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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认定它们是《桃溪集》编纂过程中的二次结晶。《桃溪集》中的谢铎诗文，成为研究谢铎及明代文学思潮、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 我们拟从文学成就、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１．《桃溪集》的文学成就谢铎在“台阁体”诗风盛行文坛之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一是“明道纪事”（《愚得先生文集序》），其二是文学作品要抒情（《感情诗序》），其三是提倡复古（《愚得先生文集序》），其四是提倡学宋诗（《重刻石屏诗集序》）。
他的诗作也内容丰富，基本摒弃了“台阁体”诗风，如《田家叹》《西邻妇》《苦雨叹》（二首之一）《撤屋谣》《吾民》等，表现了谢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偶为六绝句》《苦雨叹》（二首之二）《苦雨》《次陈敬所再示东小园芍药韵》等，表现了他对民事的忧虑；而《上之回》借汉武帝、周穆王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搏虎行》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国家之事，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以打败；《不寐》写出了自己担心西部边事的焦虑心情；《鱼游入深渊》《古愤三首》《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雨声夜何长》等则表现了他面对朝廷中宦官专政、朝政日下的担忧，同时也表现了忧谗畏讥，隐退避祸的思想；《偶书二绝》《未圆月》等以诗的形式阐发人生哲理。谢铎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提倡学习宋诗的观念。
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相对于明初高启、刘基、宋濂等人的创作势态，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期。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体”诗文内容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诗派”以李东阳为首，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人，而谢铎对诗风的转变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２．《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桃溪集》所收文章各体皆备。序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堂诗序》。重庆堂，为“礼部侍郎余姚王公德辉奉其母太宜人岑氏之堂也”。王德辉是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之父，谢铎与之有交往。此文是研究王阳明家世的重要文献。
王德辉乃是状元出身，因逢其母寿，当时公卿大夫“因匾其所居曰重庆堂，皆为诗以咏叹之”，贺诗后辑为集，谢铎为之序。另外，谢铎作《太子太保李公奉使阙里赠行诗序》，记李东阳赴孔庙祭祀之际同僚作诗送行的情形。余例甚多， 此处不赘。
“碑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永嘉文信公新祠碑》。文天祥是宋末名臣，为元兵所俘后，宁死不屈，精神流传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一直感动着谢铎。温州江心屿新建文天祥祠，谢铎作碑文。碑文中写到：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屿，盖宋德祐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诚意伯刘公新庙碑记》也很有价值。诚意伯，明初功臣刘基封号。基，字伯温，青田人，《明史》有传。谢铎对刘基评价很高。
“墓志铭”中最有价值的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公迁葬墓志铭》，此文是谢铎为李东阳迁其父李淳之墓所作，时间在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这篇文章是研究李东阳以及茶陵李氏的重要文献，其叙李氏源流曰：“世为湖广茶陵人，裔出西平之后，国初以戎籍隶京师，至公盖三世矣。”又知淳原配刘氏乃“东安望族，生有淑德”，刘氏“男三，长即太保公，名东阳，宾之字也，文学行业名重一世”。“传”中写得最感人的是《严贞姆传》。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太安人赵氏之媵，年十一从铎之祖母来到谢家。严贞姆十九岁时，铎之祖母寡居，“豪黠有弱孤欺寡者，屡撼夺其志，太安人度不可免，乃破产，泣呼众媵，谢遣之，曰： ‘凡是皆彼之利，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为命，不可舍尔。其各图所宜归， 吾之祸其将有息乎？’媵某某皆如所遣，独姆不肯”。
“史论文”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如萧何、曹参、汉文帝、贡禹、杜钦、王凤、刘备、曹操、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后等人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反映了谢铎的史学观。
“讲章”是为学习科举文或经筵进讲而编写的五经、四书讲义。谢铎有讲章五篇，作于祭酒任上，其中有《诚者天之道也》章、《故君子尊德性》章、《帝曰皋陶》章、《圣有谟训》章、《先进于礼乐》章。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他推崇方孝孺，与黄孔昭一起编《逊志斋集》，他的学生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五篇讲章集中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
“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西北备边事宜状》和《癸巳封事》。明代中叶， 朝廷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扰边不断，二是朝廷当中奸臣当道和宦官干政。《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是谢铎与其他大臣一起提出的西北备边策略。封事是密封的奏章，古代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谢铎《癸巳封事》是成化十八（１４８２）年十二月所上，提出皇帝要远“小人”，要像汉昭帝亲信霍光废上官桀，汉文帝从申屠嘉割邓通之爱那样才可。此二道奏疏表明了谢铎直言敢疏的特点。另外谢铎关于教育方面的几篇奏疏值得注意，《论教化六事疏》是他在弘治三年（１４９０）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提出的六条改革措施：“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维持风教疏》是谢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时再次提出的四条改革措施：“一曰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曰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曰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
谢铎一生写作了大量“题跋”，这些题跋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
《书逊志先生文集后》是谢铎为方孝孺文集所写的跋。方孝孺之死，感天动地， 谢铎与黄孔昭作为方孝孺的同乡后学，合力收集其文章刊刻。《题逸老堂诗卷后》是为谢省诗集所作，谢省，景泰五年（１４５４）进士，谢铎族叔，曾任宝庆知府。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其诗入乙集，其诗十九卷。今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属海内孤本。
“记”中《朱子衍祠记》记朱熹在台州事迹。《重修黄岩县学记》反映了谢铎重视教育的思想：“天下之治，必本于人材；人材之兴，必本于学校。学校实教化所自出，而有志治道者，诚不可不以之为急务也。” “书”即书信，共计八十六封，其中与李东阳书信十二封，另有与谢省、陆釴、罗璟、黄孔昭、林克贤、戴豪、倪岳、高懋等书信若干，可供我们研究之用。
１．《桃溪集》的文学成就谢铎在“台阁体”诗风盛行文坛之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一是“明道纪事”（《愚得先生文集序》），其二是文学作品要抒情（《感情诗序》），其三是提倡复古（《愚得先生文集序》），其四是提倡学宋诗（《重刻石屏诗集序》）。
他的诗作也内容丰富，基本摒弃了“台阁体”诗风，如《田家叹》《西邻妇》《苦雨叹》（二首之一）《撤屋谣》《吾民》等，表现了谢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偶为六绝句》《苦雨叹》（二首之二）《苦雨》《次陈敬所再示东小园芍药韵》等，表现了他对民事的忧虑；而《上之回》借汉武帝、周穆王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搏虎行》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国家之事，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以打败；《不寐》写出了自己担心西部边事的焦虑心情；《鱼游入深渊》《古愤三首》《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雨声夜何长》等则表现了他面对朝廷中宦官专政、朝政日下的担忧，同时也表现了忧谗畏讥，隐退避祸的思想；《偶书二绝》《未圆月》等以诗的形式阐发人生哲理。谢铎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提倡学习宋诗的观念。
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相对于明初高启、刘基、宋濂等人的创作势态，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期。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体”诗文内容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诗派”以李东阳为首，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人，而谢铎对诗风的转变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２．《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桃溪集》所收文章各体皆备。序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堂诗序》。重庆堂，为“礼部侍郎余姚王公德辉奉其母太宜人岑氏之堂也”。王德辉是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之父，谢铎与之有交往。此文是研究王阳明家世的重要文献。
王德辉乃是状元出身，因逢其母寿，当时公卿大夫“因匾其所居曰重庆堂，皆为诗以咏叹之”，贺诗后辑为集，谢铎为之序。另外，谢铎作《太子太保李公奉使阙里赠行诗序》，记李东阳赴孔庙祭祀之际同僚作诗送行的情形。余例甚多， 此处不赘。
“碑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永嘉文信公新祠碑》。文天祥是宋末名臣，为元兵所俘后，宁死不屈，精神流传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一直感动着谢铎。温州江心屿新建文天祥祠，谢铎作碑文。碑文中写到：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屿，盖宋德祐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诚意伯刘公新庙碑记》也很有价值。诚意伯，明初功臣刘基封号。基，字伯温，青田人，《明史》有传。谢铎对刘基评价很高。
“墓志铭”中最有价值的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公迁葬墓志铭》，此文是谢铎为李东阳迁其父李淳之墓所作，时间在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这篇文章是研究李东阳以及茶陵李氏的重要文献，其叙李氏源流曰：“世为湖广茶陵人，裔出西平之后，国初以戎籍隶京师，至公盖三世矣。”又知淳原配刘氏乃“东安望族，生有淑德”，刘氏“男三，长即太保公，名东阳，宾之字也，文学行业名重一世”。“传”中写得最感人的是《严贞姆传》。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太安人赵氏之媵，年十一从铎之祖母来到谢家。严贞姆十九岁时，铎之祖母寡居，“豪黠有弱孤欺寡者，屡撼夺其志，太安人度不可免，乃破产，泣呼众媵，谢遣之，曰： ‘凡是皆彼之利，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为命，不可舍尔。其各图所宜归， 吾之祸其将有息乎？’媵某某皆如所遣，独姆不肯”。
“史论文”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如萧何、曹参、汉文帝、贡禹、杜钦、王凤、刘备、曹操、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后等人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反映了谢铎的史学观。
“讲章”是为学习科举文或经筵进讲而编写的五经、四书讲义。谢铎有讲章五篇，作于祭酒任上，其中有《诚者天之道也》章、《故君子尊德性》章、《帝曰皋陶》章、《圣有谟训》章、《先进于礼乐》章。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他推崇方孝孺，与黄孔昭一起编《逊志斋集》，他的学生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五篇讲章集中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
“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西北备边事宜状》和《癸巳封事》。明代中叶， 朝廷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扰边不断，二是朝廷当中奸臣当道和宦官干政。《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是谢铎与其他大臣一起提出的西北备边策略。封事是密封的奏章，古代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谢铎《癸巳封事》是成化十八（１４８２）年十二月所上，提出皇帝要远“小人”，要像汉昭帝亲信霍光废上官桀，汉文帝从申屠嘉割邓通之爱那样才可。此二道奏疏表明了谢铎直言敢疏的特点。另外谢铎关于教育方面的几篇奏疏值得注意，《论教化六事疏》是他在弘治三年（１４９０）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提出的六条改革措施：“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维持风教疏》是谢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时再次提出的四条改革措施：“一曰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曰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曰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
谢铎一生写作了大量“题跋”，这些题跋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
《书逊志先生文集后》是谢铎为方孝孺文集所写的跋。方孝孺之死，感天动地， 谢铎与黄孔昭作为方孝孺的同乡后学，合力收集其文章刊刻。《题逸老堂诗卷后》是为谢省诗集所作，谢省，景泰五年（１４５４）进士，谢铎族叔，曾任宝庆知府。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其诗入乙集，其诗十九卷。今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属海内孤本。
“记”中《朱子衍祠记》记朱熹在台州事迹。《重修黄岩县学记》反映了谢铎重视教育的思想：“天下之治，必本于人材；人材之兴，必本于学校。学校实教化所自出，而有志治道者，诚不可不以之为急务也。” “书”即书信，共计八十六封，其中与李东阳书信十二封，另有与谢省、陆釴、罗璟、黄孔昭、林克贤、戴豪、倪岳、高懋等书信若干，可供我们研究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