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明代以理学开国，据《明史·儒林传序》载：“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①洪武三年，开科考试，规定的考试书目均以程朱及其他儒家经典注本为主，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程朱《周易传义》、蔡沈《尚书传》及孔安国、孔颖达疏注、朱熹《诗集传》，胡安国、张洽《左传》《公羊》《穀梁》传，郑玄《礼记注》等。此外，永乐十二年朱棣又敕命修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几乎将宋儒傅翼经传的相关著作网罗殆尽。修成后，又颁行于六部、两京国子监及各级官学， 令天下士子口诵心惟、奉为圭臬。随着程朱理学在明初官方学术地位的逐步稳固，就造成了思想僵化、学术停滞的恶果。如“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
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② 程朱思想在众多青年士子那里更成了跻身科班的不二法门，至于其致知格物、经世致用的精义所在则不关于心。到成化、弘治年间，监生只知应试读本而不明经典为何物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对此，谢铎在《科举私说》一文中批判说： “今之科举，罢诗赋而先之经义，以观其穷理之学，则其本立矣。次制诏论判而终之以策，以观其经世之学，则其见用矣。穷理以立其本，经世以见诸用，是虽科举之学苟于此而尽心焉，则古之所谓德行、道艺之教盖亦不出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亦岂有不及于古之叹哉？然考其归，则所谓穷理、所谓经世者，恒浮谈冗说，修之无益于身心，措之无益于国家，甚者口夷、齐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举之学，悉为无用之虚文。暨其得而弃之也，顾乃以吏为师，以律为治，视其昔之所谓者，曾筌蹄、刍狗之不若！”③谢铎不仅批判了当时仅以章句记诵为业，却不反求诸己、言行一致的虚浮学风，又对那些一旦晋身及第便灭裂经典、劣迹斑斑的“假道学”们予以强烈抨击。他认为国家实行科举的目的，在于穷理立本、经世致用，而道与文日渐分离的现实使得这一目的已不可能实现。他虽然无法力挽上述颓势，但寄寓于他犀利议论的深深忧虑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明代中前期的许多学者在秉承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略有侧重，强调格物致知、穷理见性的代表人物有曹端、胡居仁、陈真晟、陈献章等；强调务求服膺圣学、笃实践行的代表人物有薛瑄、吴与弼、蔡清、陈选、罗一峰等。应该说，两派没有跳出程朱理学的主导框架，在理论革新方面创获不多，正如章懋所说：“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①这种述而不作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认识。另外，在野学者为了反对当时流于形式的科场考试，宁可放弃这一便捷的入仕之路，而安于乡野间的修道问学。他们学统传承途径基本都采取私学授受的形式，强调个体对理义自觉的探研体认，继而躬自践行，这样就避免了官学中普遍存在的虚浮不实的弊端，实际上又成为成、弘间颓弊不振的学术界中孕育新思想的分水岭。如永乐、成化间的学者吴与弼十九岁有志于道，“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 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气质偏于刚忿，至是觉之，随下克己之功”。他忧心国事，却无意仕途，曾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悟道后，“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②，显然具有鲜明的实学色彩。再如天顺四年进士陈选，为学以克己求仁为主，晚年“读书不资为文辞，手录格言，为力行之助”③，同样以躬行实践为宗。除了这些强调力行致用的学术风气之外，心学也在成、弘间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陈献章就是朱熹理学向阳明心学转化的关键人物。黄宗羲评价他的治学特色说：“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④继而又指出他在明代哲学史上的贡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⑤陈献章与茶陵派的许多成员有着密切交往，如李东阳、刘大夏等，他们彼此都有若干诗文可证。谢铎亦有《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一诗： “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绣谱针。”①此诗作于弘治十三年，陈白沙恰于此年过世， 因此有“斯人今不作”语。此诗准确地把握住了陈献章诗味“精微”的特点，对其学术造诣进行了较高的评价。再如成化二年进士程敏政对“近世学者，类未探朱子之学及其所学肯綮所在，口诵手录，钻研训释，只徒曰我学朱子云尔”② 的学术风气大为不满，他虽然向来以程氏后裔自居，却并不株守朱门之学。他的《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有相当的篇幅用于考订经史错讹、论辩异说公案，尤其对朱熹与陆九渊治学及教学观念的早同晚异有着详切的对比阐发，虽然后世学者认为其臆测者多有之，但是客观上却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写作开启了先声③。总之，成化、弘治年间基本可以看作躬行实践与穷理尽性两种不同问学路数交织并行的时期，但是后者向内探求的倾向最终在正德、嘉靖年间演变为盛极一时的阳明心学，因此这一时段又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
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② 程朱思想在众多青年士子那里更成了跻身科班的不二法门，至于其致知格物、经世致用的精义所在则不关于心。到成化、弘治年间，监生只知应试读本而不明经典为何物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对此，谢铎在《科举私说》一文中批判说： “今之科举，罢诗赋而先之经义，以观其穷理之学，则其本立矣。次制诏论判而终之以策，以观其经世之学，则其见用矣。穷理以立其本，经世以见诸用，是虽科举之学苟于此而尽心焉，则古之所谓德行、道艺之教盖亦不出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亦岂有不及于古之叹哉？然考其归，则所谓穷理、所谓经世者，恒浮谈冗说，修之无益于身心，措之无益于国家，甚者口夷、齐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举之学，悉为无用之虚文。暨其得而弃之也，顾乃以吏为师，以律为治，视其昔之所谓者，曾筌蹄、刍狗之不若！”③谢铎不仅批判了当时仅以章句记诵为业，却不反求诸己、言行一致的虚浮学风，又对那些一旦晋身及第便灭裂经典、劣迹斑斑的“假道学”们予以强烈抨击。他认为国家实行科举的目的，在于穷理立本、经世致用，而道与文日渐分离的现实使得这一目的已不可能实现。他虽然无法力挽上述颓势，但寄寓于他犀利议论的深深忧虑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明代中前期的许多学者在秉承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略有侧重，强调格物致知、穷理见性的代表人物有曹端、胡居仁、陈真晟、陈献章等；强调务求服膺圣学、笃实践行的代表人物有薛瑄、吴与弼、蔡清、陈选、罗一峰等。应该说，两派没有跳出程朱理学的主导框架，在理论革新方面创获不多，正如章懋所说：“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①这种述而不作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认识。另外，在野学者为了反对当时流于形式的科场考试，宁可放弃这一便捷的入仕之路，而安于乡野间的修道问学。他们学统传承途径基本都采取私学授受的形式，强调个体对理义自觉的探研体认，继而躬自践行，这样就避免了官学中普遍存在的虚浮不实的弊端，实际上又成为成、弘间颓弊不振的学术界中孕育新思想的分水岭。如永乐、成化间的学者吴与弼十九岁有志于道，“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 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气质偏于刚忿，至是觉之，随下克己之功”。他忧心国事，却无意仕途，曾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悟道后，“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②，显然具有鲜明的实学色彩。再如天顺四年进士陈选，为学以克己求仁为主，晚年“读书不资为文辞，手录格言，为力行之助”③，同样以躬行实践为宗。除了这些强调力行致用的学术风气之外，心学也在成、弘间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陈献章就是朱熹理学向阳明心学转化的关键人物。黄宗羲评价他的治学特色说：“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④继而又指出他在明代哲学史上的贡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⑤陈献章与茶陵派的许多成员有着密切交往，如李东阳、刘大夏等，他们彼此都有若干诗文可证。谢铎亦有《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一诗： “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绣谱针。”①此诗作于弘治十三年，陈白沙恰于此年过世， 因此有“斯人今不作”语。此诗准确地把握住了陈献章诗味“精微”的特点，对其学术造诣进行了较高的评价。再如成化二年进士程敏政对“近世学者，类未探朱子之学及其所学肯綮所在，口诵手录，钻研训释，只徒曰我学朱子云尔”② 的学术风气大为不满，他虽然向来以程氏后裔自居，却并不株守朱门之学。他的《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有相当的篇幅用于考订经史错讹、论辩异说公案，尤其对朱熹与陆九渊治学及教学观念的早同晚异有着详切的对比阐发，虽然后世学者认为其臆测者多有之，但是客观上却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写作开启了先声③。总之，成化、弘治年间基本可以看作躬行实践与穷理尽性两种不同问学路数交织并行的时期，但是后者向内探求的倾向最终在正德、嘉靖年间演变为盛极一时的阳明心学，因此这一时段又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