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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指出：杜诗“无一字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而写时状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则善学诗者，舍子美其谁师也？”杜甫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史上最富于人格魅力的伟大诗人，充溢着不随世变化的儒家思想精髓，散发着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杜甫一生砥砺意志，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结，深沉地凝视民族的苦难，洞察精深，并倾注自己的生命去铸造诗篇，把诗与生命融为一体，是具有光辉人格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王昌寿《小清华园诗谈·自叙》论：“诗者，志之所之；而志者，情之主，性之迹也。性正而后志正，志正而后思正，思正而后诗正，而后无邪之旨乃可言焉。”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上，在中国数以万计的诗人中，这样的诗学判断用在杜甫身上是最为合适的。在杜甫的诗学观中，诗歌与现实永远有着血肉的联系，一切为民生疾苦而立言。正如贯休《读杜工部集二首》之一所说：“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岂非玄域橐，夺得古人旗。日月精华薄，山川气概卑。
  古今吟不尽，惆怅不同时。”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杜甫身上体现出无比关切的仁者情怀，他的精神和品格熔铸成动人的诗篇，哺育了历代进步作家。日本近代诗人国分青崖（１８５７—１９４４）有《咏史三十六首》，其中《杜甫》一诗全面概括杜诗的精神境界与艺术成就及对后人的影响，不妨抄录如下：“诗到浣花谁与衡？波澜变化笔纵横。读书字字多来历，忧国言言发性情。
  上接深雄秦汉魏，下开浩瀚宋元明。灵光精彩留天地，万古骚人集大成。”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王安石《子美画像》）安史乱中，“儒生老无成”而仍然怀抱“臣子忧四番”（《客居》）之心的杜甫备尝战乱的苦痛，身远朝廷而仍心系社稷，和父老乡亲一起流浪奔波。
  诗人以这样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三吏”、“三别”、《北征》等现实主义名篇，真实而又全面地叙写当时动荡不定的战事和政局，吟唱着一首首揪人心弦的时代哀歌。梅尧臣《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芜江怀寄吴正仲》：“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迁笔更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范温《诗眼》载黄庭坚称赏杜甫《北征》“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后集卷第十五又引《潘子真诗话》载：“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志在匡世的诗人凭着一颗真诚的忧民之心，以深沉的目光注视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不但要展现各种社会现象，更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探根究底的剖析，对纷纭繁杂的历史现象作深层透视，从而广泛、深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盛极而衰的历史事实。就是在登览山水中，诗人也常常流露出伤时忧国之情，实现了中国山水诗革命性的伟大突破。可见，杜甫匡君济世的人生理想虽然没有得以实现，但依然以其诗歌直面现实人生，严格按生活自身的逻辑客观冷静地反映生活，穿透现象，洞悉社会、人生百态的本相。总而言之，关注世道人心之精神在另一个角度得以有效地展开。叶燮《原诗·外篇上》曾说：“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指出：（杜甫创作）“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钱谦益《曾房仲诗序》中说：“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韩之《南山》、白之《讽谕》，非杜乎？若郊若岛，若二李，若卢仝、马异之流，盘空排奡，横从谲诡，非得杜之一技者乎？”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云“窃攀屈宋宜方驾”。
  唐人中就已有以杜拟屈者，如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手接汨罗水，天心知所存。固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消凝伤往事，斜日隐颓垣。”裴说《经杜工部坟》：“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紫菊馨香覆楚醪，奠君江畔雨萧骚。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冢更高。! 骥丧来空蹇蹶，芝兰衰后长蓬蒿。屈原宋玉邻君处，几驾青螭缓郁陶”等。面对着历史的悲剧和现实的苦难，宋以后更在这方面作了深度的开掘，从而找寻出中国诗史上屈骚精神的真正流播途径。黄庭坚《大雅堂记》称：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杨维桢《李仲虞诗序》：“观杜者不惟见其律，而有见其骚者也；不惟见其骚，而又见其雅者也；不惟见其骚与雅者也，而有见其史者也。此杜诗之全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指出杜甫着重从精神实质上加以借鉴而不是艺术形式上模拟的艺术真谛：“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雄中壁立处。”作为杜诗艺术的步趋者，戴复古与杜甫可以说是心神感契。
  朱鹤龄《笺注李义山集·序》有一番颇具眼力的评论：“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也。”实际上，戴复古的诗也踵美杜甫， 他的诗歌美学思想也完全承祧杜甫现实主义诗美精神一脉而来，又往往印刻着其师陆游的审美痕迹。陆游《读杜诗》：“向令开天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在日常生活中也多是“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惟有愚忠穷未替，尚余一念在元元”（《舟中作》）。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学习杜诗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示子遹》一诗中深情感叹：“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有《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草堂拜少陵遗像》等作品直接表达自己对杜甫的景仰之情。正如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所说的：“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林景熙又在《题陆放翁诗卷后》中说：“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一论可谓知言：“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刘基《题陆放翁〈湖上诗〉后》一诗也赞赏陆游“甚欲赋诗追杜子，也能纵酒学陶公”。所以，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指出：“（放翁）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从杜公之心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 余光中在《从天真到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一文中深情地指出： “无论如何，支撑中国诗道传统的，仍是儒家精神的志士胸襟与仁者的心肠。
  李白令我们兴奋，王维令我们安详，李商隐令我们着迷，陶潜令我们钦羡，但真正令我们感动的，是杜甫，因为他才是人间的，他毫无保留地交出了自己。”①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有所谓的“一祖三宗”之说：“简斋诗即老杜诗也。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 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
  余皆傍支别类，得斯文之一体者也。”大体上理清了杜甫诗歌传统的精神意脉。
  固然吴可《学诗诗》三首之二有“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的说法，但那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表达而已，实际上，中唐之后，真正能突破和超越杜甫诗格、诗艺的又有几人？正如《新唐书·杜甫传》所说的“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日本江户初期诗人伊藤东涯（１６７０—１７３６）有《读杜工部诗》（《绍述先生文集》卷二三）由此生发：“一篇诗史笔，今古浣花翁。剩馥沾来者，妙词夺化工。慷慨忧国泪，烂醉古狂风。千古草堂在，蜀山万点中。”《师友诗传录》中，王士祯则集中强调杜甫的忠君爱国之气：“有宋以来谈诗家，乃祧盛唐诸人，而专宗少陵。……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冠古轶今，则人有大成之号。”《杜甫祠》中戴复古这样慨叹：“呜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涨。文章万丈光，不随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尧舜上。
  时兮弗我与，屹然抱微尚。干戈奔走踪，道路饥寒状。草中辨君臣，笔端诛将相。高吟比兴体，力救风雅丧。如史数十篇，才气一何壮。到今五百年，知公尚无恙。麒麟守高阡，貂蝉入画像。一死不几时，声迹两尘莽。何如耒阳江头三尺荒草坟，名如日月光天壤。”这岂是真具江湖气者所能言说。戴复古《寄复斋陈寺丞二首》之一：“持论太高天动色，忧时未老鬓先斑。平生风节谁其似？ 汲暗朱云伯仲间。”显系融化杜、陆二人的相关诗境而得，并且全诗也步陆游《书愤》诗韵。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云“风骚共推激”，《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其一又说“文雅涉风骚”，《陈拾遗故宅》称赏陈子昂“有才继骚雅”。费锡璜《汉诗总说》谈到屈原的诗歌创作时说：“屈原将投汨罗而作《离骚》……千古绝调，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时。唯其失意不可解，而发言乃绝千古。”杜甫的大量作品都是这种既“失意不可解”，又“发言绝千古”的艺术杰构。
  杜甫更是借以展示开阔的襟怀，对现实生活作审美的把握，往往展现与屈原一样至诚与执着的忧国忧时之心，灌注了充沛的生气，展现出对屈骚精神最独特而又最深切的情感体验，有着异代人之间的心灵共振。黄庭坚《大雅堂记》称“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 深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少陵先生，博极群书，驰骋古今，周行万里，观览讴谣，发为歌诗，奋乎《国风》、《雅》、《颂》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该夫众体。自唐讫今，余五百年，为诗学宗师，家传而人诵之。”杨维桢《李仲虞诗序》：“观杜者不惟见其律， 而有见其骚者也；不惟见其骚，而又见其雅者也；不惟见其骚与雅者也，而有见其史者也。此杜诗之全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指出杜甫着重从精神实质上加以借鉴的艺术真谛：“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雄中壁立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七中又有自己的解读： 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至杜陵，负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驾《风》、《骚》而上之，则有所不能；仅于《风》、《骚》中求门户，又若有所不甘，故别建旗鼓，以求胜于古人。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
  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自有杜陵，后之学诗者，更不能求《风》、《骚》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为止境。
  杜甫的创作往往得神遗貌，贴近生活，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有力地增加了抒情的深度与力度。“在屈骚和杜诗中所蕴涵的忧患感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有积极性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者”。① 戴复古《随军转运司王宣子上巳日会客》也有“忆昨醉君京口酒，伤今读我《石壕》诗”之叹，与杜圣的心灵世界接通，有对杜甫人格精神的深刻感悟。
  杜诗往往使他产生心灵的共鸣，《祝二严》称赏严氏兄弟也是从这一角度立意的：“遍参百家体，终乃师杜甫。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读邹震父诗集》：“邹郎雅意耽诗句，多似参禅有悟无。吟到草堂师杜甫，号为梅屋学林逋。润滋草木山含玉，光动波澜水有珠。学力到时言语别，更从骚雅着工夫。”邹登龙，字震父（甫），临江人，有《梅屋吟》。戴复古赞赏邹登龙以杜甫为师、从骚雅入门的正确方法，这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份深切感受在里面。邹登龙《戴式之来访惠〈石屏小集〉》则称：“诗翁香价满江湖，肯访西郊隐者居。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贾岛少骑驴。但存一路征行稿，安用诸公介绍书。篇易百金宁不售，全编遗我定交初。”可见二人的相为推许，心气互通。
  杜甫的作品全面提升了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社会功能，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在论及杜诗时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胸襟之大，抱负之远，戴复古自不可与杜甫同日而语。但与一般时人相比，则戴亦自独出。创作中，戴复古着力师范， 一些作品往往能深得杜诗神理，在黄庭坚、陆游之后，实属不易。刘克庄《送戴复古谒陈延平》：“仓部当今第一流，艰难有诏起分忧。城危如卵支群盗，胆大于身蔽上游。应是孔明亲治事，岂无子美可参谋。君行必上辕门谒，为说披簑弄钓舟。”周弼《戴式之垂访村居》称赏戴诗：“美刺箴规三百篇，删取皆经圣人手。汉魏著述充层云，采撷花草香纷纷。其间国政最亲切，世许少陵能爱君。” 高斯得（１２０１—？）在《次韵戴石屏见简二首》之一中也说：“采玉探珠遍九围，先容分不到离奇。委心自信天行止，用世定惭道觉知。且可谩持东海钓，终期不负北山移。杜陵虽老心犹壮，盍与同寻蜀相祠。”《次韵戴石屏见寄》明确称戴复古是“投老安逢户，平生似草堂”，都是以杜拟戴。戴复古《读严粲诗“风撼潇湘覆（《永乐大典》卷九○三引戴复古下有“非深于杜诗者不能作此语”十一字），江空雪月明”，以其一联隐栝为对》称赏对方是“李杜诗坛上，为君题姓名”。在这个“天下以杜甫为师”（叶适《〈徐师远文集〉序》）的时代里，戴复古创作上往往深得杜诗风神。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指出明人学杜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戴复古诗绝无明人之弊。所以，戴复古诗学的主体精神可以理解为近承放翁，远绍杜圣，溯源屈子。萨都剌《寄金坛元鲁宣行操二年兄》：“自是诗人有清气，出门千树雪花飞。”屈原、杜甫、陆游都是中国诗史上最具“清气”的诗人，戴复古多少也受到熏染，时人自难及之。
  陆游要求对作品“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何君墓表》）。戴复古正是努力实践着这样的美学目标，往往得陆诗妙谛，命意炼句有酷肖放翁处， 有着人文精神传递的切实途径。因为诗人常常是“皱眉观世事，把酒读《离骚》”（《有感》），也自认为是“论文才力短，忧世话头长”（《见湖南绣使陈益甫大著三首》之三）。所以，屈原及其思想自然就成了戴复古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关历史人物话语，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了诗人心理流程的情思档案，使人产生强烈共鸣。如《饮中》“贤似屈平因独醒，不禁憔悴赋《离骚》”、《与侄南隐等赓和》“谈麈一挥尘事少，《离骚》才读醉魂醒”等，而《九日登裴公亭，……》“心怀屈贾千年上，身在潇湘八景间”则是诗人最经典的表达了。《端午丰宅之提举送酒》也有“海榴花上雨萧萧，自切菖蒲泛浊醪。今日独醒无用处，为公痛饮读《离骚》”的情意表达。东晋王恭曾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 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诗句即从此点化而出，但蕴藏着诗人几多的不平和悲慨，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在诗境和诗情方面都逐渐走向博大与深沉。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论诗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审美意蕴。舒岳祥《夏日山居好十首》之八再进而深化为“焚香诵《周易》，痛饮读《离骚》”。清人阎而梅《书梁吟梁斋中》也有“痛饮《离骚》闭门住，西园花下即深山” 的深情。蔡松年《念奴娇》有“《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句，魏初《念奴娇》（为王约斋绍明寿）有“《离骚》痛饮，问毕竟、世上功名何物”的情意展露。
  戴诗中出现较多的其他历史人物形象则为杜甫、陶渊明、王粲及其师陆游等。《侄孙昺以〈东野农歌〉一编来，细读足以起予……》中，诗人着力推崇风雅之思，肯定戴昺对晚唐诗歌创作的态度：“吾宗有东野，诗律颇留心。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霜空孤鹤唳，云洞老龙吟。群噪无才思，昏鸦自满林。”都是这一精神意脉的自然流动。陆游《跋〈后山居士长短句〉》称“唐末诗益卑”，《又跋〈花间集〉》也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在《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一诗中，诗人更是深情地指出： 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 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航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
  正如张宏生所论：“如果我们承认戴诗的思想内涵是继承了‘飘零忧国’的杜诗的影响的话，那么，有必要指出，陆游正是他们之间的一座桥梁。”①也就是说，戴复古学诗师从陆游，而得以直窥老杜藩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歌德强调：“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但是最近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由于自己本来就虚弱，却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文艺作品里，伟大人格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多余的因素。”①屈原、杜甫、陆游三人都可以说是我国诗史上人格最为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