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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铎生平事迹，《明史》本传记载的总体脉络是清楚的：他三次出仕，三次离职还乡。三次出仕，史传中所记以第一次为详，后二次较略；而家居时期几乎无载。谢铎的第一次出仕，是在天顺八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校《通鉴纲目》，升侍讲。后丁忧回家，服满后谢病不起。第二次出仕是在弘治元年，复原官，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预修《宪宗实录》，三年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四年辞职回家；第三次出仕，是孝宗皇帝十二年下诏重新起用谢铎为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祭酒事，铎因病屡辞，不许，十三年赴任就职，居五年，引疾归，正德五年卒于家。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比如他生卒的具体年月；他第一次丁忧回家及服除谢病家居的时间及原因；第二次辞职之因； 第三次辞职回乡之因；还有他乡居时的作为。今采多种史料，希望勾勒出比较详细的谢铎人生轨迹。
  一、生卒时间及入仕之前行实谢铎的出生年月，唯《桃溪谢氏宗谱》中所收的李东阳《神道碑》云：“公生宣德乙卯年二月。”①关于他的去世年月，《神道碑》曰：“（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四日终于正寝。”②而王廷相《墓志铭》则云：“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有六。”③大致相符，然相差几天，未知何者为确。不过只差几天，无关大局，可忽略不计。
  关于谢铎入仕之前的事迹，《台州府志·谢铎传》曰：“幼苦学，常悬髻读书，至夜分不辍，与同邑黄孔昭友契；性介特，力学慕古，讲求经世务。”①王廷相《墓志铭》曰：“生而姿性澄朗，机神警悟，童时即能为韵语。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书》《毛诗》，辄通大义。将冠，游邑校，与同邑黄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砺，以古人自期，乃并有时名。天顺三年，浙江发解第二人；八年，登进士第。”黄绾《行状》所载大略相同。李东阳《神道碑》曰：“少从从父宝庆知府世修学，师事终身。”族叔世修逸老即谢省，曾任宝庆知府。
  二、丁忧回乡的时间及服满谢病不起的原因关于谢铎因父母亡故丁忧回家之事，《明史》本传不书年月，仅曰：“遭两丧，服除，以亲不逮养，遂不起。”黄绾《行状》稍详：“庚子，丁外艰，再罹内艰，守礼如古。”“丁艰”，犹“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内艰”，旧称母丧。“外艰”，旧称父丧。李东阳《神道碑》则曰：“戊戌，以家艰去。”王廷相《墓志铭》不书年月。
  《嘉靖太平县志·谢铎传》在时间上与李东阳的《神道碑》相同。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谢铎第一次离职返乡的时间，有黄绾的“庚子” 即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和李东阳的“戊戌”即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二说。那么，哪种说法为确呢？《谢铎集》卷六九《谢病疏》曰：“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太平县人， 由进士历升今职。成化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丁父谢某忧，钦蒙照例还家守制。
  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奔丧至杭州府地面，又闻母高氏病故，照给勘合内事理具告本县。至成化十八年闰八月初一日，例该服满起复。”又《谢铎集》卷七十《乞致仕疏》：“成化十六年四月内，闻父丧回还原籍守制……”同卷《再乞致仕疏》： “成化十六年五月内，以丁忧还家……”以上三文当可证明谢铎丁忧离职时间为成化十六年五月。李东阳《神道碑》与《嘉靖太平县志·谢铎传》所记有误。
  按当时制度，谢铎守制至成化十八年八月底，闰八月初一即可起复。谢铎《谢病疏》曰：“至成化十八年闰八月初一日，例该服满起复。”《谢铎集》卷十四有《伤感四首（成化十八年闰八月）》，其一曰：“泣血归来泪尽吞，枕苫空复念晨昏。三年竟掣《中庸》制，百岁谁酬罔极恩。忠孝力惭吾道久，乾坤心苦此生存。不才也识非先志，盛德多应付后昆。”表达了他对父母同年双亡而自己不及侍奉的内疚，这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谢铎为什么在服除后坚决谢病不出呢？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最高的追求，谢铎曾为之而努力奋斗，并且在考中进士后改庶吉士，进入翰林院，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十分荣耀的事。
  谢铎是天顺八年（１４６４）登进士第的。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天顺八年甲申科》①，谢铎在二甲三十一名，李东阳为二甲第一名。《明史》本传曰：“天顺末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按，编修为正七品。黄绾《行状》曰：“甲申，登进士第，与今少师长沙李公、大司马华容刘公同选入翰林为庶吉士。益肆力学问，学士永新刘公、莆田柯公典教，皆深器之。成化乙酉，授编修，预修《英庙实录》，赐银币，升俸从六品。”按，谢铎登进士第后，与李东阳等人一起被选为庶吉士。《明史·职官志二》：“庶吉士留馆授职，往往溢额，无定员。……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 俱称庶吉士。永乐二年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
  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②据《明宪宗实录》卷三“天顺八年三月”条，当时授第一甲进士彭教为翰林院修撰，吴（按即陆）、罗璟为编修，选进士李东阳、倪岳、谢铎、张敷华、陈音、焦芳、汪镃、郭玺、计礼、傅瀚、张泰、吴希贤、刘大夏、刘道、董龄、杜懋、史芳为庶吉士。又据《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二十“成化六年八月”条，谢铎与李东阳、倪岳、焦芳、陈音被擢为翰林院编修。另《明实录·宪宗实录》卷四十五“成化三年八月”条，“翰林院编修李东阳、倪岳、谢铎、焦芳、陈音、程敏政， 检讨吴希贤，人白金二十两、文绮二表里、罗衣一袭”，各升俸一级。“茶陵诗派”核心人物在此时聚集于翰林院。
  成化九年，谢铎奉旨校勘《通鉴纲目》，上《癸巳封事》和《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成化十一年秩满，进侍讲，加从五品俸，值经筵。关于这一段经历，《明史》本传有载，而黄绾《行状》说得更明白：“癸巳，被旨校《通鉴纲目》，先生因指历代得失，为疏数千言以进。曰：宋神宗好《通鉴》，理宗好《纲目》，徒知留意其书，不能推之政治。因论时政之失，宜求贤讲学，见诸行事，不为二君之徒好。甲午，被旨入读中秘书，条上西北备边事宜。略曰：河曲一方近失声援， 诸国倚伏窥视。夫大河为关辅之限，而受降来胜又大河之藩篱，失此则河不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况绥延经榆林至宁夏二千余里，列堡二十有三，马步军二万三千有奇，老羸半之，是以往岁寇掠如入无人之境。东自孤山、柏林诸堡，中自平夷、怀远诸堡，西自靖边、清平诸堡；又西则宁塞诸处直抵金汤，川安边诸处直抵环庆，花马池诸处直抵固原，以至土门、塞门、山城诸处，莫非敌入之路。朝廷久为搜套之策，疑而未决，及此无事，正宜蓄兵养锐，于大同、宁夏以为东西之援，渐图收复汉唐故疆与国初东胜之地。据三受降城以极形势，守其不攻者，策之上也。又曰：今用将帅，皆晚唐之债帅也，战没者士卒而名数不闻，克捷者士卒而赏归权势，克减之暴，办纳之艰，怨塞胸腹，得而使之乎？言甚剀切，皆凿凿可用。乙未，秩满，升侍讲，入预经筵，反覆推说，皆人所难言。”《癸巳封事》与《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今存，见《谢铎集》卷六十九，是研究谢铎第一次出仕期间的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积极仕进的状况下，即使父母双亡，也不该就此止足，那么，到底为什么呢？《明史》本传仅曰：“服除，以亲不逮养，遂不起。”这样的记载似乎太简单了些。其个中原因，今试考之。
  首先，是父母在两个月中先后去世，悲伤过度，身体不好。谢铎《谢病疏》曰：“成化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丁父谢某忧，钦蒙照例还家守制。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奔丧至杭州府地面，又闻母高氏病故。”未提及父母之死因，仅曰：“居丧以来，心神耗乱，气血摧毁，几不能生。”后又在《乞致仕疏》中提及此事，曰：“成化十六年四月内，闻父丧回，还原籍守制服阕，间忽患伤寒，变成劳弱等症，旋至两腿风湿麻痹，率难动履，一向告病。” 其次，谢铎是一位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在翰林院任职时，直言敢谏，对朝中官员，时有得罪。《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五十二“弘治四年六月”条曰： “（黄）孔昭为人处事多深刻，始不就科举，本欲取时名，后虽就科举，人惟识其初名而知其事者，则疑焉。孔昭重欲掩其自出意，则假道学之名自引高，与张元祯、谢铎、李钊等互相标榜，以钓虚名。（尹）旻止闻其名，即改吏部，及为文选郎中，则其家暴富，人颇议焉。因同类更相推重以道学之名，故人多为所欺。然所学不过记诵词章，助应对以饰外耳，其于正心诚意之学，叩之懵然也。方成化中，每早朝入掖门，当缙绅丛聚之中，必与铎辈论诗文，或又评程朱当时事，故声大言，欲闻于人，剌剌不休，如是者十余年。或厌之曰：此辈终日群居，何不讲学，而乃独于禁地严敬忙迫之际，岂平心易气从容论理时耶！彼剌剌若此，何也？况言论之际，作为微哂摇头之状，阴险伺人之情，识者尤甚鄙之。”①尹旻，时任吏部尚书。可见，作为理学家的谢铎、黄孔昭在当时的朝廷中与同僚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落落寡合，且常遭人攻击，谢铎可能为之感到心寒。
  再次，谢铎父谢世衍与谢省创办了族学“会缌庵”；谢铎居丧期间，与族叔谢省扩建“会缌庵”，筹建“方岩书院”，并亲自执教其中，以继续乃父的事业。
  《嘉庆太平县志》卷五《职官上·书院·方岩书院》：“明封翰林谢世衍与弟宝庆知府省创建，以教乡族之秀，而方石成之。”明潘辰《方岩书院诗序》：“成化庚子，翰林侍讲方石谢先生服阕不起，日讲学里中，从游者众，书舍不能容，请将其季父宝庆公就左近地图为书院。”《桃溪谢氏宗谱·谢铎简传》：“丧期满，几催谢病不出，与叔省扩建方岩书院，执教其中，并与亲友研文吟诗，游雁荡、天台等地。”按：方岩书院正式建成并命名在弘治二年。方岩书院的前身是会缌庵，《嘉靖太平县志·职官上·书院》和《宗谱·谢铎简传》概而言之，阅者当慎察焉。又按，会缌庵为方岩书院前身，为谢铎父世衍与族叔谢省所建。《嘉靖太平县志》卷四《职官上·书院》：“方岩书院：在县西北三十里，方岩山北。国朝封翰林编修谢世衍与弟宝庆守省所建。”李东阳《方岩书院记》：“自先生叔父愚得公以宝庆守致仕，始为会缌。”②谢省成化九年致仕。又《谢铎集》卷十六有《从太守叔父谒墓听诸少读书感而有述》诗曰：“偶从藜杖一登临，坐遍峰阴更水阴。芳草有情怜我老，落花随意觉春深。乾坤岂尽平生恨，丘陇粗酬此日心。莫怪深愁翻剧喜，忽听空谷有遗音。”最后二句写谢铎听到了“会缌庵”的朗朗书声，心中充满了喜悦。按诗的编年顺序推算，此诗作于成化二十年，谢铎时年五十岁。这段时间，谢铎在会缌庵还作有《缌山杂咏五十首》，收在《谢铎集》卷二十三。
  三、辞南京国子监祭酒之任而请求致仕之因关于谢铎的第二次出仕，《明史》本传载之甚简，曰：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三年，擢南京国子祭酒。
  上言六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明年谢病去。家居将十年。
  谢铎这一次出仕，主要是做了二项工作，一是以翰林院侍讲的官职修《宪宗实录》，二是担任南京国子祭酒，上书言六事，因正祀典事与昔日之同年进士、今日之上司傅瀚发生矛盾。但为什么要谢病辞职呢？上面这段记载有无问题呢？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皇帝死，孝宗继位，次年改元弘治。孝宗皇帝求治求贤，言官们推荐了一批在成化年间以多种原因离职后以各种借口滞留家中的官员，其中就有“谢病在家”的翰林院侍讲谢铎。比如《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五“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条载工部主事林沂之言，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条载巡按直隶御史姜洪上疏言八事中再荐“学问渊博，议论持正”的谢铎等等。《明史》本传曰：“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吏部下文召谢铎是在弘治元年五月，铎奉召动身赴京在弘治元年八月。《谢铎集》卷七十《乞致仕疏》曰：“至弘治元年五月内，为纂修宗纯皇帝实录事，奉吏部寅字一千二百五十六号勘合行取，不得已扶病赴京。”《再乞致仕疏》曰：“……延至弘治元年八月内，始以纂修之命，扶病供职。”黄绾《行状》曰：“孝皇初亲庶政，于是廷臣交章论荐，会修《宪庙实录》，诏起之。先生未决，大父与长沙公贻书来劝，遂行入朝。供事兵馆，书汪直、王越问边事最直。”王廷相《墓志铭》所记基本相同。汪直，广西大藤峡人，瑶族，成化时为御马监太监。十三年，领西厂， 设官校刺探臣民隐事，屡兴大狱，仇杀诬陷无所不为，夺占民田达二万顷。又巡边监军，威势倾天下。后为御史所劾，罢西厂，降直奉御，其党羽均被斥逐。
  王越（１４２３—１４９８），大名府浚县人，字世昌。多力善射，有文武才。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天顺初至山东按察使。七年，因李贤荐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官整军经武，大修边备。成化初，兼巡抚宣府。七年，总督军务，数出边塞，进击据有河套的鞑靼军。九月，率许宁、周立出榆林，收复河套。次年，为首任三边总制。旋还朝，督十二团营，累官为兵部尚书。以急于功名，附宦官汪直。十六年，从汪直出兵，至威宁海口，袭杀鞑靼军党羽，封威宁伯。直得罪，越亦夺爵除名。弘治间复起，又结宦官李广。十年，总制甘凉边务。广得罪，越颇忧恨，旋卒。越虽能兵，但因勾结中官，为士论所轻。
  弘治三年谢铎擢南京国子监祭酒，上书言六事，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嘉靖太平县志·职官上·谢铎传》：“庚戌，擢南京国子祭酒，以身为教。先是，诸生有六堂班见礼，公尽革去之，捐皂役钱沛诸僚属，籍膳夫钱于官，购东西二书楼用庋镂板。上疏请增杨龟山从祀而黜草庐吴氏，其余若择师儒、慎科贡、广载籍诸论列尤多。”①王廷相《墓志铭》：“升南京国子监祭酒，以道义廉节为教，士皆刮涤旧习。又疏国学事宜六，上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略曰：孔庙从祀之贤，万代仰止，龟山杨时， 程门高弟，实衍延平之脉，新经之辟，足以卫道，乃今不预从祀；临川郡公吴澄， 为宋举子而显仕于元，夫出处圣贤大节，忘君事仇，迹其所行，不及洛邑顽氏， 顾在从祀之列，臣实惑之。风教所关，不可不正。” 然而，在读《明史》本传叙及此事时，有一处要注意，即：“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按，傅瀚与李东阳、谢铎为天顺八年同年进士，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转为翰林院编修，《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傅瀚传》曰：“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读，历礼部左、右侍郎。寻命兼学士入东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琼为礼部尚书。”②谢铎在弘治三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傅瀚尚未任礼部尚书，此处的“尚书”当是史官之语，修史时以傅瀚最后的官职言之。按傅瀚与吴澄为江西同乡，故而“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
  弘治四年，谢铎谢病回家。关于谢铎此次“乞致仕”之因，据他自己《乞致仕疏》所云，是继长子兴仁在成化十八年十一月死后，次子兴义又在弘治四年三月亡故，“先祀无托”，故提出辞职还乡。“先祀无托”固然是辞职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理学家的谢铎，最重要的辞职原因恐怕还是“正祀典”中的“进杨时，黜吴澄”的提议受挫。因为谢铎认为这是“风教所关，不可不正”，身为国子监祭酒，与其不能正风教，不如不当这个祭酒。
  还有一个促使谢铎致仕的原因，恐怕是方岩书院的建立。谢铎第一次谢病家居时，就着手改“会缌庵”为“方岩书院”，方岩书院在弘治二年八月正式建成命名。现在方岩书院既已建成，自己在朝诸事不顺，不如归去，专心办理书院。在以后的十年中，谢铎即集中全力于办学事宜。故嘉靖、嘉庆两朝的《太平县志·职官上·书院》中记叙“方岩书院”时均记载了谢铎对该书院所作的贡献。
  四、谢铎第三次辞职返乡养疾之因在第二次回家近十年以后，谢铎在弘治十二年八月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十二月差官赍文催谢铎赴任。《明史》本传曰：“荐者益众。
  会国子缺祭酒，部议起之。帝素重铎，擢礼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屡辞，不许。” 黄绾《行状》曰：“天下之思其人、想其风者，皆谓可望而不可即，而荐者益力，孝庙于是深知先生，欲大用之。戊午，会国子缺祭酒，吏部以先生名进，上特命升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两具疏辞疾。长沙公在政府，贻书谕上意，乃行。次越，得疾径归，以状投绍兴府缴进，力求致仕，不许。又疏投台州府转奏，知府不敢上。给事中吴世忠、主事潘府言当速起，以尽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劝驾益急，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迁，非义所安，辞以旧官供职，不许，始受命。”谢铎本已致仕家居，此次起复，当是弘治皇帝对谢铎特别器重的表示，故曰“特命”。明代礼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今阅《谢铎集》卷七十一有《辞免礼部疏》《在途再乞养病致仕疏》《再拟乞恩养病疏》《再乞辞免礼部职名疏》，知谢铎在上疏请辞不准后，于弘治十三年四月正式奉君命，动身赴任，五月十一日到绍兴，旧病复发，又辞职返乡，七月下旬再奉旨，十一月到京上任。此次从弘治十二年奉旨至正式上任，时间长达一年多。谢铎诗作亦多，见《谢铎集》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谢铎此次任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祭酒事，黄绾《行状》曰：“其为教如在南雍。
  时地震，诏诸司言事，因上章论维持风教四事，而论黜吴氏及纳粟马之害尤切。
  连疏乞致仕，六馆师生上章乞留，廷臣吴世忠、张芝、吴蕣荐益力，被旨不允。” 李东阳《神道碑》：“在北监，请增号舍，修堂室，又谓庙门衢面多狭斜，以为亵慢，买其地而廓之。又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顾役，余悉为公用。诸生贫困者亦有给，死者请京府致赙，给驿归其丧。又别祀叔梁纥， 曾皙、颜路、孔鲤配之，以全伦义，而议黜吴氏者尤切，皆不果行。凡所建白皆师古义，持独见，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虽尊官要地，忌者不能无，而舆论所归若出一口。其辞，则相率请留；其去，则争为论荐，如输粟纳马诸途素为所抑者，亦连名荐之。前后所上辞疏，朝廷每优诏慰答，至停禄以俟命，仅予告归。” 王廷相《墓志铭》曰：“在国学教胄，务先养成器识、濯砺风节，一时士类翕然大变。”《明史》谢铎本传评曰：“时章懋为南祭酒，两人皆人师，诸生交相庆。”关于谢铎之再辞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祭酒事，第一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改革之争，他一上任即就叔梁纥立庙及吴澄从祀事，与礼部尚书傅瀚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三“弘治十四年四月”曰：“礼部议覆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谢铎所陈三事，谓叔梁纥立庙及吴澄从祀事，铎与学士程敏政尝言之，俱以廷议不合而止，今请再集廷议……时尚书傅瀚力诋铎言为谬……澄遂仍旧从祀而铎议皆寝。论者谓……在瀚……唯溺乡里之私……”①可见争论之激烈。《明史·职官志一》“礼部”曰：“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侍郎佐之。”②在经过了努力之后，“正祀典”仍如南京祭酒任上一样无有结果，于是谢铎又提出辞职。
  弘治十六年，朝廷要修《历代通鉴纂要》，命铎为润色官，然仍掌礼部右侍郎兼祭酒，直至回原籍养病。《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三“弘治十七年六月”条曰：“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谢铎以久病辞掌印并停俸，得旨：印仍令谢铎掌，俸不必停。”③但实际工作转为《历代通鉴纂录》的润色工作。黄绾《行状》亦曰：“癸亥，上命会辑《通鉴纲目》，并续编为《纂要》，先生为润色官。论黜晋、隋、元之统，说皆有据。任职三载，念祖母赵氏守节未白，俟满考，请以本身诰命易为赵氏旌表。例死者不旌，上特破格行之，仍给诰命。既而复疏，乞致仕，半岁之间疏凡五上，辞署印至再四上，皆以温旨勉留，又不能夺，方许养疾， 命驿归，俟痊愈以闻。”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一条材料，即谢铎在此次任内曾被荐承担教育皇储的工作。《明史·林俊传》曰：“（十四年）又请豫教皇储，因荐侍郎谢铎，少卿储瓘、杨廉，致仕副使曹时中，处士刘闵堪辅导。报闻。已，屡疏乞休，荐时中自代。”④ 《明史·隐逸传》“刘闵”条曰：“弘治中，佥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见皇太子年逾幼学，习处宫中，罕接外傅，豫教之道似为未备。今讲读侍从诸臣固已简用，然百司众职，山林隐逸，不谓无人。以臣所知，则礼部侍郎谢铎、太仆少卿储瓘、光禄少卿杨廉，可备讲员。’……”①《明史·职官志二》曰：“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少詹事佐之。”又曰：“按詹事府多由他官兼掌。天顺以前，或尚书、侍郎、都御史；成化以后，率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其协理者无常员。”②《明史·职官志一》：“成、弘以后，率以翰林儒臣为之。
  其由此登公孤任辅导者，盖冠于诸部焉。”③作为翰林院出身且时任礼部右侍郎的谢铎，按照明朝惯例，可以出任教育辅导太子之职位。
  故关于此次谢铎“乞致仕”的原因，据《谢铎集》卷七十二《乞致仕疏》《再乞致仕疏》所云，是因为身体不好，多病衰弱，且年已六十八岁。但主要原因恐不在此。据以上史料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身为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祭酒事，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正祀典、重科贡、革冗员、塞捷径）均得不到推行，自己所陈之事俱以廷议不合而止。“论吴澄不当从祀，时尚书傅瀚力诋铎言为谬，” 这给谢铎以极大的挫折。二是负责皇储的教育工作给谢铎压力太大，孝宗是个好皇帝，求治求贤，然而孝宗与其他皇帝不同，史载他只爱张皇后，仅二子， 长子即武宗厚照，次子蔚悼王厚炜，生三岁卒。这样，孝宗仅留下一个儿子，孝宗对这个儿子的溺爱是可以理解的。弘治十八年，孝宗薨，朱厚照即位时是十五岁，那么弘治十四年朱厚照已十一岁，从武宗即位后的“好逸乐”“好骑射”， 荒嬉无度来看，十一岁时的教育工作难度是很大的。谢铎是位严谨的理学家、教育家，现在让他来承担这项工作，且处于负责的地位，这是十分为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既不能得罪皇帝和太子，又不想敷衍塞责，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除了辞职，恐怕没有更合适的选择了。也可能身体情况确实不好，皇帝命他“回家养疾”，并一再下诏不准谢铎致仕，应该说孝宗对谢铎还是十分器重， 希望他能继续回朝任职的。笔者为温岭（即古太平）人，曾在谢铎故里下乡插队劳动和工作十年，谢氏后人都说，谢铎辞官回乡就是因为皇太子顽皮，极难教育，此说口耳相传，广为流布，可备一说。谢铎在家养病，仍关心朝廷之事，《嘉靖太平县志·谢铎传》曰：“既归，会敬皇帝宾天，为之大恸。已而权奸用事，公闻刘、谢二阁老致仕去，辄又恸。已又闻刘华容谪戍，又恸。自后凡有北来人，辄颦蹙问邸报，又辄连恸。” 正德三年，吏部荐谢铎学术宏深，可以大用，然阉党掌权，矫令致仕。黄绾《行状》：“正德戊辰，吏部上其名，会权奸用事，遂令致仕。”与谢铎同样受阉党排挤而致仕的还有其他人，如《明实录·武宗实录》卷四十五“正德三年十二月”载：“吏部奏，刑部右侍郎李士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璧、户部右侍郎何钧俱养病一年之上，请照礼部右侍郎谢铎例，移文各官，俱令致仕。许之。”①谢铎回家六年后去世。《明史》本传：“正德五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肃。”黄绾《行状》：“先生归六岁，终于正寝，享年七十有六，正德庚午二月二日也。有司以闻，赠礼部尚书，谕祭赐，谥文肃，命进士桂萼治其葬，葬其里旸岙大梦山之原。” 五、谢铎与方岩书院谢铎一生中三次出仕，三次因各种原因返乡家居。其三次为官的事迹是清楚的，而三次乡居之行踪则《明史》本传不载。第一次家居据前所考是成化十六年五月开始丁忧，十八年闰八月初一服除谢病不起，直至弘治元年第二次出仕，乡居时间达八年之久；第二次家居自弘治四年，至弘治十三年第三次复出担任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祭酒事，家居时间达十年；第三次家居是弘治十八年获准回家养病开始，直至正德五年二月卒于家，时间达五年。
  谢铎三次家居，按常理推论，除第三次返乡系体弱多病（时已七十一岁，至七十六岁去世）获准养疾外，其余二次谢铎正当壮年，不会无所作为的。今阅地方志、宗谱等材料，又参照谢铎自作之诗文，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明他第一次乡居时，在“会缌庵”任教并为创办“方岩书院”而努力，第二次乡居时，主持方岩书院并任教。
  《嘉靖太平县志》卷四“书院”条曰： 方岩书院，在县西北三十里方岩山北，国朝封翰林编修谢世衍与弟宝庆守省所建，文肃公铎在告，邑之俊秀多从之游。李文正公东阳有记。嘉庆太平县志》卷五“书院”条曰： 方岩书院，在王城山北。明封翰林谢世衍与弟宝庆知府省创建，以教乡族之秀，而方石成之。旁有相观、恐闻二斋。初，三谢皆师同里张勉轩， 宝庆既出仕，方石以王城山人为师。宝庆、方石退休时，又皆讲学于此， 《赤城新志》之修，亦即院开局焉。李东阳《记》载《艺文》。
  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民间教育为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是官方教育的基础。官方教育则是民间教育的准则。
  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就是书院。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畴，却必须经官方的认可。它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一种高层次、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质的教育机构。因此，民间教育、官方教育和书院教育构成了明代多层次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明代的多种文化现象， 几乎都与这种教育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谢铎在其父和族叔创办的会缌庵的基础上，创办了方岩书院，从招收本族子弟入学到开办高层次的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一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李东阳《方岩书院记》曰： 方石谢先生作方岩书院于台州太平之缌山，盖旧所名杜山者也。山有孝子府君墓，墓有会缌庵，因更名其山。山之旁有狮子、虎头诸岩，娄旗、文笔诸峰，仙人迹、月岭、桃溪诸境，其外则环以大海，浩淼无际，其后则天台、雁宕诸山，竦立乎霄汉之表，委灵输秀，至是而极，则结为方岩，巉耸峭拔，为一方之胜。故院以是名。为堂四楹，左右翼为相观、恐闻二斋， 以居学徒。置田三十亩，以资教事。而仰高、望海、采藻三亭，及桃溪书屋、方石山房皆在焉。自先生叔父愚得公以宝庆守致仕，始为会缌，仰高而下，次第交作。先生又欲为是，请公主教其中。会有纂修之命，及留资于族叔怡云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报，则弘治己酉八月也。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知方岩书院当时的情况。
  《桃溪谢氏宗谱》有关于“会缌庵”及“方岩书院”的专门介绍，文长不录。又潘辰有《方岩书院诗序》，除了表示对谢铎辞官的遗憾外，还盛赞谢铎主持的方岩书院当时在台州已很有名，其中“台南之士仰其风徽，愿得先生以为师也” 之语可见书院之影响。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方岩书院”从“会缌庵”演化过来的历史，亦可知道谢铎为之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谢铎在其中讲学、培养学生，在其中写作， 《赤城新志》《赤城诗集》等均在此中编成，又《谢铎集》卷三十六有《缌山伤感十咏》，咏《会缌庵》《孝子门》《望海亭》《一览台》《仰高亭》《濯缨池》《采藻亭》《竹林池》《方岩书院门》《方岩书院》。其《会缌庵》曰：“服缌强登山，泪湿缌如雨。
  庵空瓦砾初，谁辟兹山土。”《望海亭》曰：“大海方渺漫，兹亭宛如昨。极目扶桑阴，不见辽东鹤。”《仰高亭》曰：“尼山高不极，仰之心甚劳。清风今百世，共说首阳高。”《采藻亭》曰：“春风池上亭，池水故仍绿。采芳人不归，徘徊乱心曲。” 《方岩书院门》曰：“登登方岩山，入门此其始。往辙今杳茫，迷途竟谁指。”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岩书院》诗，谢铎写道：“乡祠故有尊，吾院敢言尔。生作方岩师，死作方岩主。”好一句“生作方岩师，死作方岩主”，道出了谢铎对他为之付出了半生精力的方岩书院的殷殷之情。
  综上所述，结合史传、方志、宗谱、谢铎本人所作之诗文等各方面材料，谢铎的生平事迹是可以考证清楚的。他三次出仕，三次辞官还乡。出仕时，他积极进言，锐意改革，敢于得罪权贵，敢于得罪宦竖，不惜三次辞官去职；返乡家居时，他则积极致力于书院的创建和人才的培养。纵观谢铎的一生，他既是一位勤于著述的文学家，又是一位致力于改革的教育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