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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１］。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２］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 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３］，甚者缘间而起［４］，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５］，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６］。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子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 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 以溷［７］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纲罗捃摭［８］，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９］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 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１０］，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
  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
  且夫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可也。今贼［１１］突窜山谷，以计求之，庶或可得。顾劳重兵，彼方惊散，入不可踪迹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而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数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众，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许其复业。今附籍矣，而又复迁徙，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 赋税增。今责守令年增户口，正为是也。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而其心犹不自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祇侯，讹言惊动，不知所出。况太原诸郡，外界边境，民心如此，甚非安边之计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存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
  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凤阳屯田之制，见在居屯者，听其耕种起科。已起户口、见留开封者，悉放复业。如此则足以隆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始称富庶。盖天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谓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１２］，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臣愚谓天下之趋于治，犹坚冰之泮也。冰之泮［１３］，非太阳所能骤致，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得以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熙。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空言也。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末也。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听讼谳狱， 其一事耳。今专以狱讼为要。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宣导风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脏吏、决一狱讼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风宪未审轻重之失也。
  《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论其秀士而升于太学曰俊士， 大乐正又记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之详若此，故成周得人为盛。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洗历代举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选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谙时务， 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臣恐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昔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为求治太速之过也。
  昔者宋有天下盖三百余年。其始以礼义教其民，当其盛时，闾阎里巷皆有忠厚之风，至于耻言人之过失。洎乎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国，其本不立，犯礼义之分，坏廉耻之防。不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虽老儒硕臣甘心屈辱，此礼义廉耻不振之弊。遗风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谓莫若敦仁义，尚廉耻，守令则责其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庶几得矣。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须令在学肄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办事，以观公卿大夫之能，而后任之以政，则其学识兼懋，庶无败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觊觎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岁月，则阴阳调而风雨时，诸福吉祥莫不毕至，尚何天变之不消哉？ 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
  先是，伯巨将上书，语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 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其意盖谓分封也。然是时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尽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屡奉命出塞，势始强。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
  叶伯巨传略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南宋末右丞相叶梦鼎四世孙。少颖悟，好读书， 有奇才。为人耿介，不能藏人之短。人知其无恶意，亦不以为恨。洪武初，以邑庠生入太学，后授平遥县学训导，待诸生如子，诸生亦敬之如父兄。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朱元璋因“星变”（天象异常）下诏求言，伯巨奋然上书言三事：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其中于分封太侈之害，论述尤详。伯巨以为，以千里之国，封未达事之王，无事则易为骄佚，有事则易为僭乱，有“尾不大掉” 之危，并引用西汉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为佐证，建议朱元璋对诸王“减其兵卫，限其疆理”，语甚恳切。朱元璋阅书后大怒道：“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 吾手射之。”不久，伯巨被逮至京，丞相乘朱元璋高兴之时，奏下刑部狱，伯巨死于狱中。当伯巨上书之时，诸王仅建号而未裂土，至洪武九年，燕王屡奉命出塞，势渐强，后遂有“靖难”之变，人乃知伯巨有先见之明。著有《叶居升奏疏》。
  郑士利　郑士元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 御史台已谳［１］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２］，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
  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３］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 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 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书成，闭关逆旅［４］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 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郑士元　郑士利传略郑士元（１３３４～１３８０），字好仁，宁海人。学识渊博，刚直尚气节。洪武四年（１３７１）中进士，任河南怀庆府同知。初到任，户籍仅三万家。士元平赋役， 禁奸吏，安抚居民，招徕流寓，越三年，户籍增十倍。河南诸路军卫所用之盐， 原由当地百姓运送，民不胜其苦。士元改由军卫自理，军卫挟势不让，诉中书省。士元仍坚持，分辩道：“吾郡民寡事烦，与各府异。使为军运盐，尽驱吾民父子兄弟，接踵河东犹不给也，其何以为生？且设军以卫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骄卒？”军卫见士元不可屈，皆举手道：“请如同知，议民称便。”怀庆百姓遂免运盐之苦。
  后升湖广按察使司佥事。原荆州、襄樊士兵多乘战乱抢劫民女。士元赴任，百姓哭诉马前，即召集诸军卫査问，将所掠民女尽释还家。后至陆安，囚犯有称冤者，索卷细査，果有差错，虽已上报御史台，士元仍复奏释其冤。御史大夫以其阻梗此案，怀恨在心。洪武九年，“空印案”事起，御史大夫唆使怀庆府吏诬陷士元，无法分辩，自诬服罪。出狱后充役江浦，卒于京师。著有《武昌集》。
  士元之弟士利，为人狷耿。其兄以“空印案”入狱时，士利欲借朝廷下诏求言之机进谏，为“空印案”辩诬。又顾诏中有“假公言私者罪”一语，叹息道：“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作书千言，谏陈数事，而于“空印案”尤详。书成，闭门哭泣数日。侄问其故，士利道：“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言切而语直。帝揽书大怒，擒士利，并责令丞相御史查究指使者。士利笑道：“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与兄士元皆发配江浦。永乐年间起用为翰林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