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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派谢铎不仅是“茶陵诗派”的重要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理学家①。考察谢铎的著述，他曾整理编纂了《伊洛渊源续录》《伊洛遗音》《续真西山读书记》《四子择言》《逊志先生文集》等。谢铎的理学地位近年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比较突出的例子有管敏义先生的《浙东学术史》和张学智先生的《明代哲学史》②。然而，这些都稍嫌简略，不够系统。谢铎《桃溪净稿》八十四卷的发现整理，为我们评价他的理学思想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笔者认为，谢铎不仅在程朱理学谱系的整理方面有所贡献，在他大量的文论、诗歌作品中亦体现出丰富的理学思想，从而在明中叶朱学由盛转衰、阳明心学呼之欲出之际，发挥了一定作用，推动了当时浙东学术的发展。
  !"#　$%KLBMNOPQR 明代以理学开国，据《明史·儒林传序》载：“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①洪武三年，开科考试，规定的考试书目均以程朱及其他儒家经典注本为主，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程朱《周易传义》、蔡沈《尚书传》及孔安国、孔颖达疏注、朱熹《诗集传》，胡安国、张洽《左传》《公羊》《穀梁》传，郑玄《礼记注》等。此外，永乐十二年朱棣又敕命修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几乎将宋儒傅翼经传的相关著作网罗殆尽。修成后，又颁行于六部、两京国子监及各级官学， 令天下士子口诵心惟、奉为圭臬。随着程朱理学在明初官方学术地位的逐步稳固，就造成了思想僵化、学术停滞的恶果。如“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
  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② 程朱思想在众多青年士子那里更成了跻身科班的不二法门，至于其致知格物、经世致用的精义所在则不关于心。到成化、弘治年间，监生只知应试读本而不明经典为何物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对此，谢铎在《科举私说》一文中批判说： “今之科举，罢诗赋而先之经义，以观其穷理之学，则其本立矣。次制诏论判而终之以策，以观其经世之学，则其见用矣。穷理以立其本，经世以见诸用，是虽科举之学苟于此而尽心焉，则古之所谓德行、道艺之教盖亦不出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亦岂有不及于古之叹哉？然考其归，则所谓穷理、所谓经世者，恒浮谈冗说，修之无益于身心，措之无益于国家，甚者口夷、齐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举之学，悉为无用之虚文。暨其得而弃之也，顾乃以吏为师，以律为治，视其昔之所谓者，曾筌蹄、刍狗之不若！”③谢铎不仅批判了当时仅以章句记诵为业，却不反求诸己、言行一致的虚浮学风，又对那些一旦晋身及第便灭裂经典、劣迹斑斑的“假道学”们予以强烈抨击。他认为国家实行科举的目的，在于穷理立本、经世致用，而道与文日渐分离的现实使得这一目的已不可能实现。他虽然无法力挽上述颓势，但寄寓于他犀利议论的深深忧虑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明代中前期的许多学者在秉承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略有侧重，强调格物致知、穷理见性的代表人物有曹端、胡居仁、陈真晟、陈献章等；强调务求服膺圣学、笃实践行的代表人物有薛瑄、吴与弼、蔡清、陈选、罗一峰等。应该说，两派没有跳出程朱理学的主导框架，在理论革新方面创获不多，正如章懋所说：“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①这种述而不作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认识。另外，在野学者为了反对当时流于形式的科场考试，宁可放弃这一便捷的入仕之路，而安于乡野间的修道问学。他们学统传承途径基本都采取私学授受的形式，强调个体对理义自觉的探研体认，继而躬自践行，这样就避免了官学中普遍存在的虚浮不实的弊端，实际上又成为成、弘间颓弊不振的学术界中孕育新思想的分水岭。如永乐、成化间的学者吴与弼十九岁有志于道，“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 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气质偏于刚忿，至是觉之，随下克己之功”。他忧心国事，却无意仕途，曾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悟道后，“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②，显然具有鲜明的实学色彩。再如天顺四年进士陈选，为学以克己求仁为主，晚年“读书不资为文辞，手录格言，为力行之助”③，同样以躬行实践为宗。除了这些强调力行致用的学术风气之外，心学也在成、弘间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陈献章就是朱熹理学向阳明心学转化的关键人物。黄宗羲评价他的治学特色说：“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④继而又指出他在明代哲学史上的贡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⑤陈献章与茶陵派的许多成员有着密切交往，如李东阳、刘大夏等，他们彼此都有若干诗文可证。谢铎亦有《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一诗： “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绣谱针。”①此诗作于弘治十三年，陈白沙恰于此年过世， 因此有“斯人今不作”语。此诗准确地把握住了陈献章诗味“精微”的特点，对其学术造诣进行了较高的评价。再如成化二年进士程敏政对“近世学者，类未探朱子之学及其所学肯綮所在，口诵手录，钻研训释，只徒曰我学朱子云尔”② 的学术风气大为不满，他虽然向来以程氏后裔自居，却并不株守朱门之学。他的《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有相当的篇幅用于考订经史错讹、论辩异说公案，尤其对朱熹与陆九渊治学及教学观念的早同晚异有着详切的对比阐发，虽然后世学者认为其臆测者多有之，但是客观上却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写作开启了先声③。总之，成化、弘治年间基本可以看作躬行实践与穷理尽性两种不同问学路数交织并行的时期，但是后者向内探求的倾向最终在正德、嘉靖年间演变为盛极一时的阳明心学，因此这一时段又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
  !+#　$%BMNOP 明永乐以来，方孝孺一案给浙东学术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直到成化、弘治年间，浙学基本都处于沉寂状态。虽然当时全国学术界普遍呈现出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弊端，但此间涌现出的一批浙东学人，在推尊程朱理学的同时， 也体现出浙东学术本身固有的特色品质，为浙东学术的嬗变、发展准备了条件，谢铎正是他们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谢铎的理学思想体现出宋元以来浙东一派重史学、重躬行的学术特点。他早年从叔父谢省学《四书》《五经》，重“礼”的思想在谢铎头脑中根深蒂固，他认为礼是维系天道、人伦的枢纽，道德仁义赖以推行的保证④。入仕之后，谢铎先后从事了《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的修撰、《通鉴纲目》的校勘，担任过《历代通鉴纂要》的润色官。在此期间，他又写出了大量的史论、论史诗，虽然它们都是对史料的甄别和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批评，但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无疑还是在于阐发经义，以期经世致用，而强调实用又使谢铎的理学主张避免了空疏、迂阔的通病。他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称：“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①纪事在于明道，明道在于践行，践行在于实用，这无疑是谢铎理学的根本特征。其理学主张主要取法于《中庸》《尚书》等儒家经典，亦有较强的理学宗派意识，笔者试分为以下几点加以论述。
  第一，讲中庸、崇诚信。早在唐代，韩愈的学生李翱倡言复性，已开始对《中庸》的研究。北宋时，张载就学于范仲淹，后者以手书《中庸》亲授；后来杨时著《中庸义》，朱熹作《四书集注》，已完全使之理学化。客观地说，谢铎讲《中庸》在理论建树上创获不多，但是他以史证经、讲求致用的特色却非常鲜明。
  《中庸》的核心概念是“诚”。谢铎认为：“诚之道大矣，远之天地圣人所不能违， 近之民生日用所不可离。学者所以实用其力，上希圣贤，与天地参，以求异乎凡民者也，斯正吾人所当自力而未之能焉。”②在他担任经筵侍讲期间，更是将诚作为千万世帝王治天下的根本，并引用大量史事加以论证，他说：“‘诚’为《中庸》一篇之枢纽，先儒之论，已极详备，但此章专为问政而发，则这诚字于人君身上又是十分紧要的道理。”③谢铎举出上古三代太甲、成王的例子，他们始受奸佞迷惑，终因修德，才得以“雍熙泰和，享国长久”；另外，谢铎还在讲疏中提到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卢杞、唐玄宗溺于所爱、唐宪宗好神仙迎佛骨，均因为不能迷途知返而丧国辱身，可以说与太甲、成王形成鲜明对比。需要说明的是，明宪宗晚年好道术，宠信宦竖梁芳、陈喜，僧人继晓等人，不理朝政，谢铎显然表现了敢言人不敢言的学术勇气。另外，谢铎还强调臣子对君主的诚信，他说：“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于太甲，放于桐，归于亳，天下无有疑其为专为僭者，君曷得而疑之？ 此其诚可格天地、质鬼神，无愧于素履者然也。其或诚在我，而不能必君之不疑， 则如姬公之居东，愈积诚以感之，卒亦未有不悟者也。”④在谢铎这里，没有把“诚”看成抽象玄远的理学概念，而是历史现实中鲜活的事例。他的论述虽不重纯理性的推论和建构，却体现出以经为纲、以史为证、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色。
  第二，修德凝道、存心致知。除了对《中庸》中“诚”的阐发外，谢铎又把修德凝道、存心致知作为君主必备的素质来强调，他说：“修德凝道之责，在人君身上尤为切要，而存心致知之功尤不可缺。”紧接着他便用史例加以说明，其称：“是必惟精惟一、兢业万几如舜，然后可以为存心；必明物察伦、知人则哲如舜，然后可以为致知，如是则德无不修而道可凝，于是著于三千三百之仪而成其发育峻极之功。”①在谢铎构建的道德体系中，君王作为常人中一特殊的行为主体，对修德凝道、存心致知思想的推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明中叶以来，王朝衰颓的迹象进一步加剧，君主怠政、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已然积重难返，谢铎的理学主张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推行，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同时又决定了其思想注重内在修养、个体躬行的必然性。谢铎在《次韵宾之侍讲经筵十六韵》一诗云：“虞周千载治，大道在遗经。茫茫汉唐下，杂然竞门庭。《中庸》有至教，昧此一与精。吾心久垂隔，况复念含灵。怀哉位育化，谁与成其能？ 岂无黄老术，亦有申韩刑。那知瓮中天，不见井外星。清朝幸遭际，圣学方昭明。群英总先达，疏陋亦随行。经帷近君地，何必位公卿。程朱古贤圣，逊避若惕惊。……涓埃与海岳，意远言则诚。驽骀本无似，见之气亦增。”（《谢铎集》卷十，第９６页）。这首诗同样表明了他从历史运变角度对《中庸》至教把捉的特点，他希望利用经筵侍讲的机会能够对君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又把加强自身内在品性的修持作为首要的问题。
  第三，重礼兴教，期于无刑。谢铎非常重视“礼”的社会伦理价值，他说：“礼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节文，人道以之纲纪，德以之齐，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礼以约之，乃可弗畔于道。礼之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②他还看重礼在俗世生活中的具体作用，他称：“冠、婚、丧、祭，礼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纲纪人道之始，终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③虽然礼仪教化与平民社会密切相关，但谢铎的着眼点却是修齐治平的宏远理想的实现。他在《读陈氏宗谱纂录》中称：“周子曰：家难而天下易。故君子之有志于天下者，必自其家始，未有不先其难而能于其易者。”④因此，谢铎便把移风易俗致力的方向确定在一家一族之上，他说：“吾视吾力之所能者，则姑自吾一家一族而始之，庶其摄人心以厚风俗者在是乎？”①另外，谢铎在退隐期间与叔父谢省等人共同创办方岩书院，并长期主持教务，推进乡邦教化的进程，无疑也是他的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下文笔者将详细论述，兹不赘。明白了谢铎的教化倾向，就容易理解他“刑期无刑”的观点了。谢铎认为：“刑虽圣人未尝不用， 实亦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弼教，曰期于治，曰期于无刑，是皆有钦恤哀矜不得已的意思，故舜之刑四凶之外不闻有所滥，而民皆协于中以极于无刑之化。”②期于无刑是教化的至高境界，但是在达到这一境界之前，刑与教化始终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谢铎称之曰“中”。他说：“刑之为用，惨刻固不可，姑息亦不可。一于姑息，则四凶不必诛，而天下之为恶者无所惩、无所惧，其流之弊必至于汉元成、唐僖昭而后已，此又古圣人之所深虑而必欲归之于中者也。”③ 谢铎的观点建立在深厚的史识之上，从而避免了高睨大谈的弊病；从成化、弘治两朝的时政来看，宦竖弄权，朝纲涣散，客观上也需要加强法治。谢铎的观点同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第四，梳理道统，考论先贤。谢铎著有《伊洛渊源续录》，较鲜明地体现了宗奉程朱的理学立场。《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写定的第一本理学学术史，此后南宋车若水编《道统录》，谢铎编《伊洛渊源续录》，又使这一学术谱系更趋丰赡。谢铎此录共收录二十一人，以朱熹为宗主，有其师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一系，有与之交游的张栻、吕祖谦，有始于黄幹、蔡元定，终于何基、王柏的朱门后学。由于《宋史·道学传》多据朱熹划定的范围选择传主，从而引发了道学门派之争，并愈演愈烈，谢铎编纂过程中亦不免带有意气之见。在他任南京及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就先后在《论教化六事疏》及《维持风教疏》中，两次提出罢祀吴澄，改祀杨时，甚至还一度因此事愤而辞职。因为吴澄初宗朱学，入元后又杂糅陆学，谢铎实以朱门罪人视之。对此，四库馆臣评价说：“澄之学虽曰未醇，然较受蔡京之荐者则有间矣。铎欲以易澄，盖以道南一脉之故，而曲讳其出处也。然则是录之作，其亦不出门户之见矣。”④谢铎编撰《伊洛渊源续录》，其目的就是要后学能够穷究朱学的授受原委，彰明朱熹全体大用之学，其中还隐含了继起斯文为己任的学术抱负。他在《伊洛渊源续录序》里说：“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邪？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凡为孔子之徒者，皆将鸣鼓而攻之不暇，顾复偃然求以自附于伊洛之渊源，何哉？……后之君子脱有取焉，其亦明道术扶世教之一助也哉！”①正如谢铎所愿，成化辛丑进士宋端仪又仿撰《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此书还得到正德间人薛应旂的补修。清人张伯行另有《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他认为谢铎考辑未备，而薛应旂考择不严， 重新加以考订。然而，此书一出，又遭到谭旭的抨击，后者对胡寅、真德秀等人加以补充。由此，谢铎在朱学学术谱系整理方面的价值值得重视。此外，谢铎对洛学在台州地区的传承有细致的考辨。他所作的《台州杂咏二十六首》的《洛学始》一诗称：“洛学始，开我台，天与浙东提举来。洛学始，石南康，南湖水阔方山苍。立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来势相峙。南望武夷不盈咫，渊源直接洙泗涘。洙泗涘，洛学始。”②诗序称：“石南康子重与晦翁为友，南湖、方山二杜公因得登晦翁之门。至立斋丞相，又以其学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为独盛。
  台人称知洛学者，实自南康始。”③ 可见，这是谢铎用诗歌形式写出的台州理学史。其组成人物及评价在下文介绍，兹不赘。
  上述即为谢铎理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他以程朱之学为根柢，又充分继承了浙东学派自身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理学特色。通过对《中庸》《尚书》等儒家经典理义的阐发，还可以看到其历史哲学观中浓厚的现世关怀，这正是他服膺礼教、维护道统的理学倾向的流露。
  《伊洛渊源续录》是其道统观体现的学术成果，并为后世朱门学术源流的整理提供了借鉴作用。另外，他对洛学南传后在台州地区的本土化有详细的论证， 这对浙东学术甚至宋明理学的局部研究都有重要价值。今试详述如下。
  第一，整理乡邦文献。谢铎整理的乡邦文献有《赤城新志》《赤城论谏录》《赤城别录》《赤城集》《尊乡录》《逊志先生文集》等。因为南宋陈耆卿曾作《赤城志》，对台州从汉至五代的建制沿革、人文风物多有详述，故谢铎续作称为“新志”。《赤城志》旧本是成化十一年谢铎在翰林院时从秘阁中翻录出来的， 当时民间已非常罕见。在谢铎返乡病居期间，太守陈相委托其重修郡志，不久搜得《赤城志》东门周氏本、叶定家藏本，都是嘉定原刻本。此后近十年间，又得《续志》《三志》，从而与阁本互相校订，最后由陈相重刻出来，使与《赤城新志》并行。《赤城新志》共二十三卷，继旧志而作，其中图、谱、表三卷，悉采自旧志，另有补遗、考异两卷，兼及当前方志之误。弘治病居期间，谢铎已有些力不从心，太守又命布衣余秋崖、高南郭负责校阅，遂开局于方岩书院。经过两年多时间，修撰完毕，正本上呈台府，副本存于方岩书院。谢铎修成后感慨道： “吾台千数百年之文献，于是乎不至于无征矣。”①谢铎还与黄孔昭一起将台州先贤的言行辑录为《尊乡录》四十一卷，又将其诗文部分另辑为《别录》，为体现经世致用的目的，再将关乎治道的文章部分编为《论谏录》。弘治元年（１４８８）， 王存敬为兴化太守，见《尊乡录》稿本，敦促谢铎公诸于世。因其过繁，遂删定为《尊乡录节要》四卷，付梓行世。后谢铎感觉四卷本太简，又作《尊乡录详节》十卷，其分儒林、文苑、宦业、科名、孝友、节义、隐逸、贞淑、侨寓、官守各一卷。
  此外，《赤城集》中有大量碑、铭、序、记，及寺观仙佛之事，虽不尽出于台人之手，而均与台地有关，足以补郡志缺失。《逊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遗八卷，录文一千二百篇，是谢铎、黄孔昭在宁海先贤方孝孺传世本《逊志斋集》的基础上，取同乡叶氏、林氏、王氏、柳氏藏本另加搜辑，庶几为完帙。正德中，顾璘为台州太守，简并为二十四卷，即今天见到的四库全书本《逊志斋集》。四库馆臣引都穆《南濠诗话》称：“《方正学先生集》传之天下，人人知爱诵之。”②谢、黄二人的功劳自是不言而喻了。
  第二，厘清台学源流。在整理了大量的乡邦文献的基础上，谢铎提出了他的台学源流观。洛学南传之后，台州实际上是朱熹传道的重要区域。谢铎《题〈伊洛渊源续录〉后》引用宋濂的话说：“自晦庵文公绍伊洛之正统，号为世嫡， 益衍而彰，传道而授业者几遍大江之南，而台与婺为特盛。”①上文提到谢铎《洛学引》一诗。诗中认为，首开台州理学之风的是朱熹的好友石! 。石! ，字子重，晚年号克斋，曾知南康军，故世称“南康先生”。他著有《周易》《大学》《中庸》解义等数十卷，文集十卷，死后，朱熹为作墓志铭。陈耆卿《赤城志》称“里人自克斋知有洛学”，可见他在台学史上的地位。此后是杜煜、杜知仁兄弟，他们均为朱熹弟子。杜煜，字良仲，黄岩人，世称南湖先生；杜知仁，字仲仁，号方山，与杜煜并称“二杜”。杜煜的孙子杜范，继承家学，嘉熙四年拜相，曾上书五事，力陈时弊，《宋史》称其“于宋之末叶求之，盖亦难其选”。车若水师从杜范， 著有《道统录》《宇宙略记》《世运录》《玉峰冗稿》《脚气集》等，是台学一派较有成就的一位理学家，所以谢铎称“至立斋丞相，又以其学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为独盛”②。除此诗之外，谢铎又在《题〈伊洛渊源续录〉后》中提到黄超然、方克勤、方孝孺，在《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太平县学乡贤祠记》中考论了徐中行父子及六位入祠的先贤。其他六位分别是宋淳熙中进士王居安、宋嘉熙初进士戴良斋、元延祐中盛象翁、明洪武中郭樌、永乐初王叔英、宣德间叶辅。这样，从北宋徐中行开始，一直到明方孝孺、叶辅，谢铎的台学源流观就形成了。
  谢铎的思想很快得到正德间人金贲亨的继承。后者著有《台学源流》七卷，此书基本是根据谢铎整理的台州文献搜辑而成的。经笔者统计，《台学源流》收录的三十八人小传中共征引《赤城前后集》１２次、《尊乡录节要》９次、《尊乡录详节》１３次、《桃溪净稿》４次、《赤城诗集》３次、《赤城续志》１次、《伊洛渊源续录》３次、《赤城论谏录》１次，总之谢铎的余泽俯拾即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编纂《宋元学案》时，亦多次采用《台学源流》甚至《赤城新志》的内容，如《沧州诸儒学案上》“晦翁门人”赵师渊、《南湖学案》“玉峰同调”戴良斋、《北山四先生学案》“静正同调”陈绍大注引《赤城新志》；《南湖学案》中“朱石门人”杜煜、杜知仁及《晦翁学案》中“晦翁讲友”石! 传末均注明引自《台学源流》；而按检《台学源流》中二杜及石! 部分，除引自《晦庵文集》《杜清献文集》及《宋史·郡邑志》外，无一不出自上述材料。这就更加说明谢铎在台学梳理乃至宋明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台学源流》共收录三十八人，另有疑而难考者十五人，各附姓名于传末（今本已不见）。它同样从北宋徐中行开始，并明显以谢铎已考论的人物为主干，而稍微不同的是明朝部分只录有方孝孺和陈选二人。金贲亨在《台学源流序》中重申了谢铎的观点：“宋太史景濂氏称‘晦庵传道江南，而台特盛’，岂其无征也哉？间若赵然道昆弟，则又两游朱陆之门者也。晦庵往，鲁斋王氏至，吾台人见鲁斋如见晦庵。
  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学递相传授，迄于今不衰。”①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台州学派与金华朱学相互并融的信息，而这又有助于部分地解释宋理宗淳祐以降朱学与浙学以及浙学内部的并容趋势日益明显的问题。
  随着朱学在理宗淳祐年间统治地位的确立，包括陆氏心学在内的诸家学术呈现衰微并容之势。据《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儒林宗派》及《台学源流》统计如下表所示：② 按：台州朱学以“晦翁同调”石! 、应恕、徐大受开始，第一代包括杜煜、杜知仁、车瑾、林鼐、林鼒、赵师郹、赵师渊、赵师夏、潘时举、林恪、郭磊卿、吴梅鼎、杜贯道、池从周、赵师雍、赵师蒧；第二代包括杜范、丘渐、车似庆、车似度、蔡梦说；第三代包括王贲、车若水、周敬孙、杨珏、陈天瑞、邵素心、黄超然、朱治中、薛松年、盛象翁、林絃斋、张莘夫、沈可亭、蔡希典、戴良斋、戴亨、方仪、车倬、车景山、车安行、高耕、胡常、杨琦、董楷、杨明复；第四代包括潘希宗、金叔明、董华翁、车若绾、周仁荣、孟梦恂、陈德永、张明卿、邓文原；第五代包括周润祖、泰不华、朱嗣寿、方孝孺、王守诚、牟楷、陈绍夫、郭樌、朱右、李五峰、陈选。
  上表明显表明金华、永嘉、永康三派所传不出三世（实则在不同程度上他们先是各自与朱学、心学发生融合；在朱陆合流之后，又统一划归到程朱理学的旗帜下来），而台州一脉则步履平实。虽然陆氏心学差可与朱学抗衡，但到第三、四代（元朝）时，朱陆合流已成为必然；至第五代，进入明朝，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陆学完全为朱学掩盖。浙东三派随着话语背景的转换，逐渐向朱学靠拢。尤其是黄幹亲承朱熹，其后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形成的金华朱学，又在元代朱学北传过程中居功至伟。在此期间，王柏到上蔡书院担任堂长，台人纷纷师事之，从而出现第三代台学大盛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台学已经成为金华朱学的余脉。不仅如此，明初台州府宁海人方孝孺的师学渊源即可上溯到金履祥、王柏，这可以说是程朱理学与吕祖谦东莱之学结合后产生的硕果。
  台州一派的成员多为隐居一方的学者，像杜范、方孝孺有着显宦经历的人物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学术向四方辐播。进入明朝之后，朱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唯一的声音，浙东地区的学术个性趋同，原本意义上的学派划分已经不再存在。另外，方孝孺一案，牵连甚广，永乐间藏匿其文集者死罪，直到万历十三年三月，诏命平复曾遭流放者的后裔，其遍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地，共一千三百多人，足见它对浙东人文事业的摧残程度。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不平衡的现象日趋明显。绍兴、杭州、湖州、宁波因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已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学术交流的重心所在。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绍、宁、杭、嘉、湖地区共产生进士２，５７８人，占浙江省７３％，同时也是全国科举最盛的地区；而台州、温州、处州、严州、金华、衢州六府，共产生９８０名，由元代占全省５９％跌至２７％，而且这种颓势自景泰以来越发明显①。从理学发展角度看，《明儒学案》中所载绍兴籍理学家有２５人，占浙籍半数以上；宁波有６人，位居次席。谢铎曾盛赞的洪武间的郭樌、永乐初的王淑英、宣德间的叶辅虽皆有建树，惜其拘于一隅，少有问津。当然，陈选（临海）、黄绾（黄岩）、王宗沭（临海）三人作为台学的余绪均在《明儒学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后两位又是浙中王学的重要成员，他们成为台州学派深入发展的代表。总之，谢铎的台学源流观为我们认识浙东学派的历史构成及其相互间的并容提供了新的依据，对浙东学术史的进一步梳理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第三，创立方岩书院，促进理学传播。谢铎一生三进三退，归隐乡园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朝为官，而他乡居期间又多致力于乡邦教化，尤其是方岩书院的创办和建设。方岩书院的前身是会缌庵，为谢铎叔父谢省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 致仕返乡后所建。谢铎成化十六年至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０—１４８７）守丧期间多在其中读书，兼以辅助谢省教学，《缌山杂咏五十首》就是此间的代表作。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方岩书院建成，而此时谢铎已应诏回朝参修《宪宗实录》。李东阳《方岩书院记》载：“方岩谢先生（即谢铎）作方岩书院于台州太平之缌山……自先生叔父愚得公（即谢省）以宝庆守致仕，始为会缌，仰高而下，次第交作。先生又欲为是院，请公主教其中。会有纂修之命，乃留赀于族叔怡云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报，则弘治己酉八月也……院既成，先生有归志。又逾年，拜南京祭酒，不可遽言去，而愚得公实领之。”谢铎于弘治四年至十三年（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第二次辞病还乡，一直在其中讲学，弘治六年（１４９３）谢省去世，他更全面接管了书院事务。谢铎深感责任之重，他在《缌山伤感十咏·方岩书院》一诗中称： “乡祠故有尊，吾院敢言尔。生作方岩师，死作方岩主！”①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长期从事书院教学，谢铎对浙东各地书院多有游历，如金华丽泽书院、温州云津书院等。弘治十三年八月初，谢铎起复返京，途经云津书院，作《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诗称：“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绣谱针。”②陈白沙亦即陈献章，《明儒学案》对他评价很高，其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③因为陈献章恰于是年二月十日病故，谢铎不可能直接与之唱和，唯一可能是取其遗诗次韵而成，这正是“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的意指所在。从此诗来看，谢铎对陈献章的理学精髓深有体味。“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的评价，正与黄宗羲不谋而合。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谢铎对弘治、正德间阳明心学呼之欲出之际的学术转变是有所体察的。不仅如此，谢铎曾做过“浙中王学”中坚分子黄绾的老师。他将当年黄幹训诫何基的话转告黄绾：“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由此，黄绾以“穷师孔孟，达法伊周”为座右铭， 虽后转事王阳明亦不改初志。其晚年作《明道编》体现出浓厚的实学特色，“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以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一说，在纠正王门流弊方面贡献很大①。因此，我们说谢铎在推动阳明心学及浙东学术整体进一步发展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间接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谢铎不仅是茶陵诗派一位重要的作家，更在浙东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理学地位。他专宗程朱之学，逐步形成了以天道、崇诚为核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的体用观，这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应用到社会历史层面，又构成了他以经统史、经史互证的历史哲学观。谢铎所处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朱学虽为正统，却又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阳明学派的崛起是明代浙东学术兴盛的重要标志，同时又与浙东诸学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继起关系。
  谢铎在此期间则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发挥出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他承上的地方表现在整理了朱学谱系以及大量的乡邦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台州地方理学发展史观，为研究浙东学派的历史构成及演化提供了鲜活的依据；他启下之处则在于洞察到浙东学术演变的精微动向，并通过黄绾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他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两次被提到，一次是卷首《师说·陈克庵选》称“文肃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附注：“文肃，先生乡友，谢公铎鸣治”；一次是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称“先生初师谢文肃”。陈选被誉为“我朝理学之士，薛文清瑄、陈克庵选为最”，而黄绾为“浙中王门”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艮止”说的形成与谢铎的蒙学教育密不可分。分别参见《明儒学案》卷一第５ 页，卷十三第２８０页，清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② 可分别参考《浙东学术史》，管敏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８页；《明代哲学史》，张学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５页。 ①《明史》卷二百八十二，第７２２１页。 ②同上，第７２２２页。 ③ 《谢铎集》卷七十三，第７１１页。 ①（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７８页。 ②以上引文均出《明儒学案·崇仁学案》，第１４页。 ③《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三》，第１０８８页。 ④《明儒学案·师说》，第４—５页。 ⑤ 《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第７８页。 ①《谢铎集》卷四十二，第３８３页。 ②（明）程敏政撰《篁墩文集》卷五十四《复司马通伯宪副书》。 ③陈寒鸣《程敏政的朱、陆“早同晚异”论及其历史意义》，《哲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④ 《谢铎集》卷七十六《读〈行礼或问〉》，第７４９页。①《谢铎集》卷四十八，第４４０—４４１页。 ②《谢铎集》卷五十三《存诚堂记》，第４９４页。 ③《谢铎集》卷六十八《讲章·诚者天之道也》，第６５１页。 ④ 《谢铎集》卷六十六《史论·萧何》，第６２５页。①《谢铎集》卷六十八《讲章·故君子尊德性》，第６５３页。 ②《谢铎集》卷七十六《读〈行礼或问〉》，第７４９—７５０页。 ③《谢铎集》卷七十七《书〈祭礼仪注〉后》，第７６２页。 ④ 《谢铎集》卷七十七，第７６０页。 ①《谢铎集》卷四十七《重修宗谱后序》，第４２７页。 ②③　《谢铎集》卷六十八《讲章·帝曰皋陶》，第６５５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一，页５４９下。 ①《谢铎集》卷五十一，第４７８页。 ② ③　《谢铎集》卷二十九，第２５５页。 ①《谢铎集》卷七十六《书〈赤城新志〉后》，第７４１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〇，页１４８０下。 ①《谢铎集》卷七十七，第７６１页。 ② 《谢铎集》卷二十九，第２５５页。 ①（明）金贲亨撰《台学源流·序》。《四库存目丛书》本。 ② 此表参照何俊先生《南宋儒学建构》第五章第一节“庆元党禁后的学术整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１页。而表中“台州朱学”的分代及人数统计，悉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及《台学源流》，为笔者自加，与原表有异，特此说明。 ① 多洛肯著《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０—182页①《谢铎集》卷三十六，第３２５页。 ②《谢铎集》卷四十二，第３８３页。 ③ 《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第７８页。 ① 参见张学智著《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