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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象述略人类的审美活动源远流长。作为审美艺术之一，诗的功能并不仅仅表现人的情感本身，也在于诗人以具体的审美意象把一时难以言说的情感体验真切生动地加以展示，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享受。意象是诗的基本艺术符号，也有其质的规定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① 所以，人们在诗歌创作中总是着力寻求一种诗的意象之美，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去营造情感空间，构建情境，进而在意象中演绎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意象可以说构成诗歌的生命，没有意象往往也就没有诗，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即认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而任何游离、浮泛的意象也会使诗歌归于失败。诗歌创作常有思到笔涩之苦，而建构有首创意义的意象并加以合理安排尤其显得至关重要，陶文鹏《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一文强调了审美范畴的意象在中国诗史上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意象和意境都具有情景交融的无比丰富的美的世界。”②这是极为正确的。陈伯海《释“意象”———论诗性生命的审美显现》则指出： 如果说情志是诗性生命的本原，那意象就是诗性生命的实体，因亦构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体；离开了意象，便无从把握诗歌的内在生命情趣及其审美意蕴，故意象实可视为诗歌艺术生命之所系。③ 堪称卓见。也可以说，在意象中融入情绪是诗人的基本审美手段，并不是一种偶见的文学现象。“意象”二字连用首次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只是指以“熊麋之象”象征某个侯爵的威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引进“意象”一词作为神思的基本内涵，初步确立了“意象”的重要作用：“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方智范认为： “诗词中的意象，是作品的基本艺术细胞，它是情与景、心与物的统一体，即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有机融合。诗词创作的艺术构思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物象加以主观化、心灵化的过程，可称之为意象经营。”④从小处说，意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化的并经心灵化了的艺术形象，由外物形象与主体情意相互孕育而成；而从大处来论析，意象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形象与社会现象一种最为完美的叠合形式，即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所谓：“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以此为基础，众多的意象通过各种方式的组合，也就是通过意象的提纯，构建成浑然的整体，实现美的目标。吴晟在《中国意象诗探索》一书中对此有着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意象’是诗歌生命的细胞，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及其存在的生命符号，是中国诗歌最具民族特色的美学品格之一。它积淀了深厚、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要探讨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品格，必须从‘意象’切入。
  （二）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中国诗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诗歌，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意象’的经营为主要物质手段，以‘意象’的创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因此，将中国诗歌称之为中国意象诗也未尝不可。”①诚如斯言，中国确实有许多诗歌作品，正是意象的有机垒积创造出一种立体的多面效果，有着最为深邃的艺术境界，托意幽隐，李商隐诗歌可谓其中的代表。如诗人在《无题》、《夜雨寄北》等作品中精心建构的“春蚕”、“蜡炬”、“巴山夜雨”等审美意象，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史上的经典创造。康德《判断力批判》认为：“审美意象，我指的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在这种形象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适应。”②而“诗歌意象的纯熟化和定型化发展到一定的限度，同时也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由于相递沿袭而老化，体现出传统文化已形成凝滞而缺少变化的积淀层，意象所含的文化意蕴已相对凝固。这类意象从‘象’的角度讲，失去了其鲜活的形象性，而变成了抽象的符号；从‘意’的角度讲，失去了创作个体的生命感悟，而成为社会理想人格的演绎”。③ 因此可以看出，诗歌的情味并不是靠雕饰和辞藻所能实现，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意象的建构正是许多诗人的着力所在。何况世道本自艰难，社会意识本身又往往呈现出极为纷繁复杂的面貌，所以，“意象本身有大与小、雅与俗、华丽与朴素等等的不同，对诗人来说，只要是真实而确切地表现出自己的感受，就是好意象”。① 二、戴诗江湖意象类说据上可知，关于意象无须再继续辞费。意象是诗歌内在构造的基本元素， 审美心理的建构又以审美直觉的经验为基础。戴诗“江湖”一词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出现的，深深地打上诗人自身的印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现了自我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涵盖着诗人的苦难一生，成了一个颇富个性化的审美意象， 承担着历史的多重使命。意象是中国诗歌建构的最基本元素，作为诗人，戴复古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象序列，而最突出的就是创造了“江湖”意象。《庄子》中已经出现“江湖”一词，如《逍遥游》：“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庾阐《衡山》诗是我国诗歌中较早出现“江湖”一词的：“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寂坐挹虚恬，运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陆鳞困濡沫。未体江湖悠，安识南溟阔。”又如上举的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的“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以及谢灵运《会吟行》：“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等。唐人的诗歌中已经有较多的“江湖”一词，如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其一“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蒹葭》“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孟郊《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送淡公十二首》其六“数年伊洛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庄，小女啼喈喈”、罗隐《途中寄怀》“尘埃巩洛虚光景，诗酒江湖漫姓名”、清江《早发陕州途中赠严秘书》“万里江湖梦， 千山雨雪行”之类。又如章孝标《鲤鱼》：“眼似真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
  河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戴叔伦《送友人东归》（一作方干诗，题为《送卢评事东归》）：“万里杨柳色，出关送故人。轻烟拂流水，落日照行尘。积梦江湖阔，忆家兄弟贫。裴回灞亭上，不语自伤春。”在《东池》一诗中，戴复古自注“戴叔伦隐居之地”，并称是“来寻吾祖隐居处”，可见诗人是认戴叔伦为祖的。杜牧有著名的《郑瓘协律》诗：“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苏轼《孙莘老寄墨四首》其四也有“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的感叹。进入南宋以后，“江湖”一词在诗文中逐渐多了起来，陆游诗中就多次出现过“江湖”一词，如《沙头》“江湖日夜浮”、《喜谭德称归》“一朝落江湖，烂熳得自恣”、《夜泊水村》“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等，陈与义作品中也有“万里江湖见在身”（《次韵尹潜感怀》）、“江湖送老身”（《晚晴野望》）等。又如吕本中声情悲苦的《兵乱寓小巷中作》诗：“城北杀人声彻天，城南放火夜烧船。江湖梦断不得往，问君此住何因缘。窜身穷巷米如玉，翁寻湿薪媪炊粥。明日开门雪到檐，隔墙更听邻家哭。”朱熹《戏答杨廷秀问讯离骚之句》：“昔诵《离骚》夜扣船，江湖满地水浮天。
  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吕祖谦《寄章冠之》在称赏友人“君才甚硕气方刚，身虽欲隠文则彰”的同时，更强调“江湖故人半朝行，左推右挽摩天翔”。李安期《白鹭》“银袍只当蓑衣着，自在江湖过一生”，诗人自我的志向和情趣蕴涵其中。许景衡《送林茂南赴乌程》有这样的表述：“未信江湖留得住， 凌云头角老昂藏。”词中也开始出现“江湖”意象，如张舜民《卖花声》上阕：“楼上久踟躇，地远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又如晁冲之《临江仙》换片：“此际堪描何处景？江湖小艇渔家。”辛弃疾《汉宫秋·会稽蓬莱阁怀古》起拍：“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王质《水调歌头·草蔓已多露》下阕：“秋萧瑟，林脱叶，水归洪。江湖漂泊鸿雁，洲渚肯相容？”应该说，戴复古作品中出现较丰富的“江湖”意象与此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但又表现出一些创造，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思想倾向，又能赋予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使其重放异彩。从一定的层面看，这反映出审美主体个性化的趣味和追求，在富有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具备为我所有的独特个性。戴诗中的“江湖”意象包孕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词作《贺新郎·寄丰真州》也出现“叹别来、光阴荏苒，江湖宿留”的“江湖”意象），固然所抒写的多是审美主体的独特情感体验，但实际上多具超越自我的普遍意义，从而展露出诗歌结构的多重性和内涵的丰富性，远非本书所能穷尽，现择其要者而言之。
  人们常用意象去营造情感空间，作为文化结晶的审美意象也带有强烈的个性美学特征。戴诗中的“江湖”意象展现出较大的关联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显示了一种历史的觉醒意识。其中部分属于描述性意象，以意象嵌接思想，如“镜中双鬓已非鸦，身在江湖心在家”（《南康县用东坡留题韵》）、“客梦江湖远，穷居骨肉离”（《侄淑远游不得书》）、“江湖归亦好，朋友恨相疏”（《因风再寄南昌故人兼简王帅子文二首》之二）、“江湖十年别，故旧几人存”（《永新彭时甫馆仆于玉峰楼，龙子崇来话旧》）、“只写江湖散人号，不然书作醉乡侯”（《买归舟，篙子请占牌，戏成口号》），以及《家居复有江湖之兴》等，主体情感借助外在物象而展现，造成一定的语言张力。《再赋惜别呈李实夫运使》也是诗人心灵的纯真表现：“一生飘泊老江湖，今日别公归故庐。此去怕无相见日，因风或有寄来书。云烟过眼时时变，草树惊秋夜夜疏。人物似公能几辈，不知天下竟何如。”诗歌向我们显示了诗人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出色的表现能力，成就了审美的愉悦性和抒情的感染力。但由于历史的积累，递相沿袭，这类意象多呈成熟老化之势。上举的一些诗人作品中的“江湖”一词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其他江湖诗人也多出现这样的江湖意象，如刘克庄《又和南塘十首》之八“忽起江湖思，微茫隔远汀”、《病起十首》之七“京洛饮徒烦借问，江湖社友谬推高”，胡仲弓《洪楼分得车字韵》“江湖诗境阔，终不似楼居”、《寄林可山》“相去各天涯， 江湖会面迟”、乐雷发《濂溪书院吊曾景建》“伤心空有金陵集，留与江湖洒泪看”、黄文雷《题三高士像》三首之三“江湖好养能言鸭，鲁望从容此滑稽”等，于是，他们常有“吟魂常绕江湖上”（胡仲弓《寄赵西岩》）的自白。赵崇镄《书事》说“自云子孙学灌园，不识江湖与风水”，最后感叹“江湖风水未足愁，楫丧樯倾误人国”。戴复古友人严粲《送戴式之》有这样的描述：“自小寻诗出，江湖今白头。”严羽《闻雁二首》之二也称：“十载江湖泪，一夕尽淋浪。” 黑格尔强调意象比譬是“把在意识中显得很清楚的意义表现于一种相关的外在事物的形象，用不着让人猜测，只是通过譬喻，使所表现的意义更明晰， 使人立即认识到它的真相”。① 戴复古的诗歌中有一些就已经是比喻性意象， 如“手扶日月扫云雾，身向江湖直羽毛”（《题赵忠定公雪锦楼诗》）、“宇宙虚长算，江湖寄短吟”（《送湘漕赵蹈中寺丞移宪江东》）、“独枕江湖梦，闭门风雪天”（《辛丑岁暮三首》之二）等。黑格尔论象征型艺术时，一开始就强调： “‘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②《文选》卷二十九曹植《杂诗六首》其一前四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李善注：“江湖，喻小人隔蔽。”果真如此，则“江湖”一词早已拥有寓意和寄托。身处时代巨变之际，戴诗中的“江湖”意象有时也被赋予较为深刻的象征或比附意义，象征性与隐喻性远大于描述性和写实性，寄托了作者的深远情思，从而呈现出多层次的诗情结构，产生多重意味、多重联想，如“江湖好山色，都在夕阳时”（《淮上寄赵茂实》）、“天下文章无用处，奎星夜夜照江湖”（《寄后村刘潜夫》三首之一）等。在这些作品中，由于使用曲意隐喻的方法，“江湖”成了祖国河山等的代名词，寓思想见解于景物中，成为一个极具理性深度、富有包孕性的审美意象，在其中凝聚了对民族苦难、人世辛酸的深刻体验，寄托了时代的衰微感，倾注了诗人的悲愁与哀痛，整体上表现为个体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融入，从而建构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效应，深得诗赋比兴之旨。寓意更深，诗境得以扩展，情味也更足，境界浑然。
  这样的意象不是直觉印象，乃是经过审美创造的“诗家之景”，寓有家国沉落之痛，因此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双重震撼。诗歌的意旨借助于意象的暗示而得以延展或深化，也使意旨本身具有了不确定性和多义性， 使诗的意境获得丰富与扩展。诗人利用客体物象融进自己的人生感受与艺术感知力，诗情也就由直露而变得婉曲，这都表明诗人建构意象的得心应手。胡仲弓《失脚》也可以说是一首辞意兼美之作：“失脚江湖久，忧时鬓欲皤。壮心驰北阙，痴梦绕南柯。万里关山远，一春风雨多。穷檐茅屋下，忍听扊扅歌。” 胡仲弓，字希圣，号苇航，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中进士后曾任县令等，后辞官浪迹江湖。有《苇航漫游稿》。《失脚》诗正反映了诗人曾经有过的追求与当下面临的穷愁。在这里，“江湖”也是一个融合着客观物象和主体意识的意象，包含着一定的寓意和象征，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
  贝特森《英诗与英语》断言：“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 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①戴复古诗歌中出现众多的“江湖”意象，正可以说是诗人对社会现实、政治嬗变深刻观察和真切体验的必然结果，而象喻性的结构，赋中含比，象中有兴，才能拥有多重含义，言简意深。实际上，境象选择和意象渲染， 都体现了诗人的主观情志。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王恽《题理宗所题宫扇》讽刺宋理宗时也以“江湖” 意象作为主体构建，意象中关联社稷江山，具有特定的象喻功能，蕴含着诗人深邃的政治见解：“拱手深宫四十年，只将诗酒斗清妍。料应一片江湖梦，不到谢玄淝水边。”全诗寓庄于谐。另外，刘因（１２４９～１２９３）《白雁行》诗通体比兴， 有一重暗喻在，寄寓时代悲音。其中“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来还”一句，意象所指与戴复古、王恽的诗歌都颇为相近，也都有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有色彩。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２版，第１６１页。 ②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８９页。 ③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１页。 ④方智范：《艺苑心踪———古典诗文审美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５页。 ①吴晟：《中国意象诗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页。 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２９页。 ③梁文宁：《龚自珍诗歌意象散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① 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８２页。 ①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６页。 ②同上，第９页。 ① 转引自〔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