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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将言诺重，心向友朋开。”（张说《岳州宴别潭州王熊》）诗总与人的情感活动相联系，因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抒发深蕴的感情，成为情感的自然延伸。
  “忧怀乃千载，永欢常数刻。直是悲别离，非关念通塞。”（何逊《赋咏联句》）聚散离合、祖道饯别为人世间所难免，离情别恨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独抒性灵的诗歌创作自然也要以此为重要题材，运笔作文，把内心的感受抒写下来，显示出深刻的人生体验，自然成了人情世态的生动记载，展现出人们对诗的敏感与发现，而情感的热流也就自然贯串其中，比如“灞桥杨柳年年恨，鸳浦芙蓉叶叶愁”（苏庠《鹧鸪天》）之类。抒发天然的真性情乃诗之所归，黑格尔关于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较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具体的情调和情境”的审美判断，①也很适合离别诗的创作构想。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第八十三条载：“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至真至纯的情感中有着异代人之间的心灵共振，从而也拓展了人类自身精神生命的活动空间，具有沁人肺腑的审美张力。刘文潭《西洋美学古今谈》强调：“以今日之眼光视之，艺术之活动出乎人类之一种基本的需要：艺术之创造乃艺术家本性之表现，它并非法则与技巧之产物。”①也就是说，一切的创作本是展现自我情怀的必然，而人们对社会与人生又不只是被动的反映，而是要触及自身的内心世界，离别诗自然也不例外。在交通、通讯都十分不便的社会条件下，亲友之间一旦离别，能否得以重聚以及何时才能再聚，都难以把握，于是人们往往自吐性情，要把这种人生的苦悲与希冀都抒发在作品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都生活在传统的笼罩下，传统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离别诗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重大题材，人们在此倾注了深厚的情怀，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生活的直录或摹写。黄宗羲《汪扶晨诗序》阐发孔子的经典论述“兴观群怨”与文学的关系，找寻到离别诗的精神源头：“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宴、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总之，离别诗的大量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实际上，离别词中也有这样的作品，现举寇准《阳关引》为例：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 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且莫辞沈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庾信《小园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外物都染上作者浓重的凄清之色， 笔调也就自然沉重。这样的题材只要处理得当，饱含着深情厚谊的离别诗何愁没有摇荡人心的力量？中国农耕生活的背景造成汉民族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群体意识，因而古人云“使民垂死而不远徙”（《老子》）、“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登楼赋》）。曹丕《燕歌行》中有了“别日何易会日难， 山川悠远路漫漫”的慨叹，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强调“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着沉重的历史感。离别本来就是人间最为痛楚的悲剧性心理体验之一，渗透了对人生滋味的痛切感受，独抒性灵的诗歌创作自然也要以此为重要题材。国人向来很重视友情，有着诸多丰富的离别的社会实践，自然也就有着不能尽数的离别诗的创作。因此，离别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亲人友朋之间的迎来送往，本来就是社会交往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所以，以现实感悟为主的离别话题也就成了传统诗歌中一种最为常见的创作题材，迭有佳作。《诗经》中的《邶风·燕燕》、《邶风·击鼓》、《秦风·渭阳》等诗都可以说是中国离别诗的滥觞。王士祯在《分甘余话》卷三中也说：“《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 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燕燕》一诗中，诗人由“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的景象，引发出送人远归的伤悲。乔亿《剑溪说诗又编》指出：“《旄丘》、《陟岵》，羁旅行役之祖也。”屈原所写的《楚辞·九歌·少司命》中也有着“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人生感叹，诗人将离别时分的这种凄然感受转化到诗的艺术表现之中。
  “离言虽欲繁，离思终无绪。”（何逊《送韦司马别》）离情别意，无处不在。
  在这样的情景中，深情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来。宾主两相分别一事，若加细分， 也有离别、送别之异，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为了行文的便利，本文一般都用离别诗一词，偶然也使用送别诗这一说法。就诗歌本身的特性而言，离别诗比较全面地兼顾离别双方，而送别诗应该说更多的是就审美主体自身送别对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