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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政局一：宪宗怠政、孝宗勤政、武宗荒嬉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十年（１４５３）病逝，年仅九岁的皇太子英宗朱祁镇即位，年号为正统。鉴于新帝年幼，太皇太后张氏将国政交由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主持。后来司礼监王振得英宗宠信，“三杨”等人亦为之逊避，朝野上下万马齐喑。在朝纲不振的同时，边患又起。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七月，蒙古瓦剌也先大举入侵。好大喜功的王振挟帝亲征，八月即遭土木堡之败，英宗被俘，王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英宗被俘之后，其弟朱祁钰于九月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初一，也先再次大举进犯，十月十一日，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率兵出城迎敌，奋勇抗战，屡获胜利，十一月初八，也先退兵塞外。次年改元景泰，也先屡次请和，英宗于八月间被释返京，闲居南宫过着幽禁的日子。景泰八年（１４５７）正月，景帝病重，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和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迎立英宗复位，景帝则幽死于宫中。
天顺八年（１４６４）正月，英宗病死后，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是为宪宗。宪宗在位二十三年，是个昏庸的君主，在他的纵容下，宦官肆意操纵国政，从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开始，大学士万安凭借万贵妃的得宠成为宪宗最为倚重的人。他不以国事为务，反而与宪宗沉溺于宫闱燕乐，致使皇帝数月不朝成为常事。宪宗把国政完全托付给宦官，宦官更是以万贵妃为后台，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甚至位居总督和总兵官之上。另外宪宗随意任人为官，资历出身一概不拘，因此形成了“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①的可悲局面。
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明宪宗死去，九月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弘治。孝宗大力取用贤能并委以重任，“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② 随之马文升、张吉、王纯、丁玑、李文祥、敖毓元等大臣纷纷被起用。由于宪宗成化年间言路堵塞，孝宗还注重广开言路以革除弊政，形成了“是时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①的良好政治氛围。此外孝宗还厉行节俭并减轻赋税，弘治元年（１４８８）马文升向孝宗建议：“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孝宗对其建议极为褒奖，“嘉纳之，悉施行”②。孝宗时期政治清明的局面为历代史家称道，清人谷应泰称：“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③当然，弘治期间的治平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其国内诸如土地兼并、宦宠弄权及边疆动荡、边民暴动等政治痼疾还依然存在。
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孝宗死去，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次年改元正德。孝宗在弥留之际，招来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将太子托付于他们，并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④武宗在位期间的确是骄纵贪玩，不理政事，大权从而落入宦官刘瑾手中。正德年间政治黑暗， 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局面再次出现。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发动起义，短短十几天就有数千人响应。此外，又发生了藩王朱宸濠等的叛乱。虽然他们最终都被平息下去，明代国运却越呈颓弊之势了。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三月，武宗咯血而死，因其无子继位，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为训诫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⑤提议朱厚熜继承皇位，此建议得到了皇太后张氏的批准。四月， 朱厚熜即皇位，次年改元嘉靖，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明世宗统治时期。
二、国内政局二：宦官专权明朝的政治腐败与宦官专权息息相关。英宗正统年间即对王振委以重任，他除去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⑥的禁牌，又结党营私，可以说正是王振首开明宦官专权之风。虽然“土木之变”中王振为乱军所杀，但宦官专权乱政的先河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权势进一步膨胀，宦官汪直因机敏圆通、善于逢迎，甚得万贵妃的欢心和宪宗的赏识，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宪宗又从锦衣卫中挑选强干的官校一百余人，在灵济宫前设西厂，由宦官汪直直接管理，其势力远远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西厂设立之后，对官员的侦察更是繁细周密，无孔不入，用刑也更为苛刻残酷。而宪宗久处宫闱，与外界不通，西厂的设立正是要刺探外部的各种动向，这恰恰使其与朝臣的联系更为疏远，增加了宦臣弄权的机会。
成化时期宦官的权势不仅很大，而且有名者很多，除汪直外，还有梁芳以及由他带起来的钱能、韦眷、王敬等人。梁芳是为万贵妃办事的内监，其党徒和帮凶遍布各地，梁芳以采办为名，大肆聚敛，并将国库的金银挥霍一空。成化时期宦官的专权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从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险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①。这段话是对成化时期宦官专权局面的形象描述。
明武宗朱厚照当太子时，宦官刘瑾就带着他“为长夜之游”，刘瑾成为其最可依赖的心腹。正德年间，刘瑾又设内厂，东厂和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内， 其作恶多端令人发指。刘瑾专权期间穷奢极侈，对百姓大肆搜刮，成为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时林俊上言说：“天下皆曰两皇帝……陛下时不视朝，刘瑾西南向倨立，鸿胪寺各官叩头，而题奏某部与某敕某酒饭，皆其言语。各官起身，鸿胪喝向东作揖。故谓陛下坐皇帝，刘瑾立皇帝也。”②其声势熏天可见一斑。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 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③。那些御用禁物及大量兵器成为他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他专权期间聚敛之巨亦足以给他量刑治罪了。
总之，明代中期以来宦官独揽大权屡见不鲜，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又使宦官的职权得到了极度的扩大和膨胀。宦官经营皇庄、皇店，侵夺百姓良田，出代税监，控制贸易甚至还充任矿监、监军等。明中期宦官权威之大，范围之广，均大大超越前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外患：西北边患及其他国内政治的腐败极易招致外患的发生，前面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即是明廷内外交困的集中反映。这场事变发生时谢铎只有十五岁，事隔多年他作有《哀土木》一诗，其中有“故老百年犹涕泪，太平今日忆更新”句①，说明他对这次军事失败一直印象深刻。成化间，西北边患是当局首要应对的问题。成化四年（１４６８）四月，西北固原的土达，平凉户满四聚众起事，依据石城，声势日益壮大。明廷派遣都御史项忠统帅京营兵连同陕西戍卒五万人镇压，直到成化五年（１４６９）正月，捕杀彗帚山首领毛哈喇，叛军余部勒令解散，起义才告一段落。
成化九年（１４７３）九月，土鲁番速檀阿力王入侵哈密。甘肃巡抚娄良急速上报， 兵部尚书白圭称：“哈密为我西藩，土鲁番无故凌夺，不救则赤斤诸卫尽为蚕食。嘉峪外皆强敌，而祸中甘肃。”②此后速檀阿力的扰边活动不断发生，到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冬，哈密终为土鲁番所据。正是因为西北边防局势紧张，成化九年十月，阁臣商辂发起群臣以《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为题纵议国是。谢铎将时下局势与宋代进行对比，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边患不断的真正原因在于当局采取的搜套政策失当。因此，朝廷应当利用当下相对稳定的战略发展期加紧对上述地区的布防与控制。他提议说：“及此无事之时，正宜蓄兵养锐，于大同、宁夏以为东西之援，于是而渐图收复汉唐故疆与我国初东盛之地， 据三受降城以极形势，修千八百堠以谨烽火，以河曲为室家而屯田积谷于其中，以受降为门户而耀兵振武于其外。”③此外，他又从边将任命是否得当、减轻内地及边疆平民负担等角度，阐述他的边防主张。总体上来说，谢铎的建言论证翔实严密，谈锋尖锐无畏，体现了一名儒臣高度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虽然最终并没有得到宪宗的肯定并加以推行，却赢得了士林中较高的声誉。
成化以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到处充满冒烟的火种。成化三年（１４６７）三月，聚居在荆襄山区的饥民在河南人刘千斤和僧人石龙的领导下起义。六年（１４７０）十月，李胡子又反，直到成化十二年，才平息起义。除了荆襄暴动，还有广西藤峡瑶族起义。起义始于景泰年间，直到成化元年十二月，浙江左参政韩雍才予以平定。虽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大藤峡保持了安定状态，但到正德五年（１５１０），这里反抗气焰又重新燃起，直到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 才彻底平息。总之，虽然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相对而言是明代较为稳定的时期， 但种种内忧外患却大量存在，它们对谢铎史学思想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天顺八年（１４６４）正月，英宗病死后，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是为宪宗。宪宗在位二十三年，是个昏庸的君主，在他的纵容下，宦官肆意操纵国政，从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开始，大学士万安凭借万贵妃的得宠成为宪宗最为倚重的人。他不以国事为务，反而与宪宗沉溺于宫闱燕乐，致使皇帝数月不朝成为常事。宪宗把国政完全托付给宦官，宦官更是以万贵妃为后台，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甚至位居总督和总兵官之上。另外宪宗随意任人为官，资历出身一概不拘，因此形成了“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①的可悲局面。
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明宪宗死去，九月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弘治。孝宗大力取用贤能并委以重任，“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② 随之马文升、张吉、王纯、丁玑、李文祥、敖毓元等大臣纷纷被起用。由于宪宗成化年间言路堵塞，孝宗还注重广开言路以革除弊政，形成了“是时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①的良好政治氛围。此外孝宗还厉行节俭并减轻赋税，弘治元年（１４８８）马文升向孝宗建议：“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孝宗对其建议极为褒奖，“嘉纳之，悉施行”②。孝宗时期政治清明的局面为历代史家称道，清人谷应泰称：“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③当然，弘治期间的治平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其国内诸如土地兼并、宦宠弄权及边疆动荡、边民暴动等政治痼疾还依然存在。
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孝宗死去，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次年改元正德。孝宗在弥留之际，招来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将太子托付于他们，并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④武宗在位期间的确是骄纵贪玩，不理政事，大权从而落入宦官刘瑾手中。正德年间政治黑暗， 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局面再次出现。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发动起义，短短十几天就有数千人响应。此外，又发生了藩王朱宸濠等的叛乱。虽然他们最终都被平息下去，明代国运却越呈颓弊之势了。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三月，武宗咯血而死，因其无子继位，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为训诫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⑤提议朱厚熜继承皇位，此建议得到了皇太后张氏的批准。四月， 朱厚熜即皇位，次年改元嘉靖，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明世宗统治时期。
二、国内政局二：宦官专权明朝的政治腐败与宦官专权息息相关。英宗正统年间即对王振委以重任，他除去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⑥的禁牌，又结党营私，可以说正是王振首开明宦官专权之风。虽然“土木之变”中王振为乱军所杀，但宦官专权乱政的先河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权势进一步膨胀，宦官汪直因机敏圆通、善于逢迎，甚得万贵妃的欢心和宪宗的赏识，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宪宗又从锦衣卫中挑选强干的官校一百余人，在灵济宫前设西厂，由宦官汪直直接管理，其势力远远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西厂设立之后，对官员的侦察更是繁细周密，无孔不入，用刑也更为苛刻残酷。而宪宗久处宫闱，与外界不通，西厂的设立正是要刺探外部的各种动向，这恰恰使其与朝臣的联系更为疏远，增加了宦臣弄权的机会。
成化时期宦官的权势不仅很大，而且有名者很多，除汪直外，还有梁芳以及由他带起来的钱能、韦眷、王敬等人。梁芳是为万贵妃办事的内监，其党徒和帮凶遍布各地，梁芳以采办为名，大肆聚敛，并将国库的金银挥霍一空。成化时期宦官的专权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从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险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①。这段话是对成化时期宦官专权局面的形象描述。
明武宗朱厚照当太子时，宦官刘瑾就带着他“为长夜之游”，刘瑾成为其最可依赖的心腹。正德年间，刘瑾又设内厂，东厂和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内， 其作恶多端令人发指。刘瑾专权期间穷奢极侈，对百姓大肆搜刮，成为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时林俊上言说：“天下皆曰两皇帝……陛下时不视朝，刘瑾西南向倨立，鸿胪寺各官叩头，而题奏某部与某敕某酒饭，皆其言语。各官起身，鸿胪喝向东作揖。故谓陛下坐皇帝，刘瑾立皇帝也。”②其声势熏天可见一斑。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 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③。那些御用禁物及大量兵器成为他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他专权期间聚敛之巨亦足以给他量刑治罪了。
总之，明代中期以来宦官独揽大权屡见不鲜，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又使宦官的职权得到了极度的扩大和膨胀。宦官经营皇庄、皇店，侵夺百姓良田，出代税监，控制贸易甚至还充任矿监、监军等。明中期宦官权威之大，范围之广，均大大超越前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外患：西北边患及其他国内政治的腐败极易招致外患的发生，前面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即是明廷内外交困的集中反映。这场事变发生时谢铎只有十五岁，事隔多年他作有《哀土木》一诗，其中有“故老百年犹涕泪，太平今日忆更新”句①，说明他对这次军事失败一直印象深刻。成化间，西北边患是当局首要应对的问题。成化四年（１４６８）四月，西北固原的土达，平凉户满四聚众起事，依据石城，声势日益壮大。明廷派遣都御史项忠统帅京营兵连同陕西戍卒五万人镇压，直到成化五年（１４６９）正月，捕杀彗帚山首领毛哈喇，叛军余部勒令解散，起义才告一段落。
成化九年（１４７３）九月，土鲁番速檀阿力王入侵哈密。甘肃巡抚娄良急速上报， 兵部尚书白圭称：“哈密为我西藩，土鲁番无故凌夺，不救则赤斤诸卫尽为蚕食。嘉峪外皆强敌，而祸中甘肃。”②此后速檀阿力的扰边活动不断发生，到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冬，哈密终为土鲁番所据。正是因为西北边防局势紧张，成化九年十月，阁臣商辂发起群臣以《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为题纵议国是。谢铎将时下局势与宋代进行对比，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边患不断的真正原因在于当局采取的搜套政策失当。因此，朝廷应当利用当下相对稳定的战略发展期加紧对上述地区的布防与控制。他提议说：“及此无事之时，正宜蓄兵养锐，于大同、宁夏以为东西之援，于是而渐图收复汉唐故疆与我国初东盛之地， 据三受降城以极形势，修千八百堠以谨烽火，以河曲为室家而屯田积谷于其中，以受降为门户而耀兵振武于其外。”③此外，他又从边将任命是否得当、减轻内地及边疆平民负担等角度，阐述他的边防主张。总体上来说，谢铎的建言论证翔实严密，谈锋尖锐无畏，体现了一名儒臣高度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虽然最终并没有得到宪宗的肯定并加以推行，却赢得了士林中较高的声誉。
成化以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到处充满冒烟的火种。成化三年（１４６７）三月，聚居在荆襄山区的饥民在河南人刘千斤和僧人石龙的领导下起义。六年（１４７０）十月，李胡子又反，直到成化十二年，才平息起义。除了荆襄暴动，还有广西藤峡瑶族起义。起义始于景泰年间，直到成化元年十二月，浙江左参政韩雍才予以平定。虽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大藤峡保持了安定状态，但到正德五年（１５１０），这里反抗气焰又重新燃起，直到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 才彻底平息。总之，虽然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相对而言是明代较为稳定的时期， 但种种内忧外患却大量存在，它们对谢铎史学思想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