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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铎为参编《通鉴纲目》及《历代通鉴纂要》等书作了大量的史学札记，像他这样写出大量读史札记的参预修史的同僚不乏其人，李东阳就是一例。据《四库全书总目·新旧唐书杂论提要》称： 是编（即《新旧唐书杂论》）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所论太宗、明皇之事为多，持论亦皆平允。然东阳依违避祸，固位取容，其论宋璟不与反正之功，无害宰相之体，实阴以自解；其论狄仁杰、褚遂良优劣，谓二人易地， 仁杰必能强谏于武后初立之时，遂良必不能成功于武后既纂之后；及论德宗猜忌，元载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间，亦隐然自以调停为功。其“驳胡寅论高力士”一条及论“姚崇任谄用诈”一条，亦欲以持论之正，自盖其所为也。① 不像李东阳这样在史评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辩护，谢铎则谠谠直论，允持厥中。谢铎理想的君主形象为：“惟精惟一，兢业万机如舜，然后可以为存心； 必明物察伦，知人则哲如舜，然后可以为致知，如是则德无不修而道可凝，于是著于三千三百之仪而成其发育峻极之功。”②其最高的治术理想则为刑错之风。
明察、仁厚、精勤、有力成为他评价明君的一般标准。比如他“汉文帝”条举汉文帝赐吴王濞几杖以惩其不朝之咎，要体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的道理说：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不然将惠之而亵，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赐几杖，而铁券之恩适足以恕怀光；在宋祖可以罢藩镇，而削地之谋适足以祸晁错。然则文帝之于吴，赐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独有见于几杖之芒刃，而无见于髋髀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无憾焉。③ 与之相反，刘备杀刘璋，自领益州牧，则是“天下事有合于义，而不能不疑于天下后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本来法正就劝刘备取代刘璋，而前者称：“今以小利失大信义于天下，奈何？”入蜀后，刘璋对其心存戒备并严把关口，这样最终激怒刘备，招致杀身之祸。谢铎“昭烈”条说： 天下事有合于义，而不能不疑于天下后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耳。昭烈以帝室之胄，举义兴复，则天下固汉之天下也，夫孰得而争之？特其势有难易，不得不先荆、益，置江东以徐制许、雒耳。是以孔明隆中之对，直欲资表取璋以图曹操，盖亦兼弱攻昧而远交近攻之意也。向使昭烈乘赤壁之胜，卷席而西，以声罪致讨，则璋固其囊中物耳，孰敢以为非义者哉？惟以好逆之而入，顾乃以敕关靳兵为璋之罪而取之，是固未足以厌人心也。故昭烈之失，不在于取璋，而在于受璋之迎；不在于得蜀，而在于据涪之怒。观其拒统之说，正坐见义不精，已自不能不疑于心，其何以免于天下后世也哉？独不知孔明复何处于昭烈也，岂其不与当时之谋乎？① 在谢铎完全道德化的批评中，正是刘备对天下大义（汉为正统）“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使谢铎对其产生了色仁而行违的质疑。又谢铎认为“君子于天下事，惟其可久不变，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不则未有不至于大坏而极敝者也”，即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要适应时势的发展而不可固于个人“心安理得”式的退避，反之只会使情势更加恶化。他“唐高祖”条评价唐高祖和唐太宗说： 天下之敝端，立异以启之也。事之有不可以经而以权者，惟圣人能行之。不然，是未免于立异，而天下之敝端于是乎始矣。唐高祖之于太宗， 既不能如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则处之以人臣所不疑之地可也，顾乃宠以天策上将，使之地嫌位逼，不惟建成之心不能自安，而太宗之心亦有不得安者。于是始以妃嫔之僭，继以王、魏之谋，又继以杨文幹之叛逆，不已，而饮鸩呕血，至于昆明池之约，而太宗危矣。则其推刃同气，蹀血禁门，亦岂独太宗之罪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大矣，皆人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於乎！斯言也，观于此而尤信。① 他举了唐太宗不顾高祖“事成当以汝为太子”的许诺，固辞东宫之位，最后却发生“玄武门之变”为争位而骨肉相残的事件：“（武德）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②对此谢铎评价说：“昔人责太宗以子臧之节，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义，而过为是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③相让为国，强调孝友之义的宋王李成器誓死不居嫡嗣之位，而产生了“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的效应，更加印证了谢铎对通权达变中的时势判断、自我定位、时机把握等诸要素综合应用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进一步申明说：“天下之机不在此则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机之未发也，彼犹有所忌而不敢近，发而彼得以制之， 鲜有不反射而及于祸者，此高贵乡公之所以见弑于司马昭，而窦武、陈蕃之所以见杀于王甫、曹节也。”④ 谢铎历举的汉唐诸代君主均不是白璧无瑕的，而正是通过对他们的针砭剖判得出了自己的明君观。他对唐玄宗的批判可谓字字诛心，后者虽有拨乱之功，却“迹其所以致祸者而躬蹈之，则是恶湿而居下”。接着胪列其种种过失：“明皇知武后之祸起于聚麀，而不能已寿妃之册；知韦氏之祸生于点筹，而不能遏禄儿之宠；虽力诛曌后既死之魄以绝之于宗庙，欲其不至于乱亡也，得乎？”“若玄宗者亲见武氏之祸，亲平韦氏之乱，不瞽不跛，终其身展转于井之中，而卒莫之悟。”⑤不止如此，谢铎将女祸乱国与宦竖、权臣迕政并提，其嫉恶之情致使在对武则天的评价上显得有失公允。他“武后”条评价武则天说： 於乎！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吾尝读《武后传》，见其一言一事之美，未尝以为喜而不以为忧，故虽以吕强之在汉， 张承业之在唐，其行有足取者，君子固忧其善之在彼而不在此，以为世道之不幸也，而况才之出于小人者乎！ 除此之外，他还在《殷鉴杂咏·光宅后》一诗中斥责武后说： 祸极女娲惨，奸深吕氏谋。分明麀聚季，莫怪牝为周。① 谢铎将武则天比作吕后，而他评价吕后的《人彘》一诗写道： 宫中雉为牝，厕中人作彘。白马枉誓天，赤龙几堕地。② 吕后是一位凶妒且权力欲望强盛的人，韩信的被杀充分体现了她柔软却强狠的政治手腕，刘邦死后她迅速培植诸吕势力，陵迫刘氏宗族。相比吕后， 武则天似乎更胜一筹，谢铎称“祸极女娲惨，奸深吕氏谋”则意味着在女色乱国方面她已登峰造极了。事实上，武则天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充满了变数。她为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东），十四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在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李治召为昭仪，永徽六年（６５５）立为皇后。因李治病弱，朝事多由则天处理， 时人并称“二圣”。弘道元年（６８３）中宗李显即位，则天垂帘听政。次年废中宗，立睿宗李旦。载初元年（６９０）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易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武则天在位期间（６９０—７０５），开创殿试制度，亲自考查贡士；并允许九品官及百姓可自行荐举；修《姓氏录》，五品官即可升入士流。在经济政策方面多依贞观以来旧例，有效保证了大唐社会财富的逐年增长，成为连接贞观与开元两朝至关重要的一环。当然，她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任用酷吏来俊臣等， 屡兴大狱，使朝野震惶；晚年又崇尚奢靡，专断独行，均为其弊政所在。神龙元年（７０５）中宗李显复位，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是年冬，则天去世。谢铎对武则天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吾尝读《武后传》，见其一言一事之美， 未尝以为喜而不以为忧。”“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认同偏差，大概是向来“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易·家人》），及“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列子·天瑞》）等固有成见在作祟，这又是我们难以强求古人的地方。
二、贤臣观与明君观相对的是贤臣观，忠孝雄杰且有智勇才略在谢铎看来是贤臣的重要特征。比如他在“宋王成器”条评价李成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孝友之道， 他说： 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大矣。睿宗之贤，不及高祖；明皇之贤，不及太宗。高祖且不能与有功之子，况睿宗乎？太宗且不能处无道之兄，况明皇乎？使成器不能以死自让，他日登楼之变，吾知其不在太平而在成器矣。父子兄弟之亲一也，孰谓明皇能忍于杀其子而能不忍于其兄哉！然则成器一让，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也。於乎！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如此，君子观建成之祸，而后知成器之功。① 显然谢铎对李成器以死让国的行为给予高度赞赏，此外他也非常推崇唐宰相陆贽，其《陆宣公》一诗云： 宣公古人品，在唐无与让。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
艰难奉天诏，闻者色怊怅。遂令颠沛余，重有中兴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龄谤。
悲哉方药书，千载伤立仗。②
明察、仁厚、精勤、有力成为他评价明君的一般标准。比如他“汉文帝”条举汉文帝赐吴王濞几杖以惩其不朝之咎，要体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的道理说：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不然将惠之而亵，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赐几杖，而铁券之恩适足以恕怀光；在宋祖可以罢藩镇，而削地之谋适足以祸晁错。然则文帝之于吴，赐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独有见于几杖之芒刃，而无见于髋髀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无憾焉。③ 与之相反，刘备杀刘璋，自领益州牧，则是“天下事有合于义，而不能不疑于天下后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本来法正就劝刘备取代刘璋，而前者称：“今以小利失大信义于天下，奈何？”入蜀后，刘璋对其心存戒备并严把关口，这样最终激怒刘备，招致杀身之祸。谢铎“昭烈”条说： 天下事有合于义，而不能不疑于天下后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耳。昭烈以帝室之胄，举义兴复，则天下固汉之天下也，夫孰得而争之？特其势有难易，不得不先荆、益，置江东以徐制许、雒耳。是以孔明隆中之对，直欲资表取璋以图曹操，盖亦兼弱攻昧而远交近攻之意也。向使昭烈乘赤壁之胜，卷席而西，以声罪致讨，则璋固其囊中物耳，孰敢以为非义者哉？惟以好逆之而入，顾乃以敕关靳兵为璋之罪而取之，是固未足以厌人心也。故昭烈之失，不在于取璋，而在于受璋之迎；不在于得蜀，而在于据涪之怒。观其拒统之说，正坐见义不精，已自不能不疑于心，其何以免于天下后世也哉？独不知孔明复何处于昭烈也，岂其不与当时之谋乎？① 在谢铎完全道德化的批评中，正是刘备对天下大义（汉为正统）“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使谢铎对其产生了色仁而行违的质疑。又谢铎认为“君子于天下事，惟其可久不变，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不则未有不至于大坏而极敝者也”，即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要适应时势的发展而不可固于个人“心安理得”式的退避，反之只会使情势更加恶化。他“唐高祖”条评价唐高祖和唐太宗说： 天下之敝端，立异以启之也。事之有不可以经而以权者，惟圣人能行之。不然，是未免于立异，而天下之敝端于是乎始矣。唐高祖之于太宗， 既不能如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则处之以人臣所不疑之地可也，顾乃宠以天策上将，使之地嫌位逼，不惟建成之心不能自安，而太宗之心亦有不得安者。于是始以妃嫔之僭，继以王、魏之谋，又继以杨文幹之叛逆，不已，而饮鸩呕血，至于昆明池之约，而太宗危矣。则其推刃同气，蹀血禁门，亦岂独太宗之罪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大矣，皆人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於乎！斯言也，观于此而尤信。① 他举了唐太宗不顾高祖“事成当以汝为太子”的许诺，固辞东宫之位，最后却发生“玄武门之变”为争位而骨肉相残的事件：“（武德）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②对此谢铎评价说：“昔人责太宗以子臧之节，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义，而过为是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③相让为国，强调孝友之义的宋王李成器誓死不居嫡嗣之位，而产生了“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的效应，更加印证了谢铎对通权达变中的时势判断、自我定位、时机把握等诸要素综合应用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进一步申明说：“天下之机不在此则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机之未发也，彼犹有所忌而不敢近，发而彼得以制之， 鲜有不反射而及于祸者，此高贵乡公之所以见弑于司马昭，而窦武、陈蕃之所以见杀于王甫、曹节也。”④ 谢铎历举的汉唐诸代君主均不是白璧无瑕的，而正是通过对他们的针砭剖判得出了自己的明君观。他对唐玄宗的批判可谓字字诛心，后者虽有拨乱之功，却“迹其所以致祸者而躬蹈之，则是恶湿而居下”。接着胪列其种种过失：“明皇知武后之祸起于聚麀，而不能已寿妃之册；知韦氏之祸生于点筹，而不能遏禄儿之宠；虽力诛曌后既死之魄以绝之于宗庙，欲其不至于乱亡也，得乎？”“若玄宗者亲见武氏之祸，亲平韦氏之乱，不瞽不跛，终其身展转于井之中，而卒莫之悟。”⑤不止如此，谢铎将女祸乱国与宦竖、权臣迕政并提，其嫉恶之情致使在对武则天的评价上显得有失公允。他“武后”条评价武则天说： 於乎！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吾尝读《武后传》，见其一言一事之美，未尝以为喜而不以为忧，故虽以吕强之在汉， 张承业之在唐，其行有足取者，君子固忧其善之在彼而不在此，以为世道之不幸也，而况才之出于小人者乎！ 除此之外，他还在《殷鉴杂咏·光宅后》一诗中斥责武后说： 祸极女娲惨，奸深吕氏谋。分明麀聚季，莫怪牝为周。① 谢铎将武则天比作吕后，而他评价吕后的《人彘》一诗写道： 宫中雉为牝，厕中人作彘。白马枉誓天，赤龙几堕地。② 吕后是一位凶妒且权力欲望强盛的人，韩信的被杀充分体现了她柔软却强狠的政治手腕，刘邦死后她迅速培植诸吕势力，陵迫刘氏宗族。相比吕后， 武则天似乎更胜一筹，谢铎称“祸极女娲惨，奸深吕氏谋”则意味着在女色乱国方面她已登峰造极了。事实上，武则天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充满了变数。她为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东），十四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在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李治召为昭仪，永徽六年（６５５）立为皇后。因李治病弱，朝事多由则天处理， 时人并称“二圣”。弘道元年（６８３）中宗李显即位，则天垂帘听政。次年废中宗，立睿宗李旦。载初元年（６９０）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易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武则天在位期间（６９０—７０５），开创殿试制度，亲自考查贡士；并允许九品官及百姓可自行荐举；修《姓氏录》，五品官即可升入士流。在经济政策方面多依贞观以来旧例，有效保证了大唐社会财富的逐年增长，成为连接贞观与开元两朝至关重要的一环。当然，她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任用酷吏来俊臣等， 屡兴大狱，使朝野震惶；晚年又崇尚奢靡，专断独行，均为其弊政所在。神龙元年（７０５）中宗李显复位，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是年冬，则天去世。谢铎对武则天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吾尝读《武后传》，见其一言一事之美， 未尝以为喜而不以为忧。”“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认同偏差，大概是向来“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易·家人》），及“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列子·天瑞》）等固有成见在作祟，这又是我们难以强求古人的地方。
二、贤臣观与明君观相对的是贤臣观，忠孝雄杰且有智勇才略在谢铎看来是贤臣的重要特征。比如他在“宋王成器”条评价李成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孝友之道， 他说： 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大矣。睿宗之贤，不及高祖；明皇之贤，不及太宗。高祖且不能与有功之子，况睿宗乎？太宗且不能处无道之兄，况明皇乎？使成器不能以死自让，他日登楼之变，吾知其不在太平而在成器矣。父子兄弟之亲一也，孰谓明皇能忍于杀其子而能不忍于其兄哉！然则成器一让，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也。於乎！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如此，君子观建成之祸，而后知成器之功。① 显然谢铎对李成器以死让国的行为给予高度赞赏，此外他也非常推崇唐宰相陆贽，其《陆宣公》一诗云： 宣公古人品，在唐无与让。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
艰难奉天诏，闻者色怊怅。遂令颠沛余，重有中兴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龄谤。
悲哉方药书，千载伤立仗。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