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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处，所以，挖掘干预现实生活的潜能， 注重诗与世运的关系，写实讽喻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美学传统，是中国诗学的根底所在。更何况，宋代是一个儒学全面复兴的时代，更注重诗学的归乎雅正。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指出，文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诗歌也一样，它本身就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人的秉性、德行等方面的全面展示。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玩艳。”众所周知，抒写情感是诗歌创作的根本特性，缺少了真情实感，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也就不复存在，戴复古的诗学见解在赵宋时代应该说是较为进步的，终其一生都强调诗歌中的情感因素。“社会崩裂所造成的巨大痛苦，是最容易强化敏感的诗人的社会历史意识和生存意识的。”①人们少有纯然抒写个人孤独的情感体验的，正如欧阳修《镇阳读书》所说“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讲求创作具有深厚的现实色彩。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也说：“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则是有感而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 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黄庭坚《答秦少章帖》之六又称：“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论则过于偏狭：“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于是六义寝微矣。” 王直方《题清芬阁》：“人以诗自业，在唐如蜂房。香英众采撷，论功归其王。恭维少陵老，实提六义纲。人能分一体，犹足生辉光。……”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反对那些“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戒。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的创作现象。戴复古也以振兴风雅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准则，从审美本体论的角度强调对以往美学思想的继承，认为诗歌创作要反映国事民瘼，然后把现实生活的苦难完美地转化为诗，见地精深。《题郑宁夫玉轩诗卷》是他诗学思想清晰的表达：“良玉假雕琢，好诗费吟哦。诗句果如玉，沈谢不足多。玉声贵清越，玉色爱纯粹。作诗亦如之，要在工夫至。
  辨玉先辨石，论诗先论格。诗家体固多，文章有正脉。细观玉轩吟，一生良苦心。雕琢复雕琢，片玉万黄金。”固然自知“万事装成百年梦，五行注定一生穷。
  残花但有凋零分，枯木难沾造化功”（《寄朱仲是兼佥》），有时也自叹“行色催人诗未就，寄情庭院落花间”（《汪可见教授约诸丈凤山酌别》）；但“世间公道要扶持”（《寄项宜甫兼简韩右司》），则是其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其诗歌创作的命脉所在。所以，戴复古的诗歌美学思想自然极为讲求诗的内质的挖掘，从内心审美感受出发，并在一定意义和层面上承诺了社会历史的使命，具有激人进取的艺术力量。吕本中《紫微诗话》：“众人方学山谷诗时，晁叔用冲之独专学老杜。”戴复古也主张“诗谈天下事”（《秋怀》），抨击卑弱的诗风，希望有如杜甫、陈子昂等人的警时醒世之作。他的诗虽多写湖山秀色、羁旅行役，但也有抚世伤时之作，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颇得杜诗精髓。因为，只有这样，情致才能真正深厚。《寄吴明辅秘丞》称赏“七十七翁犹眼明，三台星畔见奎星。文章有气吞余子，议论无差本六经”，也表达了同样的审美意趣。这正如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的诗》一文中所说：“在普通的诗人们，如果内在的（主观的）因素占优势，这就是才能不足底标记。他们的主观性意味着表现个人，而个人，如果脱离群体而单独地呈现着，永远是局限的。他们经常讲着自己精神上的病痛，而且老是那一套；读他们时，你会不自禁地想到莱蒙托夫的这几行诗句： ‘你痛苦不痛苦，于我们有什么关系？……’”①固然“诗言志”是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但戴复古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提出并加以强调，则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的《题郑宁夫玉轩诗卷》等作品都借评赞他人，表述自己的诗学思想。
  “道谊无穷达，文章有是非。”（《送侄孙汝白往东嘉，问讯陈叔方诸丈》）“正脉”有时也叫“正统”，其名虽异，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陆游《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时时醉黄封，高咏追屈宋。”戴诗的诗学精神源此。“正脉”或称“风雅”，即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的“别裁伪体亲风雅”。戴复古《和山谷上东坡古风二首，见一朝士， 今取一篇》紧承此意：“自鬻非奇货，强鸣非好声。法当老山林，松根断（一作斫）茯苓。朅来长安道，霜鬓迫衰龄。穷吟无知音，只觉太瘦生。公诗妙一世， 风雅见根蒂。比兴千万篇（一作端），已作不朽计。穷达虽不同，嗜好乃相似。” 《谢东倅包宏父三首，癸卯夏》之一也表露了诗人的心迹：“诗文虽两途，理义归乎一。风骚凡几变，晚唐诸子出。本朝师古学，六经为世用。诸公相羽翼，文章还正统。晦翁讲道余，高吟复超绝。巽岩许其诗，凤凰飞处别。”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戴复古关于“本朝诗出于经”的评判就是建立在诗人对中国历代诗歌进行全面品读后的发自心灵深处的感应，属于洞微知著的深刻见解。欧阳修《答祖择之书》曾经强调：“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戴复古在这一基础上着重指出“本朝师古学，六经为世用”，是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可惜在当时却少有同调者。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十五引《潘子真诗话》载：“山谷尝谓余言： 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真情性源自澄澈的胸襟。杜甫思想的触觉伸展得极远， “在杜甫的艺术意念中，‘真———骨———神’三者是统一的。真是深刻的真，神是有根基的神，骨则是支撑于真、神之间，使真直立起来、使神站得稳的审美风格的选择。他对绘画的审美意念，往往被引申到诗歌和书法，相互贯通融会。
  即便是以诗叙事的时候，他也是追求着、丰富着和发展着以写真为基础、‘真———骨———神’相统一的审美理想的”，①真称得上是不刊之论。戴复古与杜甫可谓是心神感契，他的诗歌美学思想也完全从杜甫现实主义诗美精神一脉而来，遥奉圭臬，嗣响承流。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指出：“唐之世二百年，诗称极盛，然其间作者类多长于赋景而略于言志，其状草木鸟兽甚工，顾于事父、事君之际，或阙焉不讲。惟杜子美之诗，其出之也有本，无一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而写时状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则善学诗者，舍子美其谁师也欤？”（《曝书亭集》卷三十一）是具有卓识的精到评论。《杜甫祠》等作品中浅显的描述性的东西，深蕴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哲理，是人生苦难经验的凝定，颇得杜诗顿挫之神，也印刻着其师陆游的审美痕迹。也就是说：戴复古诗学的主体精神近承放翁，远绍杜甫，溯源屈子，创作中也能逐渐内化为一种较为自觉的艺术手段。在这一意义上说，诗人与其师陆游可以说是争辉比美。
  《谢吴秘丞作〈石屏后集序〉》“恶诗有误公品题，不是夔州杜少陵”，也有几分自许的意味在。《黄州竹楼呈谢国正》称赏对方：“每日黄堂事了时，一心惟恐上楼迟。发挥天地读《周易》，管领江山歌杜诗。”受杜甫这一精神的感召，传统士人弘扬者代不乏人，以诗歌形式刺美现实，针砭时弊，如严粲，诗人就称许他“粲也苦吟身，束之以簪组。遍参百家体，终乃师杜甫”（《祝二严》），其弟严羽， 诗人也这样赞许：“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祝二严》）也有着品诗论文的精到之见。元代的杨维桢在《读弁山隐者诗钞》自述“铁心道人前进士，弃官归来隐喜市。作诗每刺美未忘，窃比开元杜家史”，完全可以说是步武戴复古诗论的。
  刘克庄《韩隐君诗序》：“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 戴复古的诗歌立足于真情，努力融入自己的美学观念与价值取向，追求诗思的提炼和凝聚，在自然美中也能融入社会人事的深厚内涵，传递内心真切的感受。《南岳》诗便极具典型性，深有历史沧桑的创痛：“南云缥缈连苍穹，七十二峰朝祝融。凌空栋宇赤帝宅，修廊翼翼生寒风。朝家遣使严祀典，御香当殿开宸封。伏愿四海扶九重，干戈永息年旅丰。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结穴处的主题开掘之深，少有人比。戴复古在大自然的俯仰优游中寻找表达自己内在意绪的感性符号，空间感被充分地情绪化了，从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意境，时间与空间高度凝缩成一种晶化的艺术境界，增强了对现实的表现力，令人产生浩阔的审美联想。黄震《黄氏日抄》卷九一《书刘拙逸诗后》：“近有所谓江湖诗者，曲心苦思，既与造化迥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诗于是始卑”。黄氏立论如此偏颇，全面否定，殊难服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九《假诗》条引黄鄮山语，并认为是专论翁卷、戴复古的诗歌创作，更是大谬。
  俄国美学理论家列·斯托洛维奇指出：“审美关系虽然被人看作纯个人的、绝对自愿的关系，但它却用看不见的，然而是最密切的纽带把个人和社会联结起来。人通过审美价值也加入到道德关系、政治关系和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中，同时不失却自己个性的独立自主感，并体验到精神享受，这意味着人不是表面地而是深入持久和切实地加入地这些关系中。”①戴复古的审美过程是完全符合这一价值判断的，富有现实的精神，而在诗审美中对空间的体验如此深刻，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中国诗歌审美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这是诗的一种至境，与当时诗坛情感肤泛、内质贫弱的作品相比，这样情致深厚的诗作更显得弥足珍贵。刘克庄《跋方俊甫小稿》也认为：“余观古诗以六义为主， 而不肯于片言只字求工。季世反是，虽退之高才，不过欲去陈言以夸末俗，后人因之，虽守诗家之句律严，然去风人之情性远矣。”林景熙论诗最重关合时世，强调抒写忧世伤时的怀抱，这一诗学理念就明显地受到戴复古的影响。如《杂咏十首赠汪镇卿》其五从立意、构思一直到对杜甫的推崇都与戴复古如出一辙：“子有忧世心，蒿然见眉睫。崇交拟昔人，西风寄三叠。作诗匪雕锼，要与六义涉。臣甫再拜鹃，高风或可蹑。肯作蟋蟀鸣，悲凉和秋叶。”