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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翼曾经这样评述，“若就江湖派本身的意义说，在宋诗里面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和地位。只论这三位诗人（指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引者），其成就似乎远在永嘉四灵的上面；尤其是到了南宋这个时代，他们怕要算是最值得珍视的第一流作家了。”①前者过于苛刻，这种全面否定的观点并不切合江湖诗派的创作实绩；后面的话语还较为通达，拈出刘克庄、戴复古等人，给他们寻找历史的定位。
  总之，在南宋中晚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戴复古为后人贡献了独具特色的佳作，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特异风貌，卓立诗坛。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戴复古也许并不是人们所极力推许的天才，但通过自身几十年的努力，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丰富的审美人生的内容，较为忠实地记录了那一时代的思想和心灵，也表现出极富个性色彩的审美理想，绝不是那种单一的、僵死的审美路数。戴复古的诗带来了具有时代色彩的新变化，使文学史为之惊奇。无论情感境界，还是艺术成就都可以说是开拓门径，超逾时流，有着历史的丰富性，不但独出当世，诗名远播，在整个南宋诗史上也是极为难得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戴东野《〈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推许戴诗：“新刊后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谁有之！妙似豫章前集语，老于夔府后来诗。
  梅深岁月枝逾古，菊饱风霜色转奇。要洗晚唐还大雅，愿扬宗旨破群痴”，不全是虚誉。戴复古融会唐宋诗风等努力，都显示出中国诗歌演进的轨迹。戴复古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实现议论奇伟而又韵味悠深的目标，可以说是宋末元初时期宗唐之风的先驱之一（参阅本书第三章）。陈书良指出：“江湖诗人认为最理想的境地是将二者融和起来，所谓‘声调唐之上，精神江以西’（叶茵《读梅雪村诗》），这是江湖诗派的为人所不理解处，也是江湖诗派的见大功力处。”② 由此可见，时代各种因素有机而完美的结合造就了戴复古的诗，诗人一生的心血也都凝聚在诗歌创作和诗艺探讨中。戴复古一生的创作固然谈不上“一言一语堪传世”（《李深道得苏养直所为深字韵一首，不知题何处景，俾跋其后》），但他往往能根据其内容与体裁而恰当地选择不同的艺术手段，并且比较适当地处理题材与相应诗风表现的问题，用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 为人们奉献了诸多精品佳构，为开辟中国诗歌的全新时代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就当下的社会论之，其意义更加凸显，超群拔萃，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声名垂不朽，文字用无穷”（《张子明索赋永斋诗，诺之久矣，杜撰四十字以还冷债》）了，历千年而不衰。这样看来，戴复古也算得上是一种“歌诗身后名”（《孙季蕃死，诸朝士葬之于西湖之上》）了。
  赵师秀《秋夜偶成》：“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正如陶文鹏所论，江湖诗人中“也有一些作品借山水景物作为象征依托，曲折地、深沉地表达伤时忧国情思。在这个诗人群里，无论就诗歌创作的全貌或仅从山水诗创作的角度看，成就较大的诗人应是戴复古、刘克庄、高翥、方岳、叶绍翁等人”。① 戴复古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诗学理论探索，在中国诗学理论上也应该有诗人的一席之地。无论从创作的品质和数量，从文学活动的多样性和影响力来看，戴复古在他那个时代都完全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诗人，见称于时人，他的影响也一直存在着。杨万里《〈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生而用， 没而传，幸之幸也。生而用，没而不传，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没而有传，不幸之幸也。至有生既不用于时，没又不传于后，岂非不幸之不幸欤？”以此论之，戴复古应该属于“不幸之幸”的群体。
  有的学者认为：“四灵、江湖的诗，只能临景刻画、发抒性情，走尖新清瘦的道路，自然边幅太窄，兴象太近。虽然当时人没有明白地指责他们理意不够， 他们缺乏理意却是客观事实”②，“我们因为读书贫乏，还没有见到严羽同时人反对四灵、江湖诗人缺乏理意的，但其缺乏理意却是明白的事实。因为四灵、江湖只有情、不言理”③。这固然道出南宋中期诗坛的一些问题，但这样笼统的说法有些不近情理，也不符合创作实际。如边幅窄、兴象近之类，限定为四灵尚可（《四库全书总目·芳兰轩集提要》就强调“盖四灵之诗，虽镂心雕贤，刻意銶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但扩而为江湖派则不可。更何况“只有情、不言理”本身并不见得就是坏事，只是有些诗人运用或者说掌握得不是很好而已。
  当代诗人高平对人生有着这样的无奈：“有的人赶了一辈子路／只差一步没能到站。”（《悲剧》）戴复古也许是这群无奈的人中的一个，这不能不成为一种历史的遗憾。诗人为他所心爱的诗歌艺术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和奉献，唱出了属于他们那一时代的声音，以自己不懈的艺术探索在辉煌灿烂的中国诗史上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谓诗人，就是那些通过诗的方式与旨趣来解读和认识生活的本质的人。但由于主客观等一些实际的原因，诗人也无法挣脱时代的局限，在诗歌这一艺术天地中，没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美学追求上也留下了缺憾。就如周弼在《戴式之垂访村居》一诗中“千龄得失寸心知”的知音之言，固然如上所论，诗人一生总体上能够洞察现实，创作上也不乏精辟之论，诗艺又追求错综变化。更何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自然每个人都是极其渺小的。汪琬《遽步诗集序》中说：“唐诗以杜子美为大家，宋诗以苏子瞻、陆务观为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学赡，气俊而词伟，虽片言只句，往往能写不易名之状与不易吐之情，使读者爽然而觉，跃然而兴，固非饾饤雕画者所得仿佛其万一也。”戴复古终其一生，并没有实现与李、杜、苏、黄等大家并置的历史地位，也没有与其师陆游并驾齐驱，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诗人的悲剧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时代尚未给他提供实际超越的条件。诗人当日曾慨叹“穷吟无知音，只觉太瘦生”（《和山谷上东坡古风二首，见一朝士，今取一篇》）。历史的经验值得后人揣摩，历史的教训也应该引起后人的注意。戴复古在《次韵谷口郑柬子见寄》六首之五中曾经慨叹“吾乡自昔诗人少”，而诗人自己正是台州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作者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也许这算得上是历史的一种补偿。固然在创作中没有达到陈尧佐《题华清宫》所推崇的“百首新诗百意精”的境界，但取材广博，手法多样，成就依然不可低估，也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份独立而独特的存在，立于“以诗为生涯而成家”（方回《瀛奎律髓》卷二○）的群体而无愧。杨镰《元诗史》有言： 如果不是元一统天下，可以预见南宋诗坛上江湖派必将“一统江湖”， 成为人数众多、压倒一切的主流派。其实刘克庄、戴复古等诗人已经展示出大家风范。① 当然，戴复古的作品也有缺陷，诸如总体上缺乏一种真正的吞吐宇宙之气，一些作品思想上的命意不深、庸俗无味，偶有无聊应酬之作，如欧阳修《又与焦殿丞》所谓“为人强作，多不佳也”（《文忠集》卷一五○），如上举《立春后二首》之一立意高远，但第二首慨叹客况，格调明显下降：“东风吹竹屋，无数落梅花。冻雀栖檐角，饥乌啄草芽。家乡劳夜梦，客路又春华。莫讶狂夫醉，西楼酒可赊。”加上宋室偏安，客观上限制了人们的审美视野，戴诗自然没有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的机会。但是，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的一番判断是完全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南宋人诗，如杨诚斋、尤延之、戴石屏、刘后村、曾茶山、周益公辈，皆浪得虚名，粗鄙浅率，自堕恶道，披沙拣金，百不获一，尚不若九僧、四灵辈，虽规模狭小，力量浅薄，而秀削不俗，尤多佳句也。诗道至此，诚为大厄。” 可见，如何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来权衡其得失，从而恰当地评述戴诗，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需要人们继续为之努力。

①胡云翼：《宋诗研究》，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３６页。 ②陈书良：《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６页。 ①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页。 ②郭晋稀：《诗辨新探》，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③同上，第４９页。 ①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