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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戴复古的心灵世界具有较为复杂的思想状态。戴诗中的“江湖”意象根植于当时诗坛所提供的历史条件，摆脱一切教化观念的束缚，更加完满地表现人的内在意绪，而在展示人生固有痛苦与忧患的同时，也渗透与交融着审美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时代意识，传递时代信风，拓展文学表现领域，并隐含一定的新观念、新信息，带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也是时代意识使然。“人的欲望总是要尽量得到满足，它的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①它可以是一元选择， 也完全可以是多元选择。而一些实现的具体途径往往既显示出他们的心酸， 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悲哀。人们可以从这一特定的视角体察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而这一切都从生活深处得来，后人自不能以那种简单划一的线性思维就得出否定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与“文”之间实际上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并不是那种“文品即是人品”数语所能涵括。所以，我们既不要去虚美古人，但也不能苛求古人。在艺术的领域中，历史总是呈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任何人都不能超然于时代之外。“姜夔刘过竟何为？空向江湖老布衣。”（乐雷发《题许介之誉文堂》）戴复古也是其中之一。《抚州谢楼宗丞见访》一诗较好地勾连了诗人的江湖气与骚雅心，融汇了诗人深厚的生活感受，词意深厚，构思婉曲，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魅力：“客里门庭可设罗，使君千骑肯相过。心忘贵贱交游重，论及兴衰感慨多。诸老逢时起岩壑，二边何日罢干戈。老夫何预人间事，归去沧江理钓簑。”在“年来世路艰”的情况，诗人最后没有真正实现“吾思蹈东海”（《因风再寄南昌故人兼简王帅子文二首》之一）的理想，而是继续漫游江湖，这就需要人们去细加剖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岁暮呈真翰林》：“岁事朝朝迫，家书字字愁。频沽深巷酒，独倚异乡楼。诗骨梅花瘦，归心江水流。狂谋渺无际，忍看大刀头。”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三：“石屏此诗，前六句尽佳，尾句不称，乃止于诉穷乞怜而已。求尺书，干钱物，谒客声气。‘江湖’间人，皆学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厌之。”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则反驳说：“诗但论诗，不必旁涉。古来工部、昌黎，亦不免于干乞不止。石屏能一一废其诗乎？”持论较为客观中正。（若结合方回自身人品之卑污，则其立论的问题就更大了。实际上，江湖派中除个别人外，比起方回来人品还都算是比较高洁的。此处不赘。）“只要是真诚的，是真情实感，是从内心流泻出来的，都可以发而为诗；只要能与诗的艺术和谐地组合，融为一体，都可以成为好诗。”①这应该是普遍的艺术规律。
  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很难超越历史提供的恒定空间，这是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而对艺术作品的接受也理应是整体性的感受与领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航漫游稿〉提要》在论及宋末诗风的时候说“南宋末年，诗格日下。四灵一派，摅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气”，对“四灵”和“江湖”诗风作这样的整体把握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否定其中有些诗人作出了一些值得后人首肯的努力。环境变迁，个性也往往随之有所变化。因此，只有在一定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下，以极具动态的审美眼光，才能真正对诗人品格与诗作价值作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判断。就戴复古诗歌中的“江湖意象”与“江湖气”而言，也是这样，它们都透露出古代文人审美心理方面的转变信息，现在也应该接受时间和历史的重新审视。“时兮弗我与，屹然抱微尚。”（《杜甫祠》）立足于诗歌史的角度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客观条件没有给戴复古提供实践自我的平台，也是一个不可完全排除的缘由。这是诗的悲剧，也是诗人的悲剧，是诗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无奈。这一点人们只要去仔细品读文天祥的早期作品与他起事后的诗文，两相比较就可了然于胸的，无须多论。

① 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９页。 ① 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２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