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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心”、“道”等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具有本源意义的概念。
  “气”本指流动的云气，后演化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民族特色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诗以气为主”的命题，又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此为自古以来论文气之始”，朱东润先生同时强调：“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与韩愈之所谓文气者殊异。”①无论如何， “气”自此阔步迈入诗学领域。嗣后，“诗以气为主”逐渐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定论。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气”的概念又得以细化和泛化。
  这一历史变迁也反映为审美趣味的变化。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列举出有关“气”的名目繁多：“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虽为论书，诗亦同之。但拙文所论的“江湖气”与之不是同一概念。
  “逐日轮蹄走四方，来来去去为何忙。无人肯问山林乐，举世争趋名利场。”戴复古的《次王应求韵》诗真实地展现了江湖诗人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精神实质。由于社会、时代等一些客观因素，江湖诗人无力改变“人皆居燠馆，我独堕寒坑”的客观现实，但又不肯真正地“幽栖了此生”（《岁暮（一作旦）书怀寄林玉溪》三首之二），于是就往往陷入了“酒薄难成醉，轻寒袭破衾。梦回孤客枕， 听彻草虫吟。寂莫三秋夜，凄凉一片心。山林与朝市，底处豁愁襟”（罗与之《梦回》）的愁苦境地，也就自然出现了“前日方游吴，今日又走越”（胡仲弓《送怀玉之越谒秋房使君》）、“两载缘何事，台州又越州”（高翥《忆西湖》）这样的奔忙场面，浪迹与游谒就成了他们基本的生存状态，而对生命也就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随着社会角色定位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一独特群体总体上也就从中兴时期诗人的忧时愤世精神退缩为避祸全身的人生策略，如刘过在一番“已办行都欲去船，个中因得少留连。长安在望空悲日，刺史谁知别有天。鼓吹后车喧水际，旌旗前骑簇花边”的表白与叙写之后，宣称“书生不愿悬金印，只觅扬州骑鹤钱”（《上袁文昌知平江》五首之五），惊世骇俗。刘过本“亦陈亮之流，而跅弛更甚者也。……跌宕纵横，才气坌溢，非龌龊者所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龙洲集》提要），《登多景楼醉歌》一诗就展现了这样的风貌：“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安能龌龊守一隅，白头章句浙与闽……”又如《水调歌头》：“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人生行乐，何自摧得鬓毛斑。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世事只如此，自有识鸮鸾。”词篇表现他与文友的诗酒生活，自具一股豪气在其中，题完意足。陈亮《赠刘改之》期待他能够“会须斫取契丹首，金印牙旗归故乡”，陆游对他也特别垂青，在《赠刘改之秀才》一诗中，陆游称：“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但诗人落魄游谒江湖多年，生计惨淡，自然洞察种种人情世态，关注人（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状况和存在意义，进而把这一独特的人生履历与情感体验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社会土壤催发的结果，也决定着宋诗创造的时代特征。江湖诗人的一些生活习气反映到创作中，自然有一些作品不顾人格、不顾客观实际，丝毫不涉民族家国大事，无原则地吹嘘对方或贬抑自我，以换取对方的赏识或怜悯，从而获取一定的生活资用（如宋谦父之流，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自造华居， 但这毕竟属于个别情况），由此也展开了与中国传统诗歌不完全相同的一些新格调，并且呈现出审美趣味上的相对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江湖气”。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载： 刘改之有代欧阳丞上平章韩侂胄两绝云：“当年欧富与韩范，戮力同心佐汉庭。今日故家浑似旧，醉翁之后独凋零。”“玉立堂堂社稷臣，人言忠献是前身。三生昼锦堂前梦，莫忘当年作记人。”大为韩侂胄称赏。
  韩侂胄之所以称赏二绝，应该与作品中隐含着一种江湖气很有关系。韩欧之家本来都为显贵，而今一居高位，一处卑下。刘诗先叙旧日景况，后写凋零之态。第二首则重提欧阳修当年为韩琦作《昼锦堂记》的盛事，而这一切都意在下文：望韩氏能念旧情垂青于人。这种体现江湖文化的作品，往往传达出末世文人的失落与惆怅情绪，诗意苍白贫乏，较少深沉的历史感与丰厚性，整体上降低了诗歌这一雅化艺术的气格，自然也不具备多少审美意义，没给人多少美的享受。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精神境界的高远，如《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尽心》“穷不失义，达不失道”。
  但事实又远非如此简单，换个角度去加以考察，并把这一现象还原到当时具体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人们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与评判，从而找寻出这一现象更为客观的历史定位。因为任何个体要在当下的社会上得以生存甚至发展，受到主客观诸多方面的制约，各有其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和路径。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它的成员的灵魂分裂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的，因为这种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里。”①时代在发展变化，人们的心灵与外物相触而产生的感受也随之有所不同。文学的发展有因革，有正变，但都以展现内心深层结构为一个重要向度。
  人的情感世界本就无比丰富，诗歌可以而且应该表现一切诗情。吴世昌在《诗话》中指出：“一切文学都是应酬自己的思想感情，中外皆然。”②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无论主旨还是审美手段，强求同一，都是既无必要，也不现实的。人们也不能完全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过去的社会现象。“江湖气”一度弥漫诗坛上空应该说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江湖气”孕育于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表明诗人艺术注意力的相应转移，尤其是向世俗口味的全面下移，正所谓“市声亦有关情处”（陈起《买花》）。掩饰感情自然造成诗情的虚假。江湖诗人通过自我人生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历史的某些真实面貌，真实地展现了诗人内心的情感冲突，属于人的个性的合理化表现，这里往往没有任何雕饰的语言。这些作品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扩大了传统诗歌的表现内涵， 突破了传统诗歌画面与情调相对较为单一乏味的创作格局，又能与之形成一个互补的结构，而传统诗歌的审美品格也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宋金议和以后，双方处于对峙状态。一者无力南侵，一者北伐无成，遂成僵局。
  就当时南宋小朝廷而言，偏安既久，一代士人主体意识失落，抗敌复国之音渐趋消歇。当时国势复衰，政纲不振，世风日下，科场龌龊，仕途无望，带有一种世纪末的色彩。如危稹（生卒年不详）于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登进士第，①在《上隆兴赵帅》一诗中却自称“缀名虎榜二十年，依旧酸寒广文饭”。一些文士甚至连生活本身往往也难以着落，正所谓“生民日憔悴，吾道亦凄凉”（《访杨伯子监丞，自白沙问路而去二首》之二）、“江湖如许阔，无地著诗流”（胡仲弓《送罗去华》），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正如章培恒《漫谈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一文所说： “文学的形态和发展都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要对某种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其演变加以描述时，自然应着眼于文本本身；但在我们要研讨某种文学何以呈现此等形态及作这样的发展时，就不能不把文学与文化的其他部门———尤其是经济联系起来了。”②王兆鹏也强调：“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包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既需要考察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还需要关注作家个体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的经济来源和物质生活条件。”③开禧北伐的失败更加使“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 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程珌《丙子轮对札子》其二）。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对自身的期望值都进一步降低。王安石《赠寄胡先生》“文章事业望孔孟” 那样才雄志大的豪情自然不复存在，唐人那种蓬勃昂扬的活力与生气更不可能具有。可悲的现实最终造就了江湖诗人群体可悲的人生，所谓“世间多少真豪杰，飘落江湖人不知”（胡仲弓《赠岳仁叔》）。诗句也许从皮日休《伤严子重序》所谓“江湖间多美材”的感叹中点化而来，实际上，这一群体中到底有多少“真豪杰”，有几分匡世济民之鸿图大志，一时难以定说，但这真可以说是“生逢和亲最可伤”（陆游《陇头水》）。所以，这样的悲剧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文人的心态也自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江湖诗人”理性地思考人生和现实，更加忠实于自我感触，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艺术注意力自然发生相应的转移。他们所叙写的也正是人类某种源于自然本性的真性情，抒发了审美主体真实的思想感情，这也应该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有效实现， 是时代风会的一种必然产物。作为时代的清晰投影，这样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契入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既能“使我们看到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真实的心路历程”，①也能让接受者从中获得人生与历史等多重启示。
  由于身处特定的历史时期，“江湖气”在戴复古的一些作品中自然也不能完全免除。诗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往往自称“我本江湖客”（《会心》），近半个世纪的亡命江湖途中，诗人与江湖友朋的交往中，偶有陶醉于几杯成醉、行处堪诗、临水赏鱼、信马观山的生活情景中，追求的正是自我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戴复古八十余年的生活阅历可以说是江湖诗人中独特的，但也是最为典型的，接近了更为深层、内在的审美之域。透过他的全部创作，人们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诗人的一切审美活动都必须以自己的切身生活体验为现实基础，难以有效地突破生活圈的极限，戴复古自然也不例外。耳濡目染， 天长地久，诗人也逐渐接受或感染了这样的“江湖气”，成为特定时代的回响， 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人们也可以因此把握到那个特定时代诗歌美学的基本思想。祁志祥《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认为：“文学与经济的联系是一种很古老的关系。经济活动作为作家及其反映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活动， 不仅决定着文学创作的动因、方式，而且决定着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②实际上，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应该说，经济活动也在较大的意义上影响文学作品的审美主导品格。

①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页。 ②详参詹福瑞《从哲学之气到“文气”》，《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２～１３９页。 ①〔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２版，第２３６页。 ②吴世昌：《词林新话》（增订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１７页。 ①曾枣庄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第187页介绍危稹为临川(今属浙江)人,误。临川今属江西。 ②许建平、祁志祥主编:《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王兆鹏: 《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业化》,许建平，祁志祥主编《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①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４页。 ②许建平、祁志祥主编：《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