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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东阳是谢铎终生的朋友，在谢铎一生中所起作用巨大，故单独一节列出再予详细叙述。
谢铎与李东阳，同是明成化、弘治年间“茶陵诗派”的代表作家。二人意气相投，终生为友，诗歌唱和，文章应答，从不间断。由于谢铎的人生经历与“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①的李东阳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其诗文创作主张和诗文创作风貌也与李东阳不尽相同。但是，相交四十余载，两人始终彼此尊崇， 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互相促进，因而共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谢铎与李东阳之间的交谊，正如李东阳在《祭方石文》中所言：“并举甲第， 联步词林。忘年合谊，异地同襟。以文字相劘，以道义相箴。”②明英宗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谢铎３０岁，登进士第，和时年１８岁的李东阳成为同榜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天顺八年甲申科》记载，李东阳为二甲第一名，谢铎在二甲三十一名。两人相识当始于此。之后，谢铎和李东阳被一起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又同舍”（李东阳《桃溪杂稿序》）。两人朝夕相处，各自被对方的才情德操所吸引，逐渐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开始了他们的“四十余年知己之交”（谢铎《与西涯先生书》）。这从谢铎的诗作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欲问真源定何处，相思中夜渴逢君”（《岁除有怀柬黄世显李宾之》）。“寂寥况味三人共，兄弟交情四海难”（《夜坐有怀亨父宾之二公》）。“论心每共陈蕃榻，多事翻嫌越客盟”（《斋居次韵答宾之》）。“寄声珍重平生友，报答无能只自惭”（《二月六日以病辞校文之命寄宾之侍讲》）等等。
起初，谢铎与李东阳在翰林院“同官十有余年”（李东阳《桃溪杂稿序》），历任编修、侍讲等职，仕途经历基本相同。但谢铎三次在朝为官，又三次辞官还家，“出与处之迹相半”（李东阳《寿方石先生七十诗序》）①。而李东阳在仕途上则春风得意，一路通达，由讲筵转入内阁，并一直升迁到大学士。两人的经历显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谢铎与李东阳之间的友情却日益深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惺惺相惜，志业相期，使谢铎与李东阳的友谊底蕴深厚。谢铎对李东阳向来十分推崇，认为他是“豪杰间出之材”（《再复李西涯阁老书》），“盖仅百数十年而一见者也”（《复李学士宾之》），常将李东阳与孔子等古代圣贤相提并论。而李东阳对谢铎的人品与才学，也同样十分尊崇。例如《闻方石先生有南京祭酒之命喜而有作》一诗就盛赞谢铎“祭酒中朝重，先生绝代贤”②。在《祭方石先生文》中，又赞他“称国士而有光，齿前贤而无让”③。当谢铎与李东阳同在翰林院任职时，两人便常以程子之言互勉，即：“天下之治乱系宰相，君德之成就责经筵。然所以用宰相而致天下之治者，又系于君德之成就何如耳，是则经筵之责，不亦尤重矣乎？”（见谢铎《复李学士西涯书》）后来，李东阳获“入阁之命”，他诚惶诚恐，认为此是“平生梦寐所不到”，并向谢病家居的谢铎征求意见。谢铎当即作《贺李西涯入阁书》，指出他“谦退过甚”，鼓励他应受命入阁，“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并“预为苞桑善后之计”。后又作《再复李西涯阁老书》，再次向李东阳进言，鼓励他致力于“正己、格君、谋国、用人”，“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而谢铎谢病家居时，李东阳也屡次写信劝他起复，为国效力。这在谢铎的一些诗作中，也可得到印证。如《纂修命下黄亚卿世显李学士宾之连以书来劝且示以诸公论荐大略愧感之余聊此奉答》《得李西涯书有感三首》《西涯以诗来劝北上次韵奉答》等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东阳所写的《与方石先生书》一信。该信是弘治元年（１４８８）谢铎愿意再次出仕的重要因素之一。李东阳在信中“极言君子道隆乘运拯世之义” （王廷相《墓志铭》），说：“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无方枘之沮，左右无掣肘之患，盖将举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听其所为，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毕平生未尽之志乎？”正是李东阳的勉励，最终促使谢铎在谢病家居近十年之后， 重新应召入朝。
其次，休戚与共，患难相扶，使谢铎与李东阳的友谊愈益牢固。尤其是当一方遭遇病痛、丧亲、灾祸等挫折时，另一方总是感同身受，给予真诚的慰藉， 表现出患难相当的雅意高情。如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李东阳的父亲李淳过世。谢铎当时谢病家居，却立刻写了《哭李学士老先生》诗二首，遥寄痛悼之情。谢铎第二次出仕，回京任职后，于弘治二年（１４８９），亲自去李东阳父亲的墓前祭奠，并作有《谒李老先生墓》一诗。后又写了《再次前韵哭李老先生兼慰宾之》，诗曰： 百年耆旧此高风，云自西飞水自东。
在世几何醒梦别，盖棺今日是非公。
九原我已知无憾，五福天谁与考终。
莫更祥琴不成调，向人呜咽恨难穷。
正如李东阳在《复愚得谢太守先生书》中所说：“不肖辱教方石非他人比。
暌别间，每恨不得一见。乃今辱奠几筵，执手交恸。又以其余沾诲益，倾情愫， 罄平生所未尽。”①另外，对李东阳之子李兆先，谢铎更是视如子侄，充满了关爱之情。谢铎作有《次西涯子兆先韵》，诗曰： 公子青年气决河，乃翁况是国之皤。
却看行业增门地，未数声光到甲科。
吾道敢言真土苴，此心直恐愧烟萝。
彩衣堂下槐庭在，无限清阴奈尔何。在《复李西涯》一信中，谢铎也称赞李兆先之作“骎骎乎有跨灶之风”。另有《复李兆先》一信，从该信中可知，李兆先将自己所作的诗文寄给谢铎批评指正，并向其请教“文章家法”。因此，谢铎作此回信，先是满怀欣喜地对李兆先予以了褒奖，但接着又告诫他不可“自足”，勉励他要更加刻苦钻研学问。从中亦可见谢铎循循善诱的长者之风。李东阳亦是如此。如谢铎的父亲谢世衍去世后，李东阳遥奉“赙仪奠章，情礼稠叠”（谢铎《答李宾之》）。在李东阳为谢世衍所作《明故封翰林院编修文林郎谢公墓志铭》中，亦有对自己得知讣讯时情景的追述：“东阳辱鸣治为知己，非苟涉欣戚者，既走吊归，为不宁寝食者数日。”①又如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谢铎的大儿子兴仁暴死时，李东阳作《慰方石先生书》，其中写道：“比书至，开缄见‘忽斩我后’数字，且骇且痛，久而后定。天壤间乃有此等事耶！……道里辽隔，不获伸吊哭之私，以少慰万一。惟与体斋、青溪两同年，及师文职方交致唁问而已。”②弘治四年（１４９１）谢铎的二儿子兴义病卒时，李东阳也写信予以慰问。后又分别为此二子各做祭文一篇，即《祭谢生兴仁文》和《祭谢生兴义文》。
再次，诗文创作，互相促进，使谢铎与李东阳的友谊生机无限。谢铎与李东阳常将自己所做诗文，请对方修改点评。据李东阳的《麓堂诗话》记载： 方石自视才不过人，在翰林学诗时，自立程课，限一月为一体，如此月读古诗，则凡官课及应答诸作皆古诗也。故其所就，沉著兼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诗，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质，亦倾心应之，必使尽力。予尝为《厓山》诗，内一联，渠意不满。予以为更无可易。
渠笑曰：“观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后曰：“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恩养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为《端礼门》古乐府，渠以为末句未尽，往复再四，最后乃曰：“碑可毁，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见。不见奸党碑，但见奸臣传。”渠不待辞毕，已跃然而起矣。③ 在《桃溪杂稿序》中，李东阳又曰：“然先生爱我日至，每有所归益，必尽肝腑；见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谢铎还作有《李宾之学士批抹拙稿赋此为谢》一诗，诗曰： 风月情多每自耽，敢从至味托酸咸。
咏歌直作康衢看，笔削翻为鲁史惭。
点铁有丹金可化，夺胎无地骨空镵。
神交更在忘言外，何限繁芜待刈芟。
可见两人互相欣赏、互相促进之一斑。正是在这样的互相欣赏与互相促进之中，使诗艺、情谊与日俱增，老而弥笃。
当然，谢铎与李东阳更多的文事往来，则体现在诗歌唱和及文章应答上。
当他们聚首一处时，常联吟递唱，以诗赠答；即使分处两地，也裹诗相寄，千里不辍。李东阳《书同声集后》云：“予从方石先生倡和得此卷，愧斋题为《同声集》。”①又李东阳《书同声后集后》云：“方石以纂修命再入官，所与倡和又若干什，题曰《后同声集》。”又云：“先生拜国学之命，将弃予而南。”② 由此可知，成化年间，谢铎与李东阳同在翰林院任职时，彼此唱和的作品被收录为《同声集》。《后同声集》所收录的唱和作品，则从弘治元年（１４８８）谢铎第二次出仕回京开始，至三年赴南京任国子监祭酒之前。另外，李东阳还有《西涯远意录》一卷，据吴宽《西涯远意录序》记载，内有“西涯学士遗方石侍讲诗十三首，书六通”，又曰：“凡西涯笔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数百纸，此特家居时出于浮沉之余者耳。”③可见，在谢铎辞官家居期间，李东阳与他也始终心念对方，不计迢遥，诗书不断。可惜，《同声集》《后同声集》《西涯远意录》这三本集子均已失传。如今，两人相关的诗文，我们只能从《谢铎集》和《李东阳集》中加以搜寻。
文章方面，主要是他们写给彼此的信，谢铎所作现存十四封，李东阳所作现存五封。此外，现留存较多的则主要是一些序、跋、记类作品以及墓表、祭文、碑铭等。如他们彼此为对方的诗文集所作的序，谢铎有《读怀麓堂稿》，李东阳则有《桃溪杂稿序》。又如他们分别为同一本书做序：谢铎有《京师十景诗序》，李东阳则有《京都十景诗序》；李东阳有《赤城诗集序》，谢铎则有《书赤城诗集后》；谢铎有《题逸老堂诗卷后》，李东阳则有《跋谢氏逸老堂诗卷后》等等。另外，谢铎还有《重刊云阳李先生文集序》一篇，李东阳则有《王城山人诗集序》《谢氏宗谱序》《送南京国子祭酒谢公诗序》《方岩书院记》《裕远庵记》《跋谢氏家藏墨迹卷后》《书同声集后》《书同声后集后》《寿方石先生七十诗序》《祭谢生兴仁文》《祭谢生兴义文》《祭方石先生文》《明故处士谢公墓表》《谢孝子墓表》《宝庆知府谢公墓表》和《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等作品。
诗歌方面，据初步统计，相互在诗题中提到对方名号的作品，且一个诗题仅以一篇计的话，谢铎现存约有一百零九篇，李东阳现存约七十六篇。此外， 二人一起参加僚友聚会时所创作的诗歌，那些呈给诸同年、诸同僚之作，以及同题共咏之篇，更是不在少数。这些唱和之作中，数量最多的当是律诗，如李东阳作《春兴八首》，谢铎和作《次西涯春兴韵八首》；又如谢铎作《归来园》，李东阳和作《次谢方石归来园韵》及《再次归来园韵》；再如谢铎作《斋居有怀诸同年》，李东阳则一连和了三首，分别为《次韵答方石先生斋居见寄》《再答方石》及《再答》。此外，谢铎与李东阳及诸僚友共同为“京师十景”赋诗，谢铎现存有《太液晴波》《琼岛春云》和《居庸叠翠》三首，李东阳总题为《京都十景》的十首诗则全都保存至今。另外，古诗，如李东阳作《问白髭》及《代髭答》，谢铎则先据《代髭答》诗韵，作《李西涯作白髭问答篇予髭白久矣愧不敢复问聊借韵代答以广未尽之意》，后又据《问白髭》诗韵，作《既乃思髭之言若夸以戏愧不敢当复借问髭韵以答之》，又如谢铎作《苦雨叹二首》，李东阳则作《庚寅夏苦雨答鸣治长句》，再如李东阳作《借榴一首赠方石》，谢铎则作《西涯以海榴见假次韵奉谢》。拟古乐府，如谢铎与李东阳各有一首《白马河》，又如李东阳有《急流退》， 谢铎则有《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绝句，如李东阳有《西涯杂咏十二首》， 谢铎则有《西涯十二题为李宾之作》，又如李东阳有《夏太常墨竹》，谢铎则有《题夏太常墨竹》。长短句，如李东阳作《谢谢方石惠石棋子》，谢铎则作《次韵答西涯石棋子歌》等等，可谓众体皆备。
综观这些诗文，我们不难发现，谢铎与李东阳在文学创作上最显著的共同点，即“台阁”与“山林”的交融。李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云： 文，一也，而所施异地，故体裁亦随之。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 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成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
李东阳一方面看到台阁文学“铺典章，裨道化”，侧重实用的功效，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山林文学“尚志节，远声利”，抒发性情的可贵，尽管风格不一，但两者却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若能去二者之短，兼容二者之长，便能达到双美的境界。这与谢铎强调“明道、纪事”（《愚德先生文集序》）和“抒情”（《感情诗序》） 的文学主张，其实是一致的。而提倡“台阁”与“山林”并重，正是“茶陵诗派”对当时文学观念的一种更新。
诚然，谢铎与李东阳的一些作品，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台阁”气息。如谢铎的《京师十景诗序》，文曰： 於乎！自石晋氏割燕云十六州之地以畀契丹，而兹土不沾中国声教者，盖余四百年于兹矣。虽以宋之全盛不能一日而有，乃今阐华辟夷，屹为天府，一代衣冠文物之盛，光前迈后，遂为圣子神孙亿千万载之业，岂非天秘地藏，若固有待于其间？吁，盛矣！铎等遭遇圣明，仰瞻天邑，咏歌赞颂，以铺张盛美，分内事也。
又曰： 然京师之所谓众大者，夫岂直是哉？经国之规模，立朝之纲纪，上之天命之永祈，下之民心之顾畏，盖无往而不用其极。斯则国势尊安，王灵显赫，所谓在德而不险者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又曰：“镐京辟雍，无思不服。”铎不佞，敢以是为今日京师之颂，以率先十景之作，庶几我列圣创造缔述之深意，真足以上配殷周于无穷也。
此文很明显是效法前辈馆阁之臣宋濂的《阅江楼记》及杨士奇的《龙潭十景序》而作。文中宣扬“阐华辟夷，屹为天府，一代衣冠文物之盛，光前迈后，遂为圣子神孙亿千万载之业”乃“天秘地藏，若固有待于其间”，与《阅江楼记》中“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命意相同。歌颂“我列圣创造缔述之深意，真足以上配殷周于无穷”，同《龙潭十景序》中“惟神功圣德如田地之盛大”的主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李东阳的《京都十景诗序》亦相类似。
但是，谢铎与李东阳的很多“台阁”题材的作品，实际上已少了几分颂功德、歌太平的用意，而多了对自然风光以及平常的人情事物的描绘。如谢铎的《琼岛春云》，诗曰： 蓬海分明在眼中，暖云高捧玉芙蓉。
春阴欲下清虚殿，朝彩先浮最上峰。
瑶管声中迷去鹤，金根影里护飞龙。
夜来雨过知多少，试向东郊问老农。
该诗为“京师十景诗”之一，所写的是典型的帝都风物。但诗歌主要着眼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尤其是篇末“试向东郊问老农”一句，使整首诗少了几分华贵典重的气息，而平添几分鲜活的生气，给人以较为清新自然的感觉。李东阳的《京都十景》亦比较重视自我行踪、自然风光和京城气象的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台阁”风格尽管在谢铎与李东阳的作品中各占着一定的比例，但并不能代表他们创作的全貌。谢铎和李东阳的一些作品，已注重描绘个人的生活情况和内心的真情实感。如谢铎的《闰月初九夜祀先斋宿有感寄柬李西涯》（二首），诗曰： 听尽寒更彻夜风，乱蛩声切雨声中。
愁肠可但九回曲，心事真如万折东。
三日精诚聊自竭，百年追感竟何穷。
极知对越惭无地，敢托涓埃念匪躬。
独坐清斋忆往年，玉堂风采夜灯前。
剧谈慷慨公孙辨，健笔纵横石鼎篇。
江海忧深天欲老，尘埃心苦地须偏。
多情漫有金陵约，白发青山兴浩然。
该诗写于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闰八月初九。早在前年，谢铎因父母亲相继去世而离职回乡，到此时服丧期限已满，按例应该起复入朝，但他却呈上了《谢病疏》，提出了谢病家居的恳求。无疑，双亲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过世是造成谢铎称病致仕的直接原因。诗中内容，其一正是谢铎这种亲不及养的凄苦心境的真实写照；其二则是对昔日交游的追忆，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并流露出归隐之意。李东阳则和作《次韵寄答方石二首》，曰： 玉河杨柳几春风，回首长安是梦中。
别雁有时传塞北，愁云昨夜起天东。
应怀野客歌招隐，肯效文人作送穷。
我病欲攻无药石，愧将交谊托微躬。
艺苑词垣二十年，离情不似十年前。
绿波南浦江淹赋，白雪西山杜甫篇。
醉里功名心尚在，老来山水性俱偏。
春风漫作金陵梦，却望天台更渺然。① 诗歌同样描绘了离愁别绪，倾吐了对友人的思念。从诗中也可看出，尽管李东阳仍然希望谢铎能起复回京，但他也明白“金陵”之约恐已“渺然”。
谢铎与李东阳还有一些作品，注重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如谢铎的《苦雨叹二首》，曰： 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
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
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
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
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
君王有道念民困，诏遣尚书督粮运。
传闻昨夜来湾头，万斛漂荡无全舟。
湾头崖岸半冲啮，百万人家委鱼鳖。
伤心暗诵《洪范》篇，小臣忧国徒拳拳。
於乎何辜此民物，灾沴相仍岂今日。
李东阳亦有唱和之作《庚寅夏苦雨答鸣治长句》，曰： 惊雷破树云出山，急雨堕地流潺湲。
尔来一月未断绝，行路厄塞往复还。
官隍朝决朝阳阙，野渚夜涨张家湾。
边河人家数千口，骨肉漂荡随枯菅。
居人乘舟走平陆，船底秫苗俯可攀。
城中沟渠失疏导，街头结筏通市阛。
东邻嫠妇抱儿泣，西家老翁穷且鳏。
升求斗籴典衣尽，有物何况珥与环。
君王恻恻念孤瘝，赈粟屡自公家颁。
故老相传乃旧典，先朝以来幸未删。
翰林腐生诗骨孱，城南敝屋堵不环。
剧遭委顿怕泥滓，十日不造承明班。
因思春夏久枯旱，后何冗滥前何悭。
甲兵未见洗幽朔，流移只恐穷荆蛮。
吾曹谢公有深虑，向来忧国鬓欲班。
挥毫作歌意慷慨，直欲广厦千万间。
朝廷有道弭灾沴，胡不浩荡开愁颜。① 这两首诗均写于成化六年（１４７０）。据史料记载，是年，北京、山东、河南大旱， 顺天、河间、永平诸府旱后又遭大水，民食草木几尽。这两首诗在内容和情感上相近，都是对这一场天灾的真实反映，表达了对遭受痛苦的老百姓的深切同情。
然而，如果将谢铎与李东阳的作品，特别是诗歌，加以比较分析，两者显然还是有所区别的。如谢铎的《西涯十二题为李宾之作·稻田》，诗曰： 白发事秋田，一餐不得饱。仓廪万家翁，不识田中稻。
诗歌揭露了贫富不均的不公平现象，表达了对贫苦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再看李东阳的同题之作《西涯杂咏十二首·稻田》，诗曰： 水田杂花晚，畦雨过溪足。老僧不坐禅，秋风看禾熟。① 诗歌以描写自然风光为主，表达的则是林泉隐逸之兴。在意境思想上，与谢诗可谓截然不同。又如前文所引述的谢铎的《苦雨叹二首》和李东阳的《庚寅夏苦雨答鸣治长句》。谢诗中虽然提到“君王有道念民困，诏遣尚书督粮运”，但从接下来的叙述中可知，朝廷并没能解决百姓的痛苦。因而，谢诗结尾用“灾沴相仍岂今日”一句，对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之情。而李诗则乐观许多，认为“朝廷有道弥灾沴”，宽慰“忧国鬓欲班”的好友“胡不浩荡开愁颜”。还有，李诗中“君王恻恻念孤瘝，赈粟屡自公家颁。故老相传乃旧典，先朝以来幸未删” 四句，则明显具有歌功颂德的意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谢铎的诗歌更关注现实民生。
另外，再就整体创作情况来看，谢铎的诗歌大多具有较强的现实感，或记述了当时的民事民生，抒写了诗人悯世忧民之心；或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倾吐了诗人忧国伤时之情；或反映了官场争斗和文士的孤寂，表现了诗人对仕途进退的矛盾心理；还有一些诗歌则记录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对朋友的思念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崇尚。这些诗歌表现的内容都与谢铎的个人经历有关， 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心灵感叹。而李东阳在这些方面尽管也有类似的诗作，但在数量上毕竟有限。总体来看，那些表现怡然自乐的馆阁生活的作品， 仍占其创作的绝大多数。
可以说，在挣脱“台阁”束缚方面，谢铎的诗歌显然略胜一筹，这主要跟其生活经历有关。谢铎出生在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方岩乡（成化五年后分县为太平县方岩乡），加上三次辞官返乡，谢病家居时间特别长，因此，受“台阁”风气的影响相对就少，而对国事之弊、民间疾苦了解则深，从而其诗作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诗风更具清新自然之气。而李东阳虽然祖籍湖南茶陵县， 但自祖父开始即居住在京城，李东阳本人更是生在京城、长在京城、成名在京城、埋骨在京城。尽管也曾短暂地出京：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陪同父亲回湖南故乡，作《南行稿》。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奉旨去南京主持乡试，作《北上录》。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奉旨祭祀山东曲阜孔庙，作《东祀录》。且这三次离开馆阁的经历，为李东阳的思想和创作都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东阳一生之中，接触最多、最熟悉的始终还是台阁生活，其文学创作也不可能脱离“台阁” 文风的影响。因此，“典雅流丽”（《明史》本传）仍是李东阳最主要的创作风格。
综上所述，谢铎与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对“台阁体”其实是一种反拨。以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创作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冲淡闲雅，以粉饰太平为主。由于政治地位的相近，以及对“三杨”功业的认可，使得谢铎与李东阳对“台阁体”有着推崇和因袭的一面。但是谢铎与李东阳所生活的成化、弘治、正德三朝，面临国运危机，朝政已开始走下坡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代的变迁导致附属于庙堂文化的“台阁体”文学独尊地位的动摇，而其缺乏独立的审美意识等流弊更是成为人们讥诮的话柄。因此，谢铎与李东阳对“台阁体” 更多的还是纠偏拯衰。表现在诗歌中，即赞颂君王的神圣恩泽相对少了，平添许多忧患之思和山林之想。前者在不同程度上显得沉郁顿挫，后者却又有浓淡不等的淡雅闲远色调。这也正是“茶陵诗派”有别于“台阁体”的主要特征。
同时，谢铎与李东阳的创作，对“前七子派”又具有开启之功。“前七子派”的诗歌，继承并发扬了谢铎与李东阳创作中贴近生活的一面，既有同阉宦作斗争的描写，也有对社会时弊的揭露，充满着强烈的现实精神。由此可见，谢铎与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在整个明代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谢铎与李东阳，同是明成化、弘治年间“茶陵诗派”的代表作家。二人意气相投，终生为友，诗歌唱和，文章应答，从不间断。由于谢铎的人生经历与“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①的李东阳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其诗文创作主张和诗文创作风貌也与李东阳不尽相同。但是，相交四十余载，两人始终彼此尊崇， 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互相促进，因而共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谢铎与李东阳之间的交谊，正如李东阳在《祭方石文》中所言：“并举甲第， 联步词林。忘年合谊，异地同襟。以文字相劘，以道义相箴。”②明英宗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谢铎３０岁，登进士第，和时年１８岁的李东阳成为同榜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天顺八年甲申科》记载，李东阳为二甲第一名，谢铎在二甲三十一名。两人相识当始于此。之后，谢铎和李东阳被一起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又同舍”（李东阳《桃溪杂稿序》）。两人朝夕相处，各自被对方的才情德操所吸引，逐渐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开始了他们的“四十余年知己之交”（谢铎《与西涯先生书》）。这从谢铎的诗作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欲问真源定何处，相思中夜渴逢君”（《岁除有怀柬黄世显李宾之》）。“寂寥况味三人共，兄弟交情四海难”（《夜坐有怀亨父宾之二公》）。“论心每共陈蕃榻，多事翻嫌越客盟”（《斋居次韵答宾之》）。“寄声珍重平生友，报答无能只自惭”（《二月六日以病辞校文之命寄宾之侍讲》）等等。
起初，谢铎与李东阳在翰林院“同官十有余年”（李东阳《桃溪杂稿序》），历任编修、侍讲等职，仕途经历基本相同。但谢铎三次在朝为官，又三次辞官还家，“出与处之迹相半”（李东阳《寿方石先生七十诗序》）①。而李东阳在仕途上则春风得意，一路通达，由讲筵转入内阁，并一直升迁到大学士。两人的经历显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谢铎与李东阳之间的友情却日益深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惺惺相惜，志业相期，使谢铎与李东阳的友谊底蕴深厚。谢铎对李东阳向来十分推崇，认为他是“豪杰间出之材”（《再复李西涯阁老书》），“盖仅百数十年而一见者也”（《复李学士宾之》），常将李东阳与孔子等古代圣贤相提并论。而李东阳对谢铎的人品与才学，也同样十分尊崇。例如《闻方石先生有南京祭酒之命喜而有作》一诗就盛赞谢铎“祭酒中朝重，先生绝代贤”②。在《祭方石先生文》中，又赞他“称国士而有光，齿前贤而无让”③。当谢铎与李东阳同在翰林院任职时，两人便常以程子之言互勉，即：“天下之治乱系宰相，君德之成就责经筵。然所以用宰相而致天下之治者，又系于君德之成就何如耳，是则经筵之责，不亦尤重矣乎？”（见谢铎《复李学士西涯书》）后来，李东阳获“入阁之命”，他诚惶诚恐，认为此是“平生梦寐所不到”，并向谢病家居的谢铎征求意见。谢铎当即作《贺李西涯入阁书》，指出他“谦退过甚”，鼓励他应受命入阁，“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并“预为苞桑善后之计”。后又作《再复李西涯阁老书》，再次向李东阳进言，鼓励他致力于“正己、格君、谋国、用人”，“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而谢铎谢病家居时，李东阳也屡次写信劝他起复，为国效力。这在谢铎的一些诗作中，也可得到印证。如《纂修命下黄亚卿世显李学士宾之连以书来劝且示以诸公论荐大略愧感之余聊此奉答》《得李西涯书有感三首》《西涯以诗来劝北上次韵奉答》等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东阳所写的《与方石先生书》一信。该信是弘治元年（１４８８）谢铎愿意再次出仕的重要因素之一。李东阳在信中“极言君子道隆乘运拯世之义” （王廷相《墓志铭》），说：“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无方枘之沮，左右无掣肘之患，盖将举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听其所为，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毕平生未尽之志乎？”正是李东阳的勉励，最终促使谢铎在谢病家居近十年之后， 重新应召入朝。
其次，休戚与共，患难相扶，使谢铎与李东阳的友谊愈益牢固。尤其是当一方遭遇病痛、丧亲、灾祸等挫折时，另一方总是感同身受，给予真诚的慰藉， 表现出患难相当的雅意高情。如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李东阳的父亲李淳过世。谢铎当时谢病家居，却立刻写了《哭李学士老先生》诗二首，遥寄痛悼之情。谢铎第二次出仕，回京任职后，于弘治二年（１４８９），亲自去李东阳父亲的墓前祭奠，并作有《谒李老先生墓》一诗。后又写了《再次前韵哭李老先生兼慰宾之》，诗曰： 百年耆旧此高风，云自西飞水自东。
在世几何醒梦别，盖棺今日是非公。
九原我已知无憾，五福天谁与考终。
莫更祥琴不成调，向人呜咽恨难穷。
正如李东阳在《复愚得谢太守先生书》中所说：“不肖辱教方石非他人比。
暌别间，每恨不得一见。乃今辱奠几筵，执手交恸。又以其余沾诲益，倾情愫， 罄平生所未尽。”①另外，对李东阳之子李兆先，谢铎更是视如子侄，充满了关爱之情。谢铎作有《次西涯子兆先韵》，诗曰： 公子青年气决河，乃翁况是国之皤。
却看行业增门地，未数声光到甲科。
吾道敢言真土苴，此心直恐愧烟萝。
彩衣堂下槐庭在，无限清阴奈尔何。在《复李西涯》一信中，谢铎也称赞李兆先之作“骎骎乎有跨灶之风”。另有《复李兆先》一信，从该信中可知，李兆先将自己所作的诗文寄给谢铎批评指正，并向其请教“文章家法”。因此，谢铎作此回信，先是满怀欣喜地对李兆先予以了褒奖，但接着又告诫他不可“自足”，勉励他要更加刻苦钻研学问。从中亦可见谢铎循循善诱的长者之风。李东阳亦是如此。如谢铎的父亲谢世衍去世后，李东阳遥奉“赙仪奠章，情礼稠叠”（谢铎《答李宾之》）。在李东阳为谢世衍所作《明故封翰林院编修文林郎谢公墓志铭》中，亦有对自己得知讣讯时情景的追述：“东阳辱鸣治为知己，非苟涉欣戚者，既走吊归，为不宁寝食者数日。”①又如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谢铎的大儿子兴仁暴死时，李东阳作《慰方石先生书》，其中写道：“比书至，开缄见‘忽斩我后’数字，且骇且痛，久而后定。天壤间乃有此等事耶！……道里辽隔，不获伸吊哭之私，以少慰万一。惟与体斋、青溪两同年，及师文职方交致唁问而已。”②弘治四年（１４９１）谢铎的二儿子兴义病卒时，李东阳也写信予以慰问。后又分别为此二子各做祭文一篇，即《祭谢生兴仁文》和《祭谢生兴义文》。
再次，诗文创作，互相促进，使谢铎与李东阳的友谊生机无限。谢铎与李东阳常将自己所做诗文，请对方修改点评。据李东阳的《麓堂诗话》记载： 方石自视才不过人，在翰林学诗时，自立程课，限一月为一体，如此月读古诗，则凡官课及应答诸作皆古诗也。故其所就，沉著兼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诗，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质，亦倾心应之，必使尽力。予尝为《厓山》诗，内一联，渠意不满。予以为更无可易。
渠笑曰：“观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后曰：“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恩养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为《端礼门》古乐府，渠以为末句未尽，往复再四，最后乃曰：“碑可毁，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见。不见奸党碑，但见奸臣传。”渠不待辞毕，已跃然而起矣。③ 在《桃溪杂稿序》中，李东阳又曰：“然先生爱我日至，每有所归益，必尽肝腑；见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谢铎还作有《李宾之学士批抹拙稿赋此为谢》一诗，诗曰： 风月情多每自耽，敢从至味托酸咸。
咏歌直作康衢看，笔削翻为鲁史惭。
点铁有丹金可化，夺胎无地骨空镵。
神交更在忘言外，何限繁芜待刈芟。
可见两人互相欣赏、互相促进之一斑。正是在这样的互相欣赏与互相促进之中，使诗艺、情谊与日俱增，老而弥笃。
当然，谢铎与李东阳更多的文事往来，则体现在诗歌唱和及文章应答上。
当他们聚首一处时，常联吟递唱，以诗赠答；即使分处两地，也裹诗相寄，千里不辍。李东阳《书同声集后》云：“予从方石先生倡和得此卷，愧斋题为《同声集》。”①又李东阳《书同声后集后》云：“方石以纂修命再入官，所与倡和又若干什，题曰《后同声集》。”又云：“先生拜国学之命，将弃予而南。”② 由此可知，成化年间，谢铎与李东阳同在翰林院任职时，彼此唱和的作品被收录为《同声集》。《后同声集》所收录的唱和作品，则从弘治元年（１４８８）谢铎第二次出仕回京开始，至三年赴南京任国子监祭酒之前。另外，李东阳还有《西涯远意录》一卷，据吴宽《西涯远意录序》记载，内有“西涯学士遗方石侍讲诗十三首，书六通”，又曰：“凡西涯笔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数百纸，此特家居时出于浮沉之余者耳。”③可见，在谢铎辞官家居期间，李东阳与他也始终心念对方，不计迢遥，诗书不断。可惜，《同声集》《后同声集》《西涯远意录》这三本集子均已失传。如今，两人相关的诗文，我们只能从《谢铎集》和《李东阳集》中加以搜寻。
文章方面，主要是他们写给彼此的信，谢铎所作现存十四封，李东阳所作现存五封。此外，现留存较多的则主要是一些序、跋、记类作品以及墓表、祭文、碑铭等。如他们彼此为对方的诗文集所作的序，谢铎有《读怀麓堂稿》，李东阳则有《桃溪杂稿序》。又如他们分别为同一本书做序：谢铎有《京师十景诗序》，李东阳则有《京都十景诗序》；李东阳有《赤城诗集序》，谢铎则有《书赤城诗集后》；谢铎有《题逸老堂诗卷后》，李东阳则有《跋谢氏逸老堂诗卷后》等等。另外，谢铎还有《重刊云阳李先生文集序》一篇，李东阳则有《王城山人诗集序》《谢氏宗谱序》《送南京国子祭酒谢公诗序》《方岩书院记》《裕远庵记》《跋谢氏家藏墨迹卷后》《书同声集后》《书同声后集后》《寿方石先生七十诗序》《祭谢生兴仁文》《祭谢生兴义文》《祭方石先生文》《明故处士谢公墓表》《谢孝子墓表》《宝庆知府谢公墓表》和《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等作品。
诗歌方面，据初步统计，相互在诗题中提到对方名号的作品，且一个诗题仅以一篇计的话，谢铎现存约有一百零九篇，李东阳现存约七十六篇。此外， 二人一起参加僚友聚会时所创作的诗歌，那些呈给诸同年、诸同僚之作，以及同题共咏之篇，更是不在少数。这些唱和之作中，数量最多的当是律诗，如李东阳作《春兴八首》，谢铎和作《次西涯春兴韵八首》；又如谢铎作《归来园》，李东阳和作《次谢方石归来园韵》及《再次归来园韵》；再如谢铎作《斋居有怀诸同年》，李东阳则一连和了三首，分别为《次韵答方石先生斋居见寄》《再答方石》及《再答》。此外，谢铎与李东阳及诸僚友共同为“京师十景”赋诗，谢铎现存有《太液晴波》《琼岛春云》和《居庸叠翠》三首，李东阳总题为《京都十景》的十首诗则全都保存至今。另外，古诗，如李东阳作《问白髭》及《代髭答》，谢铎则先据《代髭答》诗韵，作《李西涯作白髭问答篇予髭白久矣愧不敢复问聊借韵代答以广未尽之意》，后又据《问白髭》诗韵，作《既乃思髭之言若夸以戏愧不敢当复借问髭韵以答之》，又如谢铎作《苦雨叹二首》，李东阳则作《庚寅夏苦雨答鸣治长句》，再如李东阳作《借榴一首赠方石》，谢铎则作《西涯以海榴见假次韵奉谢》。拟古乐府，如谢铎与李东阳各有一首《白马河》，又如李东阳有《急流退》， 谢铎则有《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绝句，如李东阳有《西涯杂咏十二首》， 谢铎则有《西涯十二题为李宾之作》，又如李东阳有《夏太常墨竹》，谢铎则有《题夏太常墨竹》。长短句，如李东阳作《谢谢方石惠石棋子》，谢铎则作《次韵答西涯石棋子歌》等等，可谓众体皆备。
综观这些诗文，我们不难发现，谢铎与李东阳在文学创作上最显著的共同点，即“台阁”与“山林”的交融。李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云： 文，一也，而所施异地，故体裁亦随之。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 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成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
李东阳一方面看到台阁文学“铺典章，裨道化”，侧重实用的功效，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山林文学“尚志节，远声利”，抒发性情的可贵，尽管风格不一，但两者却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若能去二者之短，兼容二者之长，便能达到双美的境界。这与谢铎强调“明道、纪事”（《愚德先生文集序》）和“抒情”（《感情诗序》） 的文学主张，其实是一致的。而提倡“台阁”与“山林”并重，正是“茶陵诗派”对当时文学观念的一种更新。
诚然，谢铎与李东阳的一些作品，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台阁”气息。如谢铎的《京师十景诗序》，文曰： 於乎！自石晋氏割燕云十六州之地以畀契丹，而兹土不沾中国声教者，盖余四百年于兹矣。虽以宋之全盛不能一日而有，乃今阐华辟夷，屹为天府，一代衣冠文物之盛，光前迈后，遂为圣子神孙亿千万载之业，岂非天秘地藏，若固有待于其间？吁，盛矣！铎等遭遇圣明，仰瞻天邑，咏歌赞颂，以铺张盛美，分内事也。
又曰： 然京师之所谓众大者，夫岂直是哉？经国之规模，立朝之纲纪，上之天命之永祈，下之民心之顾畏，盖无往而不用其极。斯则国势尊安，王灵显赫，所谓在德而不险者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又曰：“镐京辟雍，无思不服。”铎不佞，敢以是为今日京师之颂，以率先十景之作，庶几我列圣创造缔述之深意，真足以上配殷周于无穷也。
此文很明显是效法前辈馆阁之臣宋濂的《阅江楼记》及杨士奇的《龙潭十景序》而作。文中宣扬“阐华辟夷，屹为天府，一代衣冠文物之盛，光前迈后，遂为圣子神孙亿千万载之业”乃“天秘地藏，若固有待于其间”，与《阅江楼记》中“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命意相同。歌颂“我列圣创造缔述之深意，真足以上配殷周于无穷”，同《龙潭十景序》中“惟神功圣德如田地之盛大”的主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李东阳的《京都十景诗序》亦相类似。
但是，谢铎与李东阳的很多“台阁”题材的作品，实际上已少了几分颂功德、歌太平的用意，而多了对自然风光以及平常的人情事物的描绘。如谢铎的《琼岛春云》，诗曰： 蓬海分明在眼中，暖云高捧玉芙蓉。
春阴欲下清虚殿，朝彩先浮最上峰。
瑶管声中迷去鹤，金根影里护飞龙。
夜来雨过知多少，试向东郊问老农。
该诗为“京师十景诗”之一，所写的是典型的帝都风物。但诗歌主要着眼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尤其是篇末“试向东郊问老农”一句，使整首诗少了几分华贵典重的气息，而平添几分鲜活的生气，给人以较为清新自然的感觉。李东阳的《京都十景》亦比较重视自我行踪、自然风光和京城气象的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台阁”风格尽管在谢铎与李东阳的作品中各占着一定的比例，但并不能代表他们创作的全貌。谢铎和李东阳的一些作品，已注重描绘个人的生活情况和内心的真情实感。如谢铎的《闰月初九夜祀先斋宿有感寄柬李西涯》（二首），诗曰： 听尽寒更彻夜风，乱蛩声切雨声中。
愁肠可但九回曲，心事真如万折东。
三日精诚聊自竭，百年追感竟何穷。
极知对越惭无地，敢托涓埃念匪躬。
独坐清斋忆往年，玉堂风采夜灯前。
剧谈慷慨公孙辨，健笔纵横石鼎篇。
江海忧深天欲老，尘埃心苦地须偏。
多情漫有金陵约，白发青山兴浩然。
该诗写于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闰八月初九。早在前年，谢铎因父母亲相继去世而离职回乡，到此时服丧期限已满，按例应该起复入朝，但他却呈上了《谢病疏》，提出了谢病家居的恳求。无疑，双亲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过世是造成谢铎称病致仕的直接原因。诗中内容，其一正是谢铎这种亲不及养的凄苦心境的真实写照；其二则是对昔日交游的追忆，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并流露出归隐之意。李东阳则和作《次韵寄答方石二首》，曰： 玉河杨柳几春风，回首长安是梦中。
别雁有时传塞北，愁云昨夜起天东。
应怀野客歌招隐，肯效文人作送穷。
我病欲攻无药石，愧将交谊托微躬。
艺苑词垣二十年，离情不似十年前。
绿波南浦江淹赋，白雪西山杜甫篇。
醉里功名心尚在，老来山水性俱偏。
春风漫作金陵梦，却望天台更渺然。① 诗歌同样描绘了离愁别绪，倾吐了对友人的思念。从诗中也可看出，尽管李东阳仍然希望谢铎能起复回京，但他也明白“金陵”之约恐已“渺然”。
谢铎与李东阳还有一些作品，注重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如谢铎的《苦雨叹二首》，曰： 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
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
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
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
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
君王有道念民困，诏遣尚书督粮运。
传闻昨夜来湾头，万斛漂荡无全舟。
湾头崖岸半冲啮，百万人家委鱼鳖。
伤心暗诵《洪范》篇，小臣忧国徒拳拳。
於乎何辜此民物，灾沴相仍岂今日。
李东阳亦有唱和之作《庚寅夏苦雨答鸣治长句》，曰： 惊雷破树云出山，急雨堕地流潺湲。
尔来一月未断绝，行路厄塞往复还。
官隍朝决朝阳阙，野渚夜涨张家湾。
边河人家数千口，骨肉漂荡随枯菅。
居人乘舟走平陆，船底秫苗俯可攀。
城中沟渠失疏导，街头结筏通市阛。
东邻嫠妇抱儿泣，西家老翁穷且鳏。
升求斗籴典衣尽，有物何况珥与环。
君王恻恻念孤瘝，赈粟屡自公家颁。
故老相传乃旧典，先朝以来幸未删。
翰林腐生诗骨孱，城南敝屋堵不环。
剧遭委顿怕泥滓，十日不造承明班。
因思春夏久枯旱，后何冗滥前何悭。
甲兵未见洗幽朔，流移只恐穷荆蛮。
吾曹谢公有深虑，向来忧国鬓欲班。
挥毫作歌意慷慨，直欲广厦千万间。
朝廷有道弭灾沴，胡不浩荡开愁颜。① 这两首诗均写于成化六年（１４７０）。据史料记载，是年，北京、山东、河南大旱， 顺天、河间、永平诸府旱后又遭大水，民食草木几尽。这两首诗在内容和情感上相近，都是对这一场天灾的真实反映，表达了对遭受痛苦的老百姓的深切同情。
然而，如果将谢铎与李东阳的作品，特别是诗歌，加以比较分析，两者显然还是有所区别的。如谢铎的《西涯十二题为李宾之作·稻田》，诗曰： 白发事秋田，一餐不得饱。仓廪万家翁，不识田中稻。
诗歌揭露了贫富不均的不公平现象，表达了对贫苦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再看李东阳的同题之作《西涯杂咏十二首·稻田》，诗曰： 水田杂花晚，畦雨过溪足。老僧不坐禅，秋风看禾熟。① 诗歌以描写自然风光为主，表达的则是林泉隐逸之兴。在意境思想上，与谢诗可谓截然不同。又如前文所引述的谢铎的《苦雨叹二首》和李东阳的《庚寅夏苦雨答鸣治长句》。谢诗中虽然提到“君王有道念民困，诏遣尚书督粮运”，但从接下来的叙述中可知，朝廷并没能解决百姓的痛苦。因而，谢诗结尾用“灾沴相仍岂今日”一句，对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之情。而李诗则乐观许多，认为“朝廷有道弥灾沴”，宽慰“忧国鬓欲班”的好友“胡不浩荡开愁颜”。还有，李诗中“君王恻恻念孤瘝，赈粟屡自公家颁。故老相传乃旧典，先朝以来幸未删” 四句，则明显具有歌功颂德的意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谢铎的诗歌更关注现实民生。
另外，再就整体创作情况来看，谢铎的诗歌大多具有较强的现实感，或记述了当时的民事民生，抒写了诗人悯世忧民之心；或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倾吐了诗人忧国伤时之情；或反映了官场争斗和文士的孤寂，表现了诗人对仕途进退的矛盾心理；还有一些诗歌则记录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对朋友的思念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崇尚。这些诗歌表现的内容都与谢铎的个人经历有关， 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心灵感叹。而李东阳在这些方面尽管也有类似的诗作，但在数量上毕竟有限。总体来看，那些表现怡然自乐的馆阁生活的作品， 仍占其创作的绝大多数。
可以说，在挣脱“台阁”束缚方面，谢铎的诗歌显然略胜一筹，这主要跟其生活经历有关。谢铎出生在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方岩乡（成化五年后分县为太平县方岩乡），加上三次辞官返乡，谢病家居时间特别长，因此，受“台阁”风气的影响相对就少，而对国事之弊、民间疾苦了解则深，从而其诗作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诗风更具清新自然之气。而李东阳虽然祖籍湖南茶陵县， 但自祖父开始即居住在京城，李东阳本人更是生在京城、长在京城、成名在京城、埋骨在京城。尽管也曾短暂地出京：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陪同父亲回湖南故乡，作《南行稿》。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奉旨去南京主持乡试，作《北上录》。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奉旨祭祀山东曲阜孔庙，作《东祀录》。且这三次离开馆阁的经历，为李东阳的思想和创作都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东阳一生之中，接触最多、最熟悉的始终还是台阁生活，其文学创作也不可能脱离“台阁” 文风的影响。因此，“典雅流丽”（《明史》本传）仍是李东阳最主要的创作风格。
综上所述，谢铎与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对“台阁体”其实是一种反拨。以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创作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冲淡闲雅，以粉饰太平为主。由于政治地位的相近，以及对“三杨”功业的认可，使得谢铎与李东阳对“台阁体”有着推崇和因袭的一面。但是谢铎与李东阳所生活的成化、弘治、正德三朝，面临国运危机，朝政已开始走下坡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代的变迁导致附属于庙堂文化的“台阁体”文学独尊地位的动摇，而其缺乏独立的审美意识等流弊更是成为人们讥诮的话柄。因此，谢铎与李东阳对“台阁体” 更多的还是纠偏拯衰。表现在诗歌中，即赞颂君王的神圣恩泽相对少了，平添许多忧患之思和山林之想。前者在不同程度上显得沉郁顿挫，后者却又有浓淡不等的淡雅闲远色调。这也正是“茶陵诗派”有别于“台阁体”的主要特征。
同时，谢铎与李东阳的创作，对“前七子派”又具有开启之功。“前七子派”的诗歌，继承并发扬了谢铎与李东阳创作中贴近生活的一面，既有同阉宦作斗争的描写，也有对社会时弊的揭露，充满着强烈的现实精神。由此可见，谢铎与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在整个明代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