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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政治腐败与宦官专权息息相关。英宗正统年间即对王振委以重任，他除去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⑥的禁牌，又结党营私，可以说正是王振首开明宦官专权之风。虽然“土木之变”中王振为乱军所杀，但宦官专权乱政的先河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权势进一步膨胀，宦官汪直因机敏圆通、善于逢迎，甚得万贵妃的欢心和宪宗的赏识，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宪宗又从锦衣卫中挑选强干的官校一百余人，在灵济宫前设西厂，由宦官汪直直接管理，其势力远远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西厂设立之后，对官员的侦察更是繁细周密，无孔不入，用刑也更为苛刻残酷。而宪宗久处宫闱，与外界不通，西厂的设立正是要刺探外部的各种动向，这恰恰使其与朝臣的联系更为疏远，增加了宦臣弄权的机会。
成化时期宦官的权势不仅很大，而且有名者很多，除汪直外，还有梁芳以及由他带起来的钱能、韦眷、王敬等人。梁芳是为万贵妃办事的内监，其党徒和帮凶遍布各地，梁芳以采办为名，大肆聚敛，并将国库的金银挥霍一空。成化时期宦官的专权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从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险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①。这段话是对成化时期宦官专权局面的形象描述。
明武宗朱厚照当太子时，宦官刘瑾就带着他“为长夜之游”，刘瑾成为其最可依赖的心腹。正德年间，刘瑾又设内厂，东厂和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内， 其作恶多端令人发指。刘瑾专权期间穷奢极侈，对百姓大肆搜刮，成为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时林俊上言说：“天下皆曰两皇帝……陛下时不视朝，刘瑾西南向倨立，鸿胪寺各官叩头，而题奏某部与某敕某酒饭，皆其言语。各官起身，鸿胪喝向东作揖。故谓陛下坐皇帝，刘瑾立皇帝也。”②其声势熏天可见一斑。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 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③。那些御用禁物及大量兵器成为他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他专权期间聚敛之巨亦足以给他量刑治罪了。
总之，明代中期以来宦官独揽大权屡见不鲜，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又使宦官的职权得到了极度的扩大和膨胀。宦官经营皇庄、皇店，侵夺百姓良田，出代税监，控制贸易甚至还充任矿监、监军等。明中期宦官权威之大，范围之广，均大大超越前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权势进一步膨胀，宦官汪直因机敏圆通、善于逢迎，甚得万贵妃的欢心和宪宗的赏识，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宪宗又从锦衣卫中挑选强干的官校一百余人，在灵济宫前设西厂，由宦官汪直直接管理，其势力远远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西厂设立之后，对官员的侦察更是繁细周密，无孔不入，用刑也更为苛刻残酷。而宪宗久处宫闱，与外界不通，西厂的设立正是要刺探外部的各种动向，这恰恰使其与朝臣的联系更为疏远，增加了宦臣弄权的机会。
成化时期宦官的权势不仅很大，而且有名者很多，除汪直外，还有梁芳以及由他带起来的钱能、韦眷、王敬等人。梁芳是为万贵妃办事的内监，其党徒和帮凶遍布各地，梁芳以采办为名，大肆聚敛，并将国库的金银挥霍一空。成化时期宦官的专权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从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险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①。这段话是对成化时期宦官专权局面的形象描述。
明武宗朱厚照当太子时，宦官刘瑾就带着他“为长夜之游”，刘瑾成为其最可依赖的心腹。正德年间，刘瑾又设内厂，东厂和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内， 其作恶多端令人发指。刘瑾专权期间穷奢极侈，对百姓大肆搜刮，成为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时林俊上言说：“天下皆曰两皇帝……陛下时不视朝，刘瑾西南向倨立，鸿胪寺各官叩头，而题奏某部与某敕某酒饭，皆其言语。各官起身，鸿胪喝向东作揖。故谓陛下坐皇帝，刘瑾立皇帝也。”②其声势熏天可见一斑。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 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③。那些御用禁物及大量兵器成为他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他专权期间聚敛之巨亦足以给他量刑治罪了。
总之，明代中期以来宦官独揽大权屡见不鲜，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又使宦官的职权得到了极度的扩大和膨胀。宦官经营皇庄、皇店，侵夺百姓良田，出代税监，控制贸易甚至还充任矿监、监军等。明中期宦官权威之大，范围之广，均大大超越前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