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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后期，《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有上升趋势。到了唐代，研究和注疏《老子》成为道教学者理论活动的重要形式，使《老子》成为道教的最高经典，促使唐王朝逐步确立了崇道政策，并以政令形式确定了道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地位。
  唐朝初年，李渊文化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儒、道、释并用，儒在先。武德二年 （624）颁示的《兴学敕》有言“三教虽异，善归一揆”①。司马承祯的师公王远知， 在李渊未发迹时就与李氏集团有所接触，“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②。 武德八年，接受傅奕建议，李渊才发布《先老后释诏》，认为道教、儒教是本土宗教，而佛教为外来宗教，故将三教排序为“道、儒、佛”，即将道家置于“三教”之首。武德九年李渊颁布的《沙汰佛道诏》，明面上是佛道一起“沙汰”，实际上唐高祖却为道教划出了更多的相对发展空间，提高了道教的社会地位。尽管如此，李渊对老子的尊崇还停留于在野宗教的层面上。
  偏好儒学的李世民，也与道教领袖有所接触，史载武德年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曾与房玄龄微服私访王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③但李世民登基初期还不是对道教有非常足够的热情。贞观十一年（637）发布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才正式确立了唐王朝的崇道政策。诏云：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光，贻诸万叶。①《全唐文》载此题作《令道士在僧前诏》。诏中“柱下”，《全唐文》作“柱史 “柱下”指陇西李氏。李世民公开将老子视作自己的圣祖，统一江山“亦赖无为之功”，故须“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可以“敦本”、“尊祖”。
  “太宗贞观十一年对道教的推崇，与抬高家族声望和限制势力庞大的佛教教团有直接关系”②。道教得到唐王朝的重视支持，是初唐时期佛道在论争过程中不同表现使李唐王朝认识到道教对于李氏统治的重要性，并逐步将道教与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最终使成为皇室宗教。
  在李治执政期间，道教开始进入繁荣期。高宗显庆元年(656)李治下诏采访“栖岩穴而韬奇，乐丘园而晦隐”者。显庆四年又下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尊崇老君和《道德经》。武德末年，李治正式确定李氏与老子的血缘关系，并于乾封元年(665)驾临亳州老子祠，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③。提高道士地位，广建道观，使用“弘道”年号(683)， 都表现出李治扶持道教的热情。去世前，高宗还三次去嵩阳观，在嵩山逍遥谷建隆唐观，与潘师正来往频繁。李治还“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④。
  当李显再次登上皇位后，道教立即恢复了高宗时期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即老子皇室祖先地位洞时也恢复科举考试中策试《老子》。
  盛唐时期，李隆基有步骤地将家族的道教信仰变成整个唐王朝的信仰，即将道教建设成国教，使李唐统治的神圣性能够成为国内民众所认同——以道教信仰来巩固李氏统治的合法性。李隆基把崇道推向高峰，使道教成为唐王朝的“国教”，从信仰层面发挥神化作用。
  司马承祯出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历太宗、高宗、中宗、武则天、睿宗、 玄宗六朝。“因皇帝崇道，除楼观道派受到特别扶持外，全国各地的著名道士也被皇帝们召到长安。……与叶法善几乎同时，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也受到三朝皇帝的礼遇，最后归隐王屋山，玄宗亲自题名阳台观”①。司马承祯的道教历程与唐王朝对道教的尊崇几乎同步。

①（唐）李渊《兴学敕》，（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91页。 ②（后晋）刘晌《旧唐书·王远知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485页。 ③同②。 ①《唐大诏令集·政事》卷一百一十三，第537页。 ②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格致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③《旧唐书・令狐德棻》，第61页。 ④(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331页。 ①樊光春《西北道教史·绪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