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早在清代中期，台州的士林中，就已经形成了搜奇稽古的风气。宋世荦（１７４５—１８２１），字卣勋，号确山，临海人。他在任陕西扶风知县时，就体现了这种搜奇稽古的雅好。扶风古来都会，碑碣如林，宋氏与同乡彭玕常至各处访碑，临摹拓印，装订成册，并加题跋，以资考证。宋氏为官廉洁，爱好高雅，平日里除诗文之好外，还喜欢收藏古籍金石。道光六年因病隐退时，有藏书万余卷，还有一些金石鼎彝，其中包括在关中购得的《大唐故冠军大将军代州都督上柱国许洛仁妻襄邑县君宋氏夫人墓志铭》一方，和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购得的《大唐故清河张夫人墓志铭》一方。回乡之后，他闭门授徒，同时也继续搜集地方文献和金石鼎彝，他的藏书楼命名为“古铜爵书屋”，表明了他的志趣爱好。宋氏之子经畲，字心芝，嘉庆十八年拔贡生。他工书，兼精篆刻，又癖嗜古砖，自吴建衡以下，迄至明，得三百余种，编次成集，详加考订，题曰《砖文考略》。
  临海著名学者洪颐煊，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他的藏书多“世所罕见”之本， 而且多抄本。洪氏还建有小轩三间，专门收藏金石书画、碑拓砖瓦。藏书楼遭劫时，法书名画之类因另室庋藏，得免于劫。项士元曾作《小停云山馆金石书画过眼录》，从中可以窥见洪氏所藏文物之一斑。其中金石文字拓本，综凡５册，２７５件；钟鼎彝器款识拓本５册，共１６３种；钱王铁券摹本１册，摹拓甚精；历代泉币拓本，凡１４册；明代名人尺牍真迹６册，共１０５通；明贤墨迹２ 册，共５２通，等等，数不胜数。
  郭协寅（１７８７—　），字沧洲，别字石斋，自号八砖居士，晚号清潭逸叟，临海人。诸生。博学嗜古，好聚书，也好古砖，凡遇石刻，即使穷谷深山，也必摹拓之。郭氏藏书处初名“传清”，后改“古菇阁”，后因喜藏古砖，得砖八块，又改名“八砖书库”，它建于临海灵江上游的永安溪畔。郭氏又喜藏古钱，曾将家藏以及洪颐煊所藏的古钱，始于汉孝文之半两，终于明崇祯，以及其它杂钱，凡二百五十三种，摹拓成图，名曰《钱荟》。
  晚清时期，台州的士子重视金石之学，雅喜搜奇稽古，士子文人日常中喜欢收藏古砖碑版、青铜彝器，成为一时风气。早在蒲华未到台州前的几十年间，这一风气就已经形成，吸引了当时著名的书画篆刻家、金石僧六舟云游来台，结识了台州一些著名学者、书画同道，其中与洪小筠、宋心芝、宋经畲、陈一夔、陈家寅、郭翰等过往甚密，至今在台州留下了几方篆刻作品。他与郭翰的交谊似乎最密，曾数客其家，诗文酬唱，并为郭翰治印，今尚存四方。郭翰，字楚相，号即山，《台州府志》《临海县志》皆有传。清监生，工书法，为台州著名书法家，求书者户限欲穿，太平黄濬以“寿铁”匾其家。同时张英元赠诗有“笔力追盛唐，婀娜露遒劲”之句。六舟为郭翰镌刻的印章，可见者有：朱文姓名印“郭翰”，款题：“仿秦朱文法，六舟篆”；白文印“即山书画”，边款：“道光六年天中节前一日，六舟作”；白文印“唐石山房”，边款“即山大兄淄上获得唐刻题名残石，即名其额。癸巳九月九日，六舟记”。
  蒲华到台州后，士子们的搜奇稽古之风，仍较炽盛。临海黄瑞，“性好古， 工篆刻，兼好搜聚乡邦文献”，黄瑞当年在课读于临海洪氏小停云山馆时，“馆中所藏金石书画及清代名儒手迹，悉为玩览，间加札录”。后来黄瑞在所居南溪之滨，建有“秋籁阁”，辟有文物室，专藏碑拓金石。可惜，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临海发大水，“阁中原藏金石拓本及古砖甓甚多，水后拓本无存，古砖皆埋于颓垣荒垄间，间有残拓亦蠹蚀鼠啮随之”。黄瑞在金石书画方面的贡献很大，所著有《台州书画识》十卷、《台州金石录》二十四卷、《临海金石考》四卷、《钱忠王懿金涂塔考》二卷、《台山访碑录》二卷、《两浙访碑录》、《述思斋金石稿》若干卷、《砖录》五卷、《全浙访碑录》六卷。
  临海叶书（１８４７—１９０８），字伯丹，又字寿彭，号鹤帆，堠山（今临海市大石下湾）人，廪贡生，民国《临海县志·文苑》有传。叶书倜傥嗜古，负意气。厌弃帖括，聚书博览，于乡邦文献搜罗颇富。其藏书处，多有清代名家手迹及金石拓片。他又酷好金石，断碑残碣，即使深山穷谷，也摩写殆遍。叶书曾参与编纂光绪《台州府志稿》的金石、古迹部分，所著有《台州金石考》九卷、《临海金石志》三卷等。在１９３６年“浙江文献展览会”上，叶书的后代提供了画册和古砖十余种参加展览。新中国成立后，临海大石区公所还搜集到叶书“荫玉阁”旧藏书籍４箱、杂书４担、字画２０余幅。
  蒲华好友许宏通（１８５８—？），字达旉，号兼善，庠生。从学于叶书，性好古， 也喜藏书，藏书处为“小石室”，“小石室”所藏，多从叶书的“荫玉阁”藏书迻录。
  许氏藏书编有《临海许氏小石室藏书目录》一卷，中有不少罕见之本，如清天台华的《名山藏副本》初集二卷、二集二卷。
  临海冯笛民卒后，蔡篪有诗悼念，其中有“飘零风雨石碑字，寂寞山河铁券文”之句，在“飘零风雨石碑字”下，作者有原注：“郡城天后宫有周伯琦碑， 吴颂孙阁学按台尝搜吾台金石甚夥，独不得此碑，笛民藏有旧拓甚佳。”在“寂寞山河铁券文”下，又有原注：“笛民家去岭外钱氏家甚近，向属拓铁券， 君言剥蚀已甚，不可拓，拓装匣乾隆御制诗贻余。”可见冯氏对收藏金石碑拓的挚爱。
  蒲华自己也是一个雅好古玩的人士。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小阳春，蒲华来到太平文士林爵家的“亦足园”，画《四季瓶花图》，题云：“洛浦仙姿写未工，鼠姑含笑隔帘栊。平生但愿花长好，安得官梅四季红。乙丑小春，写于亦足园并句。” 蒲华又在画中的花瓶上题：“龙泉窑瓶，俱用绿宝石髹。予在横湖应氏所见，长一尺半有余，底晕丹砂，形如截竹。惜今已残剥，图此志古。华又记。”①蒲华与台州当时的这些搜奇稽古之士，多有交往。初到台州不久的同治五年五月，蒲华就与黄瑞订交，他为黄瑞的秋籁阁题联：“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蒲华自己也是喜欢搜集古物之人，喜蓄琴，他曾命名自己的斋号为“九琴十砚楼”。因此，他与台州晚清喜欢搜奇稽古的同道，心灵上就多了不少相通的地方。１８６６年秋，他不但又为黄瑞的《秋籁阁印谱》题诗：“千秋文字勘金石，一片仙心自古今。久历冰霜成铁骨，他山攻玉更情深。”又为他绘《秋籁阁图》。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蒲华对当时士林中的搜奇稽古之风，颇为赞许，也从更高的文化、精神境界看待这一事业，认为那是事关千秋文字的胜事， 黄瑞等士子的卓越才情，足堪贯穿古今。蒲华与搜奇稽古之士许宏通也是挚友，曾客居许家，并为之作《松阴勘书图》，又赋诗相赠，有《赠许达旉》：“大石山翠扑书几，修竹座中兀佳士。琳琅万轴真可喜，试作百城南面观。有福读书期卓尔，千秋高志空山里。况复搜罗周远迩，抱残守缺良有以。元亭问字许停履，他时放棹中流水。”蒲华在诗中也是高度肯定了许氏的搜罗古书古物的千秋高志，认为他是一位卓越特出的佳士，期待着与他放棹中流，探讨学问。诗作感情真挚，体现了两位具有古风的高士之间的精神上的高度契合。
  金石、书画、琴瑟等古物，从某种角度讲，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搜奇稽古，不但是寄托高雅情趣的需要，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延续民族文化的遗产。
  台州的士子和蒲华一样，在搜罗、收藏古物上，都心有灵犀，许为同道，不但时相共赏，还在朋友收藏的古物上作铭，以示友情和志趣。蒲华与王咏霓堪称同道挚友，王咏霓曾为蒲华收藏的九琴之一上题词作铭：“德愔愔，孰禁尔。云傍山，月在水。光绪壬辰七月，为作英铭。咏霓。”铭文隐隐寄托了知音间的高山流水之志。又据王咏霓《函雅堂集》卷三十四，王咏霓又为蒲华的九琴之二作铭：“秋涧泉，雪夜钟。玉壶冰，万壑松。谁大和者，海天一龙。” 蒲华的斋号取名“九琴十砚楼”，可见其平日收藏古琴之富。细味其斋名， 也考察其收藏古琴的雅好，或能略窥蒲华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志趣。我们知道， 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深厚意蕴的乐器。台北书院山长、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林谷芳先生认为：“以乐器契入中国，解码的钥匙首先在琴。谈乐器与特殊生命角色的连接，琴不作第二人想，它是文人音乐的代表，文人在此所示者为山林之志，琴乃直接等同于高士。”在这里，他明确告诉我们，琴在传统文化里往往代表着高士形象。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一诗写道：“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写的是琴声所带来的高逸旷远的音乐效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涤清俗虑、情融山水的高士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琴的高士形象的还有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中一个孤高隐逸的高士形象呼之欲出。琴之为乐器，其完成大体在六朝。六朝是道家思想勃兴的时代，身处乱世，文人淑世理想既不得实现，转而寄托山水，琴因此也转换了角色，从儒家讽诵寄情、进德修身之用，转而为纵浪大化、放情山水之依。蒲华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他本亦有儒家的济世之志，但出身的低微、性情的不羁，决定了他的淑世情怀不得发挥，所幸的是他有艺术之雅好，更有林泉之志，可以充实人生。一言以蔽之，如果联系了蒲华的平生遭际和性情志趣，他与台州晚清诸多士子一样，喜欢搜奇稽古， 就不足为奇了。他在搜奇稽古一途更是雅到极致，但凡古雅之琴（还包括古砚），他若经济条件许可，则尽力购进。斋号“九琴十砚楼”，很可能就是收藏的实际情况，或者也是一种收藏境界的向往，更是喻示自己的生命志趣。王咏霓堪称蒲华的人生知己，他为蒲华收藏的九琴之一、之二上所作的铭文中有：“德愔愔，孰禁尔。云傍山，月在水”，“秋涧泉，雪夜钟。玉壶冰，万壑松。谁大和者，海天一龙”，略加赏识，即可体味到古琴所蕴含的高士高远清逸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