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这就需要他们不断地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意义的， 做出判断。”①谢铎有甄别，有选择，有判断，并有一种让当世君主不忘殷鉴，令后世学人永志史规的著述气魄和实绩，这些是值得今人加以重视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