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人类的审美活动源远流长。作为审美艺术之一，诗的功能并不仅仅表现人的情感本身，也在于诗人以具体的审美意象把一时难以言说的情感体验真切生动地加以展示，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享受。意象是诗的基本艺术符号，也有其质的规定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① 所以，人们在诗歌创作中总是着力寻求一种诗的意象之美，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去营造情感空间，构建情境，进而在意象中演绎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意象可以说构成诗歌的生命，没有意象往往也就没有诗，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即认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而任何游离、浮泛的意象也会使诗歌归于失败。诗歌创作常有思到笔涩之苦，而建构有首创意义的意象并加以合理安排尤其显得至关重要，陶文鹏《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一文强调了审美范畴的意象在中国诗史上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意象和意境都具有情景交融的无比丰富的美的世界。”②这是极为正确的。陈伯海《释“意象”———论诗性生命的审美显现》则指出： 如果说情志是诗性生命的本原，那意象就是诗性生命的实体，因亦构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体；离开了意象，便无从把握诗歌的内在生命情趣及其审美意蕴，故意象实可视为诗歌艺术生命之所系。③ 堪称卓见。也可以说，在意象中融入情绪是诗人的基本审美手段，并不是一种偶见的文学现象。“意象”二字连用首次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只是指以“熊麋之象”象征某个侯爵的威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引进“意象”一词作为神思的基本内涵，初步确立了“意象”的重要作用：“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方智范认为： “诗词中的意象，是作品的基本艺术细胞，它是情与景、心与物的统一体，即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有机融合。诗词创作的艺术构思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物象加以主观化、心灵化的过程，可称之为意象经营。”④从小处说，意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化的并经心灵化了的艺术形象，由外物形象与主体情意相互孕育而成；而从大处来论析，意象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形象与社会现象一种最为完美的叠合形式，即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所谓：“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以此为基础，众多的意象通过各种方式的组合，也就是通过意象的提纯，构建成浑然的整体，实现美的目标。吴晟在《中国意象诗探索》一书中对此有着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意象’是诗歌生命的细胞，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及其存在的生命符号，是中国诗歌最具民族特色的美学品格之一。它积淀了深厚、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要探讨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品格，必须从‘意象’切入。
  （二）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中国诗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诗歌，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意象’的经营为主要物质手段，以‘意象’的创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因此，将中国诗歌称之为中国意象诗也未尝不可。”①诚如斯言，中国确实有许多诗歌作品，正是意象的有机垒积创造出一种立体的多面效果，有着最为深邃的艺术境界，托意幽隐，李商隐诗歌可谓其中的代表。如诗人在《无题》、《夜雨寄北》等作品中精心建构的“春蚕”、“蜡炬”、“巴山夜雨”等审美意象，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史上的经典创造。康德《判断力批判》认为：“审美意象，我指的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在这种形象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适应。”②而“诗歌意象的纯熟化和定型化发展到一定的限度，同时也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由于相递沿袭而老化，体现出传统文化已形成凝滞而缺少变化的积淀层，意象所含的文化意蕴已相对凝固。这类意象从‘象’的角度讲，失去了其鲜活的形象性，而变成了抽象的符号；从‘意’的角度讲，失去了创作个体的生命感悟，而成为社会理想人格的演绎”。③ 因此可以看出，诗歌的情味并不是靠雕饰和辞藻所能实现，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意象的建构正是许多诗人的着力所在。何况世道本自艰难，社会意识本身又往往呈现出极为纷繁复杂的面貌，所以，“意象本身有大与小、雅与俗、华丽与朴素等等的不同，对诗人来说，只要是真实而确切地表现出自己的感受，就是好意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