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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迥出其类固然由于时代思潮、人生履历等一些主客观因素，戴复古在精神实质上没有什么突破与提升，也谈不上多少在更新和更高层面上所谓袭故求新的审美创造，如《遇张韩伯说边事》：“每上高楼欲断魂，沿江市井几家存。飞鸿历历传边信，芳草青青补烧痕。北望苦无多世界，南来别是一乾坤。相逢莫说伤心事，且把霜螯荐酒樽。”前半有杜、陆遗风，以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真切感受，曲传其抑郁不平之气，提供了一种悲哀之美，但最后也只是“且把霜螯荐酒樽”而已，消解了诗歌的思想境界。所以，戴诗中语辞所传达和负载的思想感情，与其师陆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距离，与杜甫的精神境界更是有天壤之别，艺术上也远未臻于杜陆诗歌的精纯之境。本来，文学讲求既于因袭中求变化，更于变化中求发展。由此观之，戴复古在屈骚精神的接受与弘扬方面是有缺陷的。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凡事不能无弊，学诗亦然。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不可否认的是，戴诗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千古得《骚》之妙者，惟陈王之诗，飞卿之词。为能得其神，不袭其貌。近世则蒿庵词，可与《风》、《骚》相表里。此外鲜有合者。”又过于偏激。董治安说：“今天看来，屈贾之间毕竟有其不同之处。
  这主要表现在，贾谊似乎较为缺少屈原那样的高尚情操和磊落胸怀，因而也缺少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斗争精神。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贾谊的部分作品，有时就难免显得过于低沉伤感，以至存在着一些触目的消极成分。”①总体上把握还是准确的。贾谊尚且如此，则除杜甫等极少数作家之外， 一般人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在此要强调的是，戴复古这一接受本身在屈骚精神相对缺失的年代就显得特别的珍贵，焕发出人格的力量，在当时应该说是迥出其类的，并且得以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历史传承性，后人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点发掘其诗歌的深层意蕴。“四灵”诗人往往追求一种所谓纯然地遗世独立的精神（当然这实际上也是不现实的），退缩自我的心灵世界，这是宋初“万事不关思想内，一心长在咏歌中”（李昉《依韵奉和见贻之什且以答来章而歌盛美也》）创作倾向的翻版，所以在诗歌领域中也摆出那种远离屈骚精神的姿态，如赵师秀《送徐玑赴永州掾》：“二水鸿飞外，君今问去程。家贫难择宦， 身远易成名。入署梅花落，过汀蕙草生。莫因饶楚思，词体失和平。”翁卷《送蒋德瞻节推》：“八百里重湖，长涵太古波。君山云出少，梦泽雨来多。才子今方去，名楼必屡过。《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等等。诗人担心“失和平”、“怨伤和”，都自觉拒绝《楚辞》中所体现的人类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缺乏作为一个士人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时代责任感，而仅停留在搜章觅句、即景赋咏的审美层面，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失落了诗艺的制高点，诗魂也就趋于孱弱。所以， 创作中也往往以表现即身即事的愁怨为主，诗人的感性色彩掩盖了理性的光辉，情思上缺乏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丧失了激动人心的魅力，诗坛也渐显索寞荒寂之态。正所谓“为学而不接统绪，虽博无益也；为文而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林景熙《二薛先生文集序》引叶适语）只要把这些作品与上举的戴复古的有关诗歌对读，就可以明显看出“四灵”诗在精神层面上的缺陷，相比之下，优劣立见。可见，“四灵”诸人的诸多创作背离了叶适诗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固然四灵的作品中偶然也表达“操觚赋相联，妙续楚《九章》”（赵师秀《官田三集，翁聘君失期，陈伯寿赋诗，率尔次韵》）的理思，艺术上也有“幽深真似《离骚》句，枯健犹如贾岛诗”（徐玑《梅》）的妙思，其中尤以徐照《入湘》诗表达的情怀最为高远：“入湘无浊水，天亦悯忠臣。阴结鱼龙气，香闻兰杜春。高吟方有思，静望忽伤神。舟上多渔父，应无似昔人。”徐玑《湘中》也有真情实感贯穿其中：“旧说湘中事，身来又可寻。庙存虞帝迹，江照楚臣心。
  为客人俱远，题名刻自深。春回洲渚绿，遥望正沉吟。”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诗人的诗歌品质决定着他的诗歌高度。正如张大千《对老友薛慧山的谈话》所说：“艺术，是感情的流露，是作者人格的表现；笔墨技巧，只不过是表达感情的手段。因此作者平日，必须注意自己良好的风骨和节操，如果只是徒研技巧，必然即落下乘。”①在那么一个偏离甚至主动背离屈骚精神的时代，戴复古在诗作中渗透着作者的满腔悲愤，体现出如此强烈的屈骚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历史传承沈松勤指出： 不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之命题的本来意思是什么， 就每一个创作主体来说，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群体的关注，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以及由此生成的政治行为，无法避免地积淀在他的生命情结之中。② 由上可见，戴复古与屈原在一些方面还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的，也就是说，诗人能逐渐突破一己之私的自家哀怨，正视人类的苦难，最终走向生活的深广，作品反映的时代精神和传统底蕴都较为精深，既具有历史的高度又具有时代感。如《乌盐角行》这样的作品，就不是一般的江湖诗人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凤箫鼍鼓龙须笛，夜宴华堂醉春色。艳歌妙舞荡人心，但有欢娱别无益。何如村落卷桐吹，能使时人知稼穑。村南村北声相续，青郊雨后耕黄犊。
  一声催得大麦黄，一声唤得新秧绿。人言此角只儿戏，孰识古人吹角意。田家作劳多怨咨，故假声音召和气。吹此角，起东作。吹此角，田家乐。此角上与邹子之律同宫商，合钟吕。形甚朴，声甚古，一吹寒谷生禾黍。”乌盐是当地的一种树，卷其叶可作筒以吹。并且，与当时一般的诗人相比，戴复古也更富于诗的气质和才情，所以，在效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熔铸了屈骚精神及自身的生活感受，力求创变，从而找寻到了已经失却多年的以唐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风范。《栗斋巩仲至以〈元结文集〉为赠》一诗中也表示了对元结诗中所展示的思想境界的赞许，这与当时一般的江湖诗人相比，真有鹤立鸡群之美：“寻常被酒时，归到急投枕。为爱次山文，今夜醉忘寝。伟哉浯溪碑，千载气凛凛。舂陵贼退篇，少陵犹敛衽。文章自一家，其意则古甚。大羹遗五味，纯素薄文锦。聱牙不同俗，斯人异所禀。君君望尧舜，人人欲仓廪。古道不可行，时对窊樽饮。”时间是考验艺术创作价值高低的最好标尺。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说过：“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称斤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诚为的论。朱子所说的这一弊端，在戴诗上就好得多，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戴复古在主体上接受了屈骚精神。纵观诗人一生的立身行事，姜夔《奉别湎鄂亲友》所谓“士生有如此，储粟不满瓶。著书穷愁滨，可续《离骚》经”，也可作为戴复古的生活与精神写照。
  总之，戴复古对屈骚精神的接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不自觉的流露与认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继承和发扬，而这一接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产生极大的影响，自足垂范后世。即以南宋末年和元代初年的遗民诗而论，戴诗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遗民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人杜笃称颂伯夷、叔齐的《首阳山赋》中：“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么一个时代，南末元初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真正的“亡国”时期。江盈科《雪涛诗评》“评唐”条说过：“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历苦楚，都于诗中写出。”胡可先在《杜甫诗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宋末，“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杜诗受到遗民的特别注意，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得到遗民们心灵的呼应，杜诗的写实笔法，成为他们效法的楷模。他们在矛盾冲突中或避世隐居时，读杜诗，注杜诗，评点杜诗，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杜诗精神在遗民中得到充分的发扬”，①并着重阐述了“时代环境的影响”、“诗史精神的发扬”以及“理学砥砺”等三大主体特征，②这其中就不能说没有戴复古在中间所起的传承作用。

① 吕慧鹃等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０页。 ①李永翘编：《张大千论画精粹》，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页。 ②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页。 ①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９页。 ②同上，第１７９～１８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