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谢铎生前即注意对所作诗文作品的整理，并以其所居之地命名为《桃溪集》。过世后，又经过亲旧及本族后胤的编辑刻印，流传至今。现在流传下来的《桃溪集》的各种本子，成为研究谢铎及当时文坛现象的重要资料。因此，本文拟对谢铎和他的著述尤其是他的诗文集《桃溪集》进行考述。
一、谢铎《桃溪集》命名之因纵观谢铎一生，三次出仕，三次回乡，在朝正直敢言，在乡创办方岩书院， 亲自讲学其中，培养了大批青年学子，一生著述甚丰，其诗文集称《桃溪集》。
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先生姓谢氏，名铎，字鸣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讲，号方山，后更号方石。桃溪，其所居地也。”关于“桃溪”，《嘉靖太平县志》卷一《地舆志上·山川》： 桃溪：在王城山下。其源出自王城山，南北二派，俱东流，会百桨渚， 入新建河，旧名陶夏溪。宋于恕之遗址在焉。今谢文肃有《桃溪书屋》诗曰：“浅水难容棹，繁体自作村。分明幽绝地，不是武陵源。” 按，今桃溪有二义，一为溪名，一为溪两岸之地域，亦称桃夏。明时之浙江省台州府太平县桃溪，历经沿革，今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大溪镇兆岙村，小地名仍为“桃溪”或“桃夏”，故谢铎名其诗文集为《桃溪集》。
二、《桃溪集》《桃溪集》是谢铎诗文集的名称。据黄绾《桃溪类稿序》，谢铎《桃溪集》经历了三次编辑过程，初编为《桃溪杂稿》，二编为《桃溪净稿》，三编为《桃溪类稿》。
１．《桃溪杂稿》《桃溪杂稿》已不存。今李东阳《怀麓堂文集·文前稿》卷八有《桃溪杂稿序》曰： 予与方石先生同试礼部，时已闻其有能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到有法，为保斋刘公、竹岩柯公所甄奖；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始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及先生以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比以史事就召，尽见其《桃溪杂稿》若干巻，乃起而叹曰：“诗之妙，一至此哉！” 按：此序作于弘治己酉即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李东阳此序在顾璘刊出《桃溪净稿》时以《桃溪净稿序》之名被收入该书诗集前，并在后面加了一段话： 初名《杂稿》，后十三年，西涯先生再取而芟之，俾录为《净稿》云。① 南京太常寺少卿陈音有《桃溪杂稿序》曰： ……天顺甲申登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益大肆力于学，凡经传子史，无不精思力究，会诸博而归诸约，将以其所学措诸实用。既为编修侍讲，恒有陈论，其操持刚介，棱棱不苟合，尝退居山阿几十年，欲自老而不悔。弘治初，修《英庙实录》，诏特起之，先生黾勉供事，于是非褒贬深为有裨。会拜南京国子祭酒，既至，夙夜殚心，询弊举宜，大要以明彝伦、正风俗、成人才为己任。虽士心信服，声教丕振，其心缺然，若犹愧于古之所以教者，而去志恒存。……呜呼！以先生之学识、气节，其出处进退间必有道在，岂音之愚之所测哉？独念如先生者世不易得，乃不得尽展其蕴于事功，而独发其志于文辞，良可慨矣！……弘治辛亥夏六月既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友人陈音序。
从这篇序言可以看出，此序是谢铎弘治四年，因“子殇、身病，遽恳疏力请以归”之时所作，时陈音任太常寺少卿之职，他所看到的谢铎诗文时间下限为弘治四年。
２．《桃溪净稿》《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经籍”五十一：“谢铎《桃溪净稿》八十四卷。”②《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五《集部·别集类存目》：“《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谢铎撰。铎有《赤城论谏录》，已著录。是集凡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盖李东阳因其旧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溪净稿》为名。
然瑕瑜参半，犹不能悉为刊除也。”③ 《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有明正德十六（１５２１）年刻本。其中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台州知府顾璘《桃溪净稿序》曰： 或问谢文肃公之文，璘曰：醇气之积也。夫文章盛衰，关诸气运，而发乎其人；非运弗聚，非人弗行，岂小物也哉！……如丘文庄公、程篁墩公、吴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谢文肃公，与今存者不述，皆台阁之望，儒林之宗也。……璘执此仰叹有年矣。比来守台州，文肃之孙必阼见其遗文若干卷，盖文正所选定者。……呜乎！公居朝汲汲于为忠，而常恐愧乎其禄；居家汲汲于为义，而常恐愧乎其生。是以方进而辄退，既老而益勤。
今临海博物馆有一清代抄本残卷，其最后附了一篇罗侨《桃溪净稿后序》： 予读谢文肃公之诗与文，皆极性情、该物理、关涉世教，非寻常拈弄笔墨、嘲吟风月，缀纤巧艳丽以为技，务聱牙崛硬以为奇，而其风韵神采自在，非众人之所能及。公盖一代人物也，而岂台郡之所能独当哉。侨每于诗文中窃见公于西涯李公极加推逊，而西涯于公亦甚敬服。盖二公可谓知己，而其文章德业、出处进退之际，必有能论之者，予并及之，作桃溪净稿后序。
时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知台州府后学吉水罗侨谨序。
可知《桃溪净稿》在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台州知府罗侨在任时曾翻印过。
在整理谢铎诗文时，笔者注意到了收在《桃溪净稿·文集》卷三十二的《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曰： 《编年谱》，谱吾杂稿之所存者，以见岁月之先后。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故上自天道，下至人事，而皆以吾稿之目录系之。……弘治八年乙卯春三月二十六日，缌山病叟自志于贞则堂之少歇处。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桃溪杂稿》是按照诗文创作的先后来编排，那么，《桃溪净稿》是否亦与《桃溪杂稿》一样，按诗文创作的年月先后编排呢？据笔者考察，其结论是肯定的，即《净稿》诗文按创作顺序编排。诗文从天顺八年（１４６４） 三十一岁中进士至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谢铎回乡养病时为止。
按：《桃溪净稿·诗集》共四十五卷：卷一至卷十三、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四、卷三十至卷三十七、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卷四十四为古诗、律诗、绝句；卷十四、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卷四十三、卷四十五为律诗、绝句；卷二十二为律诗，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九为古诗。
《桃溪净稿·文集》共三十九卷：卷一至卷七为序，卷八为碑记，卷九至卷十为记，卷十一至卷十六为墓铭，卷十七为墓表，卷十八为传，卷十九为祭文， 卷二十为祭文、谥议、策问，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为史论，卷二十三为讲章，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为奏议，卷二十八、卷三十三为杂著，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二为题跋，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为书。
３．《桃溪类稿》《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刻本。今存五十一卷（一，七至十，十五至六十），佚九卷（二至六，十一至十四）。今存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前有序言四篇：一黄绾序，二陈音序，三李东阳序，四顾璘序，后有附录一卷。陈、李、顾三序已见前叙。黄绾序曰： 绾读吾师方石先生之文、之诗，慨然而叹曰：“嗟乎，先生不可作矣。
吾于是文、是诗也，可以观世变矣。……弘治季年，绾省先君于选部，见先生于国子。先生则语绾曰：‘子来，吾以斯文托子矣。吾之所著，初录之曰《杂稿》，再录之曰《净稿》，三录之曰《类稿》，皆西涯李公所点窜也。今以《类稿》为定本，吾身后可以《类稿》刻之；后有续稿，但可择一二以附之。’ 其言在耳也。正德庚午，先生卒，绾时官后军，及归，先生之墓宿草矣。后数年，东桥顾公守台，欲刻先生遗集，求于其家，向所谓《类稿》者皆不存。
先生之孙必阼以《净稿》应之，遂刻郡斋。绾恒以为憾。今因山居之暇，始检《类稿》，又择续稿之一二附之，庶几以毕先生之志云。”嘉靖二十有五年冬十一月丙子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
按，《桃溪类稿》共六十卷。卷一为乐府，卷二为古诗，卷三至卷四为歌行，卷五至卷六为五言古诗，卷七至卷十六为七言律诗，卷十七为五七言长律，卷十八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序，卷二十九为碑，卷三十至卷三十一为记，卷三十二为传，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八为墓志铭，卷三十九为墓表，卷四十为史论，卷四十一为讲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为奏疏，卷四十六为谥议，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为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为杂著，卷六十为祭文。附录收《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仪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
按，《桃溪类稿》所收诗文数量超过《桃溪净稿》，多出部分有许多是原来未收的，也有一部分是谢铎七十一岁至七十六岁去世之前的作品。
三、《桃溪集》的文学成就和文献价值综观《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认定它们是《桃溪集》编纂过程中的二次结晶。《桃溪集》中的谢铎诗文，成为研究谢铎及明代文学思潮、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 我们拟从文学成就、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１．《桃溪集》的文学成就谢铎在“台阁体”诗风盛行文坛之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一是“明道纪事”（《愚得先生文集序》），其二是文学作品要抒情（《感情诗序》），其三是提倡复古（《愚得先生文集序》），其四是提倡学宋诗（《重刻石屏诗集序》）。
他的诗作也内容丰富，基本摒弃了“台阁体”诗风，如《田家叹》《西邻妇》《苦雨叹》（二首之一）《撤屋谣》《吾民》等，表现了谢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偶为六绝句》《苦雨叹》（二首之二）《苦雨》《次陈敬所再示东小园芍药韵》等，表现了他对民事的忧虑；而《上之回》借汉武帝、周穆王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搏虎行》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国家之事，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以打败；《不寐》写出了自己担心西部边事的焦虑心情；《鱼游入深渊》《古愤三首》《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雨声夜何长》等则表现了他面对朝廷中宦官专政、朝政日下的担忧，同时也表现了忧谗畏讥，隐退避祸的思想；《偶书二绝》《未圆月》等以诗的形式阐发人生哲理。谢铎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提倡学习宋诗的观念。
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相对于明初高启、刘基、宋濂等人的创作势态，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期。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体”诗文内容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诗派”以李东阳为首，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人，而谢铎对诗风的转变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２．《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桃溪集》所收文章各体皆备。序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堂诗序》。重庆堂，为“礼部侍郎余姚王公德辉奉其母太宜人岑氏之堂也”。王德辉是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之父，谢铎与之有交往。此文是研究王阳明家世的重要文献。
王德辉乃是状元出身，因逢其母寿，当时公卿大夫“因匾其所居曰重庆堂，皆为诗以咏叹之”，贺诗后辑为集，谢铎为之序。另外，谢铎作《太子太保李公奉使阙里赠行诗序》，记李东阳赴孔庙祭祀之际同僚作诗送行的情形。余例甚多， 此处不赘。
“碑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永嘉文信公新祠碑》。文天祥是宋末名臣，为元兵所俘后，宁死不屈，精神流传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一直感动着谢铎。温州江心屿新建文天祥祠，谢铎作碑文。碑文中写到：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屿，盖宋德祐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诚意伯刘公新庙碑记》也很有价值。诚意伯，明初功臣刘基封号。基，字伯温，青田人，《明史》有传。谢铎对刘基评价很高。
“墓志铭”中最有价值的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公迁葬墓志铭》，此文是谢铎为李东阳迁其父李淳之墓所作，时间在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这篇文章是研究李东阳以及茶陵李氏的重要文献，其叙李氏源流曰：“世为湖广茶陵人，裔出西平之后，国初以戎籍隶京师，至公盖三世矣。”又知淳原配刘氏乃“东安望族，生有淑德”，刘氏“男三，长即太保公，名东阳，宾之字也，文学行业名重一世”。
“传”中写得最感人的是《严贞姆传》。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太安人赵氏之媵，年十一从铎之祖母来到谢家。严贞姆十九岁时，铎之祖母寡居，“豪黠有弱孤欺寡者，屡撼夺其志，太安人度不可免，乃破产，泣呼众媵，谢遣之，曰： ‘凡是皆彼之利，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为命，不可舍尔。其各图所宜归， 吾之祸其将有息乎？’媵某某皆如所遣，独姆不肯”。
“史论文”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如萧何、曹参、汉文帝、贡禹、杜钦、王凤、刘备、曹操、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后等人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反映了谢铎的史学观。
“讲章”是为学习科举文或经筵进讲而编写的五经、四书讲义。谢铎有讲章五篇，作于祭酒任上，其中有《诚者天之道也》章、《故君子尊德性》章、《帝曰皋陶》章、《圣有谟训》章、《先进于礼乐》章。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他推崇方孝孺，与黄孔昭一起编《逊志斋集》，他的学生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五篇讲章集中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
“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西北备边事宜状》和《癸巳封事》。明代中叶， 朝廷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扰边不断，二是朝廷当中奸臣当道和宦官干政。《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是谢铎与其他大臣一起提出的西北备边策略。封事是密封的奏章，古代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谢铎《癸巳封事》是成化十八（１４８２）年十二月所上，提出皇帝要远“小人”，要像汉昭帝亲信霍光废上官桀，汉文帝从申屠嘉割邓通之爱那样才可。此二道奏疏表明了谢铎直言敢疏的特点。另外谢铎关于教育方面的几篇奏疏值得注意，《论教化六事疏》是他在弘治三年（１４９０）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提出的六条改革措施：“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维持风教疏》是谢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时再次提出的四条改革措施：“一曰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曰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曰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
谢铎一生写作了大量“题跋”，这些题跋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
《书逊志先生文集后》是谢铎为方孝孺文集所写的跋。方孝孺之死，感天动地， 谢铎与黄孔昭作为方孝孺的同乡后学，合力收集其文章刊刻。《题逸老堂诗卷后》是为谢省诗集所作，谢省，景泰五年（１４５４）进士，谢铎族叔，曾任宝庆知府。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其诗入乙集，其诗十九卷。今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属海内孤本。
“记”中《朱子衍祠记》记朱熹在台州事迹。《重修黄岩县学记》反映了谢铎重视教育的思想：“天下之治，必本于人材；人材之兴，必本于学校。学校实教化所自出，而有志治道者，诚不可不以之为急务也。” “书”即书信，共计八十六封，其中与李东阳书信十二封，另有与谢省、陆釴、罗璟、黄孔昭、林克贤、戴豪、倪岳、高懋等书信若干，可供我们研究之用。
四、《桃溪净稿》与《桃溪类稿》的版本《桃溪净稿》刻于明正德十六（１５２１）年，按照黄绾《桃溪类稿序》的说法，当时顾璘出任台州知府期间，欲印谢铎诗文集，因没有找到《桃溪类稿》，只好取《桃溪净稿》刊刻付印，则此书为顾璘所主持刻印。根据著录，谢铎的《桃溪净稿》尚有以下几种本子留存： １．《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诗集前有李东阳序，序后有方石先生小像，并有“自赞”一首：“误有壮心，嫁以虚誉。尔位之浮，尔德之愧。丹青者谁？貌以为戏。盍返尔初，以究厥志。”文集前有顾璘序。
２．《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该书原存北平图书馆，抗战时随一批文物、图书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五十年代，原书归还台北“中央图书馆”。按，此书已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此书原缺文集卷三十七第十页两面。
３．《桃溪净稿》嘉业堂藏本。《嘉业堂藏书志》著录有“《桃溪净稿》四十五卷”和“《桃溪净稿》三十九卷”二条。四十五卷实际上是诗集，三十九卷实际上是文集。《桃溪净稿》四十五卷录李东阳序，后有董康按语。董康曰：“弘治间刻本。前有目录。每卷仅二三十首，盖仍其原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之， 卷帙同。诗音节沉着，颇似杜陵咏史乐府，论断精允，足以颉颃铁崖。竹垞《明诗综》止录一首，《静志居诗话》并缺其人，传本之希可知矣。”《桃溪净稿》三十九卷录顾璘序，后有董康按语。董康曰：“行款与前书同，时付梓俱名《净稿》， 前为诗，此为文也。按《千顷堂书目》于公撰述有诗无文，《明史·艺文志》作《奏议》四卷，《文稿》四十五卷，《诗》三十六卷。《文稿》卷帙反与刻本事迹相同，实为错误。文肃为台阁儒臣，而《四库》遗之，则是本亦孤本也。” ４．《桃溪净稿》八十四卷。天津图书馆藏。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本书大部分文字同正德十六年刻本，然而部分页码的文字线条、刀法与正德十六年刻本有细微差别；卷首图像也不同，有明显的仿刻痕迹。内中有错页，如《诗集》卷三十六缺第七页。《文集》卷二十七第二页后装订的有一页是《诗集》卷二十七的内容。后有一跋，未署名，跋文叙谢铎生平。当属于明正德十六年刻本的递修本。
５．《桃溪净稿·文集》三十九卷，正德十六年刻本。宁波天一阁藏。前顾璘序已残。内中字迹模糊不清之处较多。
６．《桃溪净稿·文集》明嘉靖二年翻刻本的清抄本残卷。临海博物馆藏。
存卷十八至卷三十九，三本装。文字顺序与内容同正德十六年刻本，每卷首页题下有“方石谢铎著”字样。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字迹清秀娟丽清楚。后有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台州知府吉水罗侨序。
７．《桃溪文集》清抄本残卷。浙江图书馆藏。收谢铎所作之文，分四卷。
卷一收文四十七篇，卷二收文三十七篇，卷三收文四十二篇，卷四收文三十八篇，四卷共收文一百六十四篇。文章排列之顺序不同于《桃溪净稿·文集》。
每卷首页题下有“太平谢铎鸣治”字样。红格，每页八行，行二十字。
《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由谢铎曾孙谢适然刊刻。今存五十一卷（一，七至十，十五至六十），佚九卷（二至六，十一至十四），后有附录一卷。
目录前有谢铎小像，自赞一首。今存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前有序言四篇：一黄绾序，二陈音序，三李东阳序，四顾璘序。附录收：《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仪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
此书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但偶有非二十字者，页码卷数偶有错乱。
将《桃溪净稿》（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与《桃溪类稿》（谢适然刻本）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出： １．就所收诗文数量言，根据初步统计，《净稿》收诗１００６题共１５５３篇， 《类稿》收诗１３３３题共１９３６篇。《净稿》收文３４７篇，《类稿》收文４４７篇。两相对照，就诗而言，《净稿》中有１７首诗未被《类稿》收录，而《类稿》中比《净稿》多收３４４题共３６６首诗（按目录计）。就文而言，《净稿》中有８篇未被《类稿》收录，而《类稿》则比《净稿》多收１０８篇。
２．就诗文编辑的体例言，《净稿》按文体按年月之顺序排列，而《类稿》则按比较正统的别集体例加以编纂。
３．今《类稿》目录全存，其中已残缺的九卷诗，按目录大部分可从《净稿》中补出，然仍有１３８首诗不可补得（卷三８首、卷五２０首、卷六５７首、卷十一１１ 首、卷十二１２首、卷十三１３首、卷十四１７首），深为遗憾。
４．《类稿》附录卷一《方石先生行状》与《明文海》中黄绾《谢文肃公行状》异名而同篇。但是《方石先生行状》在“巧跻捷攫扬扬”后至“所著有《桃溪集》……《缌山集》”之间缺文３９６字，而其处蹿入《史论·武后》及《苏味道》中的文字，《武后》篇“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句至卒篇，又至《苏味道》篇“而不知湄州之祸亦模棱之误也，於乎使小人”止，共３８１字。《类稿》中《方石先生行状》在蹿入文字之后，即“百余卷，先生裔出晋康乐公”至卒篇，系手抄。对照以上两种版本， 《类稿》所收诗文数量超过《净稿》，其优势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净稿》有便于编年的特点，且也有《类稿》未收的诗文，故两种版本不可偏废，都有使用的价值。
一、谢铎《桃溪集》命名之因纵观谢铎一生，三次出仕，三次回乡，在朝正直敢言，在乡创办方岩书院， 亲自讲学其中，培养了大批青年学子，一生著述甚丰，其诗文集称《桃溪集》。
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先生姓谢氏，名铎，字鸣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讲，号方山，后更号方石。桃溪，其所居地也。”关于“桃溪”，《嘉靖太平县志》卷一《地舆志上·山川》： 桃溪：在王城山下。其源出自王城山，南北二派，俱东流，会百桨渚， 入新建河，旧名陶夏溪。宋于恕之遗址在焉。今谢文肃有《桃溪书屋》诗曰：“浅水难容棹，繁体自作村。分明幽绝地，不是武陵源。” 按，今桃溪有二义，一为溪名，一为溪两岸之地域，亦称桃夏。明时之浙江省台州府太平县桃溪，历经沿革，今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大溪镇兆岙村，小地名仍为“桃溪”或“桃夏”，故谢铎名其诗文集为《桃溪集》。
二、《桃溪集》《桃溪集》是谢铎诗文集的名称。据黄绾《桃溪类稿序》，谢铎《桃溪集》经历了三次编辑过程，初编为《桃溪杂稿》，二编为《桃溪净稿》，三编为《桃溪类稿》。
１．《桃溪杂稿》《桃溪杂稿》已不存。今李东阳《怀麓堂文集·文前稿》卷八有《桃溪杂稿序》曰： 予与方石先生同试礼部，时已闻其有能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到有法，为保斋刘公、竹岩柯公所甄奖；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始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及先生以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比以史事就召，尽见其《桃溪杂稿》若干巻，乃起而叹曰：“诗之妙，一至此哉！” 按：此序作于弘治己酉即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李东阳此序在顾璘刊出《桃溪净稿》时以《桃溪净稿序》之名被收入该书诗集前，并在后面加了一段话： 初名《杂稿》，后十三年，西涯先生再取而芟之，俾录为《净稿》云。① 南京太常寺少卿陈音有《桃溪杂稿序》曰： ……天顺甲申登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益大肆力于学，凡经传子史，无不精思力究，会诸博而归诸约，将以其所学措诸实用。既为编修侍讲，恒有陈论，其操持刚介，棱棱不苟合，尝退居山阿几十年，欲自老而不悔。弘治初，修《英庙实录》，诏特起之，先生黾勉供事，于是非褒贬深为有裨。会拜南京国子祭酒，既至，夙夜殚心，询弊举宜，大要以明彝伦、正风俗、成人才为己任。虽士心信服，声教丕振，其心缺然，若犹愧于古之所以教者，而去志恒存。……呜呼！以先生之学识、气节，其出处进退间必有道在，岂音之愚之所测哉？独念如先生者世不易得，乃不得尽展其蕴于事功，而独发其志于文辞，良可慨矣！……弘治辛亥夏六月既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友人陈音序。
从这篇序言可以看出，此序是谢铎弘治四年，因“子殇、身病，遽恳疏力请以归”之时所作，时陈音任太常寺少卿之职，他所看到的谢铎诗文时间下限为弘治四年。
２．《桃溪净稿》《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经籍”五十一：“谢铎《桃溪净稿》八十四卷。”②《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五《集部·别集类存目》：“《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谢铎撰。铎有《赤城论谏录》，已著录。是集凡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盖李东阳因其旧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溪净稿》为名。
然瑕瑜参半，犹不能悉为刊除也。”③ 《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有明正德十六（１５２１）年刻本。其中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台州知府顾璘《桃溪净稿序》曰： 或问谢文肃公之文，璘曰：醇气之积也。夫文章盛衰，关诸气运，而发乎其人；非运弗聚，非人弗行，岂小物也哉！……如丘文庄公、程篁墩公、吴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谢文肃公，与今存者不述，皆台阁之望，儒林之宗也。……璘执此仰叹有年矣。比来守台州，文肃之孙必阼见其遗文若干卷，盖文正所选定者。……呜乎！公居朝汲汲于为忠，而常恐愧乎其禄；居家汲汲于为义，而常恐愧乎其生。是以方进而辄退，既老而益勤。
今临海博物馆有一清代抄本残卷，其最后附了一篇罗侨《桃溪净稿后序》： 予读谢文肃公之诗与文，皆极性情、该物理、关涉世教，非寻常拈弄笔墨、嘲吟风月，缀纤巧艳丽以为技，务聱牙崛硬以为奇，而其风韵神采自在，非众人之所能及。公盖一代人物也，而岂台郡之所能独当哉。侨每于诗文中窃见公于西涯李公极加推逊，而西涯于公亦甚敬服。盖二公可谓知己，而其文章德业、出处进退之际，必有能论之者，予并及之，作桃溪净稿后序。
时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知台州府后学吉水罗侨谨序。
可知《桃溪净稿》在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台州知府罗侨在任时曾翻印过。
在整理谢铎诗文时，笔者注意到了收在《桃溪净稿·文集》卷三十二的《桃溪杂稿编年谱小引》曰： 《编年谱》，谱吾杂稿之所存者，以见岁月之先后。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故上自天道，下至人事，而皆以吾稿之目录系之。……弘治八年乙卯春三月二十六日，缌山病叟自志于贞则堂之少歇处。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桃溪杂稿》是按照诗文创作的先后来编排，那么，《桃溪净稿》是否亦与《桃溪杂稿》一样，按诗文创作的年月先后编排呢？据笔者考察，其结论是肯定的，即《净稿》诗文按创作顺序编排。诗文从天顺八年（１４６４） 三十一岁中进士至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谢铎回乡养病时为止。
按：《桃溪净稿·诗集》共四十五卷：卷一至卷十三、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四、卷三十至卷三十七、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卷四十四为古诗、律诗、绝句；卷十四、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卷四十三、卷四十五为律诗、绝句；卷二十二为律诗，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九为古诗。
《桃溪净稿·文集》共三十九卷：卷一至卷七为序，卷八为碑记，卷九至卷十为记，卷十一至卷十六为墓铭，卷十七为墓表，卷十八为传，卷十九为祭文， 卷二十为祭文、谥议、策问，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为史论，卷二十三为讲章，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为奏议，卷二十八、卷三十三为杂著，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二为题跋，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为书。
３．《桃溪类稿》《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刻本。今存五十一卷（一，七至十，十五至六十），佚九卷（二至六，十一至十四）。今存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前有序言四篇：一黄绾序，二陈音序，三李东阳序，四顾璘序，后有附录一卷。陈、李、顾三序已见前叙。黄绾序曰： 绾读吾师方石先生之文、之诗，慨然而叹曰：“嗟乎，先生不可作矣。
吾于是文、是诗也，可以观世变矣。……弘治季年，绾省先君于选部，见先生于国子。先生则语绾曰：‘子来，吾以斯文托子矣。吾之所著，初录之曰《杂稿》，再录之曰《净稿》，三录之曰《类稿》，皆西涯李公所点窜也。今以《类稿》为定本，吾身后可以《类稿》刻之；后有续稿，但可择一二以附之。’ 其言在耳也。正德庚午，先生卒，绾时官后军，及归，先生之墓宿草矣。后数年，东桥顾公守台，欲刻先生遗集，求于其家，向所谓《类稿》者皆不存。
先生之孙必阼以《净稿》应之，遂刻郡斋。绾恒以为憾。今因山居之暇，始检《类稿》，又择续稿之一二附之，庶几以毕先生之志云。”嘉靖二十有五年冬十一月丙子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
按，《桃溪类稿》共六十卷。卷一为乐府，卷二为古诗，卷三至卷四为歌行，卷五至卷六为五言古诗，卷七至卷十六为七言律诗，卷十七为五七言长律，卷十八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序，卷二十九为碑，卷三十至卷三十一为记，卷三十二为传，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八为墓志铭，卷三十九为墓表，卷四十为史论，卷四十一为讲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为奏疏，卷四十六为谥议，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为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为杂著，卷六十为祭文。附录收《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仪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
按，《桃溪类稿》所收诗文数量超过《桃溪净稿》，多出部分有许多是原来未收的，也有一部分是谢铎七十一岁至七十六岁去世之前的作品。
三、《桃溪集》的文学成就和文献价值综观《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认定它们是《桃溪集》编纂过程中的二次结晶。《桃溪集》中的谢铎诗文，成为研究谢铎及明代文学思潮、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 我们拟从文学成就、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１．《桃溪集》的文学成就谢铎在“台阁体”诗风盛行文坛之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一是“明道纪事”（《愚得先生文集序》），其二是文学作品要抒情（《感情诗序》），其三是提倡复古（《愚得先生文集序》），其四是提倡学宋诗（《重刻石屏诗集序》）。
他的诗作也内容丰富，基本摒弃了“台阁体”诗风，如《田家叹》《西邻妇》《苦雨叹》（二首之一）《撤屋谣》《吾民》等，表现了谢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偶为六绝句》《苦雨叹》（二首之二）《苦雨》《次陈敬所再示东小园芍药韵》等，表现了他对民事的忧虑；而《上之回》借汉武帝、周穆王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搏虎行》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国家之事，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以打败；《不寐》写出了自己担心西部边事的焦虑心情；《鱼游入深渊》《古愤三首》《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雨声夜何长》等则表现了他面对朝廷中宦官专政、朝政日下的担忧，同时也表现了忧谗畏讥，隐退避祸的思想；《偶书二绝》《未圆月》等以诗的形式阐发人生哲理。谢铎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提倡学习宋诗的观念。
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相对于明初高启、刘基、宋濂等人的创作势态，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期。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体”诗文内容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诗派”以李东阳为首，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人，而谢铎对诗风的转变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２．《桃溪集》的文献价值《桃溪集》所收文章各体皆备。序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堂诗序》。重庆堂，为“礼部侍郎余姚王公德辉奉其母太宜人岑氏之堂也”。王德辉是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之父，谢铎与之有交往。此文是研究王阳明家世的重要文献。
王德辉乃是状元出身，因逢其母寿，当时公卿大夫“因匾其所居曰重庆堂，皆为诗以咏叹之”，贺诗后辑为集，谢铎为之序。另外，谢铎作《太子太保李公奉使阙里赠行诗序》，记李东阳赴孔庙祭祀之际同僚作诗送行的情形。余例甚多， 此处不赘。
“碑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永嘉文信公新祠碑》。文天祥是宋末名臣，为元兵所俘后，宁死不屈，精神流传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一直感动着谢铎。温州江心屿新建文天祥祠，谢铎作碑文。碑文中写到：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屿，盖宋德祐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诚意伯刘公新庙碑记》也很有价值。诚意伯，明初功臣刘基封号。基，字伯温，青田人，《明史》有传。谢铎对刘基评价很高。
“墓志铭”中最有价值的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公迁葬墓志铭》，此文是谢铎为李东阳迁其父李淳之墓所作，时间在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这篇文章是研究李东阳以及茶陵李氏的重要文献，其叙李氏源流曰：“世为湖广茶陵人，裔出西平之后，国初以戎籍隶京师，至公盖三世矣。”又知淳原配刘氏乃“东安望族，生有淑德”，刘氏“男三，长即太保公，名东阳，宾之字也，文学行业名重一世”。
“传”中写得最感人的是《严贞姆传》。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太安人赵氏之媵，年十一从铎之祖母来到谢家。严贞姆十九岁时，铎之祖母寡居，“豪黠有弱孤欺寡者，屡撼夺其志，太安人度不可免，乃破产，泣呼众媵，谢遣之，曰： ‘凡是皆彼之利，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为命，不可舍尔。其各图所宜归， 吾之祸其将有息乎？’媵某某皆如所遣，独姆不肯”。
“史论文”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如萧何、曹参、汉文帝、贡禹、杜钦、王凤、刘备、曹操、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后等人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反映了谢铎的史学观。
“讲章”是为学习科举文或经筵进讲而编写的五经、四书讲义。谢铎有讲章五篇，作于祭酒任上，其中有《诚者天之道也》章、《故君子尊德性》章、《帝曰皋陶》章、《圣有谟训》章、《先进于礼乐》章。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他推崇方孝孺，与黄孔昭一起编《逊志斋集》，他的学生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五篇讲章集中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
“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西北备边事宜状》和《癸巳封事》。明代中叶， 朝廷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扰边不断，二是朝廷当中奸臣当道和宦官干政。《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是谢铎与其他大臣一起提出的西北备边策略。封事是密封的奏章，古代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谢铎《癸巳封事》是成化十八（１４８２）年十二月所上，提出皇帝要远“小人”，要像汉昭帝亲信霍光废上官桀，汉文帝从申屠嘉割邓通之爱那样才可。此二道奏疏表明了谢铎直言敢疏的特点。另外谢铎关于教育方面的几篇奏疏值得注意，《论教化六事疏》是他在弘治三年（１４９０）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提出的六条改革措施：“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维持风教疏》是谢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时再次提出的四条改革措施：“一曰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曰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曰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
谢铎一生写作了大量“题跋”，这些题跋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
《书逊志先生文集后》是谢铎为方孝孺文集所写的跋。方孝孺之死，感天动地， 谢铎与黄孔昭作为方孝孺的同乡后学，合力收集其文章刊刻。《题逸老堂诗卷后》是为谢省诗集所作，谢省，景泰五年（１４５４）进士，谢铎族叔，曾任宝庆知府。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其诗入乙集，其诗十九卷。今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属海内孤本。
“记”中《朱子衍祠记》记朱熹在台州事迹。《重修黄岩县学记》反映了谢铎重视教育的思想：“天下之治，必本于人材；人材之兴，必本于学校。学校实教化所自出，而有志治道者，诚不可不以之为急务也。” “书”即书信，共计八十六封，其中与李东阳书信十二封，另有与谢省、陆釴、罗璟、黄孔昭、林克贤、戴豪、倪岳、高懋等书信若干，可供我们研究之用。
四、《桃溪净稿》与《桃溪类稿》的版本《桃溪净稿》刻于明正德十六（１５２１）年，按照黄绾《桃溪类稿序》的说法，当时顾璘出任台州知府期间，欲印谢铎诗文集，因没有找到《桃溪类稿》，只好取《桃溪净稿》刊刻付印，则此书为顾璘所主持刻印。根据著录，谢铎的《桃溪净稿》尚有以下几种本子留存： １．《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诗集前有李东阳序，序后有方石先生小像，并有“自赞”一首：“误有壮心，嫁以虚誉。尔位之浮，尔德之愧。丹青者谁？貌以为戏。盍返尔初，以究厥志。”文集前有顾璘序。
２．《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该书原存北平图书馆，抗战时随一批文物、图书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五十年代，原书归还台北“中央图书馆”。按，此书已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此书原缺文集卷三十七第十页两面。
３．《桃溪净稿》嘉业堂藏本。《嘉业堂藏书志》著录有“《桃溪净稿》四十五卷”和“《桃溪净稿》三十九卷”二条。四十五卷实际上是诗集，三十九卷实际上是文集。《桃溪净稿》四十五卷录李东阳序，后有董康按语。董康曰：“弘治间刻本。前有目录。每卷仅二三十首，盖仍其原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之， 卷帙同。诗音节沉着，颇似杜陵咏史乐府，论断精允，足以颉颃铁崖。竹垞《明诗综》止录一首，《静志居诗话》并缺其人，传本之希可知矣。”《桃溪净稿》三十九卷录顾璘序，后有董康按语。董康曰：“行款与前书同，时付梓俱名《净稿》， 前为诗，此为文也。按《千顷堂书目》于公撰述有诗无文，《明史·艺文志》作《奏议》四卷，《文稿》四十五卷，《诗》三十六卷。《文稿》卷帙反与刻本事迹相同，实为错误。文肃为台阁儒臣，而《四库》遗之，则是本亦孤本也。” ４．《桃溪净稿》八十四卷。天津图书馆藏。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本书大部分文字同正德十六年刻本，然而部分页码的文字线条、刀法与正德十六年刻本有细微差别；卷首图像也不同，有明显的仿刻痕迹。内中有错页，如《诗集》卷三十六缺第七页。《文集》卷二十七第二页后装订的有一页是《诗集》卷二十七的内容。后有一跋，未署名，跋文叙谢铎生平。当属于明正德十六年刻本的递修本。
５．《桃溪净稿·文集》三十九卷，正德十六年刻本。宁波天一阁藏。前顾璘序已残。内中字迹模糊不清之处较多。
６．《桃溪净稿·文集》明嘉靖二年翻刻本的清抄本残卷。临海博物馆藏。
存卷十八至卷三十九，三本装。文字顺序与内容同正德十六年刻本，每卷首页题下有“方石谢铎著”字样。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字迹清秀娟丽清楚。后有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台州知府吉水罗侨序。
７．《桃溪文集》清抄本残卷。浙江图书馆藏。收谢铎所作之文，分四卷。
卷一收文四十七篇，卷二收文三十七篇，卷三收文四十二篇，卷四收文三十八篇，四卷共收文一百六十四篇。文章排列之顺序不同于《桃溪净稿·文集》。
每卷首页题下有“太平谢铎鸣治”字样。红格，每页八行，行二十字。
《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由谢铎曾孙谢适然刊刻。今存五十一卷（一，七至十，十五至六十），佚九卷（二至六，十一至十四），后有附录一卷。
目录前有谢铎小像，自赞一首。今存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前有序言四篇：一黄绾序，二陈音序，三李东阳序，四顾璘序。附录收：《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仪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
此书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但偶有非二十字者，页码卷数偶有错乱。
将《桃溪净稿》（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与《桃溪类稿》（谢适然刻本）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出： １．就所收诗文数量言，根据初步统计，《净稿》收诗１００６题共１５５３篇， 《类稿》收诗１３３３题共１９３６篇。《净稿》收文３４７篇，《类稿》收文４４７篇。两相对照，就诗而言，《净稿》中有１７首诗未被《类稿》收录，而《类稿》中比《净稿》多收３４４题共３６６首诗（按目录计）。就文而言，《净稿》中有８篇未被《类稿》收录，而《类稿》则比《净稿》多收１０８篇。
２．就诗文编辑的体例言，《净稿》按文体按年月之顺序排列，而《类稿》则按比较正统的别集体例加以编纂。
３．今《类稿》目录全存，其中已残缺的九卷诗，按目录大部分可从《净稿》中补出，然仍有１３８首诗不可补得（卷三８首、卷五２０首、卷六５７首、卷十一１１ 首、卷十二１２首、卷十三１３首、卷十四１７首），深为遗憾。
４．《类稿》附录卷一《方石先生行状》与《明文海》中黄绾《谢文肃公行状》异名而同篇。但是《方石先生行状》在“巧跻捷攫扬扬”后至“所著有《桃溪集》……《缌山集》”之间缺文３９６字，而其处蹿入《史论·武后》及《苏味道》中的文字，《武后》篇“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句至卒篇，又至《苏味道》篇“而不知湄州之祸亦模棱之误也，於乎使小人”止，共３８１字。《类稿》中《方石先生行状》在蹿入文字之后，即“百余卷，先生裔出晋康乐公”至卒篇，系手抄。对照以上两种版本， 《类稿》所收诗文数量超过《净稿》，其优势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净稿》有便于编年的特点，且也有《类稿》未收的诗文，故两种版本不可偏废，都有使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