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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承祯隐居天台桐柏山修真，名声远扬，吸引唐王朝几代帝王的注目。 最先注重司马承祯的唐朝帝王是武则天。
  《旧唐书》云：“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崎饯之于洛桥之东。”②此句仅31个字，内涵丰富：1.武则天诏请司马承祯的原因在于“闻其名”，即司马承祯当时的名气很大，连闭锁深宫的女皇也知道司马承祯的大名，才“召至都2.抵京后，司马承祯被请进宫与武则天交流， 问养生之道，获得女皇赞赏，故降手诏赞美。3.司马承祯欲返回天台山时，武则天派李娇在洛桥之东为司马承祯设宴欢送。可见，武则天礼待司马承祯规格之高，因为不久，李娇就担任宰相职务。
  各有关史料均没有记载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的年份，只是《旧唐书》提到 “麟台监”三字。“麟台监”是唐代职官名，相当于秘书少监。那么，李娇任麟台监的年份，即是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的年份。《旧唐书》载“寻知天官侍郎事， 迁麟台少监。圣历初，与姚崇偕迁同凤阁銮台平章事”③。
  又《旧唐书》载“（圣历元年）冬十月，夏官侍郎姚崇、麟台少监李娇并同凤阁銮台平章事”④。“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衔。 武则天将中书省改为凤阁、门下省改为鸾台，二者为政务中枢，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与凤阁、鸾台协商处理政务之意。
  综合上述二则史料，李娇担任麟台少监的时间下限在圣历元年（698）冬十月，但起任时间不确。武则天秉政期间，官职变更相当频繁，李娇不可能数年担任麟台少监而不变。因而大致推定，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的年份在神功元年(697)九月至圣历元年(698)冬十月之间，而最大的可能就在周圣历元年正月至十月前。理由是：神功元年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武则天加封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忙于上嵩岳亲谒太庙，故改年号为“万岁登封”；重造明堂而亲享，故夏四月改年号为“万岁通天正当女皇沉浸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快乐之时，五月，营州城旁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就举兵造反。朝廷派去的前三拨人马反被击败，直到次年(即神功元年)九月，派河内王李懿宗、娄师德为正副大总管，才彻底平定这次契丹首领反叛。 故九月改年号为“神功”，该年号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可见，武则天在短短三个月的神功元年召请司马承祯的可能性不大。
  武则天尊崇佛教，顺理自然。因为，武则天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都与僧人有密切关系。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后，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次年，武则天在感业寺与唐高宗相遇，才有了政治转机。
  唐睿宗载初二年(690)，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说武后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作为天下主人。武后下令颁行天下，命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 《大云经》，命僧人讲解，并提升佛教的地位在道教之上，“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①。
  武则天改唐兴周后，时刻面临着李唐家族势力的反扑。为了巩固她从李唐家族夺取的皇权，从舆论上打压李氏宗室，“扬佛抑道”便是武则天贬黜李氏宗族的手段之一。因此，她将统治神话建立在佛教信仰上，天授二年四月，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②。长寿二年(693)，叫停了《老子》策试。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一幅《宝雨经》经变图，这幅经变图，完全是受《宝雨经》的影响而绘制的，最能表现武则天的影响。其内容为：崇山峻岭的映衬下以伽邪山为主峰，释迦牟尼座于中心，两侧侍立帝释天、龙王、弥勒、普贤等圣众；佛祖释迦牟尼座下有东方日月光天子，以及王后大臣组成众星捧月式向心结构。整个壁画的上方，有两只巨手从云海中伸出，一手托日，一手托月，意为日月当空，直接表现为武则天名字“曌”，这可以看作是《宝雨经》经变图的主旨之所在。日月光王和武曌，不仅仅是这幅经变图中那蕴义的吻合，更是武则天自认为与佛教的机缘。是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亦上表请改国号。武后准所请，改唐为周，改元天授。
  证圣元年(695)，僧薛怀义为武则天毁乾元殿，建明堂，称为“万象神宫”。 明堂既成，铸大像，建五层高的天堂来容纳这尊大像。武则天下诏，为天堂和大佛的落成举行“无遮大会”，即是圣贤、道俗、贵贱、上下无遮，相互平等，共同行财施和法施的法会。
  是年改元为天册万岁元年(695)，神都沙门明佺对佛经目录学颇有研究，武则天命洛阳佛授记寺沙门刊定佛经目录。最后，编成《大周刊定经目》，武则天诏命颁行全国，还亲自迎接从印度取经回过的义净，下诏义净组织翻译《华严经》全本80卷。80卷《华严经》译成后，称《八十华严》。武则天亲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反复阐述自己与佛教的机缘，大肆宣扬自己对佛教的功德。这《八十华严》译出后，使中国佛教的又一宗派华严宗得以最后形成。
  崇佛的武则天竟要召请远在江南天台山的司马承祯进京问道，自然出于执政方面的考虑，其中有几个原因：1. 当明堂里的天堂修成之后，武则天下诏举行“无遮大会”，原以为参与大会的臣民一定会围绕在武则天周围，高呼万岁。没料到，“无遮大会”竟成了释薛怀义坐于高台成了佛菩萨，享受万民朝拜，武则天却被冷落一旁。“无遮大会”没结束，武则天便提前离场，心里改变了对薛怀义的看法，也可能因这个缘故降低了对佛教某种程度的崇拜。
  2. 召请司马承祯问道，预示着李唐王朝恢复的可能。周圣历元年，据《资治通鉴》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①当时，武承嗣、武三思想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征求宰相狄仁杰意见，狄仁杰与武则天说了上述的话，武则天从此没有立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的想法。狄仁杰又劝武后召还庐陵王（中宗）。武则天听狄仁杰之言，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命为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率兵击突厥，获得成功。武则天把狄仁杰当作重臣。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非常痛心，哭着说：“朝堂空矣!”②从此，武则天让中宗复位的意愿愈烈，她命人前往房州，将庐陵王李显接回洛阳。李旦数次称病不朝，请求将储君之位让于李显。是年九月，武则天复立李显为皇太子，果然于圣历二年召李显回长安复为皇太子。
  3.武则天诏请司马承祯在周圣历元年，这个时候，武则天已经74岁，其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也有让李氏中宗复位的意图。这从698年，听从狄仁杰建议立中宗为皇太子可见。事实上，圣历二年至三年武则天病居迎仙宫，“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③。非常巧合的是，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正是周圣历元年，即武则天身体有恙，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很显然，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进京，有两个意图：（1）探讨健康养生，（2）治国理政或让中宗复位。“但到晚年，却又更加重视长生久视之术，屡屡活动于嵩山、缑岭等道教圣地，并作《升中述志碑》《升仙太子碑》《游仙篇》等道教内容的文字。近年于嵩山峻极峰顶发现金简一枚。上有'大周国主武曌，好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就是她崇道活动的实证”④。4. 武则天取代李氏建立周，当了十年女皇，取代李氏家族的女皇梦已实现。期间，武则天不断遭到许多李氏家族势力的反对并起事，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武皇最害怕的是，天下人铤而走险。武则天邀请司马承祯，显然有统治需要稳定社会的考量，司马承祯作为道教名至实归的精神领袖，若能为己所用， 那将是给天下道徒吃下一颗定心丸！借以安定民心。同时，武则天又能够为儿子中宗复位创设崇道的政治氛围。因为，武则天原本崇佛抑道，却一反常态，诏请司马承祯进京，这种信仰变化隐隐透出唐中宗复位的可能。
  5. 另外，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可能与武周时期到玄宗执政前期比较活跃的司马氏族有一定关系。司马承祯有个侄子名叫司马锽，在武则天执政初期就任监察御史。或许，司马徨曾向武则天举荐过司马承祯。
  司马锽（？ 一705），唐代洛州温人（今温县西南），历吏部、兵部、中书三侍郎。司马锽由天官侍郎刘奇荐举，武则天长寿二年担任监察御史。长安四年 （704），武则天施行宰相检校制度，司马锽以本职检校被授徐州刺史，在同时任命的20人中，司马锽和薛谦光最称职。武则天时，侍郎宰相司马锽的地位高于平章宰相韦嗣立，执掌上州，治县多于韦嗣立。司马锽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源于吏部甄选人才的一场考选入判。司马锽根据吏部所给的看材料作文，针对“怀州卫士杨建德被派去镇守边关，因母逝，即回家于母墓旁建庐守孝，不久长出紫芝，白兔归顺。怀州长官请求赐匾旌表，而廉察使要以逃避镇守边关之罪处罚杨建德”这一事例，撰写了《对紫芝白兔判》。判词采用四六体骈文，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认为应大力宣扬孝理，表彰孝行：“圣朝孝理，史官自合发挥；建德至诚，门闾固宜旌表”①，得到武则天的赞赏，成绩与刘宪、王适、梁载言四人列入第二等②。
  司马锽乃司马承祯的侄子，“希爽，明堂尉，生锽、铨、铁。锽，吏部、黄门、 中书三侍郎，京兆尹，生苍、锤、益。锤，魏郡太守”③。司马希爽，名邵，乃司马元祚长子，即司马锽的父亲。而司马承祯为司马元祚的再从子（第二个侄子）， “元祚再从子承祯，字子益，天白道士，有高行。元祚四从子仁节，大理评事，生皓、曜。曜，曹州刺史”①。《元和姓纂》把司马承祯，字子微，天台道士展为“字子益，天白道士”，对此，岑仲勉已有校正。司马元祚、司马承祯、司马锽三者关系如下：司马裔--司马侃司马运---司马元祚司马希爽司马锽司马裔——司马侃——司马晟——司马仁最一司马承祯看来，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正如陈尚君先生所说“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与司马锽家族为近支，其在此间之活跃，不能说与之毫无干系”②。很可能，司马锽在武则天身体有恙时，曾举荐过叔叔司马承祯。
  当然，武则天也确实是被司马承祯的才华与人品所折服，从“闻其名”可见其实。
  由此可见，武则天执政之初，出于统治的需要，采取许多措施，使道教失去之前崇高的政治地位的话，执政后期，尤其当身体有恙想让中宗复位之时，对道教的态度有很大变化。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比较复杂，既不是打击，也不是纯粹利用，而是视乎其政治需要，既利用又压制”③。这亦从武则天颁发的两则诏制文诰可见端倪。天授二年(691)即武则天掌政的第二年就颁布了《释教在道法之上制》，言：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寺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维新之运。宜协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 虽实际如如，理忘于先后；翘心恳恳，畏展于勤诚。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归依，极群生于回向。④制中说的《大云》，就是唐睿宗载初二年(690，即天授元年)，僧法明等撰的《大云经》，说武后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作为天下主人，即所谓“宝偈之文武则天认为自己的革命登极乃“《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的天命所施，还称佛教能以五戒训人，敦化一境，故“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
  武则天在圣历元年正月颁发的《条流佛道二教制》则说：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以宗。比有浅识之徒，竞于物我，或因慈怒，各处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管毁，务在加诸。人而无良，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①从改李为周逆李家皇朝崇道而崇佛，到颁布“佛道二教，同归于善”，禁止道佛两教互相攻击诋毁来看，可以证实武则天政治风向的明显转变，即欲将皇位归回李氏家族。武则天极有可能在颁布了《条流佛道二教制》正月到五、六月之间召请司马承祯进京，就等于向天下宣告了“佛道二教，同归于善”主张的践行。凑巧的是，就是698年，武后最后决定在她宾天之后皇位归回李氏家族。
  由此可知，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进京就在圣历元年正月颁发《条流佛道二教制》之后，至十月李娇任职侍郎宰相这段时间内。
  至于武则天诏请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有无进京，史料说法不一。就唐以及北宋初期史料而言，南唐沈汾撰的《续仙传》称“唐则天累征不起”，李昉的《太平广记》称“则天累征之不起”，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亦说“唐则天累诏之，不起唐李渤的《王屋山贞一司马先生传》、后晋刘晌《旧唐书·司马承祯传》、 北宋王钦若等编撰的《册府元龟》均载“武太后闻其名，召至都，降手诏赞美。 及将还，敕李崎饯于洛桥之东”，只是三者文字大同小异。其中，《旧唐书·司马承祯传》《册府元龟》资料源于李渤《王屋山贞一司马先生传》。而《续仙传》 《太平广记》《云笈七签》之说均源于《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云：“则天中宗朝，频征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异，承祯方赴召。”②刘肃认为，司马承祯在则天、中宗两朝，司马承祯均“频征不起”，乃未“雅尚道教”。睿宗“雅尚道教”了，司马承祯“方赴召”。
  《大唐新语》作者刘肃，宪宗元和时人。该书成于元和二年（807），系仿照刘宋临川王义庆《世说新语》体例而作。此书以记言为主，但皆因事而记，即言行兼载。《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并列入小说家类。李渤 （773-831）的《王屋山贞一司马先生传》成文年代无确，与刘肃生活于同时期。 即使刘肃的《大唐新语》成文年代早于李渤的文章，但两文分属不同类别，刘肃文章模仿《世说新语》近似于小说，而李渤文章却是传记类，其历史的资料性、 真实性要强于刘肃的新语，或许李渤文章的其写作年代本来就早于《大唐新语》，故笔者取李渤的传记为准。
  据史料记载，司马承祯从玉霄峰下山，站在山下的石桥上犹豫不决，心里后悔，应召去京城，与自己的初心不合，不去吧，又恐朝廷怪罪，再说自己的学术理论还需要得到权贵的帮助，才会更好地光大，考虑再三，司马承祯还是决定赴京。司马承祯后悔的山，就叫司马悔山，山脚下的石桥就叫落马桥。落马桥位于今天台县赤城街道桥下村。据村民口碑相传，此桥为一座小型石拱桥， 桥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枝很大的枝干正好横在桥上，凡行人乘马者无法经过桥上，需要下马步行，故此桥名落马桥。司马承祯从岭上下到岭脚，需要乘马远行，经此桥，同样需要下马。“下马”，天台方言呼为“落马“司马悔山， 在县北十三里天台山后。盖第十六福地，仙人李明治之”①。
  按，陈耆卿所说的司马悔山距天台县的里程很明确，“十三里此“天台山” 即“桐柏山”，司马承祯就说“天台山，一名桐柏栖山”②。而桐柏山距离天台县城正好十余里，司马悔山就在桐柏岭脚，山边有“落马桥桥“在县西北七里”③。
  关于司马悔山，明释传灯写得非常明确：司马悔山，在县北十三里十一都。道书此为第十六福地。《会稽志》 载司马悔桥在新昌县，旧传司马承祯应召至此而悔，因以为名。又《云笈七签》栽，司马悔山在台州府天台山北，李明仙人所治之处。山在天台新昌二境间，故桥以山得名。按此则非司马承祯矣。岂尝有司马悔者居此而名欤？然不可考。①传灯据《云笈七签》所载，认为，如果说司马悔桥在新昌与天台二境之间， 则此“非司马承祯矣。岂尝有司马悔者居此而名欤?”有人可能会说司马悔山在“天台山后”，所以司马悔山在新昌与天台两县间。若照此，则天台至新昌所谓的司马悔山，距天台仅“十三里”吗？此其一。
  其二，司马承祯从桐柏观应召下山，干嘛要等到翻过了关岭之后才后悔呢？司马承祯刚下桐柏岭就后悔，方显司马承祯后悔之速。虽然武则天有诏令，但对于一个“薄于为吏”者，刚下山就后悔似更符合司马承祯当时的心态。 笔者猜测，当时司马承祯在山脚曾反复思量，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为了张扬本教，和皇命难违而赴京。
  其三，无名氏的《天台山志》对司马悔桥已有详细辨正。其《郡志辨》云：《会稽志》载：司马悔桥，在新昌县东南四十里。旧传司马承祯隐天台山，被召至此而悔，因以为名。窃谓此桥当表而出之，以为处士轻出者之戒。又其土人重建此桥，板书其上，吾以悔为晦，曰：司马晦桥。其义与字传之益舛。按《云笈七签》载：司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系第十六福地，李明仙人所治之处。山在天台新昌二境间，故桥以山得名。有过客题诗云：“道书司马悔，福地在天台。兹山秀盘古，亿载青崔嵬。如何《越中志》，纪载殊未该。浪云唐子微，曾过兹桥来。奉诏悔轻出，欲勒俗驾回。至今名字存，修梁架岩隈。图谋已大戾，土俗尤疏哉。以悔为晦明，大字标板牌。流传既讹舛，《云笈》君试开。读此诗，可见其概矣。 考《记纂渊海》内所载名山有七十二福地，第六十司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州北，李明仙人治之。本郡《赤城志》：司马悔山在天台县北一十三里，天台山后”。②《天台山志》引《会稽志》所载当地人重建此桥，并在桥上板书“吾以悔为晦，曰：司马晦桥”，作者批评此举为“其义与字传之益舛”，且以过往客人所题的诗歌笑其谬误，“如何《越中志》，纪载殊未该。浪云唐子微，曾过兹桥来”， “图谍已大戾，土俗尤疏哉。以悔为晦明，大字标板牌。流传既讹舛，《云笈》君试开前人嗤笑之谬事，今人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者。
  其四，《云笈七签》云：七十二福地，……第十五沃州。在越州刻县南，属真人方明所治之。 第十六天姥岑。在剡县南，属真人魏显仁治之。……第六十司马悔山。 在台州天台山，此是李明仙人所治处。①按，《云笈七签》记得一目了然，天姥岑、沃州名列七十二福地之十五、十六，应该给足了面子。况且，天姥岑、沃州本来就同属一个小小的区域。如今有人说司马悔山就在新昌某村地方，还说这里一个村是第十六与第六十双福地。试想，区区一个小村被列为两个福地称号，可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天下名山多的是。
  由上可知，司马悔山在天台确实无疑，不容置辩，因为早在《天台山志》之前，就有人指出《会稽志》所载的谬误了。
  清台州知府张联元有《司马悔山》诗云：石髓金浆性所耽，暂从桐柏别晴岚。
  子乔控鹤嗟相隔，叔夜登朝谢不堪。
  肯为安轮忘众妙，还将捷径笑终南。
  怡情直待还山日，一枕松风梦更酣。②司马承祯归天台途中顺访出道之地嵩山，为其师潘师正书《书潘尊师碑碣》。武则天召请司马承祯进京，且以礼遇，使司马承祯名声越来越大，也使道教地位骤然上升，并对唐王朝继承者唐睿宗、唐玄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故唐睿宗、唐玄宗二代帝王几次三番召请司马承祯进京。

②《旧唐书·司马承祯》，第3487—3488页。 ③《旧唐书·李嶙传》，第81页。 ④《旧唐书·则天皇后》，第85页。 ①《旧唐书·则天皇后》，第81页。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岳麓书社，2018年，第487页。 ①《资治通鉴·唐纪》，第709页。 ②《资治通鉴·唐纪》，第709页。 ③《旧唐书则天皇后》，第86页。 ④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神仙术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①《全唐文》卷二百六十，第1168页。 ②《新唐书·刘宪传》，第4405页。 ③（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115页。 ①《元和姓纂》卷二，第115页。 ②陈尚君《洛阳新获墓志序》，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中华书局，2017年，第2页。 ③卿希泰、唐太潮《中国道教史》第二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99页。 ④《唐大诏令集·政事》卷一百一十三，第538页。 ①《唐大诏令集·政事》卷一百一十三，第538页。 ②（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第158页。 ①（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山水门》卷二十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②（唐）司马承祯《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序》，（清）董诰编《全唐文》第十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③《嘉定赤城志·地理门》卷三，第30页。 ①（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形胜考》卷二，百通香港出版社据光绪岁次甲午年佛陇真觉寺原刻本影印，第8页。 ②无名氏《天台山志》，《正统道藏》洞玄部记传类282，《道藏要籍选刊》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65页。 ①（宋）张君房《云笈七签·洞天福地》卷二十七，中华书局，2014年，第629页。 ②（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十六，宁海章氏藏清刻本，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