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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道司马承祯乃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传人，隐居天台山达四十年左右,创立了“浙东仙派”,亦称“天台仙派”,或称“上清天台派”,或称“南岳天台派唐三代帝王屡次召请进京,使其道门领袖的名声显扬。每次觐见之后，他都坚辞还山，表现了他对天台山的深厚情谊，更吸引了许多唐代诗人莅临天台山访道问仙、寻僧礼佛、吟诗作赋。换言之，倘若没有司马承祯在天台山长期隐居，没有司马承祯坚辞皇上挽留返回天台山，没有司马承祯在道教历史上的诸多建树，没有司马承祯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不会有唐诗天台之路。
  司马承祯（647—735）,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出生于河内郡温县安乐寨①，“司马承祯天师，河内温城人也。乃西晋司马宣王之后。今温县西二十里招贤城是也''②,字子微，出身世代官宦之家。《旧唐书》载司马承祯乃“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③。唐崔尚《桐柏观碑》则说:“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后。祖晟，仕隋为亲侍大都督;父仁最，唐兴为朝散大夫,襄州长史。名贤之家,奕代清德;庆灵之地，生此仙才。以为服冕乘轩者,宠惠吾身也。系钟陈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业,学神仙之事。”④司马承祯的官宦世家（详见第一章）简介如下：司马馗，乃晋宣帝司马懿四弟，东武城侯。谥号戴王。
  司马权，司马馗子,曹魏时袭父爵,为东武城侯。
  司马植(？—299),司马权子，即彭城元王。
  司马植之子司马释继嗣,官至南中郎将、持节、平南将军。
  司马纮(？—342),司马释次子，在兄长司马雄被诛杀后继嗣。曾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大宗正、秘书监等职。建立东晋的五马之一。
  司马俊，司马纮次子，过继给高密王司马略为嗣子，官至散骑常侍。
  司马纯之,司马俊之子。嗣高密敬王。
  司马恢之，司马纯之之子。
  司马荣期(？—403),司马恢之长子。
  司马楚之(390-464)，字德秀，司马荣期次子。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谥号贞王。
  司马金龙(？—484),字荣则，司马楚之次子。大将军，谥号康王。
  司马悦(462—508),字庆宗，司马金龙三子，镇南将军、豫州刺史、渔阳庄侯。谥号庄王。
  司马裔(507—571),字遵胤,司马悦次子。大将军，加怀、邵、汾、晋四州刺史。葬于今陕西省武功县，谥号定王。
  司马侃，字道迁,司马裔长子。谥号惠王。
  司马雄，司马裔次子,隋大都督，平原郡守。
  司马晟，司马雄子，仕隋为亲侍大都督。
  司马仁最，司马晟子，曾任唐之襄、滑二州长史。司马承祯之父。
  司马承祯聪慧颖悟，少年好学，博学多才，精通诗书,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薄于仕途，致志学道。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司马“遂乃捐公侯之业,学神仙之事''①,不顾家人反对，到嵩山逍遥谷拜道教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为师，学其符箓、辟谷、导引及服食之术。
  司马承祯生在唐代,虽然其父司马仁最为唐代朝散大夫、襄州长史，但司马承祯“薄于为吏,遂为道士”②，最终还是不顾家人反对,致志学道。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司马氏王族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从司马炎纂魏建立西晋，到东晋覆亡，两晋共一百五十年历史，经历了司马氏族同姓间自相残杀（八王之乱）,异姓间（五胡乱华）的疯狂掠杀，杀伐不绝。八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之乱直接导致五胡（匈奴、鲜卑、羯、羌、氐）乱华,使中华北方陷入三百年的战乱，也导致了建立仅五十年的西晋覆亡。其中司马越乃司马馗之孙,司马承祯十三世从祖,是八王之乱的八王之一，后忧郁而死。曾与司马氏四位王爷（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南渡长江，于建邺（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的司马承祯先祖司马纮之兄司马雄就在东晋成帝时，因参与苏峻之乱而被诛杀。司马纮只得回归本宗彭城王之后。这些血淋淋的战乱，司马承祯虽未亲眼所见，但不可能不从先辈那里听到祖上的传说，血腥的史实不可能不在司马承祯内心埋下阴影，并深刻影响成年之后的价值取向。即使无法从先人那里获得传闻，司马承祯照样可以从南北朝的史籍中了解司马氏皇族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全过程。
  其次，两晋之后，历宋、齐、梁、陈、隋五代共200余年。唐李延寿所修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南朝梁沈约的《宋书》成书于齐永明六年（488）,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唐姚察、姚思廉修的《梁书》《陈书》、魏征主编的《隋书》均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这些史书的人物传中，作为显赫的皇族司马氏,仅司马褧、司马筠二人载入史传（《南史》），而且他们并不是司马承祯一系的。虽然,司马承祯祖父司马晟仕隋为“亲侍大都督”,而《隋书》中却找不到司马晟传或者附传。再说，司马承祯先祖司马楚之与司马休之、司马景之虽然在《北史》里有记载，且在北国功业显赫。但因他们在刘宋杀伐晋宗室时投奔了北方五胡中的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魏国,成为北归南人中被拓跋氏所用而声势显赫的汉族贵族集团。即便司马氏家族在北魏国拥有显赫地位，但毕竟寄胡人篱下，充当鲜卑族拓跋氏抬高统治门伐的符号而已,这一切毕竟无法掩盖皇家司马氏族的没落衰败。大厦的倾覆，士族的衰落已经无情地被历代史籍证实了,聪明颖悟博学多才的司马承祯自然会从历代的史籍里了解到这些令人悲伤的事实。
  再者，唐代从高祖开始继而唐太宗再到唐高宗,逐渐加大了崇道的力度。唐初年，唐高祖李渊推行儒道释并用方针，武德八年开始把道置于三教之首。
  唐太宗李世民本来贬道崇佛，贞观十一年（637）之后，崇道抑佛,基本奠定了唐王朝的崇道政策。“李渊父子自认其世系是‘起自柱下'，与其说是想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为了提高道家的地位，把道家钦定为他们的‘家学以适应在政治上打击山东世族的需要”①。司马承祯刚好出生于唐太宗确立崇道政策十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一年，成长于唐高宗朝，深受李氏王朝崇道政策的影响。
  上述三个外部原因，激发了司马承祯厌弃俗尘，淡泊名利的内心世界,使司马承祯不顾家人反对，前往嵩山学道。
  唐乾封二年,二十一岁的司马承祯,来到嵩山，师事潘师正，学其符箓、辟谷、导引及服食之术，习《金根上经》《三洞秘箓》《许真人行事》等。潘师正引为嫡传，曾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②从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适为四代。司马承祯成为陶弘景之后道教上清派第四代传主。唐崔尚称其“科箓教戒,博综无所遗,窈冥希夷,微妙谊可识。无思无为，不饮不食。仰之弥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弥深，湛乎其若海。其通才练识，赡学多闻，翰墨之功，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③。崔尚赞扬司马承祯对“科箓教戒''等道教的义理仪轨“博综无所遗，窈冥希夷，微妙谊可识可见,司马承祯的聪明好学，“通才练识，赡学多闻司马承祯离开嵩山的时间，新、旧《唐书》本传均无明文记载，愚以为司马承祯道成，即拜别师傅,但具体时间不确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辞去，遍游名山，庐天台不出”④。《新唐书》本传用一“辞”字。“辞''即“辞别”,“告辞”之意。“辞''字紧接前文，可见，司马承祯是辞别师父潘师正之后，才离开嵩山，也就是说潘师正尚在世时，司马承祯辞别师父，遍游名山的，并非“两《唐书》本传之说他（司马承祯）在潘师正去世（684年）后，便云游天下”⑤。笔者遍查两《唐书》司马承祯本传,均无发现有说“司马承祯在潘师正去世后便云游天下”的记载。
  再说，如果从唐乾封二年（667）入嵩山拜潘师正为师起，至潘师正去世(684)再离开嵩山的话，那么，司马承祯在嵩山学道时间长达十八年。学道时间竟达十八年，有点不可思议,也不合常理。愚以为，司马承祯学道成,与潘师正辞别，当在弘道二年(684)师父去世之前，离开嵩山而云游天下。倘若以司马承祯在嵩山学道十年左右,辞别师父去遍游天下的话,离潘尊师去世还有七年游历时间。当然，司马承祯也有可能在遍游名山的间隙，前往嵩山看望拜见尊师潘师正的。
  司马承祯辞别师父,遍游名山大川，王屋山、句曲山(茅山)、天柱山(浙江天目山支脉)、衡山、天台山、大霍山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当然,这种遍游不一定要连续不断地游，学道后期亦有可能短期外出游赏。应该说，纯粹游赏名山大川,不是司马承祯的目的，司马承祯遍游名山大川，为了与各地道友交流学道所得，吸取他人之长，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选择理想的修炼之所，以便自立门户。“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①。当然,遍游名山大川，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他后期系统整理洞天福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司马承祯选择了浙江天台山，隐居在天台桐柏山的玉霄峰、华顶灵墟。
  司马承祯止于天台山的具体年份史料亦无明示,“方外十友”的交游时间，胡旭认为他们“于光宅元年(684年，即弘道二年)至垂拱元年(685)的一、二年间,在嵩山、洛阳等地有过若干次交游，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号称'方外十友②。依据胡旭所言，光宅元年至垂拱元年司马承祯可能在嵩山，因为其师父潘师正仙逝于光宅元年。笔者以为，潘尊师去世前后,司马承祯很可能在嵩山协助处理一些善后事务,之后,继续遍游名山之旅,往东南名山游历,约于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止于天台山。
  因为武则天的召请是缘于司马承祯的闻名，而司马承祯的闻名不是一到天台山，或者到天台山一二年就会名声远扬的，须经历很长时间的艰苦的养生坐忘修炼,才能获得远近“闻名愚以为司马承祯的名声远扬约需十年时间的坐忘养练,修成真果,方有可能名声传扬到京城，武则天乃闻其名o假设司马承祯垂拱四年进入天台山，到武则天闻名而召请,正好约有十年时间。若垂拱元年(685)进入天台山，止武则天闻名而召，约有十余年。
  司马承祯止于浙东天台山，远离嵩山而隐居，当有自己的盘算，这其中原因可能是：一、感觉政局动荡。光宅元年（684）也就是潘师正仙逝这年正月一日，唐中宗即位，改元嗣圣。不久，武后废中宗，立睿宗，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元光宅。一年之中，帝王改换，年号就换了三个，这在司马承祯看来,政局有些动荡不稳。倘若政局动荡，嵩山处于两京附近，势必受到影响。二、嵩山虽是司马承祯学道之地，但离两京太近不适宜养心修炼。“先生早岁从道，始居嵩华，犹杂以风尘，不任幽赏。乃东入台岳，雅惬素尚，遂此建修真之所”①。徐灵府系司马承祯弟子薛季昌的徒孙,认为司马先生就因为嵩山“犹杂以风尘，不任幽赏。乃东入台岳''的。另外，司马承祯还有很深的天台山情结②。因此，司马承祯选择了远离两京地区亦即远离尘嚣的天台山修道炼养。
  司马承祯首先选择居住在天台桐柏山的玉霄峰。南朝梁陶弘景《真诰》谓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回八百余里，四面视之如一，在会稽东海际，一头亚入海中。金庭有不死之乡，在桐柏之中，方圆四十里，上有黄云覆之。树则苏玡琳碧，泉则石髓金精，其山尽五色金也。经丹水而南行,有洞交会,从中过，行三十余里则得。③又《天台山志》：玉霄峰，在县北三十里洞天宫上，重崖迭嶂，松竹葱蒨，且产香茅。前有双羌夹涧列焉。高门可百余仞，号小桐柏，台山之第三重也。④玉霄峰，乃桐柏九峰山之一峰，其余八峰是卧龙、玉女、紫霄、莲花、翠薇、玉泉、华琳、香琳。“九峰山，在县西北十五里，十三都，其峰有九。《徐灵府小录》云：瀑布寺前有九峰，盖台山之枝干，旧名九垄。王羲之与支遁游焉。唐天宝六年改九峰。神邕《山图》云，此尝创桐溪寺''①。
  玉霄峰，在天台县北35里，即洞天宫。重崖叠嶂，松竹葱蒨，且产香茅，两石门对峙如门扉，号小桐柏。宫后有块一丈见方地方出产的白茅，药效最佳,山中道士多秘惜之。唐皮日休有《玉霄峰》诗赞道：青冥向上玉霄峰，元始先生戴紫蓉。
  晓案琼文光洞壑，夜坛香气惹杉松。
  间迎仙客来为鹤,静唤灵符去是龙。
  仔细扪心无偃骨，欲从师去肯相容?②陆游曾主桐柏崇道观，有《玉霄峰》诗：予所领崇道观在天台玉霄峰下，旧有小阁，临官道旁。余得领玉霄阁，仍为诗云：竹舆冲雨到天台，绿树阴中小阁开。
  唤作玉霄君会否？要知晓吏按行李。③刚到天台山时，司马承祯曾把自己初居的地方取名为“澄碧”④。司马承祯亲自在玉霄峰玄坛上构筑庐舍，取名众妙台，“盖以篆隶八分三体写《道德经》于巨幢，置台上，故云”。徐灵府称其“初构天尊堂有五，虚其上三''⑤，意即司马承祯建造五座天尊堂（其中一座在华顶,一座在灵墟），并自号“天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传“主静去欲说”,弘扬上清道旨，扬名海内。
  《续仙传》称司马承祯“隐于天台山玉霄峰''⑥，《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司马承祯自称“天台华峰白云道士”,《天坛王屋山圣迹记》曰“住天台山紫霄峰”。“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二十九：'桐柏山在天台县西北二十五里。有紫霄、翠微、玉泉、卧龙、莲花、华林、玉女、玉霄、华顶九峰。上有桐柏宫。'又《天台山》条云：'旧志在（天台）县北三里。自县北二里神迹石起，历国清、赤城、桐柏，至于华顶，皆名天台。实一邑诸山之总号，”①。《嘉庆重修一统志》把“华顶”列入桐柏山峰，误，其实应为“莲花峰”,因为华顶不在桐柏范围。《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冲，司马承祯自署“天台华峰白云道士''，亦无错,因为司马承祯除了居住玉霄峰、桐柏观外,还居住在华顶、灵墟两处。
  司马承祯修炼时,专注勤勉,“司马子微初学仙时,以瓦砾百片,置于案前,每读一卷《度人经》,则移瓦一片于案下，每日百刻，课经百卷。如此勤苦，久而行之，位至上清,定箓太霄丹元真人”②。
  司马承祯在《山居洗心》诗中，表述了自己的心志,体现出司马承祯的坐忘理论。可以说，此诗开了后来天台山寒山子诗歌的先声。诗云：不践名利道，始觉尘土腥。
  不味稻粱食,始觉精神清。罗浮奔走外，曰月无短明。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逍遥此中客,翠发皆长生。草木多古色,鸡犬无新声。君有出俗志，不贪英雄名。傲然脱冠带，改换人间情。去矣丹霄路，向晓云冥冥。③此诗，《全唐诗》称其为道士司马退之所作。明释传灯把《山居洗心》作为司马承祯诗收录《天台山方外志》中。至于司马退之与司马承祯是否同一人,目前尚无定论。不过,从唐玄宗对道教的非常崇奉来看,如果司马退之亦是高道，那么唐玄宗势必会诏请司马退之进京求教修道以及治国方略，至今尚未发现有皇上召请司马退之的史料。愚以为，司马承祯与司马退之可能为同一人,不然，关于司马退之的史料记载不会如此之少。
  司马承祯在天台山凝神修道期间，亦可能外出云游传道，比如去南岳衡山，浙江天目山之天柱山。万岁登封元年（696）,司马承祯在南岳衡山，陈子昂曾拜会司马承祯，并有《别中岳二三真人序》记载。
  司马承祯名声远扬，周圣历元年（698）,武则天闻司马承祯之名，诏司马承祯至京都洛阳，问养生之道，降手敕以赞美。司马承祯将回天台山之际，武则天派遣麟台监李娇在洛桥之东设宴送行。
  按，李娇于圣历元年（698）任宰相，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之前任麟台监。当时，李娇与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等参与修撰《三教珠英》。李娇以文辞著称,与苏味道并称“苏李”,又与苏味道、杜审言、崔融合称“文章四友”,晚年更被尊为文章宿老。李娇有颂天台诗云:“蓬阁桃源两处分，人间海上不相闻。一朝琴里悲黄鹤，何日山头理白云。”①武则天派曾任宰相的李娇为司马承祯送行，可见司马承祯受重视的程度。
  “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②。从则天“闻其名”分析，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当有许多年份了，因为天台山远离京城，修炼之功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才能练出真功,获得令名,名声远扬，方使远在京城的武则天“闻其名”。
  司马承祯在返回天台山途径嵩山，为其师潘师正书《书潘尊师碑碣》。潘师正的墓碣《潘尊师碣》立于“圣历二年”（699）,署“雍州司功王适撰序，弟子中岩道士司马子微书''，碣文称武则天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③。
  返回天台山后，司马承祯不仅在玉霄峰修炼，还去华顶、灵墟修炼。华顶修炼处的堂宇，史料无载。灵墟一处建有思真堂（黄云堂）、玄神坛、炼形室、凤轸台、朝神、龙章阁等。
  对司马承祯所居的黄云堂及环境,唐徐灵府的《天台山记》记之甚详：先生早岁从道，始居嵩华，犹杂以风尘，不任幽赏。乃东入台岳，雅惬素尚，遂此建修真之所。《真诰》云：“天台山中有不死之乡，成禅之灵墟，常有黄云覆之。”此则其地也。故建思真之堂，兼号黄云堂。堂有小涧，南有岗，其势迥合，岗前有平地，立坛一级，用石甃之，名曰玄神。故先生《灵墟颂》云：“堂号黄云，以聚真气。坛名玄神，仰窥清景。”东为练形之室，吸引所居；南为凤轸之台，以吟风奏畅；西为朝神靖开启祈依；北曰龙章之阁，以瞻云副墨。卑而不陋，可待风雨；庄而不丰，可全虚白。坛前十步有大溪，发源华顶，东南流宁海界。又堂西十步有泉，其色味甘，可以愈疾。中间平地立别院，营大丹炉，修剑镜，并皆克就。长松十株，修行数顷，皆天师手植。①司马承祯还在灵墟黄云堂边的平地上，另建有别院一座，院里竖立大丹炉，用以炼丹,铸宝剑、铜镜,且“皆克就”。别院周边，有“长松十株，修竹数顷”都是司马承祯亲手种植。司马承祯于此炼丹、铮造宝剑铜镜、制作素琴等。
  《天台山记》又云：白云先生从灵墟至华顶两处，从来朝谒不绝。其上造天尊堂，并左右二室，开宝以延日月，朝食其光；皇龛以贮云雾，夕吸其气。堂前立坛三级，堂内有石像石磬，上有铁香炉并钟。北坛久为荒榛，近亦修开也。堂东一十步有甘泉，先生住经二十八载，频奉敕诏，先生多不就，有表云：“俗人贞隐，犹许高栖，道士修真，理宜逊远。”……今灵墟华顶，无复堂宇，唯余松竹，天气晴望见海水，碧色朕然，与天同光。若清真之侍，则三山十洲，仿佛而貌，云佩风笙，倏忽而闻。②徐灵府说司马承祯在灵墟华顶住了28年，当然，这28年间，司马承祯也可能外出,也会去桐柏观，因唐玄宗敕命司马承祯修复桐柏观,就是提供给司马承祯居住的。灵墟、华顶两处的堂宇，到徐灵府之时,已经没有建筑存在了。
  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令其兄司马承祎来天台山请司马承祯进京。承祯入宫后，赠送给唐睿宗铜镜、宝剑等。睿宗问以阴阳术数和治国之事,承祯一一对答，睿宗听后叹息道:“广成之言，即斯是也。”事毕,睿宗想留他在宫中。司马承祯再三请求返回天台山。睿宗乃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等物，朝中公卿百余人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三十首结成诗集,命名为《白云先生》，并作序言。
  司马承祯除于京中讲治国理身之事，曾到王屋山，居于上访院。
  是年，唐睿宗下诏，在桐柏山恢复桐柏观，建藏经殿，并“于天台山中辟封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断将捕者”。
  唐崔尚的《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并序》介绍天台山的神奇以及唐景云年间新建桐柏宫缘起，赞赏司马承祯在桐柏山修真养性“闻炼师之名者，足以激厉风俗;睹炼师之容者，足以脱落纷埃。以慈为宝，以善救物。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允所谓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奥不可测矣。”又云：是之谓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境，故立观,有初强名桐柏焉耳。古观荒废则已久矣，故老相传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后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坛址五六，厥迹犹在。洎乎我唐有司马炼师居焉。
  景云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观，盖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绥我国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临千仞之余，背阴向阳，审曲面势，东西数百步，南北亦如之。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树郁郁，四时并青。大岩之前，横岭之上，双峰如阙，中天豁开。长涧南泻，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悬流。望之雪飞，听之风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花树珠条可攀也。
  仙花灵草，春秋互发；幽鸟清猿，晨暮合响，信足赏也。始丰南走，云嶂间起。剡川北通，烟岑相接。东则亚入沧海，不远蓬莱；西则浩然长山，无复人境。总揽奥秘，郁为秀绝。苞元气以混成，镇厚地而安静。非夫神与仙宅，仙得神营，其熟能致斯哉！故初构天尊之堂，昼日有云五色，浮霭其上。三井投龙之所，时有异云气入堂复出者三，书之者记祥也。然后为虚室，以凿户起层台而累土经之，殖殖成之，翼翼缀日月以为光，笼云霞以为色。花散金地，香通元极。真侣好道，是游斯息。微我炼师，孰能兴之。
  炼师名承祯，一名子微，号曰天台白云。河内温人。晋宣帝弟太常尴之后。祖晟，仕隋为亲侍大都督；父仁最，唐兴为朝散大夫，襄州长史。名贤之家，奕代清德；庆灵之地，生此仙才。以为服冕乘轩者，宠惠吾身也。击钟陈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业，学神仙之事。科箓教戒，博综无所遗，窈冥希夷,微妙雀可识。无思无为，不饮不食。仰之弥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弥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练识，赡学多闻，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
  练师蕴广成之德，睿宗继黄轩之明，斋心虚求，将倚国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动也。我皇孝思，维则以道理国，协帝尧之用心，宠许由之高志。故得放旷而处，逍遥而游。闻炼师之名者，足以激厉风俗；睹炼师之容者，足以脱落纷埃。以慈为宝，以善救物。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允所谓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奥不可测矣。夫道生乎无名，行乎有精（一作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万物，故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为天下贵，况绝学无忧，长生久视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阶也。行道之阶，非山莫可，故有为焉！有象焉！瞻于斯，仰于斯，若舍是居，教将奚依？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玄门既崇，不名厥功。
  朝请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贾公名长源，有道化人，有德养物。常谓别驾蔡钦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颂，后代何观。乃相与立石纪颂，以奋至道之光。其辞曰：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临沧海，遥望蓬莱。漫若天合，呀如地开。烟云路通，真仙时来。顺我炼师，于彼琼台。炼师炼师，道入玄微。嗡日安坐，凌霄欲飞。兴废灵观，炼师攸赞。道无不为，美哉轮奂。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天宝元年太岁壬年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毗陵道士范惠趋等立。①唐玄宗开元初，司马承祯前往南岳结庵开辟道坛，先住位于岳庙北约一里之地，即南岳九真观北白云庵。“开元初，司马承祯字子微，自海山乘桴，炼真南岳，结庵于观北一里，目之白云。丞相张九龄屡谒之”②。又“降圣观,在九真观一里，旧号白云庵，司马子微修行处。因弟子王仙娇奏请，以先师庵为观。蒙降额亲篆，敕九真观薛季真兼住持”①。后在祝融峰顶建息庵,法从者甚众。
  开元九年，唐玄宗遣使迎请司马承祯入京都讲道。“上路时,司马承祯将桐柏观中300余卷的道经，随载于长安，编入道经总集《三洞琼纲》中（约占全集总数的12%）”②。司马承祯进京，被留于内殿。唐玄宗问以延年度世之事，并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司马承祯成为唐玄宗的帝师，居于长安景龙观。是年三月，唐玄宗置石柱于长安景龙观，令司马承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老子《道德经》。因为敕命，司马承祯可能随唐玄宗返东都洛阳。
  利用进京面呈之机，“开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上言：‘今五岳神祇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上奇其说，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③。
  当时,唐玄宗有否同意建造,史料记载均比较含糊。
  笔者愚见，唐玄宗尽管礼待司马承祯，但当时玄宗并未首肯，直到开元十五年才同意建造五岳真君祠。何以直到开元十五年才同意建造？详见后文。
  开元十年，唐玄宗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时，司马承祯又坚辞请求返回天台山,唐玄宗赋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送之,且赏赐甚厚。
  司马承祯回天台山后，对桐柏观大加整扩。其所建的“天尊之堂”,常常“有云五色，浮霭其上”,堂前立坛三级，堂内有石像石磬，还有铁香炉及钟。堂东十步有甘泉。对此,《天台山记》有载:“初构天尊堂有五，虚其上三,而良吏书之，以记祥也''④。“重建葛仙公修真过的桐柏观，是针对佛教界批判《灵宝经》思潮的。司马承祯奉命再建桐柏观、并且坚持在桐柏观修炼，说明司马承祯是肯定《灵宝经》思想的。从敕命重建桐柏观也可以体会到唐王朝对《灵宝经》思想的认同,唐代道教是在《灵宝经》思想指导下运作的”⑤。
  司马承祯对天台山情有独钟，友人宋之问的《送司马道士游天台》诗说司马承祯是“蓬莱阙下长相忆，桐柏山头去不归”o开元十一年，唐玄宗再次召请司马承祯进京，“诏云：虽阻彼怀，宜从此旨。请断来表，无或二三。开元十一年，玄宗皇帝追入内''①。徐灵府所记“无或二三，，四字，表明唐玄宗敕命之急之要之不可违。“或”，即“惑”，“无或”，即不要迷惑,别疑惑之意。故徐灵府《天台山记》用了一个极少用于皇帝敕命的“追”字，或许徐灵府当时有可能见过敕命，从字里行间读出了玄宗之意，故云“开元十一年，玄宗皇帝追入内朱越利认为“'开元十一年'为'开元十二年'之误,估计是抄录或刊刻时少掉一笔所致。……唐卫凭《贞一先生庙碣》讲述司马承祯第二次被唐玄宗诏见前的历程曰：'而后游句曲，步华阳之天;栖桐柏，入灵墟之洞;寻大霍,采金瓶之实;登衡山，窥石虞之秘②。对于朱越利的判断,笔者不敢苟同，何以一定要“'开元十一年'为'开元十二年'之误”,而不能有“'开元十二年'为'开元十一年'之误”呢？有可能“开元十一”是正确的呢？再则,《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所记亦有商榷之处：一、“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仍于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之''③。阳台观,还未置，不可能先有阳台观名字。二、司马承祯去王屋山是先有中岩台，还是先有阳台观?一般地，司马承祯去王屋山，必须先有居所，不可能在建阳台观的地方搭个帐篷住宿，事实应该是阳台观未建成之时，司马承祯在中岩台地方修炼,才合情理。而《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说“师以王屋小有之天，总真之府，景气幽钦，神祇会昌，翎吾道苟行，奚适不可。翻飞投足，遂有终焉之志。更于观之乾维高丘之午穷极绝界，得中岩台”④，此段文字说的是司马承祯得中岩台在阳台观建成之后，恐非若是。实际上，司马承祯在王屋山中岩台修行游息之所远早于阳台观的建成时间。三、司马承祯在天台山修炼长达四十年左右，而在《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中仅“栖桐柏，入灵墟之洞”,“及移台岭，则东壁泉涌”,两句话共十七个字，且不说撰者对天台山的偏颇。如果卫凭是司马承祯弟子的话,应该相当了解师父的行踪。可是，《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庙碣,关于司马承祯89岁的人生，仅三个数字涉及到行程:“年21始服巾褐”,“开元十二年”,“乙亥夏六月十八日''，一些关键性的节点均无记载。
  卫凭说:“开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禩，思接万灵。动湃水之驾,奖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①极有可能是,唐玄宗敕命司马承祯于开元十一年进京,意在为“修明庭之禊”而用。
  但是，笔者查阅《旧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书，并无开元十二年有所谓“天子修明庭之禩”的记载。《旧唐书》仅言“冬十一月庚申，幸东都，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②。只是开元十二年十二月唐玄宗颁布《封泰山诏》云:“是以敬承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永言陟配，祗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尊故实，有事泰山。”③开元十一年，倒有南郊祭祀活动，玄宗于九月颁有《开元十一年郊天制》，再颁《开元十一年南郊赦》④。《新唐书》亦载“（开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大赦”⑤，而开元十二年并无“天子修明庭之禩”之类的记载。故仅以卫凭所言,难以判断徐灵府“开元十一年，玄宗皇帝追入内”之说有误。因为卫凭的《庙碣》所记司马承祯的事迹先后颠倒，令人置疑。
  因厌倦都市嚣喧,鄙视功名利禄，司马承祯又辞请回天台山。开元十二年九月自京返回，途径江苏句容茅山，为纪念祖师公茅山高道贞白即陶弘景撰写了《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一文，高度评介了陶弘景对道教方面的贡献。文云：大哉道元，万灵资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测；其生成也，氤氲可知。若夫禀习经法，精思感通，调运丹液，形神炼化，归同一致，举异三清。
  自古所得，罕能尽善，兼而聚之，鉴而辩之，静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实惟贞白先生欤！盖特禀灵气胎息，见龙升之梦，卓秀神仪。骨录鹤仙之状，心若明镜,洞鉴无遗。器犹洪钟，虚受必应。是以天经真传，备集于昭台；奥义微言,咸诀于灵府。纂类篇简，悉成部帙。
  广金书之凤篆，益琅函之龙章。阐幽前秘，系蒙后学。若诸真之下教,为百代之明师焉。睹先生写貌之像，则道存目击；先生著述之义，则情见乎辞。纵逾千栽，亦可得之一朝矣。
  至于思神密感之妙，炼形化度之术，非我不知，理难详据。敬以修身德业，受书道备。按夫科格，固超真阶。命分殊途，显默异轨。应从解景，不事登晨。冥升上清，不可得而测识者矣。然隐几云化，虚室仍存。代剑未飞，阴丘尚闭。道尊德贵，终古不渝。披文相质，乃今无睹。朝代累革，山世转睽。永怀仙烈，久增诚慨。
  子微将归衡岳，暂憩茅山，与诸法义，聚谋刻石。邵陵撰制，美具当年。今以书勒，言全往行。因运拙笔，聊述真猷。纪于碑阴，式昭年世。①从“子微将归衡岳，暂憩茅山，与诸法义，聚谋刻石”来看，司马承祯暂住茅山并非前往京城去参与明庭之禩,而是准备去南岳的。
  开元十三年，司马承祯出游南岳衡山路过江陵，李白闻讯专程拜访司马承祯，呈上诗文请其批阅。司马承祯见李白器宇轩昂,举止不凡,十分欣赏,看了诗文,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②。
  宋苏东坡的《水龙吟》词,写的就是司马承祯云游四海，隐居天台山修道，李白江陵遇司马承祯等事。《水龙吟》词及序云：……李太白作《大鹏赋》云：“尝见子微于江陵，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元丰七年冬，余过临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颜清澈,如二三十许人，然人亦有自少见之者。善吹铁笛，嚓然有穿云裂关之声。乃作《水龙吟》一首,记子微、太白之事，倚其声而歌之。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举。
  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
  向玉霄东望，蓬莱晻霭,有云驾、骖风驭。
  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
  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
  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
  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①开元十三年下半年，或者开元十四年春,司马承祯返回天台山。
  开元十五年，司马承祯已经80高龄。唐玄宗再次诏请司马承祯至京，以天台山幽远，加上司马承祯年事已高,迎请不方便等理由，命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居之。司马承祯再次请求在五岳各立真君祠一所。
  《旧唐书》载：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祯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相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②唐玄宗从其所请。真君祠内的神像以及典章制度均由司马承祯按道经推演，创意为之。
  司马承祯居住在王屋山的小有洞天,杜甫有诗赞道:“万古仙坛景，潜通小有天。名山人实赞,福地语真传。气象乾坤上,根元宇宙先。国朝崇圣迹，道法普周全。”③司马承祯在王屋山“于观前之朝维，高丘之午，穷极绝界，得中岩台，上直天坛，下缭长阜，巨木圆抱，鸣溪中流。每养龙大谷，相鹤中峰''④，言司马承祯久居深山，精修善养，童颜鹤发。
  居住王屋山期间,为五岳真君祠创意像设形制，并制作壁画等。司马承祯在卢氏山密崖还有题字。金章宗时元好问记载：明昌末，卢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题字云：“道民天台司马承祯过。”字大入如尔盌，墨色光莹而紫。予过中岩，谒白云先生相，碑载承祯葬松台，因有诗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见密崖。为问松台千载鹤，白云何处不归来?''①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他的意思是：司马承祯当初不忘天台山，将山名与自己的姓名一起醒目地题写在密崖。如今，我元好问倒要请问长眠于松台的司马承祯，无论白云飘游到哪里都一定要归来吗？开元二十三年，司马承祯以89高龄卒，葬于王屋山西北之松台。玄宗亲撰碑文，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贞一先生宋政和年间，司马承祯被封为丹元真人。元刘大彬赞曰“至神合虚，应物无迹。强名坐忘，销尔尘质。高风华林，旭日丹台。蓬海无师，归求天台''②。
  司马承祯多才多艺,工于隶、篆,法书自为一体，美名“金剪刀书玄宗请以三体书写《老子》，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
  司马承祯深谙音律。唐玄宗推崇道教,诏令朝臣和高道制作道乐,司马承祯为此创作了《玄真道曲》传于世。
  《全唐诗》仅录司马承祯《答宋之问》诗一首。
  司马承祯工冶炼,好铸剑，他将自己在天台山铮造的铜镜、宝剑送给唐睿宗和唐玄宗，深受赞誉。
  司马承祯著作很多，有《坐忘论》《修真秘旨》《修真秘旨事目历》《修身养气诀》《服气精义论》《采服松叶等法》《洞玄灵宝五岳名山朝仪经》《洞天福地天宫地府图并序》《上清含象剑鉴图》《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太上升玄经注》《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素琴传》《天隐子》等等。其中《坐忘论》为其代表作。
  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自成体系,成就了道教天台仙派（上清天台派，南岳天台派），为日后天台山道教的兴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道教的修炼和北宋理学“主静去欲”理论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道教著作以及前人的道经一起收入藏经殿内，这就是桐柏道藏的雏形。如张敬梅所说：天台山时期是司马承祯道教思想发展的晚期。这既是司马承祯道教思想的成熟期，又是他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其代表作《坐忘论》与《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这一时期的著作更加关心道性与心性问题，将《庄子》的坐忘思想与天台佛学的止观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别具特色的修道理论。①

①今河南焦作市温县招贤乡安乐寨。西周时，这里为苏国中心;汉封河内郡，名曰“孝敬里魏晋时，司马懿、司马昭曾在此设招贤馆，后改名招贤，又名安乐宫;明代改名安乐寨。 ②（唐）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道藏要籍选刊》第七册，第531页。 ③（后晋）刘晌《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第3487页。 ④（唐）崔尚《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并序》，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三百四，第1365—1366页。 ①《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并序》，《全唐文》卷三百四，第1365—1366页。 ②《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第3487页。 ①张成权《道家与中国哲学·隋唐五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②《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第3487页。 ③《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并序》，《全唐文》，第1365—1366页。 ④（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司马承祯传》，中华书局，第4307页。 ⑤潘晓音《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学术月刊》1992年第4期，第42页。 ①《新唐书·司马承祯》,第4307页。 ②胡旭《方外十友与盛唐文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25页。 ①（唐）徐灵府《天台山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卷五十，第256页。 ②详见“司马承祯的天台山情结”一章。 ③（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十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262页。 ④无名氏《天台山志》，《道藏要籍选刊》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66页。 ①（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形胜考》卷二,百通香港出版社据光绪甲午年佛陇真觉寺原刻印本,2001年，第7页。 ②《天台山方外志·文章考》卷二十八，第11页。 ③同②。 ④吴受堀辑释《司马承祯集》卷十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4-226页。 ⑤《天台山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卷五十，第254页。 ⑥李剑雄译注《列仙传全译续仙传全译》卷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①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53页。 ②《司马承祯集》卷十一，第244页。 ③《天台山方外志·文章考》卷二十七，第2页。 ①《天台山方外志·文章考》卷二十八，第11页。 ②《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第3487页。 ③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85页。 ①《天台山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卷五十，第254页。 ②同①。 ①《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并序》，《全唐文》卷三百四，第1365—1366页。 ②（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道藏要籍选刊》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 ①（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道藏要籍选刊》第七册，第172页。 ②赵子廉《桐柏仙域志·人物传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③（宋）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中华书局,2017年，第877页。 ④《天台山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卷五十，第254页。 ⑤［日］神壕淑子著《司马承祯与天台山》，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哲学），1995年1月，第94页。①《天台山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卷五十，第254页。 ②朱越利《解读司马承祯传记》，《中国道教》2016年第5期。 ③（唐）卫凭《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全唐文》卷三百六，第1373—1374页。 ④同③。 ①（唐）卫凭《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全唐文》卷三百六，第1373-1374页。 ②《旧唐书·玄宗本纪》，第125页。 ③（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六，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338页。 ④《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六，第343页。 ⑤《新唐书·玄宗本纪》，第82页。 ①（唐）司马承祯《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柳大彬编《茅山志·录金石》第十一篇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第319-320页。 ②（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页。 ①《苏东坡全集》卷四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1148页。 ②《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第3487页。 ③（唐）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道藏要籍选刊》第七册，第533页。 ④（元）刘大彬《茅山志·上清品》第六篇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2页。 ①(金)元好问撰，常振国点校《续夷坚志》卷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 ②《茅山志·上清品》第六篇卷七，第202页。 ①张敬梅《司马承祯道教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