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从金末元初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近世文学阶段；它的终结是在１９００年。在这个阶段里，对个人权利———现代社会所肯定和坚持的个人权利———已有了某些朦胧的渴求并缓慢地向前进展，由此所导致的个人与环境的矛盾也随之逐步凸显出来；这都在文学里获得了相应的表现。同时，在文学领域里，也由原先的以基本真实地（不排斥想象和某种有节制的虚构）抒写作者个人感情的诗文为主体而向着以虚构的叙事文学———戏曲、小说———为主体转化。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孕育于这一时期。
不过，我国的近世文学可谓命运多舛，不断地遭受打击并因而蹉跌。它所遭受的最早也是最残酷的打击来自明代的洪武、永乐时期。朱元璋、朱棣父子采取了如下三方面的政策：第一，残酷打击经济发达地区和以商人为主体的富裕阶层；第二，不断地、大规模地以各种借口残酷镇压杀戮士大夫或处以其他的严厉刑罚，高启之类不肯为他所用的士人固然首当其冲，最后连对他一心效忠的宋濂及其全家也未能幸免于难；第三，制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经过他们父子改造的儒家思想来统一全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他对《孟子》的批判改造。他认为《孟子》中“闻诛一夫纣矣，不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实在大逆不道，而孟子又是儒家中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人物，不好把此人怎么样，便命人制作了一部名为《孟子节文》的书，把这些话全都删掉，再让天下的士人阅读，可见其文化政策是何等细致周密。他的儿子朱棣命人撰写《五经大全》作为国定教科书，则是对编制《孟子节文》的传统的弘扬。
金元时期的文学中的新因素，本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发起来的， 朱元璋父子既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以商人为主体的富裕阶层进行残酷打击，使 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满目疮痍，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中这些新因素发展的根本；再加上对士大夫的残酷镇压和如此严酷的文化政策，文学上哪还有生气可言？于是元代那种戏曲、小说繁荣的局面固然难以再见（只有《水浒传》的最后一次整理本大概是洪武后期或永乐初期形成的，但形成后大概也只以抄本形式在部分人们中传阅，直到嘉靖年间才有刻本），诗文创作也一落千丈。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的台阁体成了诗文的主流。
不过，社会的发展、包括文学的发展都不是个别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任何倒行逆施都只能取效于一时。到了弘治时期，文学上终于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不但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踏上了文坛，元代的戏曲、小说也重新受到了重视———《西厢记》在弘治时期重新刊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庸愚子的《序》也写于弘治时期，从这篇《序》中并可看到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情况。这以后文学就逐步繁荣起来了，最终形成了晚明文学的盛况。
就明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从前七子到晚明文学现已有了不少成果，然而对于前七子的先驱者们的情况却还知之甚少。而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包括作家、作品）都不是突然产生的，必然有其渊源。如果不知道前七子的先驱者们，也就不能真正说明明代文学从极衰到日渐兴盛的转变。
当然，也不能说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前七子的前辈李东阳还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看到的，而且，从明代起就有人以为李东阳与李梦阳的关系相当于陈涉与汉高祖的关系———陈涉首先发难，汉高祖终于成就帝业。不过，第一， 李东阳本身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上的贡献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第二，就算李东阳与李梦阳的关系相当于陈涉与刘邦吧，但陈涉的起事也不只是他一个人，至少他还有吴广的有力辅佐，那么，在明代文学史上起着吴广那样作用的人是谁呢？何况在实际上，文学的转型绝不是靠一二人就能完成的，前七子的先驱者们也绝不会只有一两个人。换言之，对前七子的先驱者们的研究在明代文学史上正是一个非常薄弱、亟待展开的环节。
也正因此，林家骊教授的大作《谢铎及茶陵诗派》在我看来是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因为这使我们对前七子的先驱者们有了较多的理解。
在林家骊教授之前从无人对谢铎作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由于个人的视角不同，这个人所认为的“全面而深入”，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未必如此；但林家骊教授对于谢铎及其相关文人的这种专门的研究，却无疑做了前人所没·２· 谢铎及茶陵诗派 有做过的工作，使我们理解了在前七子开始活动的弘治时期的前一个阶段———成化及其稍前的时期，文学风气确实已在开始改变，而不只是李东阳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
这对于明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在台阁派独占文坛到前七子兴起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我们对这一阶段实在理解得太少了。倘若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明代文学的演变的把握就必然存在着若干空白点。
现在，林家骊教授已为我们对明代文学的这一阶段的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进一步把这种探索导向深入甚或对这部著作中的某些看法加以充实，则是后来者的任务。
林家骊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全明诗》的编纂工作，一直担任《全明诗》的编委，于明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明代文学的研究，下了许多功夫。后来由于本单位工作的需要，转而研治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成了研治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的专家。他近年来也研治明代文学，在《文学评论》《文献》《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甚见功力的文章。作为他的年长的朋友，我除了为他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外，并预祝他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序 ·３·
不过，我国的近世文学可谓命运多舛，不断地遭受打击并因而蹉跌。它所遭受的最早也是最残酷的打击来自明代的洪武、永乐时期。朱元璋、朱棣父子采取了如下三方面的政策：第一，残酷打击经济发达地区和以商人为主体的富裕阶层；第二，不断地、大规模地以各种借口残酷镇压杀戮士大夫或处以其他的严厉刑罚，高启之类不肯为他所用的士人固然首当其冲，最后连对他一心效忠的宋濂及其全家也未能幸免于难；第三，制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经过他们父子改造的儒家思想来统一全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他对《孟子》的批判改造。他认为《孟子》中“闻诛一夫纣矣，不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实在大逆不道，而孟子又是儒家中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人物，不好把此人怎么样，便命人制作了一部名为《孟子节文》的书，把这些话全都删掉，再让天下的士人阅读，可见其文化政策是何等细致周密。他的儿子朱棣命人撰写《五经大全》作为国定教科书，则是对编制《孟子节文》的传统的弘扬。
金元时期的文学中的新因素，本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发起来的， 朱元璋父子既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以商人为主体的富裕阶层进行残酷打击，使 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满目疮痍，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中这些新因素发展的根本；再加上对士大夫的残酷镇压和如此严酷的文化政策，文学上哪还有生气可言？于是元代那种戏曲、小说繁荣的局面固然难以再见（只有《水浒传》的最后一次整理本大概是洪武后期或永乐初期形成的，但形成后大概也只以抄本形式在部分人们中传阅，直到嘉靖年间才有刻本），诗文创作也一落千丈。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的台阁体成了诗文的主流。
不过，社会的发展、包括文学的发展都不是个别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任何倒行逆施都只能取效于一时。到了弘治时期，文学上终于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不但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踏上了文坛，元代的戏曲、小说也重新受到了重视———《西厢记》在弘治时期重新刊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庸愚子的《序》也写于弘治时期，从这篇《序》中并可看到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情况。这以后文学就逐步繁荣起来了，最终形成了晚明文学的盛况。
就明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从前七子到晚明文学现已有了不少成果，然而对于前七子的先驱者们的情况却还知之甚少。而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包括作家、作品）都不是突然产生的，必然有其渊源。如果不知道前七子的先驱者们，也就不能真正说明明代文学从极衰到日渐兴盛的转变。
当然，也不能说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前七子的前辈李东阳还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看到的，而且，从明代起就有人以为李东阳与李梦阳的关系相当于陈涉与汉高祖的关系———陈涉首先发难，汉高祖终于成就帝业。不过，第一， 李东阳本身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上的贡献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第二，就算李东阳与李梦阳的关系相当于陈涉与刘邦吧，但陈涉的起事也不只是他一个人，至少他还有吴广的有力辅佐，那么，在明代文学史上起着吴广那样作用的人是谁呢？何况在实际上，文学的转型绝不是靠一二人就能完成的，前七子的先驱者们也绝不会只有一两个人。换言之，对前七子的先驱者们的研究在明代文学史上正是一个非常薄弱、亟待展开的环节。
也正因此，林家骊教授的大作《谢铎及茶陵诗派》在我看来是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因为这使我们对前七子的先驱者们有了较多的理解。
在林家骊教授之前从无人对谢铎作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由于个人的视角不同，这个人所认为的“全面而深入”，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未必如此；但林家骊教授对于谢铎及其相关文人的这种专门的研究，却无疑做了前人所没·２· 谢铎及茶陵诗派 有做过的工作，使我们理解了在前七子开始活动的弘治时期的前一个阶段———成化及其稍前的时期，文学风气确实已在开始改变，而不只是李东阳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
这对于明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在台阁派独占文坛到前七子兴起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我们对这一阶段实在理解得太少了。倘若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明代文学的演变的把握就必然存在着若干空白点。
现在，林家骊教授已为我们对明代文学的这一阶段的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进一步把这种探索导向深入甚或对这部著作中的某些看法加以充实，则是后来者的任务。
林家骊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全明诗》的编纂工作，一直担任《全明诗》的编委，于明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明代文学的研究，下了许多功夫。后来由于本单位工作的需要，转而研治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成了研治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的专家。他近年来也研治明代文学，在《文学评论》《文献》《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甚见功力的文章。作为他的年长的朋友，我除了为他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外，并预祝他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序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