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固然由于时代思潮、人生履历等一些主客观因素，戴复古在精神实质上没有什么突破与提升，也谈不上多少在更新和更高层面上所谓袭故求新的审美创造，如《遇张韩伯说边事》：“每上高楼欲断魂，沿江市井几家存。飞鸿历历传边信，芳草青青补烧痕。北望苦无多世界，南来别是一乾坤。相逢莫说伤心事，且把霜螯荐酒樽。”前半有杜、陆遗风，以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真切感受，曲传其抑郁不平之气，提供了一种悲哀之美，但最后也只是“且把霜螯荐酒樽”而已，消解了诗歌的思想境界。所以，戴诗中语辞所传达和负载的思想感情，与其师陆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距离，与杜甫的精神境界更是有天壤之别，艺术上也远未臻于杜陆诗歌的精纯之境。本来，文学讲求既于因袭中求变化，更于变化中求发展。由此观之，戴复古在屈骚精神的接受与弘扬方面是有缺陷的。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凡事不能无弊，学诗亦然。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不可否认的是，戴诗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千古得《骚》之妙者，惟陈王之诗，飞卿之词。为能得其神，不袭其貌。近世则蒿庵词，可与《风》、《骚》相表里。此外鲜有合者。”又过于偏激。董治安说：“今天看来，屈贾之间毕竟有其不同之处。
  这主要表现在，贾谊似乎较为缺少屈原那样的高尚情操和磊落胸怀，因而也缺少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斗争精神。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贾谊的部分作品，有时就难免显得过于低沉伤感，以至存在着一些触目的消极成分。”①总体上把握还是准确的。贾谊尚且如此，则除杜甫等极少数作家之外， 一般人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在此要强调的是，戴复古这一接受本身在屈骚精神相对缺失的年代就显得特别的珍贵，焕发出人格的力量，在当时应该说是迥出其类的，并且得以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历史传承性，后人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点发掘其诗歌的深层意蕴。“四灵”诗人往往追求一种所谓纯然地遗世独立的精神（当然这实际上也是不现实的），退缩自我的心灵世界，这是宋初“万事不关思想内，一心长在咏歌中”（李昉《依韵奉和见贻之什且以答来章而歌盛美也》）创作倾向的翻版，所以在诗歌领域中也摆出那种远离屈骚精神的姿态，如赵师秀《送徐玑赴永州掾》：“二水鸿飞外，君今问去程。家贫难择宦， 身远易成名。入署梅花落，过汀蕙草生。莫因饶楚思，词体失和平。”翁卷《送蒋德瞻节推》：“八百里重湖，长涵太古波。君山云出少，梦泽雨来多。才子今方去，名楼必屡过。《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等等。诗人担心“失和平”、“怨伤和”，都自觉拒绝《楚辞》中所体现的人类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缺乏作为一个士人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时代责任感，而仅停留在搜章觅句、即景赋咏的审美层面，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失落了诗艺的制高点，诗魂也就趋于孱弱。所以， 创作中也往往以表现即身即事的愁怨为主，诗人的感性色彩掩盖了理性的光辉，情思上缺乏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丧失了激动人心的魅力，诗坛也渐显索寞荒寂之态。正所谓“为学而不接统绪，虽博无益也；为文而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林景熙《二薛先生文集序》引叶适语）只要把这些作品与上举的戴复古的有关诗歌对读，就可以明显看出“四灵”诗在精神层面上的缺陷，相比之下，优劣立见。可见，“四灵”诸人的诸多创作背离了叶适诗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固然四灵的作品中偶然也表达“操觚赋相联，妙续楚《九章》”（赵师秀《官田三集，翁聘君失期，陈伯寿赋诗，率尔次韵》）的理思，艺术上也有“幽深真似《离骚》句，枯健犹如贾岛诗”（徐玑《梅》）的妙思，其中尤以徐照《入湘》诗表达的情怀最为高远：“入湘无浊水，天亦悯忠臣。阴结鱼龙气，香闻兰杜春。高吟方有思，静望忽伤神。舟上多渔父，应无似昔人。”徐玑《湘中》也有真情实感贯穿其中：“旧说湘中事，身来又可寻。庙存虞帝迹，江照楚臣心。
  为客人俱远，题名刻自深。春回洲渚绿，遥望正沉吟。”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诗人的诗歌品质决定着他的诗歌高度。正如张大千《对老友薛慧山的谈话》所说：“艺术，是感情的流露，是作者人格的表现；笔墨技巧，只不过是表达感情的手段。因此作者平日，必须注意自己良好的风骨和节操，如果只是徒研技巧，必然即落下乘。”①在那么一个偏离甚至主动背离屈骚精神的时代，戴复古在诗作中渗透着作者的满腔悲愤，体现出如此强烈的屈骚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