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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诗派”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自成化以后，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洗涤台阁体啴缓沉沓的风气。李东阳在朝数十年， 官至内阁大学士，喜推举才士，奖掖后进，同年进士和门生满朝，故当时许多著名诗人以他为宗，聚集周围，一时成为诗坛主流。“茶陵诗派”中比较著名的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何孟春等，它上承台阁体，下启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在明代诗歌演变史乃至整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历来在谈到“茶陵诗派”，评论该诗派理论及创作主张时，均以李东阳的著作为依据，因为李东阳是该诗派的首领。然而，以李东阳一人之文学主张、诗文创作来代替“茶陵诗派”，以一概全，未免有失偏颇。因为“茶陵诗派”是由众多的人员组成的，时间跨度也长，我们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谢铎，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文创作以前就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谢铎，字鸣治，浙江太平人，生于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卒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
历仕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事迹详《明史》卷一百六十三《谢铎传》。谢铎与李东阳是天顺八年同年进士，同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二人意气相投，终生为友，诗歌唱和，文章应答，从不间断，即使是谢铎三次辞官还乡家居期间仍是如此。因此，他们共同推进了诗文创作的繁荣与进步。谢铎曾将自己的著述编为《桃溪集》。第一次成稿为《桃溪杂稿》，请李东阳写了序，李东阳将谢铎《桃溪杂稿》的精华选出，编为《桃溪净稿》①，此稿在谢铎死后，由台州知府顾璘刊刻行世，其中诗集四十五卷，文集三十九卷，共八十四卷，分体按编年顺序排列。到了晚年，谢铎又将自己的诗文按传统的别集体例重新排列，编为《桃溪类稿》①六十卷，诗在前，有二十二卷，文在后，有三十八卷，此稿后由其曾孙谢适然刊刻行世，现只有一部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可惜已残，只剩五十一卷，是孤本。我们今天读谢铎的《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 可以发现谢铎的文学主张另有特色，其诗歌创作亦呈现出与李东阳不同的风貌，我们可据以重新评价“茶陵诗派”。
关于“茶陵诗派”的文学主张，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③都认为“茶陵诗派”主张学诗要效法唐诗，并且重点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廖可斌先生《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④在论到“茶陵诗派”的文学主张时，也以李东阳为例指出其要点：一是诗文有别，也即诗歌要讲究声律节奏；二是批评诗的理化与绮化，也即宗唐而反对宗宋；三是主张复古，举李东阳评论谢铎的话为例。
今天我们看谢铎的《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可以知道谢铎的文学主张很有特色。
谢铎在诗文创作方面的观点，要言之，其一是“明道、纪事”。他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一文中提出：“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 若《易》若《礼》，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 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 非文之弊，则文之赘也。斯甚矣，乃若虽不主于明道而于道不可离，虽不专于纪事而于事不可缓，是固不得已于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庙朝廷，下而乡党邦国，近之一家，远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然幸而用之郊庙朝廷天下矣，而行愧其言、事戾乎道，兹显也所以为辱也，奚贵哉！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文集》①卷三）其二是文学作品要抒情。他在《感情诗序》中说：“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文集》卷三）其三是提倡复古。谢铎《愚得先生文集序》： “铎叔父愚得先生博学好古，盖尝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于文矣。”（《文集》卷三） 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予与方石先生同试礼部，时已闻其有能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刻有法，为保斋刘公、松岩柯公所甄奖；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始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爱我日至，每所规益，必尽肝腑；见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见其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其四是不但宗法汉唐，而且也提倡学习宋诗。谢铎《重刊石屏诗集序》曰：“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文集》卷五）《台雁唱酬诗序》曰：“盖非独汉唐以下诸诗家之赠处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尝以韵，韵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诗之唱酬而至于次韵，一韵之次而至于累数百首，诗之变亦于是乎极矣。噫！诗之变化无穷，而人心之妙用亦相与无穷，况夫义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穷求之哉！”（《文集》卷六） 现在各种文学史认为“茶陵诗派”诗人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弱的，他们对社会的关心不够，基本上是把诗歌当成个人怡情娱志之作，然而我们读谢铎诗歌，却发现其风貌与这评价不同。作为“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谢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是谢铎诗歌最鲜明的主题。如《田家叹》：“叹息复叹息，一口力耕十口食。十口衣食恒有余，一口苦为私情逼。县吏昨日重到门，十年产去租仍存。年年止办一身计，此身卖尽兼卖孙。於乎！吾民之命天所属，阡陌一开不可复，卓锥有地吾亦足。”（《诗集》卷三）《西邻妇》：“西邻少妇东邻女，夜夜当窗泣机杼。今年养蚕不作丝，去年桑老无新枝。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年年唱名给官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於乎！辛苦输官妾之职，墙下有桑妾自植，妾身敢怨当窗织？”（《诗集》卷三）《苦雨叹》二首之一：“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诗集》卷四）《南沟燐》：“南沟燐，夜杀人，冥风晦雨莽苍平。湖滨行人誓天指白日：宁见南山虎，莫见南沟燐。南沟老翁胆通身，拔剑起舞双目瞋。酒酣夜半每独往，扶颠拯踣，赤手竟活南村民。於嗟乎！南沟燐。天地生人有正气。何物鬼物凭其神，我欲执之献上帝。嗟翁不作矣，吾谁与闻？嗟乎！世间幻妄百千状，杀人岂独南沟燐。”（《诗集》卷十一）《撤屋谣》：“长安寸地如寸金，栅水架屋争尺寻。
一朝官府浚河水，撤屋追呼势蜂起。君不见去年城中十日雨，边水人家比湖浦。家家缚板作舟航，十日罢爨心皇皇。一家受怨百家喜，知者作之仁者美。
人情姑息昧近功，版图习袭相蔽蒙。前街后街咄相语，疮癣不修今毒苦。前年买土筑高地，今年卖屋无人至。”（《诗集》卷七）《吾民》：“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涕几堪惊。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诗集》卷三十九）《缌山杂咏·农谈》：“我田岁可秋，我病苦莫瘥。未足去年租，强半今年债。”（《诗集》卷二十三）还有一些诗句表现了他对民事的忧虑。如《偶为六绝句》：“城中米价贵无比，见说官家一倍轻。几日荒荒卖儿女，绣衣门下未通名。”（《诗集》卷四） 《苦雨叹》二首之二：“湾头崖岸半冲啮，百万人家委鱼鳖。”（《诗集》卷四）《苦雨》：“廊庙敢烦诸老念，村田真切我民心。”（《诗集》卷十六）《次陈敬所再示东小园芍药韵》：“见说扬州欢会地，病民还苦榷官茶。”（《诗集》卷二十）谢铎诗歌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如《上之回》：“上之回， 出萧关，千骑万骑何日还。雄心宕轶泉涌山，北穷绝漠南荆蛮。岂不闻，穆天子，八骏奔崩日千里。徐方不死祭公死，何必嬴秦殄周祀。”（《诗集》卷一）诗歌借汉武帝、周穆王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搏虎行》：“南山有猛虎，咆哮踞其颠。北山有猛虎，伏穴声相援。翩翩少年子，环视不敢前。野夫奋特勇，载踣南山原。矢义故弗惜，而复之北山。众伤互及类，尽力驱且鞭。一射已睥睨，再射犹盘旋。技穷始衔忿，曳尾徐徐还。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
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咄哉搏虎者，勿畏冯妇贤。”（《诗集》卷一）希望大家共同办好国家之事，认为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搏。谢铎诗歌的第三个主题，是面对朝廷中宦官专政、朝政日下的担忧，同时也忧谗畏讥，时有退隐避祸之心。比如《鱼游入渊深》：“鱼游入渊深，鸟飞薄天高。安居与暇日，帝力宁秋毫。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咄哉漆室女，倚叹心忉忉。杞人信多事，炼石非虚褒。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戆士昧深浅，力薄志空劳。负蚊幸涉海， 往往委波涛。全身岂不爱，众喙苦相遭。马公祚宋语，此事应吾曹。”（《诗集》卷七）《古愤三首》：“谗锋日以利，乱本日以成。百方不可避，一死聊自明。”“卜居志不售，去国义不禁。惟应汨罗水，照见平生心。”“豪杰不惜死，耻与名俱没。安得首阳山，为葬范滂骨。”（《诗集》卷二十一）在复杂的环境中，谢铎想到了退隐。《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流正急，风正颠。进亦难，退亦难。失势一落万丈滩，何如稳卧严陵山。长笑一声天地宽，天地宽，云台事业浮云看。”（《诗集》卷四十四）盼望回到农村，过那悠闲的生活。《雨声夜何长》：“忧来不能寐，卧听空阶雨。雨声夜何长，不见鸡鸣已。平生廊庙心，且复念田里。
侵晨问我农，禾头半生耳。”（《诗集》卷十六）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谢铎在诗文中多次提及苏轼和黄庭坚等，提倡学习宋人，他自己也善作理诗。比如《偶书二绝》：“未免今世人，欲作古时样。所以终日间，此心恒怅怅。”“天上月团圆，只与十五六。如何百年中，人心劳不足。”（《诗集》卷三）《未圆月》：“人爱正圆月，我爱未圆月。未圆明日盈，正圆明日缺。”（《诗集》卷二十一）以诗的形式阐发了谢铎的人生哲理。
谢铎为什么与李东阳等人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笔者认为，首先是生平经历的不同。李东阳十八岁中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弘治七年入内阁，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他在翰林院任职二十九年，参预内阁机务十八年。历官馆阁四十多年，因此尽管他不满台阁体，想改革诗风，却又脱不了台阁体的窠臼。而谢铎则不然，他虽与李东阳在天顺八年同时考中进士，同时进入翰林院，但后来经历却不同，三次在朝为官， 三次辞官还乡。第一次是父母双亡，于成化十六年四月丁忧回家，十八年服除，谢病家居，时达八年。第二次出仕在弘治元年，弘治四年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提出了六条改革措施（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但得不到落实，尤其是正祀典，谢铎提出进宋儒杨时而黜受宋恩而仕于元的吴澄，与顶头上司傅翰发生冲突，愤而辞职，家居近十年。第三次是弘治十三年，谢铎出任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又提出四项改革措施（正祀典、重科贡、革冗员、塞捷径），还是落实不了，遂辞职居家养疾，直至正德五年去世。谢铎乡居时间特别长，因此深知国事之弊，了解民间疾苦。其次是地域文化与思想理念的差异。在明前期文坛上先后占主导地位的浙东派和台阁体作家，都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台阁体作家以江西作家为主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周叙”条载：“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①而浙东派作家都是得朱子嫡传的浙东“北山学派”的传人，江西派则多系得朱子嫡传的“江西双峰学派”的余泽。“茶陵诗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的，主要有谢铎（太平人）、张泰（太仓人）；另一批是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时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无锡人）、石珤（藁城人）、罗玘（南城人）、顾清（华亭人）、鲁铎（竟陵人）、何孟春（郴州人）、储巏（泰州人）、陆深（上海人）、钱福（华亭人）。由以上所列可以看出，茶陵诗派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而以吴中人士居多。除了谢铎是浙东台州太平人，其他人则与浙东学派、江西学派很少有瓜葛。谢铎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族叔谢省，谢省是景泰五年进士，推崇朱子、真德秀。谢铎十四岁从谢省学《毛诗》《四书》，毋庸置疑， 谢铎身上带有浙东学派的印记，这与李东阳及其他“茶陵诗派”成员不同。再次，谢铎本人也正是一位理学家，理学思想决定了他人生道路的抉择与诗歌内容的组成。谢铎著述中有《续真西山读书记》《伊洛渊源续录》《伊洛遗言》《四子择言》等。他精通儒家经典，推崇二程朱子之学。程朱理学断言理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由理派生和主宰万事万物，为学主“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谢铎在他的著述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将之贯穿到他的教育活动之中。要言之，可归结为以下几条：一、讲中庸，崇诚信。《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宋人从《礼记》中把它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此后，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标准经书，“中庸”亦成为儒学典型的伦理思想。谢铎《桃溪净稿·文集》卷二十三有《讲章五首》，内中有《诚者天之道也》一章，即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另外，他又在《史论·萧何》中作了具体的发挥，他认为“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文集》卷二十一）。又《存诚堂记》等文则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二、尊德性，道问学。谢铎《桃溪净稿·文集》卷二十三《讲章五首》中有《故君子尊德性》一章，认为尊是“恭敬奉持”之意，德性是“吾所受于天的正理”，提出“所以君子常要尊奉那德性，做那存心的工夫，以极乎道体之大；道体入于至小而无间，所以君子常要由于问学， 做那致知的工夫，以尽乎道体之细。这二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所以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他又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者》中讲到“自辞受以至进退而极于生死之间，皆不可以不慎。自今而观，患其不能辞， 不患其不能受；患其不能退，不患其不能进；患其不能死，不患其不能生”（《文集》卷二十），对士君子的品德标准作了界定。谢铎本人三次辞官还乡，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吧！又在《问同行异情之说》这一节中说：“君子小人之情状尽矣，有志于格物穷理之学者，不可以不辨。”（《文集》卷二十）认为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又，谢铎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道统之说》中提出了“道统观”，在《问〈洪范〉八政》中提出了“大学治道”。这一切，都可窥见他的理学思想。
另外，我们还可以将谢铎与前后七子、唐宋派进行比较。今天各部文学史均说前后七子主张复古，而实际上谢铎早就提出了复古的主张；茶陵派大多数成员是提倡只学唐诗，不学宋诗，至前后七子亦是如此。前七子李梦阳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①“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 人不复知诗矣。”（《缶音序》）②直至唐宋派才提出兼学唐宋，而这个观点谢铎早已提出。前后七子均提出文学应该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李梦阳认为“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③。后七子王世贞也强调作诗要“根于情实”（《陈子吉诗选序》）④，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而谢铎在他们之前，早就提出了作诗要重感情的主张。再看唐宋派，唐宋派注重文以明道的作法，与明初宋濂“以道为文”、谢铎的“明道、纪事”论一脉相承。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文集》卷二十一）。又《存诚堂记》等文则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二、尊德性，道问学。谢铎《桃溪净稿·文集》卷二十三《讲章五首》中有《故君子尊德性》一章，认为尊是“恭敬奉持”之意，德性是“吾所受于天的正理”，提出“所以君子常要尊奉那德性，做那存心的工夫，以极乎道体之大；道体入于至小而无间，所以君子常要由于问学， 做那致知的工夫，以尽乎道体之细。这二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所以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他又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者》中讲到“自辞受以至进退而极于生死之间，皆不可以不慎。自今而观，患其不能辞， 不患其不能受；患其不能退，不患其不能进；患其不能死，不患其不能生”（《文集》卷二十），对士君子的品德标准作了界定。谢铎本人三次辞官还乡，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吧！又在《问同行异情之说》这一节中说：“君子小人之情状尽矣，有志于格物穷理之学者，不可以不辨。”（《文集》卷二十）认为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又，谢铎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道统之说》中提出了“道统观”，在《问〈洪范〉八政》中提出了“大学治道”。这一切，都可窥见他的理学思想。
另外，我们还可以将谢铎与前后七子、唐宋派进行比较。今天各部文学史均说前后七子主张复古，而实际上谢铎早就提出了复古的主张；茶陵派大多数成员是提倡只学唐诗，不学宋诗，至前后七子亦是如此。前七子李梦阳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①“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 人不复知诗矣。”（《缶音序》）②直至唐宋派才提出兼学唐宋，而这个观点谢铎早已提出。前后七子均提出文学应该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李梦阳认为“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③。后七子王世贞也强调作诗要“根于情实”（《陈子吉诗选序》）④，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而谢铎在他们之前，早就提出了作诗要重感情的主张。再看唐宋派，唐宋派注重文以明道的作法，与明初宋濂“以道为文”、谢铎的“明道、纪事”论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谢铎作为“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有理论，有创作，是“茶陵诗派”中一位别具一格，且颇具特色的作家。谢铎与李东阳二人的文学思想、诗歌创作各有特色，各代表了“茶陵诗派”的一个侧面。只看到李东阳，单以他来评价“茶陵诗派”，这是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只有将谢铎以及其他茶陵诗派成员也结合起来一同考察，才可看出“茶陵诗派”的全貌。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谢铎的诗文主张及创作，谢铎的诗文为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茶陵诗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谢铎，字鸣治，浙江太平人，生于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卒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
历仕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事迹详《明史》卷一百六十三《谢铎传》。谢铎与李东阳是天顺八年同年进士，同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二人意气相投，终生为友，诗歌唱和，文章应答，从不间断，即使是谢铎三次辞官还乡家居期间仍是如此。因此，他们共同推进了诗文创作的繁荣与进步。谢铎曾将自己的著述编为《桃溪集》。第一次成稿为《桃溪杂稿》，请李东阳写了序，李东阳将谢铎《桃溪杂稿》的精华选出，编为《桃溪净稿》①，此稿在谢铎死后，由台州知府顾璘刊刻行世，其中诗集四十五卷，文集三十九卷，共八十四卷，分体按编年顺序排列。到了晚年，谢铎又将自己的诗文按传统的别集体例重新排列，编为《桃溪类稿》①六十卷，诗在前，有二十二卷，文在后，有三十八卷，此稿后由其曾孙谢适然刊刻行世，现只有一部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可惜已残，只剩五十一卷，是孤本。我们今天读谢铎的《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 可以发现谢铎的文学主张另有特色，其诗歌创作亦呈现出与李东阳不同的风貌，我们可据以重新评价“茶陵诗派”。
关于“茶陵诗派”的文学主张，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③都认为“茶陵诗派”主张学诗要效法唐诗，并且重点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廖可斌先生《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④在论到“茶陵诗派”的文学主张时，也以李东阳为例指出其要点：一是诗文有别，也即诗歌要讲究声律节奏；二是批评诗的理化与绮化，也即宗唐而反对宗宋；三是主张复古，举李东阳评论谢铎的话为例。
今天我们看谢铎的《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可以知道谢铎的文学主张很有特色。
谢铎在诗文创作方面的观点，要言之，其一是“明道、纪事”。他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一文中提出：“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 若《易》若《礼》，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 而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明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 非文之弊，则文之赘也。斯甚矣，乃若虽不主于明道而于道不可离，虽不专于纪事而于事不可缓，是固不得已于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庙朝廷，下而乡党邦国，近之一家，远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则用之为制诰、为典章、为号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显于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则用之为家训、为学则、为谕俗之文，则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显。然幸而用之郊庙朝廷天下矣，而行愧其言、事戾乎道，兹显也所以为辱也，奚贵哉！君子所贵乎文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不可缺焉耳。”（《文集》①卷三）其二是文学作品要抒情。他在《感情诗序》中说：“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文集》卷三）其三是提倡复古。谢铎《愚得先生文集序》： “铎叔父愚得先生博学好古，盖尝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于文矣。”（《文集》卷三） 李东阳《桃溪净稿序》曰：“予与方石先生同试礼部，时已闻其有能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刻有法，为保斋刘公、松岩柯公所甄奖；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始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爱我日至，每所规益，必尽肝腑；见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见其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其四是不但宗法汉唐，而且也提倡学习宋诗。谢铎《重刊石屏诗集序》曰：“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于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而后得以享大名于后世，夫岂易而予之哉！”（《文集》卷五）《台雁唱酬诗序》曰：“盖非独汉唐以下诸诗家之赠处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尝以韵，韵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诗之唱酬而至于次韵，一韵之次而至于累数百首，诗之变亦于是乎极矣。噫！诗之变化无穷，而人心之妙用亦相与无穷，况夫义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穷求之哉！”（《文集》卷六） 现在各种文学史认为“茶陵诗派”诗人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弱的，他们对社会的关心不够，基本上是把诗歌当成个人怡情娱志之作，然而我们读谢铎诗歌，却发现其风貌与这评价不同。作为“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谢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的痛苦而呼号，是谢铎诗歌最鲜明的主题。如《田家叹》：“叹息复叹息，一口力耕十口食。十口衣食恒有余，一口苦为私情逼。县吏昨日重到门，十年产去租仍存。年年止办一身计，此身卖尽兼卖孙。於乎！吾民之命天所属，阡陌一开不可复，卓锥有地吾亦足。”（《诗集》卷三）《西邻妇》：“西邻少妇东邻女，夜夜当窗泣机杼。今年养蚕不作丝，去年桑老无新枝。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年年唱名给官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於乎！辛苦输官妾之职，墙下有桑妾自植，妾身敢怨当窗织？”（《诗集》卷三）《苦雨叹》二首之一：“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诗集》卷四）《南沟燐》：“南沟燐，夜杀人，冥风晦雨莽苍平。湖滨行人誓天指白日：宁见南山虎，莫见南沟燐。南沟老翁胆通身，拔剑起舞双目瞋。酒酣夜半每独往，扶颠拯踣，赤手竟活南村民。於嗟乎！南沟燐。天地生人有正气。何物鬼物凭其神，我欲执之献上帝。嗟翁不作矣，吾谁与闻？嗟乎！世间幻妄百千状，杀人岂独南沟燐。”（《诗集》卷十一）《撤屋谣》：“长安寸地如寸金，栅水架屋争尺寻。
一朝官府浚河水，撤屋追呼势蜂起。君不见去年城中十日雨，边水人家比湖浦。家家缚板作舟航，十日罢爨心皇皇。一家受怨百家喜，知者作之仁者美。
人情姑息昧近功，版图习袭相蔽蒙。前街后街咄相语，疮癣不修今毒苦。前年买土筑高地，今年卖屋无人至。”（《诗集》卷七）《吾民》：“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涕几堪惊。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诗集》卷三十九）《缌山杂咏·农谈》：“我田岁可秋，我病苦莫瘥。未足去年租，强半今年债。”（《诗集》卷二十三）还有一些诗句表现了他对民事的忧虑。如《偶为六绝句》：“城中米价贵无比，见说官家一倍轻。几日荒荒卖儿女，绣衣门下未通名。”（《诗集》卷四） 《苦雨叹》二首之二：“湾头崖岸半冲啮，百万人家委鱼鳖。”（《诗集》卷四）《苦雨》：“廊庙敢烦诸老念，村田真切我民心。”（《诗集》卷十六）《次陈敬所再示东小园芍药韵》：“见说扬州欢会地，病民还苦榷官茶。”（《诗集》卷二十）谢铎诗歌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如《上之回》：“上之回， 出萧关，千骑万骑何日还。雄心宕轶泉涌山，北穷绝漠南荆蛮。岂不闻，穆天子，八骏奔崩日千里。徐方不死祭公死，何必嬴秦殄周祀。”（《诗集》卷一）诗歌借汉武帝、周穆王之事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搏虎行》：“南山有猛虎，咆哮踞其颠。北山有猛虎，伏穴声相援。翩翩少年子，环视不敢前。野夫奋特勇，载踣南山原。矢义故弗惜，而复之北山。众伤互及类，尽力驱且鞭。一射已睥睨，再射犹盘旋。技穷始衔忿，曳尾徐徐还。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
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咄哉搏虎者，勿畏冯妇贤。”（《诗集》卷一）希望大家共同办好国家之事，认为只要齐心协力，连猛虎也可搏。谢铎诗歌的第三个主题，是面对朝廷中宦官专政、朝政日下的担忧，同时也忧谗畏讥，时有退隐避祸之心。比如《鱼游入渊深》：“鱼游入渊深，鸟飞薄天高。安居与暇日，帝力宁秋毫。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咄哉漆室女，倚叹心忉忉。杞人信多事，炼石非虚褒。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戆士昧深浅，力薄志空劳。负蚊幸涉海， 往往委波涛。全身岂不爱，众喙苦相遭。马公祚宋语，此事应吾曹。”（《诗集》卷七）《古愤三首》：“谗锋日以利，乱本日以成。百方不可避，一死聊自明。”“卜居志不售，去国义不禁。惟应汨罗水，照见平生心。”“豪杰不惜死，耻与名俱没。安得首阳山，为葬范滂骨。”（《诗集》卷二十一）在复杂的环境中，谢铎想到了退隐。《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流正急，风正颠。进亦难，退亦难。失势一落万丈滩，何如稳卧严陵山。长笑一声天地宽，天地宽，云台事业浮云看。”（《诗集》卷四十四）盼望回到农村，过那悠闲的生活。《雨声夜何长》：“忧来不能寐，卧听空阶雨。雨声夜何长，不见鸡鸣已。平生廊庙心，且复念田里。
侵晨问我农，禾头半生耳。”（《诗集》卷十六）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谢铎在诗文中多次提及苏轼和黄庭坚等，提倡学习宋人，他自己也善作理诗。比如《偶书二绝》：“未免今世人，欲作古时样。所以终日间，此心恒怅怅。”“天上月团圆，只与十五六。如何百年中，人心劳不足。”（《诗集》卷三）《未圆月》：“人爱正圆月，我爱未圆月。未圆明日盈，正圆明日缺。”（《诗集》卷二十一）以诗的形式阐发了谢铎的人生哲理。
谢铎为什么与李东阳等人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笔者认为，首先是生平经历的不同。李东阳十八岁中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弘治七年入内阁，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他在翰林院任职二十九年，参预内阁机务十八年。历官馆阁四十多年，因此尽管他不满台阁体，想改革诗风，却又脱不了台阁体的窠臼。而谢铎则不然，他虽与李东阳在天顺八年同时考中进士，同时进入翰林院，但后来经历却不同，三次在朝为官， 三次辞官还乡。第一次是父母双亡，于成化十六年四月丁忧回家，十八年服除，谢病家居，时达八年。第二次出仕在弘治元年，弘治四年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提出了六条改革措施（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但得不到落实，尤其是正祀典，谢铎提出进宋儒杨时而黜受宋恩而仕于元的吴澄，与顶头上司傅翰发生冲突，愤而辞职，家居近十年。第三次是弘治十三年，谢铎出任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又提出四项改革措施（正祀典、重科贡、革冗员、塞捷径），还是落实不了，遂辞职居家养疾，直至正德五年去世。谢铎乡居时间特别长，因此深知国事之弊，了解民间疾苦。其次是地域文化与思想理念的差异。在明前期文坛上先后占主导地位的浙东派和台阁体作家，都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台阁体作家以江西作家为主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周叙”条载：“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①而浙东派作家都是得朱子嫡传的浙东“北山学派”的传人，江西派则多系得朱子嫡传的“江西双峰学派”的余泽。“茶陵诗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的，主要有谢铎（太平人）、张泰（太仓人）；另一批是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时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无锡人）、石珤（藁城人）、罗玘（南城人）、顾清（华亭人）、鲁铎（竟陵人）、何孟春（郴州人）、储巏（泰州人）、陆深（上海人）、钱福（华亭人）。由以上所列可以看出，茶陵诗派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而以吴中人士居多。除了谢铎是浙东台州太平人，其他人则与浙东学派、江西学派很少有瓜葛。谢铎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族叔谢省，谢省是景泰五年进士，推崇朱子、真德秀。谢铎十四岁从谢省学《毛诗》《四书》，毋庸置疑， 谢铎身上带有浙东学派的印记，这与李东阳及其他“茶陵诗派”成员不同。再次，谢铎本人也正是一位理学家，理学思想决定了他人生道路的抉择与诗歌内容的组成。谢铎著述中有《续真西山读书记》《伊洛渊源续录》《伊洛遗言》《四子择言》等。他精通儒家经典，推崇二程朱子之学。程朱理学断言理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由理派生和主宰万事万物，为学主“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谢铎在他的著述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将之贯穿到他的教育活动之中。要言之，可归结为以下几条：一、讲中庸，崇诚信。《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宋人从《礼记》中把它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此后，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标准经书，“中庸”亦成为儒学典型的伦理思想。谢铎《桃溪净稿·文集》卷二十三有《讲章五首》，内中有《诚者天之道也》一章，即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另外，他又在《史论·萧何》中作了具体的发挥，他认为“人臣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文集》卷二十一）。又《存诚堂记》等文则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二、尊德性，道问学。谢铎《桃溪净稿·文集》卷二十三《讲章五首》中有《故君子尊德性》一章，认为尊是“恭敬奉持”之意，德性是“吾所受于天的正理”，提出“所以君子常要尊奉那德性，做那存心的工夫，以极乎道体之大；道体入于至小而无间，所以君子常要由于问学， 做那致知的工夫，以尽乎道体之细。这二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所以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他又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者》中讲到“自辞受以至进退而极于生死之间，皆不可以不慎。自今而观，患其不能辞， 不患其不能受；患其不能退，不患其不能进；患其不能死，不患其不能生”（《文集》卷二十），对士君子的品德标准作了界定。谢铎本人三次辞官还乡，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吧！又在《问同行异情之说》这一节中说：“君子小人之情状尽矣，有志于格物穷理之学者，不可以不辨。”（《文集》卷二十）认为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又，谢铎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道统之说》中提出了“道统观”，在《问〈洪范〉八政》中提出了“大学治道”。这一切，都可窥见他的理学思想。
另外，我们还可以将谢铎与前后七子、唐宋派进行比较。今天各部文学史均说前后七子主张复古，而实际上谢铎早就提出了复古的主张；茶陵派大多数成员是提倡只学唐诗，不学宋诗，至前后七子亦是如此。前七子李梦阳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①“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 人不复知诗矣。”（《缶音序》）②直至唐宋派才提出兼学唐宋，而这个观点谢铎早已提出。前后七子均提出文学应该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李梦阳认为“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③。后七子王世贞也强调作诗要“根于情实”（《陈子吉诗选序》）④，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而谢铎在他们之前，早就提出了作诗要重感情的主张。再看唐宋派，唐宋派注重文以明道的作法，与明初宋濂“以道为文”、谢铎的“明道、纪事”论一脉相承。事君，以诚不以伪，则虽势位之盛，有不难处者矣”（《文集》卷二十一）。又《存诚堂记》等文则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二、尊德性，道问学。谢铎《桃溪净稿·文集》卷二十三《讲章五首》中有《故君子尊德性》一章，认为尊是“恭敬奉持”之意，德性是“吾所受于天的正理”，提出“所以君子常要尊奉那德性，做那存心的工夫，以极乎道体之大；道体入于至小而无间，所以君子常要由于问学， 做那致知的工夫，以尽乎道体之细。这二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所以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他又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者》中讲到“自辞受以至进退而极于生死之间，皆不可以不慎。自今而观，患其不能辞， 不患其不能受；患其不能退，不患其不能进；患其不能死，不患其不能生”（《文集》卷二十），对士君子的品德标准作了界定。谢铎本人三次辞官还乡，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吧！又在《问同行异情之说》这一节中说：“君子小人之情状尽矣，有志于格物穷理之学者，不可以不辨。”（《文集》卷二十）认为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又，谢铎在《月试监生策题》的《问道统之说》中提出了“道统观”，在《问〈洪范〉八政》中提出了“大学治道”。这一切，都可窥见他的理学思想。
另外，我们还可以将谢铎与前后七子、唐宋派进行比较。今天各部文学史均说前后七子主张复古，而实际上谢铎早就提出了复古的主张；茶陵派大多数成员是提倡只学唐诗，不学宋诗，至前后七子亦是如此。前七子李梦阳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①“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 人不复知诗矣。”（《缶音序》）②直至唐宋派才提出兼学唐宋，而这个观点谢铎早已提出。前后七子均提出文学应该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李梦阳认为“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③。后七子王世贞也强调作诗要“根于情实”（《陈子吉诗选序》）④，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而谢铎在他们之前，早就提出了作诗要重感情的主张。再看唐宋派，唐宋派注重文以明道的作法，与明初宋濂“以道为文”、谢铎的“明道、纪事”论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谢铎作为“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有理论，有创作，是“茶陵诗派”中一位别具一格，且颇具特色的作家。谢铎与李东阳二人的文学思想、诗歌创作各有特色，各代表了“茶陵诗派”的一个侧面。只看到李东阳，单以他来评价“茶陵诗派”，这是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只有将谢铎以及其他茶陵诗派成员也结合起来一同考察，才可看出“茶陵诗派”的全貌。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谢铎的诗文主张及创作，谢铎的诗文为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茶陵诗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附注
① 《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明正德十六年刻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３８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４—５１３页。
①《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孤本。
②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８—２５２页。
③王运熙、顾易生主编，袁震宇、刘明今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第８２—９１页。
④ 廖可斌著《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６—５４页。① 此为《桃溪净稿·文集》。为节省篇幅，凡是出自《桃溪净稿》的文字，以后不再注《桃溪净稿》， 仅注《文集》诗集。① （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７２页。①（明）李梦阳著《空同集·外篇》卷六十六《论学上篇》。
②（明）李梦阳著《空同先生集》卷五十一，明嘉靖九年刻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③同上，卷五十。
④ （明）王世贞著《弇州续稿》卷四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