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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谢铎的明君观与贤臣观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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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谢铎及茶陵诗派》
图书
唯一号:
110820020210004608
颗粒名称:
第四节 谢铎的明君观与贤臣观
分类号:
K09
页数:
9
页码:
125-133
摘要:
明君贤臣为谢铎进行历史评价过程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他针对历史上出现的明君贤臣进行理性的估衡,而不拾人余唾,从中可以看出他独到的审视体察的史才和史识。
关键词:
谢铎
明君观
贤臣观
内容
明君贤臣为谢铎进行历史评价过程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他针对历史上出现的明君贤臣进行理性的估衡,而不拾人余唾,从中可以看出他独到的审视体察的史才和史识。
一、明君观谢铎为参编《通鉴纲目》及《历代通鉴纂要》等书作了大量的史学札记,像他这样写出大量读史札记的参预修史的同僚不乏其人,李东阳就是一例。据《四库全书总目·新旧唐书杂论提要》称: 是编(即《新旧唐书杂论》)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所论太宗、明皇之事为多,持论亦皆平允。然东阳依违避祸,固位取容,其论宋璟不与反正之功,无害宰相之体,实阴以自解;其论狄仁杰、褚遂良优劣,谓二人易地, 仁杰必能强谏于武后初立之时,遂良必不能成功于武后既纂之后;及论德宗猜忌,元载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间,亦隐然自以调停为功。其“驳胡寅论高力士”一条及论“姚崇任谄用诈”一条,亦欲以持论之正,自盖其所为也。① 不像李东阳这样在史评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辩护,谢铎则谠谠直论,允持厥中。谢铎理想的君主形象为:“惟精惟一,兢业万机如舜,然后可以为存心; 必明物察伦,知人则哲如舜,然后可以为致知,如是则德无不修而道可凝,于是著于三千三百之仪而成其发育峻极之功。”②其最高的治术理想则为刑错之风。
明察、仁厚、精勤、有力成为他评价明君的一般标准。比如他“汉文帝”条举汉文帝赐吴王濞几杖以惩其不朝之咎,要体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的道理说: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不然将惠之而亵,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赐几杖,而铁券之恩适足以恕怀光;在宋祖可以罢藩镇,而削地之谋适足以祸晁错。然则文帝之于吴,赐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独有见于几杖之芒刃,而无见于髋髀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无憾焉。③ 与之相反,刘备杀刘璋,自领益州牧,则是“天下事有合于义,而不能不疑于天下后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本来法正就劝刘备取代刘璋,而前者称:“今以小利失大信义于天下,奈何?”入蜀后,刘璋对其心存戒备并严把关口,这样最终激怒刘备,招致杀身之祸。谢铎“昭烈”条说: 天下事有合于义,而不能不疑于天下后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耳。昭烈以帝室之胄,举义兴复,则天下固汉之天下也,夫孰得而争之?特其势有难易,不得不先荆、益,置江东以徐制许、雒耳。是以孔明隆中之对,直欲资表取璋以图曹操,盖亦兼弱攻昧而远交近攻之意也。向使昭烈乘赤壁之胜,卷席而西,以声罪致讨,则璋固其囊中物耳,孰敢以为非义者哉?惟以好逆之而入,顾乃以敕关靳兵为璋之罪而取之,是固未足以厌人心也。故昭烈之失,不在于取璋,而在于受璋之迎;不在于得蜀,而在于据涪之怒。观其拒统之说,正坐见义不精,已自不能不疑于心,其何以免于天下后世也哉?独不知孔明复何处于昭烈也,岂其不与当时之谋乎?① 在谢铎完全道德化的批评中,正是刘备对天下大义(汉为正统)“知之不精,行之不直,过为委曲,自文以自乱其真”,使谢铎对其产生了色仁而行违的质疑。又谢铎认为“君子于天下事,惟其可久不变,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不则未有不至于大坏而极敝者也”,即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要适应时势的发展而不可固于个人“心安理得”式的退避,反之只会使情势更加恶化。他“唐高祖”条评价唐高祖和唐太宗说: 天下之敝端,立异以启之也。事之有不可以经而以权者,惟圣人能行之。不然,是未免于立异,而天下之敝端于是乎始矣。唐高祖之于太宗, 既不能如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则处之以人臣所不疑之地可也,顾乃宠以天策上将,使之地嫌位逼,不惟建成之心不能自安,而太宗之心亦有不得安者。于是始以妃嫔之僭,继以王、魏之谋,又继以杨文幹之叛逆,不已,而饮鸩呕血,至于昆明池之约,而太宗危矣。则其推刃同气,蹀血禁门,亦岂独太宗之罪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大矣,皆人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於乎!斯言也,观于此而尤信。① 他举了唐太宗不顾高祖“事成当以汝为太子”的许诺,固辞东宫之位,最后却发生“玄武门之变”为争位而骨肉相残的事件:“(武德)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②对此谢铎评价说:“昔人责太宗以子臧之节,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义,而过为是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③相让为国,强调孝友之义的宋王李成器誓死不居嫡嗣之位,而产生了“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的效应,更加印证了谢铎对通权达变中的时势判断、自我定位、时机把握等诸要素综合应用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进一步申明说:“天下之机不在此则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机之未发也,彼犹有所忌而不敢近,发而彼得以制之, 鲜有不反射而及于祸者,此高贵乡公之所以见弑于司马昭,而窦武、陈蕃之所以见杀于王甫、曹节也。”④ 谢铎历举的汉唐诸代君主均不是白璧无瑕的,而正是通过对他们的针砭剖判得出了自己的明君观。他对唐玄宗的批判可谓字字诛心,后者虽有拨乱之功,却“迹其所以致祸者而躬蹈之,则是恶湿而居下”。接着胪列其种种过失:“明皇知武后之祸起于聚麀,而不能已寿妃之册;知韦氏之祸生于点筹,而不能遏禄儿之宠;虽力诛曌后既死之魄以绝之于宗庙,欲其不至于乱亡也,得乎?”“若玄宗者亲见武氏之祸,亲平韦氏之乱,不瞽不跛,终其身展转于井之中,而卒莫之悟。”⑤不止如此,谢铎将女祸乱国与宦竖、权臣迕政并提,其嫉恶之情致使在对武则天的评价上显得有失公允。他“武后”条评价武则天说: 於乎!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吾尝读《武后传》,见其一言一事之美,未尝以为喜而不以为忧,故虽以吕强之在汉, 张承业之在唐,其行有足取者,君子固忧其善之在彼而不在此,以为世道之不幸也,而况才之出于小人者乎! 除此之外,他还在《殷鉴杂咏·光宅后》一诗中斥责武后说: 祸极女娲惨,奸深吕氏谋。分明麀聚季,莫怪牝为周。① 谢铎将武则天比作吕后,而他评价吕后的《人彘》一诗写道: 宫中雉为牝,厕中人作彘。白马枉誓天,赤龙几堕地。② 吕后是一位凶妒且权力欲望强盛的人,韩信的被杀充分体现了她柔软却强狠的政治手腕,刘邦死后她迅速培植诸吕势力,陵迫刘氏宗族。相比吕后, 武则天似乎更胜一筹,谢铎称“祸极女娲惨,奸深吕氏谋”则意味着在女色乱国方面她已登峰造极了。事实上,武则天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充满了变数。她为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东),十四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在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李治召为昭仪,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因李治病弱,朝事多由则天处理, 时人并称“二圣”。弘道元年(683)中宗李显即位,则天垂帘听政。次年废中宗,立睿宗李旦。载初元年(690)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易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武则天在位期间(690—705),开创殿试制度,亲自考查贡士;并允许九品官及百姓可自行荐举;修《姓氏录》,五品官即可升入士流。在经济政策方面多依贞观以来旧例,有效保证了大唐社会财富的逐年增长,成为连接贞观与开元两朝至关重要的一环。当然,她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任用酷吏来俊臣等, 屡兴大狱,使朝野震惶;晚年又崇尚奢靡,专断独行,均为其弊政所在。神龙元年(705)中宗李显复位,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是年冬,则天去世。谢铎对武则天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吾尝读《武后传》,见其一言一事之美, 未尝以为喜而不以为忧。”“世莫不幸于才之在小人也,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乎?世何不幸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谢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认同偏差,大概是向来“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易·家人》),及“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列子·天瑞》)等固有成见在作祟,这又是我们难以强求古人的地方。
二、贤臣观与明君观相对的是贤臣观,忠孝雄杰且有智勇才略在谢铎看来是贤臣的重要特征。比如他在“宋王成器”条评价李成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孝友之道, 他说: 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大矣。睿宗之贤,不及高祖;明皇之贤,不及太宗。高祖且不能与有功之子,况睿宗乎?太宗且不能处无道之兄,况明皇乎?使成器不能以死自让,他日登楼之变,吾知其不在太平而在成器矣。父子兄弟之亲一也,孰谓明皇能忍于杀其子而能不忍于其兄哉!然则成器一让,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义,而开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于此也。於乎!孝友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如此,君子观建成之祸,而后知成器之功。① 显然谢铎对李成器以死让国的行为给予高度赞赏,此外他也非常推崇唐宰相陆贽,其《陆宣公》一诗云: 宣公古人品,在唐无与让。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
艰难奉天诏,闻者色怊怅。遂令颠沛余,重有中兴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龄谤。
悲哉方药书,千载伤立仗。② 陆贽为唐苏州嘉兴人(今属浙江),大历间进士。贞元八年(792)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勇于揭露两税法实行以来的各种弊端,主张薄敛减赋,以布帛为计税标准;又建议在边境屯田积谷,改进防务。后为裴延龄所谄,十年(794)冬罢相,贬为忠州别驾,居忠州十年后卒。陆贽空有“仁义百万言,致君尧舜上”的宏愿,却落得“天意不可回,君心竟难亮”的结局,因此谢铎特别指出君臣和顺、风云际会的重要性。唐代孔颖达早曾指出:“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 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①在封建官僚体制日趋完备的情况下,君臣间的交流愈加不可缺少。他在“论吕夷简”条中说: 李宸妃之事,刘后以主母而久擅权于当时,仁宗以嫡孕而将得志于他日,人臣谋国而处兹危疑之际,亦大艰难矣。夷简者,上能夺刘后之私情,下不遗仁宗之宿憾,调和两宫,终始如一,孰谓非宰臣之力、宰臣之能也?殊不知天子之母,固不可以不厚,而嫡庶之分,亦不可以不严。自母以子贵之说行,世之人主但知能尊其所生之为孝,而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之不得为孝也。是故宸妃以后服殓,非厚宸妃也,所以陷宸妃于先帝宗庙之非礼;非厚仁宗也,所以启仁宗于他日追尊之非义。且曰太后尚念刘氏,是特为太后谋也。又曰异时勿谓夷简不道,是特为一身谋也。於乎!天下独无大中至正之道,可以沮太后之邪心,而弭仁宗之遗恨者乎?夷简诚知道而忠谋,力劝太后,明语仁宗,布诸天下,告于宗庙,痛悔前日袭取之非,大正今日主妾之义,于是而为宸妃发丧,厚其所当厚,而杀其所当杀,以仁宗之明达仁恕,质以先王之礼,未有不从者,而顾为是委曲弥缝以免祸,抑末矣。② 谢铎认为吕夷简在仁宗、太后之间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互联的作用,使后党与王权之间的纷争得到化解,避免了政治动乱的发生,与一般臣僚依违两可的自保之道不同。相反,不顾忠义,徇私献谗者又遭到谢铎的鄙弃,他在“虞世基”条中称: 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士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当隋之季,盗贼遍天下,太仆杨义臣击张全称、高士达,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功亦伟矣。虞世基乃曰:“小窃未足虑,义臣克之,拥兵阃外,此最非宜。”遂诏罢义臣兵,贼由是复盛不可制。於乎!以炀之残逆,虽义臣不罢,吾固未见其能弭盗而安天下也。
独恨奸臣之所以误国者,启千百世敝端之始,至使岳飞之忠孝雄杰,亦卒死于贼桧之手,坐失事几,以坏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后世之所痛心而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桧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叹未定之天,于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惮而不为哉!① 谢铎藉由虞世基与秦桧的例子,说明奸臣当道的危害,对隋代杨义臣、宋代岳飞的遭遇深表同情。又谢铎论范纯仁之语:“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而遂辍不为哉?”范纯仁正道直行而非忧谗畏讥的风概令人钦敬,这又加重自古贤良明珠暗投的悲剧意味。谢铎悲叹历史上人材不遇的现象,其论徐洪客云: 世习之移人,不有特见先觉之士出于其间,为之陈说义理,则举天下之大事而不陷于功利、诈力也者,几希矣。世至于隋,例称禅代,虽以唐太宗之贤,其劝高祖以起兵也,亦必至循其故迹而后已。於乎!其亦溺于世习,而不自知其非也邪!抑尝见徐洪客之说李密者,曰:“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噫!此特见先觉之言也,使太宗闻此而举以号于天下,则固汉高之击楚而为仁义之师矣。洪客盖董公之流,汉高幸而遇董公,太宗不幸而不遇洪客,徒使托空言于李密而已。於乎!其亦不幸矣夫!② 谢铎对徐洪客的话没有产生实际的历史作用而惋惜,这种惋惜其实更多的是为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同类人物和事件而发,从中也可以看到谢铎评价人物时也注意到机遇这些偶然性因素的特殊作用。
谢铎还注重评价臣僚贤良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利国利民,他以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例说: 自昔中国之动静,夷狄未尝不知之,则宰相之贤否进退,彼得以为轻重也,无惑矣。安石为相,既取凞河湖北,复取泸夷,无不遂意,若可喜者, 而交阯小丑得以露布青苗助役之非于天下曰:“中国穷困生民,欲以相拯。”温公尝劝宣仁弃兰州五砦以复于夏而已,初未闻其能取夷狄尺地以自益,然而契丹君臣动色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噫!何以得此于彼哉?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安石设法尽利以自弱其民,交阯虽小,如之何其弗侮?温公易暴驰利以自固其民,契丹虽强,如之何其弗畏?相臣之为国重轻也,盖如此。然则为国者,其亦知所先务哉。① 在谢铎看来,王安石施行变革,表面上改善了百姓的经济状况,却带来了扰民之乱;司马光举措保守,但采取强干弱枝、巩固中央的政策,达到了强民镇边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后者更把握住了为政的根本。不论谢铎的观点是否公允,他能够从国民实际利益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谢铎对历代君臣的史评绝不是置之案头,一泄胸中私忿的斗方名士的作法,关于汉唐以来的为政得失,他很多都通过讲章、奏疏的形式上达天听,如他成化九年所上《癸巳封事》《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成化十一年至十五年任侍讲时的各种讲章,均有大量言之凿凿的史料佐证,这都说明谢铎在史评中寓含了充盈的道德批判及干预时政的愿望。明君、贤臣的渴求恰恰反证了当朝君昏、臣庸的事实,但谢铎的态度却未转为消极,其《次西涯病起早朝韵》云:“卜居未是赐归年,阳羡谁教浪买田。可信行藏真在我,极知用舍本由天。周公寤道方成梦,尼父初心未绝编。廊庙江湖今万里,海天空阔正无边。”(《谢铎集》卷四十五,第405页)追慕周孔,用舍行藏亦可为其现实人生的写照。
知识出处
《谢铎及茶陵诗派》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重点考察谢铎的诗文主张及创作特色,并将谢铎和其他茶陵诗派成员结合起来一同考察,以概括“茶陵诗派”的全貌,评价“茶陵诗派”和谢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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