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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以来，方孝孺一案给浙东学术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直到成化、弘治年间，浙学基本都处于沉寂状态。虽然当时全国学术界普遍呈现出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弊端，但此间涌现出的一批浙东学人，在推尊程朱理学的同时， 也体现出浙东学术本身固有的特色品质，为浙东学术的嬗变、发展准备了条件，谢铎正是他们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谢铎的理学思想体现出宋元以来浙东一派重史学、重躬行的学术特点。他早年从叔父谢省学《四书》《五经》，重“礼”的思想在谢铎头脑中根深蒂固，他认为礼是维系天道、人伦的枢纽，道德仁义赖以推行的保证④。入仕之后，谢铎先后从事了《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的修撰、《通鉴纲目》的校勘，担任过《历代通鉴纂要》的润色官。在此期间，他又写出了大量的史论、论史诗，虽然它们都是对史料的甄别和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批评，但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无疑还是在于阐发经义，以期经世致用，而强调实用又使谢铎的理学主张避免了空疏、迂阔的通病。他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称：“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①纪事在于明道，明道在于践行，践行在于实用，这无疑是谢铎理学的根本特征。其理学主张主要取法于《中庸》《尚书》等儒家经典，亦有较强的理学宗派意识，笔者试分为以下几点加以论述。
第一，讲中庸、崇诚信。早在唐代，韩愈的学生李翱倡言复性，已开始对《中庸》的研究。北宋时，张载就学于范仲淹，后者以手书《中庸》亲授；后来杨时著《中庸义》，朱熹作《四书集注》，已完全使之理学化。客观地说，谢铎讲《中庸》在理论建树上创获不多，但是他以史证经、讲求致用的特色却非常鲜明。
《中庸》的核心概念是“诚”。谢铎认为：“诚之道大矣，远之天地圣人所不能违， 近之民生日用所不可离。学者所以实用其力，上希圣贤，与天地参，以求异乎凡民者也，斯正吾人所当自力而未之能焉。”②在他担任经筵侍讲期间，更是将诚作为千万世帝王治天下的根本，并引用大量史事加以论证，他说：“‘诚’为《中庸》一篇之枢纽，先儒之论，已极详备，但此章专为问政而发，则这诚字于人君身上又是十分紧要的道理。”③谢铎举出上古三代太甲、成王的例子，他们始受奸佞迷惑，终因修德，才得以“雍熙泰和，享国长久”；另外，谢铎还在讲疏中提到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卢杞、唐玄宗溺于所爱、唐宪宗好神仙迎佛骨，均因为不能迷途知返而丧国辱身，可以说与太甲、成王形成鲜明对比。需要说明的是，明宪宗晚年好道术，宠信宦竖梁芳、陈喜，僧人继晓等人，不理朝政，谢铎显然表现了敢言人不敢言的学术勇气。另外，谢铎还强调臣子对君主的诚信，他说：“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于太甲，放于桐，归于亳，天下无有疑其为专为僭者，君曷得而疑之？ 此其诚可格天地、质鬼神，无愧于素履者然也。其或诚在我，而不能必君之不疑， 则如姬公之居东，愈积诚以感之，卒亦未有不悟者也。”④在谢铎这里，没有把“诚”看成抽象玄远的理学概念，而是历史现实中鲜活的事例。他的论述虽不重纯理性的推论和建构，却体现出以经为纲、以史为证、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色。第二，修德凝道、存心致知。除了对《中庸》中“诚”的阐发外，谢铎又把修德凝道、存心致知作为君主必备的素质来强调，他说：“修德凝道之责，在人君身上尤为切要，而存心致知之功尤不可缺。”紧接着他便用史例加以说明，其称：“是必惟精惟一、兢业万几如舜，然后可以为存心；必明物察伦、知人则哲如舜，然后可以为致知，如是则德无不修而道可凝，于是著于三千三百之仪而成其发育峻极之功。”①在谢铎构建的道德体系中，君王作为常人中一特殊的行为主体，对修德凝道、存心致知思想的推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明中叶以来，王朝衰颓的迹象进一步加剧，君主怠政、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已然积重难返，谢铎的理学主张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推行，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同时又决定了其思想注重内在修养、个体躬行的必然性。谢铎在《次韵宾之侍讲经筵十六韵》一诗云：“虞周千载治，大道在遗经。茫茫汉唐下，杂然竞门庭。《中庸》有至教，昧此一与精。吾心久垂隔，况复念含灵。怀哉位育化，谁与成其能？ 岂无黄老术，亦有申韩刑。那知瓮中天，不见井外星。清朝幸遭际，圣学方昭明。群英总先达，疏陋亦随行。经帷近君地，何必位公卿。程朱古贤圣，逊避若惕惊。……涓埃与海岳，意远言则诚。驽骀本无似，见之气亦增。”（《谢铎集》卷十，第９６页）。这首诗同样表明了他从历史运变角度对《中庸》至教把捉的特点，他希望利用经筵侍讲的机会能够对君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又把加强自身内在品性的修持作为首要的问题。
第三，重礼兴教，期于无刑。谢铎非常重视“礼”的社会伦理价值，他说：“礼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节文，人道以之纲纪，德以之齐，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礼以约之，乃可弗畔于道。礼之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②他还看重礼在俗世生活中的具体作用，他称：“冠、婚、丧、祭，礼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纲纪人道之始，终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③虽然礼仪教化与平民社会密切相关，但谢铎的着眼点却是修齐治平的宏远理想的实现。他在《读陈氏宗谱纂录》中称：“周子曰：家难而天下易。故君子之有志于天下者，必自其家始，未有不先其难而能于其易者。”④因此，谢铎便把移风易俗致力的方向确定在一家一族之上，他说：“吾视吾力之所能者，则姑自吾一家一族而始之，庶其摄人心以厚风俗者在是乎？”①另外，谢铎在退隐期间与叔父谢省等人共同创办方岩书院，并长期主持教务，推进乡邦教化的进程，无疑也是他的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下文笔者将详细论述，兹不赘。明白了谢铎的教化倾向，就容易理解他“刑期无刑”的观点了。谢铎认为：“刑虽圣人未尝不用， 实亦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弼教，曰期于治，曰期于无刑，是皆有钦恤哀矜不得已的意思，故舜之刑四凶之外不闻有所滥，而民皆协于中以极于无刑之化。”②期于无刑是教化的至高境界，但是在达到这一境界之前，刑与教化始终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谢铎称之曰“中”。他说：“刑之为用，惨刻固不可，姑息亦不可。一于姑息，则四凶不必诛，而天下之为恶者无所惩、无所惧，其流之弊必至于汉元成、唐僖昭而后已，此又古圣人之所深虑而必欲归之于中者也。”③ 谢铎的观点建立在深厚的史识之上，从而避免了高睨大谈的弊病；从成化、弘治两朝的时政来看，宦竖弄权，朝纲涣散，客观上也需要加强法治。谢铎的观点同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第四，梳理道统，考论先贤。谢铎著有《伊洛渊源续录》，较鲜明地体现了宗奉程朱的理学立场。《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写定的第一本理学学术史，此后南宋车若水编《道统录》，谢铎编《伊洛渊源续录》，又使这一学术谱系更趋丰赡。谢铎此录共收录二十一人，以朱熹为宗主，有其师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一系，有与之交游的张栻、吕祖谦，有始于黄幹、蔡元定，终于何基、王柏的朱门后学。由于《宋史·道学传》多据朱熹划定的范围选择传主，从而引发了道学门派之争，并愈演愈烈，谢铎编纂过程中亦不免带有意气之见。在他任南京及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就先后在《论教化六事疏》及《维持风教疏》中，两次提出罢祀吴澄，改祀杨时，甚至还一度因此事愤而辞职。因为吴澄初宗朱学，入元后又杂糅陆学，谢铎实以朱门罪人视之。对此，四库馆臣评价说：“澄之学虽曰未醇，然较受蔡京之荐者则有间矣。铎欲以易澄，盖以道南一脉之故，而曲讳其出处也。然则是录之作，其亦不出门户之见矣。”④谢铎编撰《伊洛渊源续录》，其目的就是要后学能够穷究朱学的授受原委，彰明朱熹全体大用之学，其中还隐含了继起斯文为己任的学术抱负。他在《伊洛渊源续录序》里说：“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凡为孔子之徒者，皆将鸣鼓而攻之不暇，顾复偃然求以自附于伊洛之渊源，何哉？……后之君子脱有取焉，其亦明道术扶世教之一助也哉！”①正如谢铎所愿，成化辛丑进士宋端仪又仿撰《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此书还得到正德间人薛应旂的补修。清人张伯行另有《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他认为谢铎考辑未备，而薛应旂考择不严， 重新加以考订。然而，此书一出，又遭到谭旭的抨击，后者对胡寅、真德秀等人加以补充。由此，谢铎在朱学学术谱系整理方面的价值值得重视。此外，谢铎对洛学在台州地区的传承有细致的考辨。他所作的《台州杂咏二十六首》的《洛学始》一诗称：“洛学始，开我台，天与浙东提举来。洛学始，石南康，南湖水阔方山苍。立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来势相峙。南望武夷不盈咫，渊源直接洙泗涘。洙泗涘，洛学始。”②诗序称：“石南康子重与晦翁为友，南湖、方山二杜公因得登晦翁之门。至立斋丞相，又以其学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为独盛。
台人称知洛学者，实自南康始。”③ 可见，这是谢铎用诗歌形式写出的台州理学史。其组成人物及评价在下文介绍，兹不赘。
第一，讲中庸、崇诚信。早在唐代，韩愈的学生李翱倡言复性，已开始对《中庸》的研究。北宋时，张载就学于范仲淹，后者以手书《中庸》亲授；后来杨时著《中庸义》，朱熹作《四书集注》，已完全使之理学化。客观地说，谢铎讲《中庸》在理论建树上创获不多，但是他以史证经、讲求致用的特色却非常鲜明。
《中庸》的核心概念是“诚”。谢铎认为：“诚之道大矣，远之天地圣人所不能违， 近之民生日用所不可离。学者所以实用其力，上希圣贤，与天地参，以求异乎凡民者也，斯正吾人所当自力而未之能焉。”②在他担任经筵侍讲期间，更是将诚作为千万世帝王治天下的根本，并引用大量史事加以论证，他说：“‘诚’为《中庸》一篇之枢纽，先儒之论，已极详备，但此章专为问政而发，则这诚字于人君身上又是十分紧要的道理。”③谢铎举出上古三代太甲、成王的例子，他们始受奸佞迷惑，终因修德，才得以“雍熙泰和，享国长久”；另外，谢铎还在讲疏中提到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卢杞、唐玄宗溺于所爱、唐宪宗好神仙迎佛骨，均因为不能迷途知返而丧国辱身，可以说与太甲、成王形成鲜明对比。需要说明的是，明宪宗晚年好道术，宠信宦竖梁芳、陈喜，僧人继晓等人，不理朝政，谢铎显然表现了敢言人不敢言的学术勇气。另外，谢铎还强调臣子对君主的诚信，他说：“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于太甲，放于桐，归于亳，天下无有疑其为专为僭者，君曷得而疑之？ 此其诚可格天地、质鬼神，无愧于素履者然也。其或诚在我，而不能必君之不疑， 则如姬公之居东，愈积诚以感之，卒亦未有不悟者也。”④在谢铎这里，没有把“诚”看成抽象玄远的理学概念，而是历史现实中鲜活的事例。他的论述虽不重纯理性的推论和建构，却体现出以经为纲、以史为证、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色。第二，修德凝道、存心致知。除了对《中庸》中“诚”的阐发外，谢铎又把修德凝道、存心致知作为君主必备的素质来强调，他说：“修德凝道之责，在人君身上尤为切要，而存心致知之功尤不可缺。”紧接着他便用史例加以说明，其称：“是必惟精惟一、兢业万几如舜，然后可以为存心；必明物察伦、知人则哲如舜，然后可以为致知，如是则德无不修而道可凝，于是著于三千三百之仪而成其发育峻极之功。”①在谢铎构建的道德体系中，君王作为常人中一特殊的行为主体，对修德凝道、存心致知思想的推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明中叶以来，王朝衰颓的迹象进一步加剧，君主怠政、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已然积重难返，谢铎的理学主张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推行，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同时又决定了其思想注重内在修养、个体躬行的必然性。谢铎在《次韵宾之侍讲经筵十六韵》一诗云：“虞周千载治，大道在遗经。茫茫汉唐下，杂然竞门庭。《中庸》有至教，昧此一与精。吾心久垂隔，况复念含灵。怀哉位育化，谁与成其能？ 岂无黄老术，亦有申韩刑。那知瓮中天，不见井外星。清朝幸遭际，圣学方昭明。群英总先达，疏陋亦随行。经帷近君地，何必位公卿。程朱古贤圣，逊避若惕惊。……涓埃与海岳，意远言则诚。驽骀本无似，见之气亦增。”（《谢铎集》卷十，第９６页）。这首诗同样表明了他从历史运变角度对《中庸》至教把捉的特点，他希望利用经筵侍讲的机会能够对君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又把加强自身内在品性的修持作为首要的问题。
第三，重礼兴教，期于无刑。谢铎非常重视“礼”的社会伦理价值，他说：“礼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节文，人道以之纲纪，德以之齐，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礼以约之，乃可弗畔于道。礼之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②他还看重礼在俗世生活中的具体作用，他称：“冠、婚、丧、祭，礼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纲纪人道之始，终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③虽然礼仪教化与平民社会密切相关，但谢铎的着眼点却是修齐治平的宏远理想的实现。他在《读陈氏宗谱纂录》中称：“周子曰：家难而天下易。故君子之有志于天下者，必自其家始，未有不先其难而能于其易者。”④因此，谢铎便把移风易俗致力的方向确定在一家一族之上，他说：“吾视吾力之所能者，则姑自吾一家一族而始之，庶其摄人心以厚风俗者在是乎？”①另外，谢铎在退隐期间与叔父谢省等人共同创办方岩书院，并长期主持教务，推进乡邦教化的进程，无疑也是他的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下文笔者将详细论述，兹不赘。明白了谢铎的教化倾向，就容易理解他“刑期无刑”的观点了。谢铎认为：“刑虽圣人未尝不用， 实亦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弼教，曰期于治，曰期于无刑，是皆有钦恤哀矜不得已的意思，故舜之刑四凶之外不闻有所滥，而民皆协于中以极于无刑之化。”②期于无刑是教化的至高境界，但是在达到这一境界之前，刑与教化始终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谢铎称之曰“中”。他说：“刑之为用，惨刻固不可，姑息亦不可。一于姑息，则四凶不必诛，而天下之为恶者无所惩、无所惧，其流之弊必至于汉元成、唐僖昭而后已，此又古圣人之所深虑而必欲归之于中者也。”③ 谢铎的观点建立在深厚的史识之上，从而避免了高睨大谈的弊病；从成化、弘治两朝的时政来看，宦竖弄权，朝纲涣散，客观上也需要加强法治。谢铎的观点同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第四，梳理道统，考论先贤。谢铎著有《伊洛渊源续录》，较鲜明地体现了宗奉程朱的理学立场。《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写定的第一本理学学术史，此后南宋车若水编《道统录》，谢铎编《伊洛渊源续录》，又使这一学术谱系更趋丰赡。谢铎此录共收录二十一人，以朱熹为宗主，有其师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一系，有与之交游的张栻、吕祖谦，有始于黄幹、蔡元定，终于何基、王柏的朱门后学。由于《宋史·道学传》多据朱熹划定的范围选择传主，从而引发了道学门派之争，并愈演愈烈，谢铎编纂过程中亦不免带有意气之见。在他任南京及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就先后在《论教化六事疏》及《维持风教疏》中，两次提出罢祀吴澄，改祀杨时，甚至还一度因此事愤而辞职。因为吴澄初宗朱学，入元后又杂糅陆学，谢铎实以朱门罪人视之。对此，四库馆臣评价说：“澄之学虽曰未醇，然较受蔡京之荐者则有间矣。铎欲以易澄，盖以道南一脉之故，而曲讳其出处也。然则是录之作，其亦不出门户之见矣。”④谢铎编撰《伊洛渊源续录》，其目的就是要后学能够穷究朱学的授受原委，彰明朱熹全体大用之学，其中还隐含了继起斯文为己任的学术抱负。他在《伊洛渊源续录序》里说：“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凡为孔子之徒者，皆将鸣鼓而攻之不暇，顾复偃然求以自附于伊洛之渊源，何哉？……后之君子脱有取焉，其亦明道术扶世教之一助也哉！”①正如谢铎所愿，成化辛丑进士宋端仪又仿撰《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此书还得到正德间人薛应旂的补修。清人张伯行另有《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他认为谢铎考辑未备，而薛应旂考择不严， 重新加以考订。然而，此书一出，又遭到谭旭的抨击，后者对胡寅、真德秀等人加以补充。由此，谢铎在朱学学术谱系整理方面的价值值得重视。此外，谢铎对洛学在台州地区的传承有细致的考辨。他所作的《台州杂咏二十六首》的《洛学始》一诗称：“洛学始，开我台，天与浙东提举来。洛学始，石南康，南湖水阔方山苍。立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来势相峙。南望武夷不盈咫，渊源直接洙泗涘。洙泗涘，洛学始。”②诗序称：“石南康子重与晦翁为友，南湖、方山二杜公因得登晦翁之门。至立斋丞相，又以其学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为独盛。
台人称知洛学者，实自南康始。”③ 可见，这是谢铎用诗歌形式写出的台州理学史。其组成人物及评价在下文介绍，兹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