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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麾浑细事，忧国欲愁颜。”（《寄节斋陈叔方寺丞》）情的世界本来就浩瀚博大，而诗本性情是儒家诗教的传统。身处时危世艰之日，一切有良知的文士自然应该面对社会现实，真切地反映时代生活，着笔显要的重大现实题材，因为诗人在题材的选择上很能表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价值取向；而人们在对客观现实作忠实反映的同时也会致力于自我灵魂和人格的表现。与其他作品相比，时事诗一般都秉承入世的积极思想，主要表现客观现实所引起的情感体验，这样的诗往往都能超越个体的狭窄天地，从而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正如论者所言：“文学不是个人情感的任意发泄。通过个体的特殊情感， 它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即具有理性的情感。文学的目的在于感性地、形象地揭示从自然、人类世界里透显出来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这种价值应该是文学的真正内容。文学形象和意境只有在它具有这种价值的时候才真正具有艺术价值。”①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时事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与优良的传统。在这一传承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风雅精神，这就是：既希冀能美刺时政，于世道人心有所裨补，构成充满崇高感的主体旋律，又葆有其理应具备的艺术精神；既留下不同时代风云的深刻印记，又具有多元的艺术品格，从而展现出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论语·阳货》中，孔子强调了《诗经》的“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最早从理论上肯定了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教化民风的作用。如果追溯其最初渊源，《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就是时事诗的滥觞，呈质实之美。如《小雅·十月之交》谴责幽王无道，《陈风·株林》也为讽刺时事而作。《秦风·黄鸟》揭露秦穆公的残酷，哀思沉郁。
  《左传》文公六年（前６２１）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诗序》也肯定：“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豳风·东山》相传是周公东征奄国（今山东曲阜境内）时的作品。诗篇通过叙述东征战士在归途中的感受，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表达了他们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全诗四章，每章都以“我徂东山”四句构筑环境气氛，奠定悲苦的心理基础。作品善于在对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景物的描写都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含蓄悲婉，曲折动人。所以，胡晓明在《议政、敦伦、守土：〈诗经〉与周代人文精神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政治心态渗入作家生活和作品的程度远远深于西方文学。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对理想政治的追求，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与诗人的相同特征。因而中国文学的品格，历来有一种政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即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领域几无界限，情感表达价值取向以及文学范式最有力的形式，皆与政治相关。这一传统的源头，即存在于两千年前的《诗经》之中。”①这样的精神一直绵延不绝。至宋，以苏舜钦《庆州败》等为代表的作品不时出现在神州大地。
  季摩菲耶夫指出：“过去的艺术家可能未曾表达过反映人民利益的思想。
  重要的是他关于生活的丰富知识，他的生活描写的忠实，和他的善于把握生活迫切问题的敏感———重要的是作品中的这一切能引导读者去获得正确的结论，尽管作家自己并没有得到它。”②戴复古也正是这样的艺术家。戴复古一生固然没有“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陈子昂《感遇》之三五）的豪情，也少了一份“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自为志得行，功业如皋夔”（王禹偁《吾志》）的壮志，但身处充满苦难的时代，常有“语及朝廷事， 乾坤万感中”（《访陈复斋寺丞于私第》）的感叹，突出诗人对浊世的憎恶之情， 体现出激切论事、无所回避的精神，富有真实的人间味。如《书事》诗：“两揆新当国，三边未解兵。吾君极勤俭，天下望升平。春雨随时下，福星连夜明。寒儒卜天意，对酒百忧轻。”诗人与“几个江湖旧友朋”（《山行遇秀痴翁》）的交往中，往往“把酒纵谈心耿耿”，不过那也都是因为“世间万事关愁思”（《赵克勤、曾橐卿、景寿同登黄南恩南楼》二首之二），把世间的爱恨情仇一一纳入他的诗文之中。《和山谷上东坡古风二首，见一朝士，今取一篇》：“自鬻非奇货，强鸣非好声。法当老山林，松根断（一作斫）茯苓。朅来长安道，霜鬓迫衰龄。穷吟无知音，只觉太瘦生。公诗妙一世，风雅见根蒂。比兴千万篇（一作端），已作不朽计。穷达虽不同，嗜好乃相似。”全诗有着现实感与身世感的交织。戴复古诗歌能够远绍风、骚传统，并能胎息前贤而加以变化，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 真实地展现了诗人内心的情感冲突，是诗人独特的个性心态的审美表现，就时事诗来看，也是这样，激愤之情往往溢于言表，可以说是真正的情绪化产物，又能尊重艺术精神和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戊戌冬》就是诗人的深情表达，这样的情怀不是虚情假意者所能说出：“造化人难测，寒时暖似春。蛟龙冬不蛰，雷电夜惊人。四海疮痍甚，三边战伐频。静中观气数，愁杀草茅臣。”又如《真西山帅长沙祷雨二首》之一：“太守持斋戒，精诚动九（一作上）天。骄阳变霖雨， 凶岁转丰年。信是经纶手，行司造化权。唐时相房杜，斗米直三钱。”他的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范围相当广泛，描绘出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面，反映现实也较为深刻有力，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深情无限，唱叹有致，展现出极强的艺术生命力，通过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一定的侧面折射出时代精神。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叙说。
  一、系心国事儒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根主线，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宋代士人在主体上也还是接受儒学的影响而有经世之志，虽然宋人的思想观念总的来说是复杂多元的。不过，不管接受什么文化的影响，宋代的文人都普遍地具有政治关怀意识，讲求文章用世。而“这种政治关怀意识在宋诗里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深切的忧患意识；三是浓郁的反躬自省意识”。① 正如欧阳修《镇阳读书》所说：“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陆游的老师曾几《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称： “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所以，宋人善于迅捷、敏锐地把握当前政治，抓住那些具有政治内涵的重大题材，着意写社会的悲剧，纵笔挥洒，议论风发，追求一种悲壮美。戴复古自然也不例外，戴复古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晁补之《复用前韵呈刑部杜丈君章》一诗所谓“文章不犯世故锋”的犹疑，而往往是讥讽时政，发乎见闻，有着难以言表的深情，能切中时代文学的命脉。陈师道《宿合清口》感叹：“卧家还就道，自计岂苍生。”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在东山隐居不仕，诸人每相与言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戴复古在这一方面的立足点看来要比他们诸人高得多了。
  进入南宋之后，出于时事需要等因素，屈原身上的爱国精神等逐渐被人认识，其中朱熹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楚辞集注·序》指出：“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由忠君之忱，进一步突出屈原对国事的系念之情。《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又强调：“且屈原一书， 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从当年班固指责“露才扬己”，到朱熹阐发“忠君爱国”，“这是屈原人格评价上的一个飞跃，是朱熹《楚辞》研究的最大功绩”。① 屈、戴二人虽暌隔千载，但在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却呈现出一种较为契合的状态。而正由于受这种屈骚精神的熏染，生逢衰世，戴复古对时局动乱有较深的感触，关注政局与时事的发展，有相当多的作品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指陈时事，悲慨国运，身处“诗旨未能忘救物， 世情奈值不容真”（杜荀鹤《自叙诗》）的时代也丝毫不影响这样的诗性品格。
  一些作品展现了诗人关注国家命运和历史走向的情怀，款款深情自在其中，因而能感染读者，在宋人中是极为少有的。因为受到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宋人的作品中较少尽情抒发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感受。戴复古《读三学士人论事三书》二首之一感叹“邦计伤虚耗，边民苦乱离”，之二自称“草茅垂白叟，尚拟见时康”，都忠实于自己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出诗人的忧国心切。《秋怀》诗也有较为全面的展开：“红叶无人扫，黄花独自妍。听谈天下事，愁到酒樽前。水阔终非海，楼高不到天。昔人已怀古，况复后千年。”《庚子荐饥六首》深刺时弊，指陈利害，信然泣血之作，其中也蕴涵着诗人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给人以强烈的社会感、时代感和现实感，真挚动人。诗人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痛苦，自然充满悲凉哀伤之情。通观全诗，立意不凡，议论精警。如之一“孰有回天力，谁怀济世能”，通过对几千年人事的纵览，诗人将自己深切的同情与悲悯倾注于诗中。之三更是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直接表现社会政治，笔端饱含血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诗人对民间的疾苦有切肤之痛。这些发自深衷的诗，真是从内心迸发出的血泪之音，充分显现了戴复古的独立人格。但诗中的艺术形象比现实生活更有集中性，也更具普遍的审美意义。“不过是文移”五字可谓举力万钧，深入揭露时政的弊害，批判现实的直陈性与尖锐性于宋少有。这是文学对生活的深层展现，完全具备石破天惊般的艺术效果。
  《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麦熟》六首其三道出了其中的缘由，颔联更是简劲有力：“饿喙偏生事，空言不疗饥。谁知岁丰歉，实系国安危。世变到极处，人心无藉时。客来谈盗贼，相对各愁眉。”可见，诗人所处的社会现实已经远不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企盼和向往的所谓君明臣贤、遵道治国的“美政”理想了。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心态，对诗人的创作内容与诗歌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杨万里《和李天麟二首》之一）蒿目时艰，诗人自会揭露和批判这样的不平与黑暗，给人以深沉痛切的审美感，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起统治集团对苦难民生和社会痼疾的重视。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黄庭坚对此作了全面的展开：“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于时乖违，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 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
  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一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故世相后或千岁，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而相见其人所居所养，如旦莫（暮）与之期，邻里与之游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九《托物》条引张天觉论诗文的讽刺艺术时说：“讽刺则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讲求婉而多讽，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这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绝对。诗人情之所至，不这样就不足以产生振聋发聩的审美效果。戴复古《湖广李漕革夫大卿饮客西湘》又说：“管领风光此会稀，坐中宾客总能诗。”注重抒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调。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则全是因为“神仙有洞寻难见， 山水当轩看转奇。春不再生陶侃柏，人来多打李邕碑。因思屈贾伤今古，国有忠臣无用时”，最后一句直击诗歌主旨，表达深厚的抚事念乱之情，指斥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与诗人“诗要有正脉”的审美意蕴贯通。人们对于社会的黑暗在认识和体察上深浅各自不同，但能如实描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戴复古的作品也是这样，何况戴诗多具有宏大的叙事视角，且能鞭辟入里。
  整个南宋应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极度动荡的年代。宁宗开禧二年（１２０６）十月，金兵九路南下，破真州，朝野震惊。戴复古的《闻边事》是一首揪人心弦的时代哀歌，有着主体感情的强烈投入，用凄凉的调子对现实进行含蓄的批判，用意甚深：“昨日闻边报，持杯不忍斟。壮怀看宝剑，孤愤裂寒衾。风雨愁人夜，草茅忧国心。因思古豪杰，韩信在淮阴。”对当时的南宋民众来说， 淮北正是他们最为伤心的地方，因为它变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高宗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宋与金人媾和，“约以淮水中流划疆，割唐、邓二州”（《宋史·高宗本纪》）。从此，神州大地又形成一百余年新的南北对峙局面。诗人面对着中原失地，固然希冀能早日恢复，但却无可奈何，自然令人缅怀不止，来到这里了却又不忍登高北望，增长着一种悲苦寂寥的思绪，于是就有了《盱眙北望》这样意味浓厚纯正的诗，寓意复国的情感，对曾经的历史现象进行反思与评判。
  《淮上春日》结合时令，抒发情怀：“边寒客衣薄，渐喜暖风回。社后未闻燕，春深方见梅。壮怀频抚剑，孤愤强衔杯。北望山河路，天时不再来。”《遇淮人问蕲黄之变，哽咽泪下不能语。许俊不解围，乃提兵过武昌》也是一首反映时事的作品，热烈讴歌了人们英勇的报国精神，也有着深重的危机感：“偶逢淮上客，急急问蕲黄。未语心先噎，低头泪已滂。五关人失手，残虏势非强。闻说许都统，提兵过武昌。”《宋史·宁宗本纪》载：宁宗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二月，金兵围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犯五关，又围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及汉阳军（治所在今武汉）。三月，陷蕲州（治所在今湖北蕲春），知州事李诚之及其家人、官属皆死之。李诚之（１１５３—１２２１），字茂钦，东阳（今属浙江）人，曾问学于吕祖谦。蕲州事后朝廷赠李诚之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封正节侯，并立庙于蕲。
  诗题就已经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此时的焦虑心情。连用两个“急”字，准确地展露了诗人忧虑国事的无比急切的心理，可见这不是个人情志的随意抒发，而是渗透着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诗歌既有“未语心先噎”的感人神情的描绘，也有“低头泪已滂”的动人细节的叙写，从而全面地拓展了情感的内涵容量，不再是个人情志的抒发，而这种感情又是植根于对现实的深刻观察与认识。《张统制之子为父求诗，蕲州城破，匹马打围而出，能知数，谓时不可为》也写到这样的时事，有对战乱时局的详尽描述，可见诗人的关切之情：“夜半金城破，身随铁马飞。横挥三尺剑，突出万人围。勇锐资神力，功名与愿违。自能占气数，终老着农衣。”刘克庄当时也有《闻二守臣讣》诗表达痛悼之情。
  戴复古《归后遣书闻讯李敷文四首》渗透伤时忧国之情，那是一种盛世不再的时代变迁之感，但也可见诗人的雄心不减，二者的糅合无迹可寻，几乎达到了独至的境地。如之二：“身退谋家易，时危致主难。才能今管乐，人物旧张韩。吾国日以小，边疆风正寒。平生倚天剑，终待斩楼兰。”之四：“忆昨南州客，归来东海滨。尚怀忧世志，忍说在家贫。老作山林计，梦随车马尘。郁孤台上月，无复照诗人。”都充溢着抑塞悲愤之情，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和飞跃。又如《闻李将军至建康》：“匹马径趋府，将军意气多。来依汉日月，思复晋山河。边将惭尸素，朝臣奏凯歌。分明御徂诈，得失竟如何。”《戊戌冬》传达出心灵上的细微颤动：“造化人难测，寒时暖似春。蛟龙冬不蛰，雷电夜惊人。四海疮痍甚，三边战伐频。静中观气数，愁杀草茅臣。”如果说忧愤国运是中国士人的传统品质，则屈原的作品正是它主体的精神原型。《所闻》一诗也是即事抒怀而又显露诗人的真性情：“今虏既亡后，中间消息稀。山河谁是主，豪杰故乘机。喜报三京复，旋闻二赵归。此行关大义，天意忍相违。”《读王幼学上殿劄子》表达的也是率真的由衷之言：“才到朝廷被论归，孤忠幸有九重知。神医能识未苏病，国手难翻已败棋。四海争传治安策，诸公如在太平时。老夫怀抱缘何事，未到秋来早自悲。”又如《遇张韩伯说边事》，也让悲哀显出质感：“每上高楼欲断魂，沿江市井几家存。飞鸿历历传边信，芳草青青补烧痕。北望苦无多世界，南来别是一乾坤。相逢莫说伤心事，且把霜螯荐酒樽。”由此可见，《蕲州上官节推同到浮光》一诗的“连岁经行淮上路，忧时嬴得鬓毛苍”，确实是一番真情道白。
  《都中抒怀呈滕仁伯秘监》有着这样的人生感怀：“索米长安街，满口读《诗》《骚》。”《见真舍人奏疏有感》以充满敬畏的口吻写道：“禁城鸡唱金门开， 起居舍人携疏来。榻前一奏一万字，历历写出忠义怀。”诗人自身苦于有情难陈，所以礼赞“王师若出定中原，玉堂敢草平羌策”的壮举了。全诗铺排诗人内心的忠诚之意，又实现了叙事形象的抒情化、意向化，给人以一唱三叹的审美愉悦。《题徐京伯通判北征诗卷》也展露了诗人深沉的精神世界，内含着能给人以奋进的力量：“一襟忠谊气，数首北征诗。不许公卿见，徒为箧笥奇。衔枚冲雪夜，击楫誓江时。此志无人共，愁吟两鬓丝。”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自然也就能激起人们的共鸣。又如《立春后二首》之一也表达了以屈为师的心境，有着深邃的情感体验蕴涵其中，神意相通，非常人所能道： “久望春风至，还经闰月迟。梅花丈人行，柳色少年时。爱酒常无伴，吟诗近得师。《离骚》变风雅，当效楚臣为。”《湘中》诗又变换了一种方式，诗人最后以芳草的零落，以曲传美人芳草之遗意，抒发主体郁结胸中的情怀，显得委婉而激切：“荆楚一都会，潇湘八景图。试呼沙鸟问，曾识古人无？痛哭贾太傅，行吟屈大夫。汀州芳草歇，转使客情孤。”他的这些诗中寓含的情绪，乃是他平生志气曲折的表现，《访赵东野（自注：名时习，休官隐居）》所谓：“犹有忧时两行泪，临风挥洒湿藤萝。”《新朝士多故人，愁吟寄之》：“野鹿自由性，孤鸿不就群。
  飘零生白发，故旧半青云。忧国家何有，愁吟天不闻。北风吹汉水，胡骑政纷纷。”既有浓郁的历史沧桑感，又有紧迫的现实危机感。《张端义应诏上书，谪曲江，正月一日赣州相遇》二首也展现了诗人的忧情、友情：“忧世心何切，谋身计甚疏。樽前话不尽，天下事何如。汉武求言诏，贾生流涕书。龙颜那可犯， 谪向曲江居。”“正朝送迁客，好去看梅花。此岭几人过，念君双鬓华。直言知为国，远地莫思家。韶石叫虞舜，伤哉古道赊。”当然，其他江湖诗人中也有关怀国事者，如：“采石兴亡地，声名宇宙齐。山眉间吴楚，江口折东西。今古多遗恨，英雄几噬脐。征尘何日尽，北望转悲凄。”（高翥《菊涧小集补遗· 采石》）又如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卷二《失脚》所谓的“失脚江湖久，忧时鬓欲皤”， 词微意深。“在江湖诗人中，戴复古对社会现实的关心程度，与刘克庄等人一样，都是很深切的，而考虑到二人社会地位的差别，则戴复古可以说是更为难能可贵。”①深得作者诗心。
  二、关怀民生“在家常早起，忧国愿丰年。”（杜甫《吾宗》）与杜甫一样，生当“田野委饿莩，道路纷流离”（《湖北上吴胜之运使，有感而言，非诗也》）的黎民涂炭之时， 戴复古目睹时艰，民生疾苦自然就成了诗人的关注对象，情感上与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宋史·辛弃疾传》载：乾道四年（１１８６），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任湖南安抚使时上书孝宗，指出当时“州以趋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的客观现象。
  陆游《上殿札子》（八）强调：“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贫，莫先于倾赋。” 《书叹》谴责社会的丑恶现象：“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戴复古的一些作品为时代留下了苦难悲惨的剪影， 有些讽刺揭露现实的作品甚至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还特别的强烈，如理宗嘉熙四年（１２４０）所写的《庚子荐饥六首》其三：“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荐， 重叠与接连的意思。“雨粟”，典出《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被质于秦而求归，秦王说只有“天雨粟，马生角”才得归，说明事情没有可能。戴复古在这里是借用，最后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在前人已有的题材范围内开掘出思想深度。借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欧阳修《唐崇徽公主手痕》“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的话，则可以说：“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这固然如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诗所说的“岁恶诗人无好语”，任何有良知的诗人都不能不正视苦难，但戴诗言辞的激烈与尖锐，在宋诗中是少有的，几乎是对恶浊的社会现实的控诉。儒家传统一贯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礼记·经解篇》载孔子语：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关于温柔敦厚，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作了这样的阐释：“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可见，戴复古痛陈时弊，在这一方面有一定的突破。“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白居易《夏旱诗》）戴复古《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麦熟》六首用写实手法细致描摹，写尽民生凋敝之状，既振笔直书民生疾苦，哀怜又完全发自内心， 思想深沉，是同时代诗人所无与伦比的，读之使人悲戚，也透露出诗人对农事关注的始终如一，如其一：“四野萧条甚，百年无此荒。早禾遭夏旱，晚稻被虫伤。富室无储粟，农家已绝粮。逢人相告语，生理尚茫茫。”其四：“琐琐饥年事，骎骎谷价高。人将委沟壑，谁肯发仓厫。涸沼鱼枯死，荒村犬饿号。与人同一饱，安得米千艘。”具备同一精神的还有许多，如《江西壬辰秋大旱饥，临江守王幼学监簿极力救民。癸巳夏不雨，几成荐饿，监簿祷之甚切，终有感于天》二首也描写大旱之年的社会真实，渗透了诗人的伤感之情，描写更趋细密，如其一：“恳切金章奏，精诚玉帝知。稻粱民性命，丰歉国安危。苗秀方成实，雨来还及时。人能合天意，天亦顺人为。”其二：“天续饥民命，神知太守心。骄旸化霖雨，六月借春阴。早稻先秋熟，晚田储水深。去年饥欲死，不料到于今。” 这样有感而发、针砭时弊的诗文最能证史。《刈麦行》从一前村寡妇的实际生活情形可以推想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以手中的笔去书写内心不平之气：“腰镰上垅刈黄云，东家西家麦满门。前村寡妇拾滞穟，饘粥有余炊饼饵。我闻淮南麦最多，麦田今岁屯干戈。饱饭不知征战苦，生长此方真乐土。”《诗经·小雅· 苕之华》就有这样的生活叙写：“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说：“诗贵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斯为上乘。若但工于琢句，巧于著词，全局必多不振。”《归舟已具，李宪楼仓有约，盗贼梗道，见避乱者可怜》二首也体现了民本情怀，可谓一曲乱世悲歌，情意哀楚。之一：“岁律又云莫，临风咏式微。两台方有约，一棹未成归。夜宿三家市，天寒百衲衣。豺狼当道路，鸥鹭亦惊飞。”之二：“仓猝抛家舍，遑遑走道涂。依山结茅广，（宜检反，一作屋）摘草当园蔬。老稚朝朝哭，生涯物物无。避军兼避寇，何日得安居。”“豺狼当道路”以及“避军兼避寇”等语，抨击尖锐。“岁律云莫”而仍然不知“何日安居”， 情调哀伤。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他的《汝坟贫女》、《田家语》等诗，表现了下层民众的痛苦，《陶者》以简朴的语言揭露了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岸贫》、《小村》也记录了农村的破败。这些对戴复古也有较大的影响。
  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为了更有效地展现自己的关爱之心，戴复古还以组诗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社会的凄惨状况，写尽残破不堪、民生凋敝的景象。沈德潜《古诗源》卷一二在肯定《西洲曲》是“似绝句数首攒簇而成。乐府中又生一体”的时候，强调诗歌“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无意中揭示了组诗的韵味与魅力。“组诗的特点是积单成组，具有拆分和组合的灵活性。分则各篇成为独立的自足体，可以按原有诗体的规范，驾轻就熟地运转捷思，拈出妙句，锤炼精品。合则可以匠心独具地牵联多篇，排列顺序，巧设布局，联手合力，形成浩浩荡荡的气势和林林总总的景观。因此它可以避免单首诗篇可能出现的单薄，又可以避免排律可能出现的排比声韵的笨重，形成内不失灵便、外可以吸纳众长的诗学结构体制。这就是组诗分离效应和综合效应，是这种双重效应的交互作用。”①所论极是。《大热五首》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组作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以弥补有关史书的阙略，也展示出情思的推进和深入。如其一，诗歌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炎热难当的生活图景，从而奠定了全诗沉重忧伤的基调：“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熔，人何怨炎热。君看百谷秋，亦自暑中结。田水沸如汤，背叶湿如泼。农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大热五首》中，诗人把自我小世界与时代和社会的大世界沟通，系民众的欢乐和痛苦于心头，放笔直言。如其二：“左手遮赤日，右手招清风。挥汗不能已，扇笠竞要功。
  南山龙吐云，腾腾满虚空。一雨变清凉，万物随疏通。向人无德色，大哉造化工。”其三幻想中显真情：“大渴遇甘井，汲多井欲竭。入喉化为汗，不救胸中热。吾闻三危露，迥与众水别。其色莹琉璃，其冷胜冰雪。安得一杯来，为我解此渴。”《大热五首》其四也是以己及人：“吾家老茅屋，破漏尚可住。门前五巨樟，枝叶龙蛇舞。半空隔天日，六月不知暑。西照坐东偏，南薰开北户。胡为舍是居，受此炮炙苦。”戴复古《有烹犊延客者，食之有感》一诗更是由人及物，充分暴露出人心的残忍与卑劣，艺术地展现了《孟子·梁惠王上》所推崇的仁者之德：“田家茧栗犊，小小可怜生。未试一犁力，俄遭五鼎烹。朝来占食指，妙绝此杯羹。口腹为人累，终怀不忍情。”其中的“茧栗”一词，指牛角初生时如茧似栗的样子。诗歌完全合乎《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大热五首》其五剖白心灵，正气凛然：“天嗔吾面白，晒作铁色深。
  天能黑我面，岂能黑我心。我心有冰雪，不受暑气侵。推去北窗枕，思鼓南风琴。千古叫虞舜，遗我以好音。” 三、实现自我只有展现真性情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人都有吐露心曲的需要，抒发出人生旅途上的体验之思，心有所感，发而为诗。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都执著张扬个体主体性的精神。在唐代诗人中，刘威也许是名不见经传，他的《三闾大夫》一诗却颇具韵味：“三闾一去湘山老，烟水悠悠痛古今。青史已书殷鉴在，词人劳咏楚江深。竹移低影潜贞节，月入中流洗恨心。再引《离骚》见微旨，肯教渔父会升沉。”刘威一生失意穷老，从《尉迟将军》诗可见其原来立志不凡：“天仗拥门希授钺，重臣入梦岂安金。江河定后威风在，社稷危来寄托深。
  扶病暂将弓试力，感恩重与剑论心。明妃若遇英雄世，青冢何由怨陆沉。”固然叹息“酒无通夜力”，但也有“事满五更心”（《冬夜旅怀》）的情怀，所以，诗人在这里肯定屈原终于垂名青史，实际上也反衬出自己的志意未酬。《旅怀》诗也慨叹：“物态人心渐渺茫，十年徒学钓沧浪。老将何面还吾土，梦有惊魂在楚乡。”称得上是真正的“心随秦国远，梦到楚山迷”（《秋日寄陈景孚秀才》）。戴复古也在有关作品中展示这样的情怀。
  从现存诗文看，我国第一首咏物诗应该是诗人屈原自况之词的《橘颂》，称颂橘的“独立不迁，廓其无求”。林云铭《楚辞灯》在对诗篇作了具体的论述后着重指出：“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所说极是。戴复古在创作中也追求感情的多层折光，在一些作品中自伤不遇，言近而意远。如《咏梅投所知》一诗就远承骚雅，沟通了自己与前贤的精神脉络：“洁白无暇美不娇，炯如珠玉餐林皋。独开残腊与时背，奄胜众芳其格高。欲启月宫休种树，如何仙苑却栽桃。
  不将品质分优劣，痛饮花前读楚骚。”诗人《腊梅二首》之二：“篱菊抱香死，化入岁寒枝。依然色尚黄，雪中开更奇。”追求一种自我价值的有效实现。《梅花》“幽兰开亦早，二妙喜同时”，也是从这一精神演化而来的，又能熔铸与渗透诗人的真情实感。作品中的梅花、幽兰形象正是诗人的自我投影。落拓失意的悲慨，在中国诗史上代有不绝。遇到失意不快之事，可以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意和牢骚，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哀怨情绪，自伤之意甚浓。戴复古的《诘燕》诗也蕴涵着屈子灵魂的精髓：“去年汝来巢我屋，梁间污泥高一尺。啄腥抛秽不汝厌， 生长群雏我护惜。家贫惠爱不及人，自谓于汝独有力。不望汝如灵蛇衔宝珠， 雀献金环来报德。春风期汝一相顾，对语茅檐慰岑寂。如何今年来，于我绝踪迹。一贪帘幕画堂间，便视吾庐为弃物。”这只有联系《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原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等意象的建构，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虽然二诗所写之物有异，但精神实质则同。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 亦时见于吟咏。”这段话亦可以推及一直认真学习诗圣的戴复古。
  四、化用意境“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陆游《次韵和杨泊子主簿见赠》）除了精神的承继，即以耽于艺术而言，戴复古对屈骚方面也有意境甚至文句、词语的借用，承继了屈骚的托物言志、抒情的审美传统，巧设比兴，活用《楚辞》， 取镕《楚辞》，在审美技法、艺术品格等方面对屈骚艺术既有承续又有新创，表现出对诗意的极力追求，以此实现辞采技巧与思想情感浑融一片的艺术境界。
  屈原《橘颂》中的“青黄杂糅，文章烂然”，应该说既是一种实写，也不妨理解成是一种审美艺术的探索，《思美人》也有类似的表达：“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招魂》中也说：“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同时，屈原的诗歌中又蕴含着丰富的地域审美因素。班固《离骚序》称许屈原“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人对于屈原“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 窃其华藻”（王逸《离骚经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风》《骚》为诗词之源。然学《骚》易，学《诗》难。《风》诗只可取其意，《楚词》则并可撷其华。”所论不一定全然合乎实际，但指出楚骚更适合撷取其艺术精华这一层应该还是正确。这是因为，“屈子诗学中，蕴含了重文才、重藻采、重学养的思想因子，开启了后代诗歌中五色相宣与繁音密节的美学传统，开启了以文才驾驭感情的传统”。① 牡丹是“万万花中第一流”（徐夤《牡丹花二首》之二）。戴复古《京口遇薛野鹤》所谓“懊恨牡丹遭雨厄，叮咛芍药为春留。狂吟有禁风骚些，语燕啼莺代唱酬”，明显是化用《离骚》的有关比兴手法入诗，直接继承“香草美人”比喻忠贞的寄托方法，沿袭屈骚审美传统和表现形式，用曲折方法表达怨意。陈骙《文则》：“《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无可喻乎？”诗人进入长沙领域，自然更是慨叹：“江蓠与杜若，何幸入骚经。”（《长沙有感》）《离骚》多次出现“江离”等意象，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杜衡与芳芷”、“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等，《惜诵》篇中也有“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这样的叙写。实际上，长沙一带并无江离一类的植物，江离主要生长于今天河南南部一带。② 后人多以此物表达对屈原的景仰、怀念之情。如孟郊《下第东南行》：“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江蓠伴我泣，海月投人惊。”仅存诗两首的唐人梁德裕在《感寓二首》其二中也借助“江蓠”意象立意，并被芮挺章选入《国秀集》中：“幽涧生蕙若，幽渚老江蓠。荣落人不见，芳香徒尔为……”朱熹《楚辞集注》完成后，杨万里作《戏跋朱元晦楚辞解》，其第二首说：“霜后枯藜无可羹，饥吟长作候虫声。藏神上诉天应泣，支赐江蓠与杜衡。”戴复古在诗中这样写，也只不过是化用屈原作品中的意象作眼前景，因此怀念屈子而已，闪烁着美学创造的智慧之光，也充分展现了对历史的熟谙。《浒以秋兰一盆为供》：“不过十数根，当作九畹看。”“九畹”的原型即来自《离骚》。又如《有感》“憔悴不堪渔父笑，寒温无益贵人书”、《饮中》“贤似屈平因独醒，不禁憔悴赋《离骚》”，都化用《渔父》诗意。《呈姚显叔奉亲送死极孝》：“无才为作《招魂》些，自有悲风宰树吟”，也化用了《招魂》词意。
  又如戴诗中的“南浦”一词。屈原《九歌·河伯》最早出现“南浦”的意象， 有了“与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的诗句。江淹《别赋》更是构建了“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样动人心魄的意象，真可谓是“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杨基《春草》）。唐宋人的送别诗中出现“南浦”意象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如王维《齐州送祖二》：“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其他作品中也有这一现象，如李商隐《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南浦无穷树，西楼不住烟”等，兹不赘举。
  有些作品还将“南浦”与“北梁”对举，以加深离别情怀，如骆宾王《畴昔篇》“北梁俱握手，南浦共沾衣”，真可以说是“欣赏《离骚》南浦句，风波满目美人愁” （阎而梅《题黄鹤楼》）。戴复古在诗中也多次使用，如《舟中病起登览》：“南浦佳人别，西风送客行。”《萧飞卿将使湖北戎幕，诗送其行，兼简秋壑贾总侍二首》之一：“远望西关路，愁看南浦云。”《送陈幼度运干》二首之一：“西山饯行色，南浦棹新晴。”《送刘镇叔安入京》：“西山一手为推毂，南浦几人争送君。” 《寄南昌故人黄存之、宋谦甫二首》之一：“南浦扁舟上，东湖万柳阴。”后诗“南浦”与“东湖”对举，则非一般的泛泛之语了，而是更切合当年南昌交游、盘桓的实际，无迹可寻，语浅而情笃，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送别题材的如《代人送别》：“南浦春波碧，东风送客船。别君杨柳外，挥泪杏花前。粉壁题诗句，金钗当酒钱。一声离岸橹，心碎楚江边。”戴复古的这种情怀又常结合自然山水感发（详下），从而显示出诗人时事诗独特而又完整的面目。总之，时代精神和具体表现形式的不同，并不影响戴复古与屈原二人在一些审美精神方面的真正接近。戴复古对屈骚精神既有创作精神上的崇尚，也有文学形态上的追摹， 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接受方式。

① 戴武军：《中国古代文人人生方式与诗学特色》，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６０页。 ①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３页。 ②〔前苏联〕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平明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１７３页。 ① 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５页。 ① 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７１页。 ①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２２页。 ① 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３６～７３７页。 ①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页。 ②详参赵逵夫《屈骚探幽》（修订本），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