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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顺变并不意味着评史标准流宕无依，应当指出的是，谢铎的顺变观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他认为：“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诚为国邪， 笨虽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国，假善以济其私，功虽幸成，君子不与也。”③从历史人物的初始动机来展开评价，而不是仅从其自身的口头表白和客观效果断定， 这亦是谢铎历史是非观的体现。谢铎“曹操、刘备”条举出曹操来佐证观点说： 刘豫州能以长坂之败，合江东而为赤壁之胜，则其于新附之蜀，唇齿汉中，必非苟苟轻出，以坐待自敝者也。操自称多智，则其计岂尽出懿、晔之下者哉？盖幸而得，未若不幸而不得，以养吾全胜之威，正有惩于前日赤壁之轻用，而重发于此。不然，操岂知足者，而能为是得陇望蜀之戒邪？ 一日十惊之说，夫宁知非《晋史》故欲神懿之策，乃援晔以卑操乎？④ 魏军攻占汉中后，司马懿、刘晔劝说曹操乘势西指，攻取益州，曹操回答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邪！”七天后得蜀地降兵称：“蜀一日数十惊， 守将虽斩之，不能安。”曹操再问刘晔，后者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从这条史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曹操谨小慎微，以致坐失战机的结论，谢铎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晋史》故欲神懿之策，乃援晔以卑操”。他进而分析说：“操岂知足者，而能为是得陇望蜀之戒邪？”一方面刘备能够由襄阳兵败，转而联合东吴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已经表明其有卓越的领导才华和军事能力。他占领益州后，虽立足未稳但肯定已部署好兵力，准备打一场政权保卫战。另一方面， 赤壁之败的教训实在过于惨重，曹操理应慎重，“幸而得，未若不幸而不得，以养吾全胜之威，正有惩于前日赤壁之轻用，而重发于此”。由此我们看出谢铎对史料真伪的甄别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正如上面提到的，在确认史料可信的前提下谢铎又展开对传主“略迹原情”式的是非评价和价值判断。“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的主张，其实与谢铎一贯的“正心诚意”的理学思想相通。谢铎认为“诚”为真实无妄之谓，进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也，都是真实无妄，所以亘古亘今千万人，一个个都是如此，这便是天理之本然”①。谢铎将他的理学精神引入历史领域，这使其剖判人物过程中更为犀利、深刻。他不同意苏颖滨所称“陈平、狄仁杰待其（吕后、武则天）已衰而除正之，故身与国俱全”的观点，反而认为陈平以一己私利为中心，望风觇气、与世偃仰、假善济私，不能与狄仁杰相提并论。陈平固然帮助周勃翦除诸吕势力，迎立代王，但当初附合“诸吕分王”的也是他，所以“平之心不过贪生畏死，以保富贵而已”。因此，历史人物的真实动机决定了后世的评价，至于“其事之成不成，幸不幸，则君子不暇论也”。这说明在对历史事实的评判当中，谢铎挟进了大量的道德评价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