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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君观相对的是贤臣观，忠孝雄杰且有智勇才略在谢铎看来是贤臣的重要特征。比如他在“宋王成器”条评价李成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孝友之道， 他说： 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大矣。睿宗之贤，不及高祖；明皇之贤，不及太宗。高祖且不能与有功之子，况睿宗乎？太宗且不能处无道之兄，况明皇乎？使成器不能以死自让，他日登楼之变，吾知其不在太平而在成器矣。父子兄弟之亲一也，孰谓明皇能忍于杀其子而能不忍于其兄哉！然则成器一让，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也。於乎！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如此，君子观建成之祸，而后知成器之功。① 显然谢铎对李成器以死让国的行为给予高度赞赏，此外他也非常推崇唐宰相陆贽，其《陆宣公》一诗云： 宣公古人品，在唐无与让。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
艰难奉天诏，闻者色怊怅。遂令颠沛余，重有中兴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龄谤。
悲哉方药书，千载伤立仗。② 陆贽为唐苏州嘉兴人（今属浙江），大历间进士。贞元八年（７９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勇于揭露两税法实行以来的各种弊端，主张薄敛减赋，以布帛为计税标准；又建议在边境屯田积谷，改进防务。后为裴延龄所谄，十年（７９４）冬罢相，贬为忠州别驾，居忠州十年后卒。陆贽空有“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的宏愿，却落得“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的结局，因此谢铎特别指出君臣和顺、风云际会的重要性。唐代孔颖达早曾指出：“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 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①在封建官僚体制日趋完备的情况下，君臣间的交流愈加不可缺少。他在“论吕夷简”条中说： 李宸妃之事，刘后以主母而久擅权于当时，仁宗以嫡孕而将得志于他日，人臣谋国而处兹危疑之际，亦大艰难矣。夷简者，上能夺刘后之私情，下不遗仁宗之宿憾，调和两宫，终始如一，孰谓非宰臣之力、宰臣之能也？殊不知天子之母，固不可以不厚，而嫡庶之分，亦不可以不严。自母以子贵之说行，世之人主但知能尊其所生之为孝，而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之不得为孝也。是故宸妃以后服殓，非厚宸妃也，所以陷宸妃于先帝宗庙之非礼；非厚仁宗也，所以启仁宗于他日追尊之非义。且曰太后尚念刘氏，是特为太后谋也。又曰异时勿谓夷简不道，是特为一身谋也。於乎！天下独无大中至正之道，可以沮太后之邪心，而弭仁宗之遗恨者乎？夷简诚知道而忠谋，力劝太后，明语仁宗，布诸天下，告于宗庙，痛悔前日袭取之非，大正今日主妾之义，于是而为宸妃发丧，厚其所当厚，而杀其所当杀，以仁宗之明达仁恕，质以先王之礼，未有不从者，而顾为是委曲弥缝以免祸，抑末矣。② 谢铎认为吕夷简在仁宗、太后之间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互联的作用，使后党与王权之间的纷争得到化解，避免了政治动乱的发生，与一般臣僚依违两可的自保之道不同。相反，不顾忠义，徇私献谗者又遭到谢铎的鄙弃，他在“虞世基”条中称： 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当隋之季，盗贼遍天下，太仆杨义臣击张全称、高士达，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功亦伟矣。虞世基乃曰：“小窃未足虑，义臣克之，拥兵阃外，此最非宜。”遂诏罢义臣兵，贼由是复盛不可制。於乎！以炀之残逆，虽义臣不罢，吾固未见其能弭盗而安天下也。
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敝端之始，至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而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哉！① 谢铎藉由虞世基与秦桧的例子，说明奸臣当道的危害，对隋代杨义臣、宋代岳飞的遭遇深表同情。又谢铎论范纯仁之语：“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而遂辍不为哉？”范纯仁正道直行而非忧谗畏讥的风概令人钦敬，这又加重自古贤良明珠暗投的悲剧意味。谢铎悲叹历史上人材不遇的现象，其论徐洪客云： 世习之移人，不有特见先觉之士出于其间，为之陈说义理，则举天下之大事而不陷于功利、诈力也者，几希矣。世至于隋，例称禅代，虽以唐太宗之贤，其劝高祖以起兵也，亦必至循其故迹而后已。於乎！其亦溺于世习，而不自知其非也邪！抑尝见徐洪客之说李密者，曰：“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噫！此特见先觉之言也，使太宗闻此而举以号于天下，则固汉高之击楚而为仁义之师矣。洪客盖董公之流，汉高幸而遇董公，太宗不幸而不遇洪客，徒使托空言于李密而已。於乎！其亦不幸矣夫！② 谢铎对徐洪客的话没有产生实际的历史作用而惋惜，这种惋惜其实更多的是为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同类人物和事件而发，从中也可以看到谢铎评价人物时也注意到机遇这些偶然性因素的特殊作用。
谢铎还注重评价臣僚贤良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利国利民，他以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例说： 自昔中国之动静，夷狄未尝不知之，则宰相之贤否进退，彼得以为轻重也，无惑矣。安石为相，既取凞河湖北，复取泸夷，无不遂意，若可喜者， 而交阯小丑得以露布青苗助役之非于天下曰：“中国穷困生民，欲以相拯。”温公尝劝宣仁弃兰州五砦以复于夏而已，初未闻其能取夷狄尺地以自益，然而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噫！何以得此于彼哉？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交阯虽小，如之何其弗侮？温公易暴驰利以自固其民，契丹虽强，如之何其弗畏？相臣之为国重轻也，盖如此。然则为国者，其亦知所先务哉。① 在谢铎看来，王安石施行变革，表面上改善了百姓的经济状况，却带来了扰民之乱；司马光举措保守，但采取强干弱枝、巩固中央的政策，达到了强民镇边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后者更把握住了为政的根本。不论谢铎的观点是否公允，他能够从国民实际利益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谢铎对历代君臣的史评绝不是置之案头，一泄胸中私忿的斗方名士的作法，关于汉唐以来的为政得失，他很多都通过讲章、奏疏的形式上达天听，如他成化九年所上《癸巳封事》《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成化十一年至十五年任侍讲时的各种讲章，均有大量言之凿凿的史料佐证，这都说明谢铎在史评中寓含了充盈的道德批判及干预时政的愿望。明君、贤臣的渴求恰恰反证了当朝君昏、臣庸的事实，但谢铎的态度却未转为消极，其《次西涯病起早朝韵》云：“卜居未是赐归年，阳羡谁教浪买田。可信行藏真在我，极知用舍本由天。周公寤道方成梦，尼父初心未绝编。廊庙江湖今万里，海天空阔正无边。”（《谢铎集》卷四十五，第４０５页）追慕周孔，用舍行藏亦可为其现实人生的写照。
艰难奉天诏，闻者色怊怅。遂令颠沛余，重有中兴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龄谤。
悲哉方药书，千载伤立仗。② 陆贽为唐苏州嘉兴人（今属浙江），大历间进士。贞元八年（７９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勇于揭露两税法实行以来的各种弊端，主张薄敛减赋，以布帛为计税标准；又建议在边境屯田积谷，改进防务。后为裴延龄所谄，十年（７９４）冬罢相，贬为忠州别驾，居忠州十年后卒。陆贽空有“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的宏愿，却落得“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的结局，因此谢铎特别指出君臣和顺、风云际会的重要性。唐代孔颖达早曾指出：“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 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①在封建官僚体制日趋完备的情况下，君臣间的交流愈加不可缺少。他在“论吕夷简”条中说： 李宸妃之事，刘后以主母而久擅权于当时，仁宗以嫡孕而将得志于他日，人臣谋国而处兹危疑之际，亦大艰难矣。夷简者，上能夺刘后之私情，下不遗仁宗之宿憾，调和两宫，终始如一，孰谓非宰臣之力、宰臣之能也？殊不知天子之母，固不可以不厚，而嫡庶之分，亦不可以不严。自母以子贵之说行，世之人主但知能尊其所生之为孝，而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之不得为孝也。是故宸妃以后服殓，非厚宸妃也，所以陷宸妃于先帝宗庙之非礼；非厚仁宗也，所以启仁宗于他日追尊之非义。且曰太后尚念刘氏，是特为太后谋也。又曰异时勿谓夷简不道，是特为一身谋也。於乎！天下独无大中至正之道，可以沮太后之邪心，而弭仁宗之遗恨者乎？夷简诚知道而忠谋，力劝太后，明语仁宗，布诸天下，告于宗庙，痛悔前日袭取之非，大正今日主妾之义，于是而为宸妃发丧，厚其所当厚，而杀其所当杀，以仁宗之明达仁恕，质以先王之礼，未有不从者，而顾为是委曲弥缝以免祸，抑末矣。② 谢铎认为吕夷简在仁宗、太后之间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互联的作用，使后党与王权之间的纷争得到化解，避免了政治动乱的发生，与一般臣僚依违两可的自保之道不同。相反，不顾忠义，徇私献谗者又遭到谢铎的鄙弃，他在“虞世基”条中称： 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当隋之季，盗贼遍天下，太仆杨义臣击张全称、高士达，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功亦伟矣。虞世基乃曰：“小窃未足虑，义臣克之，拥兵阃外，此最非宜。”遂诏罢义臣兵，贼由是复盛不可制。於乎！以炀之残逆，虽义臣不罢，吾固未见其能弭盗而安天下也。
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敝端之始，至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而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哉！① 谢铎藉由虞世基与秦桧的例子，说明奸臣当道的危害，对隋代杨义臣、宋代岳飞的遭遇深表同情。又谢铎论范纯仁之语：“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而遂辍不为哉？”范纯仁正道直行而非忧谗畏讥的风概令人钦敬，这又加重自古贤良明珠暗投的悲剧意味。谢铎悲叹历史上人材不遇的现象，其论徐洪客云： 世习之移人，不有特见先觉之士出于其间，为之陈说义理，则举天下之大事而不陷于功利、诈力也者，几希矣。世至于隋，例称禅代，虽以唐太宗之贤，其劝高祖以起兵也，亦必至循其故迹而后已。於乎！其亦溺于世习，而不自知其非也邪！抑尝见徐洪客之说李密者，曰：“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噫！此特见先觉之言也，使太宗闻此而举以号于天下，则固汉高之击楚而为仁义之师矣。洪客盖董公之流，汉高幸而遇董公，太宗不幸而不遇洪客，徒使托空言于李密而已。於乎！其亦不幸矣夫！② 谢铎对徐洪客的话没有产生实际的历史作用而惋惜，这种惋惜其实更多的是为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同类人物和事件而发，从中也可以看到谢铎评价人物时也注意到机遇这些偶然性因素的特殊作用。
谢铎还注重评价臣僚贤良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利国利民，他以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例说： 自昔中国之动静，夷狄未尝不知之，则宰相之贤否进退，彼得以为轻重也，无惑矣。安石为相，既取凞河湖北，复取泸夷，无不遂意，若可喜者， 而交阯小丑得以露布青苗助役之非于天下曰：“中国穷困生民，欲以相拯。”温公尝劝宣仁弃兰州五砦以复于夏而已，初未闻其能取夷狄尺地以自益，然而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噫！何以得此于彼哉？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交阯虽小，如之何其弗侮？温公易暴驰利以自固其民，契丹虽强，如之何其弗畏？相臣之为国重轻也，盖如此。然则为国者，其亦知所先务哉。① 在谢铎看来，王安石施行变革，表面上改善了百姓的经济状况，却带来了扰民之乱；司马光举措保守，但采取强干弱枝、巩固中央的政策，达到了强民镇边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后者更把握住了为政的根本。不论谢铎的观点是否公允，他能够从国民实际利益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谢铎对历代君臣的史评绝不是置之案头，一泄胸中私忿的斗方名士的作法，关于汉唐以来的为政得失，他很多都通过讲章、奏疏的形式上达天听，如他成化九年所上《癸巳封事》《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成化十一年至十五年任侍讲时的各种讲章，均有大量言之凿凿的史料佐证，这都说明谢铎在史评中寓含了充盈的道德批判及干预时政的愿望。明君、贤臣的渴求恰恰反证了当朝君昏、臣庸的事实，但谢铎的态度却未转为消极，其《次西涯病起早朝韵》云：“卜居未是赐归年，阳羡谁教浪买田。可信行藏真在我，极知用舍本由天。周公寤道方成梦，尼父初心未绝编。廊庙江湖今万里，海天空阔正无边。”（《谢铎集》卷四十五，第４０５页）追慕周孔，用舍行藏亦可为其现实人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