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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谢铎的第二次出仕，《明史》本传载之甚简，曰：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三年，擢南京国子祭酒。
上言六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明年谢病去。家居将十年。
谢铎这一次出仕，主要是做了二项工作，一是以翰林院侍讲的官职修《宪宗实录》，二是担任南京国子祭酒，上书言六事，因正祀典事与昔日之同年进士、今日之上司傅瀚发生矛盾。但为什么要谢病辞职呢？上面这段记载有无问题呢？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皇帝死，孝宗继位，次年改元弘治。孝宗皇帝求治求贤，言官们推荐了一批在成化年间以多种原因离职后以各种借口滞留家中的官员，其中就有“谢病在家”的翰林院侍讲谢铎。比如《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五“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条载工部主事林沂之言，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条载巡按直隶御史姜洪上疏言八事中再荐“学问渊博，议论持正”的谢铎等等。《明史》本传曰：“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吏部下文召谢铎是在弘治元年五月，铎奉召动身赴京在弘治元年八月。《谢铎集》卷七十《乞致仕疏》曰：“至弘治元年五月内，为纂修宗纯皇帝实录事，奉吏部寅字一千二百五十六号勘合行取，不得已扶病赴京。”《再乞致仕疏》曰：“……延至弘治元年八月内，始以纂修之命，扶病供职。”黄绾《行状》曰：“孝皇初亲庶政，于是廷臣交章论荐，会修《宪庙实录》，诏起之。先生未决，大父与长沙公贻书来劝，遂行入朝。供事兵馆，书汪直、王越问边事最直。”王廷相《墓志铭》所记基本相同。汪直，广西大藤峡人，瑶族，成化时为御马监太监。十三年，领西厂， 设官校刺探臣民隐事，屡兴大狱，仇杀诬陷无所不为，夺占民田达二万顷。又巡边监军，威势倾天下。后为御史所劾，罢西厂，降直奉御，其党羽均被斥逐。
王越（１４２３—１４９８），大名府浚县人，字世昌。多力善射，有文武才。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天顺初至山东按察使。七年，因李贤荐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官整军经武，大修边备。成化初，兼巡抚宣府。七年，总督军务，数出边塞，进击据有河套的鞑靼军。九月，率许宁、周立出榆林，收复河套。次年，为首任三边总制。旋还朝，督十二团营，累官为兵部尚书。以急于功名，附宦官汪直。十六年，从汪直出兵，至威宁海口，袭杀鞑靼军党羽，封威宁伯。直得罪，越亦夺爵除名。弘治间复起，又结宦官李广。十年，总制甘凉边务。广得罪，越颇忧恨，旋卒。越虽能兵，但因勾结中官，为士论所轻。
弘治三年谢铎擢南京国子监祭酒，上书言六事，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嘉靖太平县志·职官上·谢铎传》：“庚戌，擢南京国子祭酒，以身为教。先是，诸生有六堂班见礼，公尽革去之，捐皂役钱沛诸僚属，籍膳夫钱于官，购东西二书楼用庋镂板。上疏请增杨龟山从祀而黜草庐吴氏，其余若择师儒、慎科贡、广载籍诸论列尤多。”①王廷相《墓志铭》：“升南京国子监祭酒，以道义廉节为教，士皆刮涤旧习。又疏国学事宜六，上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略曰：孔庙从祀之贤，万代仰止，龟山杨时， 程门高弟，实衍延平之脉，新经之辟，足以卫道，乃今不预从祀；临川郡公吴澄， 为宋举子而显仕于元，夫出处圣贤大节，忘君事仇，迹其所行，不及洛邑顽氏， 顾在从祀之列，臣实惑之。风教所关，不可不正。” 然而，在读《明史》本传叙及此事时，有一处要注意，即：“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按，傅瀚与李东阳、谢铎为天顺八年同年进士，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转为翰林院编修，《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傅瀚传》曰：“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读，历礼部左、右侍郎。寻命兼学士入东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琼为礼部尚书。”②谢铎在弘治三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傅瀚尚未任礼部尚书，此处的“尚书”当是史官之语，修史时以傅瀚最后的官职言之。按傅瀚与吴澄为江西同乡，故而“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
弘治四年，谢铎谢病回家。关于谢铎此次“乞致仕”之因，据他自己《乞致仕疏》所云，是继长子兴仁在成化十八年十一月死后，次子兴义又在弘治四年三月亡故，“先祀无托”，故提出辞职还乡。“先祀无托”固然是辞职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理学家的谢铎，最重要的辞职原因恐怕还是“正祀典”中的“进杨时，黜吴澄”的提议受挫。因为谢铎认为这是“风教所关，不可不正”，身为国子监祭酒，与其不能正风教，不如不当这个祭酒。
还有一个促使谢铎致仕的原因，恐怕是方岩书院的建立。谢铎第一次谢病家居时，就着手改“会缌庵”为“方岩书院”，方岩书院在弘治二年八月正式建成命名。现在方岩书院既已建成，自己在朝诸事不顺，不如归去，专心办理书院。在以后的十年中，谢铎即集中全力于办学事宜。故嘉靖、嘉庆两朝的《太平县志·职官上·书院》中记叙“方岩书院”时均记载了谢铎对该书院所作的贡献。
上言六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明年谢病去。家居将十年。
谢铎这一次出仕，主要是做了二项工作，一是以翰林院侍讲的官职修《宪宗实录》，二是担任南京国子祭酒，上书言六事，因正祀典事与昔日之同年进士、今日之上司傅瀚发生矛盾。但为什么要谢病辞职呢？上面这段记载有无问题呢？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皇帝死，孝宗继位，次年改元弘治。孝宗皇帝求治求贤，言官们推荐了一批在成化年间以多种原因离职后以各种借口滞留家中的官员，其中就有“谢病在家”的翰林院侍讲谢铎。比如《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五“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条载工部主事林沂之言，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条载巡按直隶御史姜洪上疏言八事中再荐“学问渊博，议论持正”的谢铎等等。《明史》本传曰：“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吏部下文召谢铎是在弘治元年五月，铎奉召动身赴京在弘治元年八月。《谢铎集》卷七十《乞致仕疏》曰：“至弘治元年五月内，为纂修宗纯皇帝实录事，奉吏部寅字一千二百五十六号勘合行取，不得已扶病赴京。”《再乞致仕疏》曰：“……延至弘治元年八月内，始以纂修之命，扶病供职。”黄绾《行状》曰：“孝皇初亲庶政，于是廷臣交章论荐，会修《宪庙实录》，诏起之。先生未决，大父与长沙公贻书来劝，遂行入朝。供事兵馆，书汪直、王越问边事最直。”王廷相《墓志铭》所记基本相同。汪直，广西大藤峡人，瑶族，成化时为御马监太监。十三年，领西厂， 设官校刺探臣民隐事，屡兴大狱，仇杀诬陷无所不为，夺占民田达二万顷。又巡边监军，威势倾天下。后为御史所劾，罢西厂，降直奉御，其党羽均被斥逐。
王越（１４２３—１４９８），大名府浚县人，字世昌。多力善射，有文武才。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天顺初至山东按察使。七年，因李贤荐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官整军经武，大修边备。成化初，兼巡抚宣府。七年，总督军务，数出边塞，进击据有河套的鞑靼军。九月，率许宁、周立出榆林，收复河套。次年，为首任三边总制。旋还朝，督十二团营，累官为兵部尚书。以急于功名，附宦官汪直。十六年，从汪直出兵，至威宁海口，袭杀鞑靼军党羽，封威宁伯。直得罪，越亦夺爵除名。弘治间复起，又结宦官李广。十年，总制甘凉边务。广得罪，越颇忧恨，旋卒。越虽能兵，但因勾结中官，为士论所轻。
弘治三年谢铎擢南京国子监祭酒，上书言六事，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嘉靖太平县志·职官上·谢铎传》：“庚戌，擢南京国子祭酒，以身为教。先是，诸生有六堂班见礼，公尽革去之，捐皂役钱沛诸僚属，籍膳夫钱于官，购东西二书楼用庋镂板。上疏请增杨龟山从祀而黜草庐吴氏，其余若择师儒、慎科贡、广载籍诸论列尤多。”①王廷相《墓志铭》：“升南京国子监祭酒，以道义廉节为教，士皆刮涤旧习。又疏国学事宜六，上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略曰：孔庙从祀之贤，万代仰止，龟山杨时， 程门高弟，实衍延平之脉，新经之辟，足以卫道，乃今不预从祀；临川郡公吴澄， 为宋举子而显仕于元，夫出处圣贤大节，忘君事仇，迹其所行，不及洛邑顽氏， 顾在从祀之列，臣实惑之。风教所关，不可不正。” 然而，在读《明史》本传叙及此事时，有一处要注意，即：“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按，傅瀚与李东阳、谢铎为天顺八年同年进士，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转为翰林院编修，《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傅瀚传》曰：“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读，历礼部左、右侍郎。寻命兼学士入东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琼为礼部尚书。”②谢铎在弘治三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傅瀚尚未任礼部尚书，此处的“尚书”当是史官之语，修史时以傅瀚最后的官职言之。按傅瀚与吴澄为江西同乡，故而“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
弘治四年，谢铎谢病回家。关于谢铎此次“乞致仕”之因，据他自己《乞致仕疏》所云，是继长子兴仁在成化十八年十一月死后，次子兴义又在弘治四年三月亡故，“先祀无托”，故提出辞职还乡。“先祀无托”固然是辞职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理学家的谢铎，最重要的辞职原因恐怕还是“正祀典”中的“进杨时，黜吴澄”的提议受挫。因为谢铎认为这是“风教所关，不可不正”，身为国子监祭酒，与其不能正风教，不如不当这个祭酒。
还有一个促使谢铎致仕的原因，恐怕是方岩书院的建立。谢铎第一次谢病家居时，就着手改“会缌庵”为“方岩书院”，方岩书院在弘治二年八月正式建成命名。现在方岩书院既已建成，自己在朝诸事不顺，不如归去，专心办理书院。在以后的十年中，谢铎即集中全力于办学事宜。故嘉靖、嘉庆两朝的《太平县志·职官上·书院》中记叙“方岩书院”时均记载了谢铎对该书院所作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