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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铎在成化十六年至弘治元年第一次休隐期间写的《殷鉴杂咏二十四首》序说： 夫有国有家者，之所当鉴固非一端，然而莫先于女宠，莫甚于宦寺，莫大于奸臣，是三者要皆阴类，恒相依倚附丽以为腹心羽翼，而国之凶、家之害未有不由之者。……虽然害人之家未有不反害其家，凶人之国未有不与国而俱亡者，然卒之往往甘于覆辙之蹈而不知止焉。於乎！是三者之鉴又岂独有国有家者之所当知也哉？作《殷鉴杂咏》以告于世之人。① 女宠、宦寺、奸臣是谢铎最为究心的三道政治暗流。在二十四首诗中，论女祸者有妹喜、妲己、褒姒、吕后、赵飞燕、元后、贾后、武则天及杨玉环等九人， 宦臣及奸臣集团有寺人貂、赵高、张让等十常侍、鱼朝恩、仇士良、田令孜、孟昭图等多个，奸臣则有童贯、赵孝成、王容、吕不韦、李义府、李林甫、卢杞、蔡京、秦桧、贾似道等十人。他们最为接近皇帝且深得宠信，这样就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或招权纳贿，或谄上欺下，其最终结局都是祸国殃民。其咏杨玉环的《新台妃》诗云： 春老华清宴，门深羯鼓声。新台高百尺，不见范阳兵。② 谢铎认为，因为杨玉环的出现，玄宗沉溺于酒色笙歌，不问国事，最后兵临城下时还惘然无知。咏赵高《生隐宫》诗云： 世岂无尤物，天生此隐宫。马方尝阙下，鹿已失关东。① 赵高与胡亥用计除去扶苏，胡亥顺利登位。后者却被赵高的权势包围，毫无作为。咏秦桧《议和策》诗云： 野史禁能设，国史世还修。独有议和策，不刊君父雠。② 秦桧在位时权倾朝野，修史时对靖康之变讳莫如深，此诗正是对其脆弱的政治神经的极大讽刺。相比谢铎在《读宋史十六首》中咏岳飞的《金字牌》一诗中所写： 未饮黄龙府，先悲金字牌。英雄恨不灭，血泪满长淮。③ 从中更可以看出其鲜明的爱憎立场。综上，皇权内部在遭到三种势力的挖蠹后，要么运转失灵，要么为人所制，其结果均是灾难性的。谢铎在对吕公著的史论中称： 然有惩陈、窦以悉诛宦官者，而汉卒不免于夷陵，惩五王以悉殄于常武者，而唐卒不免于播迁。则惩其事未若惩其心，天下之治与乱，特君心一转移之间耳。④ 正因为君王能够威福自任，一意孤行，这使得历史上的一切功过成毁找到了最直接的肇事者和责任人： 太甲不怨艾，虽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吾尝窃谓元祐之治，虽司马公诸人之力，实宣仁摄政之功；绍圣之乱，虽惇卞诸人之罪，实哲宗亲政之过。⑤ 这样看来，女宠、宦寺、奸臣乱权于下，皆因帝王放权于上，谢铎认为“自古国家之剪除奸恶也，权出于君则为福，不则转而为祸也益深矣”。① 当然，谢铎同样认识到君子、小人，圣主、昏君这两组相对概念之间的模糊性及相互间转化的可能。小人并非獐头鼠目，一望便知；君子也非白璧无瑕，绝假纯真；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君主也不是一开始就甘于背负昏庸的骂名，谢铎进一步指出： 世谓小人能胜君子，非小人能胜之也，所谓君子者实自败以取侮，然后小人有词于天下，斯君子之气沮而其机在彼矣。不然，君人者岂愿疏君子、亲小人以自祸其家国也哉！惟不能辩之于早，使小人得以冒君子之名而用之。② 因此，作为君主要真正做到明见万里、简在帝心是非常重要的。自秦以来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唐宋时期又设台谏两官，其监察职能进一步细化，如台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专主纠劾官邪；谏有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掌侍从规谏，这些对官员甚至皇帝都有极大的督察作用。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程度整体呈强化之势，明朝洪武初年置中书省行宰相职，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被诛，中书省遂罢。二十八年，有诏敕云：“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专制王权被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在监察方面，明初尚设有御史台，洪武十三年罢废，十五年又设都察院，以纠弹为务。成化六年八月，诏命“科目出身历任三年者不限内外，通选御史”，致使选非其人的弊政出现，从侧面反映出都察院的位望和权力的有限性。说到底，皇帝是社会价值尺度的最初制定者和最终仲裁者，如果他的知性评判被蒙蔽，那么整个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就会陷入无序和盲目之中，士流的清议，黎庶的怨毁，甚至局势的恶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谢铎在总结历史得失教训时，特别指出舆论导向在惩恶扬善方面的作用： 如果舆论为正义之士维护和推动，就会成为有效遏制权奸的举措；相反，舆论为权奸操纵，就会适得其反，正义得不到伸张，事实也会被蒙蔽，带来严重恶果。他在论“贡禹、杜钦”条中说： 奸臣敢于罔上，以窃生杀之权者，未尝无所假托凭藉，以收天下之公论。夫公论之在天下，孰不知所畏哉！惟名持公论者身为之地，然后小人乃敢肆然无复顾忌，而天下之势去矣。石显之杀萧望之，王凤之杀王章， 方不安于天下之公论，钦、禹辈顾以当时明经贤良而低眉委膝，为之指麾羽翼。於乎！显之与凤，亦奚足责哉。① 他在论“张涉、薛邕”时也说： 世谓小人能胜君子，非小人能胜之也，所谓君子者，实自败以取侮，然后小人有词于天下，斯君子之气沮而其机在彼矣。不然，君人者岂愿疏君子、亲小人以自祸其家国也哉！惟不能辩之于早，使小人得以冒君子之名而用之，乃反为小人之所指摘。若德宗之用张涉、薛邕，适以为宦官、武将之口实，遂至因噎废食而尽疑天下之士，虽以陆宣公之贤，犹不免于窜逐而后已。於乎！人君所藉以佐理天下者，天下之贤也，而使小人得以讥笑之，则天下事可知矣。此宦官、武将之祸，所以终唐之世而莫之救也。② 谢铎认为奸臣之所以能够得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正派人士“低眉委膝”造成的，后者的随顺与沉默反而为前者利用，即使“君人者岂愿疏君子、亲小人以自祸其家国”的动机始终保持，无形中却充当了他们恣意妄为的工具， 以致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除此之外，谢铎认为君主实为风教与舆论的最终掌控者，能否完全恰当地行使君权往往会对政治局面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他在论“王凤”条中特别强调君权的作用说： 自古国家之剪除奸恶也，权出于君则为福，不则转而为祸也益深矣。
  显能杀天子之傅，至使帝为俯首冤戮谏臣而不忌。凤一旦假名义以去之， 如拉朽然。於乎！当是时，天下知有显而已。凤能去显，凤之权何如哉！ 是犹乌附之去病，病去而元气索矣，能不死者，几人哉？故新都之篡汉，吾不曰莽之弑平帝，而曰凤之杀显。於乎！威福之所由来者渐矣，故君子观人之家国，不幸其奸恶之除，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然后为幸不幸也。
  他日窦宪之于郑众，梁冀之于单超，盖凤之故智尔，然则有识者宁不为之寒心哉！谓之事虽尽善，或未也。① 谢铎认为西汉中后期权归外戚，年幼皇帝往往成为任人摆布的傀儡，王凤弄权正是西汉走向衰落的起点，为以后王莽篡立、窦宪乱政埋下伏笔。在君权旁落的情况之下，权臣之间为了争权进行相互倾轧，且给败亡一方冠以权奸之名，从根本上来讲并非国家之福，反而酝酿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当然，君权的行使亦有待于臣僚的忠直维护，然而历史上更多的现象则是明哲保身、首鼠两端，谢铎认为这也是权奸始终不能根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论“苏味道” 条中说：紫似朱而后可以乱朱，莠似苗而后可以乱苗。以是为非者，人皆知其是也；以曲为直者，人皆知其曲也；以贤为不肖者，人皆知其贤也。人孰得而惑之哉？惟其混是非、曲直、贤不肖而中持之，其天下之人不得而非，不得而刺矣。太宗之将杀建成而问也，李靖、徐世! 辞焉。高宗之将立武后而问也，于志宁独不言焉。当是时，争之者为是为直为贤，劝之者为非为曲为不肖，有不待辨而明者，之三人者既不能自附于君子，而又恶其同于小人，既不知作善之为福，而又惧夫为恶之得祸，迹其心盖原繁之中立，胡广之中庸也，两端之间，世恶得而知之哉？故后之人率用此欺世，以为持禄保位之常法，而不知眉州之祸亦模棱之误也。於乎！使小人而尽如其所利，如广、如靖、如世! ，君子固不屑为也，而况徒得小人之名，有若味道、原繁、于志宁者哉！② 在谢铎看来，应当直言进谏时而保持中立是对儒家中庸之道的庸俗化，而它又往往是后世持禄保位甚至欺世盗名的惯常作法，这其实是应遭到批判的。
  总之，谢铎用他敏锐的历史眼光、犀利的批判笔调对汉唐以来的奸臣误国现象进行类比分析，重要的是，他不止分析已成定谳的奸诈之徒，更对无原则奉行忠恕、中庸之道的一般作法也归入姑息养奸之列，可谓字字诛心， 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