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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杰尔查文的作品·第二篇》指出：“……只有当诗人所表现的信念是发自衷心，而这信念又扎根在他那时代的历史和社会土壤里的时候，他才能是真挚的，从而是赋有灵感的。”①陶文鹏更是强调：“江湖诗人中的大多数人，早年多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怀抱伤时悯国的激情。”②戴复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身处时危世艰之时，一切有良知的文士自然应该面对社会现实，真切地反映这样的时代生活。戴复古也是这样，用自己的诗笔描绘出时代的苦难。时事诗成了戴诗现实性最强的一部分。《礼记·礼运》篇中说：“人者，天地之心。”戴复古拥有一颗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执著之心，艺术触角伸向了较为广阔的时空，也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刻悲悯，在作品中多能把个人的失意与对社会政治的抨击有机结合，既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当下社会的客观面貌，充满浓厚的忧国伤时之情，也展现出主体复杂微妙的心灵世界。这一曲曲时代的悲歌中，回荡着千古不衰的情思，显示出现实美学精神的内涵，实现社会功能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同步追求，焕发出强烈而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诗人接受和学习屈骚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部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艺术发展史，而且也是包含着各种精神、意识的发展史”，③屈骚精神的定格、接受与弘扬便形成了一个自具特色的历史过程。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论诗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孕育和熏陶。反过来，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会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屈原就是中国诗史上最具这种影响力的人之一，光照千古，承其余泽者不可遍数，即李白所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唯有深浓的大爱，才有真正的大诗人。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①所论虽然是“戏剧体诗人”，但可以推而广之到一切优秀的诗人乃至任何文学艺术家。因为，任何一个优秀作家，其作品蕴含的思想感情都不是个人化的，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着整个时代乃至是历史文化精神。屈原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作家之一。贯休《古意九首》之四赞许：“乾坤有正气，散入诗人脾。”屈原正是我国最早拥有天地正气的诗人，虽然秉不世之才，砥砺节行，“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悲天悯人，胸怀博大，终其一生却是矛盾而又痛苦， 因为遭逢了一个“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的社会。但诗人最终还是能够跨越一己的苦闷，矢志不渝地探求真理，最终以死明志。正如王十朋《题屈原庙》诗所赞颂的：“自古皆有死，先生死忠清。”日籍诗人菅茶山（１７４８— １８２７）《屈原行吟图》也感叹：“寒溆兰荪岸，春郊萧艾深。沅湘千古恨，天地独醒心。”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第三十五）屈原的创作开创了由《诗经》的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其《离骚》、《哀郢》等作品也就是深刻反映时代重大事件的时事诗，诗人以其特殊的时代际遇，抹去了诗与生命界限，在诗篇中充分宣泄了强烈的爱国感情，体现自己卓尔不群的人格精神， 而不是个人情志的随意抒发。《离骚》一诗便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诗人自身的不平遭遇创作而成，反复陈述他对“美政”理想的追求以及不懈努力， 显示其不屈于邪恶势力的坚强秉性，展现诗人忧愤、悲伤却又奋发向上的精神世界，给人以强烈的社会感、时代感和现实感，也深深地打动后人。苏轼《屈原塔》说：“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实际上不仅是楚人，所有国人都以屈原为自豪，也深受屈原精神感动的，从而成为一种文学史上的悠长传统。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这样的文化现象：“在精神生活中，一旦形成了的东西就不再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出现。”①这同样也适合评判中国的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历史。中国传统诗歌以《风》、《骚》为正源。张戒说：“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 《风》、《骚》为一等。”（《岁寒堂诗话》卷上）刘熙载（１８１３—１８８１）在《艺概》卷二《诗概》中则强调：“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 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缪钺《论李义山诗》就这一话题充分展开： 昔之论诗者，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出于《骚》者为正，出于《庄》者为变。斯言颇有所见。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于庄，或偏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而其分配之比例又因人而异，遂有种种不同之方式，而以近于屈者为多，如曹植、阮籍、谢灵运、谢朓、张九龄、杜甫、柳宗元等皆是，故论者谓吾国诗以出于《骚》者为正。② 戴复古《辛丑岁暮三首》之一有言“身从忧患老，事逐岁时迁”，斥时议政之作不在少数，从而在作品中真实地揭露种种社会矛盾。国人的文化心态中早就有了普遍的忧患意识和感伤情绪，即使“忧患”一词产生较迟。《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庄子·骈拇》：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孟子·离娄下》也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战国策·楚策》所载较为详尽：楚国“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壹暝而万古不视，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一代有一代不尽相同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论者认为“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搅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以达善美统一境界的心态”。① 而与一般的“忧社稷者”相比， 屈原的情感应该更为深切与强烈，也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诗人空怀爱国心志而无法施展、无所归依，所以他的《离骚》等作品自然深得性情之真，不去悲叹自己的时运不济，而是着力展露忧国忧民的幽愤心情，倾注着他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关切之情。钱穆在《谈诗》一文中指出：对屈原来说，“前面并非没有路，但屈原不肯走，宁愿走绝路。故屈原《离骚》，可谓是穷而后工的最高榜样。”②这应该是屈骚精神的精髓所在，闪耀着作家的人格光辉。严酷的现实唤起诗人的忧患意识，屈原一生从来都没有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尚永亮指出：“屈原人格和屈赋风格的主要特点亦即核心，是沉郁缠绵之情、劲直峻伟之志、清奇高远之气和与之相关的风格、境界，它们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③。所谓屈骚精神，总体上也可以理解为屈原对理想的执著精神， 诗人身上所显示出的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它“一方面包含了他忠贞爱国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包含着他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屈原追求的是一种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高度融合，正是这种追求才使得屈原吟唱出卓绝一世的《离骚》，谱写了为后世俗儒、腐儒所不容的怨刺诗篇”。④ 愁苦出诗人。面对着种种愁苦，屈原把“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着千百人的心……”⑤如《惜诵》中诗人自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原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抽思》也表达这样的深情：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周建忠在《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鸟瞰》一文中则认为屈骚精神应该包括“哀怨”的忧患意识、“疾恶”的批判精神、追求“美政”的理想主义、“惊采绝艳”的浪漫精神，“自铸伟辞”的创造精神等①。固然各家对屈骚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所表述的并不完全一样，但在精神实质上还是相通的，它都能引人深思，促人感奋。

①〔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５０页。 ②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０页。 ③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页。 ①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２８页。 ①〔瑞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８页。 ②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２３页。 ①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２页。 ②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９页。 ③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１页。 ④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３页。 ⑤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１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２５６页。 ① 周建忠：《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鸟瞰》，《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