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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作荣《说不出来的话》：“灵魂、精神或心灵，这存在而又虚妄的看不到、不可触摸的范畴，其本身就是无法触及、无法超越的。想实在地把握，如同用手去捉光线一样愚不可及。可诗人就是这样的愚不可及者。”①戴复古也属于这一“愚不可及者”群体中的一员。戴复古遭受到非常的生存境遇，然后基本上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遭遇都用诗歌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典型的江湖诗人，戴复古在创作中出现了类型极为丰富的“江湖”意象，自然也有着一股“江湖气”， 浸入了那一特定时代的人生忧患，对后世有一定的意义。陈怡良指出：“文学反映时代，亦反映思潮，故文学与时代、思潮，可谓息息相关，任何文学之演变， 无不深受时代、思潮之影响。”②这同样适合于戴复古诗歌创作中的“江湖”意象尤其是“江湖气”之评判。后人只要细加辨认，就会发现戴诗中的“江湖气”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骚雅精神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所谓“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春日》），在对日常生活材料的选择中融合了较为强烈的主体精神，熔铸了诗人的生命体悟，隐含着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这一现象符合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孟郊《君子勿郁郁》）戴复古幼而失怙，后来浪迹天涯，羁旅一方，历经漂泊流离之苦，对社会事理的阅识日增，有着“人情甘淡薄，世事苦参差”（《建昌道上》）的情感体验。与中国传统诗人一样，诗歌大概也就成了戴复古人生的最大安慰，他不得不通过诗歌创作来消解内心的忧郁，重视诗思的提炼和凝聚，有着《求安》诗所谓“愁来须强遣，老去只求安。酒熟思招客，诗成胜得官”的自我解嘲，偶尔以“生计麦十斛，传家诗几篇”（《新岁书怀四首》之四）而自足自乐。人们很有必要更加关注戴复古诗歌创作的时代语境，对戴诗作进一步的切实细致的解读，以利于展开更为有效的诗歌品读与审美评判。

①韩作荣：《诗歌讲稿》，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页。 ②陈怡良：《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背景及其作品的色彩美》，《成大中文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５期，第１９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