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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是主体性情的外在显现，而风格多样化则是其审美成熟的标志。“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①风格多由作家主观精神方面的特点所决定，刻有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印痕，正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所论：“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以酿酒为喻，认为这是“做手不同”：“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当然，风格的形成又有其特定的时代色彩，受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若就诗歌这一层面而论，戴复古走过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道路之后，尽展大江南北风情，应该说是超出于流俗之上的，兼得唐音与宋调之风神，总体上呈现为豪健闳放的诗风。当然，戴复古的这一诗风前后也有发展，往往是随着其遭际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有着一定的艺术探索的意味。
  艺术风格体现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文体安排和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
  换言之，艺术风格的最后形成既与题材内容相关，也与文体安排密不可分。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若政治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经历和前代文学遗产之属。在这些因素当中，时代的大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两端，与文学风格有着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关系。对于某一特定时期文学来说， 这两者乃是其间文学风格得以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因素。”①这也适合于戴复古风格形成的内外因素。因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既与他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也与自身的人生阅历有关。卡西尔《人论》指出：“没有莎士比亚的语言，没有他的戏剧言词的力量，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十分平淡的。一首诗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韵文、音调、韵律分离开来。这些形式成分并不是复写一个给予的直观的纯粹外在的技巧和手段，而是艺术直观的基本组成部分。”②这样的作品往往不假修饰，不假思索就落在纸面上，保持了语言的本初性特点，“诗眼结构具有聚焦功能，往往置一字而神理俱出，用一字而心物互照，形成了语言与生命感觉之间深刻而微妙的激荡。”③ 许总《唐宋诗宏观结构论》在作了多方的辨析之后指出：“从诗歌创作实际情形看，无论‘唐音’还是‘宋调’，其实都并未在后世文人手中完全复现，而以综融自然与人文两重世界为最主要特征的南宋诗范式则具有更大的规范性和涵盖力。从这一意义看，南宋文人诗范式实际上涵盖了南宋以后的整个古典诗史。在由唐宋两代构成的表现为中国文人诗由规范到辉煌的一个完整的文学史时代中，南宋文人诗范式标志着‘唐音’、‘宋调’之外的第三种范式，也是中国文人诗历史上的最终范式。”④在这一范式的形成及定型过程中，沉潜于文学审美天地思索的戴复古厥功甚伟。诗人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显示了其整体把握对象的审美能力，也能兼容各家，不拘一格，并以此为基础构成自我个性较为鲜明的美学风格。查慎行《吴门喜晤梁药亭》诗说：“知君力欲追正始，三唐两宋须互参。皮毛洗尽血性在，愿及有志深劘勘。”其中的“三唐两宋须互参”，表达的正是这样的美学主张。
  一、主导风格：豪健闳放陈衍《宋诗精华录》卷四：“石屏心思力量，皆非晚宋人所有，以其寿长入晚宋，屈为晚宋之冠。”总体上看，戴复古一生不废弦歌，又系心于现实，作品也多能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表现重大的时代主题。江湖派的诗人也有“空余壮心在，灯下看吴钩”（薛隅《除夜苦雨》）的时刻，这应该是诗人诗风形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或者可以说，诗风也是时代孕育与培养所结出的硕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强调：“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意思就是说，人们都按照各自的本性进行写作，作品的风格也就会像各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不同。
  如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所说的一样：“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峭峻，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若老杜可谓兼之矣。”而就具体一个较为成熟的作家来说，他们往往都能在作品中呈现出审美风格的多元化趋向。
  刘克庄《听蛙诗序》：“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轻，边幅窘，万人一律。翁独以胸中万卷，融化为诗，于古今治乱，南北离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胜负之际，皆考验而施衮斧焉，山泽而抱廊庙之志者也，藜藿而任肉食之忧者也。”这样称许过高，与创作实际距离太大。要说当时的诗坛上最能接近这样的美的格局的，非戴复古莫属。与当时一般的诗人相比，沐浴着时代风雨的戴复古在创作中有着更为深沉的寄意，也追求更为崇高壮美的艺术境界。
  通过对戴复古自显个性的作品的全面梳理，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戴复古的主导诗风应该是笔力豪健，沉雄宏肆。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最早指出戴诗所具有的主导风格：“（戴复古）其诗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豢于俗，豪健而不役于粗，闳放而不流于谩，古淡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斫，闻而争传，读而亟赏者，何啻数百千篇。”江湖派的两大作家戴复古、刘克庄在这一方面就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戴的风格偏于豪健闳放，他的时事民生题材诗作较多；刘的主导风格则是清淡流动，他的日常生活题材诗作较多：他们分别代表了江湖诗派的两种风格倾向。”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与时代风貌有一定关联，也与作家自身的个性气质分不开。性情的不同自然决定着作品风格的差异。戴复古一直是典型的江湖诗人；而刘克庄早期沉沦下僚，一度闲废十年， 后来虽然也屡有罢复，但总体上仕途较顺，直至高位，卒谥文定。戴、刘二人诗风有所差别，这是很正常的。
  《闻边事》倾吐诗人对国势不振的忧虑，深刻地体现着时代的共同心理，具有很强的“史诗”性质：“昨日闻边报，持杯不忍斟。壮怀看宝剑，孤愤裂寒衾。
  风雨愁人夜，草茅忧国心。因思古豪杰，韩信在淮阴。”诗人有一种忧虑自危之思，慨叹世事变化，最后希望有韩信这样的猛将出来挽救时局。诗人的真情， 既充盈于诗中，又以意炼象，溢于象外，气势酣畅。戴复古的《闻时事》也表达了对时局的深切关心，交织着深沉的历史情感和民族情感：“昨报西师奏凯还， 近闻北顾一时宽。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右声名属谢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事关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诗人洞察时局的变化，预感到社会的危机。诗歌前半也是豪气磅礴，雄心高迈，声势不减唐人，气局开阔， 空间也很拓展，“四大家”之后，诗坛上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真诚激越的新声了。后半则露出凄厉的时代本色，叙写国运危殆的社会现实，显示着深沉的历史的分量，又能将作品的主旨与自己的感情融于客观景物之中，意境有了更大的扩展，给人以强烈的感受。李贽《杂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者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 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奇数于千载。” （《焚书》卷三）戴复古感慨深婉的《闻时事》诗或当此论，属于那种臻于化境的佳构。
  《江阴浮远堂》：“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诗篇委婉深曲地抒发了山河一统的美好情思，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容，最后更是借用想象扩大诗歌的意境，显示出构思不凡的艺术品性。
  历史上就有“焦山山里寺，金山寺里山”之说。当年秦观（１０４９—１１００）《金山晚眺》诗是何等雄丽壮阔之至：“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而今，江河日下，已非昨日之象。诗篇并非泛泛地咏叹，而是感慨时事，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既有现实的苦难，也有历史的隐痛， 以此构筑深远的意境。陈衍《宋诗精华录》卷四突出其“有气概”。《灵峰、灵岩有天柱、石屏之胜，自昔号二灵》写景阔大，气势雄壮：“骇见二灵景，山林体势豪。插空天柱壮，障日石屏高。揽胜苦不足，登危不惮劳。白云飞动处，绝壁有猿猱。”正所谓“地胜顿惊诗律壮”（陆游《绝胜亭》）。陈汝燮（１８３０？—？）《雨势》以“雨势”比喻诗文创作的结构艺术，令人品味不止：“文章最忌是平平，作势留心看雨倾。倐地雷奔添陡健，入楼风乱助纵横。倒翻江海霖无际，蜇起蛟龙阵有声。指点凭空来未己，奇云到眼亦峥嵘。”戴复古的《灵峰、灵岩有天柱、石屏之胜，自昔号二灵》诗就是以很好的结构凸显雁荡山的独特气势，骨力坚挺。戴复古在《友人朱渊出示廷对策，不顾忌讳，读之使人凛凛，受淮东制置辟》中展示了不凡的志气：“龙墀射策对明君，忧国忠言骇见闻。皎皎一心如白日，寥寥千古再朱云。时危诸老皆求去，兵满三边未解纷。要使文臣知武事， 不妨王粲且从军。”诗人以朱云、王粲等励人，浩气荡心。《小孤山阻风，因成小诗，适舟中有浦城人，写寄真西山》也有此雄风蕴涵其中，大气包举，豪健雄奇： “群山势如奔，欲渡长江去。孤峰拔地起，毅然能遏住。屹立大江干，仍能障狂澜。人不知此山，有功天地间。”气势格局，颇具唐风。稍后，谢枋得有《小孤山》，融入新的时代蕴涵，立意更为高远，气象开张：“人言此是海门关，海眼无涯骇众观。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澜。坚如勇士专场立，危比孤臣末世难。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 独创性往往是成功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诗人超越现实生活的层面，戴复古一些作品借咏史以抒情，在现实感中含蕴着深沉的历史感。《频酌淮河水》在总体上也属于这一诗风的范畴，以深隐的笔法抒发复杂的情感， 只是更偏于沉郁之气而已：“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又如《闻李将军至建康》：“匹马径趋府，将军意气多。来依汉日月，思复晋山河。边将惭尸素，朝臣奏凯歌。分明御徂诈，得失竟如何。”李全一生反复无常，此次能够再度归顺，诗人当时也不禁为之一振，作《闻李将军至建康》以赞美之；但诗人又保持极为清醒的认识，认为李全是个狡诈之徒，不足全信，提醒当局者需要加以防范。深察时事，独抒卓见。
  《湖南见真帅》属意真切：“致身虽自文章选，经世尤高政事科。以若所为即伊吕，使其不遇亦丘轲。长沙地窄儒衣阔，明月池干春水多。天以一贤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陈衍《宋诗精华录》卷四评为“抟捖有力量”。《阿奇晬日》展示诗人心中的人生真谛，有着浓厚的抒情明志的韵味，其中的“胸蟠三万卷，手握五色笔。策勋文字场，致君以儒术。不然学孙吴，纵横万人敌。为国取中原，辟地玄冥北。他年汝成就，料我头已白。光华照老眼，甘旨不可缺”等句，也可谓豪情万丈，气冲云天。可见，戴复古的主体诗风在各类题材、各种体裁中都有所体现。
  江湖诗人曾极七绝组诗《金陵百咏》咏叹建康古迹，其中《古龙屏风》构思精妙，叙写了一个颇富象征意义的事件：“乘云游雾过江东，绘事当年笑叶公。
  可恨横空千丈势，剪裁今入小屏风。”（题下自注：“宣和旧物，高宗携之渡江，后坏烂，宫官惜之，剪裁背（褙）成屏风，立殿上。”）当年横空千丈的画图，因为坏烂，只能略加剪裁装裱，做成一个精致小巧的屏风。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的是， 宋室渡江南迁后，国土萎缩，民众锐减，总体气势大不如前。① 进入中期以后， 南宋的诗风更是趋于萎靡；戴复古以豪健闳放立于诗坛，自显雄杰。
  二、其他风格：清丽流畅、古直自然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呈现和标记。戴复古诗歌除豪健闳放的主导风格，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风格，诸如清丽流畅、古直自然、委婉细腻等，没有那种故作艰深之感，这也是值得人们细加探索的。清丽流畅又往往代表其七绝的主体风貌。
  英国艺术家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②贡布里希在这里固然就画而论，但实际上也适合于其他门类的艺术样式。有了情感的酝酿与储备，创作往往在生活中的不经意处一触即发，这样的艺术活动属于无为而为之，多能臻于自然深境。戴复古诗歌风格中的清丽流畅就与这样的构想相关联。下面着重就最能体现诗人清丽流畅诗风的扛鼎之作———《巾子山翠微阁》作一简要分析：“双峰直上与天参，僧共白云栖一庵。今古诗人吟不尽，好山无数在江南”。诗人长期浪迹在外，更加激发起自身对故乡山水的向往和追恋，在《巾子山翠微阁》一诗里，诗人更是把自己对家乡的一片深情寄寓其中，真正称得上是主观情志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这是诗歌创作很高的境界了。作品首句“双峰直上与天参”的创作重点主要不在于用精雕细刻的手法实现对所写对象的逼真描写，而是惜墨如金，化静为动，用拟人手法写出了巾山的高耸与峥嵘，逗起人们的审美期待。夸张的手法则近似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以“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叙写赤壁、《石钟山记》以“大石侧立千尺”等句描状石钟山的艺术。第二句继续写巾山的高耸入云，更是在烟岚气象中凸显巾山的缥缈之美，把无生命状态的巾峰写得情趣横溢：“僧共白云栖一庵”。诗人迁移自己的感情于自然之中，把自然看作充溢着生命的物体，疏朗的构图，与此相映成趣，神韵俱足。《湘西寺观澜轩》也有这样的运思模式：“东岸楼台西岸山，潇湘一片在中间。红尘不到沧波上，僧与白云相共闲。”上面所举的《庐山四首》之四的第三联“眼高天近千山上，身共云栖一壑中。九叠屏风三叠水，更无诗句可形容”在主体构思上与此诗颇为接近。第三句的“今古诗人吟不尽”，既是适度的夸饰，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写实。巾山之美，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唐代即有骆宾王、顾况、李泌、任翻等居游于此，多有题咏。顾况《临海所居三首》就是诗人巾山生活的真实情感纪录，妙在以形传神，如其一：“此是昔年征战处，曾经永日绝人行。千家寂寂对流水，唯有汀洲春草生。”其二：“此去临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不知叠嶂重霞里，更有何人度石桥。”单是任翻就三游巾山，留下《宿巾子山禅寺》、《再游巾子山寺》、《三游巾子山寺感述》等诗。任翻现存诗歌仅十八首（如果将刘长卿《台州早春》厘正为任翻作，也只有十九首），叙写巾山的诗歌就有三首，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并且每首构思立意都属上乘。尤其是《宿巾子山禅寺》诗最能体现唐人风韵：“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映半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综观全诗，气骨风神自具，洋溢着盛唐的流风余韵，又有着宋人的理趣，翻空出奇，意趣横生，可谓唐之韵、宋之意兼胜。全诗有着非画所可比的艺术张力，超神入化，韵味天然，标示着美的极致。诗人以一种完整的审美经验去表达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成功地表现了一种自然美的境界，表现出江南山色的美学特征，并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升华到哲理的层面，构思奇绝而又天籁自成。“诗的本质在于对世界的感觉和领悟，从而对千姿百态的世界现象进行有意味的‘简化’，‘简化’出一种带有精神标志意义的意象或幻象。愈是如同天籁般纯粹，愈是能够沁人心脾，愈是能够使读者对诗人那种‘瞬间———永恒’的世界感觉产生心灵的颤动。”①戴复古《巾子山翠微阁》诗足当此论。
  又如《海上鱼西寺》：“北风三日弭行舟，登陆因为岛寺游。自笑奔驰如野马，本无拘束似沙鸥。人谁与语自缄口，山有可观频举头。小雨疏烟晚来景， 老僧相对倚钟楼。”诗歌以悠然自得的笔调絮语，通过自得的深境表现出生命的从容和安恬，富有生活情调，有淡泊尘世的韵味，诗人的形象深寓于这些具体的物象中。正如论者所言：“有些本来可能是缺乏特色的景物，往往需要诗人调动丰富的生活经验，经过艺术想象和概括才会呈现出特殊的优美意境。”②《海上鱼西寺》应该说是符合这一审美范式的。作者恣情于山水，然后以较为纯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自然，作品也已经深入到诗美本体，讲求诗的本原情趣，最后又已经酝酿成的意境上再作突破，有着宋人多所具备的所谓萧散简远之趣。全诗写景、纪游与感怀杂拌而出，有着浓郁的浪漫色彩，情满于怀，笔墨秀润可爱。戴诗多轻描而不重抹，《会稽山中》着意于对光感物色的描绘，展露迷恋忘返的情致，笔调明快轻盈：“晓风吹断花梢雨，青山白云无唾处。岚光滴翠湿人衣，踏碎琼瑶溪上步。人家远近屋参差，半成图画半成诗。若使山中无杜宇，登山临水定忘归。”诗人描写水光山色，抒发野趣闲情，层次分明而又能突出景物的中心地位，色彩鲜明。得自然生动之趣，深于言情，富于韵味。
  戴复古的《东池（戴叔伦隐居之地）》饶有新意：“来寻吾祖隐居处，袅袅春风吹酒旗。手把梅花寄愁绝，东池只是旧东池。”诗歌以感情的起伏流动安排结构，平中有奇，平易中透露出无限情韵。《许介之约过清溪道上有成》：“行尽白云际，乘槎过水西。稻田秋后雀，茅舍午时鸡。野饭自不恶，村醪亦可携。
  闻钟欲投宿，何处是招提。”语言浅近而韵味自成。其中“招提”为梵语“拓提” 之误，原义指四方。北魏太武帝创伽蓝，首创招提之名，以后就成为寺院的别称，如谢灵运《山居赋》：“建招提于幽峰。”又如《常宁县访许介之途中即景》： “竹径入茅屋，松坡连菜畦。深潴沤麻水，斜竖采桑梯。区别邻家鸭，群分各线鸡。行人来少憩，假道过东溪。”（自注：阉鸡一线作一群，各线则别作一群。）直白俚俗中又具备一种天然风韵，这自然是最佳的艺术品位了。总之，戴诗有着极为深厚的艺术涵盖力。
  古直自然也是戴诗的风格之一。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唐宋诗醇》卷四六论陆游《陇头水》“有古直悲凉之气”。戴复古的一些作品从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全无虚伪矫饰，很少有生僻的字眼，颇有古直之风。
  《白苎歌》吸取民间文艺的养料，以日常口吻娓娓道来：“雪为纬，玉为经。一织三涤手，织成一片冰。清如夷齐，可以为衣。陟彼西山，于以采薇。”（原注：黄玉林云，赵懒菴为戴石屏选诗百余篇，南塘称其识精到。其间《白苎歌》最古雅，语简意深，今世难得，所谓一不为少。）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戴石屏《白纻歌》托寄清高，与乐府《白纻词》之旨不同。”闲淡清疏，却极有韵致。
  《古意二首》其二古直中有一股坚刚之气：“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月缺魄易满，剑折铸复良。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寄报恩长老恭率翁》：“报恩千楹归一炬，佛也不能逃劫数。宝坊化作瓦砾场，堪笑月庭来又去。率翁修造凤楼手，第一能将无作有。神工作舍鬼筑墙，鞭笞木石能飞走。风斤月斧日纷然，行看华屋突兀在眼前。好留一室馆狂客，早晚来参文字禅。”报恩寺遭火后释恭率发愿重建，诗人表达来此参禅的心愿，真切自然。《真西山帅长沙祷雨二首》之一：“太守持斋戒，精诚动九天。骄阳变霖雨，凶岁转丰年。信是经纶手，行司造化权。唐时相房杜，斗米直三钱。”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立国，雨晴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雨情灾情与民同忧，久旱祈雨、大涝防洪就成了历代各级官吏的基本职责。如《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张养浩在赴陕西任职途中曾“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 一雨二日”；到任之后，“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诗经》就曾经多次歌咏人们祈雨的事情，如《小雅·甫田》就写到人们“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企求丰衣足食。戴复古在诗中直言赞美真德秀的精诚动人。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载： 梅溪王十朋隆兴间出守某郡，宴七邑宰，赋诗云：“九重宵旰爱民深， 第十一章　诗卷勤收拾　留名天地间　·３２５·令尹宜怀抚字心。今日黄堂一杯酒，殷勤端为庶民斟。”西山真公德秀嘉定间帅长沙，开藩之初，会十二邑宰，亦赋诗云：“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只是唐时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潭一杯酒，直须散作十分春。”二公所作，真情恳切，足以动人之良心。
  真德秀的民胞物与精神由此可见。又如《送侄孙汝白往东嘉，问讯陈叔方诸丈》，直白中展现了诗人的真切深情：“子去寻名胜，何惭着布衣。出门知所向， 在旅亦如归。道谊无穷达，文章有是非。寄声陈与赵，相赏莫相违。”《所馆小楼见山可喜》也属于这样的诗风：“兹楼非我有，久居如主人。虽无往来客，青山当佳宾。君看楼下路，三尺软红尘。失脚踏此尘，汩没多终身。” “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韦庄《又玄集序》）戴复古的诗歌风格是多样的，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择其要者而论之。
  每个社会都以自身特有的时代精神塑造着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社会群体，甚至每一个人。同时，这样的时代精神也在很大的意义上决定着作家的创作主题、审美主导品格等等。戴复古之所以在具有阴柔美的同时，能够形成以豪健闳放为主的诗歌风格，就与时代精神有着某种深层的内在联系。“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以特定时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条件为基础、由某个特定阶级、集团占据历史舞台中心以及它们所推行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社会的主导趋向，如兴旺、发达、开明、开放或衰落、朽败、专制、混乱、压抑等。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这特定时代中，时代精神氛围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总会产生深刻的、巨大的、不可抵抗的影响，从而给作家的文体留下时代精神的印记。”①戴诗亦当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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