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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对权奸的批判外，渴盼忠臣义士、国力强盛成为谢铎反对女祸、权奸、宦官乱国的正面表达。谢铎认为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一条先验的天理，他在评价“诸葛诞”条时称： 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于人心所不能已者，虽衰乱之世未尝一日亡， 特不幸不出于可恃，而出于不足恃；不出于朝廷卿相，而出于仆伍卒隶。
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诈逆，以遂其篡窃之谋。① 这条天理既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宇宙万象孳乳运行的始因，又是其不可违逆的依据。它明显有谢铎的理学思想向历史哲学移植的痕迹，而在其历史哲学中又赋予了天理更为充盈的社会属性和道德色彩。按谢铎的表述，天理民彝是永恒的，但又必须依附一定的社会人群加以映现：如果它出自位高权重的朝臣就会流泽天下；相反，出自贩夫走卒则会引起动荡，遗患无穷。这又透露出谢铎固有的精英史观的立场，他所谓的“民彝”是统率万民的宗法纲常，却不是意识到民众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最根本的力量这一真谛。天理极则落实到臣子身上，最精要的概括就是一“诚”字。谢铎在评价萧何时称：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于太甲，放于桐，归于亳，天下无有疑其为专为僭者，君曷得而疑之？此其诚可格天地、质鬼神，无愧于素履者然也。其或诚在我而不能必君之不疑，则如姬公之居东，愈积诚以感之，卒亦未有不悟者也。① 这里“诚”多少有些愚忠的味道，但它却又是在专制王权体制中臣子卑伏敛翼位势下的必然选择。相对来说，历史上的贤臣在奉行忠直信条的过程中， 除了表白对君主的效忠外，更多的还是坚持内心天道好还的道德观念。谢铎评价范纯仁说： 韩魏公于国家事知无不为。或曰：“公所为如是，殆非明哲之所尚。” 公叹曰：“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而遂辍不为哉。”温公革新法，或谓之曰：“熙丰旧臣多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者，则祸作矣。”公正色曰：“天若宋祚，必无此事。”於乎！至哉二公之言，君子之临大节、断大事，亦惟曰“尽己”曰“听天”而已，尽己必勇，不勇则有所畏怯；听天必诚，不诚则有所觊倖。魏公以己而俟乎天，温公以天而信乎己，气象虽或不同，然视忠宣之言，则高下大小盖可见矣。② 对于上天这一人格神的敬仰始于先秦人们尚不成熟的天道观，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它已经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衡量的准则， “听天必诚”乃是历来忠直之士强大的信念基础和精神来源。当然，像阿衡、周公、萧何等人均为修诚的典范，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切奸伪宵小之徒无疑都是背离“诚”的体现。最迷惑后世的是历史上一些模棱两可、固位取容的现象，如苏味道、李靖、徐世" 等人： 惟其混是非、曲直、贤不肖而中持之，斯天下之人不得而非，不得而刺矣。……之三人者既不能自附于君子，而又恶其同于小人，既不知作善之为福，而又惧夫为恶之得祸，迹其心盖原繁之中立，胡广之中庸也，两端之间，世恶得而知之哉？① 对“不诚”的历史现象批判之余，谢铎亦表达了对圣君良臣的向慕，如他在论寇恂、班超时说： 相机应变，惟在我者有定力，然后足以挫彼之气而慑服之。不然如孔巢父之于李怀光者，特区区词色之间，乃至丧身辱国而不可救，况可杀其使而降其城哉！吾尝观寇恂之于高峻，班超之于于阗，未尝不叹光武、明帝国势之盛，而二人之威望知略足以量敌而破奸也，否则可不为之寒心乎？② 再如《读通鉴纲目二十一首》之《永安宫》一诗云： 吾观昭烈帝，诸葛忠武侯。受遗托孤际，心与天地谋。
帝曰君自取，侯死以为酬。天也不祚汉，遗此千载忧。
遂令衣带诏，竟为瞒贼仇。悲哉汉社稷，孙子同一丘。③ 寇恂、班超威武鹰扬，诸葛亮死而后已，均成为谢铎正面弘扬的对象，同时从上述诗文中又明显看出谢氏读史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否则可不为之寒心乎”及“悲哉汉社稷，孙子同一丘”愈加表明忠良的难得及权奸得逞的轻易。这又可以直接联系到成化朝以来种种奸权当道、宦竖横行、佞倖逞志的现实，谢铎读史的悲凉感未必不植根于此。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谢铎这里忠义与孝亲原则是等量齐观的，尽管忠孝之间可以互相贯通，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谢铎则认为应当尽可能做到忠孝兼顾，否则很难称之为贤良之士，他在论李瓘时说： 昔楚子将杀令尹子南，而告其子弃疾，弃疾曰：“洩命重刑，臣亦不为。”及子南杀，弃疾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君子曰：伐国不问仁人，楚子不以弃疾为可惮而告之，固可占其为人矣。夫为人子者， 犹不可与闻其君之不利于其父，况告父以必负其君而欲早为之备乎？若瓘者，谓宜微见动静可去，则涕泣以死谏于其父可也；不幸而势絷于君，则宁含垢以死，亦可也，又况德宗之所以语瓘者曰：“卿当委曲弥缝，使君臣父子俱全。”则瓘得以自处矣。然而往来咸阳，归报其君，不过愿陛下备之而已，瓘之心何心也？於乎！君父在世，未有能轻重之者，既告君以备其父，则亦可告其父以畔其君矣，弃疾之死且不足以偿责，瓘纵自杀夫何益哉？世之君子犹或以为贤而惜之者，其亦异乎《春秋》之义矣。① 楚弃疾在知情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亲父被杀，最后也以自杀以谢不孝之罪，尽管弃疾在当时得到高度评价，但谢铎认为“君父在世，未有能轻重之者”，即使弃疾自杀也不能解除其罪责，以此一例又可证明谢铎历史观中道德评判的因素之浓厚了。
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诈逆，以遂其篡窃之谋。① 这条天理既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宇宙万象孳乳运行的始因，又是其不可违逆的依据。它明显有谢铎的理学思想向历史哲学移植的痕迹，而在其历史哲学中又赋予了天理更为充盈的社会属性和道德色彩。按谢铎的表述，天理民彝是永恒的，但又必须依附一定的社会人群加以映现：如果它出自位高权重的朝臣就会流泽天下；相反，出自贩夫走卒则会引起动荡，遗患无穷。这又透露出谢铎固有的精英史观的立场，他所谓的“民彝”是统率万民的宗法纲常，却不是意识到民众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最根本的力量这一真谛。天理极则落实到臣子身上，最精要的概括就是一“诚”字。谢铎在评价萧何时称：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于太甲，放于桐，归于亳，天下无有疑其为专为僭者，君曷得而疑之？此其诚可格天地、质鬼神，无愧于素履者然也。其或诚在我而不能必君之不疑，则如姬公之居东，愈积诚以感之，卒亦未有不悟者也。① 这里“诚”多少有些愚忠的味道，但它却又是在专制王权体制中臣子卑伏敛翼位势下的必然选择。相对来说，历史上的贤臣在奉行忠直信条的过程中， 除了表白对君主的效忠外，更多的还是坚持内心天道好还的道德观念。谢铎评价范纯仁说： 韩魏公于国家事知无不为。或曰：“公所为如是，殆非明哲之所尚。” 公叹曰：“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而遂辍不为哉。”温公革新法，或谓之曰：“熙丰旧臣多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者，则祸作矣。”公正色曰：“天若宋祚，必无此事。”於乎！至哉二公之言，君子之临大节、断大事，亦惟曰“尽己”曰“听天”而已，尽己必勇，不勇则有所畏怯；听天必诚，不诚则有所觊倖。魏公以己而俟乎天，温公以天而信乎己，气象虽或不同，然视忠宣之言，则高下大小盖可见矣。② 对于上天这一人格神的敬仰始于先秦人们尚不成熟的天道观，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它已经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衡量的准则， “听天必诚”乃是历来忠直之士强大的信念基础和精神来源。当然，像阿衡、周公、萧何等人均为修诚的典范，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切奸伪宵小之徒无疑都是背离“诚”的体现。最迷惑后世的是历史上一些模棱两可、固位取容的现象，如苏味道、李靖、徐世" 等人： 惟其混是非、曲直、贤不肖而中持之，斯天下之人不得而非，不得而刺矣。……之三人者既不能自附于君子，而又恶其同于小人，既不知作善之为福，而又惧夫为恶之得祸，迹其心盖原繁之中立，胡广之中庸也，两端之间，世恶得而知之哉？① 对“不诚”的历史现象批判之余，谢铎亦表达了对圣君良臣的向慕，如他在论寇恂、班超时说： 相机应变，惟在我者有定力，然后足以挫彼之气而慑服之。不然如孔巢父之于李怀光者，特区区词色之间，乃至丧身辱国而不可救，况可杀其使而降其城哉！吾尝观寇恂之于高峻，班超之于于阗，未尝不叹光武、明帝国势之盛，而二人之威望知略足以量敌而破奸也，否则可不为之寒心乎？② 再如《读通鉴纲目二十一首》之《永安宫》一诗云： 吾观昭烈帝，诸葛忠武侯。受遗托孤际，心与天地谋。
帝曰君自取，侯死以为酬。天也不祚汉，遗此千载忧。
遂令衣带诏，竟为瞒贼仇。悲哉汉社稷，孙子同一丘。③ 寇恂、班超威武鹰扬，诸葛亮死而后已，均成为谢铎正面弘扬的对象，同时从上述诗文中又明显看出谢氏读史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否则可不为之寒心乎”及“悲哉汉社稷，孙子同一丘”愈加表明忠良的难得及权奸得逞的轻易。这又可以直接联系到成化朝以来种种奸权当道、宦竖横行、佞倖逞志的现实，谢铎读史的悲凉感未必不植根于此。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谢铎这里忠义与孝亲原则是等量齐观的，尽管忠孝之间可以互相贯通，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谢铎则认为应当尽可能做到忠孝兼顾，否则很难称之为贤良之士，他在论李瓘时说： 昔楚子将杀令尹子南，而告其子弃疾，弃疾曰：“洩命重刑，臣亦不为。”及子南杀，弃疾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君子曰：伐国不问仁人，楚子不以弃疾为可惮而告之，固可占其为人矣。夫为人子者， 犹不可与闻其君之不利于其父，况告父以必负其君而欲早为之备乎？若瓘者，谓宜微见动静可去，则涕泣以死谏于其父可也；不幸而势絷于君，则宁含垢以死，亦可也，又况德宗之所以语瓘者曰：“卿当委曲弥缝，使君臣父子俱全。”则瓘得以自处矣。然而往来咸阳，归报其君，不过愿陛下备之而已，瓘之心何心也？於乎！君父在世，未有能轻重之者，既告君以备其父，则亦可告其父以畔其君矣，弃疾之死且不足以偿责，瓘纵自杀夫何益哉？世之君子犹或以为贤而惜之者，其亦异乎《春秋》之义矣。① 楚弃疾在知情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亲父被杀，最后也以自杀以谢不孝之罪，尽管弃疾在当时得到高度评价，但谢铎认为“君父在世，未有能轻重之者”，即使弃疾自杀也不能解除其罪责，以此一例又可证明谢铎历史观中道德评判的因素之浓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