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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指出： 不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之命题的本来意思是什么， 就每一个创作主体来说，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群体的关注，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以及由此生成的政治行为，无法避免地积淀在他的生命情结之中。② 由上可见，戴复古与屈原在一些方面还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的，也就是说，诗人能逐渐突破一己之私的自家哀怨，正视人类的苦难，最终走向生活的深广，作品反映的时代精神和传统底蕴都较为精深，既具有历史的高度又具有时代感。如《乌盐角行》这样的作品，就不是一般的江湖诗人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凤箫鼍鼓龙须笛，夜宴华堂醉春色。艳歌妙舞荡人心，但有欢娱别无益。何如村落卷桐吹，能使时人知稼穑。村南村北声相续，青郊雨后耕黄犊。
  一声催得大麦黄，一声唤得新秧绿。人言此角只儿戏，孰识古人吹角意。田家作劳多怨咨，故假声音召和气。吹此角，起东作。吹此角，田家乐。此角上与邹子之律同宫商，合钟吕。形甚朴，声甚古，一吹寒谷生禾黍。”乌盐是当地的一种树，卷其叶可作筒以吹。并且，与当时一般的诗人相比，戴复古也更富于诗的气质和才情，所以，在效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熔铸了屈骚精神及自身的生活感受，力求创变，从而找寻到了已经失却多年的以唐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风范。《栗斋巩仲至以〈元结文集〉为赠》一诗中也表示了对元结诗中所展示的思想境界的赞许，这与当时一般的江湖诗人相比，真有鹤立鸡群之美：“寻常被酒时，归到急投枕。为爱次山文，今夜醉忘寝。伟哉浯溪碑，千载气凛凛。舂陵贼退篇，少陵犹敛衽。文章自一家，其意则古甚。大羹遗五味，纯素薄文锦。聱牙不同俗，斯人异所禀。君君望尧舜，人人欲仓廪。古道不可行，时对窊樽饮。”时间是考验艺术创作价值高低的最好标尺。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说过：“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称斤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诚为的论。朱子所说的这一弊端，在戴诗上就好得多，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戴复古在主体上接受了屈骚精神。纵观诗人一生的立身行事，姜夔《奉别湎鄂亲友》所谓“士生有如此，储粟不满瓶。著书穷愁滨，可续《离骚》经”，也可作为戴复古的生活与精神写照。
  总之，戴复古对屈骚精神的接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不自觉的流露与认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继承和发扬，而这一接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产生极大的影响，自足垂范后世。即以南宋末年和元代初年的遗民诗而论，戴诗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遗民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人杜笃称颂伯夷、叔齐的《首阳山赋》中：“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么一个时代，南末元初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真正的“亡国”时期。江盈科《雪涛诗评》“评唐”条说过：“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历苦楚，都于诗中写出。”胡可先在《杜甫诗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宋末，“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杜诗受到遗民的特别注意，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得到遗民们心灵的呼应，杜诗的写实笔法，成为他们效法的楷模。他们在矛盾冲突中或避世隐居时，读杜诗，注杜诗，评点杜诗，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杜诗精神在遗民中得到充分的发扬”，①并着重阐述了“时代环境的影响”、“诗史精神的发扬”以及“理学砥砺”等三大主体特征，②这其中就不能说没有戴复古在中间所起的传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