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晚清时期，或者更具体地说，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正面临着天崩地裂式的大变局，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代。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此后的十余年，清政府虽然渐次经历了入主中原以来未曾有过的屈辱，一些有识之士虽然也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整个社会并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危机，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缓慢地发展着。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国人再也无法继续闭眼沉浸于往日的辉煌中。这前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再一次展现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巨大能量， 使一个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更加内忧外患。
  在这个大剧变的历史环境中，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许纪霖的说法，呈现着两种时代：在一个时代里，前人早已铺下了社会运行的平稳轨迹，清扫了驶向既定目标的脚下路障。人们仿佛被一个与生俱来的、悄无踪影却又无所不在的“命运”指点着、操纵着、摆布着，机械地重复着前人的脚印，走向约定俗成的人生终点。……他们的生命、文化连同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是统一的、和谐、完整的。他们无须选择现实，现实也不容他们选择。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有条不紊地运转着、行进着…… 在另一个时代里，维系整个民族生存的“命运”支点蓦然间粉碎了，消失了。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断层空间。
  社会越出了既定的运行轨迹，生活失却了原有的价值准则。到处是动荡、无序、混乱和不平衡，到处是脱节、错位、反差和不协调……人们的灵魂也被撕成了两半，他们失却了自信和安宁，他们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迷惘、踯躅、徘徊。① 思想史研究的大家葛兆光先生在一些无意识的史料中，比如官方的实录、私人的日记、不作历史记录的诗歌等等文献中，重构晚清时社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普遍风景时，发现尽管有不少知识精英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渐渐渗入的欧风美雨中感到了一丝不可名状的寒意，因而心中始终有着迫力和压力，但是他同时发现： 当时的大多数人们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当然更不见得有非变不可的心理紧张。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虽然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变，但人们的知识与经验似乎还在传统的轨道上依照惯性缓缓滑行。② 他又以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的京城为例，向我们娓娓道来：正月，翁同龢照例给年轻的光绪皇帝上课，这一天他讲的是“孔颜乐处”，当先生的根本不管皇帝未来的需要，只是按照理学的公式开讲“一箪食一瓢饮”，压根儿没去想钟鸣鼎食的皇帝到底不会像颜回那样居陋巷，而皇帝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任凭这位鸿儒讲他的理论发他的感慨……此外，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们忙里偷闲，还要给一些割肉疗亲的、夫亡殉节的人写出表彰的诏令。总之，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都还在传统的轨道上正常地运作，并没有多少人感到异常③。
  当时京城的大臣、文人、清客们的日常生活情景怎么样？光绪三年三月， 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他们集会踏青，享受着公事以外的闲暇，心情轻松，“读画亦奇事，清谈得暂闲。陶然亭周遭，水波不兴，那些占尽了中国文化气脉的文化人依旧在做三件事：徜徉山水寻僧访道，吟诗作画校书读帖，会客应酬看戏聊天。相当多的文化人还在传统的生活轨道上继续着自己的活动，所以，尽可以风流儒雅地去唱酬去闲游，领略敦厚乡风”①。上述所说的这种平静和自得，确是那一代士子的普遍心境。
  葛兆光先生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如实描述，意在批判当时整个国家一代士子处在大变局的时代，面对西洋思想汹涌而来的时候，集体地处于一个毫无防备的心理状态中。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当然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史学家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陈寅恪先生所论的着眼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笔者以为，对一切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的研究，都应该具有这样的态度，盖研究古人，往往需用双视角，一则以今日之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一则依当日之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前者即“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之谓也；后者即对古人“了解之同情”，二者不可偏废。
  晚清时期的士子们（当然包括同时期的台州士子们），虽然或为官宦，或为乡绅，或为幕僚、清客，但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既然上至皇帝大臣、公卿巨子的上位人士，大多还是按照旧有的生活轨迹宁静平稳地生存，这些处于社会底层或偏僻乡野的士子也更加地只能按照传统的方式过着青衫落拓却又风雅无限的生活。
  这里笔者先以寓居台州三十年的才士蒲华为例，展示一下他在台州城乡的物质生活情景。

①许纪霖：《无穷的困惑》，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１页。 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９５页。 ③ 同上。 ①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４９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